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广州一口通商时期，在广州设有商馆，系供外商临时居住，禁止过冬。但实际并非如此，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馆，即属常住性质。1715年，该公司在广州设“行”，可说是外国洋行之始。1719年，法商密西西比公司在广州设机构，后以业务无起色撤退。18世纪末，英商马尼亚克（HolingWonthMagniac）在澳门设立马尼亚洋行。1805年，美国普金斯公司（Perkins＆Co.）在广州设行。1815年，美商二人在广州合组罗塞尔洋行（Russell＆Co.）。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专利权停止，英商遂纷纷在广州设洋行，渣甸、颠地、仁记、义记（见后）等大洋行都是鸦片战争前在广州设立的。1835年、1836年并有英商在香港设立保险公司。
鸦片战争后，上海逐渐成为华洋贸易中心。1843年，上海有洋行5家，至1847年，据海关关册记载已有进出口洋行24家，外商店铺5家，外商旅馆和俱乐部各一家。最早的外商银行丽如银行银行（见后），于1845年在香港，广州设分行，1847年在上海设分理处。外国轮船公司早就航行中国，1844年取得沿海航行权后，于1848年即出现英商在中国设立的香港广州小轮公司（见后）。在甲午战争前，外国侵略者尚未取得在华设厂权，但是，他们在中国已先后开设工业企业100余家；如果不算那些教会办的印刷所，最早的当属英商1843年在香港办的揽文东角船坞和1845年在广州设的柯拜船坞（见后）。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资企业迅速发展。据海关关册统计，1872年有外商343家和外侨3,673人；1882年有外商440家和外侨4,894人；1892年有外商579家和外侨9,945人。据香港一家刊物记载，在1865年，全国还只有外资企业78家，至1893年底已增至580家。这580家企业的的国别和业务种类如表2—25，可代表甲午战争前的情况。下面我们按金融业、商业和航运业、工业三大类分别作些考察，最后对甲午战争前的外国在华投资额作一估计。
表2—25：外国在华企业数（1893年底）
一、金融业
1、银行
外商银行是因洋行在华买卖货物需要金融调度发展起来的。它们的业务经营前后有很大的变化。甲午战争前是以汇兑业务为主，包括买卖远期汇票；甲午战争后，存放业务有很大发展，同时开始争夺对中国的借款，逐步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和金融。
其中丽如、有利、麦加利都是特许银行，即由英国发给皇家特许证的殖民地银行，殖民地范围以印度为主。有利银行的前身是“印度、伦敦与中国商业银行”，这个商业银行1854年已分别在上海、广州建代理机构。1857年改组为有利银行后，立即成立香港分行，再三年又改上海的代理机构为分行，总行资本750万镑。汇隆银行的原称是“印度商业银行”，1851年成立于印度孟买，即在广州建立分行，1855年在上海设代理处。呵加刺银行于1833年成立于印度孟买，1854年在上海设分行，翌年在广州设代理机构，1858年在香港设分行。汇川、利华、利生、利升是4家小银行，也都是以印度为基地。它们都是50年代在美国南北战争所此起的棉花投机中诞生的，南北战争结束后，银行在棉价暴涨声中从事大规模汇兑投机所造成的虚假繁荣顿时消失，迅即在伦敦和孟买引起了广泛的金融危机，挤兑风潮由印度而香港，由香港而上海（1866），这就使得这几个小银行的命运昙花一现，不过三、五年功夫，很快就在危机中消亡。
法兰西银行总行在巴黎，1860年设分行于上海，目的在便利法商同中国直接贸易，使法商购买生丝不必用伦敦的汇票支付货款；但毕竟力量单薄，没有形成巴黎与上海间的桥梁，远不足以与伦敦分庭抗礼。这一阶段真正在过较大影响的还是丽如、麦加利和汇丰三个银行。
（2）麦加利银行。该行名称意为“印度，澳洲和中国特许银行”，“麦加利”是上海分行第一任总经理的名字。1853年成立，总行在伦敦，1858年2月开始营业，7月在上海设立分行。业务经营旨在支持英商在澳洲、印度和中国的贸易活动，为在中国进出口鸦片、棉花和丝茶办理贴现和押汇，带有纯商业银行性质。19世纪60年代，营业蒸蒸日上，盈利超过了当时所有其他银行。
（3）汇丰银行。1864年8月6日在香港成立。筹建人是大英轮船公司的香港监督汤麦斯·苏若兰（ThomasSutherland）。此人有一次乘船从孟买到香港，途听说有人打算筹建一家“中国皇家银行”，他便抢先拟订了一份计划，取得以太古、沙逊、旗昌、禅臣等十大洋行为代表，包括英、美、德和波斯等国商人的支持，于1864年7月在香港招股，并申请登记。登记时额定资本500万港币，不到半年，股份认足。第二年3月3日正式营业，4月3日设上海分行，当年在香港发行纸币，1886年注册成为公司组织。汇丰不象其它银行那样把业务重点放在英国与中国或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汇兑关系上，而是要以中国为舞台，“满足当地贸易止的需要。”所以一开始就把总行设在中国，成为外资银行把总行设在中国的唯一的一家银行。股东中的大亨都是长期在中国参与侵略活动、具有丰富经验的头面人物。第一任经理是法国人，后来不少股东陆续退出，全权落入英商手中从此成了英国在华经济权益的代表，英国资本的代理人。它除了经营一般银行业务，还借用特权为清政府经手对外赔款，收付借款，托存关税，成了控制我国财政，操纵我国金融的几乎难以抵御的力量。
70年代以后是外资银行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中国的国内外环境有了新的变化：1873年欧洲爆发经济危机，引起物价暴跌，廉价的工业品进一步涌进中国市场；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已在沿海七省、长江两岸和边境各地开放了大大小小34个港口和商埠，外轮已可溯长江西上，直达重庆；洋货进入内进，经领子口税单，免纳一切税厘。1870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东西方的距离大为缩短。这些变化使进口贸易总额迅速扩大，资金周转加快，交易额细小分散，中小洋行异常活跃。这样一来，银行不仅战胜了大洋行，扩大了业务领域，增设了分支机构，同时还有几个新的银行插了进来，它们是：
德意志银行（DeutscheBankAktienGesellschaft）德丰银行（NationalBankofIndia）德华银行(Deutsche-AsiatischeBank)大东惠通银行（TheTrustandLoanCompanyofChina,JapanandtheStraitsLtd.）中华汇理银行（TheNationalBankofChina）横滨正金银行
德意志银行于1872年在上海设分行，1875年即停业。德丰银行也是在1873年经济危机前后开业和停业。德华银行是由德国最大几个金融机构联合建立的，总行在上海，1890年正式营业，以后一直代表德国在华势力。横滨正金银行是日本最大的外贸银行，成立于1880年，于1893年设上海分行，从此代表日本帝国在华经济利益。
