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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2号)。
第一条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犯罪主体,包括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等人员,以及直接从事生产、作业的人员。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意见》(法发〔2011〕20号)。
第八条规定:多个原因行为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在区分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的同时,应当根据原因行为在引发事故中所具作用的大小,分清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确认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合理确定罪责。
一般情况下,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违反有关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对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起决定性、关键性作用的,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认定
笔者认为,重大责任事故罪成因复杂,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涉案行为人也有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之分。司法实务中对于多因一果的重大责任事故罪,要综合分析事故成因和行为人的责任大小来综合评判罪责。因此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认定,应该主要从以下七个方面厘清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影响定罪量刑的情节,即厘清犯罪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及责任(有责性)这些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犯罪构成的要素,罚当行为人其罪,具体如下:
三、如何认定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时空”?如何认定“在生产、作业过程中”?
四、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行为主体客观上存在过失实行行为怎么认定?
五、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观罪过”怎么认定?
六、如何认定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因果关系”?
七、如何认定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如何认定重大责任事故罪的“量刑情节”?如何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三、逐一解析七个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和影响定罪量刑的情节
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年满16周岁,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都可以成为本罪的适格主体,单位不能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2号),第一条规定:重大责任事故罪犯罪主体,包括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等人员,以及直接从事生产、作业的人员。
(3)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重大责任事故罪新增一条有关危险生产、作业的法律规定作为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重大责任事故罪属于结果犯,但是由于《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规定,增加了“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条款,使得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三种特殊行为超脱于结果犯成为危险犯,不再要求实质性犯罪结果的发生,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危险作业的三种具体情形,并且行为具有产生严重后果的现实的紧迫危险时,就成立重大责任事故罪。至此该罪从惩罚和预防两个角度都加大了对生产作业的安全保护,并扩大了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范围。
(4)立法机关通过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几次修订,将本罪主体的范围逐渐扩大,不论行为人是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等人员,还是直接从事生产、作业的人员;不论其是正式职工还是非正式职工;不论是挂靠者还是被挂靠单位;不论是工程发包方还是工程承包方,只要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都可以被认定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无照施工经营者以及合作经营组织或个体经营户的从业人员,无证开采的小煤矿从业员,均可成为本罪的适格主体。
司法实务中,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行为主体认定的判例,裁判要旨如下:
1、非施工单位派驻施工现场的工程师,并未规定其负有安全管理职责,有证据能够证实职责仅限于工程技术方面,仅对工程技术问题提供咨询、监督等义务的非施工单位人员,其对该项目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故不应承担责任,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不属于本罪的行为主体。【高某某重大责任事故罪无罪案(2016)吉01刑终164】
【裁判要旨】:现有证据能够证实高某某对吉林省某某物流有限公司轿车零部件焊装工程联合厂房项目的职责仅限于工程技术方面,其对该项目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故不应承担责任,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2、自然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重大责任事故罪刑事责任。【袁某某重大责任事故罪案(2020)豫1325刑初371号】
【裁判要旨】:自然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重大责任事故刑事责任。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袁某某在作业的过程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3、对被害人的行为不具有管理与监督权,不具备重大责任事故罪主体资格。【齐某某重大责任事故罪无罪案(2016)辽07刑再4号】
【裁判要旨】: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属于一般主体,即只要是从事生产、作业的人都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但必须是直接从事生产、作业工作的人员和管理人员。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沈某、杨某与仁某养殖场已经形成雇佣关系或劳动关系,在从事垒锅台、垒烟囱、安装翻板等作业过程中,沈某、杨某并无服从养殖场管理规定的义务,齐某某虽对沈某、杨某的工作具有一定的监督权利,但齐某某对沈某、杨某的工作亦无积极的作为义务与实质上的管理权力。沈某垒锅台、安装电翻锅的行为是相对独立于齐某某狐狸、貉子养殖生产作业的行为,齐某某既不是“垒锅台、垒烟囱、安装翻板”的直接作业人员,亦非该作业的管理人员,故齐某某并不具备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资格。
4、应当综合考虑教育经历、工作背景,对于缺乏必要的技术培训和安全教育的,没有证据能证实在生产和作业过程中有不服管理,不听指挥而盲目蛮干的行为,不宜认定为犯罪。【张某某重大责任事故罪无罪案(2018)冀02刑终640号】
二、如何认定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违反规定”?“有关安全管理规定”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责任事故调查报告能否作为刑责认定的依据?
