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初夏，高考前后，“刘国正退学风波”成为全国体育界和教育界热议的话题。
最近十余年里，“体育明星上大学”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但除了剑桥博士邓亚萍等极少数的成功特例，很多明星的大学生活表象上充满喧哗与躁动，甚至光鲜夺目，本质上却委实乏善可陈，见不得光。昔日，他们曾经星光闪耀；今朝，这些荣誉和功劳能否轻易地兑换文凭？
自然，相比较那些利用公权在考试和录取中弄虚作假者，人们对于一些体育明星求学“走过场”还是宽容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体育和教育长期呈“两张皮”状态而无法真正结合，使得不少运动员退役后前途堪忧。
是时候了，反思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是不是有着根本性的悖谬。
刘国正“退学门”风波始末
“运动员退学不是体育界的耻辱，而是教育界的耻辱，因为我们的教育界、学术界可以常年容忍这一现象发生和蔓延，说明内部已然发生病变。”
撰稿·张伟(记者)
近日，上海交大一则学生学籍处理公告引发社会热议:乒坛名将、世界冠军刘国正等5名高水平运动员，因未能在规定年限内修满学分并常年缺课被“拟作自动退学处理”。
体育明星就读国内大学并“获赠”学位已十分普遍，不是新闻，人们对此类“挂牌学习”现象早已司空见惯，这次交大“动真格”，不免有些令人意外。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被上海交大劝退的刘国正，这些年里竟然先后被河北师大、上海交大、北京邮电大学、北体大等4所大学录取，早已从本科生“读”到了研究生。这一现象凸显“体育明星上大学”的随意，也让人看到了教育界本身的危机。《新民周刊》记者多方采访调查，详细了解了刘国正“退学门”事件始末，并试图通过这场风波，揭示中国“体教结合”种种引人深思的内幕。
交大除名引起“强震”
本来，刘国正远离媒体视线已很久了，许多人只把他当作一种回忆存在。
许多年来，本刊记者多次采访刘国正。2001年记者跟随中国乒乓球队前往日本大阪采访第46届世乒赛，大赛最惊心动魄的一战当数中韩男团半决赛。这场半决赛的前4场，刘国正和马琳各胜一场，而不在状态的孔令辉则连丢两分，中国队能否打进决赛重夺斯韦思林杯的重担就压在了刘国正的肩上。
刘国正与韩国名将金泽洙的最后一场比赛前两局打成1∶1，关键的决胜局，金泽洙始终处于领先，在只差1分就要输掉整场比赛的危急关头，刘国正将金泽洙死死咬住，并以超乎寻常的沉着和冷静，力挽狂澜于既倒，不可思议地一次次起死回生，刘国正竟然先后扳回了7个赛点，最终奇迹般战胜金泽洙一举定乾坤。
此前，尽管北大清华也曾劝退过个别无法完成学业的运动员，然而像国球名将、世界冠军刘国正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很多大学是“不敢”劝退的。上海交大的这番作为，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界试图向国际接轨，迈出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一步。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猜测:运动员缺课是对中国教育界的藐视，交大的这一做法应该是维护教育尊严、捍卫教育制度的开始。有专家认为:中国大学向运动员发放的学位，已经完全没有冠军奖牌那样的含金量，不然你怎能如此随意甚至肆无忌惮？你敢在杜克大学缺课吗？更何况哈佛、耶鲁、牛津、剑桥，你就是交了一年数万美元学费还不一定让你读，就读了也不一定让你毕业，怎么可能有挂牌注册一说。正如北大英语系博导周小仪所言:运动员退学不是体育界的耻辱，而是教育界的耻辱，因为我们的教育界、学术界可以常年容忍这一现象发生和蔓延，说明内部已然发生病变。
孙教授告诉记者，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上海交大每年按招生总数的1%吸纳体育特招生，也就是说每年招收约45名体育特招生，其中包括许多世界冠军。早在22年前，乒坛名将曹燕华、施之皓就成为交大学生。此后，游泳名将乐靖宜、蒋丞稷、吴鹏、徐妍玮，乒乓球世界冠军刘国梁、王励勤、丁松、李菊等，也先后成为交大学生，丁俊晖也是交大体育班的成员。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5名学生未能完成学业，确实存在一些客观原因:刘国正膝关节一直有伤，在医院动了手术，后来到国家乒乓球男二队任教，长期无法赴交大上学；乒球女将鞠莲华正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乒乓球俱乐部打球；詹健去了日本的乒乓球俱乐部；林菱目前代表中国香港乒乓球队打球；汪海涛则因“工作繁忙”无法完成学业。
但令人意外的是，刘国正在随后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对退学并不知情，交大方面没有任何人和他沟通，而他早已拿到河北大学的本科文凭，并已经在北京体育大学攻读研究生了，因此他并不在意交大给不给文凭。刘国正的“强硬”表态甫一披露，引发“强震”。