外商银行的业务，原以汇兑为主，它们垄断了中国的外汇。60年代末，它们开始对钱庄融通资金，加以发行纸币，逐渐控制金融市场。自汇丰崛起，便作贴现和抵押放款，推动洋行贸易。并随着内地贸易的开展，广设分支机构。到甲午战争前，各大银行已建立了分支行40个左右。汇丰银行除香港总行和上海分行外，有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天津、澳门、汕头、汉口、芝罘、九江、牛庄、打狗、北海、海口等14个分支机构。但是，70年代以后，外商银行的业务已不限于汇兑和为洋行贸易服务了，它们有以下三个方面发展。
（1）吸收存款，为外资企业筹措资金。早期外商银行存款不多，对存款不付息，对活期存款还要收取手续费。后来宗教、教育、慈善机关和租界行政部门逐渐把余款存入银行，中国政府和私人存入的数字也越来越多。政府存款多系作为外债抵押的关税款收入，私人存款则是地主官僚搜刮的人民血汗。放款也不只是为贸易融通资金，而展开了证券和投资业务，主要是投入外商企业。最显著的例子仍为汇丰银行。从1865年至1894年，它的存款由338万港元增为10,430万港元，增长30倍，贴现与放款由314万港元增至4,422万港元，增长14倍，并增加有价证券及投资737万港元，资产总额超过1.5亿港元。随贸易额急剧增加，国际汇兑扩大了，中国国内的埠际汇兑也在扩大。汇丰银行在甲午战争前所买卖的外汇占市场成交量的70%，左右着外汇行市。埠际汇兑业务的扩大，又使外商金融势力深入内地。此外，金银的进出口出是垄断在外国银行手中。
（2）发行纸币。丽如银行1847年在上海设分理处时即已在香港发行纸币。以后，麦加利、汇丰都有纸币在中国流通，汇丰在1894年发行额近1,000万港元（表2—26），估计有三分之二流行在中国大陆。外商银行的纸币流通于中国并无条约根据，它们有无发行准备、准备多少亦无稽考。这种纸币流通，相当于外商银行利用中国的社会积累。
表2—26：甲午战争前外商银行的纸币发行（1845—1894年）
（3）开始以借款干预中国政治。50年代清地方官员即向外商洋行借小额款项用于镇压太平军起义。1862年，上海道吴煦向呵加刺银行借款购办军火，为外商银行参与政治借款之始，惟数额不大（10万两，近又发现一笔为40万两），短期即还，属周转性借贷。1874年，汇丰银行经办的福建台防借款200万两，为期10年，在国外发行英镑债券，以海关洋税为抵押，则已具有了后来政治借款的性质。1875—1881年的西征借款，一次由丽如银行承办，三次由汇丰银行承办，总额达1,375万两，在国内外发行债券，亦属这种性质。不过左宗棠西征，原拨有库款，从借款者说，是垫支性质。至80年代，又有多笔铁路、河工等借款，不过多半属周转性质。总计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已查明的对外借款44笔，总额4,630余万两，其中90%是借自外商银行。[3]
2、保险公司
表2—27：外资保险公司的资本和公积（1894年）
从该表可以看出，四家有额定资本的保险公司，每家至少都在200万港元以上，但实付资本少的如保安保险公司，只有额定资本的十分之一。它们的公积金相对来说却很我，比较突出的如保安保险公司，要比已付资本多近四倍，一般要多一倍，最少约近已付资本的四分之一。
二、商业和航运业
甲午战争前，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还是以商品侵略为主，商业投资占重要地位，航运业也由贸易洋行代理，或由大洋行设立轮船公司。外国的商业投资范围很广，除经营进出口的贸易洋行外，还有代理商、掮客，经营烟酒、钟表、服装、日用百货的商店，旅馆，以及以赢利为目的的律师、会计师、工程师的事务所、医院、诊所等。如表2—28所示，在1893年达241家。此外尚有报馆、书社、包面房、汽水、冰水、冰厂等不下20家，我们把它们计入工业。不过，这些商业规模都不大，投资有限，主要是供在华外国人和租界居民消费之用。商业投资中主要部分仍是贸易洋行。
表2—28：怡和洋行投资的企业（1835—1895年）
1.贸易洋行
依表2—28，到1893年底有外资贸易商241家，实际前后开设的还不止此数。早期中外贸易，鸦片占一半以上，利润优厚。一些大洋行如怡和、旗昌、宝顺、沙逊等，都是靠鸦片起家的。但也有些当时的大鸦片商，如麦凯（D.C.Mackey）、费巴斯（H.Phbus）等，后来的行名录中不见了。还有一批从事鸦片和原来港脚贸易的印度帕西族洋行，颇有实力，但60年代以后也逐渐停歇。早期洋行中有一部分是以纺织品贸易为主的，但大多资本不大。有些如仁记（GibbLivington&Co.）、义记（HollidayWise&Co.）、泰和（Reiss&Co.）、公易（MacVican&Co.）等历史甚久；但也有些颇不稳定，后被淘汰。上海开埠不久，就有不少外国投机家、冒险家来华，他们也开设洋行，有的投机失败即告倒闭，有的赚了钱自行结束。如埃凡（HennyEvans），1855年来上海，和他的儿子参加戈登军攻打太平天国，在上海捞了一笔钱就回国了。不久二次来上海，开设凡埃洋行，经营面包房和酿酒，发了财，又将财产卖出，回去了。早期一些专卖水渍货的叫庄洋行，随着航运条件改善，也逐渐消失。
大的贸易洋行原都自办航运，轮船兴起后，除有的自设轮船公司外，贸易与航运分离。同时有一些以代理或经理轮船、保险等业务为主的洋行出现。六七十年代后，一些大的贸易洋行转向工业投资，同时，有一批以从事工业或承包工程为主的洋行出现。这两类可称专业洋行，其中有些是声名显赫的，我们将在讨论航运、工业时提及。甲午战争前，有些洋行已涉入清政府的借款和军火贸易了，不过，一些以金融为主的洋行的组成还是后业的事。
在甲午战争前，贸易洋行是以英商为主。美商旗昌洋行结束后，大的美国洋行尚未出现，惟代理美国烟草的老晋隆洋行（Musrand&Co.）则在90年代已开始活跃。德商较晚，1855年后才有鲁麟洋行（ReuterBrocklemann&Co.），禅臣洋行（Seimssen&Co.）出现。法国虽早有利名洋行（D.Remi,1848年设上海），但迄无发展。现仅将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三家英、美、洋行简介如下。
（1）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Co.）。原名渣甸·仔地臣公司，是由英国鸦片贩子威廉·渣甸（WilliamJardine）和詹姆士·仔地臣（JamesMatheson）于1832年在澳门建立的。1842年迁香港，翌年设上海分行，华名袭用广州行商伍怡和名号，称怡和洋行。以后发展，在汉口、天津、福州、青岛、汕头、宜昌、长沙、重庆、南京、牛庄、哈尔滨、芜湖、台北等地遍设分支机构。
渣甸于1802年到东印度公司任加尔各答与广州之间的随船医生。在东印度公司垄断东方贸易期间，他和公司其他职员一样，凭船员每人每次可以夹带私人货物两箱的惯例，开始在中国私售鸦片。1822年，渣甸脱离公司来到广州，在广州结识了另一个苏格兰人詹姆士·仔地臣。两人结伙，正式在印度与中国之间大干鸦片走私。参加这一伙的还有另外两个英国人比尔（Beale）和马尼亚克（Magniac）。渣甸从印度把鸦片走私到中国，从中国把丝茶运往伦敦，在经营作风上心狠手辣，而暴利所在又百折不回。一次正当他进行一笔鸦片走私交易时，为清政府官吏察觉，这位冒险家竟在头部遭到竹鞭猛抽的情况下依然行若无事，直到交易做完为止，因而获得了“铁头老鼠”的诨号。为了逃避东印度公司专利权的限制，建立自己的企业，后来他设法取得了另一国家领事的身份，在该国家国法律的保护下进行登记，他的伙伴仔地臣则以丹麦代表的身份出没广州，待机而动。这样，他们就在1832年7月联合创立了渣甸·仔地臣公司。
