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待我的，是从十堰招考到鹤峰的小王同志。他高大英俊，满脸堆笑，热情有加，大有一种春天般的阳和之气。极其融洽的氛围，自然使我对做好学校档案管理这项陌生的工作有了底气，充满了信心。
小王给我找了一本馆藏的图片资料样本，他说我是邬阳人，就应该给我找邬阳的册子。让我先翻翻，先看看，说只要按照这个模子搞就成。
阅完图片资料，自然对图片分类立卷的方式方法有了很直观的轮廓，在思想的深处，也无不乏起惊涛骇浪。其中一张由杨芳耀先生拍摄于1978年6月，县委副书记李忠诚与邬阳部分“神兵”的合影，尤其吸人睛球。照片中，共有人物17名，其中有10人是清一色头裹长巾，粗布上衣，粗大扁裤。其装束打扮为江湖行头，自然应是“神兵”了。另有１军人模样的戴着帽子；６个干部模样的，长相斯文，打着敞脑，穿得利索。
一切，都只能用秒变的时光来回应……
二、“神兵”溯源
查阅文史典籍，原来“神兵”也有着极为古老的历史渊源。《华阳国志》记载：其地“民勇敢善战，好为神兵。”牧野之战是周武王与商纣王的一场生死大战，周武王能够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关键在于一支巴人部队的参战。据《华阳国志》记载：“武王克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徙倒戈。故世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意思是牧野之战到紧急关头，西周阵营一支巴人部队杀了出来，他们的战法很古怪，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商军莫名其妙，手足无策，很快溃不成军。周武王一举杀进朝歌，商纣王鹿台自焚。
在战场上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巴人，即为神兵。华阳国故地在今四川、重庆，说明了神兵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时期。
诸葛装神是《三国演义》中的高手。孔明兵至祁山，军中乏粮，便与姜维、关兴、魏延装神弄鬼，让几十个兵卒扮作四组神兵围定四个“诸葛亮”，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迷惑魏兵，使其不知道该追那个，信其神也，弄得司马懿心中疑惑道：“此必神兵也!”因而军心大乱，不敢交战，让孔明钻了空子，将麦子全部割完。诸葛亮为蜀国丞相，可以说他装神弄鬼的做法受到过湘鄂渝黔边区神兵的启发。
湘鄂渝黔边区属武陵山区，历史上巫风盛行，因此多稀奇古怪之事，神兵便是其中一种。历史上湘鄂渝黔边区神兵组织十分盛行，神兵，是迷信与武装相结合的一种组织，他们以神堂为单位，人数从几十到数百不等，互不隶属，自成系统，没有统一领导。会众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他们迷信刀枪不入，作战时又是唱又是跳，特别勇敢，冲锋陷阵，凌厉无比，官、匪闻之丧胆，望风披靡。
清末民初川鄂等地的神兵，则是发轫于一种会门的武装组织，其先期亦以神兵自谓，后为避政府封剿而改为其它名称。鄂西的神兵组织，最早肇始于湖北靖国军进驻施宜时期。1917年，北洋皖系军阀段祺瑞政府毁弃临时约法，推翻国会，张勋等发动复辟清朝帝制。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宣布维护约法。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赞成护法，成立靖国军，自称滇川黔靖国军联军总司令。同年12月2日，鄂军第一师师长石星川（抗战时沦为湖北的四大汉奸之一，战后得到军法审判，病死狱中）在荆沙宣告独立，石为湖北护法军驻荆总司令。不久鄂军第三师师长王安澜在枣阳、随县招慕旧部，通电全国宣告独立，自称鄂北护法军总司令。12月16日，驻襄阳的黎天才以湖北靖国军联军名义向全国通电宣告独立。后经蓝天蔚斡旋，三部改编为湖北靖国军，实行所谓的“荆襄联合”。后与直系军阀曹锟及豫军赵倜、川军吴光新、鄂军王占元的联合战斗中失利，溃退到鄂西，1919年在利川重组鄂西靖国军，在蔡济民、蓝天蔚统领下与北洋政府抵抗达三年之久。鄂西靖国军盛时兵员达3万之众，饷粮全赖地方供给，拉夫当差民力不胜，因而加重了本来就十分贫穷的鄂西人民负担。
