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码头吸引了一批批自外地迁入基隆的男性劳工。由于码头工人常态性地必须等船进港，这群男人被卷入了异于其家人及当地劳工的生活世界。
距离码头不到一公里，沿着铁道分布的各式结合餐饮和娱乐的食肆小店，成为这群男性工人聚集的日常所在。因这轻易可及的距离，劳工之间的关系网络不再局限于码头上由地缘所区分的各班队，工人们的交会得以在码头外的社会空间扩展延伸。这些大小不一的场所，构筑了苦力特有的社会空间，支撑其集体“不能走远”的生活情境，成了码头工人整体生活世界的主要场景。
铁路街仔
清茶馆、茶店仔、卡拉OK这类休闲娱乐场所，散落在港口市街各楼梯口上的不同楼层里。不过，在离市街不远处有个区域，那里的茶店仔显眼地聚集成群。
沿着基隆火车站往南走，经过仁爱市场，进入龙安街，可看见紧邻铁轨左侧有一排由低矮屋舍所形成的巷弄。码头上的工人与当地人都称这一带为“红灯户”，早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即是地方上的性产业区域。
红灯户在外观上与茶店仔、卡拉OK有些不同：没有招牌，屋子的后门紧邻铁轨，前门则与另一排低矮屋舍的前门对望。细狭楼面除了不到一米宽的门，另有一扇约半身高的铁窗，女性工作者便站在各个屋内，紧靠着每一扇窗，与屋外往来的行人彼此观看。
离开红灯户再往前走几分钟，则是另一番街景。外墙统一以粉紫色刷成的四五层楼建筑群，分据在巷弄两侧，形成迥异于巷外的独特空间。不像市中心的楼房大多依楼层分属不同商家或住宅，这里的每栋建筑大部分同属一个商家，店招牌几乎全数写着小吃店、清茶馆、茶室及卡拉OK。但不论营业项目写的是什么，全都配有起着绮丽名称的店招牌、闪烁着霓虹灯的招牌边框，以及不可透视的大片深色玻璃店面，或者索性不设玻璃，仅留粉紫色系与灯光闪闪的大门。
在这个由众多码头男性工人构成的场景中，由于社会历史与经济因素，当时所圈入的餐饮娱乐产业劳工，不像市街食摊通常由在地女性或工人配偶经营。茶店仔、卡拉OK等娱乐产业的劳工，大多为经济上有困难的外地女性——源于配偶或自身的赌债，或者上一代累积下来的经济困顿。她们只身或手牵幼子迁入这座陌生港城，成为铁路街仔各间茶室里称不上青春的“阿姨仔”。
简单寒暄几句后，阿姨仔陈女士带我们走上楼梯，细窄的楼梯以最节省空间的方式向上回旋。不确定是否因为我们三人是当天仅有的一组客人，屋里的灯并未全开。每个楼层都区隔出一块块的座位区，我走在一行人的最后头，不愿脱队粗鲁窥探，擅入那片昏暗的区域，因而无法从楼梯的位置一眼看尽全貌。但能指出的是，即便灯光晕黄，整家店的氛围全然没有我原先想象的“绮丽粉味”。
陈女士带着大家直上三楼后，拐进左侧。那是一处不设门，约三四坪大的半开放安静空间。有墙的三面，各放着可坐上四到五人的桃红色沙发，正中央是条长形矮桌，空出来没有摆沙发的那一侧，立着一座矮木柜，并放了一台电视。在大家还没完全坐定前，陈女士按下遥控器，那台电视便自动播放了伴唱带。空间里有了声音，天花板上晕黄的灯也已全开，这才看见墙边有一扇挂着窗帘的小窗，拉开窗帘便可见三坑站的铁道路段。
1970年代的时候，茶店仔就很兴盛，这里一整排都是。酒店、阿公店、清茶馆啦，还有后来很多的卡拉OK，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人。码头上的苦力、开货柜的啊，最多了。
茶店仔是比较基层的，消费比酒店低；阿公店就是地下酒家，以小吃店的名义，装潢比较简单；还有清茶馆，就好朋友约在那边聊聊天、喝喝茶、唱唱歌啦，就一壶茶几百块，加几小盘瓜子、花生这样，没有小姐坐台和酒菜这些。
这里的小姐年纪轻的或年纪较大的都有，大部分都是外地人，由于经济因素来的，有的可能先生不会赚钱或是离了婚，有的是自己赌的，要还债。
这店里的小姐人数最多时将近有20位，在码头民营化后陆续离开了，现在只剩下一两位在店里兼职，有客人才进来。陈女士说这些话的时候，看不出有特别的情绪。我追问，没客人了，店和她的生活开销怎么办。她淡淡笑着说：“就节省着用，好在这是自己的房子，有客人就做，没客人也没有太大压力，毕竟也不年轻了。年轻的小姐比较有差，要养小孩、还债什么的，得想办法生活下去。我现在就等着我女儿生孙子给我抱。”
又聊了一会儿，陈女士带着我们的点菜单下楼，不到几分钟，一位30出头的阿姨仔走了进来，坐进我们当中。
李正德与阿亮都说，阿姨仔这么早离座是极少见的，我始终觉得全是因为自己很突兀地杵在那里的缘故。(2)
我在这当中意会到的，并非动情激素之类的暧昧流动，而是码头男人被催化出的浓度极高的情感往来，那是我先前未曾见过的，以及阿姨仔在那样一个小房间里，展现出对屋内所有人的关照。我不禁联想起自己在会谈室里与来访者工作的情景。
那日，我坐在那昏暗小房间里所经历到的种种，掺杂了许多情绪感受。当中，肯定包含了随着关照而来的“被理解”，那是来自身边那位阿姨仔的，某种“知道”我自己将会被妥善对待的安全感受。
无以言说的渴望
即使我主动询问他们走进红灯户的那些时日，他们谈的也不多，只说早已过了走进红灯户那扇窄门的年纪，所以“没什么好讲的”。这或许有部分和我的性别或研究生身份有关，但如果将他们所谈到的有关红灯户、茶店仔与阿姨仔的事放在一起细想，我便较倾向另一种解释：这群男人之所以较不（愿意）谈红灯户，和他们看待“性”这件事的本质有更大的关系。这群码头上的男人在其内在，集体区别了红灯户与茶店仔，他们清楚地区分出红灯户所代表的“性”，以及茶店仔所意味着的“什么”。
不论工人本身还是其他产业的劳工，对于“码头上的男人”他们有许多相似的描绘：“我们这些码头上的，十个男人九个坏”“就是因为钱好赚，所以我们才会学坏，吃喝嫖赌都来”，而这里所说的“坏”或“嫖”，指的都不是发生在茶店仔里的事。谈到茶店仔里的阿姨仔，王家龙和绝大多数码头工人有着类似的说法：
王家龙还未成年就跟着叔叔进码头当徒手工，出码头时便跟着大伙走进铁路街仔。他述说了大部分码头上的少年从码头走进铁路街仔的过程：
我在1978年进来码头，大概十七八岁，我的同事都三十几岁，都会带我去茶店仔，为了和他们打成一片，会跟他们去。主要是等船的时候，你不能走远，也不可能就自己一个人坐在候工室里，大家会相揪去茶店仔喝酒唱歌。
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去那些地方，我辛苦，坐在我旁边的那位也辛苦，我不知道要跟她聊什么，就两个人坐着，我也不会去给人家动手动脚，可是没办法不去，不能那么歹斗阵(3)啊。
至少在初始，茶店仔里的阿姨仔所容纳的并非这群码头男人对性的想象或渴望，而是另一种重要但未能清楚言说或听见的“什么”。
第一任与第二任妻子都是在茶店仔里结识的李正德，他所叙说的不是自身的特殊经验或观点，而是反映了大多数码头男人如何看待阿姨仔，以及他们与阿姨仔如何在像寻常客厅般的空间里生成异于与红灯户女子的关系：
我算是比较早出社会，所以同事都是叔伯那一辈的，他们年轻时都有去过人家讲的红灯户，因为年轻的时候比较会有那方面的刺激；年纪大以后，就比较会去茶店仔，大家开讲什么的，所以我一开始就是跟着去茶店仔。小姐从十五六岁到六十几岁都有，大家不会傻傻地都没去过就说要去哪一家，都是有谁去过，说不错，然后有人带才大家一起去。
去都找合适的小姐，比较不会找太年轻的，虽然说那种比较幼齿，可是毕竟没有历练不懂人情世故，也比较骄；三十几岁不一样，比较懂人情世故。我们去茶店仔又不是说要去碰人家还是什么的，是要来聊天喝酒的，找三十几岁的比较合得来。
虽然我们会说一些双关语，一些黄色的，可是讲到正题的时候，像是说政治什么的，如果你的讲法不正确，还会被她们吐槽，客人不会觉得没有面子，会觉得很有趣。你如果觉得自己花钱是大爷，是要来做阿哥的，她下次就不坐你的台，她又没赚你多少钱，才二百、三百的，要陪你坐二三个小时。
我不会想去红灯户，因为没有感情。我大部分都找朋友、熟的，我们以前在茶店仔认识的时候，她们还算年轻，现在我们老了，她们也老了（笑），可能喝完酒或唱完歌，就带她去万里洗个澡，(4)走走，再唱个歌什么的，因为我女朋友要上班，码头没工作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就会想找朋友。
