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正式发布了《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并荣幸邀请到劳动法和社会保障领域的两位重量级专家常凯教授和余少祥主任，组织了一场有实质意义的对话，在线接入媒体超过30家。
这只是一个开始，行动者在社会推动中求知。
饿了么案件最新进展
饿了么专送骑手邵新银在过去两年间经北京、重庆两地共四道法律程序后，依然无法与迪亚斯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现案件已回到北京再次申请仲裁，要求太昌（重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承担用人单位责任，饿了么承担连带责任。
邵新银案是我们一个专业法律援助机构花了五个程序打到现在的艰难案件，难道所有受害的劳动者都需要如此复杂的程序才能让企业承担责任吗？难道劳动者受到伤害后都需要社会付出如此大的司法资源和代价吗？在国家三令五申出台规范政策、进行谈话之后，饿了么等平台面对此事，难道还是只想尽快通过出钱和签保密协议了结一个具体案件，而对自己的用工制度没有任何反思吗？这种思路背后体现的是资本的傲慢，缺乏的是企业的良知。
报告发布
致诚主任佟丽华及研究员徐淼介绍了《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的研究背景和主要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劳动合同法立法专家组组长常凯教授，社会保障政策专家、国家机关运行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余少祥受邀对报告进行了点评。两位专家给予该报告高度评价，认为这是目前为止中国对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最为系统的法律研究。
致诚主任佟丽华首先介绍了研究起点。他指出：
2019年底，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接受了一起外卖骑手在工作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欲寻求确认劳动关系及工伤认定的法律援助案件。该案当事人邵新银在过去两年间经北京、重庆两地辗转起诉、应诉、上诉后依然无法确认劳动关系、从而无法获得工伤赔偿。坦率地说，这让中心的律师几次感到绝望。但后来，我们意识到这恰恰说明这个案子的背后是一个复杂的、严峻的问题：
外卖平台通过精心设计的系统让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护，而这些隐藏在外卖系统内的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至今尚未被充分揭示和讨论。自2005年中心成立以来，接待法律咨询案件超11万件，涉及农民工超过30万人次；办结案件11828件，帮助17201名农民工挽回损失超过3亿元人民币。在帮助农民工维护权益的同时，也化解了大量社会矛盾。
2021年7月16日，八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9月10日，国家4个部门约谈饿了么、美团等大型平台企业。但是，解决平台用工的问题还需要开展专业细致的工作。今天发布研究报告，就是希望全面介绍这个领域的第一手信息和资料，为国家下一步解决这一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建议对策
面向互联网经济时代，针对平台用工极为复杂的局面，佟丽华主任提出了几点具体建议：
第一，党和政府要充分重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对国家健康发展的重大意义。劳动者权益保障不好，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当前国家强调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最关键的路径还是要坚守勤劳致富的理念，保障辛勤劳动的人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这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命脉所在。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实现共同富裕、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特别意义。
第四，建议国家开展专项治理，推动企业完善改革用工制度。
第五，工会应当为所谓灵活用工的劳动者加强维权。工会可以开展战略研究、推动立法政策完善，推动参与执法工作、参与企业平台规则制定、拓宽劳动者维权的范畴、培育更多社会组织来维护骑手权益。
最后，国家应尽快培育更多专业的劳动者维权公益法律服务机构，培育专业的、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公益律师。2019年，司法部发布《关于促进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的意见》，提出发展公益法律服务机构和公益律师队伍。
在中国，劳动者的人数众多，光是农民工就有2.8亿多人。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对经济健康发展和国家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现在，面对强势的平台企业，面对复杂的用工形势，个体劳动者和一般律师都难以处理。所以鼓励国家投入更多资源，加大扶持力度，培育一批专业的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公益机构和公益律师队伍。
