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或是更早，公社的供销合作社实行“一村一点”，在每一个村子里都设一个代购代销点。1972年，我近门的三叔21岁，从别的村民手里接过了村里的代销点，开始了他经营至今的店铺生意。
代销点所销售的东西屈指可数，针头线脑、松紧带、扣子、盐、酱油、醋、烟、酒，大概就这些了。油是没有的，那时候农村人吃不起豆油，能去王鲁集上买块肥猪肉炼油的，是极少数的富户。尽管肉只有几毛钱一斤，也得要肉票。买糖要糖票，买布要布票，也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到的。
每逢中秋节，一口人能领到半两油票。过年时，一口人领到一两油票。代销点的火柴2分钱一盒，酱油一毛二，醋8分。酱油醋和酒都是散打的，有端子挂在桶边上，也不用称，一端子就是一斤。
酒和烟算是种类繁多的，酒有8毛钱一斤的山东白干、青莲、曹州，最好的是1.92元一斤的鱼台米酒，除非家里来了贵客，自己是舍不得喝的。烟有8分钱一盒的葵花，9分钱一盒的向阳，一毛五一盒的普滕，一毛九的荆桥，还有白包的那种没有名字。
代销点一开始设在村中心，我表爷爷家在高台子上的两间草房子里，他被大队安排去河滩上看惠河了，房子就闲了下来。后来有些年，代销点搬到学校里，大队卫生室、宣传队都设置在学校。
三叔每天在家与代销点之间往返，有时候还要执行供销社分配的任务，用钩担挑着货物，走街串巷，甚至到田间地头去卖。进货是用大队里唯一的一辆地排车，到王鲁供销社去，顺便捎着代购来的废铜烂铁、塑料、胶鞋底等。每个月盘点一次，去供销社交账，风雨无阻。供销社把代销点营业额的4％给大队里，大队里再拿出一部分加上，给三叔发工资。
1980年，分田到户，供销社和代销点结算清楚后，给三叔办了营业执照、烟草证等，代销点自此属于个人经营，名字也变了，叫“经销点”。但到我记事时，墙上还是用白灰刷着的“代销点”3个醒目的大字。
我家就在经销点斜对过，打酱油醋是我常年不变的任务。酱油还是一毛二一斤，醋还是8分。母亲每次都是递给我两个瓶子和两毛钱，一斤酱油一斤醋，刚刚好，想买根江米棍吃都是奢望。
那时候经销点的货品丰富了一些，有了手帕、卫生纸，有了白糖、红糖、糖精、黑酱、辣椒酱、豆腐乳、罐头，有瓜子、糖块、花米团等零食，还有大张的红纸、白纸和盖年货用的草纸，鞭炮也有了，烟酒的种类也增加了。
记得一进门是乌青油亮的水泥柜台，柜台后面的货架上，摆得满满当当。村民的消费需求高了，经销点有点跟不上。赊账的也多了，墙上挂的小账本上，写满了名字。
这时候三叔进货，已经是拉着地排车到更远的县城去了。最早是邹县和滕县的人在谷亭老街租了房子，白天就在大街上，用长条凳铺上苇子、竹子或高粱秸编成的箔，支起摊子搞批发。后来鱼台人也做批发生意，还有18间屋，也是批货的地方。
那时的经销点，已不仅仅是商店，也成了人场。农闲的时候，大人们买了东西也不马上走，三个五个坐在一起拉呱，或者是就专门到经销点去会合，谈天说地，很是畅快。
经销点也一样吸引着我们小孩子，有钱买零食，没钱也去转转，在门前的空地上，跳绳、爬树、踢毽子、玩玻璃球，在高台子的斜坡上下腰、前手翻，一天到晚总是热热闹闹的。
转眼到了90年代，三叔的经销点又搬了新址，是两间瓦房，货品已是琳琅满目，吃的用的算是应有尽有。三叔批货换上了自行车，几块钱一瓶的鱼台米酒，已是人人都能喝得起。
店里有了十几块钱一瓶的孔府宴，家里来了客人，或新女婿孝敬老丈人，孔府宴已成为必备酒品。三叔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兴隆，自己家也比种地的人家过得好。
三叔今年69岁了，仍然经营着代销点，不过名称变了现在的超市。店面变成了3间，货品的样数已不是口头所能数过来的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
烟酒副食都是业务员送货上门，不过，三叔还是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出发，骑电车去县城批发新鲜的肉食、蔬菜和馒头。三叔讲诚信，生意一直也是红红火火，门庭若市。
一个人做一件事，也许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一件事，并且把这件事做得很好。三叔做到了，他用自己的勤勤恳恳，改善了家庭生活，方便了左邻右舍。
听三叔讲起代销点的故事，心生感慨的，不只是我，更是他自己。■苗青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