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上的话，可不是一般人说的，见之于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的日记（《徐永昌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7册，第432页）。
之所以把徐永昌的话抬出来，是因为在当下社会，总有人否定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比如，博联社一位中共党员贴出《抓壮丁与蒋介石独裁》，评说《抓壮丁》"对蒋中正先生的讽刺实在不够公允"，并向我郑重建议：应该"走出国门"，看"历史档案（如美国）"。又如，一位网名"莫非王土"的先生，在论及《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压迫士兵的史实时，声称："其实我也粗读过剑桥民国史，感觉写的也不是很权威。"更有国民党金堂县兵役科长之子，借中国共产党主流媒体公然宣称："百分之九十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抓壮丁》"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是"诽谤旧社会"！
当然，更重要的，是以史为鉴。
目录
摘编按语......................................................
不可救药的役政............................................原国民党兵役部长鹿钟麟
我亲历的"征兵"祸民种种.......................原国民党川西师管区司令黄占春
一、征兵
二、接兵
三、送兵
我所知道的弊窦丛生的国民党兵役................淮项师管区代理司令李昭良
兵役机构的沿革
被征壮丁求生无路
征兵官员发财有道
"整顿兵役葬端"真相
曝光军政部兵役署黑幕....................................泸州师管区副司令赵矶
兵役署长之争
卖官鬻爵，舞弊成风
抓贩壮丁，贿赂公行
虐待、残害壮丁
检查站的贪污勒索案
补充兵训练处黑幕........................第二十补充兵训练处补充团团长陶子贞
一、补充团虐待新兵的情况
二、补充团借接收壮丁与拨送新兵机会大做生意
三、各补充团到处强拉壮丁的情况
四、新兵的反抗
承办兵役——我的升官发财之道.............第三十二补充兵训练处处长周建陶
一、浙江金华、衢县征兵情况
二、四川叙泸师管区征兵情况
广西兵役舞弊真相...........................军政部兵役署上校兵役视察员江声煌
集团军总司令夏威严令每连每月上缴30名空缺士兵的粮饷
县长罗绍徽勾结乡村长贪污舞弊
师管区司令黎行恕浮报士兵夏服价款30多万元
补充团团长毛振华大吃空缺和虐待士兵
草管人命的"征兵".........................................安徽青阳县县长罗昌民
我当壮丁的一段惨痛经历.................................................唐国华
不可救药的役政
国民政府兵役部部长鹿钟麟
......
我到兵役部时，酷似一位不高明的大夫，面对着一个病人膏育的病人，深感束手无策！
以征兵来说，兵役部当时也曾提出了"合理合法"、"如期如数"的口号；并制定了"壮丁登记"、"抽签"等各种具体办法，还下了严厉执行的命令，但实际办理征兵事宜总还得依靠各地方行政机构。而无论什么样的好办法，一到县、区、乡、保、甲人员手中，便都会变了质，成为他们鱼肉人民的借口！
我们当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觉得在这种腐败政权之下，征一次兵，便是给那些县、区、乡、保、甲人员多一次鱼肉人民的机会，但是兵又不能不征。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对人民的骚扰，我们特把过去一年两次征兵的旧制度，改为春季一次征召。
1945年的春季征兵就要开始了。之前，我先到成都和地方有力人物邓锡侯、熊克武、但懋辛等见了面，获得他们的支持，又到成渝公路沿线各地视察，告诫办理兵役人员遵法令、勤劳役政。但是，当征兵开始之后，据派往各地的督察报告，依然是"闾阎骚然，鸡犬不宁"，贪污舞弊层出不穷。有的县虽然在形式上办理了"壮丁登记"，举行了"抽签"，但实际上"中签"的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有钱有势的地主豪绅不仅其子弟可以逃避兵役，甚至还可以包庇别家壮丁；有的县连形式上的"壮丁登记"和"抽签"也未举办，索性就是乱抓乱拉一通，甚至把行路的旅客和访亲拜友的人，都拉来充壮丁。在紧急的时候，竟闹到路上行旅裹足，乡与乡之间断绝了往来。
区、乡、保、甲人员的"捉丁"，通常都是夤夜破门或越墙而人，和捕捉强盗一样。将壮丁捕获后，便用绳索捆起来，禁闭在一所黑屋子里。之后，再由乡送区，区送县，再由县送师、团管区，或由师、团管区到各县去接。层层机关，接到壮丁都居为奇货，卖放顶替，大发其财。卖放或逃亡的缺额多了，便又随时随地拉人替补。这样纵有人控告，也难以查出一个"水落石出"。兵役部的一位督察官，曾检查过某师管区补充团所接收的某县新兵名册，并集合新兵点名，竟发现有半数以上不是该县籍的壮丁！督察官向该补充团团长提出责问，这位团长说：各团所接收的新兵，都是这样，如果一定要新兵的名籍相符，那只有把全团解散，另行征召，但是再征召来的新兵，还是这样！我听了这位督察官的汇报后，也只有摇头！
至于壮丁的生活，自从他们被征集后，便算落入了魔爪！首先是在层层辗转送接途中，绳捆索绑，由带枪的士兵前后左右监押着，如同解送囚犯一样，殴打辱骂，更是家常便饭；其次是有的接送兵人员，"生财有道"，于往返途中办货物，做生意。这些壮丁便成了他们的义务脚夫，负荷着沉重的货物，走得慢了，还要挨打挨骂。
由于送兵人员的克扣贪污，新兵在长途跋涉中，吃不饱，穿不暖，又无医药，受着饥寒和疾病的折磨。患病的壮丁，轻的是在鞭答之下，被迫跟着踉跄行进；重的则常常被遗弃在路途上；更有的接送兵人员，竟把呼吸未断的重病号，挖坑活埋，以免累赘！四川江津县就曾出现过路的接兵部队，把七个病兵活埋在城墙根下。尸体被群众从土里扒出来后，激起人民的公愤，包围了县政府，要求县长扣押这一队新兵的带队军官。兵役部接到江津县的报告后，当即派军法处处长徐业道驰赴江津，并命令他将该案的直接责任者，先行就地枪决！我把这个事件报告了蒋介石，并主张惩办该主管官。谁知竟似石沉大海，毫无消息。后来才知道，这个接兵部队的主管官是"穿黄马褂的"（黄埔军校出身），所以才"留中不发"了。
新兵入营后，补充团队的军官们，为了防止新兵逃亡，人夜后，有的把新兵住室的门窗锁起来，有的把新兵一连串的拴系起来......真是花样百出，无奇不有。
总而言之，在当时，劳动人家的青年子弟，一旦被捉去当壮丁，便意味着走向死亡！因此为逃避这一灾难，小康之家则倾其所有贿赂区、乡、保、甲人员或是雇人顶替。至于那些穷苦人家子弟，除了逃亡他乡之外，竟不惜自残肢体——有人用毒草把右眼熏瞎（不能射击瞄准），有人用刀斧把右手食指砍断（不能扣枪机）......
面对以上诸种情况，我们虽目击而伤心，却束手无策。可是始终未放弃努力，大的地方固然到处碰壁，无法改善；小的地方却多少做了一点事，特别是新兵的福利，如被服饮食、住所卫生、交通娱乐等，确立了一套较完善的制度，并督导执行，以期对新兵的生活能有所改善。但除了兵役部直接控制的重庆、成都、昆明、梁山等几个集训营和空运指挥部，还算是做到了新兵"吃得饱、穿得暖、病了有医药、行军有车辆"之外，其他大部分师管区基本上没有改变。
对于兵役部所属的不法分子，我们是极为愤恨的，也曾想以严刑峻法，铲除积弊，却遭到了各方面的阻挠，无法行得通！
在兵役部成立后不久，我曾惩办过几个贪污不法的补充团团长，重庆报纸上也时常登载这些消息。于是陈诚在军政部的"总理纪念周"上讲话了，他说："兵役搞好搞不好，不在办几个小猫小狗，宣传宣传，显显威风。"后来，我又查办了几个师管区司令，这就更触动了各实力派。
四川叙泸师管区司令（忘记姓名），因为贪污舞弊，经查明撤职法办。这位司令是"穿黄马褂的"。宪兵司令张镇曾亲自去找兵役部政务次长秦德纯，说："某某是黄埔老同学，资格很老了，是不是给留点面子？否则，连黄埔同学都觉得脸上不好看！"这个司令的职务是撤了，但案子移送到军法执行总监部后，还是不了了之。
广西某师管区司令（忘了姓名），虚报征兵数额，冒领征兵费和军饷。后来我命他拨补新兵时，他却无兵可拨。这一舞弊事件败露后，兵役部正在查办该司令时，李宗仁打电报给我，要求我对该司令"特别关照"！结果也只能将该司令撤职了事。如果一点也不予"关照"，那么便开罪了这位"桂系"首脑人物，尔后在广西的役政工作，就会产生阻力。
皖北师管区司令李文田是"西北军"旧人，经人告发，有种种贪污不法行为，遂将其电调来渝，交军法处转呈军法执行总监部法办。他见到我很镇定地说："我的案子既已由军法机关审理，你就不要管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向各方面都送了厚礼，结果弄了个"证据不足"，免予法办。