专家意见实录
常凯教授、余少祥主任分别对研究报告进行了评议，并提出了下一步研究及工作的建议。
常凯教授指出：
外卖平台的用工问题确实是目前中国劳动用工领域一个重大突出的问题。
致诚研究报告里的数据也说明劳动者有贡献、平台收益很高，给整个社会经济带来了飞速发展，但是劳动者权益却无法得到保障。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首先，对平台经济用工没有前例可寻。但更重要的是，平台用工的控制权完全掌握在雇主的手中。劳动者没有组织，也就更没有话语权，平台领域的劳动关系完全是不对等的关系。平台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在增长自己的财富，但劳动者在平台领域的劳动过程中连基本的身份都没有。
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决，致诚的研究队伍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但这些建议要实施的话是相当艰难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场劳资博弈，力量非常重要。企业并不是不明白整个劳动过程是什么样的，自己在劳动关系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但为什么去劳动关系化？为什么让雇主分散、雇主隐身？很显然是利益驱动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外部原因就是中国目前法律不健全，当然未来要靠修法去健全，但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是，即使是用现有的法律，也可以规范这些用工方式。我们并不是完全无法可依，有些用工方式就是违法行为，这是我觉得应该强调的。当然，有些新的用工形态比较复杂，认识上、把握的准确度上有一个过程，但有一些用工行为是显而易见的违法行为。
对此，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明确表示，文件划分的三个类别并不是这个含义。中间这类劳动者目前没有定论，到底属于独立劳动者还是雇佣劳动者还需要去细分类。但如果仔细阅读八部委第56号文，其中的内容都是适用劳动法来调整，因此56号文并不是在说现在有了三类劳动者。
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越来越清晰，特别是八部委发布的56号文。但一些个人的误读和误解是需要被澄清的，否则会在劳动用工和劳动法律实施方面造成混乱。企业有自己的主张、利益和代表，这没有关系。但这个问题应该被提出来，应该得到讨论。今后的方向就是劳动法治，但具体怎么实施，政府要承担起责任，工会作为劳动者的代表要明确自己的主张，一些企业也要有所意识和准备。这个问题依然需要深入研究，让大家取得一些基本共识。致诚做了一件很好的事，这份研究报告提供了相当好的起点。今后企业、学界和政府应该形成合力来共同解决。
余少祥主任指出：
下一步，我建议可以深入研究哪些法律条款需要修改、怎么修改，形成具体可操作的建议，这样能够达成更好的效果。我们非常愿意与致诚团队保持沟通，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
研究报告摘要
一、外卖平台用工模式的演进及动因
众包模式：到了外卖行业发展中期，各平台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因此必须在配送体验和配送成本之间找到最佳平衡。于是在2015年10月左右，出现了“众包”这一新型用工模式。相比外卖平台的“正规军”（模式2~3，后称“专送骑手”），众包骑手最大的特点是接单自由、可兼职在多个平台上工作。起初，外卖平台往往会直接招募众包骑手（模式4）。但很快，外卖平台开始与众包服务公司合作，由众包服务公司与众包骑手签订协议、支付报酬、购买保险（模式5）。很显然，模式4到模式5的转变意味着外卖平台与骑手之间隔了一道“防火墙”，原本由外卖平台承担的成本和风险成功转嫁给众包服务公司。
专送模式：几乎在众包模式出现的同一时期，外卖平台也开始大规模调整“正规军”（模式2~3）的编制，将配送业务“外包”给配送商（即劳务外包公司），由配送商进行日常的线下人工管理（模式6）。经此操作，外卖平台不但和专送骑手之间隔了一道“防火墙”，还实打实地节省了约40%的社保等成本。
随后，配送商在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的双重重压之下也开始向外“甩锅”，将业务“转包”或“分包”，从而形成外卖平台联合多家公司对骑手进行共同管理的网络状外包模式（模式7）。最后，配送商市场在上游垄断外卖平台的挤压下变形到极致的产物便是配合灵活用工平台将专送骑手注册为个体工商户（模式8）。由此，上游外卖平台和中游配送商向外剥离的人力成本、层层区隔的用工风险最终全部落到了下游作为个体工商户的专送骑手自己身上。
二、以司法判决看平台用工模式演进的现实效果
对上述有效判决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二，专送模式下骑手劳动关系认定出现明显困难。在外卖平台由直营（模式2~3）转为外包（模式6~8）后，专送骑手认定劳动关系的比例（以下简称“认劳率”）从100%（模式2）分别降至46.51%（模式7）和58.62%（模式8）。可见，外卖平台“正规军”的用工模式演进严重干扰了法院对专送骑手劳动关系的认定。
第三，专送模式下骑手劳动关系认定比例存在巨大地域差异。全国有10个地区认劳率达90%及以上，而认劳率最低的天津、陕西、新疆、福建及海南，认劳率均未超过50%，其中天津低至23.33%。在案件数量前五的上海、山东地区，各有48.28%和37.70%的专送无法被认定劳动关系。