(3)司法实务中要准确判断控方指控的“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是否有刑法上的品质,即“规定”不是指一切规章制度,而是指同保障生产、作业安全管理有关的规章制度。行政规范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向刑法保护的法益,一类只是为了便于管理,只有违反前者才可能构成本罪。
司法实务中,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行为主体“违反规定”的判例,责任事故调查报告作为刑责认定的依据的判例,裁判要旨如下:
1、重大责任事故罪中“安全管理规定”,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参照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生产单位制定的规章。对公司内部制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违反,也应当属于违反了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李某、赵某重大责任事故罪(2018)津0116刑初22号】
事故调查报告认定赵某某对事故的发生负直接责任……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过程中,经自行侦查,发现案发地点当时是否出现过顶板漏煤的情况存在疑点,赵某某、冯某某和其他案发前经过此处及上一班工人的证言,均不能印证现场存在漏煤的事实,不能证明赵某某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有主观认识,无法确定赵某某的责任。因此,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75条第4款规定,对赵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2)重大责任事故罪中所指的“生产、作业”只包括进入实质运行的阶段的生产、作业活动,在准备阶段、休假、休息和整顿期间发生的事故,不属于本罪的“生产、作业”中。
司法实务中,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在生产、作业中”的判例,裁判要旨如下:
【裁判要旨】:经查被告人贺某驾车进入施工现场后其身份即转化为直接从事生产、作业的人员,其应当尽到必要的安全注意义务。重大责任事故罪中违反安全管理的规定不仅指有关人员违反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上级管理机关制定的反映安全生产客观规律的规程、规则和制度等,也包括违反国家发布的各种有关安全生产的法规。被告人贺某知其驾驶的车辆严重超载而继续进行生产作业,其行为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故其行为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1、本罪中行为人客观上是否有过失实行行为,须审查其是否违反了注意规范,违反何种规范,指控违反的规范是否有刑法上的品质。行政规范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向刑法保护的法益,一类只是为了便于管理,只有违反前者才可能构成本罪。
2、分析论证过失实行行为的过失类型,以确定罪责。一般而言,重大责任事故中的过失行为可以分为管理过失、监督过失和业务过失。管理过失主要是指没有设立安全生产的管理运行体制,在已经设立安全管理体制情况下,要考虑行为人是否符合信赖原则,如果可以信赖下属员工,就未必违反注意规范。监督过失是指对被监督者的行为,事前教育、指导、指示、指挥,事中监督,事后检查。监督过失,主要从两个角度论证:对直接作业人员的管理和设立安全管理体制两个方面。业务过失主要是指直接从事具体业务的操作人员(直接生产作业人员),违反业务上的注意义务、违反安全管理规定,不听指挥、违规操作。
3、本罪中的信赖原则∶在合理信赖被害人或第三者会采取适当行为时,缺乏预见可能性或预见可能性很小,客观上存在过失实行行为可能性小,不能追究过失责任。
4、关于危险分配与结果预见可能性的关系:(1)当危险完全分配给被害人时意味着行为人的行为不可能具有实行行为性,行为人没有结果回避义务,也意味着行为人对结果缺乏预见可能性。(2)当危险部分分配给被害人时,意味着行为人的行为的危险性减少,结果回避义务减少,对结果的预见可能性也减少。(3)危险分配是否违反客观注意义务的判断应当以行为时为标准。
5、本罪中适用客观归责的学者指出:“如果监督者、管理者违背监督和管理职责的行为制造了不被允许的危险,并且该危险不被阻断地在法益侵害结果中实现,那么,监督者、管理者就应该对所发生之法益侵害结果承担过失责任,尽管该侵害结果不是或者往往不是由监督或者管理上的过失行为直接造成的”。以客观归责论讨论监督、管理者的过失最为关键的是判断“该危险不被阻断地在法益侵害结果中实现”,对此,论者进一步指出,“判断是否实现了不被允许的危险,就是要判断某种行为所制造的危险经过一定的因果流程是否现实地转化为法益侵害结果。客观归责论亦论证了不具有归责基础的情形,监督、管理者对被监督、管理者的监督管理效果十分有限,即使对其进行有效监督管理,往往也难以避免不法行为的发生,危害结果的出现,且监督、管理者的注意义务违反与危害结果发生之间也不具有关联性,不可归责。
司法实务中,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行为主体客观上是否存在过失实行行为”的判例,裁判要旨如下:
1、既不是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也非特定行业中负有指挥管理责任的人员,不符合该罪名主体,且在作业事故中,既不具有操作的直接过失,也不具有管理和监督过失,其行为不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陈某、雷某重大责任事故案(2018)川0184刑初720号】
“无行为则无犯罪,无罪过则无犯罪,行为与罪过同在”是现代刑法学的基石。