正当我查办几个师管区司令的时候，各方面纷纷传来了反应信号。兵役部常务次长徐思平就两次把主任秘书韩梅岑请到他办公室里说："我和鹿部长的关系不够，不便向他进言。某某师管区司令某某，是邓晋公（邓锡侯）的人，某某师管区司令某某又是某公的旧人......请加以注意！"
从各方面也飞来了一些流言蜚语，说什么"兵役部大批地撤换师管区司令和补充团团长，西北军大可以布置势力了！"......我听了这些话，说了一句笑话："不用害怕，师管区的新兵没有枪，造不了反！"
在一次"官邸会报"（蒋介石定期召集各部部长在他住所举行的工作汇报）时，我报告了严惩不法人员、清除兵役积弊的事。蒋介石听后却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然而，蒋介石要我任兵役部长的目的，毕竟是达到了，在我任兵役部长期间，总计替他搜罗了约100万的新兵。各部队新兵的征补，依照原兵役署的旧制，各有指定的征补区，该征补区的师管区司令，即由该部队的副军长兼任，由兵役部规划自征自补的办法。兵役部另外直接掌握四川若干个师管区，负责"远征军"及其他部队的兵员补充。蒋介石认为兵役部完成了任务，还曾予以嘉奖！
我亲历的"征兵"祸民种种
川西师管区司令黄占春
抗战期间的嘉峨师管区的编制：司令部有司令、副司令、主任参谋。下设征募科，主办新兵的征募、调拨工作；编练科，主办国民兵组训、中等学校学生军训工作；军需、军医、军法、副官等科室，办理兵役行政事宜；特别党部，承担宣训工作；此外有三个新兵补充团，主管新兵接送管训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的川西师管区的编制：司令部有司令、副司令、参谋长。下设第一科，主管兵役法令的宣传解释工作；第二科，主管新兵的征募调拨工作；第三科，主管国民兵组训、中等学校学生军训、在乡军人管理工作；参谋、军需、军医、军法、副官、人事、监察等科室，办理兵役行政事宜；另有政治部，主管宣传和政治训练工作。此外，还有一个医院，负责官兵患者的医治疗养。新兵的接送管训工作，也同样有三个补充团来担任，所不同的是，川西师管区下面还设有三个团管区，直接领导地方兵役工作人员做兵役工作。
地方兵役机构和人员：县一级由县长兼国民兵团团长，另外设有专职的国民兵团副团长（负实际责任），还有团附、兵役科长；县以下则由区、乡、保、甲长兼任，形成自上而下的兵役系统，主办各县的新兵抽签、征送入营等工作。
我是在1944年夏天，由湖南前线第四军九十师调任四川乐山嘉峨师管区司令的。在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期间，我仍然留任由原嘉峨师管区、简阳师管区、邛崃师管区合并扩编成立的川西师管区司令。前前后后，我曾经为国民党政府干过六年多的兵役工作。现在，我就根据六年多来在嘉峨师管区、川西师管区的所见所闻，以及我自己在管区司令任内所做的一些工作，来谈谈国民党政府兵役制度的一些内幕。
国民政府实行义务兵役制以后，师管区每一年度应该征集多少兵额，一般是由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役署（抗战后期改为兵役部，抗战结束后和解放战争时期改为兵役局）分配给各省军管区。各省军管区根据兵役署分配的数字，结合所辖师管区各县人口的多少，确定名额分配下达给所辖师管区和各县。临时征兵或紧急征兵，也是以这种办法分配的。
我刚到嘉峨师管区，就碰上临时紧急征兵2000名，乐山、眉山、键为等县的县长和一些所谓"社会贤达"为民请命，要求减少征兵额的事情。这些地方土豪劣绅为什么要玩这种假慈悲的把戏呢？因为一些县，尤其是大县，平日为了争夺省参议会议员等名额，大都浮报各县的人口数字。征兵时，县长、议长、议员之流的地方头面人物，便以要求减少应征兵额的手法来博取关心人民疾苦的声誉了。
而我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就是聘请师管区所辖范围内的"社会贤达"为师管区的兵役顾问，请他们协助征兵。我所聘请的兵役顾问，包括了所属各县的党、参、团的头子和地方头面人物。如当时乐山县的参议长余绍庚、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林紫阳、三青团干事李至刚、曾经当过师长的徐光普，键为县参议长窦执中和辖区各县的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等。我这样做，一是借此来拉拢地方的土豪劣绅，以减少他们在征兵过程中对我工作的阻力；其次，有了这些联系之后，可以广通声气，有利于对师管区所属补充团连队的掌握控制。
征兵阶段，大肆进行"估拉"顶替（估拉是四川的方言，强迫硬要的意思），买卖贿放，勒索敲诈，营私舞弊。大发征兵财的，主要是县以下的各级地方兵役人员。师管区补充团、队的贪污枉法，却又另有他们的花样。
嘉峨师管区所属的乐山、键为、眉山、峨眉等县的县长，国民兵团副团长，区、乡长，在1945年征补昆明等地远征军的紧急征兵中，用增加应征人伍的新兵名额的手法，贪污舞弊，饱其私囊。他们用按各乡人口比例分担的手法，擅自增加应征新兵名额，例如每5000人征兵一名，七八千人的乡，就要征两名了。大的县如乐山、键为、眉山，常常多至50余人，小的县如峨眉、洪雅、夹江等，也超出原配征额10多人。这种额外"加码"的新兵名额，以每名一至二两黄金的价格进行"卖放"（卖壮丁）图利。有时则多征数名（可在下次征兵名额内抵扣）新兵来博取"超额完成征兵任务"的美名，向国民政府报功。
每年应征新兵名额分配既定之后，接着进行及龄壮丁的抽签征集，中签的壮丁，就是这一年度应当人伍的新兵。因此，抽签过程充满了敲诈、勒索和剥削。抽签名义上公开进行，中签的壮丁也出榜公布，实际上是否中签完全为县、区、乡、保长把持操纵，只要肯出钱贿赂，中签可以变成不中签；没有钱贿赂，独子也会成为中签壮丁。
当时在嘉峨师管区，区、乡、保长勒索的价码，视被勒索者家庭经济情况决定。比较富裕的人家，勒索5万至50万法币不等，差一些的也要勒收二三万法币（这是1944年至1945年的情况，当时一两黄金约值法币5万元）。1944年冬，键为县五通桥镇一家独姓盐商的独子，被区、乡兵役人员用中签的手法勒索40万元法币，据说县长乐尚富也参与了。这一案件告到军政部兵役署，曾交给师管区处理。我先后派师管区特别党部张总干事和参谋卢作朋去调查，由于当地"袍哥"帮会的掩护，没有什么结果。
中签的人，除了要贿赂区、乡、保长不"估拉"自己当新兵之外，经济情况比较好的，还得准备再出一笔钱买壮丁去顶替自己应征人伍。冒名顶替的人，大都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兵油子，他们得了一笔钱（约5万元左右），顶替别人入营，碰到机会就逃跑，逃回之后，下次征兵再来干冒名顶替的勾当。
一旦做了出钱贿赂、买壮丁顶替自己应征人伍的事，受到的敲诈勒索，并不是一次可以了结的，无穷的毒害还在后头。买壮丁顶替自己人伍，就留了把柄在区、乡、保长手里，他们可以经常利用这个把柄，以捉拿逃兵的名义进行恐吓、敲诈，反复勒索。乐山县苏稽乡一家比较富裕的农民，
因为买人顶替之后，被乡长反复勒索达六次之多，逢年过节，还不敢不送礼物去孝敬乡、保长。
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被指定中了签的人，如果能够多出一些钱去贿赂区、乡、保长（一般都在10万元以上），他们可以把中签壮丁的名字换成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或者直接划掉了事，这叫"贿放"。各县额外增加的应征新兵名额，就是以这一类的办法卖出去的。
在区、乡、保长上下串通，大肆买卖贿放、"估拉"顶替的迫害下，真不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尤其在某一战役伤亡过重，需要紧急征兵补充时，更加无法无天。乐山、峨眉、眉山三县的壮丁，碰到这种时候，纷纷自带伙食逃到峨眉山上的寺庙中，假充庙里的雇用工人，托庇于和尚来逃避被拉去当兵的命运。
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期间，由于人民群众抗拒征兵不断加剧，各县采取了变相的募兵方法，就是逐家逐户摊派安家费、壮丁费，买壮丁应征入营。这样一来，过去县、区、乡、保长要偷偷摸摸、遮遮掩掩干的买卖贿放、冒名顶替、"估拉"壮丁的各式各样的搜刮行为，便成为公开筹集安家费和壮丁费的形式了。在1945年间，每名壮丁的安家费是5万至7万元不等，各乡按各县分配的应征壮丁名额筹集，逐家逐户摊派，人民无一能够幸免。区、乡、保长趁机浑水摸鱼，尽量多摊多派，大事搜刮，甚至将应发给因家境贫困自愿应征者的安家费，也玩弄各种手法加以吞没。1945年2月，峨眉县发生过因征兵引起罢市的事件，原因就是一个姓李的保长，借故吞没了入营新兵的安家费，师管区补充团派在峨眉接兵的班长带新兵到李保长家中追讨，发生冲突。当地的袍哥头子、县商会会长曾扩侯，包庇李保长，利用袍哥关系发动罢市。从这一事件，也可以看出兵役人员贪污舞弊斗争的激烈。
各县抽签征集的新兵，一般是由师管区的补充团、新兵大队分赴各县分点接收，转送前方部队补充，师管区补充团、队贪污枉法的各种行为，多数发生在这个阶段。
