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长是安徽太平人。他们那个地方产茶，产一种叫太平猴魁的好茶。团长家是茶农世家。
闻着茶香长大的团长，也养成了喝茶的习惯。团长说，茶农子弟不嗜茶，犹如忘本也！
军校毕业后，开始带兵。从排长干起，几年后升任团长。每到一地，便买本地茶喝。团长说，喝当地茶，也是品读此地文化和历史！
嗜茶如此，酒，却是点滴不沾。
团长长这么大，就喝过两次酒，第一次是他六岁的时候，爷爷花甲大寿办喜宴，老寿星宠孙子，筷子头儿沾酒让他嘬了几口，他便兴奋得小脸通红，变得手舞足蹈，围着桌子乱跑，嬉闹蹦跳了一阵后，往他娘怀里一扎，立马睡着。谁知他睡了半天不见醒来，爹妈忙请来郎中，郎中给他灌了一碗醒酒汤才见他睁开眼。
后来又喝过一次酒，十八岁那年，他喝了一小盅自家酿的米酒，结果和六岁那年情况相差无几，先是手舞足蹈，躁动异常，而后昏睡。爷爷看到后，玩闹似的给他灌了点猴魁茶水，没想到竟让他清醒了不少。
自此后，团长视酒如洪水猛兽，再也不沾一滴。
团长总结出一套理论：酒壮形色，令人昂奋，却也惹祸，猛张飞不就是醉酒后鞭打麾下将领引来杀身之祸？带兵者，酒后激动，草率行令，指挥失当，岂不是拿将士生命作儿戏？而饮茶则正好相反，茶可清心提神、消减浮躁，带兵者饮茶，思维冷静，才可指挥若定。
自己不饮酒，却并不反对别人饮。军中弟兄，不乏善饮者，军人沙场征战，一碗热酒下肚，也就增了几分胆量和豪迈。军人，更喜欢的还是那杯中之物。
抗战初期，日本鬼子以破竹之势，打得国军一败再败，团长窝火，为此夜不能寐，整日站在军用地图前，咕咚咕咚灌茶水。
终于想出破敌之策，派出一支奇兵，在八路军县大队配合下，偷袭鬼子的炮兵阵地，不仅炸毁了鬼子十几门大炮，还毙伤三十名鬼子。
副团长忙摆手：“团座是沾酒就醉。”
参谋长喝高了，语气也就不那么客气了，说：“团座，今儿高兴，您不能冷了弟兄们的心。”参谋长这么一说，几个营长连长也跟着起哄。团长被逼到了这份上，一拍大腿说：“好，那就喝一点。”
团长捏起酒杯，皱着眉头，“滋溜”喝干。不一会儿，团长便觉得有一股热气汩汩直冲脑门，变得面红耳赤，语无伦次。团长大着舌头说要跟参谋长学划拳。弟兄们知道团长酒劲儿上来了，忙劝他说“下次下次”。团长不干，撸起袖子，折腾好半天，忽然一下子出溜到桌子底下……
这一口酒，让团长呼呼大睡了一夜加半个白天。参谋长觉得不好意思，跟他道歉。团长反倒说了一大堆喝酒的妙处：“喝酒真有好处呢，酒后那一刻钟，就觉得自己变得力大无穷，给我一把鬼头刀，能一气砍下十颗小鬼子脑袋。”
没多久，团长带领他的团奉命南下参加淞沪保卫战。
团长的部队守一座城，打了三天三夜，一个团的人几乎伤亡殆尽，副团长和参谋长也都牺牲了，最后全团就剩下团长和七名士兵。团长知道为国捐躯的时刻到了，七位弟兄身上全部绑上了手榴弹。他们旁边，刚好有一家酒铺，他们在一堆坛坛罐罐中竟然找出半坛子老酒和几只酒碗，七人列队，团长给每位士兵倒上一碗酒。团长也拿起一只空碗，竟有点不知所措。一个士兵喊一声：“团座，您也喝一碗吧！”一句话提醒了团长，忙也为自己倒上一碗，他知道此去再也不能回来，摸出口袋中仅剩的一撮猴魁茶撒入碗中，一饮而尽。团长高喊一声：“弟兄们，干——”
壮士们一饮而尽，八只大碗同时“咔嚓”摔碎在地。
也不知道是酒精的作用，还是太平猴魁茶的作用，那一刻，喝过酒的团长周身气血沸腾，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只猛虎，随手拎起一把大刀，带着弟兄们呐喊着迎着鬼子冲了上去。
