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立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搭建法治教育工作平台
（一）明确目标任务，理清工作思路
为了更加系统有序地开展法治教育工作，重庆工商职业学院成立了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在中心正式成立之前，该校通过多方调研、认真研究、组织讨论，明确了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的目标任务和工作思路。该中心以“增强学生法律意识，维护学生合法权益，营造法律文化氛围，维护校园和谐稳定”为目标，以“适应形势、强化服务，贴近学生、扩大影响，创新机制、提高效能”为方针，搭建法律服务平台，逐步有序地对学生开展法律宣传教育和服务工作。同时，还明确了中心的四大工作任务，即：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宣传教育，实现个性化的法律咨询服务，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援助，维护法制和谐校园。
（二）制订建设方案，成立援助机构
（三）配备工作人员，打造工作队伍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法律援助中心在现有条件下尽最大努力配备了工作人员，在重庆市知名的律师事务所聘请专业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在全校范围内选拔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爱好法律援助工作、富有责任心的老师担任中心工作人员，在辅导员队伍中选择合适人员担任各二级学院法律援助专干，同时还招聘了一部分勤工助学学生担任学生助理，为中心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强而有力、层级分明的工作队伍。该校还通过校内外培训、法律知识学习、具体案例分析、实战演练等形式，不断提高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的知识与技能。
二、融入日常教育管理工作，形成法治教育工作机制
（一）融入管理制度之中
（二）融入思政课程之中
（三）融入评选表彰之中
在“优秀班集体”、“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优秀毕业生”等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评选中，重庆工商职业学院都树立了民主法治的观念，在评选过程中认真听取辅导员、任课教师和广大学生的意见，坚持公平、公开、公正、集体研究、宁缺毋滥的原则，采取班级推荐、层层审核、全校公示的方式进行评选，评选结果的公正性得到了全校师生的肯定。
（四）融入违纪处分之中
在违纪处分过程中，重庆工商职业学院也严格遵循了法律程序。
首先，在对学生做出处分决定前，要弄清违纪事实，明确处分依据，拟定处分意见，给予学生充分的陈述权、申辩权，形成文则规范的处分文件。
其次，按照《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学生申诉管理办法》，给予学生申诉权，学校坚持公开、公正、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原则处理学生的申诉，申诉处理委员会由分管校领导、职能部门负责人、监察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法律顾问等组成，切实维护了学生的合法权益。
最后，执行送达与告知制度，及时将处分决定送达学生本人，并由学生亲自签名确认处分结果，确保学生的知情权不受侵犯。
（五）融入资助工作之中
三、开展法制教育系列活动，找准法治教育关键节点
（一）抓住新生进校的关键节点，举办法律知识讲座
（二）抓住国家宪法日的关键节点，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每年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治宣传日前夕，重庆工商职业学院都会通过校园广播、校园网络、横幅展板等方式向广大师生宣传法律知识和宪法精神。在宪法日当天，该校还通过法律条款解读、法律图片展览、送法律进寝室、法律主题班会、法律常识竞赛、法律主题演讲等活动，向全校师生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推进法治校园建设。
（三）抓住突发事件的关键节点，进行特殊法律援助
（四）抓住毕业离校的关键节点，组织就业法律咨询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满足人民群众终身学习需要，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结构合理、形式多样、灵活开放、自主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继续完善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办与民办共同发展的多元办学格局，进一步健全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教育管理体制。
──扩大职业教育办学规模。**期间继续保持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相应比例。重点骨干学校在校生规模达到5000人左右，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在校生达8000人左右。**期间为江阴经济社会输送3.8万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和1.5万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