1834年，东印度公司结束了它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怡和洋行立即以第一艘“自由之船”沙拉号（Sarah）满载着中国的茶叶从广州启碇前往伦敦。时英政府征收茶叶进口税常高达200%，怡和遂在走私鸦片的同时走私茶叶的到英国。在具有冒险色彩的飞剪船中，它拥有西夫、红盗、雄鹰等著名快船。在取消东印度公司特权后头三个月，它在广州进口总值中占到三分之一的比重。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焚烧鸦片两万箱，其中属怡和一家的就有7,000多箱。由于罪恶昭彰，渣甸在1839年禁烟风声紧急的时刻潜逃回国。1841年，他以侵华有功，成为英国议会议员，1843年死于伦敦。仔地臣1842年回到英国，1851年接受准男爵爵位，第二年进入英国议会。他在公司的职位则由其子亚历山大·仔地臣继任。亚历山大于1852年退休，1852年以后公司的招牌依然保留着仔地臣的名字，但与仔地臣家族并无关系。这以后，公司即由渣甸的外甥女凯瑟克家族掌握，威廉·凯瑟克（WilliamKeswick）直至其孙恺自威（WilliamJohnstonKeswick）任上海经理。
十九世纪末，怡和的业务开始向航运、保险、地产以至缫丝、棉纺等方面发展，成为在华外资企业中最大的托拉斯体系。到甲午战争前后，怡和规模已初步完具，其先后投资的企业有16个，如表2—28。
（2）旗昌洋行（Russell&Co.）。也是一家以鸦片走私起家的大洋行。它的前身是1818年建立的罗塞尔洋行，1824年原业主美商沙墨尔·罗塞尔（SamuelRussell）与腓力普·亚米当（PhilipAmmidon）合伙，改称旗昌洋行。1830年改组，有赫尔德（AugustineHeard），威廉·罗（WilliamH.Low）等人参加。这时它还只经营代理业务，代美国和欧洲的某些公司在中国推销商品，采办丝茶。因为十三行中的头面人物伍浩官（伍绍荣）与美商普金斯洋行的老板约翰·顾盛（J.Cushing）早有勾结，而顾盛又曾推荐旗昌洋行的福士（JohnFoubes）给伍充当秘书，于是伍便与旗昌建立了直接联系，而且为避免清政府官吏的敲诈，还把自己的巨大产业挂上旗昌的招牌，使旗昌在广州就此飞黄腾达，生意兴隆。
1843年上海开埠，旗昌于1846年在上海开行。早期美国驻上海的领事华尔考特（H.G.Wolcott）、克雷斯伍德（CridwoldJ.N.A）和著名的侵华能手金能享（EdwCunningham），都是旗昌洋行的大班。太平天国革命时，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占领县城，苏淞太道吴健彰被困，旗昌以为有机可乘，一面带头拒向中国海关缴纳关税，一面窝藏吴健彰，并把他交给美国领事馆保护。
旗昌早就从事鸦片走私，拥有鸦片快船多艘，仅次于怡和和宝顺。又早就职经营轮船运输，航行中国沿海和长江，1861年设旗昌轮船公司，1877年转售给招商局，又竭力向工业发展，1878年在上海建旗昌丝厂，是中国最早的外资丝厂，于1891年卖给法商宝昌丝厂。1886年，旗昌进入台湾，在打狗等办甘蔗榨糖厂，未能实现；1888年在台北开设旗昌机器焙茶厂，这个厂大约也不久结束了。
从1818年起算，到1891年结束，旗昌洋行在中国的活动有73年历史。业务由代理到自营，由鸦片走私到进出口贸易，由进出口贸易到航运公司、工业企业，形成了19世纪美国在华的最大企业机构。它第一个把飞剪船安哥拉号（Angola）用于对华鸦片贸易；第一个深入长江，控制中国内河的航运；第一个通过丝茶出口的农村建立据点。当它外在发展顶峰，纽约、波士顿、伦敦和中国部分通商口岸差不多都有它的分支机构。中法战争紧张进行时，招商局的轮船竟要插上美国国旗，交它代营。它在洋行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3）宝顺洋行（Dent,Beale&Co.）。原称颠地洋行（Dent&Co.），也是原在广州的一家大鸦片商，拥有水妖、奥米卡等鸦片快船，总吨位甚至超过怡和（渣甸）。它同时经营丝、茶和印度棉花贸易。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颠地洋行一次被迫交出鸦片1,700箱，是仅次于怡和洋行的大户。鸦片战争后，颠地是随同英领事巴尔福（G.Balfour）来上海的四大英商之一，1843年在上海建行，华名称宝顺。1857年，该行大班必理（Beale,也是个著名的鸦片贩子）去世，改由韦伯（Weber）接手。
2.轮船公司
不过，1830年就有麦金托士洋行（Mackintosh&Co.）的一只蒸汽轮船福士号（Forbes）由加尔各答开低广东伶仃岛。这是来华的第一只轮船，只是试航。1836年，怡和洋行的一只小火轮渣甸号（Jardine）曾在澳门、广州间航行了一段时期，该轮是在伶仃岛装配蒸汽机的。第一只从欧洲开来轮船是1840年驶抵澳门的复仇女神号（Nemesis），它是一只平底铁船，曾参加鸦片战争。不过，大英轮船公司（见后）首次开来香港的到玛丽伍德号（MaryWood）还是一只木制的明轮轮船，同年由美国开抵香港的米达斯号（Midas）也是木制明轮，并且在大洋中还要以帆助航。到60年代，已多用暗轮（螺旋浆），并逐渐采用铁胁船、钢质船了。到70年代，远洋船仍占一定比重。据海关报告，1875年进出各口岸的外国船只中，有木船4,734只，占轮木总吨位的16%，1894年有木船2,809只，只占轮木总吨位的3.8%了。[4]
木帆船时代，各类帆船、飞剪船、夹板船大都是各洋行所置，不过有的另有船主，由洋行经理。轮船初兴时也是这样。除怡和、旗昌、宝顺三大实外，谅记洋行（AugustineHeard&Co.）、广隆洋行（Limdsay&Co.）、吠礼查洋行（Fletcher&Co.）都是在航运方面很活跃的。开放长江航运后，一时在上海有不下20实洋行，各经营一、二只轮船，不过在竞争中多为大洋行所取代。除此以外，又有两种经营方式：一是外国的轮船公司将它们的航线延伸到中国，在中国设立机构或代理人行，除经营远洋航线外，有些也经营沿海航线；一是在中国设立专业轮船公司，主要经营沿海和内河航线。
外国轮船公司开辟中国航线的主要有以下几家。
大英轮船公司（Peninsular&OrientalSteamNavigationCo.）。它是最早航行远东的英国公司。1844年受英政府资助运送至香港的邮件，旋即成为运输鸦片的主力，1848年运来鸦片10,613箱，1854年增至46,765箱。[5]1850年其航线延伸到上海，经营香港、广州、上海间航运；直到蓝烟囱公司成立，大英据有垄断在位，利润优厚。
蓝烟囱轮船公司（BlueLine）。原称霍尔特洋行（AlfredHolt&Co.），以船烟囱涂蓝色故名，原航利物浦至远东各口，1860年延伸到上海，1865年以海洋轮船公司（OceanSteamshipCo.）登记经营上海与至香港各口航运。后又增收辟中美航线，其业务由太古洋行代理。
法国火轮公司（MessageriesImperialesCo.）。为法国著名轮船公司，1862年将航线延伸到上海，次年航行香港，与大英竞争；1865年转发向上海天津航线，1888年在烟台亦设代理机构。
太平料邮船公司（PacificMailS.N.Co.）。亦称万昌轮船公司，1867年由美国国会通过给予450万美元补助费成立，经营加里福尼亚至上海和横滨航线，是年有船抵香港。1877年取消政府补助，仍独立经营。
日本邮船公司。1875年收买太平洋邮船公司的上海横滨线而建立，1886年增辟津长崎线，船只不多。
