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宏发在上海市崇明区一家律所工作。2016年，她接到了第一个法律援助案件。
一位农民工在工地干活时从高处摔落受伤，本该获得工伤赔偿。他打了近两年官司，没有拿到一分钱。
由于没有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他首先要通过诉讼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但公司不认可劳动关系，他又拿不出证明劳动关系的充分证据，官司失败了，于是他改为起诉人身损害侵权，前前后后经过了将近一年的诉讼周期。
在法院即将开庭之时，他的工作单位又故意认可双方劳动关系，由于劳动争议存在仲裁前置程序，即要先经过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才能向法院起诉，他只得撤诉。因此，案子又回到了原点。
这位农民工便重新拿着单位承认劳动关系的证据去做工伤认定，再做伤残等级鉴定。拿到鉴定报告后他才能申请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如果想要拿到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他还要和工作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后才能主张。
最后，他申请了法律援助。余宏发律师接手该案，从受援农民工口中了解到案件情况，明白这是工作单位在有意刁难。余宏发律师迅速收集好证据，起草仲裁申请书去立案。在庭审审理中余宏发律师与对方当事人协商调解，最终通过劳动仲裁，在45天结案期限内，帮受援农民工争取到了32万余元的补偿。
受援农民工主动送来一面锦旗，对余宏发律师表达了真挚的感谢。这也是余宏发律师喜欢做法律援助的原因。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人们都可能陷入法律纠纷。为了维护经济困难公民和特殊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党和国家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遇到法律问题的经济困难公民和特殊案件当事人可以通过法律援助，获得免费的法律服务，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上海是全国最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省市之一。1995年8月，上海市浦东新区成立了法律援助中心。1997年，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至2001年底，全市各区均设立了法律援助中心。2006年，出台了《上海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
2021年8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并将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法律援助法是我国法律援助的第一部专门法律，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新起点，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
法律援助案件中占比较大的是工伤、劳动纠纷，以及交通事故等突发意外，求助者多是普通老百姓，很多从事体力劳动，没有什么经济能力，也不太懂法律知识。当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法律问题，法律援助对他们而言，就像是落水者所能抓住的一根浮木。
那些在意外事故中丧生的人，很可能是一个家庭的经济支撑，他们不幸离世后，全家陷入困境，此时法律援助带来的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杨国红也是一位法律援助律师，执业35年，参与法律援助工作20余年。一般接到法律援助案子后，杨国红律师会在办公室与当事人见面，方便处理文件和及时调取资料。但在很多赡养纠纷的案件中，当事人是上了年纪行动不便的老人，杨国红律师又会把见面地点改到当事人家里。
2021年7月，杨国红律师刚刚办完一个交通事故案件。李先生常年在外跑运输，然而2020年8月的一天，他驾驶的货车与别人的客车相撞，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夺走了他的生命，全家失去了顶梁柱，留下遗孀、幼女和年迈的双亲。
虽然公安交警部门已经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但对方和保险公司拒绝赔偿。李先生的家人寻求法律援助，希望能获得赔偿。
杨国红律师承办此案后，马上会见了李先生家人，详细了解事故发生情况，收集、调取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商业保险单、居民死亡医学证明等证据材料。在与对方及保险公司协商未果后，他们为当事人详细计算了赔偿数额，向法院提起诉讼。最终，李先生家人获赔180余万元。
李先生的案件先后经历了三次诉讼。工作中，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案件，市、区两级法律援助中心先后通过“快速办”、“全市办”等绿色通道提供法律援助，有效维护了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免去了受援人的奔波之苦。
