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的研究中，李增军（1995）把“城中村”称为都市里的村庄，田莉（1998）把“城中村”称为都市里的乡村，敬东（1999）把“城中村”称为城市里的乡村，叫法并不统一，2000年左右逐渐统一为“城中村”。
从地域和社会关系的角度定义，代堂平（2002）认为，从地域角度上讲，“城中村”现象是指已被纳入城市范畴的局部地区;从社会属性的角度上讲，“城中村”现象属于传统的“农”村社区的矛盾现象，是一种特殊的社区。
从区位和社会特征的角度定义，张建明（1998）指出，“城中村”位于城乡边缘地带，一方面具有小农经济思想和价值观念，保有着乡村的某些景观;另一方面拥有城市的某些基础设施和生活方式，具有城市的某些特征。
从土地利用和土地产权的角度定义，李俊夫（2004）指出：“‘城中村’是指那些位于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或城乡接合部，被城市建成区包围或者半包围的，没有或者仅有少量农用地的村庄。”
（二）“城中村”的分类
（三）“城中村”的特征
1.景观特征。“城中村”建筑密度太大，形成“贴面楼”“一线天”“握手楼”等独特景观;缺乏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公共绿地与体育等设施（蓝宇蕴，2001）。
2.人口特征。现在“城中村”的人口构成比较复杂，外来人口多，有相当强的异质性，不像传统的农业社区人口构成相对单一。由于本地人局限于与本地人交往，外地人局限于与自己同属一个地域的人交往，以及本地人与外地人在收人、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存在的差异，导致本地人与外地人的交往比较少，关系淡薄（刘伟文，2003）。“城中村”人口密度高，人口规模大拥有大量的暂住人口，本地村民数量不多，暂住人口的比例甚至超过本地人口（郭艳华，2002）。
3.社会特征。“城中村”大多处在农村管理体制之下，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缺乏像城市一样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管理;人口构成相当复杂并且外来人口比较多，治安比较差（侍克善，2005）。由于历史的原因，“城中村”在道路、排水、供暖供电、垃圾处理等方面并没有与市政设施干线配套，造成了基础设施不完善（张成福等，2004）。
二、关于“城中村”的形成原因
（一）局部利益驱动
“城中村”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土地大幅升值，大部分“城中村”的村民开始不断扩建房屋，在房屋租赁市场中，由于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当地村民靠出租房屋获得可观的租金收入，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使“城中村”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吕宏芬等，2005）。从个体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农民在房屋租金和土地快速增值的情况下，追求房屋租金和土地收益最大化，使得“城中村”这种特殊的建筑群体和村落体制形成（李培林，2002）。
（二）二元结构体制的存在
在城乡二元结构制度下，“城中村”是这种特殊制度下的产物。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制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包括二元的土地制度;二元的行政管理制度;二元的人口管理制度，其中二元化的户籍管理制度对“城中村”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这种二元体制框架中，二元土地制度是“城中村”产生的核心因素（张润梅，2007）。“城中村”与城市相比，在土地制度方面存在着差异，表现在仍保留归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村籍制度、社会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内容也存在差异，村籍制度的差异表现在原来的村民尽管农耕地被征用后几乎全部转为城市居民，但是仍然保留着村籍，作为强大的村集体经济的股东，因此在经济地位上和一般市民及外来房屋租客相比有极大的差别，所以他们更愿意成为村民而不愿意成为市民（李培林，2004）。
（三）城市规划管理的滞后
（四）文化的限制
三、关于“城中村”的治理改造
国内的研究者普遍是根据“城中村”的总体特征提出治理改造的措施或者针对自己研究的具体的“城中村”提出对应的治理改造的思路。本文按年代顺序对国内有关于“城中村”治理改造的研究进行综述。
田莉（1998）认为，应加强村镇规划和建设管理，尽快对城市周边的村庄进行改造，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城市里的乡村”的发展，完善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后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强化其法制观念。杜杰（1999）结合深圳市罗湖区原农村城市化进程的例子，认为改造““城中村””应从发展决策、“城中村”内在要求、体制、文化、经济、法制、组织人事等方面入手解决“城中村”问题。
