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8日讯，常言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如今这些东西逛个超市就解决了。但在过去，物资还不富裕的年代，老百姓置办起来可没这么方便。买米买面、打酱油醋都需要去专门的商店。于是粮店和副食店就成了当时人们离不开的两个地儿。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经济匮乏，国家实行了粮食定量供应制度，每家每户都是凭借粮票去指定地点购粮。
当时的街道上、胡同里有大大小小的粮店，但里面销售的米面都是散装的。谁家要是去买粮，需要自带口袋。身穿白色制服、头戴白帽子的售货员用一只特大号的铁皮簸箕从米堆或面堆里铲下一大簸箕，称好后提醒顾客把口袋套在一只大漏斗下，牢牢接住，然后“忽”地一下，这米或面就进了袋子里。
不少人小时候都有过帮家里买粮食的经历，对那大秤砣和大漏斗印象深刻。如果赶上粮店进货，孩子们就更喜欢围观了。一辆带斗的大卡车，装着满满的、整袋整袋的米面，装卸工们一人肩扛两三袋，一溜小跑，很快就将一袋袋粮食码放得方方正正、整整齐齐。
再说这打油，粮店发展到后来，店里会有个专门的打油装置，营业员看过粮本后，把顾客手中的空油壶放在大油桶的桶盖上，用力按下压油机的手柄，那清澈纯净的菜籽油或豆油就被吸了上来，缓缓地注入到小油壶里。
记得当时每按下一次手柄能打1斤油，顾客买多少，营业员就根据数量不断地把手柄压下去、提上来，直到达到顾客的需求。
那时候，粮店门口常常排着大队，早上八点钟开门，有人六、七点就到了门口。如果赶上春节供应花生、瓜子、香油，人就更多了。
遇到旱涝灾害，收成不好的时候，人们担心粮食供应出现问题，也会蜂拥到粮店门口排队抢购。这种情况下，粮店就采用一种“打假垛”的方式，在四周都垛上粮食，但中间是空的，居民到粮店一看，这粮食不是挺多嘛，也就不抢了。
正因为那个年代粮食都统购统销，粮店几乎掌握了所有人的粮食命脉，所以在这里上班是一件特有面儿的事。有些老店员回忆，他们当时找对象都要比别的职业容易些。不仅如此，逢年过节，各个关系单位都要给粮店的营业员送东西，小到电影票，大到自行车票，甚至还有花钱都买不到的青岛啤酒票……可能这就是最早的“走后门”吧。
1993年，我国取消了粮票制度，两年后，国家又允许个人开粮店，这种情况下国营粮店因为跟不上市场的形势，门庭渐渐冷落，现在更是所剩无几了。
副食店现在说起“副食”，可能很多孩子都会感到陌生。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两个字绝对是孩子们的心头之爱。好吃的、好玩的，在这里应有尽有。
很多孩子只要兜里有了零花钱，哪怕只有五分或是一毛，都会毫不犹豫地跑去副食店，买点零食解解馋。
和粮店一样，当时的副食店也是统归国营，店内经营的食盐、酱油、醋，麻酱、黄酱乃至白酒等，大都是用铁桶、大缸或是坛坛罐罐装盛。
人们买东西时带着自家的瓶子、饭碗、小搪瓷盆儿等容器。售货员出售商品也是个带有一定技术含量的细致活儿，必须会熟练使用各种计量规格的铁质或木质的提子（打酱油、醋及白酒），夹子（夹酱豆腐、臭豆腐及咸菜），或勺子（打芝麻酱、黄酱及韭菜花、辣椒糊）。
很多孩子都有过帮家里打芝麻酱，回来路上忍不住偷吃的经历。到了家还要看看爸妈把瓶子放在哪儿，以便再找机会“下手”。
那时二锅头白酒也是在副食店零打，便宜的一毛三一两。有孩子为了尝新鲜偷喝两口，还不想被父亲发现，就往里面兑白水。结果父亲一喝味儿不对，自然少不了一顿狠揍。
那个年代限于经济条件，办喜事儿都是在家里摆上几桌。所以很多烟酒糖糕茶，也都是在副食店就置办齐了。
老话讲“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是一点儿错没有，居家过日子谁家也离不开副食店。有时候店里还会进一些新鲜蔬菜、豆腐、带鱼之类的食物，紧跟着胡同里传来喧闹声，不一会儿店门口就排起了长队。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日本电视剧《阿信》的热播让普通百姓知道了超市，当时还叫做自选商场。起初因为东西贵，超市里没有太多顾客。随着后来物质的充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超市经营起来。直到今天，副食店已渐渐消失，人们购买蔬菜零食，或七零八碎的生活用品都是直接到超市一步搞定。
于1956年开业的赵府街副食店，位于鼓楼大街以北的胡同里，据说是北京唯一一家现存的副食店。从当初的小售货员，到现如今的掌柜老板，李瑞生始终没有离开过这里。
在那个商品匮乏的年代，它是附近几条胡同远近闻名的副食店，管着这胡同里一千三百多口子人的生活。
从门口经过，透过厚重的红木门，让人不由得有种“穿越”的感觉，斑驳的柜台和满载的货架，透着一种特有的“80年代国营范儿”。但只要您闻到那股酱香味儿，便会忍不住走进去瞅两眼，要么买上一点儿麻酱，要么拿上几块咸菜。
现在这家店已经成为老北京的一张名片，甚至连外国人都知道。报社杂志采访报道之后，很多人还会专门到这里买几瓶麻酱回去当做手信。
时光如梭，很多原来的购物场所渐渐被取代，却更让人留恋当初的那种纯正味道。那些伴随了几代人的粮店、副食店，依旧停留在老北京人的记忆深处。（麻团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