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的（伪）科学性？法律法学家社会科学

从字面上看，法学就是关于法律的科学，因此无疑也属于一种科学。按照一般的理解，科学就是人们对于真理（truth，Wahrheit）的探索。这一点应当是法学和其他科学之间存在的共同点。然而，如果我们将法学和自然科学进行比较的话，法学的科学性不禁让人产生怀疑。

在自然科学中，人们通过观察和实验来探索和验证客观规律。在自然科学中，真理——被认为——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人们并不一定能够完全认识它。自然科学家的工作，就是尽可能的接近和达到真理，并且尽量利用所获得的认识服务于人类自身。由于真理被预设为客观存在的，自然科学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其研究对象不受研究者的影响，例如太阳不受天文学家的影响而具有自身的运行规律。然而，对于法学而言，就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法学研究的对象是法律，而法律本身就是人制定的，因此并不是像自然现象一样独立于人之外客观存在的；其次，由于立法者参考法学家的研究成果，法学家反过来又能够对法律的发展产生影响，即研究主体对于研究客体能够施加影响。这两点都对法学的科学性提出了疑问。

但是，如果马上下结论说法学不是科学，未免过于仓促。慎重起见，在此有必要进行一些分析。我们首先尽量客观的看一下，法学家的法学研究具体都是一些什么活动，他们的研究对象是否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二、法学研究的分类

法学家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方面，法学家立足当今，研究法律、特别是现行有效的法律是什么。这又包括了两个层面：研究法史、法哲学、法理、法律逻辑等的法学家从宏观的、跨越多个法律部门甚至涉及不同法系的视角，对法律进行研究；另外一些法学家则在一个部门法内，探讨法律规范的含义，并对不同规范进行系统化，这种研究大致可以称为法教义学研究（Rechtsdogmatik）。这两个方面的研究相互支持，前者给后者提供理论框架，后者则给前者提供研究的素材。从实践的角度，更为重要的是部门法的研究在理论法学的指导下，阐释现行有效的法律的现状（geltendeRechtslage）。

另一方面，法学家着眼未来，探讨如何完善法律。法律一旦制定并且生效后，即具有强制力。国家机器确保法律得到实施。但是这并不妨碍法学家探讨未来应当制定什么样的法律，为将来合理而有效的立法活动打下理论基础。这方面的研究，人们纳入法律政策学（Rechtspolitik）的范畴。

三、法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

在明确了法学研究的两大种类以后，让我们来看看每一种研究是否具备一定客观性。

由于法律的重要性，人们希望尽可能详细了解现行法律都作出了什么规定，尤其是在具体情况只在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的。法学家的任务，就在于阐述法律在具体案件中要求什么、禁止什么。研究，法学家发现并且阐述能够适用于具体个案的具体法律规范。有时法学家并不能够得出正面的结论（法是什么），而是得出反面的、排除式的结论（法不是什么。例如，对于德国基本法第一条规定的“人的尊严”，宪法学家不能够提出一个正面的定义，而是从反面界定在什么情况下人的尊严就受到侵害。其中公认的是，把人作为客体来对待侵犯了人的尊严，违反基本法第一条）。

此外，法应当回应现实中的发展变化，因此即使在法律条文不变的情况下，法也是发展变化的。在这方面美国宪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是基于对法的阐释，法学家能够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导，同时对于不当的判例提出批评。相反，如果不承认法学研究者对什么是法的探索是有意义的，则由于在实际生活中法院作出有约束力的判决，那么就只能将法院的判例视为真正的法，而法学的任务则局限于记录这些判例，法学家也就成了法院的档案整理人；而法院在难免笼统法律条文含义之内，享有过大的解释空间，几乎可以随意进行判决。而一个国家的司法，应当保持内在的逻辑和体系，否则就不可能有秩序，所以这种观点在现代国家是不能被接受的，法院的判决本身根本不等同于法。更何况，不同时空之下的不同法院还往往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

在此我们注意到法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共同点：对于法学而言，法也像是自然科学中的客观规律。法学家在考虑分析众多包括法律条文在内的因素之后，从正面或者反面界定法是什么。然而，正像自然科学中没有人能够宣称其掌握真理一样，没有法学家能够宣称，他关于什么是法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特别因为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对于法是什么的探讨，完全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过程。在这一探讨过程中，更有说服力的观点战胜说服力弱的观点，而普遍接受的观点则类似于“真理”，直到其被更有说服力的观点所取代。

四、两种社会科学观念辨析

之所以对法学科学性的怀疑至今未能完全消除，在于人们潜意识里认为“正宗”的科学是自然科学，并且以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衡量法学。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当时自然科学取得的飞跃发展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得人们在社会科学领域也试图创建一种“社会物理学”（孔德语），其表现就是当时的社会科学基本上是在套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在今天看来，这种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观念忽视人类精神世界，其研究方法不仅是缺乏吸引力的，而且是不可行的。正如韦伯所指出的，人的“社会行为”（SozialesHandeln）既是可以观察到的外部表现，又具有主观意义（Sinn）。社会科学既不应当仅仅局限于人的可观察到外部表现，也不应当完全回到人的主观世界而进行没有任何验证标准的“思辨式”研究。因此，按照今天的社会科学观念，人们既应当既研究人的外部表现，也应当研究其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