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律师太贵，找法援不易，找普通公民也有限制
“到底谁能当我的代理人？”
“找律师，咨询费就要好几百元，写材料、出庭又得几千元。因为没钱请律师，我去北京市昌平区一家法援机构申请了法律援助，可对方看我没有公司盖章的任何证据，说帮不了我。最后，我找了一个懂法律的朋友帮我找证据、打官司。”12月20日，在京打工的亓同川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亲属都不懂法律，到底谁能当我的代理人，为我打官司？”亓同川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申请劳动仲裁，找谁代理？
因无钱请律师，申请法律援助也无果，亓同川找到刘某为他维权。除了基本的差旅费外，刘某没有向他收取任何费用。
在刘某的帮助下，亓同川向北京市昌平区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解除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2017年9月18日至2017年10月18日期间的工资、2017年10月19日至2017年12月12日期间未安排工作的基本生活费，却遭遇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然而，刘某却表示，没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普通公民不能代理劳动仲裁案件，而且他在不少地方都帮农民工代理过劳动仲裁案件，昌平区仲裁委的做法于法无据。
限制普通公民代理，是否合理？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
参照《民事诉讼法》限制劳动争议仲裁中的公民代理，是否合理？一位仲裁员对记者指出，“劳动仲裁实施准民事诉讼程序，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是可以的。另外，法律服务毕竟是专业化的社会服务，部分普通公民代理人业务素质不高，对法律一知半解就当代理人，在案件处理中出现了扰乱仲裁秩序等问题，反而不利于当事人。再者，黑代理的问题也比较严重，现在不少公民代理都是打着不收费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
该仲裁员还表示：“其实，现行法律也是留有口子的，不是说完全禁止公民代理，近亲属、有关机构推荐的公民，依然是可以代理的。”
对此，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沈建峰则认为，如果从法律规定来看，《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并没有限制劳动争议仲裁中的公民代理，目前存在限制的地方，基本思路确实是比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但其实是存在争议的。
“不过，从裁审衔接、劳动仲裁的准司法化定位，以及目前限制黑代理的需要出发，我觉得未来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应该也会出现限制普通公民代理的规则。”沈建峰说。
没钱打官司，出路在哪？
农民工没钱请律师打官司，出路在哪？沈建峰认为，劳动争议处理中的代理问题可能需要做一些特别的安排。在有的国家，一定数额以下的劳动争议是不允许有代理人的，认为处理争议需要当事人共同讨论协商，而不是严格地适用法律。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放开公民代理不是趋势。考虑到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和代理成本问题，可以引入败诉方承担一定数量的代理成本的规则。
北京大悦律师事务所律师梁宏刚表示认同。他指出，对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打官司，应该实行律师费转付制度，就是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律师费。实行这种制度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减轻农民工打官司的成本，另外一个好处是，会减少企业恶意诉讼的发生率，更能制约企业依法用工，并鼓励更多律师去代理此类案件。
而对于法律援助，《工人日报》记者了解到，各地司法局下属的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工会法律法务中心、社会法律援助中心均可免费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
不过，一位不愿具名的公益律师告诉记者，“现在很多农民工根本不知道或者不相信法律援助，再加上公益案件给律师的补贴很少，影响了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进还任重道远。”亓同川申请法律援助的经历也表明，对于缺少证据的农民工，一些法律援助机构的积极性并不高，发挥的作用也有限。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中心执行主任时福茂表示，一些农民工找不到法律援助机构，说明对法律援助的宣传还不够；而一些法律援助机构对于缺少证据的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积极性并不高，说明基层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还有待提高。
他对记者说，实际上，政府是下决心为弱势群体提供全面优质的法律援助的。当前我国正在加大政府购买法律援助服务的力度，逐步提高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补贴标准，相信法律援助的范围会越来越广，质量会越来越高。该中心一个律师一年一般能办理七八十个法律援助案件，有两个律师每年甚至能办理上百个案件，“欢迎农民工朋友向我们申请法律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