中国法律思想史学先秦时期的法律思想

关于法家法律思想，有学者论述了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的法律思想。学者从“法家并非法理学家”和“实行政治家恰恰是法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两个方面对胡适关于“法家”称谓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从礼、义、廉、耻的“国之四维”、“相地而衰征”、“仓廪实则知礼节”、“四民分居定业”、“反对专任刑罚”五个角度论证了管仲的法律思想。

也有学者以“法治”思想为切入点对法家思想做了有益的探讨。指出法家的“法治”传统思想包含着以法为本、因时而制、明白易知、刑无等级、强国富民等内容，与现代法治具有一定意义的契合，对现代法治是有所助益的。但是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相距甚远，如治吏治民不治君、君主至上、重刑思想等，其中包含很多封建糟粕，也可能成为现代法治的障碍。因而对法家的思想必须进行批判和分析，做到古为今用。有的学者则从法家“法治”思想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动态影响出发，指出从治国观念、治国文献、治国手段三方面考察，法家的治国方略应为刑治。然自梁启超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学界主流一直将法家治国方略概括为法治。这是一种误读。与法家“法治”说的理论相呼应，各种改头换面的“法治”理论和实践在近现代中国流行。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之际，应对“新权威主义”、“新秩序主义”、“新工具主义”等各种“新法家”思想进行彻底反思，认识其不可消解的疏漏和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