鉴于湘鄂渝黔边区神兵组织十分盛行的情况，他们在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十分注重改造与吸收神兵。神兵为周逸群、贺龙能在湘鄂西立足、红军队伍的壮大与根据地的发展立下了奇功。
1928年5月，中共地下党员徐锡如向贺龙汇报了邬阳关神兵情况，贺龙作出“改造神兵，扩大武装”的指示。1928年12月31日，贺龙率工农革命军到鹤峰县邬阳关桑树坪（今邬阳乡斑竹村三组），于1929年元月3日进行了邬阳关神兵收编——将神兵一分为二，主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二特科大队，余部编入大道会革命军，由陈连振率领，留守邬阳关地区。当时贺龙的红四军只有91人。通过对邬阳关神兵首领陈连振、陈宗瑜父子的争取改造，部队增加到500多人。
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共产党的贺龙外，国民党宋希濂将军在驻守鄂西期间也曾利用、拉拢、改造湘鄂川黔边境的神兵组织，当然其结果与贺龙是完全不相同的。
三、邬阳“神兵”背后的人物
1.陈年振与陈宗瑜、陈宗瑗父子
陈年振（1878.3.2－1931.1.1），又名陈海生，清末秀才，早年在建始县官店镇黄家村与茶寮河村一带从事私塾教学。1926年12月，与长子陈宗瑜、次子陈宗瑗一道发起组建鹤（峰）、建（始）、巴（东）、五（峰）四县边境“神兵大道会”自卫武装。
陈宗瑜（1902.12.2－1929.10.1），又名陈宗瑀，陈年振长子。1926年12月与父亲陈年振一道，发起组建鹤建巴五四县边境“神兵大道会”自卫武装并出任大队长。后率部秘密接受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并于1928年7月由覃甦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2月31日率部改编为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二特科大队大队长，湘鄂边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一路军第四团团长。1929年1月当选为中共峰县委委员、中华苏维埃鹤峰县首届政府工农兵代表。其后，所率红四团成为红四军的主力，先后创下了“红鱼溪大捷”、“南岔.赤溪河大捷”、“轿子垭剿匪”等典型战例，为湘鄂边根据地的创建和红四军的发展壮大创下了赫赫战绩。1929年10月10日，红四军在主动转移途中，在桑植章耳坪与敌军重兵遭遇，贺龙及军部机关部队处境万分危急。陈宗瑜、贺桂如（红一团团长）为掩护贺龙与军部机关队伍突围，双双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新中国建立后，陈宗瑜被首批批准为革命烈士。
陈宗瑗（1908.7.16－1928.10.3）陈年振次子。1926年12月与父陈年振、兄陈宗瑜一道，发起组建鹤建巴五四县边境自卫武装“神兵大道会”并出任副大队长。1928年10月3日，率“神兵大道会”的一部分，在五峰湾潭老官庙与孙俊峰团防武装战斗中阵亡。新中国成立后，陈宗瑗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陈氏父子秉承“耕读为本，勤俭持家；公而无私，忠勇节义”家风，为人正直，善恶分明，性情豪爽，打抱不平。陈年振耳闻目睹晚清朝廷昏庸，官场腐败，社会动荡，匪恶横行，深感要抵御外辱，除暴安良，必须有防身之术，除恶之功。于是在宗瑜兄弟年幼时便父子仨入武馆练功习武（武馆设于今邬阳村二组方姓屋场，系建始官店熊氏人开办），坚持白天教学、务农，夜晚练功、悟道。经过长期修炼，父子仨勇武之功均达到出神入化程度。