──大力开展职业培训。**期间实施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工程，培养1万名生产服务一线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急需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使我市高级工以上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30%，其中技师、高级技师的比例不低于5%。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每年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1万人。实施现代农民教育工程，每年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2万人、创业培训5000人。实施新市民教育和创业教育行动工程，对进城务工人员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和文明教育，提高创业能力。实施成人继续教育和再就业培训工程，依托各类职业院校（含技工学校）和社会培训机构形成覆盖全社会的职业培训网络，建成工学结合的企业职工教育培训体系，对初高中毕业生、城镇失业人员等普遍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发展社区教育、远程教育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二、不断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
（一）提高职业院校建设水平。在合理规划布局、整合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实施高水平示范性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重点扶持建设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和省级以上中等职业学校。**期间建成两所国家级示范中等职业学校。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力争年内通过教育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水平评估”。近两年内把江阴市高级技工学校创建成江阴技师学院。
（二）加强职教中心建设。**期间重点办好一所起骨干示范作用的职教中心，以其为龙头构建农村职业教育网络，使之成为人力资源开发、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技术培训与推广的重要基地。把职教中心建设与普通高中建设摆在同等位置，进一步加大投入，切实改善办学条件。
（三）建好职业教育公共实训基地。按照“市场导向、合理定位、功能互补、资源共享”的原则，依托现有骨干主体学校、现有设备设施改建扩建，实行资源整合，专业定点，各有侧重，分期建设功能齐全、技术先进的面向全社会开放的职业技能公共实训基地。鼓励企业、社会力量投资建设与我市产业发展相贴近的职业技能公共实训基地，对全市职业院校及企业开放，实行公用、共享。
（四）建立健全社区教育网络。完善由市、镇、社区三级社区教育网络，覆盖全市各类各层次培训，基本满足社区成员学习要求。切实有效地开展职业技术培训、成人继续教育、老年教育等各类教育，提高终身教育普及率，老年教育普及达13%，企业职工教育培训率达60%，农民教育普及率达60%。大力开展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区、学习型企业创建活动，努力建设学习型社会。
三、加快建立充满活力的职业教育办学体制
（一）推进职业教育集约化办学。强化政府统筹职能，打破部门、行业和所有制界限，推进区域内整合、总体优化，努力扩大优质职业教育资源。职业院校要实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学分互认、教师互聘、共同培养；鼓励创建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办学联合体，以示范性职业院校为龙头、重点职业院校为骨干、行业企业为依托，组建以专业为纽带的区域性职业教育集团，走规模化、集团化、集约化办学的路子。
一、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大报告精神，大力宣传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伟大成就
（一）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要把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原原本本地学习十七大报告，重点学习有关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内容，紧密联系工作实际，找准加强和改进整体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把十七大各项要求贯彻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去。着眼大局，以解决民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入手，围绕完善民主制度、围绕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开展工作，注重在领导干部中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注重在广大市民中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大力弘扬法治精神，不断提高全社会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二）广泛宣传改革开放30年以来民主法治建设的成就。围绕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一主题，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所走过的历程和取得的成就。协助有关部门，组织、安排好“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系列活动。结合现行宪法的历次修订，加强宪法教育，提高领导干部和广大公民的宪法观念；进一步准确把握市民法律素质，认真做好市民法律素质评估调查工作；通过各种有效的宣传形式，进一步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烘托气氛，营造和谐稳定的法治氛围。
二、抓住重点，统筹兼顾，深入推进“法律六进”各项工作