“抗韩英雄”星光路
很多球迷记忆犹新:从大阪归来的刘国正星光灿烂，溢美之词汹涌而来，时任中国乒乓球队掌门蔡振华对他也赞赏有加:“这是超乎年龄的扎实的心理素质。”然而，就在那届世乒赛后，国乒“五虎将”孔令辉、刘国梁、王励勤、马琳、刘国正人生道路发生了各不相同的变化:刘国梁在两年内完成了三级跳，成为中国男队主教练。孔令辉继续着他的坚持，向人生中的第四次奥运会发起冲击。王励勤和马琳在刘国梁上任后，立即被确认为“王马时代”的核心球员。王皓崛起令人瞩目，王励勤、马琳和王皓成为继孔令辉和刘国梁“双子星”之后，新时代的三足鼎立。唯有刘国正，3年后还在原地。有人说他变了，不再有连扳7个赛点的拼劲；也有人说他没变，只是在等待下一个历史机遇。
5年前的那届丰田杯，作为年度国际乒联的最后一项赛事，云集了世界超一流高手，但毕竟是打着商业的旗号，本算不得重要。但是，在刘国正眼中，这是一次难得的良机。那届大赛上中国男队如愿捧得桂冠。场上，球迷再次见到了刘国正，他挥拍依旧潇洒。对阵中国香港，他连拿两分，打韩国他力擒朱世赫，刘国正终于在国际赛场露出了久违的微笑。但是，此后他又一次与奥运擦肩而过，8月，当举国为中国代表团在雅典的出色表现欢庆时，刘国正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雅典奥运会后，刘国正与国家队队友邱怡可和女选手白杨，一同登上飞往匈牙利的班机。他们分别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参加大学生乒乓球世锦赛。那一次，中国男队不可思议地在半决赛输给了匈牙利队，丢了男团。刘国正却获得了男单、男双、混双三枚金牌。这一消息，国内几乎没有人关心，但是在上海交大的校园内，刘国正再次成为众口议论的“英雄”。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从世乒赛，打到世界大学生锦标赛，同是世界冠军，分量却是越打越轻，如同刘国正那时在国家队的位置一样尴尬。记者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去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采访刘国正时的情景:
“参加世界大学生锦标赛的感觉一定很爽吧？一下子拿了那么多的冠军。”“不能说是掉份吧。”低下头，专注地粘着胶皮，刘国正悠悠地表现着豁达:“作为交大的学生，我有这个义务。再说也不是第一次代表交大参赛了。更主要的是，无论什么比赛，获胜是最关键的。去不了奥运会，能打好世界大学生乒乓球锦标赛，也算是给自己、给学校、给国家争光了。”
也许正是因为世界大学生锦标赛上的惊艳表现，刘国正再次成为国家队征战2005年第48届上海世乒赛的主力，在与德国选手的强强对决中，他在挺过两个赛点后，将被中国队视作心腹大患的德国名将波尔挑落马下，为中国队冲击男单金牌扫除强敌。
上海世乒赛后，刘国正正式淡出了国际赛场，但是他的出色表现“感动”了交大，破格给了他学籍，让他成为了交大免试的“高材生”。无论是上海交大体育系主任孙麒麟教授，还是刘国正本人均证实，交大是在2005年“免试录取”这位国乒虎将的。可是，刘国正在成为交大的学生后，为何又不去上课修学分呢？要知道，上海交大有明文规定:交大学生(不管是特招还是统招生)都要修满学分才能毕业。
原因是，刘国正在入学之前，早已是河北师范大学的挂名大学生了。对此交大并不知情。
在这里，记者要插一句:国家乒乓球队长期在河北正定基地集训，因此很多乒球名将都就近在河北师大挂名“学习”。河北师大与百年名校上海交大相比，名气尽管不是很大，却能为运动员提供十分便利的入学条件，不但上学免试，而且毕业也十分轻松，挂名几年，代表学校打打球，基本都可以毕业，还从未听说过“高水平运动员”会因没有来校上课而被除名的。
交大方面向记者证实，2005年交大录取刘国正时，并不知道他已经在河北上学。由此可见，刘国正似乎有其个人小算盘的:拥有了河北师大学生和交大学生双重身份的“双保险”，本来训练十分紧张的刘国正在文凭上几乎可以高枕无忧了。当他发现交大要求比较严格后，因为已经顺利获得了河北师大的毕业文凭，他干脆放弃了努力，进而去北体大读研究生了。
采访中一位运动员向记者透露，北体大研究生的牌子是有吸引力的，再怎么说也是研究生啊，显然没有必要去名牌大学苦苦追求本科文凭了。
向潜规则“说不”
他说:“我们在2000年时就为上海交通大学打大运会，后来在2005年9月注册了上海交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当时也确实很想读。”刘国正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2005年才办理入学，“代表他们(交大)比赛时，他们告诉我可以在他们学校上学，而我自己也想学知识，这是互相帮助的事情，没想那么多。”他表示自己从未到交大上过课，因此学校作出处理也是正常的。至于同时成为交大和河北师大的学生，他没有正面回答其中缘由，只是强调，自己和交大都是受害方，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不知为什么会被炒作。
《新民周刊》:你能举出以往“宽进严出”的例子吗？