1926年12月，陈氏父子奋举义旗，组织鹤（峰）、建（始）、巴（东）、五（峰）四县边境地区贫农民和外地在此伐木放簰的工人数百人，建立起自卫武装“神兵大道会”，陈宗瑜、陈宗瑗任正、副大队长，提出“抗捐抗税、抗夫抗兵”口号，与鹤、建、巴、五团防武装展开武装斗争。1928年5月，中共地下党员徐锡如遵照贺龙“改造神兵，扩大武装”的指示，受命到邬阳关与陈氏父子联系，先后派出共产党员覃甦、刘植吾、范松之等人，到神兵大队担任副大队长和正副中队长等职。同年7月，经覃甦介绍，陈宗瑜秘密加人中共党组织。从而使“神兵大道会”成为中共地下党秘密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
1928年9月，神兵大道会兵分两路出击。一路由大队长陈宗瑜指挥，到建始官店伏击川军甘占元部，击毙敌兵百余名，缴枪100多支，大胜川军。29日，由覃甦、陈宗瑗、范松之带领大道会另一路队伍，赴五峰边境抵御五峰团防孙俊峰部的侵犯，神兵个个作战勇敢，打得团防节节败退，神兵一直追到团防所辖的湾潭，并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而后陈宗瑗与覃甦商定，让范松之带部队撤回，自己仅带18人留驻湾潭，开展开仓放粮，招募兵员。败逃至五峰边境鹿耳庄的孙俊峰闻讯，借机勾结鹤峰走马团防王文轩部，于10月3日深夜以重兵将神兵所住庙宇层层包围，以枪手封堵庙宇出口后，在用柴火焚烧的同时以火炮轰炸庙宇住房，陈宗瑗等18人全部遇难。
1928年12月31日，贺龙率部到达邬阳关，对陈年振、陈宗瑜父子的“神兵大道会”进行了有名的神兵收编，神兵大部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特科大队，陈宗瑜任大队长；余部改编为大道会革命军，陈连振任司令，驻守阳关。
1929年1月7日，贺龙授命陈宗瑜率特科大队为前锋攻打鹤峰县城。特科大队一路抢关夺卡，化装成盐商巧夺留驾司盐局。在两河口河滩布下火把迷魂阵，奇袭观音坡哨卡后，神速抵达鹤峰城下。1月8日展开攻城战斗，守城敌兵以城北威风台碉堡火力和高大城墙为依托，负隅顽抗，久攻不下。陈宗瑜见状，在火力掩护下，施展神奇轻功，飞身跃上城墙，双刀寒光之处敌兵成片倒下，城门神速攻破，守敌大部被歼。陈宗瑜为第一次占领鹤峰县城，建立湘鄂西最早的县苏维埃政府，正式形成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立下头功。
1929年2月上旬，工农革命军在走马堰垭的杜家村改编为湘边工农红军第四军，特科大队改编为红四军第四团，陈宗瑜任团长，徐錫如任党代表。此后该团即成为红四军的主力团，为红四军的发展壮大和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巩固发展立下了赫赫战功，创立了“诱敌深人、以少胜多、长途奔袭、水淹敌军”等著名战例。先后两次分别攻克鹤峰和桑植县城，两次粉碎反动团防武装和国民党军对鹤峰、桑植苏区的围剿。
1929年3月中旬，湘鄂边7县13路团防共4000多人，在民团联防总指挥王文轩指挥下，分东南西北四路发动对峰苏区的围剿。红四团在王炳南的直接指挥下，采用诱敌深入战术，以地方游击队作诱饵，在南渡江与敌交火后且战且退，直到将王文轩部诱入伏击圈红鱼溪后，王炳南一声令下，陈宗瑜首先发枪，将骑在马上的王文轩击于马下。同时全团官兵对敌展开攻击，敌军树倒猢狲散，纷纷东逃西散，近乎全军覆灭。此役歼敌1000余人，缴枪近1000支，史称“红鱼溪大捷”。接着，陈宗瑜率部连夜向在邬阳关烧杀抢掠后返回的北路团防发起长途奔袭，凌晨抵达团总陆明清的老巢——北佳莫家台，陈宗瑜指挥队伍毫无声息封锁了敌兵的出路，仅与警卫丁能山二人各自身配双枪双刀，施展轻功潜入匪穴，仅凭双刀手刃敌哨兵与看守，未发一枪即救出了被陆明清抓捕关押的母亲龚玉兰和伯父陈连丕。然后率部向邬阳关进发，在邬阳、大庄、官店、白沙、中营游击一周，从而使东西两路团访闻风丧胆，不战而退。创立了以七百余红军打破四千多敌兵围剿，并歼敌近半的典型战例。
