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研究宪法和制度，首先涉及到中国需要建设什么样的的问题。“宪法”和“”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舶来品，包括概念和其中所蕴涵的理念都是如此。西方的宪法和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是否存在西方所说的宪法理念的社会基础？在谈到宪法和时，言必谈西方，或者言必谈西方的标准，是否合适？我认为，中国具有自己特定的历史和特定的文化，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从宪法和的根本目的出发，设计适用中国的宪法和制度，并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宪法和其根本目的无非是保障人权的，应当根据中国的国情积极完善适应中国国情需要的宪法和制度，以在中国背景下，达到保障人权的根本目的。
《法国人权宣言》说，在权力没有分立和人权没有保障的社会就没有宪法。我国并不实行权力分立制度，如果按照《法国人权宣言》所确定的关于宪法的第一个标准，我国即不存在宪法。权力分立制度建立的基本前提是对国家权力的极度不信任，包括对作为民选的议会的不信任，而在我国，这些西方的理念并不存在。在我国，社会成员对国家权力所抱有的基本态度是：既需要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和控制，又需要充分保障国家权力的有效行使，以使其能够通过运行达到保障基本人权的效果。中国当然需要借鉴西方作为人类共同文明结晶的理念和精华，但不可能照搬照抄西方的宪法和制度。实际上，即使是西方国家也不存在完全相同的宪法和制度，各国都在寻找符合自己国家国情的宪法和制度，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等都是如此。
宪法属于规范范畴，它需要与社会实际保持一致，才能起到调整和规范社会关系的作用和基本功能。如何使宪法规范与中国的社会实际保持一致？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以往我们比较多地注意到宪法修改这种方式。我国社会处于急剧变革的时期，《宪法》与社会实际之间出现不一致的现象必然会发生，因此，宪法修改的频率较之其他国家要快，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宪法修改是使宪法规范与社会实际保持一致的最后的也是最迫不得已的方法。
因此，在不是必须对宪法规范进行变动的情况下，可以更多地运用宪法解释的方法，使宪法规范得到适用。宪法解释既可以使宪法规范经过有权机关的解释达到与社会实际之间的衔接适用，也可以使宪法规范的含义更为丰富和立体，让社会成员对《宪法》有更明确、具体的理解和认识，它对《宪法》的震动也比较小。我国以往基本上没有运用过宪法解释的方法，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宪法解释制度，并积极地运用宪法解释，以解决我国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具体问题。
三、必须研究普通法律中的规定和问题
《宪法》是最高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同时，《宪法》又是或者说只能是从宏观上、总体上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问题，而不可能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作详细的规定。这就需要普通法律依据《宪法》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和规定，作具体化的规定。因此，《宪法》内容的具体含义需要由普通法律明确，或者说〈宪法〉规定的具体界限必须要由普通法律子以明确。我们在理解《宪法》的内容时，既需要从《宪法》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基本精神出发，也必须从普通法律的具体规定出发。我国宪法学者在阐述《宪法》的内容时，较少从普通法律的规定出发，这就造成宪法学的内容显得比较简单、枯燥、粗糙，没有血肉。人们在学习和理解《宪法》的内容时，就难免会觉得其生涩难懂。
论文关键词中国法西方法法律推理法律逻辑
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和近现代西方的法律文化存在着诸多差异，法律文化的不同进而催生出法律思维方式的区别，传统中国法讲究缘情说理、注重容情于法，“情”、“理”、“法”三者密切结合；而西方法律则格外注重法律推理，重视法律逻辑的应用，强调用严谨的法律思维进行说理和论证。不同的法律推理和论证方式实质上反映出法律思维方式的差异。
一、传统中国法的说理方式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情”、“理”、“法”内涵解析
缘情说理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思维方式的一种概括和总结。中国传统的法律思维是以传统中华法系的精神和理念作为核心的。要澄清中国传统法律思维的特点，首先就必须论及“情”、“理”、“法”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的内在涵义，同时理清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理解中国古代法律说理特征的关键之一。