相较于基隆码头工人所说，男人与红灯户女性之间是暂时性的交易关系，当这群男人走出码头哨亭，拐向铁路街仔，拉开茶店仔大门时，他们内心所想望的并非女人的身体，而是阿姨仔坐下来所带来的“做伴”之感：在那样的空间场景，与那般能听、能谈的人在一起，那是关于男人曾经被看见，甚或敏感地被看顾的记忆。
对男人和阿姨仔来说，即使初始联结关系的起心动念是缘于交易，但当交易的意念夹杂了彼此未必觉察到的额外的内在渴望时，男人在此间所意图以金钱换来的，既不是感官上的猎艳，也不是生理上的快意满足，而是他们未说出口的对“伴”的隐微渴望。
这些种种，让码头工人轻易地将因买卖而熟悉的阿姨仔划入“朋友”的领域，而宣称红灯户与茶店仔之间有着清楚的区别。在码头工作所框架出的特殊时空结构里，他们、码头上的同事及她们，三者共同汇聚出以“情感”为基底的工人社会关系网络，在基隆港口岸边、有别于当地居民，形成特殊的码头劳工情感样貌——彼此为伴。
作为一个男人：gau(6)
与李松茂在码头上相识几十年的林进益认为，“不知道同事老友家里发生什么事”是“很平常、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因为性别“先天上”就决定了男性之间的表达方式与关系形态。
女人比较喜欢问，可是我们男人和女人不一样，我们不会特别去问同事还是朋友发生什么事，因为“不关我的事”。觉得问，好像是人家的隐私，如果他想讲，自然就会讲，在聊天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知道。
林进益的表述显露出工人如何界定在同性相处中，“像个男人”的“理想”状态。此“自然”且“理想”的关系内涵，反映了这群男性工人在“一般”日常生活中如何往来，且界定出什么是男人之间可以谈论的适当话题。
直到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理解李正德，我才多少懂得为什么有次结束与王家龙的访谈后，他坚持要开车载我回步行距离不到15分钟的住所，并在短短几分钟里述说了一连串码头上与家里的烦心事。那是源自男人作为一位gau-lang（能人）所被形塑出的能说与不能说的生存姿态。
在码头当徒手工20多年的张富昌，相貌不特别出众，身上也没有丝毫轻佻味道，就像市街上可见的大部分男人一般。他自己和他身边的人，经历的都是熟悉的故事：
一开始也没想到最后会这样，我不是像有些人，娶细姨(7)是要展现自己有多gau的那种。在我刚读小学的时候，我爸就跟另一个阿姨在一起，那时候有一家很有名的茶店仔，我爸是那里的常客，他在那里认识阿姨。后来生了几个弟弟妹妹，他们就全家一起搬到外地去。我爸会寄钱回来，他觉得和我妈没有感情，因为我妈是童养媳，两个人感觉比较像兄妹，他和我妈生了我以后，就没有在一起。
像刚刚走出去的那个阿汉，他现在在一起的那个女朋友，也是茶店仔认识的，我们大家都认识，只是阿汉比我们更常去那家，可能觉得比较谈得来吧，就常常去。人是感情的动物，常去之后就有感情了，后来，他就离婚了。男人逢场作戏也就算了，一旦动感情，就出事了。我自己应该也算是这样。
阿亮应该算是张富昌所说要展现自己够gau的那种类型。阿亮、父亲，与长期专职家务的妻子及两个读高中的儿子同住于将近五十坪的居所，那是1980年代末阿亮还不到25岁，身兼货车司机与搬运工时靠积蓄买下的房。阿亮坐在自家客厅，严肃谈论着现在愈来愈低的货柜费率及不断攀升的油价，使他不得不想尽合法或非法的办法来增加收入。即使妻子就坐在一旁，他仍未加修饰、毫不隐讳地直说：
我太太在我初中的时候就跟我了，当我妈长脑瘤时，她抱着和我一样胖的妈妈去洗澡，我一辈子都不会对她大小声，她说要一个手表，我就买给她，16万的一只表。我年轻的时候有赚到钱，可是囝仔只会死存，不会转，那个不算有钱；我要是有钱，就去娶细姨，我绝对有这个观念，这样才代表我赚有钱，够gau。
阿亮直截了当的表达，反映了码头工人普遍上是如何联结家外关系与男性能力的。对码头工人来说，如果不是“因动感情而出事”，而是响应文化所界定的gau，那么细姨和夫妻关系就并不冲突，反而表现了男性的gau。愈多关系愈充分表现他能满足所处社会文化对于男性的范型想象，而使他得以在公私领域都被界定为一位有本事的男人。
每当工人谈到自身或周遭同事与家外女性的情感关系时，我所听到的通常无关乎法律或道德，而多以“七年之痒”“自然就认识了”“男人难免会这样”等自然发生的说法，来解释男人的家外关系。事实上，在这样的谈话气氛中，这种说法更像是作为男性是否够gau的表征。因此，普遍来说，在有两名以上男性的公开场合里，码头工人与家外女性的关系并非被回避的话题，反倒会被用以指认谁是有价值的男性。
文化情境建构了他们如何解释自身与家外女性关系的主要框架。因而，至少在普遍的公开论述中，对码头工人来说，身为够gau的人，要被讨论的，就不是他与家外女性的关系是否符合法律或道德，而是配偶响应丈夫家外亲密关系的方式是否适当，亦即想确保够gau的丈夫“是否在家”，端视妻子“聪明与否”。李正德的车队同事雄仔表面上谈的是外遇，但其实是说出码头男人对于女性的界定或期待的条件：
我爸也爱面子啊，我妈就是没IQ，EQ更不好，我爸本来可能每个星期一三五回来，结果被我妈赶出去了，他的女朋友也不能不收他啊，两个人就住在一起了。像我一个朋友的老婆很聪明，她知道先生的脾气，知道不能和他吵。她不吵、不明讲，这十几年来一直假装不知道他外头有小老婆，他就有愧于她，现在，四个老婆里面，她最大。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遇过，我太太很聪明，她发现后不哭不闹，她就是找我出去谈，约在咖啡厅谈。我那时年轻受不了哭闹，如果她那时候和我妈以前一样，我们应该早就分了。
在文化价值的支撑下，连同自1970年代左右孕育的丰富的家外情感网络，两者齐力将工人的生活世界自家庭内部拉离出来，另行在家外发展gau的表征，间接造成了家庭成员在“伴文化”中的不在场，也在他们当中形成一种特殊而明显的社会景象：家庭构成的多种不同样态。
根据田野期间所接触到的工人与他们所谈及亲友的家庭形态，我发现除了由夫妻及子女所构成的典型核心家庭，另有一种类型是：在1970—1980年代，工人搬离核心家庭与家外女性共居，子女则由婚姻关系仍存续或已离婚的（原）配偶或者夫的父母育养；工人在原家庭成了经常缺席或跑掉的父亲。其后，在1990年代末，一旦结束与家外女性的关系，大多数工人开始回到子女所在的家庭，成为返家或在家的父亲。
第三类家庭的成员又较前者复杂一些：在1970—1980年代，工人与原配偶离婚后留下婚生子女，原配偶迁出，家外女性以结婚或同居形式迁入。这名家外女性可能会带进自己前段婚姻或同居关系所育有的子女，日后也可能在此新的婚姻或同居关系里，再共同生育新生子女。因此，在1990年代末，此形态家庭的成员包括两名成年男女性、夫的父母，以及来自不同婚姻关系的子女。最后一种类型则是：工人主要与配偶、婚生子女及父母共居，但长期公开或隐秘地同时维持婚姻关系与婚外关系；有些工人在婚外关系中育有子女，便会支应其生活上的经济所需。
以上四种家庭构成原型，其他的家庭形态则多半是基于原型的延伸、混合，或在不同时期于不同类型之间游移。
基隆的轻生寻短数据，长年排在台湾各地的前两名。(8)然而，统计数据似乎没能清楚说出数字底下发生什么事、背后的人遭逢了什么。除了“茶店仔”，“自杀”是另一个工人私底下经常提及的词汇，(9)但对此通常不像聊到过往茶店仔经验时那般侃侃而谈，除了觉得自杀事件不光彩而不愿多谈，更常见的原因是：无从了解。对于身边所经历、听闻的男人寻短骤逝，我那群码头朋友最常表达的是，“平常就好好的，看不出有什么啊”的简要结论。这样的响应情景，总让我不禁想起李正德的“很难开口”，以及王家龙对“说”与“被听”的渴望。
一日下午，王家龙照例又以当地人的口吻，说要带我尝尝基隆人才知道的地道小吃。说是要吃东西，但依先前几次经验，我知道他想说点事，他总是先以食物为由头。我们坐在西岸一家卖新鲜渔获的骑楼小吃店的桌旁，他先谈起自己如何小心翼翼不在现任女友面前，脱口说出他的拿手菜其实是前任女友教的，接着便说他有些话一直不知道能对谁讲。他一边夹起面条慢慢放进嘴里，一边谈到很久没提起的过往，说话的声调不同于平日的洪亮有力。
