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周末下午的深圳图书馆一楼，总能看见几名律师“摆摊”值班，免费解答市民提出的各种法律问题。这是深圳律协与深圳图书馆从2013年底开始共同打造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至今已经为数千名市民提供了专业的法律援助服务。
记者了解到，在深圳，包括市、区各级法律援助中心、市消委会和市妇联律师志愿团、图书馆公益法律服务平台、维德法律服务中心等在内的各种政府部门的、民间的免费法律服务平台和机构众多，成为市民获得法律援助的重要途径。此外，利用移动互联网平台建立的各种法律服务平台也正在兴起。但有市民指出，这些法律援助机构或平台服务的范围还不够广泛，在市民中的知晓度还不够高，需要加大宣传。
政府：法律援助门槛全国最低
深圳律师服务有多贵？咨询费每小时最高可达3000元！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除此之外，经济拮据的人还有另一种选择。早在1997年，深圳市法律援助中心就已经挂牌成立。一个月后，该中心接到了第一宗援助案件，当事人戴女士称其丈夫有外遇，丈夫还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并事先将单位分配的福利房退回给单位。中心研究了案情后，决定由两名工作人员担任戴女士的代理人，帮助其出庭应诉，最后为戴女士获得了孩子的抚养权，并购回了被退回单位的房屋。
同年，深圳颁布了全国第一个副省级城市的地方性法律援助规章——《深圳市经济特区法律援助办法》，并在2009年出台了法律援助条例，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
“深圳政府部门提供的法律援助范围不仅覆盖面广，而且法律援助门槛全国最低。”冯旭辉表示。据介绍，在深圳，只要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1000元，或者当事人前6个月平均月工资低于深圳最低工资（2030元）标准两倍以下者，即可申请。同时，还采取了一些“辅助性”法律援助制度，对收入高于经济困难标准、但仍没能力或暂时无法支付法律服务费的“夹心阶层”提供一定的援助。
记者了解到，目前深圳全市共有法律援助机构11处，市级1处，区级（含新区）10处。市区两级法律援助机构涵盖全市67个街道，并依托基层司法所设立各类法律援助工作站84个，服务窗口和联系点319个，遍布全市各街道和各看守所、监狱、劳教所、残联等。同时，由司法部门统一设立的深圳“12348”法律咨询热线，24小时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此外，作为中央加大法律援助的重要措施，广东省将“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作为今年的十大民生实事之一全面推进，而目前深圳全市641个社区已经实现法律顾问全覆盖，让法律服务延展至基层社区，群众可以就近享受到法律服务。
民间：为公益组织提供法援
除了司法部门建立的法律援助机构，深圳的民间法律援助机构或平台近些年也纷纷成立，并逐渐活跃在各个领域。
据悉，早在2006年12月，由多名执业律师自愿组成的公益性组织——市消委会律师志愿团宣告成立。“目前，志愿律师团队有二十名资深律师，为消费者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志愿团成员之一的陈伟律师表示。
与消委会一样，自2010年10月起，深圳市女律师工作委员会与市妇联联合成立了专业律师组成的“深圳市妇联律师志愿团”。该志愿团专门为妇女儿童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目前有100多名律师每天轮流在市妇联值班，解决与妇女儿童有关的各类法律咨询问题以及重大维权案件。”该志愿团的一名律师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深圳以社会组织等为纽带，自愿组成公益法律服务团队，为市民提供免费法律咨询等援助服务的还有罗湖看守所律师志愿团、安防行业公益法律服务顾问团、深圳老年人法律维权中心等。
与此同时，依托各公共场所而建立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近年也不断兴起。2013年11月1日，由深圳市律师协会、深圳图书馆共同创建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正式启动。深圳律师还在去年9月入驻罗湖行政服务大厅，志愿律师实行轮班制。
此外，记者了解到，深圳还有一群热心公益律师自筹资金，创办民间公益法律服务平台——深圳市维德法律服务中心。这种模式在一些法治较成熟的国家已经得到广泛推行，成为政府法律援助制度之外的重要辅助和补充。
互联网+：移动平台网罗全国律师90%为免费服务