1.“情”，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含义，“情”首先是指人之常情，即人性、人的本能。其次，“情”也可指客观存在的世情、民情等，依照这一角度，诸如社会舆论，社会的一些基本的现实状况，乃至人们生存历程中传承下来的一些风俗习惯等，都可以纳入到“情”的范畴中。此外，“情”还可以指情节或者情况，人们经常说的“情有可原”，在一些特定情境下就可以指案件的具体情节。
2.“理”，包括了天理、公理、公道等。天理是指国家社稷正常运行所必须的一把按自然规律。公理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推崇的行为规范准则，如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公道则是广大民众普遍认同的社会公共道德、公共利益等。在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情”、“理”往往相通，判定某一具体行为是否合理，一般从其行为内容是否符合“情”来判定，不符合“情”的，常常被认为是不合理的。而反之，符合“情”的，往往也就是就是合理的。
3.“法”这一概念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法”源于“刑”，“刑”主要指刑罚，本质上统治阶级用以镇压和控制的暴力工具。汉代以后，中国古代法日益儒家化，于是，“礼”这一词义，作为联系天理和人情的纽带，也加入到“法”的范畴。因此，传统中华法系中的“法”其实包含了“刑”与“礼”两大基本内容。
法律实践中，“法”和“情”、“理”是紧密相连的，国家法律的制定通常会以天理为指导原则，天理也可能成为法律的基本内容。此外，天理国法又应与以亲情、伦理为内容的人情相一致。法与情理同在。若彼此间发生冲突，则国法可能让位于人伦情理。
（二）传统中国法说理方式的特征分析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情”、“理”、“法”相互交织的思维模式一直影响乃至支配着人们的社会交往及利益衡量。中国古代的司法官员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无论是在民事还是刑事领域，都在向往和追求一种兼顾“情”、“理”、“法”三者的理想境界，在此影响下，中国传统的法律说理和论证呈现出如下特征：
1.“情”、“理”在价值取向上的优先性。在传统中国法中，实现国法和天理、人情的协调与统一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法律和情理的关系处理上，无论是立法者还是司法者，都往往倾向于情理。尤其在中国古代社会，本身有着重视道德伦理的传统，情理时常被视为是比制定法位阶更高的法的渊源，因而一旦人情、天理与法律发生冲突，法律常常被置于次要地位，清代的《槐卿政绩》中记载有一处案例：道光年间，江西潘阳县有两户原本有儿女婚约的人家产生了一些争执，女方家人遂有所记恨，想解除婚约，而男方不同意，诉至官府，女方父亲威胁，倘若女儿嫁到男方家，自己就自尽，女儿也表示不能嫁给父亲的仇人。后来官府判定该女子为应为其父留在家中，而男方不得要求女子过门。从国法的角度看，发生争斗事件并不能成为婚约解除的理由，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若要求该女子在自己父亲受气的情况下，不情愿地与对方成婚，由有违人情，故裁判官选择了支持女方家的诉请。类似的“原情论罪”、“舍法取义”的做法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实践中是常见的。
2.说理论证侧重于实质性思维。中国传统法擅长缘情说理，将“情”、“理”作为断案的重要依据，而不拘泥于法律条文本身，这其实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法中的鲜明的实质性思维特征。即司法裁判者在进行案件处理时，注重法律的内容、目的和结果，对于法律推理的方法和过程，则相对忽视。或者讲是注重法律外在的事实，而轻视法律的内在逻辑及法律活动的内在手段。同时，在司法活动的整体价追求上，更加强调实质正义，中国古代的法律裁判，往往并不像西方法那样去清晰地界定当事各方的权利义务。断案是为了解决纠纷、防止事态扩大。因此，法官往往努力追究法和情理的平衡，最终达到息事宁人的社会效果。
3.案件说理有较强的主观性。如果按照现代法的观点，法律论证和推理作为一项严谨的逻辑思维活动，无论是从法律思维的内容还是结构的角度的分析，都应倾向于客观性。然而，中国传统的法律思维却倾向于主观性，这从法官的裁判中可以得到论证。
中国古代的司法官员在法律目的法律字句的选择上，倾向于目的，常常以较为抽象的伦理道德原则作为案件审理的依据。案件说理过程往往采用简约、朴实的生活化语言而非专业化的法律术语。在思维方式的选择上，也时常脱离严格的法律思维的制约。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司法办案人员，对案件的处理过程常常依赖于主观性很强的直觉思维和内心的道义观念，即使出现违背法律字面规定本身的情形也不影响案件处理。
（三）中国传统法律思维的形成原因
