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来清的相识是在他创办海口市龙华区“外来工之家”以后。这个活跃于南国海岛上的草根NGO吸引了我们的目光。本书附录的调研报告就是我们一个调研组在2004年多次南下实地调研的成果。因为这段缘由，来清这位优秀的NGO创业者成了我的朋友。前不久，我的一位学生捎来他的这本书，要我写个序言。捧读之后，确有许多感慨。我实在不敢为“老三届”写什么序言，但又不能薄了朋友的情，就此写几句感言奉上。
我够不上“老三届”，文化大革命时刚上小学。我是带着对大哥哥大姐姐们的景仰和羡慕之心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这本书，我也一直带着景仰之心捧读。尽管年代已久远，但作者惊人的记忆力所再现的那一个个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生动场景还是给了我许多的震撼。对于我们这些不曾亲历那段历史的人来说，我相信包括读者中的大多数，这本书所提供的是一段陌生而难以置信的故事，其中有荒唐，有离奇，更有不少无法理解的逻辑。不过细细想来，其实这是我们所不可企及的一代人的生活阅历，是专属他们那代人的历史，也是很少有人愿意揭开的时代之痛。来清用这种自传体的纪事形式，小心地揭开那段历史。他的故事固然属于自己，但那故事背后的年代却鲜明地注解着我们共有的时代之痛。而他的可贵之处是不仅写出了伤，且以当事人真实的笔触写出了经验、体会、感慨和无悔。这种大胆坦陈的心迹，不知道对于曾经历过那个特殊时代的同为“老三届”的人来说，该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来清的经历总归是个性的和传奇式的，没有几个人会从红司令到农民，到公社书记，再到草根NGO的创业者。然而他命运的跌宕起伏却代表了那一代人。其中，不乏悲歌与扼腕之处。是啊，假如文化大革命不曾发生甚或晚来哪怕几个月，来清或许会……但历史没有“或许”。命运注定来清要走这样的一条传奇的路。令我庆幸的是：或许正是这样一个不完美的命运之路，造就了南国海岛上一位优秀的草根NGO的创业者。
我祝来清和他的同代人——我的“老三届”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路走来无悔，更要一路走好、过好！
王名
2008年9月22日
（王名：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二
来清的大作，我认真看过了。看着这些文字描述，我记忆的闸门也仿佛打开了，好像又回到了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时候的我们：少年壮志，意气风发，激情飞扬……
命运，对我们这一代人，有太多的不公平；我们的人生，有着太多的遗憾，太多的无奈……尽管如此，当你回首往事，当你面对历史，面对后人，你依然可以大声地说：为这个时代，为我的人民，我奋斗了，我拼搏了，我无私地奉献出了我的热血和青春，我有着无悔的人生！
这，就足够了……
刘惠敏
2008年8月18日
（注：“老三届”海南侨中一位高才生、部队转业干部刘慧敏同学，看完本书初稿以后，曾有一段发自肺腑的留言，经其同意，特将之引以为“序”。）
前言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的词典上出现一个新名词——“老三届”。1966、1967、19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合称“老三届”，这一代人见证了中华民族一段特殊的历史。他们品尝过“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味道，呼吸过广阔天地的新鲜空气；他们历经磨难和艰辛，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度过了宝贵的青春岁月。如今，这一代人开始一批接着一批地步入退休行列，可是，他们人退心不退，他们在深深地反思：长身体时，碰到“粮食紧张”；想读书时，碰到“文化大革命”；想工作时，碰到“上山下乡”；想进步时，碰到“秋后算账”；想生孩子时，碰到“计划生育”；儿女上大学时，碰到“双亲下岗”；想冲刺时，碰到“划线离岗”……一辈子碰来碰去，怎么老是碰到“倒霉运”？人们不禁要问：“老三届”到底惹了谁？其实，在一定的条件下，坏事往往向着它的反面转化——正是一次又一次的时代性的“倒霉运”，正是无数次的“灾”和“难”，将“老三届”千锤百炼，终于铸造成坚实、管用、敢开拓、能创新并富有时代责任感的一代娇子！
“老三届”虽然历经坎坷，心中却始终充满正气、希望和进取。“老三届”是特殊的一代，史无前例的一代，也是难得的一代。他们是一直对社会、对民族高度负责的一代人。他们正在追忆中看着社会，在反思中看着民族，在观察中寄予希望，希望“老三届”的种子在祖国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希望社会越来越和谐，希望民族越来越兴旺。
在这特殊一代的人群中，我的经历尤为特殊。我不是什么高官富豪，亦不是社会名流，但我的传奇经历在“老三届”中格外引人注目，发人深思。
我的外号叫“二公”，而今天要唱的就是“二公二部曲”：滚滚红尘，步步艰辛。
1966年“动乱”之初，在祖国的宝岛上，在海口市委的主持下，在第一个红卫兵司令部里，我当选为红卫兵司令。1966年国庆节，以红卫兵代表的身份，我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在西一台，与红军战士张思德的母亲和海军战斗英雄麦贤德坐在一起，参加国庆观礼，当晚还在金水桥边，握过毛主席的手；1968年春天，以红卫兵司令的身份，与海南有关群众组织领导人一起，我乘坐着周恩来总理派来的专机，从海口到北京，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人民大会堂，我又一次近距离地见到毛主席；1998年夏季，以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工作者的身份，与87位全国先进工作者一起，在中南海，我参加由中央领导主持的座谈会。
我这个偏僻乡村的穷家孩子，从农村到城市，从学校到社会，从天安门观礼台到人民大会堂，再到中南海；从“动乱”的岁月到改革开放的年代，从红卫兵司令到公社党委书记，再到区综治办主任。几十年来，从小到大，读中学、大学时，我曾当学生会主席；在农村，曾当生产队长，大队团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在工厂，曾当厂长；在检察机关，曾当检察官；在宾馆酒店，曾当总经理室经理、党总支书记；在艺术公司，曾当老总；最后一站，在海口市龙华区，曾当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区综治委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这行那业，这山那水，坎坎坷坷，在实践的课堂里，在风口中，在浪尖上，我一直在摸爬滚打。我曾创办全国第一家“外来工之家”，为外来工解决居住、就业问题，并荣获“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最高奖——优胜奖，曾创建全国第一家“外来工管理协会”，与欧盟驻华代表团合作，为外来工提供有质量的维权服务，也曾与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合作，实施过多个环保项目，为生态平衡流过汗水。
我这一生，在大海里游泳，喝过水；在征途中拼搏，摔过跤；在脑海里思考，留过回忆。那个回忆，含有特殊的味道……
我属仕途中的硬性人，常常认理不认官，只要碰到有人强词夺理，以官压人，就不问官大官小，不顾上下关系，当面就争，当场就论，非赢不可。结果再赢也是输，赢越多输越惨。所以，我无数次地捧着群众送给的“先进”、“优秀”的大红花，甚至戴着“省部级劳模”的大红帽，却在领导安排的“正科级”位置上原地踏步35年，在“正科级”交椅上一直坐到椅破人退休。好在如今问心无愧，人心不累，意志不退。
我的人生时时在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我的仕途步步在凸显着时代的烙印。我的精力曾在不同的岗位上散发着光和热，我的心血曾倾注于平民百姓、弱势群体。我觉得，人生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官大小，钱多少，而在于一生的拼搏力度有多大，奋斗精神有多少；在于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为百姓的付出有多少。
由于本人文化水平和文学素养局限，本书的文字较为平白、浅俗，难以让读者享受太多的美感，实为抱歉。然而，本书所涉及的人与事千真万确，没有丝毫矫饰或掺假，也许从这些真实的故事中，您能感悟出时代的特色和人生的真谛。本人殷切地期待读者对本书提出批评、指正，当致无尚谢忱。
滚滚红尘（上篇）
——从红卫兵司令到公社党委书记
我曾是大潮中一粒幸运的沙子，随着潮水的上涌也浮出了水面；后来潮退了，我就在沙滩上平静地看着曾经汹涌过的大海。
1966年5月16日，党中央发表了“5·16”通知，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那场大革命，人们称之为“大动乱”。
“动乱”，是一场举国上下开展的，男女老少都参加的，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动乱”，是时而被誉之为“好得很”，时而又被斥之为“糟得很”的运动。这场运动，是一个政治大舞台，各式各样的“演员”都在那个舞台上表演得淋漓尽致。这场运动，对于大多数人是一种茫然，人们被许许多多突如其来的事件搞得晕头转向，糊里糊涂地跟着潮流走来走去。这场运动，对于少数人是一个机会，有人在大乱中伺机报复，有人在官场上乘机爆发，也有人在武斗中人亡家破。
在“动乱”中，我曾被推举为“文革主任”、“红卫兵司令”，经历过“动乱”的前前后后，目睹过“动乱”中的是是非非，品尝过“动乱”的甜酸苦辣。
“动乱”至今已过40年了，当年十七八岁风华正茂、激扬文字的一代红卫兵，大多数已两鬓斑白，英雄迟暮，成了五六十岁的半大老头，到了退休的年龄。每每回忆起自己逝去的青春和激情时，我的心灵一次次被欢乐和痛苦所吞噬，不知不觉地对“动乱”进行反思，思想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曾经走过的路上来回地奔跑，对于过去所经历的事情，特别是10年“动乱”，总有一种如鲠在喉，想一吐为快的迫切感。
第一章中学时光母校情怀
1960年，我从文昌老家偏僻的乡村小学，考上广东海南侨中。那是很露脸的一件事。全村的老老少少，都为我高兴和自豪。家乡的小学也跟着沾光。他们可以在翁田镇，甚至在县里面为此事扬名。乡亲们夸我会读书，有才调，将来能成大事。从乡村的小学考上海南数一数二的广东省重点中学，是多少农家学子梦寐以求的啊！
可就在临考试前，家里出了一件大事，我差一点就不能参加考试，错过上侨中的机会。也正是这件事，让我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从而一直激励着我发奋读书。
那是临考试前一个月，我们全公社的小学毕业生都到离我家十几里路远的叫“下田坡”的一座早期驻军留下来的兵营里集中复习，公社召集了辖区内许多优秀的老师对我们进行强化培训，以期让每位学子都能考出水平，考上好的学校。离考试只剩下几天的时候，我们的学习进入白热化的冲刺阶段。那天，也是普普通通的一天，我与往常一样全心全意投入学习之中，突然，我堂伯带着我妹妹哭哭啼啼地到“下田坡”的兵营来找我，说妈妈得了急病，已经被抬到祖屋的大厅里放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一下子把我吓懵了。农村的人都知道，病人被抬到祖屋大厅里，就意味着已到了弥留阶段，等待着寿终正寝了。我头脑里顿时一片空白，什么复习、考试、升学等等都一股脑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整个大脑里整个心灵中只有妈妈，眼前不断浮现出妈妈那虽然饱经沧桑却善良慈祥的面容，那虽然瘦小贫弱却坚强挺直的身躯，那虽然历经穷苦磨难却不屈不挠的神态，那为了儿女能多吃上一口饭而自己宁可忍饥挨饿的情景。世界上有很多种爱，但没有一种比得上母爱的。
我顾不了许多，拉着堂伯和妹妹就准备往家走，这时，负责整个复习班的翁田学区主任拦住了我，劝说我留下来，说那些事情大人们会处理好，说我要是走了怕赶不回来参加考试，会误了前途。很多老师也来劝我，说复习班里我的成绩是数一数二的，要是误了考试，那太可惜了。老师们的好心好意，我领了，但我仍坚持要回家。我对老师们说：“我虽然年纪还小，但我懂得‘百事孝为大，百行孝为先，百情孝为重，百善孝为最’的道理，孝道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美德，为人儿女对父母必须尽恭敬侍奉的义务。我是家里的大儿子，现在妈妈已到了生死关头，我必须尽快回到她的身旁。”
我和堂伯和妹妹三人一路小跑赶回家里。一进祖屋大厅，只见妈妈头朝北脚朝南在大厅正中间躺着，我一下子就扑进妈妈的怀里，我听见妈妈一直在叫着我的名字，我也不停地呼喊着妈妈。世界上有一种最动听的声音：是母亲对儿女的呼唤，是儿女对母亲的呼唤。我感到妈妈的身体还是温热的，还在不断地蠕动，在她最需要儿女安慰的时候，我就在她的身旁，我与妈妈血肉相联，心灵相通。
也许是我的孝心感动了上天，也许是穷人命硬，阎罗王招她不去，妈妈逐渐苏醒了过来。村子里乡亲们凑了些钱请来了方圆几十里有名的郎中，经诊断后吃了药妈妈总算脱离了险境，活过来了。我一直在家陪伴着妈妈，端水喂饭，以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尽儿女的义务和孝道。因为儿女尽孝，妈妈恢复得很快，可是因为家里穷，买不起什么好吃的东西来滋补，身体仍然很虚弱，但她头脑却十分清醒，他知道再过两天我就要考学了，硬逼着我赶回去，还鼓励我一定要考出好成绩来。我在妹妹们一再表态照顾好妈妈的情况下，赶回公社参加考学。
虽然缺席了好几天的复习，但因为我原来的学习好，基础打得牢，功底仍然厚实，这难不倒我。这几天虽然劳累忙碌，但我尽了孝道，妈妈身体好转了，我心里感到宽慰，妈妈与死神搏斗的顽强意志鼓励着我，特别是经过这件大事，我更加认识到读书的重要。在考试中，我发挥了水平，考上了海南侨中。
我穿上新的白衣蓝裤，妈妈也穿上平时过年过节或走亲戚吃“亲家”才穿的那套白底浅蓝斜条的衣服，一根扁担两个箩筐挑着我上学的行李，我们母子俩就踏上了将近10公里的征途。待我们匆匆地赶到翁田车站时，四周万籁俱寂，车站的大门还没开，班车正停在车站门口，一切都还在睡梦之中。我知道我们是来早了，我从车站开着的窗口朝里面看了看，大钟正指着一点半钟，但我们一点也不后悔，早一点总是比晚一点要好，起码不会漏车。
我们母子俩就在车站门口席地而坐，妈妈让我把背靠在她的背上，叫我合上眼再睡一会儿，而她却把身子往前弯着，以便让我躺得更舒服些。为了让儿子好过些，为了让儿子舒服些，母亲宁愿默默地心甘情愿地承受一切。
令我终生难忘的是，我坐在班车上看着母亲，母亲站在班车旁望着我，突然，汽车发动机启动的轰轰声音，顿时勾起母子俩的阵阵心酸，此时母子俩泪流满面，招手不停，心里在说：再见，再见……我想，这就是母爱，这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母爱。这种爱，只有母亲能够给予。
我的家乡文昌，素来注重文化教育，乡风民俗很看重读书。“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种理念，早就深入到了文昌人的骨髓。村民不论如何贫穷，那怕是家里省吃俭用，乃至父辈们半饿不饱，也要让子女读书。他们把这看成是家中的第一要事。因为读书的人多，识字的人多，出外做事的人也就特别多。外出的人多，带回的新思想，新见识就多。乡村的文明风气，自然日趋盛行起来。久而久之，便成为闻名遐迩的“文化教育之乡”。
文昌清澜港白土尾村建有“文笔塔”，铺前港七星岭的主峰建有“斗炳塔”。这些古塔，寄托了家乡的先人为激励后人登高望远，艰苦求学，攀登更高的文化层次，促进文昌整体文化的兴旺发达的美好心愿。
家乡的人文是令人骄傲的，家乡的教育是令人自豪的。作为文昌人，我自然也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离开家乡而开始中学生涯的。