关于自杀所遗留在码头内外的“无从得知”，很大部分源自文化赋予男性的性别想象与期待，所剪裁出的大众及亲人对于男性生命世界的有限理解，甚至曲解。王家龙和几名女友的关系，在他的同事看来，正代表着王家龙的gau。然而，对王家龙来说，那段看似已过去的“辉煌”历史，一直是他无从对人言说的痛处，并成为其生命场景中异常鲜明的特写。他所经历的是大部分旁人亲友无从真切得知，但却深刻且长时的经验世界，因而被归为特殊的个人事件。
只是，不管是李正德、阿亮还是王家龙，或者其他更多我尚未或不及实际接触的工人，他们看似述说着自己或他人的“个人”命运，其实他们与其他众多码头同事的生命世界，由始至终都一同被这座港口的历史所牵连——它曾经震天价响(10)，但从1990年代末开始，成了他们口中的“死港”。
王家龙的“躲”，除了涉及女人们所共构的“争”，事实上，更与他和其他桥式机底下的工人及货柜车司机，或者应该说基隆港城及台湾，所将面临的一场偌大改变有关。
他们都将卷入一个截然不同于gau的生命世界。
(1)古代女子的手帕为私密之物，手帕交指关系亲密的女性朋友。——编者
(2)之后我问李正德，他们是否曾带女性友人进入茶店仔。他说，早期常跑茶店仔时，自己没带过也没听说过，但这几年，有朋友会带自己的女友或太太一起去，只不过相较于我的呆愣，她们会流畅地加入聊天话题，也会和男人与阿姨仔一起举杯敬酒。
(3)意为难相处。——编者
(4)万里乡离这城不到20公里，源头有温泉，市街上大型温泉饭店和简易型泡澡间林立，后者在空地上以木板隔出一间间如浴室般的小间，内部通常只有莲蓬头、置衣架，以及水泥或石板材质、约两人大小的浴池。
(5)指能人。
(6)指有本事。
(7)指小老婆。
(8)在台湾例行人口统计报告中，基隆市有两个数值的排名极为显眼。自2004至2007年，基隆连续四年自杀率居于台湾各城镇之首，当中又以35—64岁男性最为突出。我在2012年年初，曾再次搜寻行政主管部门“主计处”所提供的网络资源，但未再有2008年之后的各县市自杀率比对指针，因而数据只引用到2007年。
(9)若不包括受访人从周遭新闻或朋友那儿听到的有关自杀的二手信息，在田野中，受访人提及“自己亲友”且“不知道原因”的自杀死亡例子，全数皆为男性，而他们通常会赋予女性自杀者较清晰的自杀理由。虽然关于女性自杀原因的公开论述未必反映事实，但男性和女性的相同行动确实在当地获得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述，也显示出旁人无从理解或臆测男性寻短的原因。
(10)形容声音响亮洪大。——编者
第四章
失格
我在2009年刚进基隆时，市街与海洋交界的那片区域，已是围上黄色塑料条的施工状态。几位熟识的码头工人告诉我，那里还只是一条简便的行人过道时，就是他们经常垂钓的地点之一。一个多月后，施工围栏拆掉了，成果是一片面积4950平方米、伫立于海面上、命名为“海洋广场”的观景平台。这座观景平台的兴建计划，源自2002年全台湾的发展计划中，设有一亿七千万经费的“观光客倍增计划——北部海岸旅游线”项目，其预期效益为“有效整合台北、淡水、北海岸、基隆、东北角海岸之旅游资源，使之成为大台北都会区近郊之国际海岸观光地区”。
当观光以下一波新产业的姿态，由政经力量主导进入基隆港城时，码头工人的生活世界随即安静、不受察觉而急速地被甩出码头。
安静的驱逐
在一个无雨的上午，我走进簇新的海洋广场，对由这个市街上最中心的位置望去，可看见什么样的城市景观感到好奇。往海上看过去，是我较熟悉的景象：东西两岸红艳艳的桥式机、稀稀落落的几艘货柜船，以及几栋较醒目的公务与商业大楼。转身背海望向市街，则是初到田野时所见的人车如潮景象，不过，另有其他主题进入视野。
各式大小不一、由不同材质构成的“Keelung”字样，成系列地从不同方向重复出现。在火车站正后方，当地旅游指南称为基隆地标的虎仔山山坡上，好莱坞式地高耸矗立着巨型字母“Keelung”。各种大中小字样的“Keelung”，搭配当地旅游指南上的景点绘像，如炮台、观音像、游艇、庙口等，随着每辆市公交车的蓝白色车体穿梭在各街口道上。
最后且最新颖的，便是我所站立的这片海洋广场上约两米高的“Keelung”七个字母，那既是夜里闪烁着不同色彩的LED灯，也是供游客使用的座椅。它的正面朝向海港，由市街看过去，是相反的字母；如果这并非误植而是有意识的安排，不难揣想当时竖立这七个字母时，默认的观看者是由海港外进入码头的国际邮轮及观光客。通过此类单一而频繁打造的七个英文字母，这座城市像是不断对着到访者宣称其新的身份与意象。
在广场平台已成形，但尚围着施工中的黄色塑料条时，便常看见广场上有人或站或坐，这些人大多是穿制服的初高中学生，或20至30余岁的年轻人，两两为伴或带着幼儿，男女皆有。
广场上另有一群人，与前者在某些特性上形成明显对比。这群人大半是40岁以上的中年男性，他们的穿着较像是出门到家附近办点事那般随意轻便，多半脚踩拖鞋，脚边放着各式塑料水桶或钓具，偶尔也放着含酒精或不含酒精的饮品。他们抽着烟，站在观景平台边缘，靠着栏杆手握钓竿，虽然眼望海港，但海平面上的浮标似乎更是他们视线的焦点。虽然我从未上前与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交谈，但他们的形象于我而言是如此熟悉，总让我联想到码头上的那群朋友。
基于穿着打扮、年龄、性别，以及在平台上从事的活动，我眼中的他们，是两个形成对比的群体。然而，就在广场落成几个月后，先前平台上的对比画面突然消失，活动人群的景象似乎“均质”了许多：人们眺望海港，身着轻便但多少搭配过的服装，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女性，两两相伴的长者，配有各式装备的自行车与骑士，骑着儿童三轮自行车或奔跑的孩童与陪伴者……再过不久，特别是在周末假日，广场上开始可见三五成群，架设大型拍摄器材的男性。他们大多戴上系有帽带的土色宽檐帽，穿着附有数个口袋的土色背心，长长的镜头直对着同一个方向；偶有几位跨过栅栏，站在平台边缘上。
原本成排的垂钓者不见了。除了那群拿着相机的男性，广场上还出现了之前没见过的新成员：身穿制服的警察，以及广场两端新竖立的塑钢制警示牌，上头写着禁止垂钓与罚款金额。(1)
有一回，趁着要从西岸到市街买录音笔的电池，我特意选在傍晚时分，于广场对街的车站下车，那是广场上最多当地人停留的时段。身穿制服的学生三三两两坐在那几座“Keelung”字母上，我上前简单自我介绍后，便和他们聊起对于禁止垂钓与罚款的看法。我从不同的对象得到了相似的回答：
“这个广场本来就是休闲用的，又不是钓鱼场。”
“要罚啊！罚很好啊！他们这些人钓鱼，影响到人家休闲。”
“重罚才会有效啦，就像酒驾一样，没有重罚，根本取缔不了……广场上钓鱼的那些人素质很不好……垃圾也不带走……很难看。”
几位中学生的回答恰巧如实反映了公众对“正当”休闲的界定——钓鱼活动被视为他者，等同于酒醉驾驶，使景观不好看，而被划分在“正当”的休闲活动之外；摄影活动则可归进“洁净”“正当”的休憩活动范畴，不是“使景观难看”的他者。摄影者与观景社群相同，在此进行政治正确的休憩活动。
城市通过空间的改变，决定了什么是政治正确的公共活动，谁是政治正确的市民，空间被安静地划分出了阶级。当基隆的码头从面向当地人转为迎向观光客，从接纳国际货柜船转为欢迎国际邮轮时，那群从观景平台上消失的垂钓中年男性或码头上的工人，从公共空间遭到驱离之后，会被放置到哪些空间？候工室、各式小吃摊，或铁路街仔？然而，这些地方还在吗？在这样空间置换的过程中，他们能否幸存下来？
挂断
就在海洋广场即将完工的七月下旬，通过张富昌的介绍，我跟着刚认识的阿宾从西岸出发，骑车经过海洋广场，沿着东岸码头在一艘三四层楼高的货船旁停下车。这艘船的货舱里装的是阿宾这星期的工作。
这是一艘目前较少见的杂货船，深达好几层的货舱装满了陶沙，预备送上岸后运往以陶器闻名的莺歌。阿宾将我介绍给工头后，便攀着简易梯子下到舱底。船舱底下站着阿宾和其他三位彼此并不相熟、打着赤膊的男人，他们手抓铁铲，将陶沙铲进吊车的吊箱内，满箱后再由岸边的吊车拉到大货车车斗里。40多岁、戴着塑料工程帽的工头正站在甲板上指挥着。我询问工头这几年码头上的变化，他指着空荡荡的岸边说：“看到港口里的桥式机没有？一枝枝都在打鸟，以前哪是这样，现在根本没船进来。”工头所说的“打鸟”，指的是没在运作的桥式机，那朝向天际的巨型红臂杆，就像是一枝枝等待猎狩鸟群的枪杆。