……团长的遗体被赶来增援的兄弟部队抢了回来，灵柩被护送回老家。耄耋之年的爷爷望着孙子的脸庞，颤抖着说：“乖孙，喝酒了？这回，你要睡多久？”
团长被安葬在茶山脚下。新茶采摘后，总有人先给团长敬上一杯好茶。墓前，茶香缕缕不绝。
（有删改）
听遛鸟人谈戏
汪曾祺
近年我每天早晨绕着玉渊潭遛一圈。遛完了，常找一个地方坐下听人聊天。这可以增长知识，了解生活。还有些人不聊天。钓鱼的、练气功的，都不说话。游泳的闹闹嚷嚷，听不见他们嚷什么。读外语的学生，读日语的、英语的、俄语的，都不说话，专心致志把莎士比亚和屠格涅夫印进他们的大脑皮层里去。
比较爱聊天的是那些遛鸟的。他们聊的多是关于鸟的事，但常常联系到戏。遛鸟与听戏，性质上本相接近。他们之中不少是既爱养鸟，也爱听戏，或曾经也爱听戏的。遛鸟的起得早，遛鸟的地方常常也是演员喊嗓子的地方，故他们往往有当演员的朋友，知道不少梨园掌故。有的自己就能唱两口。有一个遛鸟的，大家都叫他“老包”，他其实不姓包，因为他把鸟笼一挂，自己就唱开了：“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就这一句。唱完了，自己听着不好，摇摇头，接茬再唱：“包龙图打坐……”
因为常听他们聊，我多少知道一点关于鸟的常识。知道画眉的眉子齐不齐，身材胖瘦,头大头小，是不是“原毛”，有“口”没有，能叫什么玩意儿；伏天、喜鹊——大喜鹊、山喜鹊、苇咋子、猫、家雀打架、鸡下蛋……知道画眉的行市，哪只鸟值多少“张”——“张”，是一张拾圆的钞票。他们的行话不说几十块钱，而说多少张。有一个七十八岁的老头，原先本是勤行，他的一只画眉，人称鸟王。有人问他出不出手，要多少钱，他说：“二百。”遛鸟的都说：“值！”
我有些奇怪了，忍不住问：
“一只鸟值多少钱，是不是公认的？你们都瞧得出来？”
几个人同时叫起来：“那是！老头的值二百，那只生鸟值七块。梅兰芳唱戏卖两块四,戏校的学生现在卖三毛。老包，倒找我两块钱！那能错了？”“全北京一共有多少画眉？能统计出来么？”
“横是不少！”
“‘文化大革命’那阵没有了吧？”
“那会儿谁还养鸟哇！不过，这玩意禁不了。就跟那京剧里的老戏似的，‘四人帮’压着不让唱，压得住吗？一开了禁，你瞧，呼啦，呼啦——全出来了。不管是谁，禁不了老戏，也就禁不了养鸟。我把话说在这儿：多会儿有画眉，多会儿他就得唱老戏！报上说京剧有什么危机，瞎掰的事！”
这位对画眉和京剧的前途都非常乐观。
一个六十多岁的退休银行职员说：“养画眉的历史大概和京剧的历史差不多长，有四大徽班那会儿就有画眉。”
他这个考证可不大对。画眉的历史可要比京剧长得多，宋徽宗就画过画眉。“养鸟有什么好处呢？”我问。
“瞎，遛人！”七十八岁的老厨师说，“没有个鸟，有时早上一醒，觉得还困,就懒得起了；有个鸟，多困也得起！”
“这是个乐儿！”一个还不到五十岁的扁平脸、双眼皮很深、络腮胡子的工人——他穿着厂里的工作服，说。
“是个乐儿！钓鱼的、游泳的，都是个乐儿！”说话的是退休银行职员。
“一个画眉，不就是叫么？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别？”
一个戴白边眼镜的穿着没有领子的酱色衬衫的中等个子老头儿，他老给他的四只画眉洗澡——把鸟笼放在浅水里让画眉抖擞毛羽，说：“叫跟叫不一样！跟唱戏一样，有的嗓子宽，有的窄，有的有膛音，有的干冲！不但要声音，还得要‘样’，得有‘做派’，有神气。您瞧我这只画眉，叫得多好！像谁？”
像谁？
“像马连良！”
像马连良？我细瞧一下，还真有点像！它周身干净利索，挺拔精神，叫的时候略偏一点身子，还微微摇动脑袋。