第四，复杂用工模式下骑手劳动权益被“区别对待”。法院在审理复杂用工模式案件时逐渐偏离认定劳动关系的客观标准，而视“场景”严重程度（人身损害抑或财产损害；伤残等级等）决定是否认定劳动关系。在模式7（网络外包）中，工伤案件认劳率比工作报酬或社保纠纷案件的认劳率高出了19.90%；而到了模式8（个体户），这一“区别对待”更为显著，二者认劳率相差35.90%。
第五，外卖平台和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的法律隔离效果显著。外卖平台由自营（模式2）转为外包（模式6）后，被认定为用人单位的概率从100%骤降至0.32%，到模式8时则降为0。同样，配送商通过模式7和模式8也将认劳率从81.54%成功降至45.93%和58.62%。在侵权类案件中，外卖平台原本需承担的雇主责任几乎全部转移给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其自身担责率由100%降低至15%以内。
第六，大量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应平台用工而生，风险承受能力堪忧。从有效判决中，可以提取出与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合作的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共1002家，其中在904家有注册资本数据的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中，84家（9.29%）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的注册资本低于50万人民币，554家（61.28%）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未进行资本实缴。此外，已有163家（16.27%）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的经营状态显示为注销或吊销。
第七，“疑似骑手个体户”在个别地区呈现集中分布的态势。目前全国共有超过190万家经营范围包含外卖递送服务的个体工商户。江苏省的注册数量遥遥领先，高达118.11万。贵州、广西的注册数量也分别达到21.03万、14.21万。显然，这与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业务合作存在莫大关联。经检索，上述地区针对共享经济和灵活用工均提供了丰厚的政策红利，从而极大地吸引了灵活用工平台将异地骑手“落户”当地。
三、平台用工模式的问题与挑战
中心在厘清新外卖平台上复杂多变的用工模式及其演变逻辑和现实影响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以下7点问题与挑战：
第一，目前缺乏法律规制的合作用工方式人为打碎劳动关系，成为企业规避劳动法律、推卸用工主体责任的手段和工具。外卖平台通过“表面外包、实质合作用工”的方式对本应从属于外卖平台的专送骑手“去劳动关系化”（模式6）。配送商从外卖平台处“承包”配送业务后，非但不与专送骑手签订劳动合同，反而通过相互之间的转包、分包等合作用工方式将劳动关系进一步打碎（模式7）。灵活用工平台的出现则让专送骑手被迫注册成个体工商户，使得最初由外卖平台承担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经过层层传递后终于转嫁到本应受到劳动法全面保护的专送骑手自身（模式8）。
第二，外卖平台利用市场优势地位甩掉高昂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以最低成本攫取最大利润，违背了权责益相统一原则。外卖平台早期商业模式是对餐馆的外卖配送人力资源进行整合，其收益也源自对配送人力资源利用率的提升。但如今，外卖平台在“既想做纯信息中介扩张规模、又想做员工制企业对大量骑手进行严格管理”的诱惑下，利用市场优势地位一方面挤压下游市场的利润空间，另一方面将社保开支和用工风险强行转嫁给下游配送商，其正是利用了劳务外包法律漏洞及其所制定不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来攫取市场利润，这一操作显然违背了权责益相统一原则。
第三，配送商市场在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的双重重压下脆弱不堪，平台用工模式因此产生畸变。目前全国有上千家配送商，他们的主要角色是承担外卖平台扩张过程中极力甩掉的骑手人力成本并起到法律“防火墙”的作用。然而配送商从外卖平台“承包”配送业务所得的利润与其作为“背锅侠”所应负担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极不相称，这一方面导致配送商市场逐渐产生畸变，即配送商退化成从中抽佣赚钱的“二道贩子”，不与专送骑手建立正式的劳动关系从而逃避社保缴纳义务；另一方面导致配送商市场极其脆弱，骑手权益受到侵害或骑手侵害第三人时，配送商无力承担相应的赔付义务。
第四，灵活用工平台缺乏监管，将专送骑手注册成个体工商户，以灵活用工为名、行劳动关系之实。尽管我国大力倡导新业态经济下的灵活用工以促进劳动者自主就业，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原本应当受到劳动法全面保护的专送骑手“去劳动关系化”。目前不少配送商与灵活用工平台合作，打着“灵活用工”的幌子将专送骑手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目的是为了规避日常税务和社保成本，同时降低用工风险。且专送骑手在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的过程中存在大量瑕疵。配送商往往以发工资、少交税为由，诱导骑手提交身份证、拍摄视频，进行缺乏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个体工商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