（三）进一步深化“法律进机关”活动。继续完善领导干部法制教育制度，重点在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中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紧密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重视案例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法治领域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与解答，树立正确的法治意识，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年内全市各级领导干部法制讲座不少于两次，各区县、各市级委办局至少举办一期领导干部法制研修班。启动“双百”工程，即：100名“学法用法模范公务员”和100名“学法用法示范机关”的评选工作，通过评选，树立典型，总结经验并推广至全市。建设和完善“干部学法网”，丰富在线学习课程，完善考核办法，进一步夯实公务员学法用法的阵地。
（四）重点推进“法律进学校”活动。积极配合市科教党委、市教委，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中小学法制教育指导纲要》，以增强引导性、参与性和趣味性为重点，推进法制教育进课堂。加强学校章程建设，研究制定市和区县二级“依法治校示范校”的评比标准和办法。以“依法办学、以德立校”为主题，组织开展对学校领导和法制课教师的法制培训，推动学校法制教育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配合司法部办好全国大中学生学法用法演讲赛。会同有关部门，通过组织举办法制教育观摩课、法制课教案征集评比、法制学科教研活动等，加强学科建设。充分利用法院、监狱、劳教所、戒毒所等，进一步拓展青少年课外活动实践基地，积极开展体验性活动，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体系。
（五）突出做好“法律进企业”工作。以推进依法诚信经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重点，大力开展《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的宣传活动，把握正确导向，通过法制讲座、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不断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者学法用法的水平和能力，帮助企业职工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发挥讲师团资源优势，定期进企业开展法律培训。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分别召开市有关部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有关方面的座谈会，认真探索“法律进企业”活动的有效抓手，发现先进典型，总结推广经验。年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法律进企业”现场推进会，并探索开展“守法经营示范企业”的创建活动。
三、总结经验，梳理思路，集中开展“五五”普法中期检查
（八）认真开展自我检查工作。按照市“五五”普法规划的要求，在下半年组织“五五”普法中期检查。各区县、各单位要把迎接全市检查与自我检查有机结合在一起，主动与区县人大共同开展普法评估验收工作。要对照全国和本市的“五五”普法规划以及“法律六进”的文件，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学法用法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和总结，整理工作体系和各项机制，总结之前的成功经验，查找遗漏和不足，制定措施并及时改进。通过系统自查，切实提高各区县、各单位普法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建立法制宣传教育的长效机制。
四、弘扬法治，营造氛围，大力开展面向社会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十一)继续做好“推进平安建设，构建和谐”系列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各区县、各单位要充分利用各种与有关法律颁布实施纪念日和专项主题活动紧密关联的宣传月、宣传周、宣传日以及其他重要节点，如《反垄断法》、《企业所得税法》的施行、“3.8”妇女维权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知识产权宣传周”、“5.25”交通宣传日、“6.26”国际禁毒日、“119”消防宣传日等，举办一次以上主题鲜明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不断扩大法制宣传教育的社会影响。
（十二）围绕12月4日全国法制宣传日和本市第二十届宪法宣传周，大力开展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各区县、各单位要把宪法宣传周作为工作的重要环节和展示窗口，提前规划，精心设计，突出主题，结合运用生动材料，采取丰富多样的形式，在宪法宣传周期间，深入开展至少一次以宪法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强化市民的宪法意识和民主意识，在全社会掀起学法守法用法的。
五、拓展渠道，狠抓落实，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基础建设
（十四）抓好法制宣传教育的队伍建设。继续开展对基层法宣干部的教育培训，注重培养服务大局需要、为民解困的能力，进一步加强基层法宣骨干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讲师团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大力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治文化。完善基层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力争全市各个区县都有一支相对稳定，整体素质较高的普法志愿者队伍，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形成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联动机制，逐步增强法制宣传教育队伍的总体力量。
二、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的哲学理念
在理论研究中所使用的“模式”，应理解为一个包含许多“部分”的有机整体，是一群有相同理念、有相同探索目标、有相同研究方式的人们所致力于实践研究活动的某种简明化的理论形态。医德—法制教育模式作为一个有机体，体现其独特的教育哲学理念。
(一)实践性: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的行动哲学