(1)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观罪过”是过失,即行为人应当知道自己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可能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危害结果。
(2)不管是疏忽大意过失或者是过于自信过失,这里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所造成的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主观心理态度。但是对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主观上可以是故意违反,一般间接故意较多,即可能是明知故犯。因此本罪行为人对所在行业的规章制度往往是明知的,但其对危害后果的发生并不持故意的主观心态,故主观过失是本罪的罪过形态。
(4)重大责任事故罪中行为人对行业规章制度的明知并不等同于本罪中犯罪构成主观方面的“明知”,即刑法意义上主观故意的“明知”。在证明对象的选择上,重大责任事故罪中证明过失犯罪的主观认识内容应当是结果预见义务与避免义务,而非行为违法的预见义务与避免义务。2011年12月3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意见》第九条规定:“严格把握危害生产安全犯罪与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不应将生产经营中违章违规的故意不加区别地视为对危害后果发生的故意。”司法实务中应当重点对行为人对本罪中危害后果所持的罪过形态的审查。
(5)重大责任事故罪与自然事故、技术事故及技术革新和科学实验失败的区别是:重大责任事故是行为人的违规行为造成的,且主观上具有过失;自然事故、技术事故及技术革新和科学实验失败的危害后果,是因为不可抗力的原因,不是行为人实行违规行为造成的,行为人不具备结果避免可能性,因而不构成犯罪。
自然事故,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事件原因造成的事故,如果无人违规违章,自然原因非人力所能控制,因而行为人对于所造成的损害结果,客观上没有因果关系,主观上没有罪过,不应对其承担刑事责任。技术事故及技术革新和科学实验失败,是指由于技术手段或者设备条件、科学技术所限而无法避免的人员伤亡或经济损失。但是,并非所有由于设备原因引起的事故都是技术事故,因为设备是由人操作的,如果设备出现障碍,操作者或者管理者应当发现而未能发现,如果凭借现有的科技和设备条件,本来可以避免事故发生,因违规操作,由于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的过失未能避免的,则可能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人的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其决定了某一危害结果是否可以在客观上归责于行为人的行为,即行为人对该危害结果须承担责任。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判断分两个阶段,因果构造顺序是:首先,针对结果,确定是哪个或哪些行为所致,即可归因的行为;然后,确定该行为或该数行为是否归责,即系可归责的行为。犯罪构成的判断应体现层次性:顺序是先客观不法,后主观有责任,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属于客观不法的范畴。
(1)最高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牛审判工作的意见》【法发〔2011〕20号】第8条规定:多个原因行为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应当根据原因行为在引发事故中所具作用的大小,分清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确认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合理确定罪责,系将因果关系列入责任构成要素考虑。
(2)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因果关系具有不作为性,犯罪结果的出现,是由于行为人违反了有关规定的作为义务,如监督过失、管理过失。此罪的因果关系往往具有多因一果性,前一行为人的违规行为造成某种危险状态,此后又介入他人的违规行为,最终引起一个危害结果发生,上述行为人的行为均与危害结果均具有因果关系,对于损害结果应当共同承担刑事责任。
(3)事实因果关联不要求行为对整个因果流程具有支配性,在过失犯中也不要求是主要原因,只要求结果发生时该行为对结果发生具有现实的作用力即可。被告人的行为不是主要原因不会影响归责,只会影响行为不法程度,影响量刑。
(4)事实因果层面,否定直接性和必然性只能否定被告人没有支配整个因果流程,同时还应该否定被告人违反注意规范的行为对结果发生没有事实作用力。只有否定了这两个因果关系,证明两者在事实因果层面没有因果关联,才能证实没有事实因果关系。
(5)法律因果层面,即所谓的客观归责或结果归责。在结果归责问题中有两方面的至关重要。一方面是:是否具有结果避免可能性,也就是被告人违反的注意义务与结果具有关联性,应该考虑被告人是否具备结果避免可能性,实务中的案件确实存在即便履行作为义务后结果也难以避免的情形,结果避免可能性要求有很大可能避免危害结果,如果实施了义务行为也难以避免结果就应否定结果归属。对此,另一种观点,即所谓的“风险升高理论”则认为,只要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显著性地提升了结果出现的风险,那么就可以将损害结果归属于行为人。我国司法实践中便有不少采纳“风险升高理论”认定规范关联的判决。另一方面是:要注意实现的结果是否在注意规范保护的范围内,如果“注意规范”防范的危险和实现的危险不一样,就不构成犯罪。因此,行为人的行为造成的客观危害结果是否在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安全生产“注意规范”保护的范围内,结果归属是否具有结果避免可能性,对行为人的罪责具有积极意义。
(6)本罪介入因素应该结合被告人的处境、具体事故来考察,抽象的讲预见可能性是否具有,不具有任何意义。不同介入因素存在时如何认定结果归责,仅仅确定行为人对最终结果没有支配不能阻却结果归责,只有证实行为人行为对结果没有事实作用力才能阻却。被告人的行为不是主要原因不会影响归责,只会影响行为不法程度,影响量刑。