“潇洒！”
我只得承认：潇洒！
不过我立刻不免替京剧演员感到一点悲哀，原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对一个演员的品鉴，就跟对一只画眉一样。
“一只画眉，能叫多少年？”
勤行老师傅说：“十来年没问题！”
老包说：“也就是七八年。就跟唱京剧一样：李万春现在也只能看一招一势，高盛麟也不似当年了。”
他说起有一年听《四郎探母》，甭说四郎、公主，佘太君是李多奎，那嗓子，冲！他慨叹说：“那样的好角儿，现在没有了！现在的京剧没有人看——看的人少，那是啊，没有那么多好角儿了嘛！你再有杨小楼，再有梅兰芳，再有金少山，试试！照样满！两块四？四块八也有人看！——我就看！卖了画眉也看！”
他说出了京剧不景气的原因：老成凋谢，后继无人。这与一部分戏曲理论家的意见不谋而合。
戴白边眼镜的中等老头儿不以为然：“不行！王师傅的鸟值二百(哦，原来老人姓王)，可是你叫个外行来听听；听不出好来！就是梅兰芳、杨小楼再活回来，你叫那边那几个念洋话的学生来听听，他也听不出好来。不懂！现而今这年轻人不懂的事太多。他们不懂京剧，那戏园子的座儿就能好了哇？”
好几个人附和：“那是！那是！”
他们以为京剧的危机是不懂京剧的学生造成的。如果现在的学生都像老舍所写的赵子曰，或者都像老包，像这些懂京剧的遛鸟的人，京剧就得救了。这跟一些戏剧理论家的意见也很相似。
然而京剧的老观众，比如这些遛鸟的人，都已经老了，他们大部分已经退休。他们跟我闲聊中最常问的一句话是：“退了没有？”那么，京剧的新观众在哪里呢？
哦，在那里：就是那些念屠格涅夫、念莎士比亚的学生。
也没准儿将来改造京剧的也是他们。
谁知道呢！
（《北京文艺》1982年第2期）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我有一片戈壁
李玲
那一天，我突然出现在这片戈壁油区，茫然地看着班车挽起的尘土尾已缓缓地落到地上，班车消失于一个山包拐弯处，将新员工往更远的地方送。光秃秃的土地，从我脚下铺向远处的青克斯山，山上则是火烧火燎后般的苍寥景象。
志平师父站在我对面，我看到他脚下的光秃向他背后无边的戈壁一溜烟跑远了。他的手脸和戈壁一个色，深浅褶皱里藏着条条黑色油污，像是岁月的符印贴在脸上。他穿一身被油污腌得可以挂住蟑螂的红工服，手持一根新折的红柳枝，帽檐转到后脑勺。如果不是看到他手里的红柳枝在摇晃，会让人怀疑他就是一个套着衣服的铜像。很多天后我才知道，这是我们采油班的传统：徒弟报到那天，师父要接，不管手头有什么要紧的活儿。
“嘁。”他说，从红柳枝上掐掉一小段，衔在嘴巴里，上下打量我。
我不妥协地把背着黑背包的腰板伸得直直的，崭新的红色工裤、工服、工帽和土黄色夏工靴，是合规的三穿一戴，白色手套耷拉着手指塞送裤子口袋。点缀着粉色桃心的飞巾缠脖，黑色口罩遮脸，墨镜让我的视野镀上一层茶色。我把帽檐拉到眉峰，变本加厉，撑开一把遮阳伞抵御戈壁强烈的紫外线，另外一只手把耳机往耳朵眼里使劲塞。手机单曲循环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包裹成木乃伊一样的身体不情不愿地走到他跟前。
师父拿着红柳枝的手背在后面，像是一个私塾老先生拿着戒尺，他围着我转了一圈后，猫着身子睁大眼睛看我的墨镜。“嗯，我没收一个瞎徒弟。”他吐掉嘴里的红柳枝，“看，现在驴头停在了上死点。相反，驴头把头低得不能再低了，就是下死点。”他突然将教杆空中一挥，得意地说：“我成群的钢铁驴牲就养在这片庄稼地里，我只要鞭子一挥，它们就齐扬齐俯，它们是我指挥有方的兵马。”他的目光顺着红柳枝，指向了天空，俨然一个将军。我定睛一看，明白了他所说的钢铁驴牲就是磕头机。每台磕头机有每台磕头机俯扬的频率，正在我们周围远远地、错落有致地上扬下俯。