验收征送入营的新兵，是师管区补充团、队和地方各级兵役人员争夺肥水、矛盾冲突的一个主要环节。嘉峨师管区在我的前任司令周中礼任职期间，接兵部队每验收一名新兵，地方兵役人员就要送交5000元至1万元的手续费。交了手续费，新兵体格虽然差些，也可以验收；如果不交手续费，接兵部队便借故挑剔、刁难。
当时，地方上应付验收新兵的花样很多，有的在验收前替新兵理发、洗澡，有的让新兵喝上一二两烧酒，整饰新兵的仪表，企求顺利验收。然而师管区补充团、队是不肯轻易验收的，因此互相控告、争吵不休就不断发生。抗战后期，嘉峨师管区补充第二团的姜营长，派在洪雅县接兵，因验收新兵的标准问题与洪雅县长、国民兵团副团长曾经互相控告。我派师管区征募科长李晓东煎往调查处理，结果他们会同地方土豪劣绅共同分肥，便不了了之。
为了解决师管区补充团、队与地方兵役人员在验收新兵时的摩擦、纠纷，在抗战后期，各地普遍成立了新兵监交委员会，负责监督交接新兵，并裁决争执。新兵监交委员会由当地县政府、县参议会、国民党县党部、接兵部队各派一人组成，实际上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始终是要在大家分肥上来解决。
在接收新兵的过程中，用"提前填报新兵入营日期"的手法贪污舞弊，是嘉峨师管区以至川西师管区的补充团、队惯用的法宝。抗战后期，新兵的待遇有所改善，每名新兵每月有主粮45斤，此外还有食油、豆类等副食品的实物配给。一个连队每次接收新兵编制是156人，每名新兵的入营日期都是提前填写，有的提前三五天，有的提前10天甚至20天，可得到一笔不小的好处。这笔赃款的分配，一般是县长和国民兵团副团长占二成，师管区补充团、营、连长占八成。
师管区补充团、队接兵后也"卖放"。团、营长的做法是勾结地方上的国民兵团副团长、区长、乡长，收到卖放新兵的赃款后，开出验收新兵某某等若干名的接兵收据，实际不收兵，空缺以后由团、营长交给所属的连长，由连长分批报逃。连长的"卖放"，则是在送兵途中陆续纵放新兵逃亡，在行军途中分批报逃。有时会出现得了人家的贿赂而来不及把新兵放回去的情况。因为一次不能放得过多，等到准备继续再放时，行军途中已走过的里程距离接兵的地点又相当远了，如果这时放新兵回去，就有在途中为其他部队拉去、无法向出钱人交代的顾虑。连长索性把这一类的新兵留在连队里充当班长，等到送兵完毕再带回原接兵县放出去。当然这一类必须是出钱出得多，或者是和当地土豪劣绅有某种关系。
补充团的团、营、连长既然可以侵吞粮饷、卖放壮丁，排、班长当然也要想法找些油水。他们贪污舞弊的手法，就是采取在营舍里"开赌"的办法，掠夺入营新兵的财物。嘉峨师管区的补充团连队里，接收新兵后，没有不在营舍里"开赌"的。"开赌"是半公开的，上级来视察时不赌，上级一走就赌。聚赌中，新兵能够赢钱的是非常少数，个别新兵侥幸赢了钱，连、排、班长也会以"代为保管"等等方法来加以吞没的。至于用代新兵购买食物、用品等等花样来骗取新兵钱财和克扣新兵伙食等，就不胜列举了。
把接收的新兵，送到国民党部队去补充缺额，是师管区补充团、队最感头痛的任务。新兵的逃亡、病故等事件亦多发生在这一阶段里。
嘉峨师管区的新兵，多送到云南楚雄等地交给王凌云的第二军；川西师管区新兵，则多送到重庆等地，有时也送到西安、汉口、南京。送兵时一般是徒步行军，行军途程少则十余天，多则月余。在送兵途中，最要紧的一件事，是千方省计地防止新兵的逃亡（得钱"卖放"的例外），因此常有虐杀新兵的行为。为防止新兵逃亡，有的在队伍行军通过山地时，将新兵三个、五个一串缚在一起，使他们互相牵制，不易逃跑；有的则在行军途中，收去新兵的裤带，迫使新兵用两手提着裤子走路。在夜间宿营的时候，为了防止逃跑，大都将新兵关在较坚固的楼房中住宿。有的在睡觉时收去新兵的裤子。
虽然师管区的补充团、队想尽一切办法去防范，但新兵逃跑的事件依旧是不断发生。"哄营"就是新兵一种强烈反抗虐待、迫害，集体逃亡的行动。贪污、虐待新兵特别厉害的连队，"哄营"事件就更加容易爆发。新兵"哄营"逃跑，一般都是利用早晚点名或开饭的时机，一声暗号，新兵群起冲出卫兵把守的大门，四散奔逃。行军途中也有"哄营"的事件发生，但比较少些，因为行军时，送兵部队在前后都布置有警戒，新兵如果奔逃，常常有被开枪射杀的危险。
发生"哄营"之后，往往随着就会发生惨无人道的虐杀新兵的行为。因为新兵逃亡过多时，补充团、队长就会受到处罚，严重的还会撤职法办。在又急又气的情况下，当捕获逃跑的新兵后，为了恐吓、警戒其他新兵，施以残酷的吊打，以致逃跑者身受重伤。
抗战后期，嘉峨师管区补充第二团的连长胡某，送新兵至成都新津机场拨补远征军，行至眉山县宿营，把新兵关在楼上。新兵利用夜间撬开屋顶逃跑，卫兵发觉后开枪，杀死新兵一人。事后暗中埋葬，以报逃了事。
嘉峨师管区在周中礼任司令期间，还发生过活埋有病新兵的惨无人道的事件。当时，有个补充团，团长叫曹文安，由乐山送兵至云南楚雄，行军经过宜宾，所属的连长把生病的新兵活生生埋在河滩上。部队走了之后，尸体被洪水冲了出来。当地人民发现后，极为愤怒，联名向国民政府军政部控告，结果曹文安被撤差，营、连长则判处徒刑坐监，以平民愤。
师管区接收的新兵，经过补充团、队在送兵途中的"卖放"和逃跑、死亡，人数已大大减少，常常由150多人的一个连，减少到120多人。为了交足一定数字的新兵，大都在行军中沿途拉壮丁抵补缺额。只要是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子，逢人便拉，不管你是商人还是学生、农民、挑夫，财货衣物一概全部没收，人则充当新兵。如果有人敢于反抗，便有在夜间被杀害灭口的可能。
师管区补充团、队在送兵阶段，有的还会搞贩运鸦片的勾当，至于利用新兵贩运日用工业品到前方高价出售图利，更是司空见惯的事。嘉峨师管区和川西师管区所属的县份，如雷波、马边、屏山、沐川、峨边等，都毗邻康、藏边境，是种植婴粟花的。派到这些县份接兵的补充团、队，收受贿赂常有以鸦片烟代替现款的，送兵时再携带鸦片烟出来贩卖。嘉峨师管区补充第二团的易营长，本身吸食鸦片，又大肆贩运鸦片，引起众怒，弄得被撤了差。
新兵送到正规部队驻地时，正规部队对师管区的补充团，中间也有勒索的行为。嘉峨师管区补充团送新兵到云南拨补第二军王凌云的部队时，一般多在由乐山出发或经过乐山时，购买当地出产的嘉定丝绸作为礼物。在交出新兵前送给接收新兵的部队长进行贿赂，图求交兵的方便。抗战胜利前夕，送交成都新津机场拨补昆明、印度、缅甸远征军的新兵时，正规部队向补充团、队勒索的情况更为突出。因为远征军新兵的体格要求标准比较高，交出新兵前，在飞机场还要进行一次体格复查，复查合格后，才正式接收。送兵的必须要购买美国空军盗卖出来的物资如香烟、罐头食品、衣服、手枪等作为礼物，否则就会遭到诸多借口挑剔，影响交兵的成绩。如果送了礼物，不完全合格的新兵也可以交出去，因此经常发生新兵尚未到达目的地就昏倒在飞机上的事。
我所知道的弊窦丛生的国民党兵役
淮项师管区代理司令李昭良
从1936年到1945年，我一直在国民党兵役机构中任职，先后担任过团管区司令、师管区司令等职。兹就回忆所及将当时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以供史学工作者参考。
1935年以前，国民党政府一直采取募兵制。由于连年内战的消耗，特别是在江西"围剿"苏区红军，死伤数字庞大，一般民众不愿卖命，一兵源一天天枯竭。为了巩固其政权，决定实行征兵制。1935年春，国民党军政部成立兵役科，朱为铃任科长。不久，朱奉派赴日本考察兵役制度。回国后，他以日本的兵役法做主本，着手制订国民党政府的兵役法。这一兵役法，对当时的社会中上阶层是十分有利的。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服兵役，一些有势力的人谁不能让自己的子弟在机关中挂一个名字呢？中学以上学生不服兵役，这就把有钱人家的子弟全免了，因为穷人家的子弟无钱读书。虽然规定熟练技术工人缓役，但必须企业主证明，这又大大便利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控制。
1936年春，军政部成立了兵役训练班。训练期限是一个月，训练对象是准备担任师、团管区司令和兵役机关高级幕僚的人员。我也参加了受训。训练的内容是学习、讨论如何具体执行兵役法。当时大家觉得在中国实行征兵制是有困难的。在讨论兵役法的具体条文时，有人主张把长子免役改为独子免役；有人担心中学生缓役会影响兵源；有人认为，"担负一家主要生活责任者缓役"的条文易给逃避兵役者造成机会，因为当时男子16岁就可以结婚，结了婚就可以独立成家，这样不少男子都可以成为一家生活的主要负责者。讨论的结果，兵役法还是照旧。
兵役训练班结业后，马上在南京邻近省市成立四个师管区试行征兵。这时并没有废除募兵制，事实上国民党统治时期一直在募兵。按当时规定每个师管区与一个正规师配合，所征之兵就归这个正规师补充之用。师管区司令由正规师副师长调任，团管区司令由当地行政专员兼任。未设专员的地方设专任团管区司令，管几个县的征兵工作。兵役法规定年满18岁至22岁的男子服常备兵役，23岁至36岁的男子服国民兵役。步兵服役2年，特种兵服役3一4年，运输兵服役1年半，升为军士后就成为职业军人。
尽管1936年的征兵试行工作搞得很糟，但使国民党当局找到了一条解决兵源枯竭的捷径，因此军政部兵役科于1937年春改为兵役司（司长为朱为铃）。后来又改为兵役署，并成立八个师管区，以金陵师管区作为机动师管区（即所征之兵由军政部命令拨补任何部队），我也随刘秉粹一起调到金陵师管区工作。