严先生是一家器材公司的老板，在龙华租厂房用于库存器材设备。近一年来生意不是很好，租约到期后他决定不再续租，然而业主却拒绝退还一万多元的押金。他在网上向律师咨询迟迟未得到答复，而专门去律所又觉得太麻烦还要收费，于是不了了之。
为了让更多的市民在遇到法律问题时，能够在指尖快速找到解答，法律服务移动交互平台应运而生。如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兼知识产权部主任黄智勇等人，与深圳法天科技共同开发的法律服务移动交互平台——律伴，于去年10月开始运行。
黄智勇介绍说，之所以开发这样一个既能够帮助法律当事人找律师、同时方便行业交流的平台，是因为自己有时候也会找不到合适的专业律师解决朋友或市民的法律难题。“通过该平台，法律服务需求者能便捷、迅速找到律师。该平台上的律师是经该平台实名认证的执业律师，每个律师只允许登记三个服务领域，真实性及专业性都有保障。”
他表示，在该平台上注册的律师，对于当事人的法律咨询等需求，可以选择免费和收费两种模式。免费服务模式是律师参与公益服务的一种形式，而收费模式则有利于市民进行价格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收费服务。
目前，律伴上面的注册律师涵盖了全国各个城市，每天的咨询量有上千单，其中90%都是免费的。律师们对于公益法律服务也非常支持和热心，很多咨询刚一发上去，不到一分钟就有人抢答。
“通过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带动诉讼服务的发展，解决更多的法律需求。而这种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正是公益法律服务在移动互联网方面的延伸，有利于搭建移动互联网方面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黄智勇认为。
黄智勇向记者表示，随着互联网+逐渐向各行业渗透，法律电商服务正在改变传统的法律服务行业。而今年以来，移动法律服务平台的发展也非常快速，目前全国共有类似的平台七八家。
问题：法律援助途径知晓度太低
记者了解到，虽然司法部门和律师自愿建立了各种法律援助机构和服务平台，然而目前的法律援助服务显然还不到位，特别是不少市民对于法律援助途径并不了解，发生问题时得不到及时帮助。
家住罗湖区的程小姐去年五月借钱给朋友吴先生，到还款日期后，吴先生迟迟不还程小姐的借款。不得已的情况下，程小姐想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程小姐表示，虽然知道深圳有法律援助中心，但是因不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因此只能到网上去寻找一些律师咨询，然后不是没有答复就是回答太简单。
也有律师指出，很多市民对于法律援助知之甚少，这与政府部门的宣传推广有很大关系，比如深圳的“12348”法律服务热线，几乎很少有市民听说过。
有市民提出，为什么深圳没有一个统一的平台，能够让市民查询到目前所有的法律援助机构或公共服务平台？对此，深圳律师协会副会长胡宁可表示，目前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律师组成的志愿咨询团、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很多做得非常不错，但是可能服务的范围还有限，与市民的需求和期望还有不少差距。她认为，建立一个法律服务信息共享的平台很有必要，她将向深圳市司法局汇报，希望深圳的公共法律服务能够惠及更多的群众。
撰文：南方日报记者杜啸天
实习生黄晓琳
统筹：江强
一名90后在收到故宫博物院淘宝店卖出的“御前侍卫手机座”后，先网上评价“已完全被萌哭了”，再打算入手一个“容嬷嬷针线盒”。这个“容嬷嬷针线盒”令我比较反感，如果他不是调侃，故宫真的开发出来这类产品的话，就属于戏说了。
当时政府机关里到处都是爷爷辈的人物。这些老同志政治上的确老练，经验也丰富，但面对改革新形势带来的精力不济、能力不足也是很现实的问题。这些老同志可能还能撑个五六年，但五年后呢？谁来接班？所以，怎样防止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被当做国家战略问题给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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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永信事件”原本挺简单，既然不断有人实名举报他违反寺规、侵占少林寺资产等问题，有关部门就该介入调查，如果没有此事，或查无实据，及时还其清白；如果确有问题，依法依规调查处理就是，既不应该也完全没有必要瞻前顾后、畏手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