此外，尚明德商美最时洋行（Melchers&Co.）代理的北德路易轮船公司（NorddeutschenLloyd）；瑞记洋行（ArnholdKarberg&Co.）代理的汉美轮船公司（Hamburg-AmericaLine）。两家都是德国的大轮船公司，并早有船到过中国。又有雷米都洋行（Remedios）代理的西班牙轮船公司，旗昌洋行代理的马尼拉轮船公司等，都有到香港航线。
在中国设立的专业轮船公司见表2—29。
表2—29：甲午战争前设立的主要外国轮船公司（1848—1892年）
旗昌轮船公司，由金能亨（E.Cunningham）筹办，在100万两资本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华人投资。它经营上海广州和长江两大航线，与怡和、宝顺等洋行的船只激烈竞争。1867年与怡和、宝顺达成十年协议，旗昌放弃南洋线，怡和、宝顺退出长江线；旗昌并收买了宝顺的江轮，实际处于垄断地位。同年，旗昌开辟上海天津航线，与北清轮船公司订齐价合同，共同操纵运价。但1869年，怡和也开辟北洋航线，70年代渐居优势。而长江线又陆续有公正轮船公司和马列立师洋行（Morris,LewisCo.）、美记洋行（HullerH.Co.）的船只加入竞争。尤其是1872年太古轮船公司崛起，并收卖了公正的长江船只，旗昌垄断地位尽失。1873年，旗昌与太古展开降低运价的竞争，这时旗昌已增资至225万两，有轮船16只，但已出现亏损。次年，双方订联营协议，而旗昌终于不支，1877年将全部财产以220万两售与中国的轮船招商局。
太古轮船公司是在英国海洋轮船公司支持下，由太古洋行设立的。太古洋行系英商斯怀尔（J.S.Swire）于1867年在上海所建，施设分行于香港、横滨，经营进出口和代理保险业务。1872年，斯怀尔在英国集资36万镑（合银97万两），在上海设太古轮船公司，有轮船4只，走上海香港线和长江线，从此太古洋行即以经营航业为主，并代理蓝烟囱公司业务。太古与在旗昌、怡和的竞争中均获胜利，业务发展很快，1874年有轮船6只，1894年即增至29只，34,543吨。它于1883年增资至50万镑，1900年并在香港设太古造船所，1904年设天津驳船公司，分支机构遍及各大港口。
1867年怡和洋行退出长江线后，1869年筹办上海福州线，1870年开辟上海天津线，同时筹建独立的轮船公司。它先于1872年设立华海轮船公司，资本50万两，吸收大量华人入股，1875年募足，在沿海航运中居于优势地位。又于1879年以两只轮船成立扬子轮船公司，重返长江线。1881年，由怡和股东威廉·凯瑟克在伦敦创建怡和轮船公司，吸收格拉斯哥的大商人马格里格（J.Margreger）、里德（T.Reid）等入股。该公司合并了华海和扬子，有轮船13只，1883年正式营业。到1893年，轮船增至22只，23,953吨，仅次于太古，资本亦增至49.5万镑。
省港澳轮船公司亦系怡和投资，属小火轮公司，航行于广州、香港、澳门间。道格拉斯公司也是经营华南航线，曾辟香港淡水航线，一度独占从东南沿海到台湾的航运。这些轮船公司以外，还有外商设立的拖驳公司。英商会德丰（Wheeelock&Co.）所属上海拖驳公司和黄埔拖驳公司是1863年建立的，大沽驳船公司设于1864年。它们的资本一般有三五十万两。
三、工业
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的工业投资并不多，设立资本总计不过2,000万元，并且主要是为进口贸易服务的，作为占领中国市场的商品生产还很少。但是，它有重要的意义。它对于巩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势力有重要作用，同时，它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使用机械动力生产的近代化企业，对于后来洋务派企业和民间近代工业的出现起着刺激的作用。
这期间的外资工业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种完全是为进出口贸易服务的，其资本也是从属于外国贸易洋行或轮船公司，如船舶修造，砖茶制造，缫丝和其他出口品加工、打包等。这类投资占全部外国工业投资的70%以上。另一种是食品、日用品、印刷等工厂和各埠租界的公用事业，可以说是外国侵略]者为立定脚跟所建立的工业，投资都不大。
1、船舶修造
船舶修造是甲午战争前外资最重要的工业，集中在广州和上海两地，以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为初创期，60年代以后为发展期，并逐渐出现少数大企业垄断的局面。
远洋航船到埠，必须检修，铁壳船并须淡水冲刷。在广州珠江的黄埔，早就形成中国手工造船中心，都是采用泥坞。早期外商帆船进口，都在这里检修；轮船初兴后，也是在泥坞修洗。大英轮船公司曾派苏格兰人柯拜（JohnCouper）驻广州管理船只入坞修理工作，他租了几个中国泥坞，并于1845年建立了一座新坞，这个柯拜船坞（CouperDock）可算作外资在华开设的第一家工厂。[6]该厂看来也还是泥坞；二次鸦片战争后，柯拜的儿子取得中国赔款12万元，兴建了四座新坞，一个石坞，一个木坞和两个泥坞，这时柯拜才有较新设备。其石坞长550英尺，宽70英尺，可容两只船同时修理。
在广州，除柯拜外，有美商旗记铁厂（Thos.Hunt&Co.）约建于1851年，有三座船坞，已用机器抽水，它曾为琼记洋地承建过一只升发号小轮。英商于仁船坞公司（UnionDocksCo.）建于1852年，1865年注册资本50万元，它在黄埔有两个碎石洋灰坞，2个碎石石坞，装配有钳机，浮门，用蒸气机抽水。当时轮船修理都是用手工，尤其是木工和铜匠（木壳船包铜皮，船上管道仪器均铜制），所以，机械化的标志是船坞用人工还是用蒸汽机抽水（当时无电力）。于仁又设有工厂，有各种车床，用蒸汽动力，并有炼铁炉。此外，还有诺维船厂（J.Rowe），建立较早；高阿船厂（Gow&Co.）和福格森船厂（Fenguson&Co.），建于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当时所称船厂，往往规模甚小，因可租用别人船坞。黄埔区外，香港的阿白丁船坞（HopeDock），也是在四五十年代建立的。
上海也早就是中国沙船的修造中心。上海的外国船舶修造业，最早一家是美国人的伯维公司（GeorgePurvis&Co.）,1850年创办。约在1852年，有美国人杜那普（Dewsnap）在虹口设新船坞（该处后称老船坞），因承修某船涉讼而为人知，据讼案称：“这个船坞仅仅是一座泥坞，……连拉曳船只出入坞门的绳索都没有”，所以还是个手工厂。1856年，美国人在吴淞造了一条汽船先驱号，“雇的是宁波木匠，用的是中国柘木与樟木”[7]，也是手工造船（12匹马力的轮机是进口的）。他们还进口机件、材料，交广东人开设的同成、保成等泥坞装配成船。1856年又有美国人包德（M.L.Potter）在上海经营船坞，大约也是泥坞。
50年代兴起的较有规模的是上海浦东船坞公司（PootungDockCo.）和上海船坞公司（ShanghaiDockCo.）。浦东的前身是董家渡，原也是个泥坞，后经扩建，有四部蒸汽引擎，成为远东最好的船坞之一并设有铸造厂。1872年，莫德海的船坞部分组织浦东船坞公司接办，资本95,000两；其铸造部分则组织上海浦东炼铁机器厂（ShanghaiandPootungFoundryandEngineeringCo.）接办，资本10万两。上海船坞公司的前身即虹口的新船坞，这个船坞于1857年改建，转给英商霍金斯洋行（Hawkins&Co.）。1858年成立上海船坞公司，资本22万两，接办这个船坞，又创办了一个新船坞，也在虹口，原来的就改称老船坞了。它的业务是将船坞出租，收取租金。此外，还有个叫上海船厂的，原是租坞造船，后来自建了船坞，即柯立尔船坞（Collier’sDock）。