孙麒麟:此前也有一些没有拿到文凭的世界冠军，比如羽毛球世界冠军龚智超，因为要回长沙当干部，就没有读完。当年曹燕华和施之皓都在交大念了整整一年，施之皓还同我开玩笑:“至少我学满了一年，就算拿不到毕业证书也能拿一个肄业证书吧。”这些都说明:学校是不会送文凭给世界冠军的。当然对运动员“适当放宽”是有的，比如普通学生完成本科是4年，对运动员则可以放宽到6年，普通学生在本科内要求修满140至150个学分，而对运动员的要求则是100至130个学分。
《新民周刊》:不过，刘国正的情况与其他世界冠军不同，龚智超、曹燕华和施之皓虽然没有拿到交大的毕业证书，至少他们没有被“退学”，最终是不了了之的，而刘国正则是按照被“退学”处理的，可以说这是对世界冠军的“权威”一次极大的挑战。
孙麒麟:我认为这主要是巨大的网络功能放大了这种影响，其实我们这种处理本意并没有奖惩的含义，在网络上公布决定是为了更公开透明……
孙麒麟:没有，我是泛指所有运动员，并不是针对这一事件。对于那些不能来上课学习的学生，我们只能表示遗憾。
《新民周刊》:对刘国正同时获得了交大和河北师大的双重学籍，交大方面真的不知情吗？
孙麒麟:乒乓队不少队员在河北上大学我是知道的，但我不知道刘国正也在那里上学，学校在互相沟通方面也确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至于刘国正所言，2000年就代表交大打球了，这是事实。《新民周刊》的记者当时就在现场采访，翻开当年记者的报道，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多年后才入交大呢？
对于这个问题孙麒麟没有回避:“在刘国正没有进入交大前，的确已代表我们打球了，但那是历史遗留的‘潜规则’。”
历史究竟遗留了什么“潜规则”？
这样一来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刘国正在2000年就已代表上海交大打球，却直到2005年才成为该校的学生。这并非上海交大的责任，而是全国的“潜规则”。近十年来，在体育明星面前，许多大学表现得太过“奴颜婢膝”，说到底是“潜规则”过度泛滥所致:他们总想以特别优惠的条件吸引明星来上学，为本校增添光彩，甚至不惜向明星白送文凭。
由此记者联想到，那时已是质疑声一片:为什么大学生运动会和奥运会都有清一色的老面孔，难道他们都是大学生不成？为什么农民运动会都是竞技运动员的身影，难道他们真的是农民吗？也正是因为舆论滔滔，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教育部开始规范体育明星的学籍问题。
运动员求学六条路
撰稿·陈明宇
目前，中国体育健儿上大学的形式主要有六种:免试入学、单招、统招、特招、自学考试和成人高考，其中主要是免试入学。
免试入学
所谓的免试入学，是指符合标准的运动员与高等院校双向选择之后，通过正规手续的申请以及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两家审批入学，不需参加高考。目前，这也是中国现役运动员和退役运动员上大学生的主流形式。
在国家体育总局的官方网站上，对运动员(包括退役运动员)免试入学有着详细的说明:鼓励运动员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并通过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就业。获得全国体育比赛前三名、亚洲体育比赛前六名、世界体育比赛前八名和获得球类集体项目运动健将、田径项目运动健将、武术项目武英级和其他项目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的运动员，可以免试进入高等学校学习，高等学校还可以通过单独组织入学考试、开办预科班等形式招收运动员入学。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从2005年起，招生学校不再招收预科班学员。
优秀退役运动员要申请免试入学，首先要联系高校，获得高校拟接收函。然后由运动员填写审批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向国家体育总局报送各项材料，体育总局审核、教育部审批同意后通知学校，由高校向运动员发录通知。
单独招生揽人才
统招考试难度大
特招逐步被取消
特招生的情况，与单招有些类似，而且比单招还要宽松，因为特招生参加考试的试题由本校自己安排，因此这也使得特招形式出现很多人为的“行为”，最近几年国家教育部已经逐步取消了这种入学考试形式。
除了以上四种入学方式外，还有极少数运动员参加成人高考和自学考试，不过这两种情况非常少，一方面这两种学历被社会认可程度不高，另一方面自学考试过关毕业的难度极大。■
体育明星上学记
此时此刻，称刘国正为中国体育明星中“最尴尬的学生”，也许是没有异议的。其实，中国的“明星求学”故事可谓“精彩纷呈”。
撰稿·晨曦(特约记者)
刘国梁——最用功的学生
目前，已经在上海交大上学整整6年的刘国梁正在北京准备毕业论文，毕业之后还将在上海交大经管学院攻读研究生。与一些混文凭的体育明星不同，刘国梁上大学是为了多学到一些知识，充实自己。据刘国梁的老师、上海交大体育系顾圣益教授透露:“刘国梁可是一位十分用功的学生。”
