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年一过，狗年春节就开始进入一周倒计时。
南北大争论中透露着烟火气。其实不论是腊月二十三还是腊月二十四的小年，皆由年味在发酵蒸腾。新年序曲就这样敲响了。过了小年也意味着要准备年货啦！
每到临近过年，家里人总是要一起上街，一起准备过春节“大礼包”——烟酒糖茶。记忆中的红双喜、邻居自酿的高度米酒、甜甜的大白兔奶糖、用生姜熬过的可口可乐、劣质的散装红茶构成了春节在我童年的记忆。
但你有没有想过，司空见惯的可口可乐，怎么就成为了我们家中必备的饮料？香甜的糖果，被机器化大生产加工制造之前，在它身上发生过怎样的“甜味革命”？在尼古丁尚未正式流行时，鸦片既“红极一时”又“毁人一生”。而从贸易发展角度，你可知，鸦片这个小玩意儿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人自古就有茶文化——哥伦布远航到工业革命的三百年间，咖啡、糖、巧克力、烟草、鸦片等致瘾性食物都因需要被不断移植，唯独茶的生产未转移到美洲，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些大家习以为常的事物换个贸易的“有色眼镜”来看，或许会突然变得新奇；而过去一些看似奇怪的事情通过文明进程的解释有时会更加容易被人理解。解答上述的疑问，就要从带着“年味”的“烟酒糖茶”说起。
可口可乐，走进万家生活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年夜饭酒水中少不了一杯可乐，又或者说，可乐，何时成为了我们，乃至全球畅销无阻、人手一杯的美式饮料？
一场战争、若干外交干预、一些高明营销，成就了过去近大半个世纪的文化输出模式。
起初，可口可乐于1880年代在美国初上市时，曾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饮料。它的市场魅力，有部分来自它不含酒精，是合适的戒酒饮料。然而，到了1920年代，该公司试图将市场扩大到欧洲时，却因含有糖和咖啡因，被认为是非健康饮品。销售对象特别锁定年轻人，且含有一种该公司不愿泄露的秘密成分，使得管制官员和药物协会心存疑虑。在欧洲，以酒类替代品为诉求，不但未有助于拉抬可口可乐的业绩，还引来了欧洲传统酿酒产业的不满。
于是，可乐第一次试图走出美国的计划就这样失败了。
然而，到1945年，随着“二战”宣告结束，美国国力增强，在外交上美国政府以多种明示和暗示的手法，告知欧洲各国政府禁止可口可乐进口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法国外交部开始担心美国原应给予的经济支持可能岌岌不保。欧洲各国政府虽担心可口可乐的进入乃是他们所不乐见之美国化浪潮的一部分，但又怕因小失大，纷纷撤销反对立场。
与此同时，可口可乐公司不惜巨资，让军队能喝到他们的汽水。这种做法可能出于爱国赤忱，甚至为了塑造其在国内的良好形象，但确实也协助打开了欧洲市场。因为这样使人一看到可口可乐，就想到美国对欧洲的一大正面贡献，还协助化解了健康上的忧虑：如果将希特勒赶出西欧的大军都那么猛灌可口可乐，那其他人喝了还会有什么坏作用？
可口可乐在某种程度上还扩大了本身商品性的意涵，使得自身裹挟了更多代表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的宣扬：一种“美式生活”的反映，主宰全球的雄心精神。它甚至针对赫尔辛基奥运，整修好一艘诺曼底登陆时的登陆艇，驶入该港，但艇上载的不是军队，而是七十二万瓶可口可乐和各种宣传资料。美国人又来了。不可一世的画风，雄心勃勃的美国人，但谁又能否认“二战”结束后它的国际地位呢？
国家形象、气质与一种饮品从未如此紧密相连：伟大的，英雄式的，酷帅的。
喝下它，似乎是一种英雄主义的举动，一种紧跟风潮的行为，一种美国式胜利的拥有。没有什么比成为“酷帅的英雄”更打动年轻人，而这一瓶的流行就走过了大半个世纪。
糖味革命，甜到忧伤
糖诞生自远东或南太平洋，最晚于公元前300年于印度被驯化为作物。威尼斯贸易商运用其庞大的商业舰队和海军，加上密布于地中海地区的要塞、贸易站，主宰了中世纪欧洲的糖贸易。那时糖仍属奢侈品，市场不大，但威尼斯人还是因此赚了大把钱。葡萄牙人发现了圣多美岛，在圣多美岛，制糖技术有了革命性变革，但也是一种可怕的变革：非洲人沦为奴隶，被带到这里的甘蔗园工作。这座原本荒凉的小岛为岛上的葡萄牙庄园主和意大利商人带来丰富利润，却使数万黑奴陷入地狱深渊。随后，加勒比海地区也陷入制糖癫狂。倚靠着三万名自由之身的白人、数量相当的黑白混血儿、四十八万名奴隶，处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海地，一边流着奴隶的血与汗，一边奉献出给显赫人士使用的蜜糖。而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
