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蒋介石调动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开展第五次围剿。前方战线吃紧，后方财政紧吃。同年，财政部长孔祥熙大手一挥，拨款30万，成立一个新的事业单位，美种烟叶改良委员会，税务署长谢作楷任委员长。
成立大会上，孔部长亲临现场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三个美好愿景，
1.不特此后无须仰给外国人，可以挽回巨额之漏厄
2.且可以运销国外，以与美烟争衡
3.借以助成农村经济之复兴，更有助于建设之大计
领导就是英明。果然，一个没实现。
后视镜的看，国破家亡、江山飘摇的岁月，后两个未达成倒也情有可原，至于第一个，则要拷问当事人的内心。
成立后，美种烟叶改良委员会的办公地设在许昌烟叶公司，两机构人员相互调拨使用，也就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负责具体事务的委员邬挺生，同时也是许昌烟叶公司的董事长。
这是个买办。
所谓买办，简单来说就是沟通外商和中国市场的中介人。近代中国的买办，以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和浙江宁波人为最多。大买办邬挺生，1876年出生于浙江奉化西邬镇，是委员长的老乡。
1932年，邬挺生出任许昌烟叶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这家公司的资本额为墨洋10万元，英美烟通过华人代持拥有51%的股份，邬挺生个人拥有203股，月薪500元，年给交际费5000元，主要用于打点许昌当地关系。而成立这个事业单位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洋人抢夺河南烟叶市场。
所以孔部长口中所谓的第一个愿景，翻译过来就是，“让洋人办事，革洋人的命”。思路清奇，叹为观止。
坦率的说，站在今天的视角，买办应该叫“外企职业经理人”，怎么也该是个中性词，怎么就污名化了呢？那得看干的是个什么事：
烟草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时至今日，依然是各国重税商货的代表。一支烟的售价，一半以上是税。而所谓的主权，很大程度就是收费权，近代以来那些耳熟能详的屈辱条约，其实就是税权受损。
烟草局就是套着企业外衣的税务2.0，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小小的事业单位，要拿税务署长充门面。
都是外企，一个是“技术换市场”的双赢交易，一个是“借贸易之名行税利掠夺”的主权侵犯。屁股不一样，评价自然云和泥。
宏观的看，1930年代的中国，正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衰退：外部资本主义大萧条，内部自然灾害、军事冲突、外敌入侵……天灾人祸此起彼伏。动荡年代，别说平头百姓，就是南洋兄弟这样的烟草巨头，在内外制约、上下夹击的逼仄环境中，也只有被蚕食、被瓜分的命运。
存量博弈的斗争没有赢家，残酷是永恒的底色：
1935年12月30日下午3点，邬挺生返回许昌途中，经过西城门口路北理发店，人群中迎面窜出一个灰衣男子，“砰！砰！砰！”，三声枪响划破天际。子弹从邬挺生的右眼下方穿入，左耳下方穿出，大买办喋血街头，当场毙命。
雇凶杀人的正是许昌等地烟行的经理们。面对洋人的欺压，他们告过官、写过信、上过纺，但都无疾而终。最后忍无可忍，铤而走险，集资两千银元，找到土匪，干掉邬挺生。
风云激荡一百年，硝烟早已散去。但关乎“烟草”的争夺，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激烈“上演”：
2021年7月，一份河南中烟工业的录用名单在网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名校毕业生为什么争着抢着当工人？”别急着大惊小怪，再过几年就习惯了。2024年7月，还是河南中烟，还是录用名单，这次没有了人大、武大，上海交大成了上位替代，还是仨。