记得新生报名的那天，当侨中的大门映入我的眼帘时，只见两根高大笔直的方形柱子，分别耸立在校道入口的左右两侧，庄严而神圣；宽阔的校道，绿树掩映，爽朗宜人……这一切不禁令我心潮澎湃，流连许久。那种全新的感觉和涤人的舒坦，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顿时一种积极进取的欲望在心里升腾，一种努力奋进的力量在胸中涌动……
广东海南华侨中学，是广东省的重点中学，也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学校，是在硝烟弥漫的抗战中诞生的。它最早是由创办于1938年秋的云南昆明私立育侨中学，创办于1939年的云南宝山的侨一中，以及创办于1941年的四川江津的华侨二中合并、重组而发展起来的。1946年秋，它从四川搬迁来海南海口，次年正式命名为“国立第一侨民中学”。奉命接收位于海口金刚岭上的原日本海军第七基地海南设施部为校址，校园总面积500多亩。1950年海南解放后，首次易名：广东海南华侨中学；“文革”初期第二次易名：广东海南人民中学；“文革”后期，第三次易名：海口市第五中学；海南建省后，由于行政建制以及辖属的变化，不再冠以“广东”二字，再次易名：海南华侨中学。
侨中矗立于海口湾畔的金刚岭上，居高临下，北望琼州海峡，烟波浩渺，尽收眼底；南临海秀大道，交通便捷；东边虽与市区有一街之隔，但倒也是闹中取静；往西远眺，位于南国之滨的秀英港，依稀可见。校园常年绿树环抱，景色宜人，风光独特，自得一方风水一片宁静。侨中虽说是海口市管辖的学校，因为是省重点，又有华侨的背景，所以多年来尽管都是在全海南范围内招生，但是对海内外的华侨子女却格外关照。
众所周知，海南侨中，是海南广大的华侨用心血凝聚而成的。早在宋朝末年，祖国大陆的先民，就凭借着过人胆识和一叶风帆，到海外去谋生和打拼。至明朝时，已逐渐形成了一个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的华侨群体。广大华侨虽然离乡背井，却始终不忘根本，时刻都与祖国同命运共荣辱，时刻都牵挂着家乡的山山水水，惦记着家乡的亲人和同胞，关心着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海南侨中的创立与发展，就是这样一直得到海外华侨的鼎力相助。
不曾想到的是，过了“国语”关，却又面临“俄语”攻坚战。由于当时国际形势的影响和国内政治的需要，我们“五年制”的班级，学的是俄语，那种难度就可想而知了。我虽然算不上很聪明，但天生不怕困难；越是碰到困难，我劲头就憋得越足。我又拿出闯国语关的架势，登门求教，不耻下问，不断攻坚，终于打开俄语的大门，一步一步地走向自由王国，成为俄语读写的佼佼者。
在突破了“国语”和“俄语”两个语言难关以后，我就不再满足于其他功课一直处于中游的状态。我们班有一位同学叫许怀升，天资聪慧，他的各科成绩常常在全班、全年级，甚至全市名列前茅。天生“不服输”的性格，驱使着我向更高的目标冲刺：一定要赶上他！那年暑假开始后，我和许多农家子弟一样，从城市回到乡村。假期，对于春秋苦读的学子来说，犹如出笼的鸟儿，是最自由最惬意的时光。可我于这般自由和惬意，有着自己的理解。我想学子的自由，是在知识的海洋里游弋；学子的惬意，是在学问的宫殿里探索。尽管老家的同龄伙伴们常常上门来，要我结伴到野外去罗鸟、捕鱼或玩游戏，却都被我婉言谢绝。我甘当寂寞，不但将上学期的主课重温一遍，还向高年级的学生借来他们的课本，进行预习，碰到实在弄不懂的，就记下来。这种笨鸟先飞的方法，使我一步步达至心中的目标。那个学期，在多次测验、考试中，我和许怀升几乎难分高低，往往是他99分、我98分，当然也有时俩人都满分。
岁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工夫，到了1963年的夏季，紧张的初中学习生活结束了，每个同学都面临着就读高中学校的抉择。也许出自于我对侨中众多良师的崇拜与钦佩，也许因为我刚跨入中学就与侨中结缘，也许由于舍不得曾经三年朝夕相处的寒窗好友，也许是因为校园里那么些熟悉而割舍不得的一草一木，在报考高中的三个志愿栏里，我断然工工整整地写上“侨中”二字。那一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被母校录取，并被挑选在重点班，开始了我的高中生涯……
我从小喜欢观看硝烟弥漫的影片，从小羡慕和景仰部队的火热生活，从小就有当兵的志向。解放军的高大形象，可以说深深地扎在我的心底。我想，如果能把部队“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带到学校来，对学校的面貌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对学生的精神将会发生怎样的影响呢？相信一定会令人耳目一新的。于是，我专门带领全校各班级团支书、班长，到侨中隔壁的海南军区通讯营参观学习，请大兵叔叔教我们队列操作和整理内务。回来以后，全校各班级以惊人的速度学会两条：一是全校各班同学每天起床后，都像解放军一样，将自己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方方正正的；二是每天往返宿舍区与教室区时，全校各班同学全部列队、唱歌。每天，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回荡在辽阔的校园上空。若是不知情的人们，还以为这里是军营所在呢。这种新的生活方式，造就了同学昂扬向上的性格，增强了同学的集体观念，培养了同学严肃活泼的作风，使同学得到德智体全面的发展……
在全市各中学的各种比赛中，包括学习、文娱、体育、劳动等，侨中常常名列前茅。当年学生会组织的文工团，在名师王可夫的精心指导下，在海口戏院演出的《小东方红》，不仅在全市比赛获第一名，而且享誉全岛。对此，海口市委、海南区党委领导都给予很高的评价。教导主任黄纯精曾对我说：“在侨中呆了这么多年，我看你这一届学生会是最活跃，最富有特色，干得最好的。”
学生会主席的工作，使我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能力，磨炼了意志，增强了才干，加深了与同学们的感情，密切了与校内外的关系，树立了在学生中的威望。所有这一切，让我这一生受益无穷。
母校的情怀是永远割舍不得的。8年的侨中生涯，让我终身难忘。侨中像母亲一样，让我在她的怀抱中享受温暖，吸取营养；像摇篮一样，让我在那里开始人生，萌生思想；像人生起跑线一样，让我在那里迈开人生第一步，坚实的第一步。可是，在我刚要迈开第二步时，一场暴风雨迎面而来……
1966年，是风云激荡、变幻莫测的一年。我们已经考完了毕业试，即将结束6年的中学生活，准备高考，这时的我正面临着一次影响终生的选择和考验。古老的中国，虽然已经结束了长达千百年的旧的科举制度，但其影响却是那样源远流长。“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依然像臭豆腐一般，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却很香。金榜题名，登科入室，是多少寒窗学子的夙愿。一旦上了大学，而后便可入仕，便可成为领取俸禄的人。要是运气好，遇上伯乐，还能施展才华，实现抱负，报效祖国与民族，那该多好，多么令人向往啊！
按当时的条件，我属保送生。哲学是人民大学的强项，我对哲学素来情有独钟。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这是我多年的理想。可是，中国“动乱”了，我的大学梦想也随之破灭了。
第二章动乱初起静观其变
发动学生，参加“四大”，引上“舞台”，这是“动乱”序幕……
1966年，北京的春天是那样清新迷人，但批判“三家村”的浪潮却一浪高过一浪，而且字里行间充满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似乎预示着一场政治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5·16通知）。
《通知》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指出：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通知》强调：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通知》表明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5月18日，林彪发表谈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于是，个人崇拜在那个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逐渐盛行。
从1963年起，毛主席就认为中国存在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并且已经掌握了基层一大部分权力。到了1964年，他认为搞“四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他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不搞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会腐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下决心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掌控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
5月25日，在北京大学的一个饭堂的墙上，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革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署名是以聂元梓为首的7名北大青年教师和学生。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是北大校长、党委书记。大字报揭发北大领导对开展文化革命按兵不动，思想抵触，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批判上去；压制群众，不准群众革命，致使北大校园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北京大学是中国第一流的高等学府，这里人才辈出，学者名流云集于此。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是从这里点燃了第一把火炬。北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
6月1日，毛主席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上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当晚八时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
形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党支部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
由于琼州海峡的阻隔，也因为当时交通、电讯落后的原因，在中国的历次运动中，海南总是要迟到几步，慢来几拍。但北京乃至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的革命热情也同样激发了海南侨中的广大师生。
6月初，学校领导召开全校大会，宣读了上级指示：停课两个星期，开展文化革命。
宁静的校园开始骚动起来了，教学区的学习园地专栏上出现了大字报。同学们在全国各大中学校革命形势的鼓动下，在北大师生革命热情的激励下，早已把学习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大字报很快在学校形成高潮，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在此之前，同学们还在课堂里紧张地学习知识，还在操场上刻苦地锻炼身体，学校还一派“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景象，谁会想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正统治着学校，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人还在，心不死，还隐藏在我们周围？
学校专门开辟了大字报专栏，但根本不够用。墙壁、走廊贴满了大字报，最后只能在食堂里牵上绳子，形成许多空间。同学们每天的功课就是看大字报，议论大字报，写大字报，张贴大字报，革命的行动压倒了一切。但大字报的矛头多是针对个别老师、员工，内容则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不痛不痒的小过失、小毛病之类的事情。那时的大字报只是凑篇幅，数量很多，但没有什么要紧的东西。
6月7日，几天来虽然骚动但还算平静的校园突然爆发了。初二（1）学生邓同贤，发现他曾借给周见庭老师的一本《毛主席语录》扉页的毛主席像的“眼睛”有两个小孔，像是被人用针扎过。他马上跟班上的同学说：“这肯定是周见庭干的”。一下子，就像点燃了炸药包，全班同学义愤填膺，怒火冲天，根本不去辨别这事情的真伪和缘由，立马成群结队地冲到周见庭老师的宿舍，把周当成反对毛主席的“牛鬼蛇神”抓了出来，戴上高帽，写上“打倒牛鬼蛇神周见庭”的字样，拉着周老师在校园里游斗。这比在大字报上被批判严重得多，大字报使你声名狼藉，而戴高帽游校则使你当众出丑，当面蒙羞。当时的情形，同学们的情绪急剧地膨胀着、躁动着，一颗小小的火星也能引起爆炸。他们这一闹，就像点燃了一根导火线，很快，许多低年级的同学骤然像中了邪，肾上腺素剧增，一种青春的激情和被压抑情绪的混合物犹如一枚炸弹在这些青少年的体内爆炸，忽然产生一股迅猛的冲击波，以剧烈的力量向四周扩散，使他们纷纷加入了批斗周老师的行列。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感到非常突然。周老师是我们的政治老师，广东客家人，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是学校里思想较进步的老师，平时他既教书又教人。在我与他接触的过程中，感觉他对共产党、对毛主席的感情是很深的，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怎么一夜之间他变成“反革命”了？再说那《毛主席语录》本上毛主席像的事，也没有经过什么技术鉴定，能确认是他干的吗？
我出身贫农，又是烈属、革命堡垒户，父亲是共产党员，我对毛主席怀着深厚的感情。我很喜欢看关于毛主席的书籍，由衷地敬佩毛主席的革命经历、坚定意志、辨证思维、政治胆略、军事才华、渊博学识、写作艺术。因此，听说有人用针扎毛主席画像的事情后，我气愤难忍，就好像扎我的心一样。但像这样不经查证、不讲证据地，野蛮地批斗老师，我是很反感的，我内心非常矛盾。
6月1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以及北京四中的呼应倡议书。
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了高考制度。大学是上不成了。文化革命将成为一场持久战。
听说废除了高考制度，侨中校园里，同学们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似乎10多年的课堂学习、书本知识、校园生活离革命的理想太过遥远，而当前的“文化大革命”才更有利于青年的成长。同学们认为：人生的光辉时刻不应在寂静的课堂，不应在枯燥的书本，不应在和谐的校园，而应在文化革命的洪流之中。青年人只有投身于滚滚的革命洪流，精神才会成熟，思想才会升华，才能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高涨的革命热情，引发了更加过火的行动。“打倒黑帮！”“批判修正主义反动教育路线！”“打倒牛鬼蛇神！”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一些出身不好的老师，例如语文老师王东尧、教导主任黄纯精、英语老师王心启、副校长丘模范等，被当成了反动教育权威，成了“牛鬼蛇神”。平时爱打扮，穿戴时髦，身材苗条的女老师赖雅文；梳着两条长长辫子，模样俊俏的女同学刘青松，被捧为校花的侨生吴花等一时也成为革命的对象，被打入另类。学校领导不知道什么时候自觉地靠边站了，原来的领导体制瘫痪了，正常的生活、学习秩序被扰乱了，师道尊严的师生关系被颠倒了，学校处于一种无领导、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的状态。