从1938年起，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军、师管区。各县除设有兵役科外，征兵事务所也成了常设机构。为了抓捕、押送壮丁，每县还成立了1一4个常备队。常备队的军官、军士是不拨经费的，当局只发给他们一些军服、武器，粮饷由各县自筹，人员也不往外调拨。事实上他们这些人没有固定的薪饷，他们也不在乎那点薪饷，他们有的是卖放壮丁的收入。各队设有军训教官，由军训部国民训练处派任。这些担任教官的人，都是江西星子特别训练班毕业的，表面上是训练国民兵，暗地里搞的是特务工作。按规定国民兵是不服兵役的，由于兵源枯竭，到后来不仅36岁以内的被征集，连45岁以下的也算合格了。1939年又把教官改为国民兵团副团长，团长由县长兼任。
师管区司令部从1938年起就设立补充营、补充团、模范队、基干团、学兵队等接送新兵的组织，军管区还设有军官大队。
抗战胜利后，陈诚接任军政部长，对一向由何应钦派任的师管区来了个一律撤销。美其名日抗战胜利，停止征兵。另外成立了一个招募处，由陈诚系统的人主持。1946年又借口反共战事扩大，重新建立师管区。这一撤一设之间，师管区几乎全部换上了陈诚的人。陈诚不仅把师管区作为补充兵源的工具，也把师管区作为建立第二线兵团的基础。解放战争中，在国民党正规军大量被歼灭的形势下，每个师管区都有3一5个补充团。这些补充团不只是用来接送新兵了，而是作为战斗部队来编组训练。1947年以后所组建的师，多是由这些补充团拼凑起来的。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后，我在金陵师管区奉军政部命令，组建八个补充营，把所属十县的壮丁全部征集。我们在执行时，既不抽签，也不检查体格，而是见人就抓。我们把八个营的壮丁抓齐不久，南京保卫战就打响了。这八个营总共5000多人，奉命全部拨交给参战的孙元良等部。这些没有经过一天训练的江南子弟，于南京溃退之际，在挹江门至下关的途中死伤无数。
1938年我在渭南团管区任司令，曾处理过几件"离奇"的案子。其中一件就是"装疯"。陕南有一种土药，吃了之后马上神经错乱，许多应征壮丁就服用这种药来逃避兵役。起初仅有少数装疯的，还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后来多了，我们就研究对付的办法，把装疯的人关起来等他的疯病好了（因为此药性只能持续七天左右），再送出去，才算制止了这种风气。此外还有自己弄瞎右眼的，自己砍断右手食指的，自己挖地洞躲藏起来的。最普遍的是被征后找机会逃跑。为了对付逃跑，我们规定壮丁如果在接兵部队接收前逃跑，就要严厉追查其家属责任；如果在接兵部队接收后逃跑，我们就不管了。我们把这些话明确地向壮丁宣布，并且与顶卖壮丁的兵油子订了条件，先交一半顶替费，其余待四个月后才交，这样壮丁逃跑的现象才少了一点。
1940年起，我在淮项师管区工作，正碰上河南省连年大灾，人民没有东西可吃，所以征兵没什么困难。但是那些应征的壮丁都饿得皮包骨头。当时国民党需要大量壮丁运入驻印中国远征军去训练，我们也乐于把壮丁送到大后方去，这样可借机贩运违禁品。我们征的壮丁总是步行几千里由河南经湖北送到重庆，在重庆由补训处接收空运昆明。1000人送到重庆能剩下500余人就算好的了，其中逃跑得很少，绝大部分是在路上拖死了。因为尽管他们骨瘦如柴，也要替送兵干部担几十斤私货，又没食物吃、没鞋穿，一天赶几十里，有病也得不到休息，更谈不上医治了。
1941年春，我回到湖南家乡，看到农村受兵役之害，有不少亲友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同族同村的人都向我求救，于是我就在家乡发起一个买卖壮丁的组织，采取集资买人顶替的办法，自己带头捐出一笔钱，同时发动有钱的人都捐出一些，被征的壮丁家属也出一些，合起来买一些兵油子去顶替。其他的村、乡也有仿着这办法去做的。最后还是失败了。因为越有钱的人越不会被征，他也就不肯出钱；越穷的人越被征得多，他们又出不起钱。而保、甲长又很不欢迎这个做法，因为这样，他们就不好勒索穷人了。
1939年下半年，征兵工作更感困难，各县都不能完成任务，而前方需兵更急。有些师管区就采取在交通要道上抓兵的措施，很能解决问题。军政部知道后，就正式下令各地抓捕"散兵游勇"。我当时所任职的渭南团管区已经积欠兵额5000余人，得到这一命令后，利用所辖九县都在陇海铁道沿线的有利条件，普遍设置卡哨，对过往青年一律加以拘捕，不到两个月我就把5000余名欠额还清了。采取设卡抓兵的措施后，以前不愿当兵的可以往外地逃，从此再也不敢了。许多青年不愿当兵，就只好上山当土匪。到了1940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又以发动志愿兵的名义把那些土匪头子委以团、营长，这样，上山当土匪的青年仍然逃不脱当兵的命运。
当时，人人都知道搞兵役工作是一个发财的差事，搞钱的花样也很多。下面就我的亲身经历谈一谈。
陕西关中师管区是1938年成立的，司令是张鼎铭，我担任渭南团管区司令。我们奉命去成立征兵机构时，三个团管区司令和八个补充营营长就向张鼎铭提出河水井水各不相犯的要求：我们保证完成征兵任务，司令不能干涉我们的经理(经理，此处指挪用征兵经费做私人生意)，我们也不干涉师管区的经理。张鼎铭答应他，只挪用师管区三个月的经费去做生意，其他不干涉。
我当团管区司令也绝不侵犯下面的利益，就是说下面卖放壮丁的收入，我不会去分肥。我搞钱主要是从征集费上下手。当时军政部规定每征集一兵发征集费2元（后增至5元以上），我只发给乡、县一天的伙食费各2角，办公费每兵5分；由县送到团管区的伙食费按每60里一天，每天2角。这样每征一兵约开支8角，剩下的1.2元就人了我的私囊。渭南九县每月至少征兵1000名，有时达到3000名，平均每月我总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征集的兵到达团管区后就可按月领薪饷。接兵部队来到后，我就故意为难他一下，表示现在无兵可交。他们当然希望马上领回新兵，见我拖延，自然会找我谈条件。条件就是倒填半个月的接兵日期，由接兵部门拨给我半个月的薪饷。起初每兵半个月的粮饷约值银元5元。这样每月我又有几千元的收入。当然有时候这笔收入要与接兵部队长三七分成。这些贪污技法，在当时还算是很凭良心的。既不克扣兵饷，又不背卖放壮丁的恶名。我对下面卖壮丁的花样则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只要他们能如期交上兵来就行。我经常问那些送兵的常备队队长，知道当时卖放一个壮丁的价格由100元逐渐涨到300元、500元。我也亲眼见到接兵部队把新兵接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没收他们的便衣和搜缴随身携带的财物。
各县常备队的军服由团管区转发，由于经常逃人不免有些损失。这些损失是由常备队队长负责赔偿的。我在渭南团管区任司令的两年间，就积存了几千套军服的赔偿费。这笔钱本来应该上缴的，碰巧1940年夏天日机轰炸渭南，团管区司令部被炸，我便乘机与靠近司令部的一个锅厂厂主商量，在他的一间矮房里丢一些军被服，洒上煤油，放了一把火，把焚烧的情景拍成照片，从而报销了几千套军服和其他一些军用品的费用。
1940年冬，我调到河南淮项师管区任代理司令（司令为徐冰，未到差），就没有征集费可揩油了。我就与接兵部队勾结起来做鸦片生意，一共搞了三次，搞一次的利润大概是本金的20倍。接着我就改做粮食生意。时逢河南连续两年大旱，我从安徽阜阳运粮食到灾区来卖，如1.5元一块的豆饼运到灾区就值30元。不过那时候老百姓都没有现钱，一般只能用人换粮食。先是一石小麦换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以后涨到一斗小麦就能换一个女孩子。那时我还不忍心做贩人生意，我的粮食除卖一部分现钱外，大部分是换土地，约20块豆饼可换一亩好地。阜阳也没有多少粮食，到沦陷区去买粮食也很难，用现洋是买不到的，只能用水银去换。而水银是日本制造军火最紧缺的物资，须到重庆去贩取，国民党政府当时也是禁止水银出口的。但是如果用某些沦陷区的货物到重庆去换，却可以得到水银。为了得到水银，我们设法请求把壮丁送到重庆去交，这样由河南送兵到重庆就可以利用壮丁挑运一些物资到重庆去换水银，换回的水银再由送兵干部带回河南。有一次我的一个营长因为携带水银，被湖北某警备司令扣留了，我费了很大的力，才把他保出来。
河南在大灾之年不仅粮贵，柴火也很缺乏。当时规定师管区所属部门的烧柴由各县供应，我按编制向各县要柴草，师管区的补充团、基干团、模范队等部门编制虽庞大，但经常是没有几个人的，余下的柴火，起先是转卖给商人，以后是由各县改交代金。这笔可观收入，就用来改善我们的生活了。当时，河南乡村饿死了不少人，路上随时可以看见饿死的孩子。我家门口经常有牵着小孩子来卖的，最先还要一点钱，以后根本就不要钱了，只求给孩子一条活路。另外，当官的相互间交际应酬还以海洛因作为必需品。
兵役既然办得这么糟，自然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攻击，国民党当局便在法规上订出许多防止弊端的办法，并采取了许多措施，但结果只是多了一些人分肥而已。