周森（2002）认为，“城中村”住房建设规划滞后，城乡两种管理体制不对轨，当前要着重解决如下三个主要问题：第一，规划要先行;第二，政策要灵活;第三，工作要务实。王素云（2003）对郑州市都市村庄进行调查提出，改革都市村庄的经济体制，重视产权制度创新是改造都市村庄的关键;以人为本，建立完善改造后居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制，关心都市村庄居民的切身利益;改革都市村庄的人口与城市管理体制，发展独具特色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三方面论述都市村庄的改造。
翁志超（2004）从量化资产，确权到人，实现居民按出资额分红;房产改革中的博弈;非政府力量的广泛参与三方面论述“城中村”改造的对策。廖俊平等（2005）提出将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模式，即把私人企业和公共部门的合作模式与“城中村”改造工程相结合，以政府作为主导方，积极制定激励政策来引导私人机构的进入。
徐楚（2006）认为在“城中村”改造中，可持续发展原理实际操作意义重大。首先，在改造过程中，要突出规划作用，使“城中村”改造纳入城市整体和长期发展规划中来，避免在改造后又出现“二次拆迁”和新的“城中旧城”现象;其次，体现在改造中要切实保障村民的长远利益，使村集体和村民个体具备长久发展的条件和能力，保护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利用，最终实现村民生产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和提高。徐远明（2007）认为从“城中村”改造方式着眼，大体可归纳为以下两种：第一，整体重建型改造，即从“城中村”的整体格局到单体建筑的全面改造，从旧村向新城的整体转变，是建筑格局、建设标准、设施配套、景观建设等全方位的变革;第二，局部重建型改造，即对“城中村”整体格局不做重大调整的前提下，对局部区域、关键要素进行重点改造，这种方式一般用于处在建成区，但不与城市总体景观形成强烈反差、布局比较合理、环境比较好的地块。
张晶（2008）运用博弈理论研究“城中村”改造中政府、村民、开发商的三方博弈过程，通过构造效用函数来分析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提出在村民支持的基础上政府介入并承担改造费用，不鼓励开发商介入改造的对策建议。赵恒伯（2009）从新公共管理的角度分析后认为，“城中村”改造的关键点是重新划分政府组织、村社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功能边界。在明确各责任主体的功能边界的基础上，构想理想的“城中村”改造模式意味着“城中村”改造从以单纯的政府为中心的治理秩序走向多中心的治理秩序。从“城中村”行政事务采取行政机制进行管理，公共服务主要采用准市场机制，自治事务主要采用自治机制三方面来创新城中村改造事务治理机制。
赵晓丽（2011）认为，济源市在城中村改造中，要坚持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运作;鼓励探索多种改造模式;对参加改造开发的机构以及改造项目设置准入条件，实行准入制度;实行政府零收益，切实让利于民、让利于投资者的优惠政策促改造等措施。陈少牧（2012）认为，推进泉州“城中村”社区治理应按照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治理举措长效化的原则，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有效推动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发展;第二，加快社区工作方式民主化;第三，提高社区居民保障水平;第四，提升社区管理者的素质;第五，加强社区文化建设。
四、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笔者通过对文献的研究，看到关于城中村问题所取得了一些主要的研究成果，但在一些理论和实践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未来解决。
第二，大多数研究都是站在城市的立场研究城中村问题，认为城中村阻碍城市的发展，应该对其进行改造，很少人认为城中村问题被夸大，不是所有的城中村都需要改造，以后可以把研究的点从改造扩大到管理，这样有助于城中村问题更好的解决。
第三，对于国外文献的参考借鉴比较少，可以参考类似于国内城中村的问题的国外现象，如贫民窟、城市过渡地带等。
参考文献：
[1]李增军，谢禄生.都市里的村庄现象[J].经济工作导刊，1995，（8）.
[2]田莉.“都市里的乡村”现象评析――兼论乡村一城市转型期的矛盾协调发展[J].城市规划汇刊，1998，（5）.
[3]敬东.“城市里的乡村”研究报告――经济发达地区城市中心区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对策[J].城市规划，1999，（9）.
[5]张建明.广州城中村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6]李俊夫.城中村的改造[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7]李钊.“城中村”改造途径的思考[J].安徽建筑，2001，（3）.
[8]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J].中国社会科学，2002，（1）.
[9]陈怡，潘蜀健.广州城乡结合部管理问题及对策[J].城市问题，1999，（5）.
[10]李立勋.广州市城中村形成及改造机制研究[D].广州：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11]万真.新世纪以来我国城中村研究综述[J].经济管理者，2010，（16）.