60年代以后，外资船舶修造业有很大发展，船厂增多，并出现大资本集团。
在广东，1863年成立了香港黄埔船坞公司（HongkongandWampDockCo,Ltd.）。它是由怡和洋行的经理惠代尔（T.Whittal）、大英轮船公司的代理人苏特兰（T.Sutherland）、道格拉斯轮船公司的老板拿浦那（D.Lapnaik）创立的，资本24万元，1870年增至100万元，1894年增至156万余元。它于1863年收买了黄浦的柯拜船坞，1865年合并了香港的阿伯丁船坞，何伯船坞，1870年收买了于仁公司在黄埔的桑兹船台（CaptainSands），1880年合并了香港的环球船坞公司（CosmopolitianDockCo.），成为一个船坞托拉斯。这时，广东的船舶业渐向九龙转移，1876年它将在黄埔区的船坞以8万元代价卖给两广总督刘坤一，集中力量发展香港、九龙，1888年在九龙建成长500英尺，可容纳海军军舰的新船坞。这时期，香港还有八九个小船厂出现。
在上海，这时期一连有9家船厂出现，加上旗记铁厂在1863年所设上海厂（也有船坞和工厂），共10家。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祥生船厂（Boyd&Co.）和耶松船厂（S.S.Farnhanm&Boyd）的经理，后有格兰特（P.V.Grant）入伙，继包义德任祥生经理。祥生最初曾造洋炮，炮弹，1873年时已有船坞修船，1874年收买上海浦东炼铁机器厂，1880年又建成长450英尺的新船坞，雇工1,000余人。这时，祥生已造出轮船15只，主要是为怡和所建江轮，大者载重1,000吨。1891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80万两。耶松是美国人佛南（S.C.Farnham）于1865年建立，后渗入英国资本。它长期是租用上海船坞公司的老船坞和莫海德的董家渡船坞，1883年它收买了原租用的柯立尔船坞，1885年改造董家渡船坞（这时已归浦东船坞公司），同年，上海船坞公司清理，耶松取得老船坞的产权。1884年它为怡和造了一只源和号轮船，载重2,522吨，是当时远东所造最大的船。1892年改组为有限公司，资本75万两，雇工达2,000人。
这两家船厂的历史，都是一部资本兼并史。可是，更大的兼并还是在甲午战争以后，1900年两厂合并，资本557万两，同时兼并了和丰船厂，成为当时最大的外资垄断资本。
上海、广州以外，还有英国人在福建建立的厦门船坞公司（A-moyDockCo.）和福州船坞。总计甲午战争前见于名录的外资船坞、船厂不下60余家，其中有的是前后交地替，有的只是租坞雇工修理，生意不好就结束了。
2、出口加工
外商进口商品主要是制成品，直接销售，没有什么加工过程。只是到了90年代，煤油的进口改用油船（过去是装铅箱），于是瑞记洋行于1893年在上海建立火油池，1894年在汕头、九龙建立火油池。上海有火油池三个，每个储油2,500吨，附有油箱制造厂，雇工600人，每天可装5,000箱。汕头也有在小三个油池，储量46万加仑。1894年，拉蒲拿加斯洋行（Lapraik,Cass&Co.）在厦门建立了三个火油池，储量30万加仑，也附有油箱制造厂，规模比上海、汕头都小。
出口土产，则常有加工过程。甲午战争前最盛的是砖茶制造和机器缫丝，另有制糖、制革、轧花、压制豆饼、打包等。
（1）砖茶制造。这是甲午战争前仅次于船舶修造的一项外资工业，其资杠额亦相仿，几乎全部为俄商所营。
所谓蒸汽机制茶，是将红茶末（绿茶用叶，少作）用蒸汽蒸粘，置木模内，用蒸汽机加压，制成茶砖或茶饼。原来手工是用锅蒸，用木机手压。蒸汽机出茶率比手工高三分之一，而废品率由25%减为5%，又成口整齐、坚实，运输中不易松碎，这点非常重要。但蒸汽机制茶往往失掉香味，影响质量，且蒸汽机价格甚贵，故制砖茶并未全部机械化。1878年，汉口6家砖茶厂中，有3家仍用手工制造，散布在产区的小厂亦系手工压制。1878年，有家茶厂进口一台水力压机，其压力较大，可将茶末直接压成饼，即所谓Goodronprocess（古隆法），可保持茶香。但所制是小饼，并须用锡纸包裹，再用纸包，装入锡箱，成本较高。1881年又有专制小型茶砖的水力压机装置使用，不过未能大量推行。
这期间，茶叶出口占我国出口货值的首位，年达100万担以上，其中输俄砖茶占20—30余万担。输欧美的茶叶，则系在产区拣选、焙干，到上海再加精制，装入用进口铅制成的匣子中。这项加工，都是在华商的手工厂进行。1888年或稍早，旗洋行曾在台北大稻埕开设一焙茶厂，有焙茶机器，其制法未详，铅匣仍系手工制造，大约不久随旗昌结束而结束。原来焙茶不需很大动力，上海制茶厂机械化，是华商在电力通行后，采用电动滚筒机实现的，若用蒸汽锅炉，则恐成本过高。
（2）机器缫丝。我国丝的出口发展很快，到19世纪末已由占出口值第二位跃居首们。缫丝原为农民家庭副业，所缫丝条份不匀，色泽亦差。其后逐渐由丝栈在上海设厂手工缫制，仍不能与意大利、法国之机制丝相比，出国后往往还要重缫。在华外商早有建机器缫丝厂之意，但其经过亦颇曲折。
第一个进行尝试的是怡和洋行，1861年（或云1859年）该行委托英人美哲（JohnMajor）购进意大利丝机100车，在上海开缫，但不成功，几年后停业。1866年，有个法商缫丝局一度在上海露面，丝机仅10车，系试验性质，几个月后迁往日本。1877年，德商在烟台成立了一个缫丝局（Crasemann&Hogen’sFilanda），以缫楮蚕丝出口为主，兼织茧绸。缫丝全用手摇机，1892年才一半改用蒸汽机，1895年全部改用蒸汽机，日产150斤。织绸，1880年有织机200台，亦用手工，惟织前经化学处理，克服了茧绸不易染色的毛病。这家厂的经营也并不顺利，1880年以负债过巨歇业，1886年出盘给烟台道台，以后又出租。所以，它改用蒸汽机缫丝时已不是德商了。
上海的机器缫丝业实际始于旗昌洋行所办的旗昌丝厂。该厂1878年创办，仍属实验性质，仅有丝机50车；1881年正式生产，有200车。1881年，华商黄佐卿创办公和永丝厂成功，引起上海丝业的发展。1882年，怡和洋行重建怡和丝厂，有丝机200车；英商公平洋行（Iveson&Co.）也在这年设公平丝厂，丝机200车。但接着几年经营情况并不很好，到90年代才进入高峰。1891年，法商接办旗昌，改称宝昌丝厂，并大事扩充。同年，英商建纶昌丝厂，有丝机188车。1892年，有美商建瑞纶丝厂。其中发展较快的还是怡和丝厂，它到1894年左右已有丝机500车，职工1,000余人，并于1888掉设怡和丝头厂，处理废丝。宝昌丝厂，招募华股，一时颇有声势，1893年，据说丝机将近1,000车，但1898年就歇业了。其余以信昌，瑞纶两家较为稳定，至甲午战争前都已有丝机400—500车。公平，乾康等则已无闻，大约不是出盘，就是已歇业。
创办丝厂，从技术上说并不困难。当时意大利式丝机已比较定型，上海铁厂即可仿制，连同蒸汽锅炉，建筑等大约200车需投资20万元，500车投资40-50万元。平均每车需技工一人，上海原有缫丝女工都能胜任。其余剥茧、捡茧、刷丝、清理废丝等女工，约与车工数相当，均属手工劳动。外商在创办项事业中中颇多周折，他们经常抱怨官吏阻挠，茧税过重和华商茧商从中作梗。这种情况确实有之。不过，上海丝厂的最大困难是远离桑蚕区，全用干茧，干茧由茧商垄断；又对茧的年成、含丝量等信息来灵，价格波动。湖蚕茧只一造，丝厂是季节性生产，这也增加经营的困难。