1937年我在金陵师管区任职，各地对征兵工作不满的意见不断地传到军政部。军政部就想出一个办法，派员到各县征兵事务所去主持征兵工作。我们明知他们是想插手分肥，也就让他们去了。其中，有一个姓陈的少校科员被派到溧阳县征兵事务所，不久，被当地群众联名告发。司令刘秉粹就派我去处理。我原是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去的，哪知到征兵事务所一看，里面群众拥挤不堪，有的在送钱，有的在谈条件，有的在骂大街。发现我是由师管区派来调查的之后，马上就把我包围起来，逼着我去检查陈某的箱子，当场搜出现洋2000余元和一包海洛因，使我不得不当场把陈某逮捕带回南京。
1940年，重庆当局派了一个兵役视察团经河南到陕西来视察，团长彭某是四川人。他们在河南向搞兵役的人敲了不少竹杠，这些情形我早就得到了消息。他们一来到渭南，我就去欢迎他们，请他们到华山去玩了两天。这位彭团长也想敲我竹杠。他很不客气地说我的工作搞得太糟，引起了我的反感。我就很强硬地让他派人到下面去调查，同时也不再招待他了。他派人到各县查了一转回来，各县都送了他们一些礼物，又打听到我是黄埔一期的倒霉鬼（当时黄埔一期的毕业生最低也当了师长，只有我还是一个小小的团管区司令），也就不敢惹我了。回到渭南时彭团长对我说，你们一期的黄马褂，我们惹不起。
在国民党集团中搞贪污也有出事的。1940年，关中师管区司令张鼎铭就是因挪用公款经商而被撤职的。接任的王建煌司令一到职就跑来找我，要我把张存在渭南的1000多石小麦拿出来与他平分。我很不满意王的这种做法，假装不知道，没有交给王。
县长也有因征兵不力而被撤职的，我在渭南时期就因为我的力争而撤换过两个县长。征兵对被征者是一个灾难，对社会生产力也是一个巨大的破坏，作为县长，一方面想靠征兵去发财，靠完成征兵任务会邀功（当时征兵成绩占县长政绩的50%)；另一方面他又要考虑到征粮任务，要维持地方安宁，而每届征兵任务紧急时，农村田地荒芜，商旅绝迹，土匪横行。因此这些县长们不得不在某一时期（如农忙时期、饥荒时期）采取拖延态度，这样即与师、团管区发生摩擦，当然闹到要撤换县长的地步。此外，还另有一个原因。做县长的哪个没有后台？我要求撤换县长时期是孙蔚如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我们那时就想搞倒这个"杂牌"省主席，好让黄埔出身的蒋鼎文来当省主席，所以有意识地闹一点摩擦，使孙穷于应付，知难而退。
我初搞兵役工作时，觉得当兵总是一件可悲的事，谁无父母，谁无子弟，在我手里不应该征错人家的子弟，所以对征来的兵总是一个一个地询问有无隐情，也替一些壮丁申过冤，退回过一些征错了的人。后来发展到只要能完成任务就行，管他有没有冤情。搞兵役的军官，有些人开始还是有点良心的，认为贪污公家的钱物是可以的，只要不克扣士兵薪饷。后来发展到不仅喝士兵的"血"，而且喝灾民的"血"了。如为了买到水银，就千方百计地活动，把新兵送到重庆去交，经常是以新兵50％的死亡率换来一点水银卖给日本人。国民党征兵弄得天怒人怨一，民心全失。
曝光军政部兵役署黑幕
泸州师管区副司令赵矶
我从1939年10月至1945年10月历任四川叙泸师管区补充第三团团长、沪州航空检查站站长、军政部第四十五补训处第三团团长、泸州师管区副司令、军政部独立运输第三十五团团长等职，对军政部兵役署成立情况有所了解。兹就个人的亲身经厉和所见所闻，分别叙述于后。
补充兵训练处黑幕
第二十补充兵训练处补充团团长陶子贞
各补充团兵额，是由各师管区、团管区接收壮丁编组而成。直接办理征兵的，是团管区各县政府兵役科、各区乡公所。征兵工作弊端百出，根本谈不到什么兵役法。所有地主豪绅以及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从来没有服过兵役、当过兵的。所谓征兵，都是征集贫苦劳动人民，采取强迫挨户派壮丁、拉壮丁的办法，不管年龄大小、身体条件好坏、是否是独子，一律都要征集。在征集所谓应征壮丁时，区、乡公所总是派武装枪兵，会同保甲长挨户捕捉，就同逮捕犯人一样，解送到县，转送团管区。在转送期间，被征集的壮丁家属，只要能凑集一些钱财，向区、乡公所贿赂，壮丁就可放回，或雇用别人顶替也行。有一些兵痞，专门以自身来"卖壮丁"做生意，替别人当壮丁，代别人顶替一次，要五六十石大米。大米拿到，他就顶替人伍，到了补充团后，有机会就开小差逃回家，接着又去找生意——替别人代当兵。有的兵痞，在一年内能代替别人当兵三次之多，得到一两百石大米。由于征兵机构贪污读职，违法乱纪，壮丁人伍后，就像变相的囚犯一样，受到种种虐待，因此常有大量的逃兵。
补充团在师管区、团管区接满壮丁，完成编组，开回原驻地时，最大的顾虑就是新兵逃跑。因此，各级干部采取各式各样严防新兵逃跑的残酷野蛮措施。例如，在行军时，除严密监视外，还用绳索将新兵手连手绑起来；途中休息时，班长端着枪，戒备森严，如同押解犯人一样，到宿营地时，一律关在屋内，不准外出；睡觉前，将新兵所穿的衬衣和裤子一律收缴，到第二天早晨起床前，再发给每人。就是没有裤子，光着屁股也照样有人逃跑。
由于补充团各级干部层层剥削克扣，新兵每日只能吃个半饱。新兵入营不要两个月，逐渐消瘦，都由壮丁变成瘦丁。又由于驻地条件太差，室内特别潮湿，又无稻草垫地铺，病兵特别多。而各补充团又无医药治疗，造成新兵得病后，由轻转重，最后死亡。
行军时，对待病兵尤为残酷。轻病兵勉强跟着走，重病兵实在不能行动时，就让他们倒在路旁或山沟中，不管了。被遗弃的病兵，不断呻吟，呼叫救命，根本不过问。许多病兵就这样被遗弃后死在途中，也没有人掩埋。
补充团发给新兵军服时，规定将新兵随身穿的便服一律收缴，存放连部，实际上就是没收，成为连长私人财物。
各补充团的各级干部，利用接送新兵的机会大做生意，贩运各地土产品及鸦片烟土。所贩运的货物，既不要纳税，又不花运费，因而大发横财。补充团接兵送兵，在行军时，每个连有时运二三十担货物。这些货物，有的是处本部交托带运，有的是团长、团副、营部交下代运，还有与驻在地商人勾结起来贩运的。因为商人贩运，运输困难，又要纳税，他们就想法拉拢补充团干部，勾结起来也穿上军服，带上副官或司务长的符号，混在一起行军。新兵每人最少要挑印斤的担子，有时要走几天路程。一路上既得不到很好休息，饭又吃不饱，有的甚至连草鞋都没有穿，真是牛马不如。而补充团营长以上干部，有的还带家眷，路上要新兵抬滑竿（即轿子），有的团长本人也坐轿子。因此在行动时，又是挑运货物担子，又是轿子抬着家眷，真是奇形怪状，应有尽有，丑态百出。补充团接收壮丁开回原驻地短期训练时，又在驻地廉价收购农副产品，囤积起来，然后再利用拨送新兵的机会运往别处高价出售。种种违法乱纪，骇人听闻。
有一次二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三团送兵到四川秀山，经黑水坝镇附近，看见有些农民在山坡上锄地。这个团第一连有一个排长，带着两个枪兵来抓这几个农民。当时锄地农民看到有军队来，就四处逃走。这个排长鸣枪威吓，要几个农民站住，不要跑，说："我们是追逃兵的。"这几个农民仍然是拼命逃，排长跟在后边开枪，打伤一个农民，不到几十分钟就死了。这天晚上全团在黑水坝镇宿营，由于这一个农民被打死，激起众怒，有几百名农民包围团部，要求惩办凶手。团部只好买棺材给死者，并给死者家属300元。
又有一次第八补训处的一个营长，穿着便衣，路过另一个补充团某连门口，被这个连长抓去当兵，关在连部里。这个营长也不吭声，只要求替他送一封信，这封信就是送给他们团部的。这个连长知道发生了问题，问他究竟是干什么的。营长说："我虽然穿着便衣，但不是老百姓，现在被你抓来当兵，也可以，但是要让我辞去营长职务才行。"当时处本部知道了，将这个连长撤职看押起来。
壮丁入伍后，受到各种残酷虐待，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就铤而走险，暴动逃命。例如第二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三团，驻湖北建始县，各连驻地分散，有一连分驻两处，出操也在两处。有一次，一排新兵出操时，趁监视疏忽之际，一哄而散，四处逃走。在追捕时，打死新兵两名，捕回来十六七名。还有一次，当该团从万县接收壮丁后，乘轮船到巴东，船上新兵找到一个机会，纷纷跳江逃跑。枪兵马上射击，有的新兵当即被打死、打伤。
新兵宿舍，每到晚上，照例不准新兵出来，大小便也在室内，房门口派一个枪兵坐在那里守卫。有一天晚上，某新兵连部守卫，抱着一枝枪在那里打磕睡，被几个新兵用粗裤带捆绑起来，口中塞上棉花团，其他新兵开始向外逃跑。等到连长发觉后，已经逃走30多名。结果，一个逃兵也没有追回。还有一次，一排新兵乘坐木船，内有几个新兵和班长串通以后，就把排长推到江里淹死。当船开到岸边，新兵都逃走了。
抗日战争开始时，先后成立了35个补充兵训练处，所辖补充团将近160个。各级干部多是一丘之貉，置抗日救国于不顾，只知个人贪污腐化，用尽一切手段，对新兵剥削压迫和残酷虐待，使无数新兵受尽折磨与迫害，大批壮丁死亡。这就是国民党"兵役"黑幕后面的真相。
承办兵役——我的升官发财之道
第三十二补充兵训练处处长周建陶
1935年5月至1939年，我先后担任金华团管区、衢县团管区和叙泸师管区兼泸县团管区司令，1939年担任第三十二补充兵训练处处长，承办兵役历时五载有余，现就我所知情况写述如后。
1935年至1937年，我曾担任金华团管区司令和衢县团管区司令，这一时期的情况是这样的。