2003年4月刘国梁得以免试入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当时，校方为此特意召开新闻发布会，即使在网罗了众多世界冠军的上海交大，依然轰动一时。2个月后，27岁的刘国梁被正式任命为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男队主教练。此时回过头来看，刘国梁选择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是颇有远见的。
“我来上大学不是为了文凭。是想学到乒乓球以外的管理方面先进知识，帮助我贯彻到工作，融入到队伍管理中。乒乓球的辉煌要延续下去，需要我来学习和武装自己，做主教练也得跟得上时代。”刘国梁诚恳地说。虽然教授们并不都是体育迷，也不太了解教练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但刘国梁说:“这没关系，我想都是大同小异，相通的吧！体育毕竟有特殊性，我对跟管理有关系的课程比较感兴趣。”
在专业课《人力资源管理》课上，老师给刘国梁作了一个职业倾向测试，测试的结果表明刘国梁个性中挑战倾向占主导，属于专长技术型、服务型人才。头一次接触这种测试的刘国梁既感到好奇，又佩服结果的准确性。“昨天我和老师探讨得最多的就是人的气质、性格后天能不能改变。”刘国梁说，“了解到了这些知识后，我可以很好地用到队伍管理中。”结果，几年后刘国梁就把“千年老二”打造成了世界超一流巨星，这除了自身的专业能力外，也不能不说是知识的力量。
刘翔——最潇洒的学生
8年前，刘翔荣幸地成华东师大的本科生，3年之后不但顺利毕业，而且还因雅典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被授予华东师大“优秀学生”称号，同时还获得了20万元奖金。更让人羡慕的是，刘翔此后又被推荐免试直升华东师大研究生，硕博连读。他的教练孙海平也被聘为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4年前，刘翔赴华东师大注册研究生时，记者也亲临现场，见证了激动人心的一幕。当时，刘翔以新生身份，在教练孙海平以及父亲刘学根的陪伴下，来到华东师大体育学院办理注册报到手续——他将在未来5年攻读完体育管理学方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那一天，刘翔乘汽车到达华东师大体育与健康学院楼前，身着蓝黑条纹上衣的他从车里探出头来，整个人看起来很精神。早已在此蹲点的几十名学生和记者立刻蜂拥而上，尖叫声此起彼伏。即将与刘翔成为同窗，体育与健康学院一年级硕士生小叶格外兴奋:报到的时候看到花名册上第一个名字就是刘翔，今天终于把他盼来啦！
为了保证现场的秩序，刘翔注册一事是完全保密的，没想到还是被他们打听到了，刘翔的魅力实在太大啦。体育学院办公室的包老师笑着称。
谈及刘翔这位特殊的学生，华师大体育与健康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李小英表示:“刘翔对我们学校充满了感情，我们也希望为他创造最好的学习条件。”“送课上门”，这就是刘翔享受到的“VIP待遇”，因为忙于比赛和训练，刘翔不可能像其他学生那样天天在课堂里学习，为此华师大特意安排老师去莘庄训练基地为刘翔授课。“师资方面，学校为他提供了最好的老师，他的导师是院长季浏，外语课则由外语系系主任亲自授课。”按李小英的说法，学校希望能给刘翔带来最大的帮助，“季浏老师是运动心理学的专家，由他来做刘翔的导师，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李小英透露，尽管刘翔新的课程表尚未制订，但是运动心理学、英语几门主要课程是必修的，此外刘翔还有意在今后学习体育管理方面的课程。
邓亚萍——最成功的学生
在众多体育明星中，乒乓名将邓亚萍无疑是最成功的“求学者”。去年年底，邓亚萍被英国剑桥大学正式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圆了十年前萌发的梦想。她表示拿到博士学位的激动心情不亚于夺得奥运会金牌。
这位乒乓球界传奇巨星回忆说，她是在1998年首次到剑桥来学语言的，因被毕业典礼的场面深深打动而燃起了在剑桥读博士的想法。“今天我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梦想。十年前看到获得学位的学生那么高兴自豪，我感同身受。因为参加毕业典礼的心情同我在领奖台上的瞬间是一样的感受，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到了今天。所以我非常高兴。”
邓亚萍同其他几十名剑桥大学的学生一起参加了毕业典礼。她的丈夫和只有两岁的儿子以及当地的一些朋友陪伴她按照剑桥的古老传统完成仪式，并在礼堂前的草坪上打开香槟酒庆祝她从剑桥耶稣学院顺利毕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邓亚萍完全是用英语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的。她的论文题目是《全球竞争中的奥运品牌》，以北京2008年奥运会作案例分析。论文从市场和商业价值的角度来研究奥运品牌这个课题。导师评价邓亚萍的论文角度非常独特，因为在学术上，还是首次有人从这个视角去对奥林匹克品牌进行严谨的研究。