到19世纪末，上海的丝厂连华商在内已有29家，福州有3家，但是，在出口丝中机制厂丝仍占很小比重。1892年6月到1893年5月，生丝出口共79000包（每包100斤），其中机制丝不过2000包，只占2.5%土法缫出口每包售价约300多两，机制厂可售价700余两，土丝出口每包少收汇400两，这是和嘉湖一带农民自蚕桑自缫丝的传统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外商收购土丝出口，经过机器再缫，仍可再获一道加工利润。
（3）其他出口商品的加工。这有制糖、制革、蛋品、豆饼等。我国华南和台湾蔗糖早就出口欧洲；荷兰人占据台湾时并蓄意发展甘蔗的单一生产。19世纪60年代，有美国商人在香港创办机器制糖厂。1875年，怡和洋行在香港建立中华火车糖局（ChinaSugarRefiningCo.），自福建、广东、台湾收购甘蔗或粗糖，加工清制。该公司规模颇大，1878年改为股份公司，资本90万元，1887年增至150万元。1877年，它在汕头设分厂，即汕头怡和糖厂（SwatowSugarRefinery），1880投产，虽用机器，但只做粗炼，然后运香港精炼成砂糖。1882年，香港太古洋行又以20万镑资本建一规模更大的太古车糖公司（TaikooSungarRefiningCoLtd），该公司后来也准备在汕头设分厂，未成。1886年，旗昌洋行准备在台湾打狗建炼糖厂，并计划用机器榨蔗和扩大种蔗面积，未成。
我国榨甘蔗是用石制或木制双轴榨车，畜力驱动，损失糖浆甚多（据说达40%），以致增大糖本，故改进生产，首先需作机器榨蔗。屡有外商拟在台湾、福建兴建机器榨厂，1876年并有人将菲律宾式榨机运入台湾，但迄未成功。至于炼糖，粗炼工序原较简单，精炼工序当时西法是用骨灰漏滤，比我国土法用泥浆漏滤为佳。1883年，汕头怡和糖厂扩充，增加粗炼机，并建骨灰窑，安装精炼机，但未使用。这是因为当地榨蔗效率低，糖本高，不能与台湾手工粗炼的黄糖竞争，汕头怡和厂终于1887年停闭。
1876年，汉口有一家英商使用机器厂压缩皮革，以便运销欧洲；这实际属于打包性质。1881年，有英商上海熟皮公司（ShanghaiTanneryCo.）成立，其硝皮办法未详，可能仍用手工，惟准备建使用热力机器的烘干室，1882年毁于火，旋结束。
80年代，棉花出口猛增。1888年，上海建立一轧花公司（TheShanghaiCottonClearingandWorkingCo.），由日本三井洋行经营，规模不大，但盈利丰厚。值得注意的是，这家轧花厂设立时，清政府曾以其属于“改造土货”不予认可，并经李鸿章批示“切实禁止”，洋人根本不理会，照样开工了。
蛋品出口后来成为外资的一项重要企业，不过甲午战争前还只有1872年在烟台设立的一家蛋粉厂，规模不大。又1877年旗昌洋行在台湾设立一家樟脑厂，用水力压机压制樟脑，运往香港。
19世纪晚期已开始有豆饼从东北出口，以后曾成为日资的大企业。而在这时，是英商普拉德公司（ThomasPlatt&Co.）于1867年营口设立一豆饼厂，从英国运来蒸汽榨机，并聘有总机司和两个工程机，但结果失败，两年后就歇业了。原来机器压饼，整齐，结实，售价比土法高5%，但榨坊的利益在于油。例如，100斤大豆制90斤豆饼，另出油10斤（手工油坊最高可达12%），属于纯益。蒸汽机压力大，但出油反而比手工榨油抵，不能与本地油坊竞争，所以失败了。我国大豆工业的机械化，不是于外商，而是始于1879年华商在汕头开设的豆饼厂，也是用蒸汽机，出油率能达15%（出饼率85%）。到1884年，有丹麦商苏尔兹洋行（Schultze&Co.），在营口建一机器榨油厂，但是榨篦麻子油。后来，1906年日本人以巨资在营口建小寺油坊，外资机器榨油才告成功。
打包为也是为出口服务的。1860年有英商隆茂洋行（Mackenxie&Co.）成立，在上海经营打包厂，后设天津，汉口分行。1870年有平和洋行（LiddellBros.&Co.Ltd）设立，在上海经营打包厂，后设天津、汉口分行。1887年，德商德隆打包厂设于天津。它们打包，都是用水压机，在电力通行前是用人力加压，可说仍是工场手工业性质。主要是包装棉花，也为皮革、羽毛、羊毛等打包，这些洋行，多半还兼营皮毛出口。
（4）一般轻工业。这是指在中国制造以销售于中国市场为目的的轻工业，行业甚多，而每业户数很少，规模也不大。但其产品多数属于生活必需品，从发展来看，可以占领广大国内市场，所以可视为外国资本为立定脚跟开办的工业。
最早出现的是面包、糖果、酿酒和汽水等食品工业。上海的埃凡馒头店（H.Evans）大约1855年就有了，后制造啤酒，1886年卖给福利公司（Hall&HoltzCorp.），成为一大酿酒厂。1863年开始有未士法（FarrBrothers&Co.）和卑利远也（H.Peel&Co.）汽水厂，后又有1864年的正广和（Caldbeck,Macgregor&Co.）和1886年的屈臣民大药房（A.S.Watson&Co.）两大汽水厂。正广和亦为酒厂，1892年增建泌药水厂（AguariusWaterCo.），专制各种清凉饮料。这些企业都在上海。80年代制冰业兴起。1880年成立上海制冰厂，1882年成立福州制冰厂，1883年成立广州沙面制冰厂。1884年，上海机器制冰厂在原制冰厂基础上成立，后来扩充成规模颇大的冷藏公司。
制药业，有1853年的老德记药房（J.Llewellyn&Co.）与1866年的德商科发大药房（Voelkel&Schroedern），都在上海。老德记还兼营汽水和化妆品。它们一开始就生意兴隆，利润优厚，兼以补品假药，获利尤巨。不久，却也受到华商在药房的竞争；因为当时所谓大药房，除经营配方外，成药都是手工配制，动力制药还是20世纪以后的事。
食品工业中规模较大的面粉工业，在甲午战争前还只有一家上海得利火轮磨坊（ShanghaiSteamFlourMill），建于1863年，规模不大，大约还是用石磨。烟草工业也属初创时期。1891年，老晋隆洋行（Mustard&Co.）输入卷烟机，在上海小量制造。1893年，美国烟草公司（MercantileTobaccoCo.）在上海设厂，烘制烟丝及卷烟。这时是用彭萨克（Bonsack）卷烟机，在中国有专用权，卷烟纸和包装材料均自国外进口。烟叶也是进口，无税，在华制造亦无税，所以利润很大。
1880年，有英商在上海建立燧昌自来火局，制造火柴，营业很好。燧昌于1888年遭火，但随即恢复，并输入新机器，产量增加。70年代，上海有一家美查造胰厂，初用手工制造，1891年改用机器。它和燧昌都是英国人美查兄弟（FrederickMaior’ErnestMaior）所办。他们在60—80年代在上海共办了6个企业，1889年组成美查洋行（MaiorBrothersLtd）。其中有一个是江苏药水厂（KiangsuChemicalWork），系1875年接办立德洋行（Little）一家小厂组成，投资23万两，能制造硫酸，用以从纹银中提炼少量黄金，并代各银行铸造银锭。
此外，在六七十年代还有英商设砖瓦锯木厂，密勒锯木厂（Muller&Fisher’sSawmill）。80年代有沙逊洋行所设祥泰木行，经营木材加工；福利公司所设家俱制造厂。又有平和洋行（W.Birt&Co.）经理的上海玻璃厂。这些企业都在上海。在厦门、则有德商设立的铁锅制造厂。1819年，有上海水泥公司（ShanghaiConcreteCo.）出现，为租界和私人用洋灰铺地，并制造铺地的砖板。它只是进口水泥加以利用，而非制造水泥。以上这些企业，连同玻璃厂（它是吹制玻璃瓶）都还是工场手工业性质。
