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继承上有矛盾了，该怎么分配？村里合同不规范，该怎么修改？村里的企业要动迁了，转制还是不转制？……这些问题看似鸡毛蒜皮，却牵涉到不少法律知识，解决起来常常让村居干部犯难。
去年6月，奉贤区启动“村（居）法律顾问”试点，在个别村（居）率先推行专业律师上门服务。今年以来，该制度已在全区范围内铺开，截至目前，全区282个村（居）都有了法律顾问。这些法律顾问分别选自当地注册的33家律师事务所，平均每位律师与4个村（居）结对，定期将法律服务免费配送到群众“家门口”。
“过去，村干部们碰到复杂矛盾纠纷总是感性判断，村民们有了问题也习惯信访。”奉贤区司法局局长韩权民说，现在，法律顾问成了基层干部的“依靠”，不仅能帮助调节矛盾纠纷，就连村民自身的依法维权意识也在逐步增强。
据统计，2016年内，法律顾问为村（居）解答法律咨询2644件，参与矛盾纠纷化解270件，协助村居起草修改村规民约、规章制度、法律文书313份，参与土地流转合同、小区物业管理、集体资产处置等重大项目或合同谈判签约活动176次，出席村居民议事会342次，协助村居处理其他涉法事务381次。
基层工作从“讲理”到“说法”
今年2月，翁卫国律师正式成为金海社区丁家村的法律顾问。但村书记屠欢却喜忧参半：律师的工作忙得过来吗？会有求必应吗？不过，随着一桩桩矛盾的成功化解，屠欢心里有了底。
产权制度改革当中，有一户人家因为父母的农龄股继承问题，6个子女吵得不可开交。小儿子认为，应当将农龄股这笔分红花在老人的后事上。而其他几个子女不赞同，认为老人的遗产应当平分。家庭矛盾最终闹到了村委会。
“以前处理这类问题，我们只能按当地风俗劝解，可总有一方听不进去，觉得我们偏袒了另一方。”屠欢说。不过这一次，屠欢可以向翁卫国“求助”。
“从法律的角度讲，子女确实有继承权。但是，老人生前一直住在小儿子家，身后事也需小儿子料理。这笔遗产小儿子多拿一些比例，剩下来平分。”翁卫国循循善诱，在尊重法律的基础上，也顾及家庭伦理。反复沟通协商后，6个子女心服口服，在协议上签字。
做了多年基层工作的屠欢说，“以前不懂得从法律角度衡量、思考，总是‘感性’先行。而法律顾问作为第三方介入，以法释疑，公平公正，村民反倒更容易接受。”
帮助居民从“大事”到“小情”
在金汇镇资福村村委会的一间20平米办公间里，贴着一张《奉贤区村（居）法律顾问公示》。其上，该村的法律顾问照片、姓名、联系方式、律师事务所及地址一目了然。
“本以为这个公示只是装装样子而已，没想到我的咨询真的得到了回应。”周云仙说。
听了周云仙的“小烦恼”，徐律师主动登门与租客交涉。最终，之前的租客在交付欠款后搬离周家，而新的租客也在律师指导下与房东周云仙订立了规范的租房合同。
“律师经常来我们村里做讲座，讲财产分割，讲邻里纠纷，都是对老人特别实用的知识。”村民王风表示，对于他们这些空巢老人来说，最怕的就是出了事没有“依靠”。而今，一遇到单靠自己解决不了的，只要能联系上法律顾问，瞬间就有了安全感。
而全区各村（居）发生群体性矛盾28件，同比下降5%；受理信访3158件，同比下降13.19%。
法律服务从“零散”到“常态化”
“7月3日，在新张村探讨家属抚恤事宜……”，律师杨晔打开她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载了这一年里她经手的各类咨询和案件。
每月至少深入村（居）开展一次服务，并建立工作记录。这是奉贤区司法局对于法律顾问的考核要求。一年服务期满后，如果村（居）委对法律顾问工作不满意的，就更换。如果出现法律顾问被投诉等现象，则依法启动调查程序。
韩权民说，尽管补贴不高，但一听说区里招募各村（居）法律顾问，竟有100多律师报名。综合考量各位律师的政治素养、业务素质、专业水准等，同时征求村（居）和律师个人意见，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签订法律服务协议，1名律师同时担任不超过4个村（居）的法律顾问，确保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均衡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