邓亚萍1997年结束运动员生涯后开始了11年的求学之路，分别在清华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和剑桥大学学习，先后获得英语专业学士学位、中国当代研究专业硕士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
从只会说中文，到如今英文达到母语水平，并用英文完成博士论文，邓亚萍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当时是一个梦想，但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机会。后来真的在剑桥读博士，也确实付出了非常多的代价。回过头来想，是非常值得的。对11年的求学生涯作个总结，我觉得只要敢想，并且脚踏实地去做，我还是可以成功的。”
无疑，邓亚萍不仅是众多体育明星求学的榜样，更是中国体育界的一个奇迹。今年4月份，36岁的邓亚萍正式就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
丁俊晖——最听话的学生
2005年，丁俊晖拿下世界冠军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读书有啥用，打球赚钱就可以了。”这一言辞引发了社会上的广泛争议。由于初中即辍学打球，丁俊晖与其父被指不重视文化教育。丁父立刻出面澄清，认为记者断章取义，并声称:“我儿子如果好好读书，肯定能读到博士！”此后不久，丁俊晖的经纪公司和父亲都多次公开表示要为他选择一所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不过有消息称，丁俊晖向往的复旦大学没有批准他的入学申请，后来他幸运地成为了上海交大的学生。
可是，让人有些看不懂的是，在那次上海交大专门举办的欢迎仪式上，丁俊晖一直低着头，无精打采，看不出丝毫兴奋。在整个仪式上，他只淡淡地说了两句:“我非常感谢上海交通大学给了我这次学习的机会，我会好好珍惜。”说完，他就向经纪人陆浩投去了求助的眼神。
“我再代小晖说两句，上大学一直是他的梦想，他从来都是非常渴望学习的，我相信小晖所学的东西肯定会在他的比赛和生活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他也会用自己的努力来配合老师完成学业。”陆浩连忙强调道。
今年已是丁俊晖连续3年在交大读书了。这个学期，他不仅要学习英语、数学等基础课程，还要学习市场营销这样的专业课，与前两年相比，无论是课程数量还是难度都有所增加，这不禁令人担心，初一没有读完的小晖吃得消吗？但是不管怎么说，小丁算是最听话的学生了，因为他每年都会按计划来交大上海上课，“给足”交大的面子，相信交大方面也不会因为小丁学不好高等数学而把他退学的。据记者了解，在今年的6月到8月，小晖都将在交大读书，然后备战新赛季的首站排名赛——9月初的上海大师赛。■
体教结合离我们有多远
说到底，只要中国体育体制和教育体制不变革，那么我们的体育和教育长期都将是两张皮。
撰稿·王卓
体育明星就读国内大学并“获赠”学位可谓司空见惯。有专家尖锐指出，如今的“体育明星求学记”几乎变成一个儿童迪斯尼游乐园:充满喧哗与躁动，光鲜夺目却没有内涵。这不仅反映在教育行政管理的混乱和不公，更表现为价值体系的崩溃:努力与回报相分离，手段与目的相分离。或许，“刘国正退学事件”正是这一现象最直接的体现，寻根到底还是因为中国体育与教育之间所存的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真正的体教结合距我们还有一段遥远的路途。
体教真的结合了吗？
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说:“失去体育的教育不完整，失去教育的体育将走向歧途。而‘体教结合’能使双方互补，何乐而不为？”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中国就在尝试体教结合的路子，比如全国各大体育院校，各省市的地方体校都在宣称，走体教结合的路子，然而实际上，中国体育和教育二者之间并没有真正结合起来。
中国竞技体育腾飞，“一条龙”体制起了关键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这种体制渐生弊端，其沉重的代价遭到越来越多的诟病。尽管像全国冠军邹春兰那样的搓澡工并不是多数，像亚洲大力士才力那样在退役后的潦倒生活也仅仅是个案，但是我们无法否认的是，绝大多数竞技体育运动员文化水平比较低，根源在于中国的运动员从小就脱离了教育，换句话说，在他们的家长帮助孩子选择了体育之后，文化学习形同虚设，其中道理很简单，在中国体育成绩和文化成绩二者无法兼得。
很多人不解，为什么国外一些国家能够很好地实现“体教结合”呢？譬如比利时人雅克·罗格曾是一位水上运动员，而且年轻时就表现出极高的体育天赋，后来又成为比利时橄榄球队的一员，他曾夺得帆船项目的一次世界冠军、两次世界亚军，参加过三届奥运会，更加让人惊讶的是，他还是一个出色的外科整形医生，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精通荷兰语、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多个语种，并且对现代艺术情有独钟，后来他又成为了欧洲奥委会主席、国际奥委会主席。可以说，罗格如此博学而多才，除了自己的天斌外，更重要的是他生活在一个体教结合的大环境里，从小从事体育运动时，一直都没有放弃学习和受教育的机会。