(二)人性化: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的人性哲学
人性化是指人们的实践活动要符合人性的要求，即要以人为中心，以人性的全面与和谐发展为最终目标的发展过程。医德—法制教育模式必须坚持以人性化教育理念为指导，将人性的要求渗透到医德与法制教育理论、目标、方法和途径中去。充分调动受教育者主观能动性，学会与人共处，学会对患者和同行的关心与关爱、尊重与信任。突出学校人文教育本身的亲和力，促使受教育者处于同周围环境合宜的位置;实现学校把受教育者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人，真正体现现代教育的人性化精神。医德—法制教育模式强调在对待人的态度和方式上应改变传统“见物不见人”“填鸭式”的灌输，实现由物化到人化、由灌输到平等对话、注重人性发展的需要，使人性得到解放，以实现教育的时效性。达到受教育者学会协作、学会思考、体验幸福和确立责任意识等，能够适应和促进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该模式的人性化符合“以人为本”的“主体性教育”思想，体现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三)和谐观: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的价值哲学
三、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的基本思路
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是研究医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关系的科学思维和操作方法，是长期的医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活动发现和抽象出的规律，是解决医疗纠纷经验的高度归纳总结。同时，结合新医改对医学教育的期待、适应现代医学模式和医德与法律的价值追求。
(一)互补性与相互转化: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的内在依据
(二)统一性与公正性: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价值追求
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既要确立医德与法律内在的和谐统一，又要体现两者的共同价值指向。其一，在该教育模式下，既要改变传统的单一美德论的教育模式，又要摒弃近代西方“法律至上”的观念。和谐社会中的医德和法律具有统一性，法律可以规范医务人员的行医职责，但难以规定其恪尽职守、全心全意服务患者所应有的品质，正如施特劳斯所言:“只有通过道德教育才能培养出尽职尽责的品质”。在我国建立健全医药卫生法律制度应适时加强医德法律化的建设;同时，在医德建设中应引入人道功利论，该理论基本信条是人道必须顾及功利，功利必须以人道为前提。对解决时下社会转型期复杂的医德问题，提供较理想的理论说明。其二，公平、正义是法律的价值体现，同时也是道德的范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公平、正义是医务人员道德价值性的追求，并引导医务人员尊重和信守法律。在医德—法制教育模式下，医德教育就是通过“道德价值准则和道德信仰方式来实现法律的正义价值，将外在的法律规范转变内在的道德义务，从而为法律获得道义上的尊严”;而法制教育则是把医德所倡导价值观念通过对从医者的外在行为要求转化为内在理想实现。
四、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的操作策略
构建医德—法制教育模式主要目的就是使该模式中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有机融合，形成最大合力，促进医学人文教育理论的发展。在具体操作上必须贯彻大医德—法制教育观，整合当代医德教育和医学法制教育研究成果，从教育观念、教育目标、课程设置、师资培养和评价体系等环节进行改革和创新研究，建立科学系统的医德—法制教育实践制度。
(一)确立医德—法制教育观念和目标体系
(二)完善课程体系
(三)优化师资队伍
(四)建立科学评价体系
“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应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以罪定罪处罚；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
该司法解释出台以后，社会上反响极大，褒贬不一。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又专门出面说明。他指出，我国刑法第236条第二款这一规定体现了对这类主观性强、社会影响恶劣的犯罪行为给予从重处罚的原则，该规定缺乏“是否明知不满14周岁”的主观要件，这种客观归罪的做法，不符合刑法适用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新的司法解释体现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同时还体现了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对于解释中的“明知”，他解释为“知道或应当知道”。
对《批复》和上述说明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批复》有悖法理和人情，违背了保护十四岁以下幼女这一相对弱势群体的基本公共政策；从实践上看，这一司法解释有可能带来不可欲的社会后果，有利于某些特殊群体的犯罪违法行为；从中国当代国家机关的分权惯例和制度权能上看，这一解释有越权违法的嫌疑。另一种意见认为：该司法解释解决了多年以来刑事立法上不明确、刑事司法中不统一、刑事理论上纠缠不清的问题明确了奸幼女的主观方面必须是“明知”，体现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和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
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歧，实质上是对奸幼女的行为构成罪是否要求行为人的“明知”。前者为“否定说”，即主张对行为人实行严格责任，不管其主观上是否明知幼女的年龄，不管行为人是否有奸幼女的故意，只要对幼女客观上实施了奸行为，即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后者为“肯定说”，认为奸幼女的行为在主观方面是故意，并且还要对幼女的年龄明知。笔者认为，上述分歧的解决，应从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刑法价值入手，分析“否定说”所主张的严格责任在我国刑法体系中的位置，进而解决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才能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