1929年6月，蒋介石责令湖南军阀何健组成“桑鹤剿共指挥部”，以陈渠珍总指挥，以向子云旅为主力，加上湘鄂边境团防共一万多人，发动对红四军的围剿。
1929年7月初，向子云派警备军周寒之团长率部一千余人，企图将红四军歼于桑植城。贺龙亲自指挥红军开展反围剿作战。红一、四团密切协同，在桑植城外的八斗溪西北高地设伏，待周团进入伏击地时，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逼迫敌兵退至澧水河边的南岔河背水作战，敌军渡河不及大部被歼，团长周寒之亦被击毙，红军缴枪数百支。七月中旬，向子云亲率该部两千余人及部分团防武装再次进犯桑植，试图报复。红四军主动撤出县城设伏，红四团还在赤溪河上游狭窄处筑坝将河水拦截。在敌人顺利占领县城的麻痹大意之时，红军突然从三面向城内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敌兵大部被歼。在敌残部迫向赤溪河逃窜时，红军即刻炸毁河上游的拦水坝。陈宗瑜率红四团紧追不舍，将敌军全部围堵在赤溪河滩，大部击毙，少数企图渡河逃命，因河水猛涨，水深浪急，敌军全被淹死，敌旅长向子云在揪着骡子尾巴泅河逃命时亦葬身于赤溪河中。此役共歼敌近3000人，缴获各种枪千余支，红四军获得建军以来的空前胜利。
1929年8月，为扩大苏区，打击、分化和争取当地的国民党地方武装，红四军向东南发展，进攻大庸县西教乡大地主熊相熙的反动武装。西教乡是桑植到大庸的必经之地，也是这一带著名的天险。熊匪有一支三百多支枪的武装，并在轿子垭、飞塔坡、轿头、坛子山、鸡爪岩、狮子岭、白马坡等处建有坚固的寨堡，统治该乡数十年之久。熊相熙勾结桑植团防头目陈策勋等，收留被红四军击溃的桑植团防，挑拨、破坏周边土著武装和红四军的关系，成为发展巩固桑植、鹤峰苏区的严重障碍。攻克西教乡意义重大，战斗任务也异常艰巨。8月7日，红四军一、四团分两路发起进攻，战斗进行异常激烈，到8月12日晨，激战六天六夜，先后发起十七次强攻，最终歼灭了这股顽匪，乗胜攻取了慈利重镇江垭、九溪等地。此役红四团亦付出沉重代价，党代表徐锡如身负重伤，经在桑植医院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1929年12月，中共湘鄂西前委决定组建红四军第五路军。此时，陈年振已年过半百，正率“大道会革命军”驻防邬阳关，然强忍悲痛，奉命回到主力部队担任第五路军指挥，辖38团、39团、40团和一个补充团，共1000余人，成为当时红军中年纪最大的指挥员。1930年4月，陈年振率部参加歼灭五峰团防孙俊峰部的战斗，将孙俊峰击毙于湾潭红溪坪马涟湾，然后配合地方建立了五峰县苏维埃政府。贺龙率红军主力东下洪湖以后，五路军在湘鄂边鹤（峰）建（始）巴（东）恩（施）宣（恩）五（峰）长（阳）边境广大区域内坚持对敌武装斗争，多次获胜，愈战愈强，部队由组建时的1000余人扩充至约4000人，承担了湘鄂边苏区北线的防御的重要任务，为保卫和现固湘鄂边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
红四军主力于1930年初东进以后，陈年振因抵制县苏维埃五区政府主席周琪、五路军党代表兼鹤建巴五特别区农协会特派员刘植吾，遭到周琪与鹤建巴五持别区游击大队长吴某组织的杀手，于1931年1月1日，陈年振等三人在走马南北镇、陈宗普等十四人在邬阳斑竹园桑树坪，同时被害。
1932年末，贺龙在了解真相后，于12月28日亲赴邬阳关，公开处决了暗杀五路军官兵的直接组织指挥者吴某，随后又在鹤峰县城召开大会处决了周琪，为陈年振暨五路军被害官兵平反昭雪。
新中国建立后，陈年振、陈栋川、陈宗普、钟金莲等均被确认定为“因公牺牲人员”。其中巴东籍的覃正均、陈增三被批准为革命烈士，葬于巴东县金果坪烈土陵园。
2.周琪其人
周琪，湖南石门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鹤峰县委委员，第五区（邬阳）委员会特派员、区苏维埃主席，1929年春至1932年9月在任（同期有乡苏维埃政权二台坪、金鸡口、云雾村、杉树坪、红莲池、栗子坪、百鸟坪、郭家村、咸盈河等9处）。