(7)本罪涉及行为人是否具有预见可能性的问题。预见可能性应该结合行为人的处境,结合具体事故来认定和论证,而不能讲抽象的预见可能性,要结合个案证据和认定的事实论证。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领导人员,在已经设立监管生产、作业的安全运行体制情形下,事故发生时并不在场,很难确认有预见可能性。基层直接生产作业人员,收入少,缺乏必要培训和技术的情形下,要求其像专业人员一样预见事故,亦是强人所难的,很难确认有预见可能性。
司法实务中,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中“因果关系”认定的判例,裁判要旨如下:
1、重大责任事故罪是过失犯罪,该罪的因果关系具有不作为性,犯罪结果的出现,是由于行为人违反了有关规定的作为义务。同时,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因果关系往往还具有多因一果性,在介入型复杂因果关系即前一行为人的违章行为造成某种危险状态,此后又介入另一人的违章行为,引起一个危害结果的发生的场合下,行为人的行为是造成重大责任事故发生的共同原因,对于损害结果应当共同承担刑事责任。【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3刑终492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3刑申35号】
2、民事赔偿中的责任分担不等同于刑法意义上的“多因一果”,不能据此减轻被告人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任某罗某重大责任事故失火二审刑事判决书(2021)赣09刑终13号】
【裁判要旨】:经查,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关系,非危害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当一个危害行为必然会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外力的介入因素如果加重或者促进这种结果的发生时,才能认定为刑法上的多因一果。具体到本案,本案火灾系上诉人任某无视企业安全管理,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安全培训教育管理和应急救援管理不到位,导致公司职工罗某安全意识淡薄,盲目违规操作泡沫机引发,无论是厂房出租方猕猴桃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租设备时消防设施不完备,承租人某家具厂转租后未及时对防火安全生产监管等因素均不能阻断本次火灾的造成,故上述因素并非外力介入因素,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多因一果”,不能据此减轻上诉人任某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综上,对上诉人任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任某身为对公司具有管理职责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国家有关安全管理和消防管理的规定,将“三无”产品用于生产,且在生产过程中对安全责任落实不力,安全培训教育管理和应急救援管理不到位,造成了公司员工安全意识淡薄,缺乏自救知识和能力,因而发生火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00余万元,情节特别恶劣,其行为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3、从过失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分析。行为人主观上的过失必须是造成重大责任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正确地认定违章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区分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对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定罪处罚具有重要意义。行为人在无风险预见义务与预见能力的情形下,对危害结果并不存在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案例齐某某重大责任事故案((2016)辽07刑再4号)】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意见》(法发〔2011〕20号),审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应综合考虑生产安全事故所造成的伤亡人数、经济损失、环境污染、社会影响、事故原因与被告人职责的关联程度、被告人主观过错大小、事故发生后被告人的施救表现、履行赔偿责任情况等,正确适用刑罚,确保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1、关于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认定。
2、加重处罚情节
根据刑法的规定,情节特别恶劣,是本罪的加重处罚事由,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意见》(法发〔2011〕20号),发生矿山生产安全事故,造成“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的“情节特别恶劣”:(1)非法、违法生产的;(2)无基本劳动安全设施或未向生产、作业人员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生产、作业人员劳动安全无保障的;(3)曾因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被监督管理部门处罚或责令改正,一年内再次违规生产致使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4)关闭、故意破坏必要安全警示设备的;(5)已发现事故隐患,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发生重大事故的;(6)事故发生后不积极抢救人员,或者毁灭、伪造、隐藏影响事故调查的证据,或者转移财产逃避责任的;(7)其他特别恶劣的情节。