一、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刑法价值
刑法第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此项规定，实质上在我国刑法确立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基础性原则。
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来自对客观主义意志自由论和主观主义行为决定论矛盾的调和。它克服了客观主义所主张的只强调人的意志自由而忽视客观必然性的意志自由论的缺陷，同时又避免了主观主义所主张的仅注重客观必然性而否定意志自由的行为决定论的不足。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是以人的相对意志自由论为理论基础，以马克思唯物辨证论为逻辑起点，建立以来的一种科学的刑法观。
马克思唯物辨证论在意志自由的问题上认为，自然界的必然性是第一位性的，人的意志是第二性的，后者会不可避免地适应前者，并受到前者的制约。因此，人的意志既有自由的一面，又有受客观必然性的支配和约束一面，人的意志自由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意志相对自由人的实践活动，一方面反映、体现他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其行为又受到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行为中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既可以独立存在，又必然发生内在一致性的联系。人的犯罪活动和人的其他有意识的活动一样，也是认识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将其凸现出来的原因是其所具有的严重的反社会性，而不是构成要素的差异）。对犯罪活动的认识（司法认定）既要从主观方面去考量，又要从客观方面考量，人为地将二者割裂，只强调其中的一个，而忽视、否定另一个的作法，只能陷入主观主义或者客观主义的泥潭。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其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的统一，对行为犯罪化的认定所依据的事实，也要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等客观方面去把握。由此所产生的犯罪构成的理论也应建立在主客观相一致的基础之上，所以，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和犯罪构成理论二者的关系上，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性原则，后者是在定罪理论上的具体应用和体现。定罪过程中，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具体表现为四个犯罪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四者的有机统一，是确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罪的唯一标准。其中，主观方面的罪过内容是评价行为的必备的价值判断要素，也是对行为人进行刑事处分的合理的、可操作的法定标准之一。具体在故意犯罪中，社会之所以让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除了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法益）这一客观基础外，还有不可忽视的主观基础，行为人明知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这种危害是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公布于众的-却仍然希望或者放任危害事实的发生，其主观上有严重可责难性，这是行为人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下承担刑事责任的重要依据之一。
主客观相一致是我国刑法中的基础性原则，不仅因为它在定罪过程中具有指导意义，还在于它在量刑过程中具有指导意义。量刑中，司法机关不仅要遵循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而且还要遵循刑罚个别化原则，这两个原则都要求对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行为造成的危害进行考察，忽视其中任一方面都有可能造成或枉或纵。
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原则，它体现了现代刑法的价值取向：限制国家的刑罚权，防止其过分扩张，以保护人权。如果只注重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而不论其客观社会危害性，就会导致主观归罪，这种情况下，由于推定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客观事实被忽略，裁判者则可完全依照自己的主观臆想任意出入人罪，从而失去公平、正义的标准。同理，仅看重客观的损害结果而忽略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则会导致客观归罪。无论主观归罪还是客观归罪，都是国家刑罚权恣意行使的表现，这种恣意性必然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夺。