尽管这样的笑话在当今社会已经很少会发生了，但是运动员脱离教育的情况依然没有改变。他们的文化基础都比较差，即使上了大学也很难完成学业。而且很多大学学科专业性都非常强，对于参加高考进入大学的学生来说，读书也非易事，何况是缺乏文化基础的运动员呢？
有专家如此感慨:“体教结合是个听起来很美的目标，但实行起来难度非常大。高校体育特长生招生分三种，第一种是不需要参加高考直接入学的，这样的学生必须是在国际比赛中有非常出色的成绩的国际健将型的；第二种是国家一级、二级运动员，他们要参加高考，但分数只需要达到正常入学标准的60%左右。这两类学生体育成绩非常好，但学习就很难保证了。第三种是要参加高考，而且分数也不能太低，适当降低一些成绩的学生。这一类学生学习可以保证了，但运动成绩又很难和前两种相比。”
中国体育不重视教育，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中国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很重视体育。目前，中国教育系统特别是很多中小学忽视体育，体质监测结果表明中国学生体态继续发胖，体能和视力继续下降，不仅影响个人健康，长此以往还将影响民族素质和国家竞争力，同时这种情况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很少出现像比利时人罗格那样“文武双全”的全才。
于芬“探路”未成功
多年来，国内知名跳水教练于芬组建的“清华跳水队”，也被外界看成是体教结合的试验田。12年前，在了解到清华大学有培养学生运动员的意向后，在清华大学的积极扶持下，于芬成立了清华跳水队。熊晴清、劳丽诗以及周吕鑫等都是她门下的弟子，1998年从国家队退役的伏明霞也以读书的原因在于芬的清华大学跳水队训练，而且在悉尼奥运会上成功复出，并勇夺金牌，因此清华跳水队“体教结合”模式一度名声大噪。
于芬曾多次表达自己创办清华跳水队的初衷，“作为运动员很多人是优秀的，甚至是异常出色的，但是除了跳水他们还能干什么？事实上，我也经常对他们在赛场之外的一些所作所为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更何况，运动队本来就是一个高淘汰率的团体，那些没跳出成绩的队员，他们退役后的生活甚至都有可能成问题。可以说，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希望能够有一个突破，那就是有朝一日自己带出来的队员不仅有实力夺取奥运会冠军，而且离开跳水以后，他也同样可以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进入社会参与竞争，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人。而清华大学碰巧有这样一种体教结合的想法，所以我就来了，经过多年的摸索，至少我们已经证明，这种模式已经绝对不再是一厢情愿。伏明霞、劳丽诗这两位奥运会冠军，便是对我们成绩的充分肯定。”
于芬坦言，她之所以会对清华跳水队这种“体教结合”的模式越来越喜欢，是因为在进入了清华大学这个学术氛围很浓的地方之后，她才发现其实不仅队员是需要学习的，就连她本人也是需要不断提高的:“我一进清华，学校就已经给了我教授的待遇。现在我是清华的终身教授，同时也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硕士生导师，似乎应该心满意足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应该学习更多的东西。所以，我在拿下了硕士学位之后，目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我这个年龄的人在这个环境中都有这样的冲劲，就更不用说那些队员了。从这个角度讲，就算我于芬在原来的模式下再培养几个奥运会冠军，也不过就是数量上的变化，并不比我在现在这种模式下多培养几位既具有跳水专长而且又是真正意义的大学生、研究生更有现实意义。”
很多人认为，于芬“探路”之所以未能取得成功(目前甚至还举步维艰)，主要在于清华的“体教结合”模式与传统的举国体制共同生存于中国跳水界时产生了相互排斥的矛盾。这其中的矛盾，可能有多方面的利害关系驱动，也可能有着一些体制上的冲突，同时需要补充一句的是，清华跳水队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教结合”。
老虎伍兹为何拿不到文凭？