3、从重处罚情节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2号)第十二条,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安全事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1)未依法取得安全许可证件或者安全许可证件过期、被暂扣、吊销、注销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2)关闭、破坏必要的安全监控和报警设备的;(3)已经发现事故隐患,经有关部门或者个人提出后,仍不采取措施的;(4)一年内曾因危害生产安全违法犯罪活动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5)采取弄虚作假、行贿等手段,故意逃避、阻挠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实施监督检查的;(6)安全事故发生后转移财产意图逃避承担责任的;(7)其他从重处罚的情形。
4、从轻处罚情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2号)第十三条,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安全事故,但在安全事故发生后积极组织、参与事故抢救,或者积极配合调查、主动赔偿损失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5、正确适用缓刑、减刑、假释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意见》(法发〔2011〕20号),对于危害后果较轻,在责任事故中不负主要责任,符合法律有关缓刑适用条件的,可以依法适用缓刑,但应注意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严格控制,避免适用不当造成的负面影响。
(二)、对于具有下列情形的被告人,原则上不适用缓刑:(1)具有本意见第14条、第15条所规定的情形的;(2)数罪并罚的。
(三)、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与安全生产有关的特定活动。
6、就业禁止规定
结语
综上所述,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责任主体、罪责承担一直是司法实务中的难点,科学的责任认定是重大责任事故罪行为人罪责认定的关键。准确的认定责任人范围和罪责,厘清案件审理涉及的法律及理论问题,对于提高行政、司法公信不无裨益。笔者在总结实务经验的基础上,对本罪的犯罪构成、量刑情节、罪责承担的探析,期待能为刑事合规提供参考,为有效辩护提供素材。
作者介绍
杨冬涛律师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硕士,京师律所刑委会理事,京师律所刑委会刑民交叉犯罪研究中心副主任
刑事领域:职务犯罪案件辩护、金融、经济犯罪案件辩护、人身伤害类犯罪案件辩护
民商事领域:商事合同、保险合同、知识产权、债权债务、土地拆迁补偿、房产纠纷、婚姻家庭、继承析产、煤炭贸易领域采购、销售、铁路运输环节的贸易纠纷
个人业绩
1、法律顾问:
曾任多家大型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法律顾问,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法律培训,出具法律意见。参与的法律事务涵盖了集团公司及其各子公司、各大区、地方分部各种法律事务,涉及商务谈判、商业运营、公司企业法人治理、并购重组、合同评审、知识产权、刑事风险防控、刑事合规审查等。
2、刑事辩护:
2022年担任的被告人邓某被指控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一案,被告人在检察院阶段认罪认罚,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一年六个月,实刑。本人法院阶段接受委托,经有效辩护,法院最终判决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2022年担任的被告人康某被控告故意杀人罪案件,接受委托,经有效辩护,法院最后定性故意伤害罪,量刑三年。
2021年担任的北京某知名高校博士诈骗案,接受委托,经有效辩护,多起事实未认定、不起诉。已公诉案件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2020年代理王某某合同诈骗罪、职务侵占罪申诉案,接受委托,经帮助申诉,经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决定提审,案件已经提审、再审阶段开庭结束,等待法庭判决。
2018年担任马某某爆炸罪辩护人,该案被告人当年曾经两次判死刑,两次发回重审,2018年12月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全案改判无罪。
2019年3月代理马某、邵某、刘某在某中级人民法院的国家赔偿案,该案系该中级人民法院建院以来最大一起国家赔偿案。
2014年5·28山东麦当劳故意杀人案受害人审查起诉阶段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代理人。
3、法律援助、公益培训:
为大兴区新型农民素质提升工程进行普法培训;为北京新机场拆迁农民讲授法律知识,提供法律公益咨询。代理多起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尽职、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