[12]李津逵.城中村的真问题[J].开放导报，2005，（3）.
[13]蓝宇蕴.城中村：村落终结的最后一环[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6）.
[14]林燕.近十年来国内“城中村”研究述评[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08，（6）.
[15]郭艳华.论改造城中村的现实途径[J].城市发展研究，2002，（4）.
[16]侍克善.我国城中村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17]张成福，王丽.“城中村”现象透视[J].经济论坛，2004，（8）.
[18]刘伟文.“城中村”的城市化特征及其问题分析――以广州市为例[J].南方人口，2003，（18）.
[19]周新宏.“城中村”研究综述[J].开放导报，2007，（1）.
[20]吕宏芬，王积瑾.城镇化进程中“城中村”的成因及对策研究[J].农村经济，2005，（4）.
[21]张润梅.试析城中村的形成原因[J].区域经济，2009，（12）.
[22]吴迪，高鹏.“城中村”问题的国内理论研究进展[J].学术论坛，2009，（12）.
[23]刘斯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的形成与改造探析[J].三峡大学学报，2013，（9）.
[24]张孔见.“城中村”大透视[J].城乡建设，2001，（6）.
[25]孙庆忠.乡村都市化与都市村民的宗族生活――广州城中三村研究[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3）.
[26]刘梦琴，傅晨.城中村国内研究文献评述[J].城市观察，2010，（6）.
[27]廖海燕.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改造问题研究[J].特区经济，2010，（4）.
[28]周森.城中村改制改造的思路和对策[J].南方经济，2002，（2）.
[29]王素云.郑州市都市村庄改造策略之研究[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4）.
[30]翁志超.浅论“城中村”的改造对策[J].商场现代化，2004，（10）.
[31]廖俊平，田一淋.PPP模式与城中村改造[J].城市开发，2005，（3）.
[32]徐楚.对城中村改造的理论分析[J].房地产开发，2006，（10）.
[33]赵恒伯.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城中村改造问题及其出路[J].江西社会科学，2009，（10）.
关键词：“城中村”、产生原因、分析、改造措施
村落制度是“城中村”的村民们世代生活的规则,但某些城市功能的缺失使“城中村”似乎有成为“新贫民窟”和“藏污纳垢”之地的可能，给城市管理造成一定麻烦，使其自身发展也陷入恶性循环。
一、“城中村”产生的原因
“城中村”土地未能及时归国有，宅基地制度的存在，是造成“城中村”问题的根本原因。至今，“城中村”的土地所有权仍属农村集体所有。这种产权制度的存在进一步导致住宅建设的混乱，也使“城中村”的改造更难于旧城区的改造。目前未形成一套真正有效的针对于“城中村”情况的建设管理制度；在各个层次的城市规划编制与实施过程中，对“城中村”所带来的后遗症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未能及时针对“城中村”特有的情况制定合理可行的规划建设标准，也是造成“城中村”现象的原因之一。从市场的供需关系看，“城中村”优越的区位条件使之成为房地产开发的热点，也是他们一本万利的投资场所。低收入人群则偏向低成本住宅，而“城中村”地区正具有这种条件。从市场供给方看，村民存有短期内获取既得利益的心态使开发建设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二、管不了“城中村”原因分析
“城中村”的出现与蔓延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城市规划和土地管理部门对“城中村”的建设和管理近乎失效从而导致“城中村”的形成和出现；二是政府对这个特殊的地段难以实施有效的城市管理和改造，即如何将之容入城市的问题。可以看出，“城中村”土地未能及时收归国有，宅基地制度的存在乃是造成各级政府部门对“城中村”管不了、治不好的根本原因。我国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由村民委员会等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使土地所有权主体不够明确，既会导致真正的所有权主体多元化，又会导致真正的所有者主体缺位；这种土地所有权主体的不确定和土地使用产权的不明确，兼之历史的原因和法制、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村民将自己拥有的土地使用权的宅基地视为养生活命的资本，想方设法地以次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每任“集体”也热衷于把土地投入到短期见效的项目上去。这些必然会导致“城中村”中建设的无序化。