“情”、“理”之所以能够主导中国传统的法律思维模式，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法律说理之所以强调遵循情理，其基本原因在于传统中国的法律制度本身，就和“情”、“理”紧密融合在一起。中国自古即有着“法不外乎人情”的观念。自汉代起，儒家思想就成为了中国传统立法的主导思想。在儒家的观念中，只有包含有“情理”的法律，才能真正使人信服，才能真正起到效果。法律考虑“情理”的因素，也就是法律合法的程度。在这样的思想的影响下，如“矜恤老幼”、“同居相为隐”等都成为立法的指导原则，乃至直接成为正式的法律条文，法律的人伦和纲常色彩十分突出。
法律制定兼顾“情理”本身情有可原，但在中国传统法文化下，往往将“情”置于首位，“情大于法”或“理大于法”的情形十分普遍，加之法律本身包含有大量“天理”、“人情”等方面的内容，而“法”又是法律说理的大前提。故法官在裁决时将情理作为裁决依据和线索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此外，我们还应考虑到，中国古代并不存在职业化的法律阶层，历代具有一定司法职责的官职，如司寇、廷尉、大理寺卿等，本质上都是行政职务，只是兼具一定的司法职能，各级官员自幼接触科举教育，对儒家经典及其伦理道义可谓了然于心，然而，他们却极少接受正规的法学教育和逻辑训练，这也就决定了官员断案时可以自如地引经据典，却不能真正运用专业术语和法学思维，而要借助于“情”、“理”进行分析。
二、西方法中的法律推理
与中国传统法缘情说理的方式不同，西方的法律推理则充满了法律形式主义的特征。注重以“法律”本身作为推理的基本前提，讲求严密的逻辑推导。在对案件的说理论证过程中，重视法律的理性思维而尽力排除“道德”、“情感”等因素的影响。
（一）西方法律推理基本特征
在西方法的发展过程中，尽管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在具体的思维模式上存在差异，但两大法系都发展出了专业化的“法律行业语言和技能”。法律推理过程本身反映的是一种法律的思维方式，在著名学者马克思·韦伯看来：“法律思维的本质是一种形成法律知识的抽象过程。”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西方的法律知识体系、法律推理充满了法律理性的色彩，并具有明显的系统性、严谨性的特质。
1.“法律”在价值上的优先性。在西方近现代法律思维中，法官进行说理论证并非完全忽视“情理”的作用，只是在他们眼中，法律在价值层面居于最高地位，法律的推理论证应当以法律本身作为最基本的依据，“情”、“理”等只能作为案外的辅的因素加以考量。孟德斯鸠提出的“法官是叙述法律的嘴巴”的比喻，强调了“法律”本身在法律推理中的基础性地位。对于西方的法律人来说，“人情”、“天理”等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其衡量标准也可能因人而异。而法律则是较为确定的，只有尊重法律的权威性，才能真正实现公平正义。
同时，法律思维强调在对于案件真实情况的探究上，合法性优于客观性，法律思维的导向不完全等同于生活意义上客观真实，而是法律程序中的真实。最明显的例证便是在法律推理中证据规则的应用：在某些情形中，尽管当事人一方所提供的证据客观上足以使人们相信案件事实存在，然而，如果证据的取得方式带有非法性，则完全可能被案件审理者所否定，并得出与客观事实不同的法律结论。
2.法律推理强调形式逻辑的作用。西方法学家往往将法律的论证和说理看作为是一门司法技术，因而重视法律推理的形式及方法，强调依靠严谨的逻辑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如果法律论证没有形式逻辑的参与，整个推理活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就会受到质疑。
在法律形式逻辑的选择上，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所区别，英美法系以判例法为基本的法律渊源，以类推法为基本的思维方式，推理过程充分尊重“遵循先例”的原则，即法官断案过程中，充分借鉴已经形成的判例，并对过往的案例事实进行总结，推导出一般的法律规则或原则。
而在以成文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大陆法系，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则成为基本的逻辑形式。推理的大前提是可以适用的法律原则或法律规则，小前提是经过认定的案件事实，结论体现在具有法律效力针对具体行为的非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即判决或者裁定。
尽管两大法系在法律推理的方式上存在差异，但本质上都是形式逻辑思维的具体反映。强调理性严谨的逻辑论证，反对裁判者仅仅凭借个人情感和经验得出结论是西方法律思维的基本属性。
3.法律理由在法律推理中的优先性。在西方法的语境当中，法律推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发现法律问题、思维加工、得出法律结论。发现法律问题是法律推理的起点，是引起思维活动的动因；思维加工则是寻找法律理由以说明法律问题的过程，结论是通过思考而做出的定论，任何法律问题的解决都必须通过理智或说理式的方式来解决。案件审理的理由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避免法官专横审理并实现当事人间利益平衡的有力措施，是使人们信服、尊重法律结论的前提。因为它可以使法律活动具体的参加者相信，法律结论并非来自于裁判者的主观感情，而是事实和法律规则共同作用的结果。据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西方法的裁判文书中，不仅会有明确案件争议和定分止争的论断，同时也十分重视充分界定当事各方的权利义务。