“师父，今天咱们可以下课了吗？”我把口罩、飞巾统统扔到地上，因为脸上被汗水蜇得有点儿疼痒了。扔掉的那一瞬，炎热的戈壁送来缕清凉，我贪恋地呼吸着拖尘带土的空气，不远处正在钻新井，推土机正在推钻井井场。耳机里，刘若英在唱：“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
为了摆脱自己对磕头机的恐惧，在那一年冬末，我心里突然生出一股前所未有的冲动，扔掉管钳，踢翻清洗剂桶，将磕头机停在驴头高高仰起的位置，徒手爬到横梁上，去看驴头指向的远方。可是我除了光秃秃的戈壁和成群结队的磕头机，什么也没有看到。我迎着粗犷的风，发出一声叹息。毕竟我没有那么长的舌头，伸进千米油层，汲取大地深处黑色的血液。我下来后，腿脚开始发软，无望地张着嘴巴，看一股风旋在一台停止运转、高高昂起头的磕头机的驴头上，又从我的脚底吹起被太阳舔得所剩无几的雪，我使劲往外吐吹进入口腔的沙子。
师父突然想到了什么，踏起纷飞的尘上，跑掉了。只见他走到一台磕头机前，开始操纵刹车。但是手刹蹄片老化，反复了几次，还是抱不死刹车轮，磕头机一再溜车。他失落地跟说我：“这些磕头机是不是和我一样，老了？”
我开玩笑说：“天天有闲力气对我‘嘁’，怎么会老呢？”
他没有接我的话茬，我低头看他印在井场的脚窝，有几个脚窝凌乱、无秩序。他放弃了刹住磕头机的打算，任驴头上上下下摆动。
“你看。”突然，他指给我看远处。一前两后，三只黄羊在梭梭间赛跑，扬起十二只蹄。“这戈壁路长着呢，以后还是你们年轻人走。”他语气牵拉下来，“我还有一年就退休了，都成一头老驴了。我们以前叫我们的师父老八权，哈哈，不知道你心里咋喊我的。”
我有点儿心酸，没有接一句话。
“天裂了！”师父突然大声喊起来，把我的注意力从十二只蹄上拉回来。我好像看到经久不变的剧本里的字在颤抖，急忙问：“哪里？哪里？”师父一脸认真地说：“你看，闪电。它把天空劈开了大口子。”他刚说完，大风过后阴云密布，夏雷破空而来，大雨漫漶而至。我们一起跑进狂风骤雨里，伫立在这突至的风雨中。当我被雨水完全打湿，放眼望去，上百台磕头机依旧在扬俯起伏。我突然听到，有种声音正在挣脱磕头机和我的身体。
我们扔掉手里的工具，仰起头朝向密密匝匝砸下来的雨滴，把头昂成了磕头机。我看到驴叫声五光十色地冲向了天空。我在这些声音里认出了自己的声音，但又好像不是我的嘴巴在喊。
清嫂开荒
刘绍英
站在澧水的防洪大堤上，清嫂望着外滩上金灿灿的油菜地，把自己笑成了一朵怒放的油菜花。
夕阳很温暖地洒了清嫂全身，清嫂很满意很幸福地想，如果老天长眼，今年一定会有个好收成的。
早在十多年前，清嫂就看上了这块滩涂，多好的地啊，荒了多可惜啊，清嫂经常在自己的渔船上感叹。
那时候，死鬼男人还在。清嫂在集市上买了把锄头，正要规整规整这块滩涂时，男人甩了清嫂一巴掌，骂：“疯婆娘，吃饱了撑的吧？”
清嫂害怕男人的巴掌和拳头。
清嫂不声不响地把锄头扔在河滩上，摸着发烧的脸颊，默默地跟着男人回到了船上。
男人还说了，大水一来，啥都淹了。
清嫂认为男人打得很有道理，男人说的更有道理。但清嫂喜欢这块河滩的感情却一点没变。每次渔船停泊在这里，她就要动上一番心思，这么大一块地，入冬开垦，烧掉杂草做肥料，再点上油菜籽。清嫂的眼前就呈现出了满地的金黄。菜籽花一谢，就可点棉花钵钵，待到秋天，棉花又会炸满滩涂。清嫂想着的时候，常常会笑出声。“神经婆娘！”男人的一声骂，迅速地把清嫂拉回到现实中来。清嫂不舍地把眼光和心思收起，默默地补着千疮百孔的渔网。