跨国经济活动迅速而自由地变更着它在全球市场的航线。20世纪的尾声，运输货柜化与装卸机器化带来了产业劳动形态的转变，而在资本主义追求更低成本，国际货柜船的航向随之改变，基隆在国际航线图上的位置被邻近港口所替代。台湾各个城镇都嗅见了经济生活的变化，只不过在基隆这个历史上曾经最靠近世界的接口，以及城里岸上的货柜车司机与苦力身上，可以更明显地看见全球经济市场挂断后的改变。基隆港城从1970年代延续到1990年代初的缤纷社会生活景象消失了，码头上的货船愈来愈少，打鸟的桥式机成为愈来愈鲜明的码头景象。基隆港城于1990年代末被挂断了与全球的联结。
港口民营化前，码头上尚未退休的装卸工人计有2700位左右。李松茂在民营化前于工会里任职，他解释工会干部之所以愿意与港务局合作，同意工会退出码头装卸作业的管理，将其交由各民营装卸公司承揽，与工会长期以来的管理方式致使财务困难浮现有关。
当时工会已经有自己的问题。1970年到1980年代的时候码头最好，每个月光是工会要发的工资就要一亿六七千万，工会资产就有四五亿。后来有工人开会时提出来：“留那么多钱干吗！”结果大家就在两年，以年终奖金的方式花光这些钱。两年的年终大概每人有二十万，大家不会想到发不出退休金的问题，都想入袋为安。后果就造成两年以后，工会没办法支付每个月将近十几位工人的退休金。
港务局要转民营，工会当然就顺水推舟。转民营港务局给的退休金，每个人拿到的比原本工会可以支付的还多出一百万，大家当然都同意。
当时有700多位未届退休年龄，且大多具备操作码头装卸机械能力的中年苦力，并不同意民营化，但工会干部最终以全体会员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少数服从多数”完成同意码头装卸业务民营化的决议。在民营化政策白热化之际，工会暗自庆幸及时为眼前的庞大财务压力脱困，却未顾及民营化意味着近3000位伙伴即将被驱出码头。
那些反对民营化的中生代大多在1970年代初进码头，他们经历了短暂的苦力年代，便于经济资本最充足的工人头家时代在这城里落户成家。当民营化政策出现时，这群中生代的下一代普遍都未成年。虽然他们通过和高雄、台中的码头工人串联，并结合地方民意代表，最终获得一笔资遣费，但对这群中年苦力来说，伴随民营化而来的是，他们即将在中壮年时期掉进工作未明的不确定年代。民营化时，林进益43岁，两个孩子正准备升中学，他惯常地以某种无可奈何的口吻说道：
码头刚开放的时候，大家都是茫茫渺渺，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港务局说保证你有头路(2)，说前半年装卸公司如果进来码头，就一定要任用原本码头工会的人。但是，那只是说给外行人听的。
如果你真的知道码头的情况，就会知道那只是一个安慰的说法，因为实际上装卸公司需要的人没有那么多，到最后真正可以留在码头的不到800，剩下将近2000人，那么多人马上就没有工作了。
我们的专业在外面没用，出去怎么办？像我们这种从小就在码头的，根本没有其他的谋生技能。我初中毕业就离开自己的家乡来这里工作，要我去哪里？我43岁被民营化，43岁什么都不行了，到外面去，什么都不是，你会的人家都不要。年轻的换跑道比较快，年纪大的也不要紧，因为囝仔都大了不用养什么家。可是我们怎么办？我们是最糟糕的，孩子都还小。
当初要进来的有十几家装卸公司，它们对码头不熟悉，每家公司就会委托一个人去码头找人，变成工人自己要随人找啊，你如果没人要就没头路了。
1999年码头民营化，原本的工人被析分成三群：自苦力年代即进入码头的老一代工人顺势退休；近800位的工人各自想办法找关系，分散进入各个码头装卸公司；最多的是近2000位不再少壮，仍未届退休之龄，却无法转进民间企业的码头工人，他们在被驱出码头后，与原有的同事朋友断了联结，少数人找到低技术门槛的工作，进大卖场或小区大楼当警卫，开出租车，到市场当起生手小贩等。然而，绝大多数都进入了异于以往的生活，看似待工实则无业的日常。
突然失去工作，意味着生活的失序与抽离。男人们所面临的不只是工作场景与收入的消失，更是日复一日地进入冗长的白天与黑夜，被截断了友伴往来与生活所在的生命世界。年近50岁，目前仍留在码头上的小吴说：
现在除非是同一期的装卸训练班同学又是同事，常常有机会碰到面，才有可能说有在联络，有什么事会找他，不然，下班后就很累了。和以前认识的人没什么机会联络，除非有事，像是前几天我们有一个同学过世了，大家才在他出殡那一天又聚在一起。
而留在民营企业的码头工人，收入已不及民营化前的一半。茶店仔里的码头工人愈来愈罕见，在小吃店里点的小菜也愈来愈少，为免去再也无法豪爽地替同桌朋友付掉不过几百块饭钱的尴尬，男人们不再成群结伙。码头工人，不再是铁路街仔或小吃店里“最有派头”的一大群客人。李松茂现在最常光顾的小吃摊老板给他取了“25五块”的外号，因为他每次的中餐都是25元的阳春面，不加点小菜。
工人们被集体卷入的，不只是由资本主义所形成的雇佣关系，还包括一段由文化价值信念所促成的意识转变过程。张富昌说：
我们工人从“高高在上”到“被人踩在地上”。以前码头工会时代，工人自己组工会，我们就是老板；现在不是，现在我们服务的是航商，航商是付钱的大爷，他说什么，你一定要先说好，不论你能不能做到。这都是环境训练出来的，没有适应期，就在1999年1月1日那天，就要调适好，就像物竞天择一样，你要在这里，你就是要忍耐。
民营化之前，张富昌在码头上开桥式机，那时驾驶桥式机在码头上是极受尊敬的专业工作。不过，后来桥式机随着国际货柜船离开而经常闲置，当基隆大张旗鼓地观光化，码头上开始偶尔出现巨型观光邮轮。对张富昌和其他码头工人而言，看着国际货柜船稀落的进港景况，他们不得不接受政经力量所建构的思考逻辑，相信“现代”观光才是这座港城得以与国际市场再度连接的点。只是在这个原本熟悉码头上的新连接点，是正值中壮年的他们怎么也跨不进去的陌生领域。
走后门，这是一定要的，就是看交情。有的公司没有货柜可以接，但也是有公司工作接得吓吓叫啊。每一家公司不一样，你公司有没有办法，有够力没够力差很多，就是有无本事、有力没力的问题。
然而，李正德所描述的仅是前台，他不曾意识到或习以为常略过的“其他”，才是将工人集体推出码头的那把舞台下的斧。不论货柜公司是否够gau，小规模的当地企业无法反转全球货柜船的航线。从前“货柜公司老板在码头上用现金抢货柜车，拜托货柜车载货”的时代已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排货柜车在码头上等货柜来”。
李正德与车队同事的聚会愈来愈少。货柜车司机在1980年代所连接上的“发展”线，快速地在1990年代末被挂断。在装卸工人与货柜车司机的经济资本相继消失之后，码头周边各式茶店仔、卡拉OK及小吃店所形成的人声鼎沸的景象也迅速随之退场。
这是清水嫂那时在摊子前，一边擦着餐车一边所说的“死港”。这是一段幡然改变的历史过程，改变的不只是码头工人的经济资本、城里的产业结构，及社会生活景象，还包括这群码头上的男人如何看待自己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关系里，这群码头工人清楚意识到：他们自身，连同过往的生活，在自己与其他同伴都还来不及察觉时，就已经一同被急速地甩出这个世界外。
李松茂是少数在1970、1980年代积极储蓄的工人。在码头工作四十几年，他老老实实地买了四栋房，其中一栋是因为老家长辈卖了祖产而特意在家乡买回的，其余三栋则是预备给三个儿子日后成家之用。几年前，他照例在春节期间带家人回家乡庙里祈求平安，那次得知有位长辈住院，他便到医院探望，就在医院里遇到了高中同学，同学是那家医院的专科医生。回基隆后，我们碰面聊起这趟回乡，在没有其他人的候工室里，他主动说起这件事，接着又说他想起不久前，到港口边的银行办事时，也恰巧遇见在行里任职经理的小学同学。
快70岁的李松茂轻轻缩了缩肩膀，对着自己比小指。那张长年日晒形成的黝黑脸上，双眼低垂，他露出惯有的腼腆笑容，说：