（二）西方法律推理方式的形成原因
1.历史悠久的逻辑思维传统。西方法的法律推理方式的形成亦扎根于其所依托的法律文化环境，西方法之所以形成严谨的强调形式理性的思维方式，首先离不开其历史悠久的逻辑学传统。逻辑体现着思维方式，决定着思维方式的不同特征，自然也会深深影响法律思维方式的特征。
西方法学的发展历史看，逻辑的产生对后世西方分析性的法律思维的形成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从其各个学派均很重视逻辑在法律思维领域的运用。而在这其中，分析法学派对于逻辑在法律中的应用做出了尤为突出的贡献。分析法学通过归纳的方法从特定的法律制度中提炼出基本观点、概念。进行对比论证，在从基本因素中总结出法律理论。在分析法学的影响下，西方法学家十分重视分析法律术语，探究法律命题在逻辑上的关系，将法学变为一门逻辑性极强的科学。
2.法律形式主义和法律职业化的影响。其次，西方法律本身的系统性、抽象性特征对于其法律思维形成也有着基础性作用。法学家和立法者一直注重对于法的概念、范畴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早在罗马法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所有权、债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一直沿用至今的法学术语，近代的法典化运动促进了法律形式主义的发展，无论是法律的分类还是法典编纂，都致力于对不同的法律关系进行抽象的总结和概括。可以说，如果没有注重形式、系统抽象的法律体系，也就不会有严谨的法律推理的产生。
同时，西方法的高抽象度的理性主义的特点，也就必然要求法律的施行具有职业性，需要裁判者经过严格的训练，具有很高的专业素质，这对于法律的适用是必不可少的。早在中世纪，西方国家就产生了法官、律师等职业法律人，到了近代，随着法治观念的深入，法律职业共同体进一步形成和壮大，在成熟的法律教育和严格的职业资质制度的影响下，西方的法律职业者能够严格按照法治思维进行说理，法律阶层的职业化又进一步促使了法律逻辑的发展。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途径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指人们对于法律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和情感、态度的总称，它表现为探索法律现象的各种学说，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解释，人们的法律动机，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法律、法律制度的了解、掌握、运用的程度以及对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它包括法律认知、法律情感与意志、法律价值观三大部分。法律认知是人们关于社会法律现象科学认识活动的结果，它是人们关于法的一般理论和法律发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以及一个国家和地区现行法律的内容和特点等方面的知识的总和。法律情感是指社会主体对法现象的主观心理态度或心理反应，是社会主体主张权利，为权利和法律而斗争的内在心理动力，是一个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法律意志是社会主体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斗争的主观心理基础，表现为主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畏、不畏诱惑和胁迫的坚强的守法精神和护法品格。［1］法律价值观，包括法律评价、法律理想和对法律价值（如公平、正义、自由等）的理解与接受，它是可能对立法、政策适用和司法判决等行为产生影响的超法律因素。它们是一些观念或普遍原则，体现对事物之价值可追求的理想性等进行的判断。
一、当前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分析
大学生法律意识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具备社会主义现代法律意识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又有自己的特征，同时还区别于一般社会群体的法律意识。就其主体而言，大学生的年龄层次、受教育程度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或社会公众；就其内容而言，由于大学生尚未形成成熟的科学人生观和世界观，致使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还不够全面，因此，他们的法律意识带有明显的易变性和不成熟性。
上述情况表明由于受社会负面文化和学生自身道德以及心理成熟程度的影响，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面对这种情况，对大学生加大法制教育的力度、进一步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提高他们的法律素养，势在必行。转贴于