后来，贺龙在了解事件真相后，于1932年12月下旬率红三军自鄂豫边区转战八千里返回湘鄂边苏区，于27日亲赴邬阳关，28日清晨首先来到陈家，对陈年振父子的遗孀进行慰问，并发给银元200元和棉布、马匹等物以示抚恤。接着在陈家棚的郭家坪（今邬阳村五组）召开鹤建巴五边境群众大会，为陈年振等被害人员平反昭雪。贺龙在会上发表讲话说:“鹤峰是我的第二故乡，邬阳关是我的根据地。陈年振跟着我立得有功，他没什么错，他不应该被杀，他的部队也不应该解散。这都是周琪搞的鬼……”并在会议现场枪决了吴某。次年1月周琪被公开处决。
3．伪政人员黄协臣
黄协臣，原名黄廷华，生于1900年，建始县官店黄家村人，幼年进过私塾，早年曾混迹于武汉政法专门学校，先后担任过官店区团防队长，建始县政府指导员兼三友乡乡长及花坪、官店区长等职。他和二兄黄辅臣（又名黄廷章，县参议员）、父亲黄思其（团总）三人，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巧取豪夺，杀人越货，其田产全是仗势欺人，巧取豪夺得来的，是独霸一方的山大王。早在20年代，黄曾几次进剿邬阳关神兵，在鹤峰、建始、巴东、五峰、长阳边界地区大肆杀戮，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
二十世纪初期，身为秀才的陈连振在黄家村一私塾任教，一次偶然之时，陈遇上黄协臣与东家少妇苟取作乐。其时，东家少妇已与黄父暧昧多年。黄协臣的介入，乃大违纲常伦理。其情其景黄自觉颜面尽丢，并迁怒于陈年振。
1924年秋，黄以收租为名奸污了尤寡妇，致其周边乡邻敢怒而不敢言。陈年振义愤难平，主动为尤家人代写状词将黄协臣告至县衙，官府被迫判黄家赔付了被害人的衣棺板木。自此陈黄结怨愈演愈裂。次年9月，黄唆使外地散兵窜到陈家抢劫，陈宗瑜忍无可忍，在母亲龚玉兰与散兵头目相互锁喉僵持之时，用梭标将其刺死。陈连振因此被官府打入大牢，逼迫陈家交出1200银元作为赎金。为了救人陈家四处举债典当水田十余亩，方将陈年振赎回家中。
1928年6月，黄用重金从贵州请来土匪队伍，袭击陈年振神兵队伍，只因神兵势力日渐扩大，他才未获成功。1930年，他率领团防在邬阳关杀害红军团长肖明华，并将其妻雷腊姑掳去为妾。1933年，红军主力从鄂西撤离后，黄协臣又配合国民党第十军围剿苏区，掳掠烧杀，无恶不作。他曾亲自率部杀害红军第五路总指挥部参谋长郭春青、红军中队长郭春海、苏维埃乡妇联主任刘勉芝、苏维埃第七乡小学先生李先之。
1949年11月5日，我军解放了建始县，黄协臣自知大势已去，便搞假投降，派其心腹黄光华带200支枪到花坪，向人民政府缴械。黄协臣摇身一变，担任官店区区长职务，可他贼心不死，1950年3月5日组织团防旧部，在刘家垉秘密组织暴乱，并纠集五峰土匪钱福堂200余人，企图进攻区政府，后因大雨滂沱，金鸡口河水猛涨，暴乱计划流产。人民政府对黄协臣的谋反行为早已了如指掌，派区长杜芝英率工作组进驻官店口，黄协臣做贼心虚，于6日凌晨骑一匹大骡子仓惶出逃。
在潜逃的日子里，黄协臣指挥残部处处与人民政府为敌，流窜几县边界肆意骚挠。1950年秋季，建始县在官店成立了剿匪指挥部，由县指挥部指挥长彭检清率领部队清剿残匪，追捕潜逃的匪首黄协臣。由于群众对黄协臣十分仇恨，便向剿匪部队提供了大量线索。黄协臣无处扎根，东逃西窜，犹如惊弓之鸟，后在巴东洛群乡陈贵屋场的陈光洲家，被我剿匪部队生擒。
此后，官店召开千人大会，黄协臣这个作恶多端的山大王，被我人民政府枪决在官店集镇街后的营盘岭。
四、关于“神兵”的轶事
1.贺军长说法与验功。上世纪20年代初期，正是陈年振、陈宗瑜父子与国民党腐朽朝政分庭抗礼之时，听说巴东“神兵”很有本事，刀枪不入，便请来李、万、黄、谢四位师父（其中谢为本地端公），在邬阳凤凰寨立起了“精武神兵”旗号。参加的神兵要发誓念咒，誓词是“一不贪财，二不奸淫，三要诚心，至死不变。”咒语是“身穿铁盔铁甲，脚登铁靴铁袜，头戴铁龙帽，身子赛铁塔。”