我是最差的。人家有社会地位，虽然我是这家公司的主管，但说到底，我就是工人而已。这只是一间私人装卸公司，一家小公司没赚多少钱，老板什么时候要收也不知道。我也不是公务员，如果我在公家机关管仓库，至少还可以说我在什么公家机关管仓库，可是到头来就只是工人而已。
人家说成家立业，我没有业。人家说我有存钱，帮三个小孩都买了房子，但那也只是尽我的本分而已，生活过得去，不算什么成就。所以那时候中部港口在招人，我就没有脸回去，因为回去也是做工人。
他说这些话时，仿佛他的现时处境完全源于自己，怪不了任何人，与跨国企业的极度逐利或当局的失格弃守全然无关；我听见他对自己及其生命世界暗自下了结论。李松茂对着自己比小指，说着这样的话的时候，是我在田野期间感到最难受的时刻。
然而，这并非单一而独特的时刻。李松茂重新诠释自己作为一名码头工人的叙事，与其他大部分码头工人在言谈中常不经意提及“我们工人”，所共同显露的是相似的知觉，那是集体下坠至底层，陷落而无以遁逃的失能（感）。
虽然他们口里说的总是“我们工人”，但实际上，当这群男人被推落时，深切身处其中的并不是“我们”，而是一只只的孤鸟。
孤身工人
2009年冬季某夜的凌晨三点，西岸二十一号码头附近只有三座桥式机正运作着。几座红黄色巨型探照灯，分别照着在岸上来回移动的桥式机、停泊在码头边的货柜船，以及一两辆各自在不同桥式机底下等着装卸货柜的货柜车。从车头来看，它们应该都是公司车，这些大货柜车和装卸工人的身影一样，在巨型桥式机底下显得极为迷你。
约十层楼高的桥式机吊绳，正移动到海平面的船舱上方，吊绳上的四个铁环分别吸扣住货柜箱的四个角，接着货柜箱被拉回陆地码头上空，由上而下铁箱对准卸在货柜车的货架上。此时，除了这几座正在运作的桥式机附近是通亮的，其他大部分没在运转的偌大码头，只剩昏暗的路灯兀自照着空旷的货柜车通行道路。
这个深夜，我再次跟着阿顺进了码头。除了每隔几分钟，货柜箱擦碰货架时的清脆金属撞击声，以及桥式机移动时发出的尖细警示音，整个码头是静寂的。不同于早期“红透半边天”的震天价响与通亮，“静”已是1990年代末以来，当地人对于这座港城的普遍印象，特别是对于码头上的男性工人和码头周边的小吃店来说，“静”更深地联结着死寂之感。
码头上，在一座探照灯光线可及的边缘处，停着一辆汽车和两辆摩托车。车辆与海岸间有三位男人或蹲或坐在系船缆的圆铁锥矮柱上，其中两位拿着钓竿，脚边各自放着几个简单的白色塑料桶，还有几瓶看不清是什么内容的铝罐，三人偶尔低声交谈。
阿顺和四位同事，是一座桥式机底下的一组工作人员，他们的年龄差不多在五六十岁之间。阿顺与其他同事的职务分别是司机与徒手工：一位司机负责开桥式机，另外四位徒手工则两两一组，一组上工、另一组休息。两位徒手工的工作位置在桥式机底下，开桥式机的同事即将把货柜箱卸在货柜车货架上的前几秒钟，分站在货柜车两侧的两位徒手工，需要快速将货柜箱底下用来卡进货柜车货架的四个扣环解开，让货柜车可以安固好柜子离开。
从货柜车开进桥式机底下，货柜箱卡进货柜车货架，到货柜车载柜子离开的这段重复流程里，同在路面上的徒手工或不同货柜车司机之间，几乎都没有交谈。偶尔，拿着对讲机的徒手工，会通过对讲机引导坐在十层楼高的桥式机驾驶座上，正弯着腰往下看的司机同事，前后调整柜子的位置。
从午夜十二点上工，阿顺和四位同事已在码头三个多小时。天空刚下起细雨，即使站在稍可挡雨的位置，十分钟左右，长裤也会半湿，但阿顺和他同在地面上的三位徒手工同事，没有人穿雨衣或雨鞋。对早期经年在雨中背负各种货物的苦力而言，这天的雨不算雨，况且，现在的工作内容大多是机械操作，晴或雨的气候对于徒手工的影响已不像早期那样。
在其中一段休息几十分钟的空档，另一组徒手工已站在工作位置。阿顺的同组同事正在桥式机另一头，倚着一旁的摩托车抽烟，他自己则在这一头查了查桥式机底下的装卸进度表，脸上带着一丝笑意说道：“今天的速度还不错，六点半左右应该就可以下班。”过几分钟，他的同组同事另外找了地方闭目休息，他则发动停在一旁的摩托车，打开车灯，独自骑车出了码头。
在人声鼎沸的1970年代初，码头上的工人共有6300余位。(3)在1980年代，不论晴雨的深夜，东西岸码头上的巨型探照灯全部开启，照着不间断进出港口的货柜船、一座座繁忙的桥式机，以及来回穿梭的一辆辆货柜车。整个港口码头上空照得通红，恍如不夜城，当时码头工人昵称此景为“红透半边天”。
我们到的时候，两家食摊的客人差不多都是三五位，彼此间并未交谈。这些客人应该全都是码头的装卸工人，他们穿戴着样式与阿顺穿的差不多的反光背心和工程帽，距离下一个交接班应该还有几小时，趁着中间的休息时段各自出码头填肚子。
在即将离开码头骑车回家前的几分钟，一向寡言的阿顺皱着眉头对我说了好些话：
以前机械如果弄坏，工会会负责，钱就是大家每个月薪水拨一点进公库，就是大家一起分摊风险。现在不一样，心态完全不一样，你是受雇者，弄坏了头家要赔，头家会不高兴，是老板有风险，他要负担啊。船公司现在最大，一有什么，就找你老板就好了，就说我明天货不给你装卸。大家都怕占到不好的位置，一出什么状况，是你个人要负责，是你自己的事。
即使相较于更多在民营化后失去工作的同事，这群留在桥式机底下的苦力仍有可三餐温饱的收入，但对于他们来说，这不是令人感到有尊严或富含生存感的日常情境。此变动过程不仅在意识上重塑了码头工人对自身价值的感知方式，亦全面实质改变了他们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这群男人之间的情谊首先自“彼此为伴”的情感文化中退场。工作之于人，成了阿顺口里一再说的“现在什么都没有”的苍白劳动。
在这样的世道下，人们变成“谁也顾不了谁”。我当时没想到因而没问的是：如果阿顺并非天性如此，那么他的寡言是否与这几年下来他所意会到的“大家都比较没感情，比较远了”有关？
现在，留在候工室的码头工人愈来愈少了。候工室里有时会有一两位正准备上工或刚下工的工人，在玩计算机上的接龙或魔方。偶尔有较多人的时候，会有人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烧泡茶桌上的水准备泡茶。但大部分的时候，偌大的候工室空无一人。相较于其他同事，李永发算是极少数较常留在候工室的人，他说：
当全球经济市场挂断了与这港的连接，原本港口所带动的产业盛景，随着货柜船的减少快速萧条，基隆不再是令上一代自豪的，能不断吸引外来人口的盛城。相反地，人口流动的方向已然改变，外来移民潮不再，而基隆城的年轻世代正在流向邻近城市。这整座港城就像是埋进地里，成了几十年来未被翻找出的时空胶囊，冻结在1990年代末。
由码头内的静寂工作情境，码头外围稀落的食摊小贩，以及铁路街仔等待客人的年长妇人所构成的这幅社会图像，描绘的正是1970年代由一群码头工人共同创造的公共空间，以及在当中发展出来的丰富情感网络，自1990年代末随着国际货柜船的离开，接连快速地消失。这个由总体社会生活、关系网络与自我意识所组构的时代情境，指涉的不只是因经济衰落而被公众（或说政经眼光）普遍界定的底层，还是更深层的码头工人“孤身”时代的开始。孤身不单指这群男性工人在码头上形单影只，事实上，码头外的世界才是推倒他们的最后一张骨牌。
失声父亲
饭局是在对讲机上就说定的，等回到码头停好车，同车队的司机就开始轮番在不同的茶店仔与小吃店里喝酒、聊天、划拳。那些因狭小而更显得挤满人的空间里，混杂了各式烟酒及热炒小菜的气味，充塞各种此起彼落的声音，如椅子挪动时摩擦地板的声音、开瓶盖声、碗筷杯盘轻触声，还有人们的交谈争论声、男男女女的戏谑嬉笑声、伴唱带放送的乐音、离开前的争相结账声。码头内是红透半边天的通亮，码头外则是热闹如白昼。
李正德撑着扶手从客厅的椅上起身，拿起车钥匙，停停走走下了楼梯，朝着巷口停车的地方缓缓走去。货船离港后，西岸遭弃置，他靠着远远的昏暗街灯前进，还没移动到那辆白色小车前，左膝就被路旁公所久未照料的花圃突出的铁钉划出血来，到医院缝了三针。
我只知道那天李正德想回车上拿的是自己以前戴过的眼镜。这位醉着的父亲，一心想要走回车上拿那副眼镜让儿子试试，或许那副眼镜多少能掩盖1990年代末之后，他身为父亲响应不了伸出手的儿子而落入的难堪。这种因不知如何是好而被钉住，以致无法自处的难堪，我曾在另一位码头工人身上见到。