这不是巧合。统计河南中烟2021-2024四年的录取名单可以发现，985院校的招聘占比从2021年的6.7%增长到了2024年的14.6%，211院校的招聘占比则从2021年的26.2%增长到了2024年的39.9%。
烟厂当然是眼下就业市场的超级顶流。高福利、高待遇似乎成了行业的刻板印象。但对如今50岁以上有点年纪的人来说，在他们那个年代，烟厂的offer不仅谈不上有多香，甚至可以说很差。
1.越南战争时期，战斗英雄凯旋回国，光荣分配到昆明重机厂；同一个团的排长因怀疑有zz问题，被处理到了什邡卷烟厂。结果重机厂早早倒闭，排长平稳退休。
2.80年代的女学生，一门心思要嫁运输司机，谁料到运输公司那年不招人，给分配到烟厂，那叫一个不愿意啊，拼了命的闹，还是没辙。后来运输公司早早寄了。
3.改开初，糖烟酒公司一分为三，最有门路的去了糖，再有点关系的去了酒，老家亲戚属于“黑五类”，只能去烟，现在天天感恩国家、感恩社会。
4.为了下一代，我外公选择牺牲自己去了烟草，换取我妈去糖酒副食，然后我妈2000年初就下岗了，再过几年我外公就退休了。这结局……
以上事例充分说明，金矿不等于金钞。即便烟草这样的暴利行当，也有过艰难岁月。那是什么力量主导了行业的荣辱兴衰？说来也简单，需要集齐三颗龙珠：
一是稳定低廉的原料供应；
二是中央集权的一元管理；
三是高度发达的分销网络。
01血泪教训
“在收购价格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唯有争取更多的收购计划量。”——万斌
要把卷烟机变成印钞机，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原料。
前有印度成功没收小米48亿巨额资产，后有墨西哥粗暴共产赣锋锂业矿产特许权。摆在今天中国出海天团的第一堂课——如何规避政治风险。对此，122岁的英美烟草表示，俺有话说。
想靠烟草挣钱，先得垄断烟叶。实事求是的说，中国烟叶的工业化种植，英美烟确实是老师傅。1902年英美烟成立，同年进入中国市场，为了减少进口烟叶比重，降低生产成本，公司成立之初便在全国范围开展烟草调查，最终选定河南许昌、山东潍县及安徽凤阳三地作为种植基地。
工业烟草就是他们带着种的，垄断自是水到渠成。1925以前的英美烟，吃着火锅种着烟，仅靠山东、安徽、河南三地的烟叶基地，就占据了当时全国烟叶总产量的85%。属实挣钱挣到手软。
1926年，南中国北伐的第一枪在广东打响，子弹在空中飞行一年多，最后把洋大人的火车火锅一起掀了个底朝天：
次年英美烟公司在许昌的仓库被冯玉祥的部队占领，在英美烟被逐出河南的整整八年中，当地烟行顺势控制了烟叶市场，原本没机会染指河南烤烟贸易的中间商和华资卷烟企业，因祸得福捡了便宜。
什么叫资源，就是你不占一定有人占，永远没有真空期。
1931年，外部形势不断恶化，为了降本增效，英美烟决定夺回自己失去的河南烟叶基地，他们找到邬挺生作为代理人，成立了许昌烟叶公司，起初试图通过笼络当地烟商的方式打入市场，在碰了一鼻子灰后，转而寻求利用中央政府的力量对付当地势力，于是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赚钱的市场永远不缺搅局者。当洋人在卷烟这块丰饶的蜜糖之地吃的满嘴流油，民族资本家也在暗中窥探，伺机而动。大名鼎鼎的初代烟草大王简照南，1913年抄着英美烟的作业，加紧了对山东、河南等地优质烟叶的收购。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一场烟叶抢购大战，很快打响。为了整垮南洋兄弟，英美烟大打价格战。以上等烤烟为例：每磅收购价格，起初南洋公司提高到三角，英美烟就提高到三角五，南洋追平，就提高到四角，南洋忍着亏本又提到四角五，他直接提到五角。
改开以后，烟草回归一体化管理。“政出多门”的问题被解决，但与此同时“央地矛盾”又凸显出来，成为贯穿此后20年烟草大事件的主逻辑。
1985年烟叶抢购初见端倪，有产区在烟叶收购中不严格执行国家规定，引起市场混乱。到了1986年，加价、提级、价外补贴的现象越来越多，至1987年，已成燎原之势。全国约10个省份实行价外加价补贴，有的产区上等烟每50公斤加价高达140元，比国家规定高了64%。