神兵队伍中，基本上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处是红色的，要么是大刀、梭标上缠着布条，要么头上裹着红头帽，或腰扎红带。为了弄块红布，有的把老婆陪嫁的衣服都撕来用了。实在弄不到的，就到庙里，把村民敬菩萨挂的红也拿来用了。队伍站在一起，象团团火苗，红光闪闪，显得既威风又刺激。作战时，袒露左臂，呑朱砂，喝符水。贺龙后来听说后，这个要不得，一是红布太显眼，正好便于给敌人当靶子；二是兵员长期呑朱砂，对人身体摧残很大。所以后来的神兵，都只把头包了，吃朱砂改成了喝浄水（符水）。
邬阳神兵中，有一位本地师父姓谢名尊三，家住邬阳关八丘岭（今朝阳社区姚家屋场），修道出身，本领超人。贺龙在工农革命军攻下鹤峰城后，部队在县城修整期间，一天笑着对谢法师说:“听说神兵刀枪不入，我今天想亲自试哈。我自个打你三枪，看是不是真的打不进肉皮？”谢法师艺高人胆大，“打得进，打不进，其实您是有哈数的。”贺军长于是命令部队在校场坝集合，列队观看神兵首领展示真本领。谢法师悄悄对身边的徒弟说:“贺龙是‘龙’不是凡人，有可能我的肉皮骨头挡不了他的子弹。如果我死了，把我的尸首弄到邬阳关安葬。”身边的徒弟点头应诺。谢法师脱掉马褂，赤膊运气，准备就绪后，高声喊道:“军长，您打吧!”贺龙在十米开外的地方，向谢法师的肚子射击，第一枪打在肚子上，副官验明肚脐旁只有一个白疤，子弹掉在地上。第二枪打在锁骨上，另一副官检验，也是有痕无伤，子弹掉落一旁。这时贺龙便哈哈大笑的宣布道:“行了，第三枪就不用打了，神兵是真本事，真功夫。”
2.神兵的火器。陈年振、陈宗瑜父子组建神兵之初，除了抓紧对每一个兵员的技能进行严格的操练外，还不时地通过多种渠道，组织对火器的自造和“借用”。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的法力，只宜于街道巷战和近距离的肉搏。远距离的攻防，还免不了要借助大量的火热兵器。先是利用亲戚关系在建始弄到四支快枪，接着在距凤凰寨一公里的硝洞湾，组织30多名工匠加紧配制火药，组织铁匠、枪匠造大刀、梭标、火枪，以备不时之需。
1928年2月，陈连振听说清乡司令王文轩管着19个半保，人多枪多，想到他那里借几枝枪用，陈宗瑜满怀信心地前去接头。结果不仅没有借到枪，连原来的4支枪也被王文轩收缴去了，这个教训使陈氏父子认识到天下的团防都是一丘之貉，路只能自己走。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邬阳关曾家台一农民在锄地时，在柿树脚（今村民朱辉林档头园子田）挖出了一门铸铁质地的土炮，上有“嘉庆造·大将军”字样，长6尺，重300公斤，该农民视为神物，遂藏于附近冷竹丛中。陈氏父子得知后，便于不久的一天深夜悄悄抬走，从而成为后来神兵队伍的攻坚利器。
五、寻找“神兵”的志愿者
1.刘锡三
男，土家族，初中文化，中共党员，1949年10月出生于邬阳乡凤凰村六组，先后担任小学代课（民办）教师、大队民兵连长、公路连长、区编播员、凤凰村党支部书记（主任）等职。他有如下政绩：
修筑公路。带领村民从1992年开始，自力更生修建村级公路，苦战六个冬春，村民共投入义务工51840个，完成土石方103680立方米，修建毛家垭至枫树垭7.5公里的村级主线公路，1997年10月1日，汽车第一次开进凤凰村。2004年和2008年，引进外资500万元修筑煤、铁矿公路16公里，受益群众83户328人。利用国家以工代赈的奖励政策，号召和组织村民自己出钱出力修筑通户公路，截止2011年，村民自觉投入资金46.8万元，国家以工代赈奖补资金19.3万元，共修筑入户公路41公里，除8户特别边远人户无法通路外，均达到户户通路，真正解决了肩挑背驮的疾苦。
发展产业。1992年至1994年，向国家财政申请扶持茶种8万斤，鼓励农民建造茶园800亩，达到人均茶园一亩，于2020年进入全域有机茶，使村民收入有了极大保障。
1993年组织村民节省烟酒钱，大力发展魔芋生产，使村民现金收入连年提高。1996年全村仅魔芋收入达到人平800元，产生万元户11户，荣获全州魔芋第一村称号。
争取项目。抓农网改造机遇，向电机部门讨要杆线器材，组织村民投入义务工18192个，使全村高低压杆线全部更换成水泥杆和新导线，村民用电得到了保障，使烧竹棍点煤油的原始照明方式一去不复返了。