当时，奴隶买卖在欧洲原已销声匿迹，在非洲也逐渐式微，但蔗糖与“大发现时代”（应说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结合，使奴隶买卖重获新生。1500—1880年间，约一千万非洲人，在极尽惨无人道的情况下，遭运到大西洋彼岸。这些黑奴大部分是给载去甘蔗园工作，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要运去海地。史学家威廉斯在指出“没有蔗糖，没有黑人”之后，懊悔说道：“糖这样的东西，这么甜，这么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竟会引起这样的罪行和杀戮，实在叫人奇怪。”
欧洲人的嗜甜，使这处热带天堂变成悲惨贫困的落后地区。
世界经济所带来的不只是进步。
“可恶”的鸦片，“重要”的鸦片
在18世纪左右，今日吸食的尼古丁还未正式流行，但却有大量的人们吸食今天的违禁毒品——鸦片，也俗称大烟。提起鸦片，我们的第一印象大都是“为国外侵华势力打开了国门”、“东亚病夫”，诸如此类；但更仔细地去了解历史的全貌，你会发现，这管大烟在促进世界贸易、加速经济增长上所起到的作用，对欧洲、美洲如此，对亚洲乃至中国也不例外。
18世纪以前，欧洲都是消耗来自亚洲的香料、丝和其他产品，却少有产品输出到亚洲。到了18世纪中叶，输入欧洲的亚洲产品达到新高，在这同时，新大陆所产的金、银变少，而且来自美洲的新货物（以糖、烟草居多）也使欧洲贮存的现金逐渐流失。
欧洲人该如何支付这些新嗜好的开销？动武是方法之一，但成果并不理想。最后，英国东印度公司转而诉诸可在印度殖民地生产的鸦片。
为了提高人们的致瘾率，1818年有人发展出更廉价、药效更强的混合鸦片，毒害随之更为严重。这种新鸦片的问世，大大扩大了鸦片的消费市场。英国人，靠着殖民于印度并种植、倾销鸦片，从中国赚取了大量白银，而这些白银是支持英国实现百年工业化的重要基础。没有这些白银和对外国的较大贸易顺差，当时英国不可能保住其西方最大消费国和最大资本供应国的地位。
不得不说，鸦片不只将中国、印度、英格兰、美国牢牢结合在四边的贸易关系里，还在维持英国工业化的持续向前和19世纪世界经济前所未有的不断扩张上，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那些年，因为“茶”
从哥伦布远航到工业革命的三百年间，三种跨大陆贸易盛行一时。一是奴隶买卖，二是金银出口，三是被称为致瘾性食物贸易，如咖啡、茶叶、糖、巧克力、烟草、后来的鸦片等。这三种贸易中，只有最后一种在进入工业时代后仍持续不坠。
神奇的是，在最后一种致瘾性食物中，只有茶叶生产未转移到美洲，免于欧洲人直接掌控长达四百年。但茶也是英格兰的国民饮料，而英格兰身为工业界、殖民界的超级强权，唯独未能掌控茶叶生产。什么因素使它的际遇如此不同
至少在公元6世纪时，中国人就已知道茶。随后，喝茶这一习惯传到日本、韩国，再经传到蒙古、突厥，随即又流传至俄罗斯、印度、中东，最后被欧洲人接受。起初，茶还是士大夫阶层的奢侈精品，而后随着高强度、强制性、单一枯燥的机械化生产，使得原本略显悠闲的手艺人们疲惫不堪，茶和咖啡中的咖啡因成为了他们的精神抚慰剂。工业化生产的带来的种种人体上的疲劳让茶的需求急剧增大。
从18世纪开始，英国人对茶叶需求暴增，而中国垄断茶叶生产，对英国财政相当不利。英国采用各种因应之道，包括靠武力将鸦片强行卖给中国，以及不惜流血，不惜成本，出兵征服阿萨姆（印度东北部），赶走当地游牧民族，在该地山坡上开辟茶园等等，直到1880年代，英国人才获致可观的茶叶产量。之后，他们又花更多钱铺设长长铁路，穿过原本几不需要铁路的崎岖地区，以将阿萨姆的茶叶运出。
中国人、印度人因英国这些作为所蒙受的损失不可计数，但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欧洲人所付出的代价也不小。但被视为身份地位象征的茶，由此也成为了英国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视角的转换以及更多信息、知识的切入，也许会给我们打开更多想象的可能，以及看待社会发展的另一种方式。无论是实质可能给世界经济带来增长的“大烟”，或是代表一例经典营销案例的可乐，还是小小物件背后的残酷文明史，我们也许能从其中找到原先缺漏的那一点。补上之后，或者并不会马上对真实生活带来更多的改变，但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思维，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也许就会变得与之前有所不同。
“贸易打造的世界是浑然一体的，我们的存在和我们的思维都无法置身其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