多年的革命传统教育，已在同学们的头脑里形成了“革命青年”的形象。那就是在我们的宣传中屡屡出现的，几乎一成不变的形象：一群学生，男同学有的戴眼镜，有的披围巾，女同学短发，长裙；他们手持话筒，或挥撒传单，或在街头巷尾宣传革命道理，或冒着警察的高压水龙奋勇前进。同学们很羡慕他们，可就是苦于没有机会像他们那样去战斗。
现在，机会来了，可以革命了。在学校的操场上，经常聚拢着一群一群的人，被围在当中的激情万分地在演讲，围观的人群热情高涨，高声附和；或者聚合成一支游行的队伍，边喊口号，边游行，演出一幕幕“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精彩画面。
出身革命干部和军队干部家庭的同学，经常后悔自己出生太晚，没赶上父辈那样的年代，没能在万里长征中浴血奋战，没能在抗日的战场上英勇杀敌，没能在三大战役中建功立业，没能在抗美援朝中保家卫国。现在，终于等来了挽救人类命运的大革命。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在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包围之中，在苏联背叛了社会主义原则之后，中国高举起世界革命的大旗，掀起了挽救人类命运的大革命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已不再闪耀，“革命”的烈火正在中国燃起。使命感和幸福感交织着，巨大的兴奋与喜悦的浪潮在心中澎湃。
被“革命热情”冲昏了头脑的同学们比赛着揪斗学校领导和老师，谁也不甘落后，好像揪斗对象官位越大就越显得有造反精神，斗争得越狠就显得越革命。同学们已不满足于揪斗一般的老师，他们开始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学校领导。
一天，初二（2）班的张过同学带领一帮人把校长陈发文拉到学校大操场的司令台上批斗，引起了全校的轰动，而且还波及到海口地区各学校。很快，海口一中、二中、三中、四中等学校的学生都以最快的速度自发赶到侨中围观并声援侨中同学的革命行动。有不少的干部、工人、农民，还有市民也纷纷赶到侨中来围观，把司令台围了一层又一层。这就更加激发了参加批斗的同学们的高昂斗志，更增添了批斗会的热烈气氛。
在台上的张过等同学，对着校长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勒令陈校长交代在学校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罪行。张过手里拿着一块大大的红砖，半蹲在台上，批判一声，就用手里的红砖往地下用力地拍打一下；用红砖往地下拍打一下，又跟着批判一声，情绪相当激动，但是始终还没有动手打人。可是喊来喊去，听不出来什么具体的内容，更弄不清楚校长到底执行了怎样的反动路线？又是怎样执行的？反正是批斗会开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而听的人却一头雾水。
校长早已被这一连串突如其来的批斗场面和喊叫声吓懵了，低着头站在那里，嘴巴微微在抖动，像是要说什么，却又语无伦次，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往常，这大操场的司令台，是陈校长经常站立的地方。那时，校长站在台上，同学们排列着整齐的队列站在台下；校长在台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学生们聚精会神在听讲，一派努力学习、积极向上、尊师重教、和谐团结的景象。可现在，这一切都反了过来。校长虽然也站在台上，但却是低着头，弯着腰，往日的威严丧失殆尽。学生们也不再毕恭毕敬地站在台下，而是跳到了台上，威风凛凛地对校长大喊大叫，俨然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看着眼前的这一切：人格尊严遭到严重践踏，师道尊严被完全颠倒，同学们无知、冲动，甚至近乎疯狂。我只觉得头脑发胀，思维变得迟钝起来，难道这就是文化革命？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怎么做？支持这种行动？还是去阻止这种行动？师道尊严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赋予我们的教育理念，没有了师道尊严，这还叫学校吗？一校之长是一所学校师道尊严的代表，是一所学校正常秩序的象征。
这时，我看到张过同学走到台边，从一位同学的手中接过一把理发用的锥子。我猜到他们是想给校长剃阴阳头，这在文革初期是很时兴的做法。如果让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中，在众目睽睽之下给校长剃个阴阳怪头，那侨中的脸面不是很难看吗？我来不及多想，紧跑了几步到司令台边，把正准备动手剃校长头的张过同学叫到跟前，劝他不要这样做。张过是高干子弟，性情紧，脾气暴，平时没几个人能说得了他的话，但他对我却十分敬重。我的规劝起了作用，在那天的批斗会上，校长没有被剃头。
侨中是海口地区最早贴出大字报、最早拉开海南文化革命序幕的中学。自拉周老师戴高帽游街的事件后，已轰动了全海口地区，各学校天天都有不少学生到侨中来看热闹、取经，学习如何开展文化革命。这次揪斗校长，更是吸引了海口各学校的广大学生以及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市民前来围观助威。侨中一时成了海口地区文化革命的中心。
没过几天，侨中又爆炸了一枚重磅炸弹：高一（3）班学生林锐美贴出了一张《打倒樊京刚（海口市委书记）》的大字报。当时樊京刚还在台上，这是一张十分可怕的，性质相当严重的大字报。林锐美举着一幅上面写着“打倒樊京刚”的横额，横额上“樊京刚”三个字被打上了红色的叉叉，还组织起二三十人的队伍，在校园里游行示威，一边游行一边高喊着“打倒樊京刚！”的口号。林锐美为什么要打倒市委书记？难道他已经掌握了樊京刚什么重大的反革命罪行了吗？可从他们写的大字报上除了“打倒”的口号之外，看不到一点点实质性的东西，不知道樊京刚究竟犯了什么罪。但不管怎么说，这声势是造出来了。
侨中这下子就像炸开了锅，大多数同学都懵了，茫茫然找不着北，心慌慌不知所措，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侨中竟然还有如此胆大包天的狂人，连在台上的市委书记都要打倒。其实，林锐美从来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是一个不太安分的人，以前就经常爱搞些有轰动效应的恶作剧，以引起同学们的注意，是学校里出了名的刺头人物。这次，他可真的出了大名了。不正常的是，他的举动也获得不少同学的支持，称赞他具有革命造反精神，有超人的勇气。
面对动乱不堪的局面，许多班级的团干部和学生干部都不约而同地来找我，希望我能出面管一管眼前发生的事情，掌控一下这种动乱的局面。我知道同学们信任我，我也知道我肩上的责任。在学校领导体制已瘫痪的情况下，我应当义不容辞地站出来，团结全校各班的团支书、班干部，一起来管一管学校的事，改变学校当时那种混乱不堪的局面。于是我们在一起开会研究，但是说来说去谁也说不出个什么道道来，议来议去谁也议不出个什么好办法来。大家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事态进一步地发展。
傍晚，我一个人在学校操场一边散步，一边独自思考。很多班级的同学都在操场上围坐在一起，对学校当时的形势发表各自的看法。突然，学校广播站里乱哄哄地吵了起来，高音喇叭不时地交替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是“打倒杨来清”！一是“保卫杨来清”！针锋相对，情绪激昂，而且愈演愈烈。
“打倒杨来清”的喊声我听起来有点耳熟，好像是吕佩春同学。在广播站里喊几声打倒的口号，我并不怕，只是觉得实在是不可理喻。我一不是领导、当权派，二不是反动学术权威，我只不过同大家一样，是一名学生而已，大不了也就是学生会主席，这算当权派吗？凭什么要打倒我？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开始的这一幕，就让我感到莫名其妙，眼前一片迷茫，内心疑团重重……
没过多久，“保卫杨来清”的声音逐渐占了上风。初三（5）班团支书王冠兴以全班“红五类”的名义表态：“坚决保卫杨来清”。紧接着，高二（1）班“红五类”也喊出了“保卫杨来清”的口号。接下来，很多班级的“红五类”都纷纷表示：支持杨来清、保卫杨来清，并且很快涌到我所在的高三（1）班教室，一边声援杨来清，一边追查“打倒杨来清”的人。
这时，我仍然一个人在操场踱步思考。吕佩春同学跑到操场找到我说：“到底是谁要打倒你？为什么要打倒你？真是不可思议。”马上，又有同学赶过来指着吕佩春同学告诉我：“串通一些同学要打倒你的正是他，他是主谋！”其实，从广播的声音里，我已经听出来了。盖子被当面揭穿了，吕佩春同学突然间脸色发白，惊慌失措，赶忙痛哭流涕地连声道歉：“对不起，真对不起，我是一时糊涂，并不是有心要反对你！”原来因为他出身不好，再加上本人表现也不怎么样，班上团员对他印象不好，他多次申请入团都未获批准，心怀不满。因此才有以上这出精彩的表演。当时，被激怒的同学要动手打他，我制止了。我想：同学之间有矛盾是正常的，特别是吕佩春同学在入团的问题上有怨气不奇怪，情有可原。但哪有同学打同学的道理？同学打同学，就失去做同学的意义了。况且他也认错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对于侨中出现的动乱局面，市领导非常紧张。市委书记樊京刚陪同当时正在海口的广东省委书记张天亲临侨中视察运动，陪同而来的还有市公安局领导及政保干部。侨中一下子成为市委工作的重点。一边是大动乱，一边是大调查，动乱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调查的工作越来越急，紧张的气氛笼罩着侨中。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没过多久，市委书记樊京刚也因“镇压”侨中文革运动的罪名被罢官了。樊京刚两年前还是个“京官”，曾任北京某个区的区委书记，不知是什么原因被罢了官，贬到海口当书记。市委的造反派把樊当成了“海瑞”式的人物，这次正好借着镇压“侨中文革运动”的导火线把他轰下了台。海南区党委紧急委派区党委副书记于明同志到海口代理市委书记。
面对全国文化革命的非常形势，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革命，试图减缓在全国各地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
于明书记来海口就任后立即着手抓全市的文革运动，整顿混乱的局面。当时，学校领导体制已经瘫痪。我与各班的团支部和班干部一起，共同维护着侨中的正常生活、工作秩序。
这时，北京那幅著名的“血统论”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传到了海口。由于多年来，社会上、学校里一直在宣讲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人们的头脑里形成了阶级斗争的理念，认为：阶级斗争永远没有结束，老一辈革命家和干部子弟的父母们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江山随时有变色的可能。一旦红色政权变色，千万人头将会落地，无数工人和贫下中农又将回到旧社会的水深火热之中。现在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正在猖狂活动，配合党内的野心家准备卷土重来。这种理念在学校里的集中表现就是革命干部和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与地、富、反、坏、右分子子女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必须划定阶级界线。在这场斗争中依靠的对象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称“红五类”），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他们的社会基础，地、富、反、坏、右（称为“黑五类”）。在学校里，“红五类”的子女必然是革命的依靠力量，“黑五类”的子女必然是革命的对象。
海口的大中学校迅速刮起了“血统论”之风。在学校里虽然没有对学生划分阶级成分，然而有形的人群划分和无形的政治压力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出身好的同学趾高气扬，认为红色的江山是自己的父辈流血牺牲换来的。他们中有些人在痛哭流涕地讲述父辈的光荣历史和伟大壮举，一副响当当的革命者的姿态。相比之下，一些出身不好也不差的同学，一时觉得灰溜溜，不知如何是好。而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却心事重重，担惊受怕。但他们不服气，认为大家同样都是在红旗下成长，同样受党的教育，同样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为什么把我们视为革命对象。他们感到委屈、压抑、不理解、不服气。于是，在学校里出现了同学之间的严重对立，但对立的各方是不平等的，“红五类”占绝对压倒优势。
校学生会，各班的团支部、班委会干部多由出身“红五类”的同学担任，这些同学又很听学生会的，所以，在学生会的主持下，学校秩序平静了下来。
根据当时中央关于向各大中学校派工作组的决定，海口市委向海口各大中学校派了工作组。很快，市委派出以刘丰（海口一中党支部书记）为组长的“海南侨中文化革命工作组”进驻侨中。
工作组进驻学校后，代替了原学校党支部行使学校领导权力，但是原学校行政、教学、后勤等的管理体系已遭到严重破坏，运行不起来，工作组只能依靠校团委和学生会，并通过校团委对各班团支部，校学生会对各班班委会来实施对整个学校的领导和管理。我与校团委和学生会的一班人也积极配合工作组开展工作。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和首都高等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47人列席了会议。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它提出：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理论。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称赞“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规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
9月初，海口市委在海口灯光球场召开了“全市文革动员大会”。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我与各班的班干部一起组织全校师生去参加大会。那天晚上，当侨中的师生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雄壮的步伐走进会场的时候，会场沸腾了，全场起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于明代书记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做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号召全市人民向海南侨中革命师生学习，积极地投身于“文化大革命”。
动员大会后，工作组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学习《十六条》。
《十六条》的第九条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的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师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代表参加。”