王家龙目前和女友、女友与前夫所生的小孩三人同住。在前妻还没与现任男友同住前，他偶尔会到前妻的住处看两个儿子。王家龙告诉我，他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他到前妻家看儿子时，总是凑巧遇不上老大。直到有一次他站在阳台上等儿子下课，看到大儿子已走到公寓门口，正准备开锁上楼，瞥见王家龙停在一旁的车，旋即转身离开。
他向我解释：“至少这样就不会两人干坐在一起。”王家龙口里吐出的烟挡住了他的脸，我看不清这位几年前还游刃于码头内外的汉子说这话时是什么样的眼神和心理。只是我在王家龙和李正德的神情语气里，都看见了一位失措的父亲。
夜里李正德返回他与华容两个人的家，他安安静静地进了洗手间，华容在他走出洗手间时伸出双臂说：“老公，抱抱。”不同于以往总是直挺挺地没有反应，当下，他紧紧回抱华容，泪流满面。
那位父亲曾挺直腰杆暗自发誓：“就算穷，我也只穷我自己。”但在每日生活里，孩子无意间流露的表情、语言及动作，一次次将坐在餐桌前的那位男人打入赤裸裸的张皇失措里。(6)当李正德被“赶”出码头与茶店仔而成为“在家父亲”后，他每天晚上都用那几杯特意加了水的米酒，来回避与儿子共处时的静寂气氛及伴随而来的失能感：“加水，可以喝比较久一点。我喝一点酒，让自己有点醉，这样也比较不用去想说，不知道要和小孩说什么。”
工人在码头上直坠底层后，回归家庭又因失声而再深坠另一个他们从未想象过的境地。不同于早期偶尔浮现的生活不顺遂，此时迟迟未能改善的日常苦境，隐微却深植在这群返家男人的生命世界里，不只为他们带来困顿之感，更从根本上一再提醒他们的失能。
这幅孤身图像，不只是出于国际自由经济市场发生了变动，更是来自这群男性工人在家屋里无尽的静寂。王家龙租了四天的摩托车，如同李正德每晚喝的那杯酒水，表面上是男人意图转化父子共处时的安静，实则是试图按压住身为父亲内在最深沉的不知所措。
这是男人们再无出路且毫无转圜余地的集体陷落，他们落入了底层。新自由主义，这个许多人未曾听闻却早已弥漫在各人呼吸行止里的名字，在21世纪继续铺天盖地席卷各处。被遗忘在那城里码头岸上的，是一瓣瓣遭剥离的孤身，是一个个孤身而真实的死寂之所，那是一条无人闻问的人间失格之路。
(2)指个人的出路。——编者
(3)1972年，码头工人总数达6304位。但就现有资料，不确定该人数是否包含散苦力。
(4)基隆港两岸一处小吃摊聚集的地方。——编者。
(5)货柜车司机的财务支出，以往主要用于餐饮娱乐活动，但在收入锐减后，每个月固定给父母的家用、油资、维修费及货柜车的贷款，几乎占去他们八成以上的收入，若再加上之前养成的抽烟、吃槟榔等习惯的花费，可用的资金几乎所剩无几。
第五章
他们是我们
历史总以某种当代标准，标记出什么值得记载，什么不值一提。
如今，站在海洋广场望向海港时，清晰映入眼里的是东岸码头外高低错落的公务大楼和跨国连锁饭店，以及近得几乎是停在眼前的簇新国际邮轮。不知游客或居民是否同时注意到视觉上更深一点的背景：在国际邮轮后侧，离视线稍微远一点的海面上，有几十余座分别矗立在东西岸码头上的艳红巨型吊杆，那些巨大的吊杆大多向上朝了天，零星几座则平行于海面，旁边停靠着在其他城市不容易看到的偌大货船。
那一支支姿态相仿的巨型红物，在天气晴朗的时节，配着蓝黑得发亮的海面与白净的云层，对于住在海岛但在文化上并不被鼓励接近海的岛民而言，无疑充满了异域风情。在此情景中，不知人们是否会好奇地发问：那红色巨物底下，曾经上演着什么样的人生剧场？当那里还不是现在这副模样时，曾经站在码头岸上的是哪些人？如今他们去了哪里，正发生着什么事，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这些种种的改变，又是被什么样的力量给推拉出来的？
这些疑问的答案，因着历史之流的无声无影而显得空白。我在基隆港城记录下的有限文字，试图通过展露一群码头工人过去与现在的生活，来拉开历史上一道遭折压的无声隐沟，并摊开经济数值与人口统计数字(1)底下的立体图像：由1960年代末至今的世界经济版图、跨国供应链、货船、地方社会、文化，以及码头上的男性工人所共构的城市写真。
盼望借由让这群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姓名的男人现身，尽可能地照见现今仍在各处持续（被）生成的问题，或者催化出更多关于人及其所处世界的探问。
第一回合：与新自由主义的接连
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之际，人们焦虑着国际贸易线的转移。然而，一种名为“新自由主义”的存在，事实上早已嗅出各种资源所在，且积极搜觅低廉物力，恣意穿过了地球上的国家（地区）与地理界限。它跨越并建构着各国（地区）的政策，自由地在不同的历史时点，将不同的地方连同地方上的人们及其生活世界，“连接”上它所建置的跨国市场；并且，在不久之后的下一个时点，再将地方连同地方上的人们及其生活世界，“挂断”于全球市场之外。
1960年代末，将基隆港城与台湾连上全球经济市场的，是嗅着物产与低廉人力而来的跨境供应链。大船进港，代表的不只是货物的入岛与出岛，或改变了岛上的经济数值而已；一艘艘停泊在岸边的国际货船，同时将数以千计的少年与壮丁，从各自的家乡拉引集结到码头岸上。
跨境供应链建构出异于家人及码头外其他劳工的工作时段，加上当地特有的地理气候，共同框架出基隆码头工人的特殊时空。码头上一批批只身离乡入港的工人，被镶嵌在必须等候，不能走远的时空结构里，这使得他们不论自愿或非自愿，都集体在此内部发展关系网络，共同形成由工作与消遣形态所构成的日常，而隔绝于其家庭与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
1970年代机器逐渐替代人力，码头工作不再像以往那么耗费气力，各方货主寻求优先完成装卸，伴随人情请托而来的是物质上的额外津贴，码头外同事间的社会往来，以及餐饮娱乐场域中的丰富人际，这些现象都使得工人愈加活跃于码头内外。此时，工人从独身离乡背井，勤奋于生计养家，操持高耗体力劳动的苦力年代，进入工人头家时代的生活世界。
复杂多元的社会生活不只带来丰沛的物质与关系网络，一段段码头内外不同层次的日常关系与空间移动，还塑造了这群男性工人异常缤纷的社会生活，让他们拥有与苦力年代截然不同的历史感。国际货船所带来的富足的经济资本体验，被嫁接到文化情境所标榜的男性价值范型上——转移到各种关系间的“有本事”的感受。
这些男人在所处的层层多元关系里，浸身于日渐清晰且异于以往的生存感。这群异乡人，逐渐在陌生异地晋升为有能力的gau-lang，那是立基于游刃码头内外各种关系场景的处境意识与生活感。
国际货船不只为码头工人带来特殊的工作形态和消费习性，更与地方所蕴含的文化搓揉出男人以国际货船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以及看待自我的认知形式。当国际货船进港，码头上的男性工人——不只作为一名劳动者，也是身为一个人——便集体卷入全球市场的劳动在线，并在某个短暂历史时点的日常实景里连接上gau。
gau，这个由当地文化所建构与支撑的价值标准，意指“像个男人”。
“像个男人”与伴文化
跨境供应链所框架出的24小时不定时候工情境，以及当地雨多地稀人稠的环境，共同挤压出基隆码头工人的伴文化——由码头男性工人、同事及娱乐产业女性劳工所构成，自外于工人家庭的特殊情感网络。尽管伴文化的历史舞台是由国际货轮与地方环境所布置的特有时空结构搭架而成，但该情感样态最终得以形成却是由文化所致。
文化是一种日常情境，置身其中的大部分人们有意识地选择行动策略，使其符合社会文化价值；但更多的时候，人们下意识地在文化所设置的路径里，集体潜隐生成相似的观点与感受。这群基隆码头男性工人，便处于一种要“像个男人”的日常情境里。
“像个男人”不只是“像”而已，它框架出一个日常的理想样态，让男人在当中行动，以及思考如何形塑自身以成为“有价值”的男人，并依此过程及结果来时刻评价自己是否像个（理想）男人。“像个男人”在某特定历史节点，将码头工人拉进集体（被）建构的社会生活，让男人在码头内外各种关系与空间里，通过反复的金钱与关系的给予、接受、交换过程，感受与确认自己的能动性。