二、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调查表明，28.49%的大学生表示愿意接受“法制教育”，其中有11.34%的人把自己最愿意接受的教育内容选定为“法制教育”；38.04%的大学生已明确意识到自己法律意识方面的不足，认为自己必须“积极学习法律知识”。［3］这表明，大学生学习法律的积极性比较高，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工作，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基础和有利条件
针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及特点，我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
首先，树立宪法法律意识。宪法最主要、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它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列宁曾指出：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从宪法的基本内容可以分为两块，即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然而，这两块并非地位平行的两部分，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居于支配地位。宪法的基本出发点就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其次，通过民法、刑法、行政法、婚姻继承法、诉讼法的基本理论与知识的学习，使大学生正确理解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在履行义务的前提下，合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帮助大学生形成依法办事、同违反宪法、法律以及破坏我国法制的行为斗争的思想意识。再次，在扩充课时的基础上，改进教学方法，增加“案例法”、“体验法”、“讨论法”提高教学效果。
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积极拓展第二课堂。
3、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自我，认识社会，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正确的人生追求目标，增强大学生的公德意识。
道德与法律的同质性和功能上的互补性以及两者界限的模糊性是道德与法律进行一体化运作可行性的基础。虽然道德与法律有很大差异，但在规范这终极意义上两者先天是兼容的。而且我国传统社会中的“礼”，这种伦理法律化低成本高效运作的历史为我国法制现代化提供了道德与法律一体化运作的历史实证的先河。寻找道德与法律的契合点，通过道德教育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这将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
4、齐抓共管，着力构建高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大学生法制教育网络。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高级建设者，其法律意识的强弱，法律认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和影响着社会的民主法制化进程。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预防和抑制大学生违法犯罪，同时提高其运用法律进行自我保护的能力，促进大学生自身素质的完善，更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化、民主化、制度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刘旺洪.法律意识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12-13：73.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而加强法制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唯有全民自身法制观念得到强化，能够把自我活动全部自觉的纳入法定模式和法制轨道之上，才能形成优良社会发展秩序和优异的社会环境，从而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
关键词：
法制观念；和谐社会；法律权威
引言
我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明确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任务，这是顺应时展潮流、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战略决策。构建和谐社会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变革的实际需要，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内涵的延伸，有助于夯实我党的执政基础、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要实现和谐社会这一伟大目标，全面增强公民法制观念、法治自觉是重要前提。