“城中村”无序化增长现象正在对周围环境造成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土地产权的不明晰与规划图则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导致乱搭乱建的现象产生：①大量的违章违规建筑存在，而没有任何规划与建设部门的批准；②存在大量乱占、乱圈地现象；③非法租赁土地；④以土地入股开办各种实业；⑤用集体土地抵押贷款；⑥用集体土地进行非法的房地产开发、经营等。由于“城中村”集体土地的边缘性、稀缺性、区位性、固定性，多样性，复杂性以及相比较于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低廉性，是它拥有旺盛的需求市场，土地使用权的差别使“城中村”得以客观存在。
三、实施“城中村”改造的措施
城中村的改造必须根据每个城市本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地理、文化与风俗习惯的差异，具体实施方法也有所不同。加强法制，实现公众参与。同时在“城中村”的社区管理上要转向政府倡导，社区介入和公众参与的共同管理，增进市民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上的知情权和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形成行政直线制，社会职能制与群众参与管理制相结合的新型社区管理体制。
结束语
“城中村”的改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充分发挥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及广大市民与农民的积极性，还要科学计划，严格监督和检查，要加强宣传，使干部、群众都能意识到“城中村”改造的意义及价值。同时使旧城的调整、“城中村”的改造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相结合，不断完善机制，协调与广大群众的利益关系，坚持做到以人为本，才能使我们的城市向着美好的明天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城中村；城中村改造；经济组织形式
一、引言
城中村，是指在城市快速发展和扩张过程中，政府通过征用城市近郊的土地而纳入城市建设区域的一些村落。其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仍沿袭过去城乡二元管理的方式；从村民的生活到村内的建筑基本已经完全表现出城市的特征，但实质上仍是一种农村社区；在区位分布上呈现多样化，从最初仅分布于城市边缘区发展到“城中有村，村中有城”甚至城中心就是“城中村”。
关于城中村的形成机制，张建明(1998)认为：“焦点在土地，原因在规划管理，症结在体制”；李立勋(2001)认为，原因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和政策所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格局，而社会调节系统的局限则成为城中村形成的社会因素；李培林(2002)则将城中村的产生归结于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的刺激以及“类单位制”的块状管理。笔者认为，城中村的形成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城市的快速扩张和政府为求快速发展绕开居住地征用耕地是城中村形成的直接原因；(2)城乡二元土地管理体制造成城中村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混乱的土地使用格局，是城中村形成的根本原因；(3)周边城区经济的发展为城中村创造的巨大物业收益机会是城中村现象凸显的经济因素。
城市村的存在对所在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外部性，严重破坏了城市环境、影响了城市功能的发挥、损害了城市综合发展实力。本文对武汉市城中村改造的核心问题和改造思路进行了探讨一
二、武汉市城中村社会经济现状
据城建部门调查，武汉市共有“城中村”168个，土地总面积21381．82公顷，约200平方公里。从布局上看，其主要分布在交通干线的周围，围绕主要的干道成辐射状分布，同时，又在某些相应的区域聚集，如洪山区，其非常明显的反映了历史因素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城中村依托优越的地理区位和丰厚的征地补偿金发展，形成了巨额的集体经济，并形成了以出租物业为主要谋生方式的家庭经济(闫小培，2004)。这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式的经济形态，并由此产生了“寄生型”的心理状态。
(一)“外生式”的经济形态
城中村的经济以第三产业尤其是土地出租、物业出租为主，经济收入以房屋出租收入和政府的征地补偿金为主，其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来自于周边城区经济的带动，经济效益取决于城中村的地理区位和周边人口的聚集状况，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式”的经济形态。以武汉市洪山区的和平乡为例，由于其比邻湖北大学，人口聚集量巨大，出租屋市场相当兴盛，普通村民家的住宅多达3-4层，年租金收入3-4万元。
(二)“寄生型”的生活和心理状态