没过多久，在海口市委文革小组的主持下成立了“海口地区大中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该会推举我担任主任，陆宇众为第一副主任，海口地区其他10所大中学校的文革主任为副主任，他们是：海口劳大陈秀姑、海口一中窦闯、二中王和强、三中赵连兴、四中谢亚和等。因为我是海口地区大中学校文革主任，办公地点就设在侨中。侨中就名副其实地成为海口地区大中学校文革的中心。
第三章走上社会破旧立新
戴上“袖章”，走上社会，大破“四旧”，大造舆论，这是“动乱”第一幕……
红卫兵运动，从北京到海南，从清华附中到海南侨中。红卫兵成立以后刮的第一阵风是大破“四旧”。破“四旧”犹如一场暴风骤雨，冲击着“封资修”，扫除着“黄赌毒”，也扫落一些树叶，刮掉一些树枝。
北京的清华附中，一所令许多中学生羡慕和向往的学校。清华附中的绝大部分学生是高官子女或将门之后，血管里流动着“红色贵族”的高贵血液，是天之骄子。他们因为家庭的熏陶和影响，具有早熟的政治嗅觉和天不怕地不怕的斗争激情，天真、幼稚和与他们年龄不相称的深沉、严峻极不和谐地同时堆砌在他们身上。
1966年5月29日晚，十几个清华附中的学生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址上聚会。他们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在确定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红卫兵”，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红卫兵”三个字，最早出现在苏俄的十月革命。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武装的工人和士兵夺取了沙皇的政权，革命导师列宁称赞他们是革命的堡垒、胜利的卫士，红色的卫兵。红卫兵寓意为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于是就这样诞生了。
6月2日，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出现在清华附中。红卫兵名称的出现，恍若天空中的一颗新星，迅速地吸引了越来越多惊奇的目光。北京各中学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看大字报，并纷纷以某某学校红卫兵的身份来表示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
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很快就传遍北京，传遍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此后，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进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起来。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穿上绿军装，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北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将红卫兵的袖章戴到毛主席的左臂上，毛主席默认了自己是红卫兵的总司令。林彪臂戴着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袖章发表讲话。他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变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周恩来也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对各地红卫兵来到北京表示热烈欢迎，肯定了全国“大串联”的行动，号召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可以分期分批到北京来。
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都以大量篇幅报道了“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革命”的盛大活动。
第二天，北京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除“四旧”，掀起了浩浩荡荡的破“四旧”高潮。破“四旧”过程中，打人抄家之风迅速风行起来。江青在一次会议上公然鼓动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这给红卫兵运动加了一把火。
不久，大型彩色纪录片《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在全国放映，红卫兵运动愈演愈烈。
8月22日，中央转发了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报告，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受鼓动的红卫兵胆子更大了，到处乱揪乱斗。
8月23日以后，全国各大城市红卫兵仿效北京的做法，纷纷走上街头，大破“四旧”。红卫兵破“四旧”运动迅速向全国蔓延开来。北至哈尔滨，南到广州，东起上海，西至乌鲁木齐，几乎所有省会城市和相当多数的中等城市都开始了破“四旧”运动。
8月31日一大早，侨中第一批（也是海南第一批）115位红卫兵在学校操场隆重集会，庄严宣告侨中红卫兵组织正式成立。海口地区各学校、各单位的学生、干部、工人如潮水般涌到侨中操场参加红卫兵成立大会。海口地区各媒体单位来了，连人民日报的记者也来了。很快，海口地区各大中学校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出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纷纷穿上父母的旧军装，在左臂上佩戴起红袖章。军装配红袖章，那是一种多大的荣耀和自豪啊！当时海口的红卫兵组织是在校文革的领导下开展活动的。
海口的红卫兵学着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红卫兵的样子，走上海口的街头，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行动。
我虽然从农村老家来到海口已6年了，但是，因为侨中不在市中心，平时又更多地专心于学习，很少到市内去逛街，对海口还陌生。这次红卫兵走上了海口的街头，我才开始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看看海口，认识一下这座我曾经居住和生活了6年的城市。
海口在海南岛的北端，位于南渡江的冲积平原上。南渡江是海南第一大河，它哺育了沿江300多公里的琼岛人。在它奔腾入海的地方，用河沙堆积起一块河海交接的大地，宋开宝五年（972）年起名“海口浦”。此后，在这里设所、置镇、建市；不断地东拓西进，北伸南扩，逐渐地成长起来，拓展开去。不管行政设置如何变化，“海口”这两个字眼便深深地刻在了这片土地上。南渡江在海口分三条支流入海，加上海水的潮涨潮落，海口自然就形成了河海三角洲平原。
海口曾经江河纵横交错、港口星罗棋布、帆樯林立于高楼广厦之旁，舟楫穿梭于大街小巷之间，真像是意大利威尼斯水城的孪生兄弟。就是到了近代，老城区博爱南路、解放西路、新华北路、海秀东路等都有静静流淌的河水。直至上世纪70年代，旧海关附近还有一条河流，从新华北路流过，义兴街、彰兴街、富兴街、永兴街四个街口都接这条河。沿街的河道上船来船往，人在船上，船在水中，江河流经的街道便成了市场，沿街大大小小几十个渡口把买卖的商家串联起来，人们可直接把船靠在房前屋后装卸货物。南渡江入海支流的海甸河上更是风帆四起，百舸争流。海甸河南岸的长堤路码头一个挨着一个，船进船出，人来人往。沿河两岸的街市被搅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一派繁荣昌盛，真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好一幅天地融合、人水和谐的美景！南渡江以它充沛的水量、清醇的水源哺育了这座城市，给城市带来了生命，带来了灵秀。可惜现在这幅美景已风光不再了。
像很多城市一样，海口曾经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围城，叫海口所城。它有城墙，有东南西北四座城门。在所城中心的十字路口有牌楼，叫四牌楼，十分壮观。回想当年，一座高大的牌楼矗立在路口，令人翘首仰望，令人赞叹不已。海口所城的功能主要是抵御频频前来掠夺的海盗，保民众的一方安宁。可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末，这种安宁已不复存在。法国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海口的大门，帝国主义资本的不断侵入，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海口逐渐发展为繁华的商贸城市，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商行、店铺：有经营土特产进出口的，有经营侨批、汇兑、银行的，有经营船务、报关的，有经营洋务代理的；有机械汽车行、有百货批发行、有书籍文具行、有丝绸布匹行、有中西药行、有烟酒行、有金银首饰行、有茶楼酒店行、有“九八”代理行等等。当时博爱路卖布匹、丝绸、中西药的店多，茶楼多；新民东、西路卖土特产的店多，鸡饭店多；中山路旅店和咖啡店多，侨批代理机构多；得胜沙“九八”行多。当时有不少声名远播的名牌商号，如欲大公司、精华公司、琼定公司、怡和公司，广德堂药房、同春药房，厚生号米店、永生号米店，琼南酒家、中华西菜馆，泰昌隆旅店、大亚旅店等。
海口沿街的商铺大多是二至四层的骑楼式建筑。海口的骑楼建筑及装饰风格丰富多彩，有中国古代传统式样，有欧亚混血的文艺复兴式样、巴洛克式样，有南洋式样。狭长的窗户，拱形的窗沿，五彩的玻璃，依稀有些西方教堂的眉目；而白色的墙身和楼顶的圆弧线显现出阿拉伯风格。至于外墙体上浮雕的花纹，则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雕花艺术。骑楼柱柱相连，为行人遮阳挡雨，美观又实用。帝国主义的入侵，还带来了西方的宗教和文化。海口有了教堂，有美国人办的基督教堂，有法国人办的天主教堂。海口有了教会医院，有美国人办的福音医院，有法国人办的中法医院。海口也有了教会学校。但是最让海口人引以为豪并津津乐道的是得胜沙路的五层楼。
五层楼建于1935年，是文昌籍华侨吴先生花了50万银圆建造的，所用的木料、石料及各种装饰材料都从南洋运来。五层楼是一座仿罗马式的建筑，是当时海口的标志性建筑。五层楼主要经营酒店业和各种商务，二楼有胜利大戏院，四楼开了一家海口最大的歌舞厅。华灯初上的夜晚，许多西装革履的南洋客商和满身珠光宝气的窈窕淑女都会汇集到这里，尽情地享受着人间的荣华富贵。
文化大革命，注定要给海口这座古老的城市带来一次巨大的冲击和洗礼。
海口的红卫兵也学着北京、广州的红卫兵，开始破“四旧”。但怎么破，我们不懂，于是，就跟着北京的红卫兵学。
海口红卫兵破“四旧”的第一波浪潮是改名，改路名、店名、厂名、影剧院名称。
海口红卫兵破“四旧”的第二波浪潮是抄家，抄“黑五类”的家。
我们在市公安局的指导下，按照公安局、派出所、居委会提供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黑五类）的名单、住址，摸清“黑五类“的情况，然后由海口地区大中学校文革委员会向海口地区10所大中学校进行具体分工，各学校红卫兵分片负责，以“黑五类”家庭为清查对象。红卫兵冲进“黑五类”的家里，把“四旧”的家具、装饰、摆设等统统砸烂，把他们私藏的首饰、光洋、财宝、字画、文物，土地、房产的地契、房契等统统没收。
破“四旧”还破出黑枪黑弹。海口市红卫兵司令部属文革初期海南唯一一个红卫兵司令部，全岛各县不少学生都步行到海口参加红卫兵，记得后来当龙华区金贸办主任的邓概民当年就是从临高步行到海口参加我们那个司令部的。还记得当年接到琼海县塔洋公社一个村全体村民给我们寄来一封检举信后，我和吴雷震同学当即骑摩托车到该村，挖出一个地主分子埋藏在地下的一支黑枪和930粒黑弹，后来在工人文化宫展览。
海口有很多年代悠久、建筑精巧、气势恢弘、香火旺盛的庙宇。
西天庙，位于义兴街。坐北朝南，占地1千多平米，明代隆庆年间为纪念海南著名才子王佐而建。殿堂雕梁画栋，工艺精美。
位于中山路南侧的天后庙，建于明洪武年间，供奉天后圣母，也叫海神娘娘。传说她常显灵海上，庇护海运，救助海难，被信奉崇拜为海上保护女神。海口多面环海，人们多信海神娘娘，香火很旺。
在海口南端，有以五公祠为主体的一大组建筑群落。占地100多亩，年代久远。为祭祀唐李德裕，宋李纲、赵鼎、胡铨、李光五位历史名臣而建。
海口每一条街道都有一所“公庙”，一到“公期”，居民都要到庙里去举行祭祀活动。每一座庙里，都摆放着封建迷信的“公祖”、“婆祖”等木塑像。
海口红卫兵破“四旧”的第三波浪潮是拆“公庙”，向“公庙”开刀。红卫兵冲进公庙里，把那些平时能让人们在它们面前顶礼膜拜的“木头公仔”砸了个稀巴烂，把庙里各式各样的祭器、祭物、供桌、供台，所挂的红红绿绿的旗呀、幡呀等等，一把火就给点了。“封建迷信”的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旧现象、旧做法统统被一扫而光。
我想，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当年不是也曾经这样干过吗？他不是也把他老家神庙里的木塑像砸烂了吗？他当时还是顶着“不肖子孙”的罪名，冒着封建族权“家法”惩罚的危险而义无反顾地去做了。
破“四旧”把当时社会上还残存的一些“黄、赌、毒”现象也扫得一干二净。“黄、赌、毒”是社会的毒瘤，在旧社会，这些毒瘤一直在腐蚀着民族的文明，危害着社会的安定，毒害着人们的灵魂，摧残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解放后毛主席一声令下，就把“黄、赌、毒”来了个连锅端，“文化大革命”更是将“黄、赌、毒”斩草除根，这说是件大好事，也不为过。
破“四旧”最高潮的时候，是一年一度的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的前夕：一边红卫兵在轰轰烈烈地大破“四旧”，一边市民们在盼着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小孩子们更是想念着那个月亮般的中秋月饼。海口食品厂派专人带着制作中秋月饼的模具到侨中文革办公室来“请示”我，问这些模具算不算“四旧”，今年中秋节还能不能生产月饼。这个“请示”一时使我哭笑不得，我十分肯定地说：“这不算‘四旧’，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地生产月饼，中秋节是我们民族的传统节日，没有月饼怎么行？”食品厂的工人深有感触地说：“这些红卫兵还是懂民情知民俗的。”
破“四旧”的行动，缴获了许许多多的战利品，有文物古董、金银首饰、名人字画，有金条、元宝、银圆、光洋，有美钞、港币、手表、戒指等等，五花八门，不计其数。当时的红卫兵是很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他们都知道：一切缴获要归公。于是，各路红卫兵把缴获的物品交由文革办公室统一保管。记得当时我和吴雷震、陈英等校文革成员住在文革办公室，负责守护那些破“四旧”的战利品。有一天，我爸爸到文革办公室来看我，看到房间里放着很多金银财宝，而我就与这些金银财宝住在一起。他立即紧张起来，说：“孩子啊，你怎么能住在这个地方，与这么多金银珠宝住在一起，到时你能讲得清楚吗？”我说：“孩子是怎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从小时候开始，你和妈妈就教我，做人不要有贪心，千万不能贪别人的财物，千万不能占别人的便宜，这些话我一直都牢牢地记在心里。”他说：“我清楚，但就怕别人不清楚啊！”我说：“请你放心，我决不会干亏心事，决不会沾这里的一丝一毫。”后来，我叫高一（3）班谢春辉（文革成员）等几个同学将那些战利品登记造册，用三轮车送到市公安局后转送市财政局。
