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静安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法律援助先进个人、全国最美志愿者、第七届上海市优秀女律师等。
我知道我看起来很不像一个律师，我总是一身T恤牛仔裤、穿着球鞋、骑着单车、背一个大书包满城跑；如今已经是40多岁的“资深”律师了，却仍然被很多上海的居民称为“小张律师”，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初入行的“菜鸟”律师。“小张律师”这一称呼的由来，要从一档调解类节目说起。由于节目组当时有一位年长的张律师，我的名字又是三个字，全名叫着不顺口；于是，不管是节目组还是观众，对我的称呼慢慢地就变成了“小张律师”，这样一叫就叫了十几年。
一、从女侠梦开始的法援路
很多人一开始知道我，就是从“小张律师”开始的，但其实我一直是一名法律援助律师。而我之所以成为一名法律援助律师，是因为小时候的女侠梦。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尤其是《白马啸西风》，因为这是金庸唯一一部女主的武侠小说。金庸笔下虽然有许多女侠，但是笔墨大多落在儿女情长上。真正的大侠一一为国为民的郭靖、义薄云天的萧峰、潇洒不羁的令狐冲，怎么都是男性？我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侠，可以飞檐走壁，可以锄强扶弱，是一个干事业的女侠，这就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而对于体育成绩一直就不怎么好的我来说，梦想终究是梦想，但是法律援助给了我一个平台，让我有了重拾儿时女侠梦的机会。
可以说，我正是因为想成为一名法律援助律师，才选择了律师这个职业。稚气的我曾经怀揣着满腔热血，认为法律是剑，我要持剑走天涯、帮困助弱，但是很快就被现实“打脸”了。
80多岁的李阿婆是一名受援人，因为胯骨骨折躺在了区老年医院的病床上，五个子女居然没有一个愿意来支付她的医药费。邻床病人的家属看不过去，联系了法律援助中心。我看到李阿婆的时候，她瘦小的身体在病床上瑟瑟发抖，她哭着抓着我的手说：“小张律师，我有五个孩子，五个孩子啊！我不指望他们多孝顺，我就让他们帮我付医药费，他们都不肯，都不肯！”继而，李阿婆又突然对我说：“小张律师，你长得很像我的大孙女，她是我一手带大的，现在在英国读书，可优秀了。”说着，她泪眼婆娑的脸上竟然有了笑意，我听得鼻子酸酸的。我帮助李阿婆把五个子女告上了法庭，在法庭上，五个子女相互推诿、相互指责，每个人都提出了不赡养老人的理由。我在庭上说：“你们都比我年长，是我的父辈，但是我今天是代表李阿婆来告你们五个人，你们都是不孝的子女。赡养是每一个成年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当年两个老人可以把你们五个子女养大成人，现在你们五个子女却无力赡养一个老人吗？”最终，我打赢了那场官司，每个子女都要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支付老人的医药费。但这份判决在执行了几个月之后，李阿婆就永远地离开了。我难过了很久，突然有点迷茫：法律真的像我想的那样正义吗？
这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叫“晓丽”的当事人。晓丽由于工伤申请了法律援助，她没有读过什么书，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是一家美容美发店的洗毛巾工。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问了无数个怎么办：“单位不承认我的劳动关系怎么办？”“单位不赔偿我怎么办？”“单位已经找人顶替我的工作了怎么办？”但是她说这些的时候，脸上并没有愁容；她说起自己的两个孩子时，脸上还会溢出幸福。她还安慰我说：“张律师，你也别有压力，我知道我提供不出什么证据。”最终，由于我发现了单位方提供的一份材料上的五块钱员工爱心基金，证明了晓丽和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晓丽的官司最终胜诉了。她对我说：“张律师，我是个连字都不会写的人，没有法律援助，我一定打不赢这个官司。我以前总觉得律师是帮有钱人的，法院一定会偏向于有律师的单位；没想到法律是公正的，我一直看到电视里说‘法治’，你让我相信了这是真的。”晓丽的这些话如果是出自其他人的口中，我只会觉得是客套，但是从她的嘴里说出来，让我觉得法律是正义的。
我找到了我人生的价值。侠女不是超级英雄，更不是救世主，侠义是一种勇气、一种精神。作为法律援助律师，我为李阿婆最后的生命带去了微光，她最后看到的不都是子女争执时的丑陋嘴脸，还有我，我曾与她双手相握传递温暖；我用法律帮助了晓丽，我也从晓丽身上学到了善良、坚强和乐观，懂得了自助人助；大家都说人生而平等，而小林天生与我们不同，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才能和强者站到真正平等的法律地位，获得公正的对待。这是我对于他们的价值，也是我所追求的价值，我选择了一条我愿意坚持的路。
二、领悟律师的使命与担当