在上述“外生式”的经济形态中，一般失地的村民基本以房屋出租收入和集体分红为主，虽然收入的多少随着地理区位的不同有多寡之分，但基本上可以保证其衣食无忧甚至富足的生活。大多数村民们由于有生活保障，甘愿成为“主观剩余劳动力”，成为“食租族”，过着“寄生”的生活。即使少部分村民有就业的愿望，由于其较低的文化层次和就业能力，也不能顺利就业，成了“客观剩余劳动力”。这种“寄生型”的生活状态使村民们大多不思进取、贪图安逸，缺乏投资创业意识。
三、武汉市城中村改造问题的新认识
(一)城中村产生和存续的经济原因在村外
出租物业经济是城中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其产生和存续的经济原因。城中村出租物业的显著特征在于其高密度、高容积率和低廉的价格，而这些特征也是顺应市场供求形势的。武汉市是一个特大型的城市，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市总共有外地流动人口115万人。这些外来人口多数受教育程度低且收入低，他们对廉价的出租屋有着巨大的需求。城中村为这些外来人口提供了廉价的居住场所，承担着为低收入外来人口提供居住场所的功能。如果在城中村改造中忽视城中村存在的这一功能而强制铲平城中村，必然会导致在城市的另一角落产生另一个类似于“贫民窟”的聚居地，以满足这种对廉价出租屋的需求。
(二)城中村经济组织形式的顺利转型是改造的关键
城中村传统的经济组织形式是村集体经济，由村委会管理，并由其全面负责社区生活，包括村民福利和市政基础设施供给等。然而，集体经济组织曾经具有的优势，在如今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城中村”已经不复存在，而它的天生不足却日益暴露：产权不清晰；治理结构存在问题；集体经济成分不可流转，集体资产的很大一部分价值难以实现。武汉市城中村改造明确提出要转变集体经济组织管理模式，建立以现代企业制度为特征的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股份制使企业获得了独立的法人地位，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真正分开；有利于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股份的可流转性保证了产权的可交易性。
(三)城中村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是其出路所在
经过股份制改造，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城中村股份公司(集团)，面临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管理问题。在整个国内管理水平还比较有限、国内职业经理人市场还不完善的情况下，由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而来的城中村股份公司(集团)所面临的经营管理问题则更为严峻。改制后的公司要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生存和发展，势必要形成自己的核心优势，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培养和引进一批能够胜任现代企业管理的人才。
(四)村民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解决是改造的内在要求
四、武汉市城中村改造的新思路
(一)构建“政府――开发商――村民”的博弈均衡格局
城中村这种特殊建筑群体的形成，是农民追求
(二)逐渐实现城中村经济形态从“外生型”到“内生型”的转型
(三)对村委会和村民提供智力支持和教育补偿
(四)合理安置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
(五)妥善解决就业、社会保障等配套制度安排
【关键词】城中村经济武汉市
一、城中村及存在的经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经济基础日益增强，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加速。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建设用地急剧扩张，一些距离城市较近的村庄被纳入城市建设用地内，形成了所谓的城中村。由于各种制度原因，城中村因其存在的各种经济问题成为城市发展的障碍。
1、较少有相应的集体企业等经济增长点
2、城中村土地利用率低，缺乏规划
城中村的违章建筑多，结构复杂，市政管网、城市功能不能延伸到其中的很多地方，由于缺乏统一规划或规划执行力度不到位、管理不规范等原因，致使城中村土地利用粗放、土地资产流失、拆迁改造成本增加。城中村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低下主要表现为房屋建筑占地面积大，建筑风格与城市规划不够衔接，呈现出城市景观与农村村落景观共存的现象。
3、城中村房地产二级市场活跃
城中村土地区位条件相对优越，土地产权属于村集体所有，这样，优越的区位条件和相对低廉的土地价格，使城中村中不规范的房地产二级市场特别活跃（例如，小产权房的买卖交易等），导致由于城市规划实施和基础设施条件改善而使土地升值的部分国有土地资产严重流失。
另外城中村建筑在拆迁改造过程中不仅造成建筑材料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还大大增加拆迁改造的补偿费用，增加拆迁改造成本，使国家整体利益损失严重。因此，经济视角的城中村改造越早越好，否则成本将更高，代价将更大，国家资产的损失将更惨重。