想要理解这次烟叶抢购大战，首先要理解卷烟的财税体系。
一枚香烟到底要交哪些税？答案是：消费税、增值税、烟叶税、城建及教育附加税，占比分别为65%、24%、1%和10%。其中大头消费税100%归中央，增值税中央和地方对半分，只有烟叶税和城建及教育附加税是完全归地方所有，而后者的计税基础又是消费税和增值税的总和。
So对地方来说，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分努力一分回报的唯一税种，就是烟叶税。
不管是80年代“交足国家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包干制财税改革，还是90年代分税制下明确烟叶税为地方税。以中央地方分灶吃饭为核心的财税系统，在跨越三十年的冷冻冰封后，终究再度返厂。
关于烟叶的利益之争，基本贯穿整个80-90年代。
1997年是烟叶超种超收的顶峰。当年烟叶收购6875万担，超计划收购2000多万担，全年烟叶产量425.12万吨，达到历史最高值，至今无法超越（2023年烟叶产量229.7万吨）。
问题直到新世纪才逐步缓解。倒不是潘多拉的魔盒关上了，1999年，改开后“第三次财税变革”，在一个不起眼的江边小城（芜湖）发生。历史的氤氲之处就在于，每当我们觉得好像开开心心解决一个问题时，往往埋了一个更大的。
而在此之前，央地矛盾的逻辑还将继续在生产端，换一种面孔出现。
02壮士断腕
“那么多计划外烟厂，就如同庄稼地里的杂草，杂草不除，庄稼就不可能茁壮成长！”——李益三
1923年初代烟草大王简照南离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迎来了自己的命运转折。如同豪门影视剧中的常见剧情，强大的家族企业在失去强力的掌舵人后，后面的继任者总会把事情搞砸：
官方的非正式勒索、商场上的尔虞我诈、家族内的遗产争夺……就像固定曲目一样轮番上演，直到1937年，南洋兄弟烟草以被官僚买办吞并的结局，结束了自己的演出。
眼下的情况似乎可以推测，在失去最大竞争对手后的英美烟，无疑将凭借强大的资本实力，逐步垄断中国卷烟市场。可是剧情并没有按此推演。
从下表可以看出，英美烟的市占率自1929年起一路下滑，到了1934年，市占率跌到了在华销售的最低点——54.9%。
原因很简单，老百姓没钱了。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导致了国内购买力的普遍下降，更多人只能买的起廉价卷烟。而中资卷烟品牌在低端市场拥有绝对优势，300元以下的华资品牌数是洋商的9倍。
事实上，如今稳如老狗的19家省级烟草工业公司和下属近百家卷烟厂，并不是敲着锣打着鼓就轻松整合出来的。
自改开以来，烟草业经历了多轮的关、停、并、转，很多小烟厂湮没在历史的潮汐中，身处其中的从业者也没有获得多少超额回报。影响广泛的至少有2次：
一次是80年代初整治计划外烟厂
80年代初，烟草刚从计划经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各种计划外烟厂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到了1982年已经多达3、400家，这些“遍地开花”的计划外烟厂，都是当地的“摇钱树”，砍掉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中烟总公司首任总经理李益三，闹过革命、上过战场、打过游击，是个老革命。为了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他拿出当年在战场上浴血冲锋的勇猛劲儿：
“那么多计划外烟厂，就如同庄稼地里的杂草，杂草不除，庄稼就不可能茁壮成长！”
国家意志不可阻挡。1982年、1983年，国务院先后两次发文，指出对计划外卷烟厂和雪茄烟厂要认真整顿，在限期内坚决予以关停。到了1985年，300多家计划外小烟厂应声关门。
80年代末，各地兴办计划外烟厂再度回潮，国务院又多次下发通知要求立即关停计划外烟厂。直到2000年7月，最后一家计划外烟厂终于彻底关闭。