（一）机构设置金华团管区与其上级机构金严师管区同于1935年5月成立，团管区除上校司令外，下设中校部员或少校部员1人、上尉部员2人、中尉部员1人、中尉书记1人、上尉医官1人（主办壮丁身体检查）、士兵约7人，官兵总共10多人。看来人数还不算多，实际上是人浮于事，因为征兵这一工作，主要是靠地方行政人员和乡镇保甲长。拿当时的金严师管区来说，司令部约30人，常年累月是无事可做的。军政部当时也感到这种情况有些浪费人力和财力，到1937年才改为师管区司令兼驻在地的团管区司令。
（二）适龄壮丁的调查和免役申请适龄壮丁的调查和免役的申请审核，是推行征兵制度的基本工作，是决定谁该否当兵的准绳。当时征兵原则有一条就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但国民党地方行政官吏，对国民党政府征兵法令并不是认真执行。适龄壮丁的调查是由乡镇保甲长来办，免役的申请手续，也是他们来办。他们与县市政府的兵役科又是互通声气，互相勾结的。有钱有势的官僚子弟、地主、富农和城镇有钱的人，哪怕是兄弟七八个也没有一个适龄壮丁不是免役的；至于穷人，哪怕是独子独孙，也难免于被列为适龄壮丁之列。此外，那些头面人物的佃农或雇工因为与他们本身利益有关，他们想方设法找乡镇保甲长说情，乡镇保甲长不敢不买账，就为这类人的佃雇农和雇工去办一个免役的申请手续。
免役申请书，由县政府送团管区是一个例行手续，只要县政府核定认可，团管区是没有不准的，不准也是枉然。因为团管区不可能派人到各县去逐户清查，纵然有时也曾派人到县到乡镇保甲去抽查，也只是形式主义。团管区是希望应征适龄壮丁人数越多越好，免役的人数越少越好，而县政府就与此相反。我记得有一次我对金华县县长陈开泗说："陈县长，贵县的应征适龄壮丁人数比较起来是少一些，而申请免役的人数多一些，将来征起兵来，就会成问题，能不能再重新进行一次调查呢。"陈县长就面红耳赤，认为我这话伤了他这县长的体面。他说："我们都是按照兵役法规定的办法去做的，你说多一些少一些究竟有什么根据呢，你认为不合法，顶好是你们团管区去进行一次总清查。"我见他给我一个难题，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想如果把县长得罪了，我这团管区的事情会更难办，因此，我对于适龄壮丁的调查和免役的申请核定，就从没认真去对待。
（三）身体检查和抽号入营适龄壮丁（当时为18-25岁）通过调查和免役申请核定后，第二步工作就是对应征壮丁的身体检查和抽号入营。在1936年至1937年的两个年头都曾按照军政部之规定，在开征之前，团管区成立征兵事务处，团管区司令兼征兵事务处处长，下设征兵事务所2一3个，由团管区派员和县政府兵役科组成，到各县较大的乡镇公所对应征适龄壮丁进行身体检查，检查合格的才有服行常备兵役的资格，不合格的淘汰。检查之后，即举行抽号入营手续，按抽号次序，抽在前头的先征，抽在后头的后征。但经过的事实，却有以下一些情况。
第一，参加身体检查的人，尽是穷人子弟，富裕人家即使有的话，也是拿钱请来代替的。这些代检的人，不是五官不全，就是得了不治之症。征兵事务所虽然知道，也是无可奈何。
第二，参加身体检查的人，有的远道而来，要花一个整天，不仅误他们一天的生产，还得饿着肚子回去，再等通知参加抽号。未应征入营之前，就得先尝几天苦头。可是乡镇保甲长却借口为壮丁办理身体检查和抽号入营手续，还向壮丁本人勒派一份开支。而征兵事务处则借此机会向军政部浮报一些旅费，从中捞一把。
第三，检查合格的壮丁参加了抽号，本应按抽号号次应征入营。可乡镇保甲长在这方面也有敲诈勒索的机会，他可以任意颠倒入营的先后，谁有钱使，谁就可以晚一步入营。但到最后仍然要应征入营。要想逃避应征，以一般的劳动人民来说，是千难万难的。
（四）衢县火车站惨案1937年11月，衢县王县长征集到壮丁20多人，问我送到哪里，我要他直接送到金华师管区。王县长派了几名武装警察像解犯人一样把壮丁解到衢县火车站，专车解金华。20多名壮丁在严密监视下正在月台上车之际，忽然日机三架飞临上空，押送人员既不肯让壮丁自由散开又不将壮丁带离月台，结果20多名壮丁就在日机的轰炸下惨死，血肉横飞，无一完整的尸体。惨案发生后，我向军政部报请对受难壮丁颁发抚恤金。可是军政部对于这种严重惨案却毫不加以理睬，连批复都没有，20多名壮丁就这样白白地断送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1937年秋冬之交，军政部派以邵某（四川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为首的三人视察小组到衢县团管区视察。他们刚到之初，问长问短好像抓住了我的什么尾巴似的。我见事情不妙，怕他们在何应钦面前说我坏话，就花了一笔钱给以殷勤的招待。果然钱可通神，他们都改变了态度，异口同声地说，周司令的兵役办得不错，成绩很好，超额完成任务，不是容易的事，我们要据实报告部长。我见他们都是兵役司长朱为珍的亲信，就又买了一些土特产如金华火腿一类的东西送给他们，并托他们带给朱为珍一份。是年11月，军政部长何应钦下达一道命令，谓衢县团管区司令周建陶办理兵役卓具成绩，应予传令嘉奖，并以师管区司令记升，有缺即补。1938年当四川省成立六个师管区之际，我就被调升为叙泸师管区司令，由上校级爬上了少将级。我的部下小同乡上尉张善湘、晏远风等人都随我一同人川并升级，大舅子呈鲁春是一个土包子，也当上了师管区的少校副官主任。
（一）四川省六个师管区的成立四川省一向是四川土皇帝刘湘的统治区，为什么会让蒋介石一次成立六个师管区征兵呢？这首先是由于国共合作全国一致抗日的形势所迫；其次是刘湘死了，四川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得到暂时的缓和。这也是通过蒋介石的代表、重庆行营副主任贺国光与四川军阀邓锡侯、潘文华、王赞绪的往返洽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实现的。第一，在四川征到的壮丁，四川地方军队有优先补充之权利。第二，师、团管区人选，由四川军方推荐三分之二，中央委派三分之一。如成都师管区司令龙杰三、川北师管区司令苏紫文、嘉定师管区司令黄汉熟、渝万师管区司令徐思平等，都是四川军方所推荐。只有涪陵师管区司令韩文源和叙泸师管区司令是中央推荐。
（二）征补训一元化1938年4月，四川师、团管区尚未成立前，已经有部分地区开始征集壮丁，由重庆行营负责主其事。如泸县地区就曾设有重庆行营的一个壮丁编练大队，大队长为黄士兴，下设中队多个，常驻泸县小市地区，到各县接了壮丁再转送到各部队去补充缺额。各县市征集壮丁也无一定的规章办法，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壮丁编练大队，军纪荡然，压迫剥削壮丁，蹂躏地方人民，无恶不作。泸县人民恨之人骨。在叙泸师管区成立之后，壮丁编练大队撤销了，泸县人民曾认为可能会好一些。可事实恰恰与人民的愿望相反，尤其是在实行所谓征补训一元化的情况下，劳动人民所受的迫害更是日甚一日。
征补训一元化，即壮丁之征集、拨补与训练三者的结合，亦是所谓兵政与地方行政相结合的方针，是四川省军管区参谋长戴高翔与兵役署署长程泽润、副署长朱为珍相互勾结搞起来的。戴为人阴狠，诡计多端，地位不算高，野心却不小。因为他是陆军大学毕业，与蒋介石有过师生关系，他就向蒋建议，每一个县、市成立一个国民兵团，由县长、市长兼国民兵团团长，专设副团长一人主其事。国民兵团下设义勇壮丁大队（大县为大队，小县为中队），把壮丁的征补训练统一于国民兵团，以军管区统之。以较大的县来说，一个国民兵团义勇壮丁大队（四个中队）经常保持五六百壮丁，就等于一个营的兵力，蒋介石闻此自然同意。戴从而掌握了四川省国民兵团，培植了他的私人势力，大发壮丁横财，更进而取得蒋介石的宠信。所以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极为重视他，派以国防部兵役局局长之职，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拉壮丁，以支持打内战。
抓壮丁主要是靠乡镇保甲长，但是师管区补充团、补训处、常备师接收壮丁的部队、过境的部队、当地驻军（如驻泸县川军新编第十八师），大家也都抓壮丁。乡镇保甲长也就更加狐假虎威，借征兵之名，向劳动人民进行无情的讹诈勒索。每抓到一个壮丁，只要壮丁的家属有钱使，就可以赎回去，但过些日子，乡镇保甲长又会再将他抓去。甚至勒索多次，而仍不免于被抓。有的壮丁正在办喜事也被抓去了；有的壮丁正当他的亲人死了，还没有来得及入殓就被抓去了。抓壮丁不仅是乡村，较大的城市也抓。如泸县县长袁守诚多次借清查户口为名，于夜半动用军警在泸县城镇大肆搜索，只要是他认为身份不明之人，就被抓去充当壮丁。当地行政专员张清沅是国民党CC集团的一员大将，对袁守诚这种行为，不仅不予谴责，相反地予以支持，认为这是一举两得，既清查了户口，又抓到了壮丁。
师管区和补训处补充团以及县、市国民兵团义勇壮丁大队到各县、市去接收壮丁的人员，乡镇保甲长会和他们直接打交道，常常是送钱不送人。但一旦接到命令要把壮丁交拨出去或是送出川外交拨时，他们就临时抓一些壮丁来凑合顶替，应付过关。有的在宿营地抓，有的在行军途中抓，所抓的自然是贫苦的劳动人民。
还有一种兵贩子，专门靠卖壮丁为业。乡镇保长从劳动人民身上讹诈一些钱，自己分得部分，以一部分给兵贩子去冒名壮丁。部队中的连级干部也以少数的钱收买一批兵贩子去顶替缺额，或者是以其充当临时班长，随壮丁一起到常备师团。这类兵贩子本领高强，几天以后，他们就能够开小差返回来，再做同样的买卖。