据了解，2021年截止目前，上海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指尖办2696件，全市办105件，就近办1996件，上门办90件，轻松办2773件，快速办186件，优先办2484件，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活动265场，服务群众16329人次，发放宣传资料68446份，收到锦旗94面，感谢信32封。
律师杨国红（左一）
三
比如受工伤的咨询者不知道如何认定工伤、主张权利，余宏发律师会先问他在哪个区，再建议他去所在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根据上海市司法局的数据，2020年，上海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46200件，12348热线提供法律咨询692467人次。
律师余宏发
四
2018年，有一个监护权变更的案子交到了余宏发律师手里。8岁的孩子小明由父亲抚养长大，母亲在他小时候离婚出走，从未过问家事。有一天，父亲因意外去世，小明只好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消失的母亲”成为他名义上的监护人，爷爷奶奶希望把监护权变更到他们名下，来给孩子申报户口和办理入学手续。
两位老人来到余宏发律师的办公室，见一次哭一次，讲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我们不要抚养费，就要她放弃监护权，我们来养这个孩子。”提及孩子的母亲，两位老人诉求很明确：不想用孩子的名义起诉她，只想变更监护权。
以往余宏发律师没有办过这样的案子，她必须做出一个判断：是要求变更监护权，还是撤销小明母亲的监护权？如果要求变更监护权，需要小明母亲自愿放弃监护权，否则法院不能强制变更监护权。如果要求撤销母亲的监护权，需要有充足证据证明她让小明处于危困状态。然而她只是没有照顾孩子，法院很难因此剥夺母亲的监护权。
每个案子都会让律师成长。看到法院的判决文书时，余宏发律师意识到这个案子其实没那么复杂。“你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之后，就觉得好像做得还行。”
今年4月，余宏发律师又接到了监护权变更的案件。这一次，她轻车熟路，当天就做好笔录，写好诉状，第二天就将材料交到法院立案，案子很快判下来了。
五
律师这个职业，注定会见到人性的阴暗面。
今年5月，余宏发为一个涉嫌诈骗的被告人辩护。
案子的被告在崇明长兴岛卖家具。疫情期间生意不好，他拉来一个朋友，说有个项目需要钢板，做下来盈利应该有一二十万块钱，希望两人合伙来做。但是项目总共要垫资30万元，他叫朋友先垫10万，下一次再由他来垫付。朋友给了10万块后，他就拿着钱跑了。之后，他便坐上了被告席。
余宏发律师了解到，当时这个钢板项目确有其事，只是被告人在议价阶段谈崩了，之后选择隐瞒朋友并收下垫付的10万块钱，由此构成诈骗。被告人把这些钱用于还贷和门店周转。朋友前来询问项目进展时，被告人还曾拍假工程照片糊弄，后来直接失联。
余宏发律师接手了这个案子。案发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走上了诈骗之路？诈骗前后他在干什么？为什么要逃跑？被告人是自首的还是被抓的？……一系列疑问盘旋在她脑海中。
她看完起诉书，了解了大致经过，又到法院查阅卷宗，梳理公安部门的办案材料。然后，她赶去看守所会见被告人，询问整个案子的具体经过。
以上是代理刑事案件的基本程序。有些被告人觉得自己被不同的人反复询问过案情，就不想一再重复同样的回答。更何况，因为法律援助律师是免费指派过来的，他们普遍对法律援助律师缺乏信任，认为法律援助律师来看守所会见只是走个过场。
余宏发律师明白，与被告沟通的前提是获得他的信任。她告诉他，律师是来帮忙的，之所以让他陈述案发经过，是为了核实法律文书的内容是否与他所说内容一致。
被告人放下了戒备，吐露了家里的情况，甚至哭了起来：老婆生病没人管，两个孩子还小，父母年纪又大了。他一犯错，家人就失去了顶梁柱。他说，很后悔骗了朋友的钱。
“犯罪了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能拿自己的家庭说事。我很同情你，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也希望你能早点出去。但是你要有认罪悔罪的态度，而且到现在赔偿都还没有进行，人家被害人那边也很冤枉，10万块钱被你给折腾没了，对不对？”余宏发律师把法理和情理掰开说透。
之后，她通过法院联系到了那位被他坑害的朋友。对方表示并不想让被告人坐牢，只想把钱拿回来。对被害人的家庭而言，10万块钱并不是一个小数字。拿到被告人家属的退赔之后，被害人出具了谅解书。
开庭时，余宏发律师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了辩护意见，并将谅解书等证据呈递给法庭，最终被告人获刑3年缓刑4年。庭审结束后，被告人和被害人都对她表示感谢。被害人追回了自己的钱，被告人缺乏法律知识、迫于生活压力犯罪，在关押之后才明白自由的珍贵和法律的严肃。
不是每个案子都能胜诉，有的案子罪罚一目了然，有的案子证据不足，最无奈的是，有些案子明明胜诉了，当事人应该获得赔偿，但对方却无力执行。
国家给法律援助律师的办案补贴并不多，可像余宏发、杨国红这样愿意投身于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