石印传入中国，始于法国人与华人合办的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时1879年，但该所仅印天主教宣传品。同年点石斋印书局所用为木制石印架“用人力攀转，印刷异常费力”。点石斋用轮转石印机，“每架八人，分作二班，轮流摇机。一人添纸，二人收纸，手续麻烦，出于意料”。[9]大约在1900年左右，才改用煤气机作动力，但出数增长不大，每小时亦只数百张。
外资棉纺织业在甲午战争前尚未建立。但他们早有活动。1865年即有英人施克士（C.T.Skeggs）拟在上海建纺织厂；1868年，葛拉夫洋行（Glover&Co.）拟设机器织布厂，并登报招股；1871年，美国人富文（Vrooman）在广州设厚益纱厂；1877年，施克士正式集股，于1879年成立上海机器纺织公司；1885年天津广隆洋行筹办机器布局；1882年，美商魏特摩（W.S.Wetmore）瑕英人格兰特（T.V.Crant）成立纺织公司，由丰泰洋行（Frazer&Co.）经理。这些活动都因中国官方和商界竭力反对未能实现。清政府之反对，主要是怕影响官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该局已获十年专利）。1894年，怡和洋行径自运来纺纱机2万锭，准备在沪设厂。张之洞、盛宣怀十分惊恐，正与英领事交涉间，接李鸿章来电：“暂予通融”，因为甲午战败，李已给予列强在华设厂权了。
外商凯觎中国矿产为时更早。1850年、1854年、1864年龄866年即先后有英国公使、美国舰队司令、英人税务司、美国公使要求开采台湾和澎湖煤矿。1867年、1868年、1869年、1870年每年都有洋人偷采或偷勘矿产之事，主要在山东。这以后，他们又采取两个办法，一是利用中国人出面开采。如1892年，钟毓灵取得在四川渝县采取煤油的执照，即与法商私订合同，由法商出资并派矿师勘查，甚至由法国领事出面交涉。二是通过借款侵入矿权。如天津附近的石门煤矿借礼和洋行款，山东平度州金矿借汇丰银行款，事情都最后告到李鸿章。台湾基隆煤矿1887年已归官办，1899年台湾巡抚刘铭传竟拟订由英商承办合同，给予20年专利，清廷未准。
（5）公用事业
甲午战争前，外资经营的公用事业还只有五家，即：上海大英自来火房（ShanghaiGasCo.Ltd）、上海法商自来火房（CompagnieduGazdelaConcessionFrancaisedeChanghai）、上海自来水公司（ShanghaiWaterworksCo.Ltd）、上海电光公司（ShanghaiElectricWaterworksCo.Ltd）、上海电光公司（ShanghaiElectricCo）、天津煤气公司（TientsinGasCo.）
大英自来火房原为1864年建立的一家私人合伙企业，资本10万两，当年决定增发股票5万两，但认购不及半数，翌年以地产等作抵三次向麦加利等银行借款75,600两，债务逼累，1866年发行公司债，勉强度过难关。但因已与公共租界工部局签订路灯照明合同，情况好转，到1886年，资本增为20万两，煤气销售量由1865年的531万立方英尺增为2,784万立方英尺。1891年，法商自来火行结束，公司接供法租界煤气，1896年资本增为30万两，煤气销售量超过一亿立方英尺，公司纯利由1871年的2.5万两增至1886年的3.9万两和1894年的4.9万两，差不多每年都发有12%股息。1900年，大英自来火房改称华名上海煤气公司。
法商自来火行系由法租界公董局集资3万两于1865年成立，供应租界路灯照明煤气。1870年与公董局重订合同，取得25年专利，仍以供应路灯为主，其他用户不过数十户。1882年，上海电光公司电路进入法租界，煤气灯无发展前途，至1891年结束。该公司规模不大，但每年均获利数千元，付股息10—11%，1885年资本增为5万元。
上海自来水公司，1881年在伦敦组设，初定资本10万镑，实收7.5万镑，1883年开始供水，90%以上为华人用户。1887年总公司迁上海，增资为13万余镑，不断发展，至1894年已增资为14.4万镑，合66.5万余两。从公司报告看，其业务之发展全因华人用户不断增多。公司用黄浦江水，涨潮可不用抽水机，也是一个方便。
上海电光公司，1882年建立，资本5万两，用美国发电机，当时国外已通行白热灯（用交流电），而该公司尚用弧光灯（用直流电），只能供灯16盏。1883年在乍浦路建新厂，并计划增加白热灯设备。经营数年，情况不佳。一因无经验，电灯屡坏；二因弧光灯只适于路灯，而收费过高（每项盏每年250两），租界当局不肯多装。1888年改组为新申电气公司，资本10万两，但未缴足。1890年开始供应白热灯，发展较快，1892年借款15,000两，添置设备。1893年，又将全部财产以66,100两卖给公共租界电气处，电气处于翌年在虹口另建新厂，是年白热灯已发展到9,091盏，而弧光灯不过123盏，逐渐淘汰。上海电光公司之得以立定脚跟，转亏为盈，也是靠白热灯流行后，华人用户不断增加。1893年发电容量197千瓦，售电收入1.3万两；1895年即增至234千瓦，收入4.8万两。这家电厂后来由美国摩根财团收买，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厂。
天津煤气公司1890年建立，资本30,900两，属英商，但不少中国资本。1891年制造煤气154万立方英尺，盈利526.6两。该公司也主要是供应租界路灯照明，但得力于开平矿务局（当时是中国官办企业）使用其煤气。
除工业外，甲午战争前资本主义列强也力图把努力伸向铁路事业。60年代初，怡和洋行的一个股东斯蒂芬孙（R.M.Stevenson）就拟订了一个中国铁路计划。1863年，上海有27家洋行联名上书江苏巡抚李鸿章，要求建筑上海至苏州的铁路。1865年，以怡和洋行为首组成一个吴淞道路公司，诡称修筑马路。购买土地；1874年改称吴淞铁路有限公司，资本10万镑；1876年铺轨到江湾，长13公里。这应该是中国境内的第一条铁路，比日本的第一条铁路横滨东京线早4年。但它是一条2英寸半窄轨距的中铁路，用小火车头拴上16节车箱代客运，对货运无实用价值。该路一出现就遭到市民的强烈反对，制止工程继续进行。这时，适有一农民惨遭火车辗死，加剧了局势；最后，由清政府以28.5万两为代价赎回，将铁路拆除。
四、外国在华投资的估计
上面已将甲午战争前外资企业的建立分行业作了说明，现在我们试对它们的投资额作一估计。这一时期的外资，国内外都无统计资料可用[10]，我们只好一家一家地作出估计。而事实上，有资料可依的只是少数大企业，也是企业自己的报告以及资产负债表之类，无法确定其准确性。因此，这项估计只能一般参考，但较之心中完全无数要好一些。
我们的估计是以1894年为基期，凡在这一年存在的外资企业都应包括在内。香港已是英属殖民地，因而不包括香港，但有些香港的外商企业其活动基本上是在中国大陆，也予计算在内。投资额的估计方法，受资料限制，各行业难求一致。银行业、保险业、航运业户数不多，我们原则上是以它们在1894年底的资产负债表为依据，以表列的资本加上公积作为投资额，资本则以实缴资本为准。这办法不能反映企业的全部资产价值，不过，对于占比重很大的金融业来说也有一个好处，就是避免了重复计算部分。[11]工业投资额的估计则是以企业的全部资产价值为原则，这是比较合理的。占最大比重的商业投资如何估计，历来是研究者最感麻烦的事。商业户数众多，尤其是独资、合伙、私人公司多，它们是不发表财务报告的。因此，我们只能以贸易额为基础，从经验比率上来推论它们的投资额，其正确性当然就更差了。