1增强自身法制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1．1和谐社会要以法制观念为基础：构建和谐社会，规范人们的生活、工作、交往等行为，需要民主与法制，需要社会各元素的和谐相处，需要社会个关系的和谐有序，需要社会动力、组合机制的全面建设发展。有序的社会环境需要法制观念为基础，法治参与为路径。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非常现实的保障性作用。
1．2法制观念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公民是国家和社会的细胞。和谐社会首先必须是法制社会，而构建法治社会不仅需要有健全的法律法规建设，完善的执法体系，合理的执法章程，更需要公民有强烈的法制观念。法制观念是公众遵守和维护法律的最佳动力，是法制生效的重要保障［1］。增强法制观念，法律就不会被亵渎，会成为信仰，成为公民行为的内在标杆、根本尺度，会让每个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遵循法律轨道，在法律受到侵犯时，能够挺身而出，积极同违法行为作斗争，直至社会恢复良好秩序，最终实现社会和谐。
1．3法制观念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由于我国古代社会崇尚人治，传统文化中缺少法制民主意识，导致我国社会发展即便到了现在，人们的法制意识仍然较为薄弱，造成有法不依甚至无法可依的现象经常出现。而和谐社会必须要稳定、规范的社会秩序，而这又需要法制方能形成，因此，必须把法律规范转化为人们的法制观念，把法制作为行为规范和动机、模式。
2增强自我法制观念的要点
2．1强化法律权威的观念：法律的权威，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核心，强调法律权威，能让人们支持法律的内在说服力，服从法律的外在强制力。强化法律权威的观念，是法制建设的首要内容，是法律践行的效果的重要保证。和谐社会需要依法治国，而人治与法治的最大区别即在于社会对于法律的权威的认可。
2．2强化权利的观念：法制观念的首要内容就是对于权利的认知，权利观念包含对于权利的本质观以及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观。树立权利观念，明确公民享有的权利，并以法律来捍卫权利，这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而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观，是要求人们在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的同时，还要履行相应的义务［2］。每个人都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利，也不必承担无限的义务，这是民主与法制的基本内涵。
2．3强化合法性的观念：合法性是每个公民必须树立的思想观念，它要求人们行事必须遵法守纪。合法性是国家行为、私人行为的基本要求。法律是一切公权和私权运行的根本依据。法律既是公众必须服从的行为规范，更是权力运行不可触碰的底线。所以，一切权力的运行和权利的行使都必须遵守合法性原则。
2．4强化普遍守法的观念：普遍守法是法制的基础，是法治秩序形成的保障。依法治国不仅需要“有法可依”，更需要做到“有法必依”。公民守法是法治社会中的必要准则，公民守法要如同享受权利一样主动自己。普遍守法的观念，可以让公民遵守法律而不是受制于法律的强制力，让法律成为自身的行为准则。
3增强自我法制观念的途径
4结语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依法治国的支持，而增强自身的法制观念，是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前提。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在社会改革的新阶段，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加强全面法制教育，让法制观念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1］张文显．加强法治，促进和谐———论法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01：3－19．
关键词：社会正义法治法治保障
一、正义的基本内容
(一)古代中国的传统学说中的正义界定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古代的众多经史子集中,从未出现过正义这个名词,从而该词无论从中国哲学史还是伦理学史中都未获得过某个定义式的范畴。但是笔者认为,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无论从国家统治还是学术领域内都被儒家思想所占据,那么应该说有关正义的思想可以从仁与礼这组概念中获取。