有很多次，当我向朋友们说起这些往事的时候，不少人都会开玩笑地说：“你真笨，当年要是拿出那么一点点来，也享用不尽啊。现在那些被曝光出来的贪官，哪个不是多少千多少万的？他们可是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去干的啊。现在人们眼光不同了，你有机会拿而不拿，人家不但不会对你肃然起敬，反而会笑你‘不中用’。”对于这样的“指摘”，我感慨万千，也只好以玩笑的口气回答：“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的话，我也会守身如玉，坐怀不乱，金银财宝总不能比人格和尊严还贵重吧！”
海口地区的破“四旧”活动有过不少过激过火的做法，但并非所有的红卫兵都是青面獠牙。在革命热情的煽惑下，红卫兵不问青红皂白，把一些应属于文化遗产、文物古迹、艺术品、工艺品也当成封、资、修的东西破坏了。个别红卫兵在抄家时可能还动手打过人。但也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全城都笼罩在刀光血影、红色恐怖之中，红卫兵就像是青面獠牙的洪水猛兽一样。
人们从一些文艺作品中经常看到的是：一群身着黄军装，戴着红袖章的“土匪”式的红卫兵挥舞着拳头，雨点般地砸向受难者。这样看待红卫兵是很不公正的。那些作者，如果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尚可谅解；如果参加了文革，就是不讲作家的良心。
红卫兵是一场悲剧，但如果我们采取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那只能是这场悲剧的悲剧性延续。
一位当年的红卫兵说得好：我们的青春付过血的代价，正因为如此，它才无比绚丽多彩，充满生命的启示。今天的青年可以体会激烈竞争中的兴奋，可以体会爱情的融融温暖，却难以体会那种广阔深远的意境以及内心难以遏制的冲动和豪迈。
9月21日，海口市1000多名红卫兵代表在东方红剧场（原海口大同戏院）举行大会，热烈庆祝海口市红卫兵司令部成立。那天，旭日东升，霞光万道。东方红剧场红旗飘扬，人山人海。海口各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英姿飒爽，肩佩袖章，斗志昂扬，军容严整进入会场。主席台上高高悬挂着《海口市红卫兵成立大会》的会标。中共海南岛区委员会副书记、中共海口市委代书记于明同志出席大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海口市副市长孙英杰同志出席了大会。海口各机关单位的代表、各厂矿的工人代表、农民代表以及各界代表满怀革命豪情出席了大会，对海口红卫兵的成立表示衷心祝贺，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
大会通过了《告海口市红卫兵书》。红卫兵在会上庄严宣誓：一定要在最高司令毛主席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十六条》，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六条》，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大会收到中共海口市委、海口市人民委员会等单位送来的充满革命豪情和殷切希望的贺信。
我已于9月18日率领侨中115名红卫兵北上北京，准备参加66年的国庆大典，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尽管我缺席了这次大会，但我是“海口地区大中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理所当然地被推选为“海口市红卫兵司令部”司令，其他各位副主任也自然而然地当了副司令。后来，海口民众将“海口红卫兵”简称为“海口兵”，我便是“海口兵”的司令。
因为我当选为海口市红卫兵的司令，因此，市委决定将海口市红卫兵司令部设在侨中。加上原来已设在侨中的海口大中学校文革委员会，侨中成了名副其实的海口各学校文革总指挥部。
第四章上京观礼夙愿以尝
8次接见，火上加油，鼓动造反，这是“动乱”第二幕……
“动乱”中，毛主席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我们侨中的第一批红卫兵代表参加了1966年的国庆观礼，那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侨中很多红卫兵就坐不住了，大家都恨不得马上就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检阅。我派人到海口市文革办公室请示，被批准后就着手安排上北京的事。
听说有些出身不好的学生也组织了红卫兵，而且还要上北京去，很多“红五类”就闹起来了。他们说：北京是毛主席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怎么能让“黑五类”上北京去呢？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安全，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坚决阻止“黑五类”去北京。当时，校文革授意王清文同学写了一封公开信《十二万分火急鸡毛信——决不允许黑五类狗崽子去北京》，鸡毛信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措辞强硬、口气蛮横、情绪激昂，喊打喊杀。整个一篇战斗檄文，在全校、全市到处散发。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1966年9月18日，我带领侨中115名红卫兵代表，从海口秀英码头乘船出发，开始了北京之行。船到湛江后，我们换乘火车直奔北京而去。这是侨中第一批，也是海口地区第一批，海南岛第一批上京的红卫兵。一路上，我们的车厢里一直高唱着革命的歌曲，高呼着“造反有理”的口号。同学们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一样，不知道疲倦，不懂得停顿，不接受任何控制。
火车是傍晚到北京的，一踏上北京，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要知道这是毛主席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世界革命的中心啊！到达北京后，我们被安排住在中央民族学院附中。接待我们的干部对我们非常热情，口口声声称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对我们照顾得周到细致，说一定要全心全意为我们服务，以使我们取好革命之经，然后回到各地干革命。这里吃饭分文不收，全免费。
从第二天起，我们便在驻地投入紧张的学习和操练。我们反复深入地学习《十六条》，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严格的队列操练。
1966年国庆节那天，北京晴空万里，天高云淡，令人心旷神怡。我按照工作人员的安排，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登上观礼台西一台，我按观礼票的次序找到了位置。这时我发现，在我身旁的是位慈祥的母亲。她就是张思德的母亲。张思德是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里所说的那位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忘我工作的模范。我身旁还有一位穿着海军军装，胸前佩戴着一排排勋章的人物，原来他就是“八·六”海战中的传奇式的英雄麦贤得。麦贤得是解放后涌现出来的全国战斗英雄。在庆典开始之前，我不停地与英雄、英雄的母亲亲切交谈，向他们问候，向他们表示敬意。
庆典大会结束后，毛主席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离开了天安门城楼。可是，天安门广场上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不愿意离去，他们有节奏地齐声呼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喊声一浪高过一浪，经久不息。没过多久，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乎人们意料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一边走，一边频频向红卫兵挥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又一次响彻云霄。毛主席面容慈祥，操着浓浓的湖南乡音高呼：“人民万岁！”
夜幕降临了，天安门广场还滞留着成千上万红卫兵，我也依然留在观礼台上。虽然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但激动和欢乐填饱了肚子，我一点也不觉得饿。
参加完国庆观礼后，我带领侨中红卫兵上北大参观学习。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北大校园。北大真大啊！似乎比整个海口市还要大。北大校园里热闹非凡，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到北大参观、学习、串连。满校园都是大字报、大标语，最多的是：“狠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北大，我印象最深的是“批判聂元梓大会”。聂元梓写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为“文革”立了头功。但时下，她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推行者，犯下了严重的错误。那天，聂元梓正好在台上做检讨。我挤到台前，好奇地看着久闻大名的聂元梓，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聂元梓并不是像我们一样的青少年学生，她年龄比我们大好多，当时是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
北大的很多大字报是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直指“校文革”，批判“校文革”会同工作队镇压群众运动。我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回海口后，我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第五章接受批判荣辱不惊
“炮打司令部”，批判“资反线”，瞄准大方向，这是“动乱”第三幕……
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矛头直指文革初期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指责他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革命，镇压群众。于是，全国立即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在文革工作队主持下成立的“校文革”成为当然的批判对象，我是“校文革”主任、海口兵司令，自然是首当其冲。
第二天，高三（4）班同学叶能根在学校饭堂贴出一张大字报《难道月亮天天都是圆的吗？》。那张大字报，摆事实，讲道理，主持公道，把握政策，呼吁全校同学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切勿挑起学生斗学生。那张大字报像夜幕中的一盏明灯，照亮着侨中的校园。文革初期的叶能根，既非“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他并不吃香，却能出自公心，站在政策的高度，写出那样的大字报，真难得！
几天后，我写的一篇《我的检讨》的大字报贴了满满一个大字报专栏，公开向同学们承认错误。我检讨的主要内容是：1.配合市委文革工作队，打击群众的革命热情，压制群众的革命行动，致使侨中原来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变得冷冷清清。2.散布和执行反动“血统论”，阻止出身不好的同学上北京。
随着形势的发展，老红卫兵组织也出现了分化，侨中第一批红卫兵中分离出一个“5·16兵团”，随后，又分出去一些，分别成立好几个组织。学校里有些有组织能力，有一定号召力的同学也纷纷树旗帜、拉队伍、发宣言、立山头、建总部，侨中顿时成了一盘散沙。同学们纷纷走出学校，走上社会。
我任司令的海口兵司令部也出现了分化、改组，但主体成分还是原来的老红卫兵，有一些红外围的同学，还包括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参加了海口兵。那些由原来的“红五类”、老红卫兵为主的红卫兵组织，在往后的唇枪舌剑的大辩论中，他们所持的观点，基本上与我们相同：就是要严格地按照《十六条》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后来的动乱中，也基本上与我们站在同一个战壕里。
一天中午，同学们都聚集到学校饭堂吃饭。特务连的桌日亮突然向我发难，随即开始了一阵急风暴雨般的进攻，一场口水大战不可避免地展开了。
郭指着我的鼻子说：海南最大的走资派杨长江说过，杨来清是理想的接班人。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走资派赞扬你，支持你，你就是典型的保皇派。我们现在就要来批判你。
他来势汹汹的架势并没有吓倒我，我心平气和地回答：请问桌日亮同学，你学过《十六条》没有？《十六条》有哪一条写有保皇派？那一款叫你斗争保皇派？《十六条》中第五条清清楚楚写着：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知道吗？
郭说：你吃过香蕉吗？为了吃到香蕉肉，得先剥香蕉皮，我们要踢开绊脚石闹革命。
我说：那么说，你不也是当过“香蕉皮”吗？如果“香蕉皮”就是“保皇派”，那么一个“保皇派”一夜之间就变成“造反派”了，这不是一条“变色龙”吗？昨天的“香蕉皮”+今天的“变色龙”，正是你人格的生动写照！今天你公然对抗《十六条》，故意转移斗争大方向，把矛头对准学生，这是对文革运动的严重干扰。
郭说：你太顽固了，冲你今天的态度，我将在全校甚至全市组织对你的批斗，不批倒批臭你这个保皇派，我们誓不罢休！
我说：不看方向，不讲道理，不讲政策，终究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郭说：那就走着瞧。
我说：随时恭候。
辩论吸引了很多围观的同学，大家也在三三两两地议论、辩论开来，而且越辩越来劲，越辩越激动，场面相当火爆。但同学们都能控制住自己，没有发生过火的行为。
这是一场“文革”开始以来，侨中校园里第一次同学之间大范围大规模的大辩论。正是大辩论将我逼上“梁山”，逼着我将《毛主席语录》背熟——这是“备战”的需要。后来感觉到“备战”对我的锻炼很大，“备战”与“舌战”在不断地提高着我。
这场大辩论以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砸烂校文革”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打倒保皇派”、“打倒杨来清”的大标语扑面而来。不仅仅在侨中校园，甚至遍布海口市的大街小巷。有一次，一位步行串连到屯昌县的同学，回来后告诉我，一间中学的厕所里头有“打倒杨来清”的标语。真叫我哭笑不得。
有一天，我妹妹杨兰英从文昌乡下的中学到海口来找我，看见海口的马路上有很多“坚决打倒铁杆保皇派杨来清”的大标语，其中“杨来清”三个字还打了叉叉，吓得她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她一边哭一边找我。看到我好端端时，她才止住了眼泪，破涕为笑。一场大运动像一股大浪潮，将一个小乡村的一对小兄妹卷进去了，从此，我在城里，妹妹在乡下，都带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在积极地参加运动。