三年前，男人死了，再没人对清嫂甩巴掌和抡拳头了。清嫂存留在心底的那点想法，又蠢蠢欲动起来。冬天的时候，清嫂走上了杂草丛生的滩涂，她发现，土不是很硬，应该很好规整。如果借一头牛。不，不用借牛，自己身体好，还有使不完的劲。清嫂在滩涂上走来走去，惊异地发现了几年前丢弃的那把锄头，锄头已经生锈，安静地躺在一蓬衰草中等她。
清嫂磨了锄头，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就毅然地决定在这块滩涂上开荒。
整个冬天，清嫂把自己当成了一头牛，干劲十足地一锄头一锄头在滩涂上拓荒。
清嫂烧掉了杂草，在开挖得松软的土地上点上了油菜籽。
第二年春天很快来了，油菜花泼泼皮皮地在滩涂上开得任性，花的香味儿一阵阵钻进清嫂的鼻腔，也惹得蜜蜂一群一群地飞过来，嗡嗡地响在清嫂的梦里。
清嫂笑了。
清嫂笑时，嘴角不当心落了一串口水。花期一过，油菜开始结荚，连续的几天暴雨，让清嫂忧愁起来。
雨不停地下，河水不断上涨，澧水变得浑黄而湍急，几天工夫，油菜就不见了踪影。
清嫂把渔船停泊在大堤边，绝望地回头望着被淹没的那块地。男人在世时不让自己规整这块滩涂，就是早知道有这一天吧。
清嫂伤心极了。
大水过后，清嫂的油菜全被淹死了。
清嫂发誓再不花费这样的工夫了。
冬天来临的时候，河里的鱼沉到了河底，澧水又到了禁渔期。清嫂把眼光投向了河滩。
她不由自主地上了岸，抡起锄头，像牛一样，整个冬天河滩上都是她佝偻的身影。她烧掉杂草，点上了油菜籽，眼睛一直热热烈烈盯着这块她规整的河滩。她把这块地盯得青灼灼、黄灿灿，满地流金，惹得蜂儿蝶儿翩翩舞。
清嫂笑时，嘴角不当心落了一串口水。
村干部找到清嫂的渔船时，清嫂正看着油菜花出神，嘴角刚好淌着一串口水。
村干部说：“你一个打鱼的，搭错了哪根神经，在这河滩上种油菜。河滩上是不能种农作物的，影响防洪。上面来检查，我是要挨批评的。”
清嫂抹了一下嘴角，说：“河里禁渔了，鱼不准打，我们又没有土地，种点油菜不影响防洪啊。”
村干部说：“你说不影响就不影响？明天我派人把你种的油菜拔掉，要种地，和大堤内的村民打商量，租点地来种也可，反正出去打工的人多了，荒着的土地也多。”
清嫂说：“我没有钱租地。这块地空着闲着，没人栽种，多可惜啊。”
“反正河堤的外滩不能种。”村干部不想再跟清嫂啰嗦，留下这句话，就走了。
第二天，来了一拨人，他们就在清嫂的眼皮底下，拔掉了清嫂的油菜。那些油菜躺在地上，和清嫂一样，都一蹶不振，垂头丧气。
清嫂发誓，再不规整这块河滩了。
秋风一阵紧似一阵，吹皱了澧水河，也吹皱了清嫂的心思，清嫂终于还是没能管住自己，她把自己当成了一头牛，在凛冽的寒风中，搓两下手，挖会儿土。她想，村干部说河堤上有土地租种，可那毕竟是人家的土地，这块河滩闲着实在可惜。更何况，两个季节不准打鱼，若不是政府发点低保，生活都成了问题，哪里有钱租地？清嫂又想，如果过年的时候，拿点鱼，买点酒，去村干部家里拜个年，估计村干部就不会派人扯自己的油菜了。
河滩上清嫂佝偻的身影显得很小很小。
春天的时候，清嫂站在澧水的防洪大堤上，夕阳温暖地洒了她全身，清嫂很满意很幸福地看着铺满金黄的油菜地。她想，如果老天长眼，今年一定会有个好收成的。
（选自刘绍英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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