（四）压迫和剥削壮丁当壮丁被抓后，乡镇长首先就会将他捆起来送交国民兵团义勇壮丁队。义勇壮丁队与县政府看守所没有两样，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有的县里虽然向军管区领了服装费，但只花少数的钱去买一套破旧的军装给壮丁穿上，连汗褂、内裤都没有，还得将壮丁原有的便衣裤剥掉，说是怕他开小差。有的县里只领到半数服装费（其余一半被军管区分赃），连旧军服都不买，壮丁就只能穿他自己原有的破衣烂衫。吃的就更不用说，有的县里连稀粥也不给喝饱。关上十天半个月不等，而后才能送到师管区补充团，或者直接送交常备师的接收单位。
壮丁到了师管区的补充团，待遇也好不了多少，发一套军服和一套汗褂裤，有时候能两人发一条薄棉被或者一条毯子。天冷时，就只能盖稻草加棉军服；天气暖和时，有些连级干部为防止壮丁冲营逃跑，常强迫壮丁脱了裤子睡觉。每日两顿饭，也是经常吃不饱的。在1939年，每一壮丁规定每天粮食22两（1938年还是20两）。但国民党部队许多后勤官员都是穷凶极恶的剥削鬼。米里都掺有沙子，大秤称进，小秤称出。团级干部打一个折扣发到连上，连级干部再克扣，壮丁每日只能吃到十几两带沙子的糙米饭，虽然也有点微不足道的副食费，在法币不断贬值、物价日益上涨的情况下，有时就只能喝点盐水或是用几颗咸蚕豆下饭；医药卫生更谈不上，害了病是没有药吃的。不少壮丁在补充团队被虐待致死，活着的也是面黄肌瘦形同骸镂。
补充兵训练处处置逃跑壮丁，不择手段，残酷无情。1940年夏，驻泸县石洞镇第三十二补训处第一团团长钱鹤阜（浙江吴兴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将一个不堪压迫而逃亡的壮丁抓回来说要惩一儆百，我就擅自同意将这个年仅20岁的壮丁枪毙了。还有驻内江第十四补训处张世希（安徽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所部曾发生活埋壮丁的惨案多起。
（五）杭日救国志愿兵团征兵情况蒋介石在抗战一开始，开动他的宣传机器，大肆宣传青年从军抗日救国。各地区就搞起一种所谓抗日救国志愿兵来了。这里我只叙述一下泸县抗日救国志愿兵团的真实情况。
泸县，在叙泸师管区范围是一个较大的县，人口比较多，被摊派的应征壮丁员额也就多些（兵源最急需年份大约每月配征额为800一1000名）。由于兵役的办理不善，拖欠的壮丁人数很多，我乃与泸县县长袁守诚洽商，要泸县成立一个抗日救国志愿兵团，每一个志愿兵准其抵一个应征壮丁名额。袁县长自然乐为，遂保举泸县国民兵团义勇壮丁大队长为志愿兵团团长。报经军政部批准，照师管区补充团待遇，并规定能号召40名青年的为排长，120名的为连长，500名的为营长，1500名为一个团。于是一大批曾在川军干过排连营长的恶霸地主、兵痞流氓，在泸县广大农村和城镇威逼利诱，连拉带骗，经过三四个月搞到大约1000名的壮丁，其中还包括一部分兵贩子，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地方舆论哗然。我见情况不妙，才停止进行，将志愿兵团撤销，千名壮丁拨归师管区补充团接管。由于都是被强迫拉来的，接收时跑了一大半。而袁县长将1000名壮丁抵补了该县应征壮丁配额，算作一份成绩，我则从中造了一笔假账报销，捞了一笔钱。
（六）趁火打劫发壮丁财国民党承办兵役人员，绝大多数都是趁火打劫发壮丁财、发国难财的。官越大掠夺的财富越多。他们经常拖延拨发壮丁经费，以挪用的款项买黄金、买美钞、买棉花纱布，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开办被服厂为壮丁置办被服，偷工减料，以少报多；克扣壮丁的鞋袜费、医药费。我在叙泸师管区司令任内，总共只一年多，就侵吞了10多万元：与团长文蔚雄、张贵乡勾结，提前谎报壮丁入营日期，不仅吃了壮丁的主副食费，也吃了壮丁的饷款；壮丁死了并不是都有棺木埋葬，却上报棺葬费，入了私人腰包；设立被服厂为师管区补训处的壮丁承制夏服和棉被几万件，借承制壮丁被服为理由，派人到宜昌贩运花纱布到泸州出售，发了壮丁财。我在家乡买水稻田200多亩，在株洲买房地产业多处，在浙江建造住宅，在长沙市买屋基地，还在重庆南温泉买临时住宅一处作为躲警报休养栖息之处。在同僚嫉妒揭发控告下，于1941年，我受到了军法司的审判。
广西兵役舞弊真相
军政部兵役署上校兵役视察员江声煌
抗战之前，国民党新桂系多喜自夸："广西办民团，成绩卓著，蜚声全国。"抗战中，李宗仁、白崇禧曾说"广西征兵成绩为全国之冠"，"广西出兵近百万"。实际广西征兵方面的贪污舞弊，较之他省有过之而无不及。1942年5月，军政部兵役署任命我为上校兵役视察员，派驻广西玉林县玉贵师管区视察兵役。现就亲身经历，记述如下。
不久，据黎军法官说："师管区尚未接到军政部严令罗绍徽10天内了结200多件乡村长兵役舞弊案的公文，广西省政府的秘书就已打电报告知罗绍徽。罗接电后，当天书面报告玉贵师管区转呈广西军管区和军政部，称有的乡、村长被撤职查办，有的乡、村长畏罪逃亡，有的乡、村长查明系民众挟嫌诬告，现均已结案。后经师管区派员彻查，才知罗绍徽胆大包天，所报已被撤职查办或畏罪逃亡的乡村长，仍在执行职权。"事后，我把自己抽查和师管区复查的经过，作为检据连同罗绍徽的呈文，挂号寄重庆兵役署。结果军政部电令广西军管区司令黄旭初，将罗绍徽撤职查办，并将办理情形具报。黄旭初将罗绍徽撤职后，不但对罗绍徽勾结乡村长的兵役舞弊案不查不办，而且马上又任命他为苍梧县县长。
草管人命的"征兵"
安徽青阳县县长罗昌民
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时期一贯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并在全国皆兵的烟幕下，大肆征兵。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征兵"，就是向老百姓要钱、要命。"征兵"的配额，系按照各县的等级（即安全、半沦陷、沦陷）大小和人口比例摊派。"征兵"的任务，自然落在各县县长的身上。笔者在抗战时期，曾在新桂系李品仙统治下的安徽，前后担任过歙县和青阳两县县长，作为国民党卖国集团的帮凶之一，亲自干过这一毒害人民的"征兵"工作。现将记忆所及写成文字，借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是怎样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丧心病狂地搜刮民财、祸国殃民的。
国民党反动派既然标榜全国皆兵，在抗日的招牌下，实行反共的军事准备，因而对"征兵"急如星火。主管兵役的机关，在中央设有"兵役署"（后改兵役部），各省设军管区司令部，县设兵役科，另外设有征训、训练壮丁的师、团管区。征兵法令多如牛毛，其中有所谓抽签的手续和安家费的规定，其实都是骗人的东西。笔者就从没有举办过抽签，也从来不知道"安家费"在哪里领发，只见师、团管区转来一道一道的分配征兵数目和配属部队的命令，另外便是整天和接兵部队打交道，如此而已。总之一句话，"一人被征，全家遭殃"。其中弊窦百出，更是罄竹难书。
歙县系抗战时期皖南的后方大县之一，没有沦陷过，人口又有50多万，因此征兵的数目是相当大的，属贵徽师管区和休宁团管区管辖。皖南当时在军事上属第三战区指挥的川军唐式遵（唐系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范围，各县壮丁多数配交川军部队。因此，贵徽师管区司令便由川军的五十军军长伶某兼任，休宁团管区司令也是川军的一个将领兼，副司令是个安徽老军界吴某。设在歙县境内的军事机关就有不少，其中除二十三集团军的唐总部外，还有三十二集团军的上官云相总部，各军师的后方办事处最多时有34个；另外还有个空军的基地司令部，其中有个飞机降落加油的小型机场，一个海军布雷大队。海、陆、空军三军一应俱全，同时还有四个千人以上的伤兵医院。因此，在歙县是一方面征兵的配额多，各部队都日夜不停的到县、乡催兵抓丁；另一方面，兵油子兵痞却都成行成市。至于借口抓逃兵，夜闯民居，因而乘机抢劫、强奸的事情，就更层出不穷了。
在那个时候，兵役法也还规定有什么独子不征、不足法定年龄（18岁）的不征、有残疾的和在学的免役。可是在急如星火的征训中，这些都成为纸上的文字；只有一条是例外，有"钱"有"势"的可以免征。我为了应付师团管区的责难和各部队的罗唆，曾经召集过地方人士和区乡镇长参加的征兵会议，通过了准许买卖顶替的决议，就是说：可以出钱雇人顶替，但是规定钱——美其名曰"安家费"，必须用到受雇者身上。因为一方面是兵油子很多，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接兵部队可以折价收款，这固然也给乡保长开了一条发财的路子。事实上他们早已经和接兵部队勾结起来做了。我当时这样想，只要把已经存在的秘密事儿公开出来，或许价格还会低些，而且严格规定钱必须交给受雇者，总不无小补。那时黑市的壮丁，一般都在百元以上，但也有竟索到一千数百元的；自从公开明市交易后，据说壮丁价格一般都跌到百元以下了。
讲到当时被征的壮丁，那简直是当做囚犯来对待。在征集的时候，一个个的用绳子连成一串牵着走，由接兵部队前后左右派兵解押着送到所谓新兵招待所。送到招待所后的第一步便是搜身，事实上就是抢劫，把从家里带来的一些较好的衣物银钱全部搜光，不少壮丁将些票子金饰之类秘密放在肛门和草鞋内，也有很多被发现而没收。