这里所说的“关系”并非人脉，不单指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或社会资本而建构的人际往来；“关系”是能动性的主要内涵。在各种关系与空间里，码头工人可以像个男人般给予、接受及交换，展现了文化所认定的理想男性应有的样貌；同时，在各层次日复一日的一段段关系里，一个个物理空间被男人实践转换为有意义与归属的所在。于是，工人得以在异乡城市生产出“自己的地方”，而内在对于“有所伴”的渴望也能在不同的关系与地方得到接应。
然而，文化也钳制了这群码头工人彼此的关系形态，甚而注定无以支撑他们生命历程中某些无法回避的时刻。“像个男人”界定了码头工人在日常里存在的形式，潜隐却强力地规定他们如何说、什么可以对谁说，以及什么不可以对谁说。“像个男人”在码头工人陷入苦闷或痛苦之际，像紧箍咒般掐住了他们既有关系的情感往来，闭塞了他们的所有出口，使得他们彼此间的日常情谊之网，无以承接生命中或大或小的不顺处境，注定了码头兄弟无法承载如李正德“很难开口，心里不好受”此类异于日常的生命陷落经验。
此普遍未被识见的情感文化，深刻而广泛地存在于男性劳工的主体经验中，牵动着他们的整体社会生活，是深层理解其生命世界的重要路径。当代码头工人情感文化的生成既来自内部，更是与外部环境包括全球政经及地方社会互动的结果。所谓劳工（次）文化，是主流文化的必然后果，当中包括了正向的适应面向，也涵盖了文化所连带的必然处境与苦难。
下一回合：挂断，但新自由主义留了下来
1990年代末，全球经济市场的自由主义，再次在世界地图的他方嗅见更庞大的利润，于是台湾地区在全球政经版图上的位置改变，国际货船驶离基隆港。跨境供应链的挂断，启动了当地社会生活的变化，快速地将数以千计的码头男性工人，从原本丰富的社会生活与关系网络，推落至截然不同的生命世界。
到了1990年代末，国际航线快速转移，国际货船相继离开台湾地区，当局开始紧抓新自由主义“企业利润更大化”的精神，试图“挽救”台湾在国际经济市场中的“有利”位阶。于是，循着“（人力）成本更小化、企业利润更大化”的逻辑，港口装卸作业民营化的政策让资本家取代工会获得码头上的支配权。
在民营公司的削价竞争下，装卸工人与货柜车司机立即成为跨境企业所宣称“薄利”时代的直接承受者。这不只是码头工人管理组织的改弦更张，更隐含着公务权责从这座港城的离场与缺席，而由资本家上场接手。新自由主义的思考逻辑成了唯一理性，原有政策对工人的最低薪资、合理工时、福利照顾等保障，被界定为资本主义的非合理成本，是自由经济市场的阻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大部分工人被迫离开码头，而留在码头上的工人薪资则削减大半，这不仅意味着码头工人整体经济条件的改变，进一步来说，新自由主义所打造的经济理性，更是重塑了码头上“合理”的工作情境：工人原本频繁的接触，以及群聚式的候工空间与活动，因讲求“效率”之故，被切割、净化成纯粹而孤立的工作单位。
这种改变不只重新剪裁了工人之间的互动形态，也截断了这群男人长期以来彼此为伴的情感之索，以未被察觉的偷渡姿态，将原本通过日常接触孕育发展的情感联结，替换成资本利益的理性经济计算。
码头上的改变是被触动的第一张骨牌，它启动了工人生命世界的接连翻转，以及当地总体社会的变迁。当工人的同性情谊成为第一个在码头上被剪弃的关系，接踵而来的便是延伸至码头外的伴文化的瓦解。
随着工人在码头上的情感联结与经济资本被削弱，原本依附于各式小吃店和茶店仔的日常关系与社会纽带，也逐渐从这群男性的日常生活退场，而他们与餐饮娱乐产业女性劳工之间的友伴关系，普遍上都无法再存续，致使伴文化就此解体。
接下来，在市场经济的思考逻辑与运作下，紧随在伴文化之后瓦解的是地方；城市地景的阶级化，更换了日常的生活空间。此空间的演化过程，并非由地方生态环境或社会文化情境的改变所生成，而是政经力量的再生产结果：通过界定空间该如何使用，以人们未察觉的方式，不断重复传送“谁才是空间合法用户”的信号。
停靠码头的国际邮轮、港边洁净且禁止垂钓的海洋观景台，以及愈形稀落的货柜船，共同宣告着这个城市面向（国际）观光客，而非面向当地居民。这座港都从丰富、多层次，当地人可自由伸展的有意义生活空间，演化为均质、碎裂，无关乎地方的观光景点。地方，不再是不同个体或群体可各自表述的异质空间，而成了垄断下均质化的公共空间。这是当局焦虑失去与全球经济市场的连接时，所思忖的响应表象问题的方式。
码头工人先是在码头上，被新自由主义逻辑划归到“世界”之外；继而无法支撑码头外的社会关系与空间，致使伴文化随之解体；最后，他们再因自身形象“不符合”国际观光意象，而被驱逐出可见的公共空间。简言之，这群码头工人自1970年代所建置的工作舞台、依文化情境所建构的社会空间与情感网络，以及在这座城市里原本有所属的地方，一一被新自由主义拆除瓦解。
地方协同全球市场，在极短的1990年代末到2000年初，大刀阔斧挥开已不为劳动市场所需的对象，将他们迅速替换成下一批站上历史舞台的新对象。这群被推下舞台的码头工人，不再是游刃于各种关系的gau-lang，他们翻落坠入关系与空间同遭剥除的“底层时代”，那不只是经济上的，更是文化上、生命世界里的某种相反于gau的真实底层。
劳工，既在隐喻上也在实际上被压扁为一枚枚“螺丝钉”，成了单由市场界定其价值的对象。各个对象因时因地由市场与资本主义模塑及招呼上场，并在日后等待被宣称不合时宜，“跟不上世界”，而理所当然地再次受到模塑或者即刻驱逐。这是由新自由主义驱动，连同地方文化所共构出来的运作结果：必然的集体陷落于底层。
无以为（男）人与苦难的形态
国际货船离港后，码头工人的生命世界持续翻转，文化情境所设置的生活处境依然存在，这一切与留下来的新自由主义，仍影响着这群男人思考、评价及感受其改变中的处境。
从196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码头工人从码头上到家屋内，从gau（文化意指的能人）到pínn-b-liàn(2)（文化意指的无能之人），意味着这不只是政经力量造成的生活空间移位，更是从码头内外各种关系节节退回家屋的生存感的变化。当码头工人被拉下劳动市场的舞台时，家屋——由亲缘所维系的稳定社会关系之所在——被想象成必然的接应者，是最终能使其幸免于难的场域及关系。
此类细微的日常家庭情境每日反复地宣告，这群男人不仅被逐出政经的历史舞台，在退守的家屋内也因无能与无力而成了无语的父亲和丈夫。随着码头内外各关系的层层剥落及各地方的处处消逝，码头工人意识到自己不仅不再能像个理想的男人，甚至根本无以响应对为父者“本分”的最低要求。这在文化上与心理上啃噬着他们作为（男）人的尊严。
对照以往杯光酒影和人声嘈杂的鲜明记忆，家屋内无所不在的静寂气息，再次将码头工人推落底层，那是令其无以分说的苦闷，而此苦闷在质量上异于苦力年代或工人头家时代偶发的不顺遂。从码头内外与家屋里的全面失能感，转变为失声的漫长苦境，摘除了码头工人自1960年代末以来于各种关系中所建立的价值感及能动性，进而翻转了他们对自己及其与世界关系的意识。
最终，当原本以为最不会动摇的亲子血缘，已不再可展现自己身为父亲的价值与能力时，他们自1960年代末所发展的社会生活情境就全然崩塌了，其中包括了经济条件、关系网络、精神内在，以及对自身gau的认知。在物质或意识层次、家庭外部或内部、经济或社会空间，码头工人被集体以毫无停顿的速度推向边陲，直至摔落坠底。这群男性劳工曾经因“像个男人”而得以为人，随着所有关系与地方的层层剥落，他们由“不像个男人”终至无以为人。
跨国供应链与地方社会的文化情境，在1990年代之前促成了男性劳工丰富的情感形态，却也在1990年代之后瓦解他们的情感网络，将他们推进失声之所。这群码头工人集体以“自己”的失能与无能，来诠释各地政策协同全球政经体系，而自由发生于各地、以无数连接与挂断精算移动所带来的苦难；原本由政经力量所塑造的集体现象，变为工人各自的孤身体验。
1960年代末至1990年代末的历史进程，表面上是国际货船带来了市场经济运作逻辑，但实际上，政策和地方社会的文化情境才是决定发展面貌的关键。前者，作为国际市场与地方社会的中介，决定了市场经济对劳工生命世界之影响的层面与程度，也决定着人们的生存感及其集体的坠落与否。然而，在这段历史里，地方、人们及其生活世界，被化约成可抛弃的对象及可计算的数字；当局以利伯维尔场之名，弃守了最基本的责任，将人民当作劳动物件般漠然弃置。