从性质上看，国家权力是公民权利的另一表现形式，保障（保护）权利是国家权力存在的唯一依据。国家权力一旦从公民权利中分离出去，二者就形成一种此消彼长、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刑罚权设置的初始，是为了保护公民权利防止其受到来自另一公民的不法侵害，一旦赋予了国家，即表现为对国家的一种限制：国家仅能在此范围内追究公民的刑事责任，除此之外，是公民的自由。因此，刑法的第一要务是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滥用，其次才是对犯罪行为的制裁。这一点表现在刑法机能上，就是保障机能是第一位的，保护机能是第二位的；表现在刑法性质的定位上，就是刑法首先是权利法，其次才是犯罪法。刑法的此种性质定位，彰显为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基础的刑法的谦抑性，它要求刑法是紧缩的、经济的、补充的，刑罚之网不能过于扩张，若仅凭主观恶性或客观危害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必然形成侵犯人权的状态。
主客观相一致是我国刑法的基础性原则，它所体现的刑法价值是宽泛的，深远的。它的指导意义不仅体现于司法领域，亦应体现于立法领域，它不仅对刑法总则所确立的基础理论有着纲领性的作用，同时具体规范着分则各罪名的司法适用。在处理奸幼女行为的问题上，亦应遵循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指导，既要看到行为的客观危害，又要看到行为人主观恶性，在被害人权益和被告人人权之间找到平衡的支点。
二、严格责任原则在我国刑法中有无位置
严格责任本质上是一种归责原则，并非在此归责原则下实现的责任主体所承担的一种法律责难后果与状态。现代意义上的刑法严格责任产生于英美法系刑法理论，它作为一种刑法制度为英美法系所独有，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一般不承认严格责任。
严格责任之所以称之为“严格”，是因为它对行为人谨慎行事的要求更加严格和苛刻，是一般过错责任的例外。严格责任归责原则下，控诉方无需证明行为人是何罪过、有无罪过，但决不是意味着行为人真的就没有任何过错了。严格责任归责原则的确立，是“公平”和“效率”两种法的价值平衡、博弈的结果，立法者在某些特殊的调整领域，采取了更为功利的态度：首先选择了效率。但另一方面，作为平衡，严格责任的适用范围、惩罚措施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其中范围上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严格责任仅适用于侵犯公共福利的犯罪。一般说来，这些犯罪行为人的犯意较为隐蔽，控诉方采用一般的归责方法难以证明，为提高诉讼效率，强化对该类犯罪的预防，不再要求对犯意进行证明。但从认识论角度出发，不要求证明并不等于客观上不存在，事实上，大多数的犯罪行为人是有罪过内容的，只是控诉方不负举证责任而已。所以，严格责任更确切的称谓应该是“不问过错责任”即行为人不是缺乏犯意，而是不问其犯意如何。
对于严格责任，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大陆法系一般是不承认严格责任的，而几乎每本英美刑法教科书都专门对严格责任展开过论述。但从英美法规定适用严格责任的案件范围上看，“严格责任是管理性（regulatoryoffences）的犯罪、并非真正是犯罪的，从这一点上也可以为严格责任的存在提供一些正当的理由。根据是一个人如果因为严格责任而被定罪，并没有严重的不公正（injustice），尽管是完全合理地行为，因为严格责任定罪不是‘真正的犯罪’（arealcrime）”。
所以，英美刑法中严格责任针对的犯罪行为，从性质上看是比较轻微的，其程度相当于我国的行政违法。可以说严格责任适用的危害行为的严重程度与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刑事责任的严重程度不相适应，我国已经对此类行为规定为行政违法，在刑法中没必要、也不应该对犯罪行为追究严格的刑事责任。
英美刑法中规定严格责任，理由主要基于两点，一是防卫社会的需要，一是诉讼经济的考虑。如果不顾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刑法的区别，将行政违法行为纳入刑法范畴，进而扩大适用范围，后果是严重的。当然，这对社会的管理者来说，确实是最容易、便捷的手段。“刑罚万能论”导致的对刑法（刑罚）的迷信，在我国现代社会中也是大有市场，立法和司法领域中的重刑主义随处可见。刑罚是最严厉的制裁措施，也是对行为人最大限度的剥夺。“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耶林）。”刑罚手段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刑罚的动用应秉持经济性原则。将本应属于行政违法的行为纳入刑法视野，采用刑罚来规制，对行为人来说其实就是一种不公平，是对其权利的一种侵犯，即使基于保护社会福利这样美丽的理由也不应当允许。严格责任的适用会导致刑法机能的失衡，即保护机能的过分扩张和保障机能的逐步萎缩。
严格责任的支持者认为严格责任带来了诉讼上的方便。因为适用严格责任的犯罪，大多是发案率高、专业性强、证明过错难的犯罪，如果遵循一般的刑事原则，许多虚假的辩护都可以成功，严格责任可以提高这些案件的诉讼效率。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所谓为了诉讼需要，实际上就是对事实不清的案件也可以定罪判刑。这不符合我国历来强调的实事求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公正和效率是刑事诉讼的两大价值目标，二者均不可忽视，只强调其中任何一方而忽略另一方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但二者的地位也不是等同的。和效率相比，公正永远都是第一位的，追求效率应当在保证公正的基础上进行，否则，这种效率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以牺牲公正为代价的效率本身就是一种非正义。国家动用刑罚资源对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进行权利剥夺，应该慎之又慎，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所造成的危害远比一次犯罪的危害大的多。在不考察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否存在罪过情况下即追究其刑事责任，其正当性和合理性确实值得思考。