1942年冬，那年特别冷。我曾经为被征的壮丁和囚犯募集棉衣棉被，当时募得的数目相当多，大约棉被够两个人一床，棉衣平均每人可分到一件。可是发下去以后，有次我到街口镇（第二区署所在地）新兵的一个招待所视察，棉被已变成四个人盖一床，棉衣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后来了解了一下，送去的棉衣棉被，大部分给接兵部队截去用了。例如那个接兵部队的排长就用了两床捐来给壮丁的棉被作褥子。
我们离开新兵招待所后，又到接兵队部-连部去看。那个连长正和县城镇的镇长、一个同业公会的理事长、另一个军人在打麻将。吴责问那个连长为什么虐待壮丁，语气很重：为什么不给壮丁吃饱饭？为什么壮丁都穿那么一点点？为什么要打壮丁？为什么要逼死壮丁？那位连长却满不在乎地说："上头发啥子，我就给啥子嘛。他们要逃跑，不打有啥子办法；他们要死，我又有啥子办法。"态度极为蛮横。
不久，我被调去青阳县任县长。不想到青阳的第十天，又碰上了一件与征兵有关的事情，结果把乌纱丢了，还险些丧了命。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正是双十节，我到县属各机关视察。半路上，有个满面鲜血的约莫有60多岁的老人，从人群中走出来，大喊"大老爷救命"，边喊边跪在地上磕头。我便叫马弃拉他起来，问他什么事。于是这个老人便指着站在他旁边的三个川军（一个身挎盒子枪，两个背负长枪）诉说："这三位老总说我的大儿子逃跑了（被征后逃跑的），要把我的小儿子（指着一个拉着老人手臂的泪流满面的十四五岁的儿童）拉走抵数，我不让，他们拿枪把我打了，又说除非给他们300块钱。我眼睛不好使，现在全靠这份子养我。我哪去弄钱给他们呢！这是第三回了。第一回也是说我儿子跑了。我求亲拜友的给了他们300块。今年6月间又来敲了我200块。连破棉絮都卖了，我这时候到哪里再去弄钱呢。"我听了老人的控诉，便责问这几个士兵是哪个部队的？为什么打人？那个挎盒子枪的家伙很凶，说他们是接兵连的，到老汉家抓逃兵。老头头上的血是自己跌的。我当然不信他的鬼话，便吩咐马弁们（四个枪兵）把这几个川军缴械，连同老汉父子一并先押解县府，交军法承审问案录供，等我回去再处理。
当天晚上我便亲自审问这三个川军，知道他们就是驻在本县的师管区接兵连的一个排长带的两个士兵。可是他们不承认敲诈。我命令用刑，打了没几下屁股，那两个士兵很快的招了供，和老汉的口供一样，还说他们两个每回都各得了两块钱，其余的钱都给排长和连长分了。可是那个排长却死不认账，打断了两条扁担都无济于事，一直到坐老虎凳，垫到五块砖才承认他每次都分到50块钱，其余都交给了连长。
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清早，驻县的接兵部队的一个川军营长（他们是一个营带一连，约七八十个士兵驻县接收新兵）到县府叫嚣，对县国民兵团的李副团长（县长兼团长）说："罗县长太不讲交情了，缴了枪又扣了人，究竟想怎么办？"并说假如他的部下闹事，他是负不了责的。当李副团长告诉我的时候，我恨极了。我也不甘示弱，一方面下令集中县属的三个自卫中队的武力（人枪约200多人，有两挺重机枪）以防万一；另外便督饬军法承审立即拟成专案，准备将人犯解皖南行署办理。下午，那个营长大概怕这事情闹出去不光彩吧，态度也转变了，要求李副团长给他一点面子，把犯兵交回他们自己办，不要解行署。我当然也不想事态扩大，就答应了他。
但是事情远没了结。青阳属第八区专署管辖、八区专员罗洁莹系唐式遵的外甥，兼二十三集团军总部的高参，狠狠地告了我一状，结果皖省府就把我接事还未满三个月的青阳县长撤了。
以上是我亲眼目睹的国民党反动派"征兵"的重重黑幕。我作为国民党的县长，也曾参与了这一罪恶勾当，对抓丁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想起来仍然十分内疚。
我当壮丁的一段惨痛经历
唐国华
1943年6月的某一天早晨，我被三十铺乡保丁带到乡公所，和其他壮丁一起，在乡公所过了几天，转到汤池区署，再押送到庐江县师管区补充团——在庐江县城内中路桥计家祠堂驻的那个接新兵的三营。
这些壮丁都是些庄稼人，有十几岁到40来岁的，都挤在稻草地上，热得满头遍身是汗。壮丁们吃的是稀饭汤，盛在碗里照得见人影。虽然稀，都还争先恐后地抢个不停，以致把饭桶弄翻，好些人身上手上烫破了。于是师管区的官兵就来集会查问，点了几个抢饭的和并未抢过饭的人名，当场带走。原来被点名的人都各有记号，是把他们卖放走了。不大一会儿，那师管区的官兵们从外面拿回大捆的麻绳有好几担，又叫了一些人出去，以后就又一趟接一趟的挑、抬回来，有明矾、布匹、纸烟、糖等，然后又集合编了一次队，配好了谁挑担子，谁跟谁抬担子，直到星明月高时，才叫各就原位睡觉。其实人挤着人哪能睡得下，只是坐着当睡罢了。
天刚亮，就听得一阵哨子响，叫壮丁们站好排，那些官兵们便把绳子套在大家的脖子上，再把各人扯牵到一起，六七个绑在一根绳上，如同解犯人一般。然后，就把那些货物分给各人，有挑的、抬的，或背着、提着，还绑了不少副担架，准备给那些官儿们和他们的老婆，在马上骑累了就换着坐上或躺下，让壮丁们抬着他们。出门之后就被命令变成三行走，那些官兵押在两旁，把步枪、手枪抠得枪门喀达、喀达的直响，并且怪声怪气地叫喊着："走——走！快——快！"一路上碰不到行人，——谁都怕碰到这个壮丁队列，否则就有被拉走当壮丁的危险。
到了六安的苏家埠，为了等候其他地方的壮丁一同走，便又等了几天。一天中午饭后，集合去听合六师管区司令李文田讲话，那些官们怕壮丁穿着鞋子逃走，所以命令去听讲的壮丁都把鞋袜脱掉打赤脚。一直听了几个钟头，才散会。往回走时，忽听两声枪响，不知就里，回到驻地才知道是一个壮丁挨了枪，胸部还血流不止。原来挨枪的壮丁，因为脚没穿鞋，在疾走之中踏上了柞树刺，他才一弯腰，后面人往前一挤，竟把他撞出路边，被认为是逃跑，中了手枪。第二天，还把他拉到全连的壮丁跟前打屁股，问他还跑不跑？一直打到他连答应的声音也没有了。随即连长符晓亮命令全连进行登记，说："谁有病，走不了，都说，好登记上，可以放回去。"结果把凡是登记有病的，一个个的拉出队外来，趴在地上打屁股。以致身上、腿上都打得皮开肉裂，鲜血直流。符晓亮还说："这是专治走不了路的。医生，就是扁担棍子。"
上路后，挨打的壮丁同样都跟着走，也同样不是挑就是抬，担负着各种货物，如线麻、生漆、桐油、茶等。挨枪弹打伤的那个壮丁和用扁担、棍子打伤的那些壮丁，多数是先后死在路上了，无人过问。不说衣衾棺木，就是埋也无人掩埋。
在行军的路上，也不断有冒死逃生的壮丁。有一天中午经过霍邱县境一处山冲时，有个壮丁解开绳子飞也似地逃跑了，在乱枪追捕之下，他终于隐没在松树林里，逃脱了。同他抬一担货的壮丁并没有跑，却被符晓亮命令一个排长把他拉到山坡下枪杀了，罪名是：明知不报。并且把死者的耳朵割下来，要每一个壮丁看看，还警告说：谁要逃跑或是明知不报的，就有例在先。
行军的每天晚上，壮丁都住在四壁不透风的空屋子里，人挤人，身挨身，想伸腿都伸不出去。每次稀饭送进屋来都要烫伤几个人。屋里又热，壮丁们汗如雨下，因此常有几个被热闷得昏死过去。夜晚，那个屋子里也像火炕似的热得人出不了气，泥灰味、汗腥味、臭味，闻久了，人就昏倒了。我就昏过去好几回，被拖到门口，吸了几口凉气才又活过来。
不论白天黑夜，大小便都得一阵去，但也只有有限的几次，不准在规定的次数之外，提额外的请求。因此好些壮丁等不及，拉的尿屎满裤子，没衣服换洗，照样得天天穿着。壮丁们过小桥，走窄路，一不小心，跌下一个，也就一连串好几个人接二连三地跌倒了。我们这一批壮丁，走了30几天路，一路上过着非人的生活，除了路上被折磨死的，幸存者都被国民党的三十三集团军第五十九军所部接收了。
我被补在五十三师一团八连，在班里当二等列兵。不到半月，连部文书因病回南漳老家，连里没人造表册。连长牛得荣就在班上的新兵里查找识字的，结果把我找到连部，帮司务长和军需上士工作，并代理文书给他们搞些粮饷弹械表册。这年10月，全团都开往荆门的当阳地区，原驻地作为留守处。我跟连部的军需上士、一个班长、几个兵、几个病号留守了。这留守地方叫李家挡，出门就是山，也有些梯田、耕地。在留守处驻地不到十来天，就看见附近的山头上，不断增加好多处新坟。死者都是一个月以前的壮丁。因为沿途受师管区官兵们的虐待，好多人被补充到部队上来以后还在吐血、拉痢，有些是路上被打伤的，到部队后就发病，造成不断的死亡。不久，我也病了，病得厉害，想家也厉害。心想，要是回不了家，不就死在外边了吗？不料过几天我的病渐渐的好一些了。一天，我去野战医院看望跟我们同来的亲戚厉学德，他在一路上没少挨打，后来病了。我见他已不像人样，遍身是血污，躺在破屋墙下的没铺没盖的湿地上；在他旁边还有很多重病号。他说："我就要断气了，望你还是乘病轻，逃命回去吧，把个口信给我家......"话没完，就断气了。我更加坚定了逃跑回家的决心。
我琢磨了好几天，该怎么逃呢？好几千里地，隔着千山万水，打哪走呢？要是跑不了抓回来，不死也得脱一层皮。正好连部有一份中国分省袖珍地图，从此，我就有了主意。一天晚饭后，太阳离山只有二丈多高了。我慌慌忙忙地从留守处附近的一个村子上了山，径向东南方向的深草和树林里跑去。过了几重山，天黑了，乌云满天，看不见月亮、星星，四处松树的涛声和野兽的嗥叫声，叫人毛发悚然。但我不管一切地拼命往前跑。山上草深齐腰，天黑得摸不着道儿，我只好顺着山势陡坡沿着山沟往下滑。不知经过多少白天、黑夜，沿途乞讨，我才终于逃出了虎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