外资企业以外，我们也对这时期清政府的外国借款作了一些考察，以截止1894年底的未偿债务作为外国的借款投资。至于房地产投资，除外资企业的房地产已包括在它们的资产中外，外国政府、教会和私人所占房地产都无资料，只好暂缺。
估计中原资料数值多为外币，为便于总合和与后期作比较，均按汉时汇率折成美元。
各行业的估计结果如下。
（1）银行业。截至1894年，除清理、歇业者外，在中国有8家外资银行，它们的资本、公积和投资额估计见表2—30：
表2—30：甲午战争前外资银行业投资估计（1894年）
上表呵加剌系用其增加后资本额，该行也在印度经营，在华投资按半数估计。有利曾因业务困难，上海分行改为代理处，附设在怡和洋行里，到1915年恢复分行，因用其原资本额；该行业务以伦敦，印度为主，各地机构甚多，在华投资按1/4估计。麦加利的资本和公积，据《北华捷报》1893年6月9日，其业务在印度，澳洲、中国，投资按1/3计。汇丰1890年调资至1,000万港元，公积390万港元，无1894年资料，1906年调资至1,500万港元，即以此数列估。德华资本据《北华捷报》1894年1月5日，业务均在中国。大东惠通资本据《北华捷报》1895年1月18日，该行又在日本、新加坡活动，在华投资按1/3计。中华汇理资本及公积据《北华捷报》1895年2月22日。横滨正金资本及公积据《北华捷报》1895年10月18日，在华投资按1/2计。8家外资银行在华投资估计总数为28,094,940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资总额23.52%。
（2）保险业。外资保险业有两种情况。一是许多外国保险公司在华并无机构，而是通过在中国的代理人展开业务，总数有100多家。它们的在华投资无法估计，也不宜估计，因为它们在华的费用和利润已包括在其代理人（都是在华洋行）的业务中了。二是在华设有机构的保险公司，1894年共有9家，有5家总公司是在香港，但其业务与总机构设在上海的基本一样，因此我们同样按在华企业估算。
9家外资保险公司，除两家外，都有1894年底的实缴资本和公积的资料，我们已列入表2—27，这里只是将它他折成美元，即作为在化投资额的估计。所缺的两家是卡邑保险公司和海洋保险公司，都属太古洋行在上海所设，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将已知7家投资额的每家平均数665,000美元作为该三家的投资额。这样，9家在华投资共合5,992,800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资总额的5.02%。估计情况见表2—31。
表2—31：甲午战争前外资保险业投资估计（1894年）
表2—32：甲午战争前外资航运业投资估计（1894年）
说明：捷报指《北华捷报》，所载为1894年左右之资本及公积。
平均数指“原值”一栏的13家投资额共9,129,111美元，平均每家702,239美元。
（4）工业。外资工业投资额是采用孙毓棠的估计，见表2—33。这估计包括1894年存在的近80家外资企业。其资产估计，有些是根据企业的资产负责表，多数是根据资本数比例推算。按照不同情况，低的，资产为资本的1.1—1.25倍；较高的1.4倍；少数达到2倍。按该估计，外资工业的投资额共合14,245,128美元，占全部外国投资的11.93%。
表2—33：甲午战争前外资工业投资估计（1894年）
（5）商业。商业投资中主要是贸易业，即经营进出口业的洋行的在华财产。雷麦曾估计，1914年，外商进口贸易业的投资为142,600,000美元（他认为，这以前的外国在华投资无法按行业分类）[12]；这年的进出口贸易总值为707,982,510美元(关册所载为1,338,201,000元)，即贸易投资为进出口额的20.14%。1893年的进出口贸易总值为208,273,524美元（关册所载为270,485,096关两），按上述比率，进出口贸易业的投资应为41,949,911美元。这数在外国投资额中占05.12%，居第一位。
商业中除进出口洋行外，还有外商掮客。代理商、商店、旅店和以赢利为目的的律师、会计师、工程师、医院、诊所等，如表2—35所示，不下241家（包括香港）。它们的投资额更无法逐家估算。我们也只有仿雷麦的估计方法，以上述六项企业投资总数的5%作为它们的投资额，即5,428,016美元。
（6）借款。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已不断向外资银行和洋行借款，主要供军事、财政之用。依照徐义生统计，自1853年到1894年共有46笔，到1894年尚未清偿的有7笔。这7笔未清偿本息不详，姑按原额计，共为库平13,840,465两，约合10,380,349美元。这些借款，除上海洋商一笔外，均为外资银行所借；在估计外外资银行投资时，我们不是采取支配财产（资产）的原则，所以不会发生重复计算问题。我们即认此数为1894年外国的借款投资。
表2—34：甲午战争前未清偿的外国供款
表2—35：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投资估计（1894年）
（7）投资总额。以上6项相加，即为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投资总额的估计，即1.19亿美元。各业投资所占的比重见表2—35。表中工业一项因系采取支配财产（资产）的原则估计的，比重偏高。金融，商业，航运合计约占总额的80%，反映了这时期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商品侵略的特征。
注释：
[1]在澳洲、新加坡、日本、印度等地都巨额损失，在香港损失44,554镑，在上海损失最少，为2,000镑，损失总额863,317镑，超过银行的资本。见《北华捷报》1894年1月19日。
[2]丽如在上海的行址位于南京路外滩原汇中饭店南首，停业后转给麦加利银行，有人以为外资在华建立第一家银行是麦加利，显系误解。
[3]详见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962年版第4—10页。
[4]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1983年版第1302—1303页。
[5]聂宝璋：前引书第301页，原据G.B.Endicott著作。
[6]在这以前，有1843年英国人的墨海书馆，它是伦敦传教会所办的印刷所，称LondonMissionarySocietyPress.
[7]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957年版第1辑第15页。
[8]前说见《北华捷报》1891年1月6日；后说见《上海研究资料》1939年版，第383页。
[9]贺至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载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1953年版。
[10]仅有雷麦估计1875年美国在华投资为800万美元，内企业投资700万美元，教会财产100万美元；见所著《外人在华投资》中译本1959年版第185页。
[11]例如，一家银行的资产乃是对另一企业（多半也是外资企业）的投资（证卷）或放款（票据），如果两者都按全部资产价值计算投资额，便会出现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