欧美国家学校体育发展有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东西，但前提是他们整体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都有一套完善的选拔机制和培养模式，运动员从小就是边训练边接受文化教育，二者缺一不可。而我们国家综合实力还不够，各级别运动队培养机制还不健全，业余和专业之间水平相差悬殊。只有到了大学这个阶段才开始要求比赛和学习结合，而运动员既要取得好成绩，还要拿到高校毕业证书，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见，“混文凭”现象既有体育界也原因，也有教育界的失误。比如，几年前中国某知名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一系列的辉煌后，某大学恨不得尽快把大学里的最高学位授予他，这样的做法不仅无视学校的尊严，更加是对高水平运动员的一种变态的“溺爱”，这是不正常的，而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里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尽管如此，澳大利亚民众仍不赞同，有人在互联网上做了一个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近18000名、60%以上的网民认为，索普不参加高中会考实在不公平，是对公平的教育制度的挑战。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投票者说:我们许多人都是经过了十年寒窗才进入大学殿堂，索普凭什么“一步登天”，这样做将会大大打击其他学生的积极性。面对这些沸沸扬扬的议论，迫于压力索普只好作出回应:上大学要靠自己的成绩，一定会参加会考。
几年前，记者在采访加拿大游泳队教练安德鲁·科尔时曾了解到，他们国家游泳队的运动员竟然是全职的大学生，他们都是通过正规的渠道考试进入大学的。考试通不过，无论游泳成绩多么出色，大学是不会招收他们的。而且在加拿大游泳运动员十分普及，竟然有40所大学拥有自己的游泳队，共有2000多名专业游泳运动员。这些大学都是学术成就较高的，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因此不存在不通过入学考试或降低很多标准去招收学生的情况。科尔透露:“即使是学生运动员，因为参加世界性比赛而耽误了课程，每个学期仍必须修满一定的学时。在参加考试上，他们与普通学生的标准一样，不会受到特殊照顾，即便他是奥运冠军或世界冠军也不行。”
再以美国本土的NBA队员为例，我们知道NBA的储备人才主要来自于美国大学篮球联盟，而让中国运动员无法想象的是，美国高中学校里的篮球运动员要想有幸加入梦寐以求大学篮球联盟，不仅在入学之时的SAT与ACT测验(高中学生学业能力的测试)分数都有最低限制，而且学业平均成绩必须保持在2.0(及格线)以上，只要有一门不及格，马上就不得出赛。这些规定主要是为了向全社会宣告:大学以教育为目的，因此运动员仍应以受教育为主要目标，而体育仅仅是教育的一个方面。
与此同时美国大学学业对“体育特招生”来说并不轻松。例如:高尔夫球手伍兹曾经在19岁时成功申请入读美国名校斯坦福大学，而且伍兹在斯坦福学习很努力，第一年他就学了很多课程，包括历史、计算机、高尔夫，还有葡萄牙语。二年级时，伍兹又在课程表上加上了经济学、非洲文学和种族研究等课程。不过他为了参加高尔夫职业联赛，在大学二年级时主动放弃了学业。如今，尽管他已经成为了世界最知名、最富有的运动员之一，可是斯坦福大学至今也没有给他“奖励”一个文凭。这正是一所大学坚持自己尊严的结果，更是美国“体教结合”最严格最成功的一面。试问伍兹如果选择的是中国的大学呢，情况会怎么样？
相比之下，中国的“体教结合”真是太落伍了。说到底，只要中国体育体制和教育体制不变革，那么我们的体育和教育长期都将是两张皮。■
从“退学门”反思体制
撰稿·易剑东
有人认为，运动员免试去上大学是剥夺了其他同龄人的受教育机会，属于一种教育不平等。
有人指出，上海交通大学对于体育明星的宽进严出政策值得称道，恰好体现了学校对体育明星与其他学生的公平。
还有人不赞同体育明星上大学，认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应该从中学甚至小学开始学起。
在我看来，体育明星上大学的成功个案并不多。比如邓亚萍从清华大学本科生到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比如10多年前陈翠婷退役后在深圳大学学习并获得英语六级考试全校最高分，还有李宁坚持在北京大学默默地学习历史和法律，如今成为一代体育商界领袖。
不成功的案例更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不成功的案例很少在媒体中出现。笔者身处体育教育界，在体育传媒界有不少朋友，因此从非正式渠道知道一些类似案例。比如某体育明星在学校的学习一直跟不上其他同学，只能悄悄退学；某体育明星从报到后就很少去学校上课，甚至连毕业论文都是别人帮助完成的；某体育明星虽然长期在海外谋生，却是某大学的在籍学生；某体育明星因为在一所高校难以适应严格管理而转到另外一所管制不严的高校顺利毕业。
可以说，在我所知道甚至见到的体育明星上大学的个案中，成功者的比例应该到不了20%。我的成功标准是:基本在学校正常上课和学习并顺利毕业。像邓亚萍那样从26个英文字母大小写都不明白到现在说英语十分流畅，用英语完成博士论文，实在是其他体育明星难以复制的奇迹。目前的一个尴尬是:我们甚至难以看到在学校注册的体育明星能坚持上课和顺利完成学业。