严格责任和我国刑法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相悖。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在定罪中要求主观要件事实和客观要件事实必须同时具备并且符合一致。二者同时具备，实际上要求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和客观危害性并存，只有客观危害而缺乏主观罪过，不能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否则就是客观归罪；二者符合一致，即要求行为人的犯罪活动是在其主观意志支配下进行的，行为的客观表现符合主观意志内容，并且有因果联系。主客观相一致作为我国刑法一项重要基础性原则，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司法领域，无论是在保护人权和打击犯罪层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它的适用，意味着排除了客观归罪原则和任意出入人罪的主观擅断原则。虽然有学者称，现代严格责任并不是古代严格责任的一种简单复归，而是在新的基础上的一种超越。但我们认为，严格责任其本质上和罪过责任相差甚远，二者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不要求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一个则把罪过内容作为必备要件。即使严格责任没有占据主要位置，它仍然不能抹去自身浓重的客观归罪色彩，其实质上仍属于客观归罪的范畴。
综上，严格责任没有必要也不应当纳入我国刑法体系。故采用严格责任原则来解决奸幼女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无论是从理论体系上，还是从推理的逻辑结构上，都是行不通的。
三、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
责任成立的前提是行为人有可能知道这一行为为法律所禁止。违法认识是责任谴责的核心内容。因为，认识到违法性仍然实施这一行为最清晰地表现了行为人的违法人格。谁有意识地违反法律规范行事，就明确表明了他对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蔑视。但需要注意的是，行为人违法性认识的对象不是违反规范的内容或其可罚性，而是行为的禁止性，即行为的实质违法性。
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一般认为，犯罪的故意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是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统一。作为一个具体的故意犯罪，行为人的认识对象或者认识范围包括哪些内容呢？我们认为，行为人认识的范围为法定构成要件的全部客观事实。
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意味着排除了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客观处罚条件.客观处罚条件一般是指主体要件，它之所以被排除行为人认识的范围之外，是因为主体要件的客观情况在犯罪行为导致构成要件以前就存在的，而不是行为人的行为将要导致的。确认犯罪主体是否合格，完全是司法者在认定犯罪成立时站在外部立场进行判断的对象，而不是行为人本身需要认识的内容。
奸幼女的行为作为罪从重处罚的特殊犯罪构成，行为对象为幼女是重要的犯罪构成事实之一，行为人若以此从重的犯罪构成定罪处罚，必须对行为性质有所认识，同时还要对行为对象-幼女-的客观情况（不满14周岁）有所认识，否则，其奸幼女的主观故意无法体现。双方自愿并且行为人确实无法得知幼女的年龄，行为人对行为性质的认识仅停留在道德禁止的层面，而非法律禁止层面，行为人以为要承担是一种道德责任，按照严格责任原则，结果却是一种最为严厉的法律责任。行为人不具备侵害较重法益的主观恶性，却要承担与此相适应的不利后果，显然是一种忽略主观方面的客观归罪，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相悖。这种貌似公正的作法，实质上是以保护某一弱势群体的利益的名义堂而皇之侵犯另一弱势群体（犯罪嫌疑人相对于强大的国家机器，当然属于弱势的一方）的合法权益，又有何公正可言？！
四、《批复》是否违背了保护弱势群体的公共政策
针对此类质疑，我们认为，应当结合《批复》的内容以及对行为人主观方面推定具体分析。
《批复》规定的不认为犯罪的条件是：（1）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幼女；（2）双方发生性关系确属自愿；（3）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我们认为，仅有（1）、（2）两个条件足矣。因为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本身就不认为是犯罪，所以，条件（3）是不必要的。）这三者须同时具备，方不以犯罪处理，否则，仍构成罪并从重处罚。“确实不知”是指行为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不可能知道。对“确实不知”的举证一般是由被告人承担，被告人以此理由辩护时，应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不是仅凭被告人的口供作出判断，它是建立在证据事实基础上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司法推定，成立“确实不知”，三个条件（行为人不知道、不应当知道、不可能知道）要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在“确实不知”的基础上，还要具备“确属自愿”和“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两个条件，才能认为不是犯罪。
《批复》规定构成奸幼女作为罪从重处理的条件是：（1）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2）不论幼女是否自愿。“明知”的含义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行为人的“明知”的认定需要公诉人员举证，一般来说，行为人的主观态度也不仅仅表现在被告人的口供上，而是依据大量的证据予以推定。对行为人具有“明知”的推定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1）身体发育状况。包括身材、体形、容貌、性器官、第二性特征等各部位的发育情况；（2）言谈举止；（3）被害人上学、工作情况；（4）被害人是否已经告诉行为人其为幼女；（5）是否有第三人告知其为幼女；（6）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关系。以上几种情况只需具备其中一部分即可证明行为人“明知”，被告人若想同时推翻上述几个方面是相对困难的。因此，《批复》的内容仍强化了被告人的注意义务，加重了其举证负担，这些都是保护幼女这一弱势群体的政策相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