不过，当时的形势确实相当严峻，有的人竟然公开喊出这样的口号：“昨天你们抄了我的家，今天轮到我抄你们的家。”新华北路市广播站大楼前甚至赤裸裸地挂着一条标语：“受压17年，今日不反，更待何时？”这显然是阶级报复。党内斗争、派性斗争和阶级报复混杂在一起，使“文化大革命”运动复杂化了，我开始陷入深深的迷茫之中。有一天，我和陆宇众同学站在侨中后面金刚岭的北坡上，面向北方，俯瞰大海，心潮激荡。参加国庆观礼，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动人场景一幕幕地在我们脑海里再现；天安门前的口号声、欢呼声和雄壮的歌声仿佛就在耳边回响。我们浮想联翩，感慨万千。可是，眼前的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这些出身好，忠于毛主席，忠于共产党的人现在倒成了批判对象？被敌人反对、打倒，我们并不害怕，反而觉得光荣、自豪，那是因为我们革命了。但是，被同学反对，而且这些同学中也有不少出身好的，这实在令人痛心，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今天想起来才明白：那是因为文革初期我们站错队了，站到刘邓那边去了，推行刘邓资反线了。虽然是不自觉的，但是在当时又有几个人能够“自觉”呢？
有一件事情弄得我非常尴尬，非常难堪。当年在我任校文革委员会主任时招收来的初一年级新生，他们一踏进学校大门时看到最多的是“打倒保皇派杨来清”的大字报。他们也打听到杨来清是原来的学校团委副书记、学生会主席，后来又担任过“校文革”主任，还登过天安门观礼台，跟毛主席握过手。现在倒成了“文革”的绊脚石，成了要批斗、要打倒的保皇派，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好人？是坏人？他们带着极大的好奇心，带着种种的疑问悄悄地跑到我们班教室或宿舍来看保皇派杨来清。面对此情此景，我顿感落差万丈，羞愧无比，愤愤不平，却又无可奈何。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只想暂时躲避这种严酷的烦恼，我与陈英同学便一起到侨中鱼塘边的一间废弃的茅屋里居住。
侨中的校园很大，有500多亩。为了让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学校边缘的空地上办起了学校小农场，有一口鱼塘，小茅屋是看管农场的工友住的。文革开始后，农场也荒废了。这里远离教学区和宿舍区，很少会有人到这里来，所以相当清净，确实是避难的好地方。住在这里，我想起了当年列宁在革命低潮时，曾经在芬兰乡间的小木屋居住，过了一段清净安定的日子，我现在的情形，也有一点那种味道。在那段日子里，我静下心来反复学习《十六条》，学习毛主席著作，还看了很多文革的资料、传单。我反反复复地思考着自“文革”开始以来所经历过的事情。
一天夜里，我还在煤油灯下看书，忽然茅屋外面响起了特务连桌日亮的喊声：“黑司令就住在这里，你们给我抓！”这突如其来的喊声，着实让我们吓了一大跳。陈英一看情况不妙，情急之下随手抓起身旁的一把铁铲往窗户使劲一扔，窗户被打破。也许是被打断的碎木块飞起来击中郭，只听见郭叫了一声：“哎哟！”然后就带着他的人灰溜溜地跑了。当一个人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会有人奋不顾身地与你相伴，与你分担痛苦，在危急时候挺身而出，为你抵御侵袭，这种在患难之中的友情，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是“肝胆相照”。
海口兵是始属自发后由官办的红卫兵，曾经威风过一阵子，现在也成了民办组织，与各个红卫兵组织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了。我们因为曾经是官办的，由市委文革小组在广场司令台的下面安排了一个大房间，配有油印机、办公设备、广播设备，还配给我们一辆幸福牌摩托车，这算是大户人家了。我们在这里收听中央台的广播，印发传单，书写大字报。我们办起了《海口红卫兵》的小报。主编是海口兵的宣传部长、侨中高三（4）班吴友优同学（现为中国灵感书法家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我们成立资料组，负责组织革命大批判。负责人是海口陪才中学（现海口七中）同学唐文忠。为安全起见，我们还成立了保卫组，为的是保卫我们自身的安全，由侨中同学潘生任组长。
为了使文革运动社会化、群众化，在市领导李洁纯、陶清君的带领下，我们在海口几条主要街道建了几个“斗鬼台”，旨在批斗“牛鬼蛇神”，我们是顶着“保皇派”的帽子在坚持战斗。
第六章铁杆保皇人性至上
围绕当权派，或斗或保，磨擦出火花，这是“动乱”第四幕……
《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什么是当权派？顾名思义，带“长”字的是当权派，各单位的领导是当权派。
“文革”开始时，海口也和其他省市一样，最先把矛头对准舞文弄墨的作家、知识分子或宣传、文教部门的官员，揪出本地区的邓拓、吴晗、廖沫沙。
红卫兵运动开始以后，批斗的对象主要是地、富、反、坏、右及其“反动学术权威”。
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以后，斗争的锋芒就直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斗的对象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无论对于“文化大革命”还是红卫兵运动都有着转折性的意义。
老红卫兵由于家庭背景的关系，思想上仍坚持着“血统论”，感情上同情被称为“走资派”的老干部，对斗争走资派有抵触情绪。海口兵已成了众人皆知的保皇派。
海口兵是资反线的执行者，也是受害者，是众人皆知的保皇派。我是海口兵的头，面对这种被动形势，我内心矛盾重重：想起在观礼台上，在金水桥边的一幕幕，我深受鼓舞，应该紧跟毛主席，狠批走资派；想起北京大学里，“批聂大会”的一幕幕，我深感内疚，应该反戈一击，狠批走资派；想起于明等一批批忠心耿耿的老干部的困难处境，我深感同情。“鼓舞”、“内疚”、“同情”交织在一起，一时不知所措。其实这是政治与良心在较量：讲政治，要革命，就要跟上潮流，狠批走资派；讲良心，要人格，就要保护老干部。我想只有跟上潮流才能生存，只有保持人格才能长存。我选择了在批判中保护，在大潮中长存的道路。于是，我布置海口兵在海口戏院组织了一场批判大会。批判“文革”初期在海口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于明。
我以资反线执行者也是受害者的双重身份主持大会。会前，我们从海口兵各分部中挑选了一些人，主要是文革初期各学校文革委员会的负责人，准备在大会上进行批判发言。针对于明在任海口市委代书记期间，向各学校派工作组，压制群众的“错误”，围绕着资反线在海口各学校的推行，将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展开批判。
批判大会按照我们事先的部署顺利展开，先由于明做检讨。于明的态度很诚恳，对资反线的认识有一定的深度，还敢于挖自己思想深处的错误根源。于明检讨完后，我们发言的代表有组织有顺序地上台进行批判。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大会接近尾声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闯进来了一批造反派，他们声称也要批斗于明。我上前去交涉说：你们要批判也可以，但大会是我们组织的，请你们把发言人的名单交给我，由大会统一安排发言。
对方一听来气了，说：“我们为什么要听从你们的安排，我们革命，还要你们批准，要你们来安排？谁不知道你们是海口最大的保皇派？”话还没说完，立刻就有几个杀气腾腾的人冲上台来，二话不说，一下子抓住于明，又是“按头”，又是“喷气式”。
那个时候，造反派都是以揪斗“走资派”为荣，谁揪斗的“走资派”越大，谁的功劳就越大，谁斗争“走资派”越狠，谁就越革命。光是动动嘴，很难表现出他们的革命决心，因此，只有拳打脚踢，才能显出他们的英雄本色。
顿时，不久前的一幕打人的闹剧立马呈现在我的眼前：海口某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带人到海口市委夺权，他们冲进于明的办公室，勒令于明交出海口市委的大印。于明当然不能答应，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怎么能随随便便交给一帮造反派呢？于明面对气势汹汹的造反派依然沉着应对，他提议大家一起来唱《东方红》，亲自领唱并指挥。可造反派根本就不管这一切，那位头头更是害怕于明这么一来会打乱他们夺权的部署，冲着指挥唱《东方红》的于明狠狠地踢了一脚。也许是踢得太狠了，也许是踢到了要害处，于明一下子倒在了地上，可口中还在唱着《东方红》。
我看此时情况不妙，我想：这次批斗大会是我们组织和主持的，要是把于明打残了，或是……我不敢再往下想，到时候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再说，看着他们这么对待老干部，我于心不忍。我上前去制止，可他们哪里听得下去，他们继续动手动脚。我被他们这种野蛮的暴行激怒了，大喝一声：“不许你们胡来！”抓住于明的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镇住了，松了手。我怕控制不了场面，会闹出事，马上冲上去把于明拉过来，交给海口兵，让他们赶紧把于明送回去，带到安全的地方。于明被送走后，对方一下子冲上来一大群人将我团团围住。
对方指着我的鼻子责问：“你为什么要将走资派送走？为什么不让我们批判？”
我说：“动手动脚也叫批判？”
对方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哪能那么斯文？怪不得人家都叫你们保皇派，原来是货真价实啊！”
我说：“什么叫保？什么叫反？我们保的是《十六条》，你们反的也是《十六条》。”
争论越来越激烈，眼看他们就要动手打我，海口兵培才中学分部吴坤鉴等几人马上冲了上来，筑成一堵人墙把我保护起来。因为大会是我们组织的，我们在场的人比对方多，他们看占不到什么便宜，只好气鼓鼓地一走了之。
老干部于明因此躲过了一次劫难。正因为我在关键时候保护了他，他一直对我心存感激。1976年，他知道我因病在文昌湖山公社休养时，专程从海口到湖山看望我。那时，他已被解放出来，任区党委常委。后来他调任广东省农垦总局副局长。我高中有不少同学后来在广东农垦总局机关工作，经常见到于明局长，每次说起“文革”时的遭遇，于明总是连声称赞：杨来清正直、善良，有头脑，办事很讲政策，讲原则，紧急情况下能挺身而出，是个好同志。当年，他保护了不少老干部，我们都很感激他。
1966年11月，上海造反派冲击上海市委大楼，造上海市委的反。该矛头直指陈丕显（中共华东局书记）、曹荻秋（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长）、魏文伯（上海市委书记）。这时，全国各省、市造反派都起来造本地区、本部门领导的反，将他们一律称为走资派。有些省市的造反派在大街上刷出了“烈火猛烧省市委，万炮齐轰走资派”的大标语。一些造反派还在本地区党政机关的办公大楼门前贴上对联标语：“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横批是：“一帮混蛋”。
11月下旬，由北京南下串联的“南下红卫兵”带头，纠集了海南一些造反派组织，在海南掀起了揪斗当权派的高潮。海南最大的当权派杨长江（海南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次被拉上“斗鬼台”接受批斗，地点在海口市灯光球场。也许我们头上顶着一顶保皇派的大帽子吧，批斗大会的主持人并没有邀请我们参加。但我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没必要那么温良恭让。不是要批斗走资派吗？我们当然要去，不邀请也去。当天下午，我带领30多名海口兵直奔批斗大会现场。虽然11月份已进入了冬季，但海南的冬天却一点不冷，炽热的阳光灼灼逼人。批斗大会开始，南下红卫兵把走资派杨长江押上“斗鬼台”，勒令他低头接受批判。上台发言的红卫兵个个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可批来批去总是空喊那么几句“坚决打倒，批倒批臭！”的口号，没有什么实际内容。
有的批判说：“海南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罪魁祸首就是你！”
有的揭发说：“当年你在海南文昌搞‘三自一包’试点，推行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你就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在这种高压之下，杨的态度一直很好，连连表示：承认错误，改正错误。
随着批斗大会的不断深入，那些造反派似乎觉得场面太文质彬彬，太缺乏火药味了。于是，有几个头戴军帽，腰扎武装带，袖子挽得高高的红卫兵气势汹汹地冲到台上。他们一人一手揪着杨的头拼命往下压，同时另一手抓住杨的手臂用力往上提，这就是“文革”时最流行的“喷气式飞机”。杨被折磨得大汗淋漓，痛苦万分。但是那些造反派觉得还不够解恨，还不够革命，又有几个人冲了上去对着杨大打出手，拳脚相加。此时，台下很多群众看不过眼，开始议论纷纷。
有人说：“这哪里是批判？简直就是打人！”
也有人说：“怎么能这样？这比当年斗地主恶霸还狠。不管怎么说，杨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还有人说：“不能这样整人，弄不好要出人命的！”
可是，台上的造反派根本不顾群众的议论，他们照样我行我素，打斗愈演愈烈。我的直觉告诉我：“文革”不应该是这样搞的，《十六条》说得清清楚楚，要文斗，不要武斗。决不能放任他们这样胡来！我家是革命堡垒户，解放前就经常住着共产党人，从小我就对老干部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非常崇敬和爱戴。现在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出生入死闹革命，不怕抛头颅、洒热血，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谋幸福的老干部被人往死里整，一点人性都不讲，我于心不忍。我当即命令身旁的副司令陆宇众带着海口兵上去把杨长江抢下来，送到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并派海口兵保护，让杨躲过了那种侮辱人格的摧残身体的野蛮揪斗。
上山下乡以后，有一天回海口，我和陆宇众正在海口公园旁边散步，遇到一支队伍走过来，是区党委、行署的干部，队伍往海口戏院的方向行进，看上去是要参加什么大会。突然，队列中走出一个人，正是杨长江。刚刚被解放出来的老书记站在我面前对着我三鞠躬，还紧紧握着我的手，道谢不停。顿时，我浑身温暖无比。我想起了小时候过年过节时，也经常有当年在我家住过的老革命到我家慰问、道谢的情景。我想：当年党的领导干部与人民百姓的感情真难得啊！
12月25日，是西方人的圣诞节。像这样的节日，我们从来就不屑一顾。但12月26日，却是我们心目中神圣的圣诞，因为这是我们伟大领袖的诞辰。几天前，我们海口兵的几个头头就筹备着召开全市的庆祝大会。经过几天的准备，1966年12月26日那天晚上，我们成功地组织了全市人民庆祝毛主席诞辰大会。
开会前，海口市委书记周见庭专程赶到主席台下找我（当时海口市委代书记于明已调回区党委，周见庭任海口市委书记），请示说：“今天是毛主席的诞辰，我心情很激动，我想上台讲话，表达我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但我现在被打成了走资派，我该不该在大会上讲话？”
这让我感到很突然，也很棘手。毛主席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一位跟随毛主席革命多年的老干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作为海口最大的当权派，他上台合适吗？让他上台，群众又会有什么反映？他现在可是正在被很多群众组织揪斗、批判的走资派，而我却是海口最大的“铁杆保皇派”。让周上台讲话，人们肯定会说：保皇派和走资派串通一气在唱双簧，没准会闹出什么事来，这真让我左右为难。从大局出发，为了把大会开好，我只好对周说：“情况特殊，你就不要上台讲话了，你自身都这么困难，还念念不忘毛主席的恩情，你的心我领了。”
周同意我的做法，没有上台，可他就站在台下参加了大会。周的所作所为令我对老干部肃然起敬。
