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包商银行、锦州银行的信用风险事件，让市场的目光聚焦在中小银行的发展上。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相比，城市商业银行（简称“城商行”）、农村商业银行（简称“农商行”）、民营银行被习惯性称为小银行。
据银保监会的数据，截至2019年12月，城商行、农村金融机构（含农商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总资产规模均约37万亿，均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的13.2%。两者资产总和超过第二大类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份行总资产约50亿元。
从银行体系来看，如果说大行主要是服务大企业，那中小银行则主要是满足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需求。
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活跃的区域之一，民营经济活跃，当地的城商行、农商行等小银行发展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仔细研究发现，长三角小银行的能量并不小。
中国6成上市农商行在江苏
这些中小银行大多扎根在地方，它们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地方民营经济的活跃程度。
先从城商行说起。我国城商行的前身是城市信用社。1979年，第一家城信社在河南驻马店成立，接下来近20年里，先后经历了城信社的暴增、清理整理，城市合作银行阶段，直到1998年，城市合作银行统一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此时共有145家城市合作银行改名为城市商业银行。
城商行对经济发展触觉灵敏，体量小，随着经济转型而改革的次数多，城商行先后经历重组改制、引进战略投资者、跨区域发展、上市等变革，也逐渐开始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转变。截至2018年底，全国134家城商行，上市的城商行有25家。具体来说，11家A股上市，12家港股上市，2家A+H上市。
长三角一直是金融发展高地，民营经济活跃，地方融资需求旺盛，助推中小银行发展。数据显示，2018年，长三角地区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国金融业增加值比重为21.5%，金融市场规模占全国24%，上市公司总市值占全国比重为19.4%。
著名商业中心江苏南京新街口
值得一提的是，这7家上市城商行在2019年三季度，就有5家的资产规模突破万亿大关，其中，上海银行、江苏银行的资产规模就已突破2万亿，在全国城商行资产排名中分别名列第二、第三。
贷款不良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也是银保监会监控商业银行的指标之一。受地方经济拖累，2019年三季度城商行不良贷款率为2.48%，高于大型商业银行（1.32%）、股份制商业银行（1.63%），但也有少数城商行不良率能做到在1%以下，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有7家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控制在1%以下，其中，长三角就有3个，分别为湖州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
事实上，和城商行相比，农商行与民营企业的关系更密切。随着金融开放的推进，民营资本入股银行金融机构已不再是新鲜事，目前，民营资本控股的银行业机构数量超过3000余家，其中，民营资本在城商行的比例超50%，而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的比例已超过80%。
农商行数量多，但资产规模较小。如今农商行已有1000余家，但总资产规模略低于134家城商行的总资产规模。
浙江数量多，江苏上市的多
我们常说，长三角用不到4%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4的GDP，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更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天堂，即便如此，在长三角内部，城商行和农商行的发展也会有差异。
在长三角的19家城商行中，浙江有13家，占比约7成，江苏省4家，上海和安徽各一家。
除了数量上有不同，各地城商行发展也有自己的特色。一般而言，一座城市有一家城商行，放眼全国，只有14个城市的城商行数量超过1个，而浙江就占了两个：宁波和台州，且均有3家城商行。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的城商行数量虽然多，但上市少，只有宁波银行和杭州银行两家，而江苏省4家城商行就有3家已经上市。
上海和安徽虽然只有一家城商行，但都已上市，且实力雄厚。上海银行资产规模突破2万亿，在全国排名第二。安徽的徽商银行则是由安徽省内安徽省内6家城商行和7家城信社合并而成，目前资产规模也已突破万亿，进入城商行前10。
农商行的发展也颇为相似。浙江省的农商行达到79家，江苏省60家，但在上市10家农商行中，江苏省有6家，其余4家分布在山东、广东、重庆、吉林。
江苏省农商行发达有历史原因，全国农村金融改革从江苏省开始。
2000年，恰逢国家探索对农商行转型，国务院批准在江苏省展开改革试点，组建省联社，尝试开办农商行，江苏省内的常熟农商行、张家港农商行、江阴农商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目前这三家都已成功上市。同时，苏南地区因乡镇企业发达，民营经济活跃，农村融资需求旺盛，也为当地农商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此外，民营银行作为中小银行的一员，也在丰富长三角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截至2018年底，全国17家民营银行有5家在长三角，除浙江两家外，江苏、安徽和上海各1家。
长三角银行市场一体化展望
长三角中小银行能取得如此成绩，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城商行和农商行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多次变革，为长三角城、农商行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
如2004年，银监会291号文表示“支持经营状况好、管理能力较高、创新能力较强的城市商业银行实现跨区域发展”，2006年4月，上海银行宁波分行成立，南京银行也在次年成立第一家分行。
毫无疑问，在这波跨区域经营的浪潮中，长三角的这些城商行抢占先机，如今都稳居全国城商行前十。
除了抓住政策机遇，长三角的中小银行善于抱团取暖，创新机制。早在2008年，江苏联合上海、浙江三地城市商业银行共同签署了“长三角城市商业银行战略合作协议”，形成长三角城市商业银行联席会议机制，推动资源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如今，这套联席会议机制已实行12年，20多家成员机构已在在支付清算、第三方存管合作、金融市场业务、托管业务、外汇及跨境同业业务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长三角商业银行一体化市场初见雏形。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在第九届长三角城商行联席会议上，首次将流动性互助联盟范围扩大至长三角地区的城商行。同时，19家城商行还共同发起《关于深化长三角城商行合作的倡议书》，并达成加快上市步伐，继续坚定“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谋求综合化集团化经营等7项共识，如今都逐渐变为现实。
上市进程加快。继2007年，宁波银行和南京银行A股上市后，间隔10年后，2016年，A股迎来了长三角的三家城商行，分别是上海银行、江苏银行、杭州银行。
综合化集团化经营取得新进展。宁波银行和杭州银行的理财业务一直领先同行，并在2019年7月率先获批了城商行中的理财子公司，并在年底顺利开业。同时，苏州银行和南京银行的理财子公司也相继获批。
创新中小微企业服务方式和产品，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长三角的城商行不仅利用金融科技的体量，降低风险成本，提高服务效率，还为中小企业创设多种直接融资手段。以江苏银行为例，2019年，该行已利用债务融资工具、企业资产证券化等多种直接融资产品，为长三角地区各类企业提供超700亿元的资金支持。
但在金融供给侧改革和经济下行双层压力下，信用风险不断蔓延，大行在政策鼓动下也开始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同时，在同业、理财等业务上有面临多方挑战，加之监管持续收紧，城商行的缩表压力凸显，大环境如此，长三角的城商行也不能幸免。
如何应对？发挥自身优势，扎根当地民营经济，支持民营经济升级不失为一条策略。而摆在长三角地区城商行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借助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东风，加快银行市场的协调发展，完善一体化合作机制。
徽商银行董事长吴学民曾建议，长三角的城商行应在数据共享、个人账户认证、统一风险评估体系等方面建立系统一体化机制，帮助区域内的中小银行节约资金成本及防范区域风险等。
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在《长三角城商行一体化发展》一文中提出长三角一体化的设想，建议在区域内城商行相互增加授信额度、联合投资的方式促进资金互流互通，股权互参互持，风险互保互济等方面突破。
2020年，面对疫情，中国经济存在一定的未知。长三角的小银行们，能否有新的突破，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