说一句难听一点的话:多数体育明星在大学里读书是挂名的，课堂里难以见到他们的身影。
我以为，目前的这种现象源于三个方面的功利思想。
一是招收体育明星的高校主要看重的是运动员的名声对于学校品牌的价值。个别媒体所发布的中国大学体育明星排行榜更是强化了部分高校的这种功利思想。其实这种动机无可厚非，但关键是要加强对于体育明星学业的关照，毕竟我们传统的封闭训练和管理体制下的体育明星文化知识有限，往往需要采取开小灶的方式才行。邓亚萍能走到今天，无疑与清华大学的特殊关照有密切关系。
二是体育明星的管理机构主要看重的是运动员获得高校文凭的意义。目前中国不少省市区的体育运动技术学院或体育学院曾经是运动员解决文凭问题的主要机构，但随着体育社会化和产业化的进程加快，不少运动员对非体育类专业的兴趣增强，认为拿一个经济或法律、新闻等学位有助于自己今后在体育经济、体育法、体育新闻等行业就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莫慧兰就成功地在新闻行业找到了自己退役以后发挥才能的舞台。
三是体育明星自身主要看重的是名牌大学对于扩大自身社会影响的作用。这种现象主要指那些选择名牌大学而非体育院校就读的体育明星。他们希望自己戴上某名牌大学的校徽能够给自己脸上贴金，甚至想借机摆脱“没文化”的形象。清华、北大、人大等名校吸引众多体育明星就读或许就与体育明星的这种心态有关。
需要明确的是，其实体育明星和高校之间的这种联姻很像体育明星为企业品牌代言的合作。
有三个关键问题是上述三方需要考虑的。
一是招收体育明星的高校必须考虑:一个没有上过课的体育明星拿走学校的文凭，对于学校意味着什么？很可能最终的结果是体育明星会瞧不起学校，因为他们在学校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没有付出任何努力，对得到的文凭也绝不会珍惜。既然高校要招收体育明星，就应该负起责任来，对于那些无法保证上课的明星，根本就没有必要招收其入校。
二是体育明星的管理机构必须考虑:运动员的生涯转换和退役后生活需要的不是一纸没有实质意义的文凭，而是真正的才能和学识。要真正为运动员的人生考虑，就应该提供机会让运动员真正学到本领。毕竟，多数运动员的名声是没有持久力的品牌，很容易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贬值。
三是体育明星们自己应该充分考虑:没有名牌大学文凭的运动员固然不会被认为很有文化，但获得名牌大学学士、硕士甚至博士文凭的运动员会被人们抬高多少期望值，也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曾有一位奥运会冠军对劝其攻读硕士的老师说:我不敢读研究生，因为我害怕自己水平不够。一旦读了研究生，人们会以更高的标准来审视我，我的压力会更大。笔者以为这是一种明智的态度。
关于运动员上大学，当前还有三个关键问题需要正视。
二是运动员在学校一条龙的培训体系能否推广？清华大学的附小、附中(含马约翰班)、大学一条龙选拔和培养体系有成功的先例，也有失败的遗憾。不解决目前体育部门垄断国家队组建和集训、参赛等资源的现状，就无法让大学里的运动员获得充分的体育领域的发展空间，培养模式的推广就难以有生命力。如果让大学作为单列机构参加全国运动会乃至世界比赛，或许就能为这种培养模式提供一个重要的出口和上升空间。
三是高校对体育明星的实质性培养能否推进？一般的运动员很难有邓亚萍那样的幸运，但高校既然接纳了运动员，就有必要为他们的学习提供弹性空间和灵活帮助。传统的封闭训练体系下成名的运动员接受文化学习的机会有限，因此直接上大学难以适应，往往需要特殊的关照和提携。为运动员补课和提供专门的导师等，都是可取的做法。而运动员自身也必须明白自己退役后如果不去做教练员等职业，势必需要学习一些真本领，只拿一个文凭是不管用的。北京体育大学专门为优秀运动员设置培养方案的做法就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笔者在北京体育大学工作时还曾于2000年初住在国家体操队宿舍，晚上为白天训练完的国家体操男队部分运动员讲授体育社会学课程，而北京体育大学的国家赛艇班更是享受过老师到他们在北京以外的训练地点授课的优待。
看到有新闻说，刘国正并不担心自己在上海交通大学的退学，因为他已经在北京体育大学上研究生；而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的孙麒麟教授则表示:“宽进严出”是上海交通大学对于运动员学生的原则，还为五位运动员保留了继续就学的机会。
如果大学不能给运动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知识提供任何改进，那么大学对运动员来说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令人怀疑了。如果运动员拿了大学文凭而没有任何知识和能力上的提升，那么我们的整个社会就要反思高校管理体制和运动员管理体系了。(作者为人文社会学博士、北体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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