一次是90年代末的“关小并大”
世纪之交，为了打造大企业，提高竞争力，中烟再次开展组织结构调整，伴随“关小”“兼并”“重组”等工作，大批中小烟厂黯然退场。到十一五末，全国具法人资格的卷烟工业企业终于从1998年的185家锐减至30家。
所以，想有机会在今天“感恩社会、感恩国家”，需要的不仅是板凳能做十年稳的坚持，还要有命中带“编”的运气。
和烟叶大战一样，站在中小烟厂背后阻碍历史进程的黑影，自然不可能是泥腿子出身、一盘散沙的烟农，央地之争才是伏脉千里的逻辑主线。
故事讲到这，烟草业的金色时代，还缺少最关键的一块拼图，让我们把镜头再度拉回旧中国。
03神功大成
“许多乡村不知道‘孙中山’是何许人，但很少的地方不知道‘大英牌’香烟。”——希超
1934年，英美烟总裁坎利夫-欧文（HugoCunliffe-Owen）很郁闷。
他想不通，作为中国最大的烟草商，为什么都是大萧条，他的中国同行，遭受的打击要比自己小的多（1934年英美烟的市占率达到历史最低点）。如果购买力下降是原因，难道经济衰退对下流社会老烟枪的影响，比上流社会还要小？
连如今的缅A难民都知道，危机只会加剧分化而不是相反：钱会流向不缺钱的人，而苦会留给不怕苦的人。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英美烟30年代市占率不断下降的根源，也是ta快速崛起的原力。
英美烟在30年代的中国有多成功？1936年中国经济情报社的记者这样记录到，“许多乡村不知道‘孙中山’是何许人，但很少的地方不知道‘大英牌’香烟。”
自1902年成立至1952年撤出中国大陆，英美烟公司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卷烟制造商，市场占有率从未低于54%，英美烟取得巨大成功的秘密在于“督销制”，一种经销商和买办的混合产物。
在成立之初，英美烟在华主管唐默思就效仿美国的经营模式，在中国建立起一个配合其批量生产体系的科层销售组织。在上海总部下设大区，大区下再依次设置“区”、“段”、“分段”，类似现在的省市县。
最初英美烟想雇佣专业销售团队做直销，后来考虑法律、文化和习俗等方面的差异，成本太大，远不如找本地通划算。于是像邬挺生这样会英文的土著乡绅得以进入洋人视野，靠着英语的时代红利，干成了年薪X万的“外企精英”。
原来是安利的爸爸！洋人的套路和中国男足的排名一样，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一点没变。
“督销制”不仅提高了英美公司的销量，而且大大拓宽了英美烟的市场范围，让其触角深深下沉至中国的内地和乡村。1936年国民政府实业部的统计显示，英美烟出品的中低档卷烟如“哈德门”在全国农村市场所占的比例，远高于华资卷烟厂商的产品。
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为什么30年代经济衰退对英美烟的打击要比华资更重？事实是，中低档卷烟的市场，洋大人们不是不占，恰恰相反，他们占了，占的还更好。
而危机下的内地和乡村，经历了比城市更严重的衰退。数据显示，危机最甚的1934年与危机前最高峰相比，工业生产所得下降5.9%，农业生产所得下降31%。
正因为英美烟靠“屌丝得了天下”，所以当力能扛鼎的底层老烟枪都扛不住穷戒了烟，英美烟的市占率，也就垮了。
英美烟走了，但ta留下的作业，中国人却在日后疯狂猛抄。
90年代的中国烟草人，主要在办三件事。一是和不听话的烟农打交道，抓货源控成本；二是和不听话的小烟厂做斗争，控供给稳价格。
但前面这两件，都没有第三件重要，毕竟再挣钱，没进自己口袋也白搭。按照烟草人自己的官方定调，卷烟营销网络建设是“最具价值的战略性工程”。（划重点！对备考烟草的做题家来说，烟厂和专卖局到底选哪个？答案不言自明）
烟草和其他行当的最大区别，原材料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根据《烟草消费税改革暨烟草行业全产业链研究》，一包18元的烟，5毛的烟叶、9元的税、外加烟草职工0.87元的工资。因此烟草挣钱的秘密，不在价格有多贵，关键覆盖要够广。
好比拔毛，想拔最多的毛，最优策略不是竭泽而渔，而在少量、多次、可持续。
