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意义及现状
农民工是活跃在我国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农忙时他们在家务农，农闲时
他们到城市务工，主要从事建筑、纺织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作。由于他们文化程度
普遍不高、法律意识淡薄以及工作地周围的社交较少等原因，其权益往往较易受
到侵害，其中尤以应得薪酬被拖欠和涉工伤权益被侵害为多。当他们的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时，由于维权通道不畅，无法通过有效的手段和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
他们甚至压根没有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这就导致有的人选择吃哑巴
亏，有的人则运用一些非理性手段，如非法上访、围堵政府、私力暴力等进行维
权，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影响了社会秩序的正常进行，甚至还引发刑事案件。
司法是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最坚实的后盾，
权利的救济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农民工因其权益的特殊、地位的
弱势，再加上纠纷的金额相对较少，诉讼维权成本相对较高，请不起律师，故很
多情况下他们就不会通过诉讼途径来维权。因此，我国法律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
任务就是为农民工维权开辟绿色通道，通过法律援助手段降低农民工维权成本，
使他们能够积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前，我国各地法律援助机
构都比较重视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一些地区甚至专门为农民工法律援助开设专
门的职能部门，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一些地方司法机
构把对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作为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工作的重要考核指标，用制度
提高律所和律师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积极性。
二、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援助工作经费投入不足
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法律援助条例》在总则中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
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
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
的形式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明确把各级政府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
责任上升为法律的义务［1］。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完成法律援助
研究显示，2018年全国法律援助业务经费人均不到1元，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
平，甚至与某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律援助人均经费也处于较低水平。法律
援助经费保障水平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援助工作数量达不到应当援助的要求以
及接受援助的案件援助有效性缺失等，这就使得很多地方农民工法律援助最终流
于形式。
（二）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方式，使得农民工维权周期长、成本高
农民工维权主要集中在欠薪、工伤赔偿等方面。《劳动法》规定，劳动争议
案件的申请人必须先到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对仲裁不服的，再提起诉讼。其
立法的本意是让专业的机构做专业的事，在不增加劳动者成本的前提下，方便快
捷地解决劳动纠纷。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发现，这一规定却被某些用人单位用来
并没有违反有关劳动的法律和规定，劳动仲裁部门对此缺乏有效的监督、控制手
（三）外部环境中的不利影响严重阻碍了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影响本地区后续的招商引资，所以在处理企业和农民工之间的劳动纠纷时往往会
发生袒护用人单位的行为。还有的在处理农民工特别是外地农民工与当地用人单
位劳动纠纷时，出现推诿扯皮现象，或者不予受理。此外，一些法律援助机构还
以经费短缺、人手不足、金额较小达不到立案标准为借口设置农民工法律援助申
请障碍，以致出现许多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得不到受理等。
（四）农民工法律素质低、用人单位不配合使得法律援助工作效果不佳
大部分农民工文化水平不高，平时不注重法律知识的积累，很多人在外出务
工时不知道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即使签署了合同也对其中的不利条款缺乏警
惕，很多人在与用人单位没有书面合同或公平合同的情况下接受用工条件，从而
导致其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维权难度增加。如很多劳动纠纷案件发生后由于缺乏
规范的用工合同，劳动者证明不了自己和用工单位之间存在的劳动关系；而用人
单位在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后百般推脱，想尽一切办法撇清责任，审理时拒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