争取扶持项目，陆续讨要资金近10万元，使2户无房户住进了新房，11户茅棚变成了瓦房，13户危房改造成砖房，使106人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
全村建水窖51口，使51户208人得以安全饮水。49户兴建了沼气池，这些户的厨房、厕所进行了改善，卫生条件得到根本改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户建有室内降氟炉，摆脱了烟熏灰扬的痛苦取暖环境。
所获荣誉。1994年1月至2006年10月，系鹤峰县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人大代表；获州级表彰4次，县级表彰13次，乡级表彰18次。
2.高云书
男，1938年1月出生于邬阳乡斑竹村三组，现年83岁。七十年代当过村干部，先后任村副书记、民兵连长、治保主任、大队长、计生办主任。1981年6月到邬阳公社担任民政员，1984年调下坪民政办任副主任，分管财经。1988年11月退休。
3.刘坤堂
刘坤堂，男，1978年12月出生于建始县官店镇刘家垉村二组，恩施农校毕业。现为邬阳村七组入赘女婿。
多年来，刘立足于将传统文化融合于有机产品，钟情于乡间生活，2016年创办了“汝南茶叶专业合作社”，现主营“汝南”系列有机茶产品、邬阳“土小白窖酒”，在邬阳集镇连升购物广场旁建有专营门店。
六、“神兵”合照人物详情
照片中共17人，现已一一厘清基本情况。多数已作古离世，但健在者无不为德高望重之风范长者。
1.后排（从左至右）
龚光美，男，鹤峰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学协会会员，湖北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会员，州民族研究会理事，巴文化研究会会员，容美土司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著有长篇小说《美人赠我金锉刀》《沧海之恋》，散文集《爱你山高水长》，民族文化论文集《鹤峰纪事》。主编《鹤峰县志（1986－2005）》《铁血风云》《鹤峰县民族志》，参编《恩施地区革命斗争史》《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等多部文集。时为革命斗争史调查成员。
谭天智，男，巴东人，时为邬阳公社广播站工作人员。
祝光强，男，河南夏邑人，曾任鹤峰县政协副主席等职，主编《鹤峰苏区简史》《容美土司史料汇编》等史志著作，出版专著《容美散论》。时为革命斗争史调查成员，已离世。
张光耀，男，邬阳乡斑竹村三组人，已离世。现有裔孙若干。
陈永远（1953.7－2021.4），男，1969年12月参军入伍，1974年退役回乡。先后担任城郊区党委副书记，容美镇委书记兼镇长，县计生局局长、书记，民政局局长、书记，县政法委副书记。时为邬阳公社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陈宗典，男，邬阳乡邬阳村七组人，已离世。现有裔孙若干。
郑昌柏，男，时为邬阳公社机关干部。
金成顺，男，邬阳乡斑竹村三组人，已离世。现有裔孙若干。
傅瑞满，男，时为鹤峰县委机关干部，革命斗争史调查成员。
谭明月，男，邬阳乡凤凰村二组人，已离世。现有裔孙若干。
2.前排（从左至右）
杨庆香，男，邬阳乡邬阳村四组人，已离世，现有裔孙若干。
刘子礼，男，邬阳乡朝阳社区人，道士，曾行使巫医数年，已离世，现有裔孙若干。
方朝先，男，邬阳乡凤凰村一组人，已离世，现有裔孙若干。
李忠诚，男，中共鹤峰县委第五届（1980.11-1982.11）、第六届委员会书记。时为中共鹤峰县委委员兼邬阳公社第一书记（1977.3-1978.12）。
陈一三，男，邬阳乡凤凰村四组人，已离世。现有裔孙若干。
冉九林，男，邬阳乡斑竹村四组人，已离世。现有裔孙若干。
印一明，男，邬阳乡邬阳村六组人，已离世，现有裔孙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