于是，可见的政策与社会福利介入，把需要改变的焦点简化且曲解为：改变劳工的工作态度、给予经济补助、培养其因应现代职场的新技能等，好将工人“提升”为符合新自由主义所需的人力或对象，从而“根本上”解决经济困难所导致的生活苦境。讽刺的是，上述的归因谬论，看似意图帮助工人从结构性失业里翻身，实则强化了问题结构的存在，将问题归咎于末端的个人，最终，这些方法非但未能解决问题，反而模糊了焦点。
这是一段由政经力量迅速重新定义码头工人彼此关系，再连同地方文化瓦解劳工情感文化的历史进程，更是工人改变对自身及世界的认知的过程。复杂的政经变迁先以可见的形式将他们钳压至底层，文化再接着以不可见的形式将其内在情感锁进死寂之所。
苦难的形态究竟是什么模样？苦难是否牵系着人如何界定自己？当工人对着自己比小指时，那代表着什么样的生命世界？工作之于个人，是否仅仅意味着获得一份报酬？当工人由“我们”被剥离成“我”时，这个“我”如果不是独立而是孤立，那又是什么样的人生处境？如今，基隆这座港城想善待的是谁？如果不是“底层”劳工，那会是白领或“中产阶级”吗？新自由主义所赋予的自由，到底是给“谁”的自由？
他们与我们
公众对于劳工的想象，大多来自就业、失业、薪资、生活水平此类经济统计数据，以及文字和影像所描绘的典型劳动身影，而这些所共构出的是“劳、苦、底层”的意象，即低技术、以辛苦劳动换取工资、处于单调贫乏生活情境的劳工图像。在此类图像里，自然有着描绘者对于劳工的同情与其他情感，但同时存在着想当然尔的叙事：劳工被想象或认定为特殊的、自外于主流、中产或精英阶级的群体；他们被视为贫乏的他者，其细致丰富且充满文化意义的生命世界遭到曲解；其“底层”状态被归因于工人在经济市场中不利的劳动条件。
此种过度化约的视野，对于国际政经力量所架设的时代背景视而不见，关键性地遗漏了社会历史在此间所施展的力道，使得码头劳工特有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情境，被化约成无差别、无历史性的劳工特性。末了，劳工集体的底层与苦境，便不证自明地被评断为无价值，并被拨入历史的隐沟里。
表面上，基隆码头工人确实不再为“现代”所需，但更真切来说，他们只是恰巧在该时代先被连接、后被挂断，那是新自由主义“理性”所带来的过程及必然结果。全球化的政经逻辑连同地方文化，深深掘出这群男性劳工的苦境，造就他们集体退无可退的位置。当地自2000年代初连年居高不下的男性自杀率也许部分揭示出，面对全球政经体系、当局及地方文化共同造就的社会变迁，决然离世成为这群码头工人所采取的沉默的回应行动；讽刺的是，该行动避免了社会冲突，成全了新舞台的完成，以及维系了连接与挂断变动历程中的稳定。
基隆港城是台湾及全球其他各地方社会的缩影，映现出在新自由主义下必然遭逢的苦境。紧随码头装卸工人之后，会有货柜车司机、中产阶级，以及更多群体的消失，这些劳工依序被界定为结构性失业，仅是跨国供应链在不同时点进出不同地方社会的结果；基隆港城与台湾其他地方的差别，不过是历史时序上的不同而已。在全球化的情境里，码头工人身上发生的故事，不会是单一、偶发、特殊的；那样的故事，会在不同的历史时点，以不同却相似的样貌发生。
今日，岛上各地惊人一致地朝向观光化发展。政策制定者放弃独立而深刻的思考，全然绕着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打转。台面上可见的总是某些新群体在历史舞台上活跃闪亮，然而，在“连接”之后的第二回合“挂断”下，新群体被集体挥赶下舞台的结局早已等待着。如同码头工人在1970及1980年代即将进入底层前的缤纷一样，此刻暂时的繁华掩盖了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重复上演的冷血戏码。
虽然这样的戏码和结局看似必然悲观，但基隆港城的过去与现在，实可照见不同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尽管国际经济市场引动灾难危机，但政策的制定与地方社会文化才是决定灾难的程度，甚至转化危机的关键机制。跨国供应链或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对地方社会造成影响，部分原因确实是外来政经力量的进入，然而，如何进入、造成什么影响及影响的程度，都取决于不同地方的文化与社会情境。
全球化正自由地在全球流动，地方总会与世界相遇，但地方社会的内部文化就像一道沟渠，可决定全球化如何流进地方。不同地方与当中的行动者，既可是宿命的继受者，亦能成为有思想与作为的行动主体。这样的能动主体，不再只是随从跻身于资本主义所界定的“现代”或“发展”之列，宿命地臣服于全球市场经济逻辑；相反地，此主体能决定如何独立于新自由主义的政经视野及文化情境，选择如何接受跨国供应链的离开，改写“连接与挂断”的必然结局。
然而，如果行动者未能看见文化于此间所扮演的关键作用，进而采用更大的视野来检视整个过程，并据以跳脱舞台、框架、价值信念，那么，在这个新自由主义所串起的价值世界里，基隆码头岸上的男性工人所展露的生命处境，将预示着绝大多数人的未来。
曾经，在那亮晃晃的码头岸上，工人们被一种置身其中而难以觉察的方式改变着，在国际货船驶离基隆港城的多年之后，当时被触动的生命世界，至今仍潜藏弥漫在那些年老苦力的胸口，成为一处处的静寂之所。
但，那些被同情怜悯的究竟是谁？又将会是谁？
(1)这里指的是本书序章中提到的自杀与失业数据。
(2)指变不出其他把戏。
后记
那城里城外的清水嫂与李正德
2010年12月，在西岸二十六号码头外那排坡上的一间屋宅。一个多小时前，清水嫂帮林清水洗了澡，喂丈夫吃了一碗加鱼肉熬煮的香菇粥。此时，她将丈夫搀扶到客厅那张专属于他的大藤椅，自己便在一旁的沙发上坐了下来。电视机正播放着时下流行的歌唱比赛节目，那是一周里她最期待的事。清水嫂喜欢唱歌，年轻时，只要听过一两次，她就能记得整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年纪大了以后，特别是丈夫中风住院那段期间，她一边摆食摊一边跑医院，总会在病房里唱歌给躺在床上的丈夫听，也会在凌晨独自于小屋内揉面皮时，唱歌鼓舞自己；偶尔，还会趁着唱悲伤的歌曲，偷偷流出泪来。
晚上八点多钟，清水嫂一边吃着当天早上没卖完的烧卖内馅拌着新鲜高丽菜所炒成的一人晚餐，一边盯着电视屏幕，用认真的表情和口吻说：“今天的参赛者表现特别好。”再以惯常清亮的声音，笑着问已愈来愈不太能开口的丈夫：“林先生，你有没有觉得很好听啊？有没有啊？”她用右手轻轻拍了拍那位老人的膝，然后回过头以孩子似的调皮表情对我说：“以前他都不回家，都去泡茶找女人，现在不会了啦。”
当歌唱节目进行到最后一轮的闽南语歌比赛时，距离清水嫂与她丈夫约十分钟步行距离的另一栋临街平房里，李正德和妻子华容正并肩坐在客厅的双人沙发座上。餐桌上还放着几样未收拾的碗盘，以及李正德那杯熟悉的酒水，他们正在看电视新闻。一会儿，妻子起身准备离开客厅。
李正德：你要去哪里？
妻子（从椅子上站起身）：我进房间啊。
李正德（轻轻压住妻子的肩膀）：你坐下来啦。
妻子：你要我陪你，可是电视也不会因为我更好看啊。
李正德：无（b），至少感觉嘛卡好。
清早与傍晚时分的港前纷闹街道，对照出港口与西岸的全时安静。虽然我在本书序章里说，码头上的男人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但事实上，我们跑的地方真的寥寥可数。通常，我的访谈和参与观察都是在他们上工或候工时进行，地点除了码头和候工室，剩下的就是各个小食摊和几位受访人的家，以及仅仅进了两次的茶店仔。
2009到2010年，我曾行走在这城里八个多月，但这座城却仿佛与我无关，就像基隆港城愈来愈与那群码头工人无关一般。是码头工人能去的少少几处地方——东西码头岸上、一间间简单阳春的候工室、一摊摊与一家家的食肆——接连起我与他们和这城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