2013年，在静安区司法局和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的联合支持下，全市首家以律师命名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专业化机构“张玉霞未成年人工作室”成立。以此为平台，我先后为数百名未成年人提供了法律援助。在这些个案中，我听到、看到被邻居性侵的孩子被自己的父母“二次伤害”，他们遭受着呵斥：“你为什么回家做作业不关门，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有多脏？”“你为什么不听话？告诉过你不要跟陌生人走，你为什么就是不听？”看到被校园欺凌、被逼喝尿、被围观凌辱的男生说：“我想再忍忍，忍忍就好了，毕业就好了。”于是，2015年2月，在静安区司法局、静安区精神卫生中心的支持下，张玉霞未成年人工作室在区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点挂牌设立了“张玉霞未成年人工作室心理服务点”，至今已为数百名涉案或在校未成年人提供了个案心理援助。
2017年，我代理了上海首例行政机关起诉撤销未成年人生父母监护权的案件，随后又代理了多起类似的撤销监护权案件，以及上海首例要求被撤销监护权的生父母支付抚养费的案件。在这些个案中，我真切感受到了法律的落地，以及每一个法律人在法律落地过程中的努力，包括我，这是令我无比自豪的事。这也让我意识到，推动法律的进步和完善也是法律人的使命和责任。
基于丰富的一线经验，我提交了加强未成年人监护权制度的建议、推进法律援助宣传的建议、《加强未成年人被害人的法律援助》《诉前法律服务研究》等组织提案、《关于设立专业监护机构的建议》的提案，参与了《反家暴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多部涉及妇幼权益保护的立法的调研。
成为市政协委员之后，我提交了《优化亲属间伤害案件的政治审查》《志愿者队伍规范化建设》《设立专业监护机构》等民生类提案。
2022年，我的一个好朋友被有家暴行为的前夫杀害了。她曾经来求助过我，问我是否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但是当时根据《反家暴法》的规定，离婚之后或者恋爱分手之后，是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因为有巨大的歉疚感，也有一名女律师的使命感，我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征集意见的时候积极提出了扩大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建议。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于2023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二十九条规定：“禁止以恋爱、交友为由或者在终止恋爱关系、离婚之后，纠缠、骚扰妇女，泄露、传播妇女隐私和个人信息。妇女遭受上述侵害或者面临上述侵害现实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我也代理了上海首例终止恋爱关系后对女方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
三、更多身份，更多责任
这些年，我多了许多身份，比如市政协委员、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监事长、市志愿者协会监事、静安区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静安区平安志愿者协会和帮教社会志愿者协会副会长等等。
作为一名法律援助律师，我承办了超过1800起法律援助案件，接待超过15000名法律援助受援人咨询；作为帮教志愿者，自2009年起，我每年定期到上海市各个监狱进行普法讲座和法律咨询，包括地处安徽的上海白茅岭和军天湖监狱；作为普法志愿者，我自2015年起参加上海市老龄委主办的“银龄法宝”普法项目，每年仅该项目中到各个区县给老年人普法的讲座就超过30场，包括崇明、金山等地的村居委；作为律师调解员，我在居委会、上海二中院、铁路法院以及电视调解等不同平台参与了千余起矛盾纠纷的调解。
有人会说我是永动机，而我的动力正是因为我在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其实很多时候，我还是会显得与身边的大多数人格格不入一一我没有任何应酬，我所有的兴趣爱好都是一个人的游戏，比如拼图、乐高、单机游戏；我的性格依旧孤僻，如同我爸妈说的那样，我看起来一点儿也不适合从事跟人打交道的工作。但我告诉他们，我做自己热爱的事，同时也可以做自己。
我考中级手语翻译和二级心理咨询师都是源于热爱，那是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我很感谢法律援助这个平台，能够让我依旧是那个任性的孩子，永葆童心、守护初心。
帮助特殊群体、维护公平正义是我当年选择法律专业时的初心。希望在白发苍苍的时候，我依旧还是那个无所畏惧、眼底有光的“小张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