二、武汉市城中村改造现状
1、武汉市城中村
根据武汉市的界定，城中村是指《武汉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城建设用地控制范围图（1997-2010年）》确定的城市建设发展预留地范围内，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后仅剩少量农用地、农民不能靠耕种土地维持生产生活且基本被城市包围的行政村。据此，武汉市二环线以内共有147个城中村，综合改造的总体范围包括江岸、江汉、口、汉阳、武昌、洪山等区（城郊区暂未纳入改造范围），涉及总人口35.66万人，农业人口17.10万人，土地总面积21381.82公顷，相当于全市规划中2020年建成区面积的1/4。2004年底武汉市开始城中村的综合改造工作，根据实际拥有耕地现状，武汉市将全市城中村分为三类：A类村，人均农用地小于或等于0.1亩的村；B类村为人均农用地大于0.1小于或等于0.5亩的村；C类村为人均农用地大于0.5亩的村。并确定了首批进行综合改造的16个试点村，A类村由改制后的村经济实体自行改造；B类村以项目开发的方式改造；C类村以统征储备的方式改造。在先行试点并借鉴其他城市改造经验的基础之上，武汉市探索出了一条城中村改造的新路子。
2、武汉市城中村改造实践
（2）目标明确，循序渐进。武汉市出台城中村综合改造政策，确定了“五个转变”的目标：村民边居民、村委会变社区、村集体经济变企业集团、农民变股民、集体土地变国有土地。按照“两步走”的思路，先改制，后改建；先试点，后全面。通过股份制改造，将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改制为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经济实体；进行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清理登记好债权债务，资产评估结果经村民会议认可，并报上级部门确认；对村集体经营性净资产适当扣除社会保障和公共事业管理资金后，原则上全部作为股权量化的资产。在此基础上，着手城中村改建。改建须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产业发展要求，规划编制、建设管理的各项标准和控制指标，按城市规划、管理标准执行。
（3）引进市场化道路，推动城中村改造。土地出让实行彻底的市场化道路，全部土地以项目捆绑、挂牌底价方式出让，有效的避免政府低估地价以及房地产商与村之间进行“幕后交易”的可能。武汉市城中村综合改造政策规定：“开发用地与还建用地捆绑成项目后，采取公开供地，其挂牌底价为安置房建设成本和本宗地价之和的1.15倍”。这样一方面是让有开发资质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争取自行改造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另一方面则可以给前期进入的开发商以适当补偿。为避免基础设施配套资金无法落实，规定土地出让金、增值收益的60％划转给城中村所在的区财政专户储存，专用于城中村综合改造中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道路、排水、绿化、供水、燃气、供电、电信、邮政等；40％由市政府统筹用于城中村市政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三、关于武汉市城中村改造的建议
1、进一步建立健全地方法律法规
武汉市城中村改造涉及范围广，各村层次参差不齐，改造起来难有统一的标准。基于城中村改造工作的政策性，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指导，会因为管理人员的素质差距、管理模式的不一致使得改造混乱不堪，并且可能会有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利，损害集体和村民的利益。政府应该根据武汉市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指导城中村的改造，严格控制操作程序，强化协调服务和加强监管。
2、妥善解决就业、社会保障等配套制度安排
城中村失地村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是城中村改造的内在要求。应该采取各种措施，大力促进失地农民再就业。原村集体所有财产、土地可以改组为农工贸股份公司，人员就业由农工贸股份公司就地解决，成为公司职员。可以用发展都市农业的办法，发展现代化农业、养殖业。及早培育经济增长点，为村民安居乐业创造条件，为农村城市化奠定良好基础。改造后的城中村的村民理应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待遇，应设计一个与城市居民相对接近、便于以后与城镇社保体系相衔接的操作方案，先养老保险，后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3、合理调整利益关系
【参考文献】
[1]周新宏：城中村问题：形成、存续与改造的经济学分析[D].上海：复旦大学，2007.
[2]杨爽、周晓唯：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城中村”城市化问题[J].经济师，2006（10）.
