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31日是第37个世界无烟日。作为我国控烟和肺癌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支修益40余年来参与并见证了我国控烟事业众多里程碑式时刻。今年世界无烟日，他一如既往向烟民发出吸烟危害健康的劝导警示，同时也对现阶段我国控烟策略提出新建议。
吸烟指数大于这个数值，“四大慢病”风险加剧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信息显示，我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约有7.4亿不吸烟者遭受二手烟暴露的危害。每年因吸烟死亡的人数逾100万。
根据《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版)》，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与呼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四项重大慢病关系密切，吸烟量越大，吸烟年限越长，吸烟指数超过400以上，患各种疾病的发病风险越高。这其中最为公众熟悉的“致命杀手”是肺癌。肺癌是我国第一大高发癌种，每年新发患者超过100万，而吸烟是导致肺癌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
烟瘾是病别硬戒，戒烟服务应向社区“下沉”
烟草制品中的尼古丁是导致烟草依赖的“元凶”，世卫组织将烟草依赖明确列为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换言之，戒烟干预和戒烟药物就相当于治疗疾病，需要借助戒烟药物和戒烟门诊专业医疗服务。
《中国临床戒烟指南》2007年发布，并于2015年进行更新，是我国临床戒烟治疗的规范与行业标准。支修益是制定二次戒烟指南的专家组成员。他介绍，“一些非尼古丁依赖的吸烟者借助自觉性和医生指导即可成功戒掉烟草，但到了中重度尼古丁依赖阶段，每天抽一两包烟，抽了四五十年的烟民，则需要尼古丁替代疗法和戒烟药物的帮助。”
对于当前我国戒烟门诊面临的烟民知晓率低、就诊意愿低等问题，支修益表示，“戒烟门诊作为一个学科发展的紧迫性在逐渐提升。如果能像胸外科、泌尿外科、骨外科一样，把戒烟专业也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建设来规划管理，对戒烟门诊的专科建设会更好，能帮助更多有戒烟意愿的人成功戒烟。”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卫健委今年提出，积极推广宁夏银川社区戒烟模式。据了解，这种模式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医疗机构提供戒烟服务的局面，通过社区戒烟综合干预探索新型戒烟服务模式。
支修益亦认为，戒烟服务应进一步“下沉”，戒烟指南也要不断修订。他提出，“把戒烟服务放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放在一级医院是最好的，或者在二级和各区县医院设立戒烟门诊，这样烟民有戒烟意识和戒烟需要可就近寻求治疗，不必到大医院或三甲医院排队排号。同时，三甲医院有好的戒烟服务经验也一定要‘下沉’。”
实现2030控烟目标，还有哪些策略？
“到2030年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降至20%”，这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在“控烟行动”一项中明确提出的目标。当前，我国的控烟进度推进到哪儿了？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开展的成人烟草调查数据，截至2022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4.1%，与2020年相比下降了1.7个百分点，但距降到20%以下的目标仍有很大差距。
下阶段我国如何推进控烟工作，支修益建议，继续推进全国层面的无烟立法进程、提高烟草税和烟草价格、推进无烟环境和创建文明城市并举、加强吸烟有害健康的科普宣传和加强全国医疗机构戒烟门诊建设等方面采取措施。
“控烟志愿者模式是北京乃至全国很好的一个经验模式。”支修益介绍，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向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控烟一张图”联合志愿服务促成无烟社会共治的工作模式被世卫组织推广至全球。
除推进公共场所禁烟，支修益认为，家庭也是无烟环境创建的关键，“无烟家庭创建已迫在眉睫，家庭是社会最小的单位，不能成为控烟工作的‘死角’。许多人能意识到‘一手烟’和‘二手烟’的危害，却不知‘三手烟’这种更隐匿的污染方式，也在持续危害家人特别是婴幼儿健康。”他同时建议，无烟家庭创建可借鉴台港澳地区经验，如“小手拉大手”等形式和项目，“老年人普遍更容易听进孩子的话，可以让青少年和儿童在控烟劝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完)(《中国新闻》报记者杜雅楠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