80年代以后，伴随供销社的逐步离场，卷烟批发网络涌入大量个体批发户，卷烟体外循环的情况不断加剧，税利大量流失。在此背景下，90年代中期，卷烟销售网络建设开始提上议程：
1994年潍坊会议，拉开农村卷烟销售网络建设大幕；1997年，城市卷烟销售网络建设正式启动；2002年，以网上订烟为代表的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开始提速。
时至今日，中国烟草已经构筑了一个遍及全国每个乡镇，服务数百万零售客户的超级网络，这是全世界市场容量最大的网络。
正是在这张“超级大网”的支撑下，中国烟草为国家贡献了天量的税利。从2008-2023年的历史数据看，烟草贡献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始终在7%，和每年的军费开支相当。而同样以暴利闻名的金融业，四大行利润加一起，才堪堪和中烟打个平手。
横向来看，则是妥妥的逆袭爽文。2023年中国烟草税利15217亿，目前全球最大的上市烟草公司菲莫国际的市盈率是18，按此推算中烟如果上市，市值高达27万亿（10月A股总市值才92万亿），相当于27个菲莫国际或者43个英美烟草。
是的，就是前文频繁出现的英美烟草，曾经的在华第一卷烟巨头，在今天的中烟面前，变成了只配提鞋的小卡拉米。
04尾声
回望20世纪上半叶的华资卷烟企业，创办者大体来自三个阶层：一是带有官方色彩的红顶商人，如清政府投资与秦祖辉合办的北洋烟草公司；二是跨行转业的民营资本，如日杂贸易起家的南洋兄弟烟草；三是有卷烟工作背景，后另起炉灶的打工人，如原南洋兄弟任职的陈文鉴在1918年成立的兴业烟厂。
值得指出的是，在第三类也就是另立门户的卷烟业人士里，鲜有出身卷烟业巨擘英美烟公司的。一方面是英美烟对生产技术严格保密，禁止各车间的工人相互走动，严禁雇员带走任何关于制造的笔记和图纸，而且销毁所有废置不用的机器以防止外流。
另一方面还因为英美烟公司中有能力并且有资本单干的中国人，大都不愿意放弃与外企合作所能获得的丰厚收入和资金支持。
大买办邬挺生反倒是个例外。邬在1902年英美烟进入中国时开始便为之效力，美种烤烟在国内的推广，离不开邬挺生的努力。但之后当英美烟找到了比邬更合适的替代者时，他们的合作便在1920年戛然而止。
被裁员的邬挺生，旋即加盟英美烟公司的劲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此后还自创烟厂，以政府税务官员的身份力倡卷烟税落地，筹办华商烟厂联合会，公然与英美烟公司抗争。直到1931年，二者的共同利益再度出现，邬才以合伙人的身份选择继续合作。
从这个角度讲，邬对中国卷烟工业也是有功劳的。
在小孩子都会吟唱“历史的一粒灰，就是个人……”的今天，尊重生命的自我选择，尊重人性的自私底色，就像我们今天不再拿买办称呼外企经理一样，这是市场经济的内核，也是经济活力的宝贵基石。
江湖可以利益为锚，但庙堂却不行。就像一盘散沙，看着是只大老虎，结果纸做的。
1934年10月的围剿胜利，是内战时期国民党军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他们得抓紧高兴高兴，就像1947年占领延安一样。事后证明这是张胜利体验卡，有效期很短。
还有3个月，那个男人就要出山了。40万对3万！人类战争史上的闪耀时刻，调动敌人的最高指挥艺术，即将上演……
此为体制之路深度研究系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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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改革：成本与收益分析万斌2010
2.回顾烟草农业60年的历史辽宁卷烟工业史馆2021
3.烟草消费税改革暨烟草行业全产业链研究郑榕2023
4.危机中的选择战前十年的中国卷烟市场皇甫秋实2016
5.中国烟草史班凯乐2018
6.全球烟草产业链深度剖析：关于底层逻辑与发展启示的详细思考余倩莹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