[3]宋亚平：一村一策，综合改造――武汉市城中村改造调查报告[EB/OL].中国乡村发现网，省略2006.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城市的快速发展,需要获得扩展的空间,在许多城市中,昔日城乡结合部中的农村被包围在城市地域之中,成为城市中的一个特殊地域――“城中村”。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城中村的基础设施欠缺,同时,因为管理薄弱与外来人员混杂,城中村违法建设、违法占地屡禁不止,消防隐患大、治安问题突出。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城中村内居民的生产生活,而且影响到城市的整体环境和发展,成为城市发展中许多城市问题的焦点所在。本文以陕西省西安市为例,探讨了城中村改造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一、西安市的城中村改造现状
西安的城中村数量在全国属于较多的城市之一,仅新城、莲湖、碑林、雁塔、未央、灞桥城六区和4个开发区人均耕地在0.3亩以下的城中村共286个,再加上长安、临潼、阎良3个郊区40个城中村,共计326个城中村,人口约46万人,有各类土地21.6万亩。作为改造重点,西安市二环路以内的行政村有72个,涉及农业人口2.5万户、8.98万人,集体土地2.3万亩左右。
这些城中村,特别是二环以内的72个城中村的基本特征有:一是耕地极少,许多村子村民几乎无地可耕;二是地理位置优越,生产经营主要以房屋出租为主,以房生财;三是村内公共基础设施薄弱;四是规划建设管理缺位,村庄建设无序发展,违章建筑不少,安全隐患较多;五是大量流动人口涌入,成为社会不良现象的多发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实施城中村改造,已成为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迫切需要;成为改善西安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位的迫切需要。
二、西安市“城中村”改造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由于西安市“城中村”改造工作本身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使“城中村”改造过程中主要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2.“城中村”改造土地转变办法亟待修订。按照西安市政府《关于加快“城中村”改造工作的意见》确定的“改制先行,改建跟进”的工作原则,西安市“城中村”改造要完成人均耕地在0.3亩以下的“城中村”无形改造(即“四个转变”)工作,其中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的操作难度较大,在政策上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改造的规划导向不够明确。“城中村”改造既没有改造进度、开发模式、安置地块的规划,也没有将“城中村”改造纳入区域性的开发规划,因而改造缺少计划性和前瞻性。
在这个过程中,因成本过于高昂,政府自己开发的方式往往难以启动,所以,包括西安市在内的很多城市的“城中村”改造基本上都采取了“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我改造”思路。然而,在这一思路下,对绝大部分村庄而言,一无资金积累,二无贷款抵押,很难拿出大量的资金进行改造建设,更谈不上实施“无形改造”了。
4.城中村改造后流动人口租房难。由于城市的发展需要很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因此城中村农民就依靠低廉的房租来吸引这部分人群在城中村居住。2009年初,西安有240多万流动人口居住在城中村,随着城中村改造进程加快,外来务工人员租房问题凸显。城中村在改造前额外承担了一些廉租房的功能,改造后,价格低廉的出租屋没有了,会影响到部分地区的社会治安,这个问题也亟待解决。
三、对构建和谐西安,加快“城中村”改造工作的对策建议
2.积极推进“城中村改造中集体土地转性问题”的解决。“城中村”改造涉及的“四个转变”中,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的转变操作难度较大,在政策上没有依据,已成为制约改造进度的瓶颈。从全市实施“城中村”改造的村庄实际反映看,大多数村庄改造中普遍存在集体土地的转性问题。虽然从政策上讲,农用地可依法转用及征收为国有土地,但是,目前土地管理仍然沿用根据城市建设的需要,逐宗土地依法征用的作法,审批程序复杂,很难适应当前“城中村”改造的需要,建议有关部门为土地转性工作创造条件。
4.建议改造时同步规划建设公共租赁住房。据了解,杭州市对城中村改造时,将外来务工人员公寓建设纳入同步规划来解决部分人员居住问题。郑州市则通过借助城中村改造大力推进廉租房、周转房等保障型住房项目建设。划出一定比例的小户型作为过渡性廉租房和周转房,满足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需求。截至2009年1月,常州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成“新市民之家”15个,使1.3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得到安居。因此,西安市在进行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可以同步规划、建设集中外来务工人员公寓,以最优惠的价格租给这个群体,确保他们能够正常地工作和生活。
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有其长期存在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在改造过程中应以可持续发展战略去考虑,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尊重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以最快、最优的方式进行“城中村”的改造,实现西安以及全国城乡结合的繁荣新局面。
1.赵满华.关于城中村改造的几个问题.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8(1):73-75
2.陈欣.城中村改造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现代商贸工业,2008(1):41-43
3.徐立国等.西安市城中村改造的难点及对策.西安欧亚学院学报,2006(10):87-89
4.和红星.“城中村”改造的求索之路.江苏城市规划,2006(8):22-27
5.李海英.“城中村”改造的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7):93-295
6.潘清海.城中村改造的难点及对策分析.科技咨询导报,2007(26)
7.王纯.浅谈城中村改造开发模式选择.中国工程咨询,2006(8):7-30
8.李乐芝等.推进“城中村”改造若干探索.经济研究导刊,2007(12):161-162
9.刘一苏.我国“城中村”改造的障碍因素及对策.现代农业科技,2007(10):187-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