成功地召开“12·26”庆祝大会，大大地提高了海口兵在海口民众中的威望，也大大地鼓舞了受压的海口兵的斗志。
1967年1月，上海市造反派夺了市委、市政府的权，《人民日报》大肆宣扬，称之为“一月风暴”。风暴很快刮遍全国，也刮到了海南海口。1月23日，海口市一些造反派组织冲进海口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宣布夺权。被夺了权的当权派面临的是造反派的随意批斗，甚至是随意打骂，有的还面临生命危险。
一天晚上，有人赶到海口广场海口兵司令部告诉我：不知什么组织抓了孙英杰（海口副市长、公安局长），现正在博爱路“斗鬼台”上斗呢。有人在台上对孙拳打脚踢，还有劳改犯用针去扎他，还说他们认出打孙的人不少是劳改犯。我想：这不是明摆着的阶级报复吗？我命令海口兵副司令谢亚和带兵去把孙抢回来，谢带领他海口四中分部的20多人马上赶到博爱路“斗鬼台”，三下五除二就把人救回来。
第二天，海口兵在海口市公安局的大门口的墙上贴出了“坚决保卫孙英杰”的大标语。明目张胆地保护当权派，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
随着文革的进一步深入，海南、海口两级机关的当权派不断地被打倒，家庭也被打散，其子女也从“红五类”跌落到黑七、八类，受到社会的歧视。这时候，海口兵却向他们敞开了大门，海南、海口两级机关的很多领导干部子女都加入了海口兵。也许是我们保皇保出了名，也许是阶级感情将我们凝聚在一起。
记得后来任海口市委副书记的孙英杰曾对我说，当时他问他刚小学毕业的小孩孙时参加了什么红卫兵组织，孙时自豪地说：“当然是参加杨来清的海口兵嘛，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现在，我们当年的海口兵还经常聚会，他们之中有的当了老板、企业家，有的当了教授、学者，还有的当了将军。我们经常在一起回首往事，津津乐道地重复那些讲了无数次的激动人心催人泪下的小故事。
因为我们多次保护了老干部，引起了很多造反派的不满，他们想方设法对我们进行报复。1967年1月30日晚上，在海口广场司令台，海口兵司令部被“砸”，那是海南发生的第一起“打砸抢”事件。
那帮人是“红卫兵全国革命造反司令部××分部”派来的。带队的人不敢出面，只躲在幕后，但是我们的同学见到他了。原来那个带队的就是侨中刚动乱时那天晚上，在学校广播站里第一个喊“打倒杨来清”的那位同学，后来看到形势急转而下，他又痛哭流涕地向我认错赔礼，说打倒我是错误的。同学们气不过要打他时，我还保护了他。想不到今天他还带人来砸我们司令部，看来他那天的认错是假的，他一直都没有忘记要打倒我。我想，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在那个特殊的“舞台上”,各种各样的、形形式式的“演员”,真的是表演得淋漓尽致！
记得当晚有这样的舌战：“你们是哪里来的？”“我们是全国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你们想干什么？”“我们要封你们！砸你们！”“你们凭什么封我们？”“我们是造反派，你们是保皇派，你不知道吗？”“你们这是打砸抢，你们要不要《十六条》？”“我们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这是革命行动，我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打砸抢’也是革命行动，也是革命大方向吗？这简直是强盗的逻辑！”那帮人显然是在野蛮地打砸抢，并且在打砸抢中强词夺理，胡说八道。
那帮人抢着东西逃跑后，我在想：《十六条》不是规定得好好吗？为什么文化大革命被搞乱成这个样子？今天想起来才明白：那是因为中国的国情太特殊、太复杂了。往往是上头大的跟大的斗，下面小的与小的争，一天到晚“窝里斗”。那是一块争与斗的土壤，那块土壤不时在生长着争与斗的苗子；那是一种争与斗的气候，那种气候不时在提供着争与斗的机会。朋友们，请不要倾注于争斗了，赶快行动起来，认真改良土壤，设法改变气候吧！我看这才是中国的出路。
1967年的春天，尽管一时我们处于弱势，简直像当年“八路上山打游击”一样，但是，广大有良知的革命群众还是大力支持我们。“1·30”的第二天，不少机关干部、工厂工人和革命师生纷纷赶到红卫兵司令部对我们表示慰问，表示支持。当时步行串连在井冈山的陆宇众、陈英等老红卫兵，得知消息后立即拍回电报，表示慰问，并鼓励我们要坚持到底。记得后来在海口市新华区委当党委书记的陈有善有一次还问过我：“1967年初你们被砸后，我和市委机关的干部到司令台慰问过你，你还记得吗？”他还开玩笑说：“想不到几十年以后，你这个‘保皇派’还到我这里当政法委书记了。”（1991年我被调到海口市新华区委当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被称为“革命母亲”的倪曼云阿姨，得知海口市红卫兵司令部被砸的消息，当即赶到海口人民广场司令台，对我们表示慰问，嘱咐我们要注意安全。几天后，她还接我到她家住，每天都要亲手做饭给我吃，还买衣服给我穿，倪阿姨简直把我当成她的亲生儿子，一直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倪阿姨当时是海口华侨大厦一名股长，她爱人符捷是华侨大厦副经理，两口子都是老革命、老党员。只因为我是她小孩的同校同学，在我受难之际，她却能挺身而出，并伸出母亲般的手，对我体贴入微。至今我父母亲还对她念念不忘，每每回老家，我八九十岁的双亲都要问起她，并嘱咐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这位好人”！
被称为“革命老师”的马跃汉（十一小学教师），在我们被砸后的第二天，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并当场表示要与我们并肩作战。马老师是转业军人，在我们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刻，他挺身而出，参加我们的队伍，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在漫长的日子中，他对我们尤其对年纪较小的红卫兵一直在关心，在引导。马老师在海口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被砸后不久，海口市红卫兵司令部搬到海口市大兴西路海口市防疫站旁边，后来又搬到海口市解放西路海口市建筑公司。在机关干部、工厂工人和革命师生的支持下，我们继续革命……
第七章文攻武斗动而不乱
争权较量，日趋白炽，不择手段，全国大乱，这是“动乱”第五幕……
“动乱”从文到武，亦文亦武。文攻武卫是文化大革命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有特殊含义的成语。“文攻”，指的是以文明的方式进行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武卫”，说白了就是武斗，是文革中对立派别之间的武装冲突，是由少数坏人策划和挑起的，有不少受蒙蔽的群众参与的群众斗群众，群众打群众，群众伤害群众的大灾难。
1967年初，当造反派夺了各省市、各地区、各部门的党政大权以后，毛主席作出了英明的决策，派解放军对地方实行军事管制，以防地方的党政大权被一小撮坏人篡夺。海南、海口两级党政机关被夺权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开始对地方实行了军管，开展“三支”、“两军”工作（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
2月15日，海南军区出台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2·15紧急通告》（简称《通告》）。
《通告》发表以后，海口地区的造反派组织产生了三种观点：1.坚决支持。2.坚决反对。3.既不完全支持，也不完全反对。支持者认为：《通告》符合中央的精神，符合毛主席的重要部署，既要抓革命，也要促生产，大方向是正确的。反对者认为：这是海南军区的一个大阴谋，企图以生产压革命，《通告》的大方向是错误的。中间派认为：《通告》的动机是好的，但效果不一定好。
大辩论的主战场在海口人民广场。参加论战的有学生，有干部，也有工人和市民。当时，有很多从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到海南串连的“南下红卫兵”，他们中主要的是大中学生，在辩论场上十分活跃，他们是坚决反对《通告》的。有一次，我领着几个海口兵与一帮南下红卫兵在广场司令台上摆起了擂台，以《通告》为题目展开了一场口舌大战。
南下红卫兵首先自报家门，他们是北京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一口浓郁的京腔京韵，一嘴快速流利的标准“国语”像机关枪一样，乘我们还没有准备，就射出了一梭梭子弹。
对方说：《通告》抓革命是假，以生产压革命才是真。这是“海老谭”破坏文化革命的一个大阴谋（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提出要抓生产，被造反派诬蔑为以生产压革命、破坏文化革命的黑干将。因此，凡是提出要抓生产的当权派都被冠以“谭”字头，被视为破坏革命的代表人物，如广东有“广老谭”，海南有“海老谭”。“海老谭”指的是海南军区司令孙干卿）。
北京学生就是能说会道，张口就来，出口成章。要是比口才，比耍嘴皮子，我们这些海南人怕有10个加起来都不是他们一个对手。但真正的辩论靠的是讲理，俗话说得好，有理不怕声高。我定了定神，仔细地听完对方的话，然后不慌不忙地回应。
我说：《十六条》要求我们，大辩论要摆事实，讲道理。你们既不摆事实，也不讲道理，只会扣帽子，这算什么本事？
对方毫不示弱：摆就摆。按《通告》的要求，干部要回机关，其主要任务是抓生产；工人回工厂，其主要任务也是生产；农民就更不要说了，回去当然就是种地了。那么，还有谁来搞革命？社会上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岂不是要变得冷冷清清吗？这就是事实，这就是“海老谭”以生产压革命的事实。
我说：干部在机关，工人在工厂，农民在农村，学生在学校就不能革命了吗？是不是非得全部都涌向社会才算是革命？难道革命是以地点划界吗？
对方急了：那大家都呆在单位，都不出来，怎么革命？
我说：难道要我们的干部、工人、农民、学生都离开单位，干部不上班，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地，统统到社会上去干革命，当职业革命家吗？
对方似乎很得意，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让大家都来当职业革命家。当职业革命家有什么不好？
面对对方的狂妄和无知，我心里暗自觉得好笑，但仍然心平气和地说：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每天就知道吃饭穿衣，可不知道这饭是怎么来，这衣服又是怎么来的。工人不生产，农民不种地，到时看你吃什么，穿什么。伟大的导师马克思说过，我们首先要解决好衣食住行，然后才能去做别的事情。你没听说过吗？
我接着说：如果只高喊革命口号而不去搞好生产，生产上不去，革命只会落空。你说的那种革命不是人民所需要的革命。
对方好像抓住了一根稻草，立即反问：那你说说，人民需要什么样的革命？
我说：人民需要的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需要的是能将生产促上去的革命。
对方提高了嗓门：你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
我说：通过革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实实在在的马列主义，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你们不摆事实，也不讲道理，只会扣帽子，这样的辩论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对方自知理亏，但嘴巴仍然很强硬：反正我说服不了你，你也说服不了我，你要认为辩论没有意思，那我也不奉陪，我不想和你辩了。
对方说完就跳下台，那场辩论就这样结束了。
在大辩论期间，我曾与海口兵的翁秀琼、吴坤鉴、潘生等同学步行串联回文昌老家，考察农村文化革命的开展情况。那天正好是冯坡镇赶集的日子，集市上人来人往，热闹得很。我看到镇邮电所大门口的墙上贴着一张“通缉郭秋”的通缉令。郭秋时任文昌县委书记，怎么成了“通缉犯”了？而且整张通缉令的内容就是火烧、炮轰、油炸、刀劈之类的词语，再加上一顶顶的帽子，不摆什么事实，也不讲任何道理。我在侨中读书时经常回老家，听群众对郭的评价不错，觉得郭是个好干部。刚好我小学的一个同学许清甫正在营业台当班，我就问他，“通缉令”是哪个组织写的？许同学反问：“你想辩论吗？”我说：“辩论可以，但不能站在地上辩，起码要搭个台子，站在台上辩。”许说：“写‘通缉令’的人正愁找不到旗鼓相当的对手，你来得正好。谁不知道你是堂堂的海口兵司令，海南最大的‘铁杆保皇派’你要出面和他们辩那才是棋逢对手，这下有好戏看了”。
过了大概一个时辰，有人在冯坡镇菜市场搭起了一个临时的台子，那是用几张卖猪肉的案台拼凑起来的。许同学把我带到了现场，这时候，对方的主将也出场了，那是一位姓李的很有名气的老检察官，因犯错误被安排到冯坡去看管水库。
辩论围绕着“通缉令”展开。
我十分客气地开了第一炮：听说你曾是老检察官，法律方面的知识应该是滚瓜烂熟，那么请问“通缉令”是针对什么人使用的？
我问：郭秋现在还是文昌县的县委书记吧，共产党的县委书记怎么同时是一个罪犯了？
李说：郭已被造反派打倒，他现在已经不是县委书记。
我说：郭的书记是上级任命的，要罢免也要上级说了算。郭有错误，我们可以批判，再怎么说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吧，怎么成了罪犯？难道你不知道，是不是罪犯要司法机关认定才能算数吗？
李说：现在还有什么司法机关？公检法都被砸烂了，连文昌县委的大权都被造反派夺了，现在是造反派的天下。
我说：你们是高兴得太早了吧。公检法不是你说砸烂就烂的，海南军区已经对文昌实行了军管，现在是军管会说了算，而不是造反派说了算，造反派给郭扣的帽子都不能算数。无产阶级的大权什么时候都牢牢地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手中。
李可能是自觉理亏，悄悄地退到一边，蹲了下来，不再出声。此时，他在蹲着一言不发，我在站着“演说”不断。对方一看第一回合输了，赶紧调兵遣将。于是，对方的第二号人物出场了。那是一位大学生，他曾经与我同小学，姓张，比我高一年级，当年考上广州中山大学。
他一上台就先作了自我介绍：我是广州中山大学学生，是广州“红旗派”造反组织的红卫兵，这次是回乡串联闹革命的。今天能与我小学同学，也是海口红卫兵的司令，海南最大的“铁杆保皇派”杨来清杨司令同在家乡的舞台上耍耍嘴皮、斗斗嘴巴，真是三生有幸。希望家乡的父老乡亲大力支持我的革命行动。让我们团结起来，打倒走资派，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对方这段冠冕堂皇的开场白，看来有两层用意：第一，表明自己是广州回来的中山大学的大学生，想从气势上压倒我。第二，把我定性为海南最大的铁杆保皇派，以便煽动起群众对我的反感情绪。这样一来，从一开始，他就可以占据上风，处于压倒的阵势。他是中大哲学系的，听说学哲学的都长有三寸不烂之舌，能把死的说活，能把稻草说成黄金。而且脑袋瓜也好使，在处于不利的态势下通常会偷换概念，转移目标。还有一手就是抓住对手的一句错话，或者一个漏洞穷追猛打，把对手打懵。因此，我一边听着对方的发言，一边在心里想着我的对策：一定要紧紧抓住“通缉令”上三个要害的问题，决不能让对方转移题旨。
在辩论过程中，我始终抓住三个要点问题：一是通缉人犯的权力是政法机关特有的权力，不是任何一个造反组织可以随便享有的；二是你们既不是政法机关，却随意对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实施“通缉”，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三是退一万步讲，即使郭秋犯了错误，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十六条》又有哪一条规定可以对他“通缉”？
他也很清楚，在这三个问题上，他肯定是站不住脚，因此他曾多次试图转移话题，但我却死死抓住不放。最后他只好虚晃一枪，赶紧收兵。