先秦儒家实行以仁和礼为基石的狭义正义观念。因为从儒家的视角看来,君臣之间,父子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具有一定的身份上的差异化格式型伦理关系,也就是所谓的“贵贱有序,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在仁、礼和正义这三者关系中,也呈现出一种倒等腰三角形的样式。礼作为一种外在约束规范,旨在为正义提供制度保证;而仁作为一个人的道德准则,其在内心起到激励作用。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中传统意义上的正义观,可以解释为:在不平等的起点下,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的平等权利与普遍自由不予认可,只有部分人才能获取所有职位的可能。
总之,在的语境下,正义这一价值判断无论以基本模式或者道德标准来说都是历史下的产物、生活中灵动。如果不考虑经济基础、具体风俗、文化、地域,那么就不正当、不客观了;我们需要“理解万岁”。
(二)西方视野下的正义内容
1.美德意义下的正义观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对师徒对于正义理论的阐述对后世包括近现代西方政治体制产生了不可估计的影响。
柏拉图对在他的《理想国》中对正义下了这么一个定义:“正义就是做应当做的事。”在这里,正义被理解成为了个人行为符合道德的要求。每一个人都需要按照道德所指示的,诚实地完成社会所赋予其的角色定位,以及完成社会所交付的任务。
亚里士多德在《尼科马克伦理学》中首次提出了“校正正义”与“分配正义”。他认为,关乎于正义,实际上就是分配正义,涉及物品的分配方式。他的这一观点直至今日,还在被法哲学、法理学学界所关心与讨论。
2.新自由主义视角下的正义观
二战后新自由主义的旗帜性人物,约翰·罗尔斯的不朽著作《正义论》是现代语境下对正义理论的最佳的一个注脚。在其中,在无知之幕下的两大正义原则是其著作中最大的亮点: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虽然对于无知之幕还有诸多争议,但是其把自由、平等等价值要素加入正义理念中综合考虑,已经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根据其展开的逻辑顺延下去,正义就是社会的制度安排与权利、义务和权力、责任等实现契合式的吻合,达到一种每一个人都希翼的合理状态。
二、实现社会正义的途径
实现社会正义,通过法律这一外在规范主要有两个要素需要重视:立法正义和司法正义。在这里,立法正义是司法正义的基础,司法正义是立法正义的逻辑结果。
(一)立法正义
实现社会正义第一要素就是在法秩序中体现正义价值。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法治应当包括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
1.立法的客观基础
法律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不可能仅是公民主观上的自源自发的,而需要在经济发展中找寻依据。法律的正义,立法的正当性,合理性理所应当要从物质生产状况、客观条件中解释。由此,我们可以产生出需求理论。只有当法律的形式和内容符合人们的需要,对于现实有了符合人民期待的回应时,法律才具有了正义价值。无论从中国古代所提出的法律应当顺应自然、符合人伦,还是耶林所谓的“法与当时一个民族所达到的文明程序相适应”,抑或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都体现出人民之间不同需求间的融合是法的正义价值的追求。
2.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法律在社会的运行过程中,由于价值标准的不断变化,法律也应当有相应的调适,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有两组关系就容易发生矛盾、对立和冲突。法律是需要给与公民以稳定的预期;但是社会的不断发展,不断变化中,法律的样式、理念、规则的变动成为一种必然,那么这两者的存在使得正义价值的实现成为了一句空谈。此时,我们应当使得两者相互统一起来。
法律的绝对温度容易导致社会制约度的下降,从而失去法规范本身所应具备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在制定法律方面,我们认为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视野,以一种动态的、关系化的思维来面对问题,在立法维度上,一种具体和妥协式的方式就能体现出法的刚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那么这样的立法才是完美的,也体现出正义价值,正如科恩所说“生活需要法律具有两种适相矛盾的本质,即稳定性或确定性和灵活性;需要前者,以使人的事业不致被疑虑和不确定所损害;需要后者,以免生活受过去的束缚。”
(二)司法正义
法律的正义价值并不仅仅形式上的被体现于立法中,展现在法律中的条文中,法律规定再好,如果不能得到恰当的适用,也无法实现正义,而只能是美丽的纸上宣言;更实质地要体现在现实生活中的法律的适用中。法的正义价值需要在以人为主体和以法为客体的联动中表现出来,价值的实现在乎于主体,在乎于客体,更在乎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上,那么法律实现正义等价值就是体现其根本属性的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