那天的辩论，群众绝大多数是支持我的，每当我发言时，人群中都会响起掌声和欢呼声。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还应邀到翁田镇去辩论过两场，虽然一次差点挨打，但结果还是全胜而归。我不但在海口出名，在老家也出了名。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名”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在翁田、冯坡辩论后不久，大街上贴出了巨额的悬赏告示：割掉杨来清一只耳朵，奖赏人民币1500元。
在老家的日子里，我险遭杀害。因为镇上贴出了割掉我耳朵的奖赏告示，为了防止意外，我堂叔让我晚上都到他家去过夜。有一天夜里，我正睡在堂叔家的小阁楼上，突然，有人向小阁楼扔石头，接着有一阵嘈杂的喊声：冲进去，抓住姓杨的保皇派，立功者有赏！幸好我有三个堂伯、堂叔，他们同时起床，每人手拿一支鱼叉，把住大门，同时高声呼喊：抓贼啊！抓贼啊！村里人听到呼喊声纷纷拿起扁担、鱼叉等赶过来。偷袭者知道阴谋暴露，又担心寡不敌众，偷偷地溜跑了。一直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事情的原由。原来是对立派的头头陈民精买通了我村里两个小青年，由他俩带一帮社会上雇来的烂仔来抓我。
我在家乡被偷袭的事情很快传到海口我爸爸那里，而且消息传得很离谱，说我被砍掉了一只手。我爸那时在海南外贸机械厂工作，一听到消息，他抓起一辆自行车就往家里拼命地赶路，一口气骑了90多公里赶到家里。当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跨进家门口时，看到我正从海边抓鱼回来，一时哭笑不得。见此，我顿时热泪盈眶，为我父亲的行动感激万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这时的海口，已从大辩论时的你辩我论，文来文去，动口不动手的阶段逐渐升级，不同派别之间的对立情绪越来越激烈，火药味越来越浓。加上全国大气候的影响，海口终于爆发了武斗。
1967年8月8日，海口军管会组织了全市“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会后组织了大游行，在游行过程中，有人向游行队伍扔石头，队伍中有人被石头打中，头破血流。一时整个游行队伍乱成一团，只听到“抓坏人！抓坏人！”的高喊声，游行人在追打扔石头人，“8·8”武斗宣示了海口武斗开始。海口的三大派立即各自占据“据点”。“海联司”占据和平电影院、海口百货大楼，“海红司”占据椰林茶店，“海大总”占据海口图书馆……随着武斗的不断升级，海口三大派的武斗“据点”随之调整，后来的基本态势是：“海联司”派主要占据得胜沙路、长堤路、海口五层楼。“东方红”派主要占据解放东路、解放西路、市工人文化宫。“工农兵”派主要占据解放西路与大同路交叉处的轻工大厦。对峙的双方主要是“海联司”派和“东方红”派。
当年，武斗曾一度蔓延全国各大中城市，那种情形至今让人历历在目。1967年秋，海口同样从“文”到“武”，占据点，打派架，甚至动刀动枪，杀人放火，简直不堪回首。
从1967年的“8·8”事件开始，建国酒店被炸；百货大楼被烧；海南汽车总站、海南机械厂发生枪击事件；6月6日海南日报社发生流血、死人事件。8月28日，海南军区司令部被冲击，副司令杨昭优被炸伤；一中红卫兵庄人红被当场炸死……
以上数次武斗，种种事件，接连不断。虽然当时我在老家乡下，不在海口，不亲临其境，但对那些被武斗夺走生命的人，不管是哪一派的，我都心怀同情，心感可惜。比如侨中初二（2）班的夏祥伯同学，虽然他出身不好，但他的学习成绩很好，是班上学习委员，人长得也帅，很可爱，“文革”前在侨中他跟我私交很好，“文革”中，虽然观点不同，但我们俩也相处很好。谁料到1967年在海南日报社的“6·6”事件中，他被打死了。说实在话，至今我还在想着他，念着他，侨中的同学都为他感到可惜。
会议在一片寂静中开始，在秩序井然中结束。退场时，却突然舆论哗然，人声鼎沸，一片谴责之声随着陆续退场的人流，在戏院里回荡，在楼道间回响，甚至延绵到街外……正在这种鼎沸的谴责声渐渐消退的时候，谁也不曾想到的是，三楼里突然响起了清脆而沉闷的枪声。一位红卫兵，因为对自己的错误缺乏必要的认识，因为经受不住我严厉的呵斥与批评，因为承受不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谴责声，便恼羞成怒，鸣枪抗议……
韩老走后，有人问我，你晓得刚才那位长者是谁吗？我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对我发问的同学，心想，难不成你早就知道他是谁？所以，我只是用询问的目光望着这位同学，一直不回话。见状，那位同学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便给我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孤陋寡闻了不是？我们的杨司令连大名鼎鼎的海南党校的教育专家韩剑夫先生都不认识。他还是咱们文昌老乡呢，他是因为负有保护老干部使命，才住到这里来的。”过去只闻其名，不见其人，今天一见，果然不同凡响，名不虚传，难怪他的一席话，让我觉得胜读十年书。
当天夜里，空气像是凝固了似的。临街的窗口一丝风儿都吹不进来，出奇的闷热。我躺在床上，眼前总是浮现着韩老的形象，耳边总是回响着韩老的话语，脑海里总是反复思忖着韩老的劝告。辗转反侧，思绪万千……越深入思考，越反复权衡，越着眼大局，就越觉得韩老言之有理，站得高，看得远；同时，也就越觉得自己不冷静、不慎重、不成熟。
按照韩老指点，我组织为期半个月的主题为“社会大乱我不乱”的学习班，组织海口兵学习毛主席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反对自由主义》等著作，还请解放军同志宣讲遵守纪律的重大意义，要求大家结合当时的形势和自身的实际，谈认识、谈体会，表态度、表决心。通过办学习班的形式，既化解了我和奇威兵团那些红卫兵的矛盾与冲突，又使大家的心灵得以洗礼，觉悟得以提高，纪律得以加强，队伍更加团结。几十年后的今天，每当我们聚集在一起，回想起动乱年代那个“社会大乱我不乱”的学习班，大家都深有感触：那是多么难能可贵！
在五层楼里，我终生难以忘怀的还有一件事。一天中午，吃过午饭，大家正准备休息，有个同学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我：“听说楼顶上抓来了好多‘俘虏’，被打得嗷嗷叫。”我马上带领海口兵冲上去。楼顶那一阵阵凄惨的哭喊声，一阵阵可怜的求救声，随着我的逼近越发清晰，叫人心寒；那场面，那做派，“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不由分说，一个箭步，冲到他们跟前，大喝一声：“不许打人！不停手的立即给我拿下！”顿时，他们被这突而其来的呵斥镇住了。我勒令他们立马放人，而且叫海口兵的人把“俘虏”安全护送出去。接着，海口兵侨中分部的陈英同学，立即在五层楼贴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大字报，强烈呼吁大家起来共同制止乱抓人、乱打人的野蛮行径。从此，五层楼也就平静下来了。
第八章乘坐专机赴京谈判
初见分晓，欲稳大局，准备收场，这是“动乱”第六幕……
1968年初，尽管权力较量已初见分晓，但全国各省市、各地区，派别之间仍然争斗不休。面对混乱局面，中央决定：组织全国各省市、各地区群众组织负责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自斗私批修，促成革命大联合。于是，我再次赴京。
1968年初的一天，周总理派出总理专机，从北京直飞海口，接我们去北京。海口三大派各群众组织头头约40人左右参加那个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还有海南军区司令、政委，各市、县人武部部长、政委以及海南驻军其他领导。
虽说是学习班，但我们都清楚：这是海口三大派在北京谈判，准备大联合。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开始，海口三大派群众组织头头，各自住于一方，各派头头之间，尽管原是老同学、老同事，都很熟，但见面时却相互不打招呼，情绪特别对立。几天以后，海南军区司令孙干卿宣布：重新调整住房，参差居住。“海联司派”总司令李进周跟“东方红”派总司令陈同川被安排同房居住。我被安排跟谢神通同居一房。谢是对立派中在海南赫赫有名的“海南红总”司令，当时他是海南教师进修学校学生，比我大几岁。同房的第一天，冤家相见虽然也勉强打招呼，但内心憋得难受。
毛主席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还说：“要斗私批修。”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在学习班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斗私批修，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有时以“派”为学习单位，一边学习、斗私批修，一边作自我批评，有时大会发言，有时自学，有时个别谈话。当然，斗私批修、自我批评是不能脱离实际的。记得在大会发言中，“海联司”派总司令李进周经斗私批修后，主动坦陈武斗时的一个“军事行动”：武斗紧张阶段，他们曾有几人，携着上百公斤的炸药包，从得胜沙路的地下水沟爬到海口解放戏院（“东方红”派据点）底下，准备大爆炸，将“东联站”（“东方红”派）一下炸平，但又想到里面住的不少是受蒙蔽的群众，所以就不炸了。李的坦言使“东方红”派的头头大吓一跳。
海南虽小，离北京又远，但在北京的学习班中却创了“奇迹”：不但动口，还动手了。那是在讨论大联合中各派组织参与大联合委员会人数时，有人说“造反派”要占多数，保守派只能占少数。有人问什么叫“造反派”，什么叫“保守派”？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结果争了起来，争吵不下，就动手打架，此事轰动了整个学习班，成为典型。
为了消除派别隔阂，促进革命大联合，中央首长联络员分别找各派主要头头进行“个别谈话”。记得一位姓李的据说是总理联络员找我谈过话，了解我对海口三大派的认识。我说：“经过学习班的反复学习，斗私批修，自我批评，我们各自之间的派性在逐渐消除。回过头来，我认为对各派都应一分为二地认识。‘海联司’派的成员中，因为转业、复员军人多，机关干部多，工人多，所以相对地讲政策，讲纪律，讲方向，但也相对地显得造反精神不强，显得保守；‘东方红’派的成员中，因为学生较多，年轻人血气方刚，敢于造反，相对地显得造反性较强，但越轨行为也较多；‘工农兵’派属于中间派，由少量机关干部和一些学生组成，战斗力较弱。但是不管哪一派，如今革命大联合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大家都不会阻挡。”听完以后，联络员说：“你的认识客观、公正、有见解，与一般人不同，你的思想进步快。”
1968年3月7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我又一次见到毛主席。这一次毛主席是专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员的。海南的学员被安排在座位前面。当毛主席、林彪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主席台时，全场欢呼，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万岁，万万岁！”在主席台上毛主席还特别问：“海南来的在哪里？”只见林彪、宋维试（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指向我们的位置，毛主席在主席台上特别朝着我们座位的方向走来，向我们频频招手致意。此时，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喊着喊着，只见毛主席不断地向我们微微笑，频频招手致意。半个钟头左右，在欢乐的、忘我的气氛中，当晚的接见拉下帷幕。
夜幕中，我们将无限的欢乐带回学习班。在一个广场上，大家还在一起唱歌、跳舞。我们十分亲切地唱起“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边唱歌，一边跳舞。记得当时我们跳的是“忠字舞”，海南军区司令员孙干卿、副政委单印章也跟大家一起载歌载舞。那天晚上，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幸福的遐想使我彻夜难眠。
我想到暴风雨与当权派：这场暴风雨很不寻常，它既属天灾，也是人祸。暴风雨过后，人们的头脑变得清醒。带着清醒的头脑，我在想：脸是要经常洗的，房子是要经常打扫的，汽车是要定时不定时地小修、中修、大修的。脸不经常洗就会脏，房子不经常打扫就不卫生，汽车长期不修理就会发生故障。所以，“洗脸”、“扫地”、“修车”未必是坏事。但是，如果美容院里的“洗脸技师”乘帮人洗脸之机，故意将人毁容，如果宾馆里的清洁工乘打扫卫生之机，故意毁坏宾馆桌椅、用具，如果修理厂的修理工乘修车之机，故意毁坏汽车零件，那显然是违法乱纪，后果严重者，甚至是违法犯罪。可见，世间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所以，认识事物切忌片面性、表面性，处理问题务必把握好那个“度”。
我想到“动乱”与磨练：这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乱中我在动，动中我在想，“乱、动、想”，“想、乱、动”，反反复复，滚滚红尘，一次又一次地磨着我，炼着我，我不得不接受那个痛苦的磨炼。显然，被风吹浪打是难受的，但是，正因为一阵阵的风、一个个的浪，让一个在大海里游泳的人，一次又一次地经受考验，一天又一天地学会游泳，一步又一步地趋向成熟。其实，人世间万事万物，无不在运动中辩证，在辩证中运动。
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谈判，虽然三派的主要头头都表示回去以后要尽快消除派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但是，回到海口以后，又各自回到各派的据点，迟迟不谈大联合的事。海口地区的形势仍然是三派继续僵持着、对立着。我也只能回到得胜沙路海口兵的驻地，静观时局的发展。
第九章武斗尾声以寡敌众
惯力不止，急忙刹车，恢复秩序，这是“动乱”第七幕……
在驻守得胜沙的日子里，两大派的红卫兵分别排演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海联司”派排演了《红卫兵万岁》，“东方红”派排演了《红卫兵战歌》。海口兵有很多人员参加了《红卫兵万岁》的演出。
大型歌舞《红卫兵万岁》演出团成立于1968年1月，由130多名红卫兵组成，在广州主义兵、海南军区战线文工团《洪流》组织、海口地区工人组织的帮助下进行排练和演出。整个演出团，从领导、导演、舞蹈、歌唱、音乐、灯光、布景、后勤保障，都由红卫兵小将自己担任，是一个军事化、战斗化的文艺团体。红卫兵自己从家里带钱来吃饭，捐钱出来作为排练、演出的费用。在那战火纷飞的武斗的危险岁月里，他们深入到海南岛各县部队、医院、城镇、农场、农村、公社、工厂、矿山、港口为工农兵演出，足迹遍及海南各市县、乡镇，行程数千公里，历时9个月。
《红卫兵万岁》是足以让那一代学生仔引以为豪的永恒的记忆。那个集体所展现出来的聪明、才智以及所付出的汗水、心血，令人们刻骨铭心；所凝聚的忠诚、善良、团结、奋斗、为公、忘我的品质是一笔永远的精神财富，它将深刻地影响着很多很多的人生。
在整个武斗期间，虽然海口兵的一些学生也曾跟随工人组织参加过一些武斗，但海口兵没死过一个人，这让我感到十分庆幸。回想当年，在那样复杂的形势下能带好一支队伍是多么不容易啊！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的副司令王和强是最会带兵的人。他带领的海口兵二中分部的红卫兵，人数多，团结紧，纪律好，战斗力强，大方向又把握得好。“文革”全程他带领的红卫兵，无一伤，无一死，无一违规违纪。他们在大风大浪中都经受了锻炼，走上社会后，都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
对方当时的详细情况，是10年以后我才偶然得知的。1976年夏季的一天，海口市运输公司在武斗时曾对立而后来“联合”了的两位头头一起出发到文昌铺前镇，他们路过湖山公社时，刘文艺（时任该公司革委会主任）说：“听说当年海口兵司令杨来清现在湖山公社当党委书记，我们去拜访一下吧！”那天刚好我在公社办公室。客人远道而来，不管当年属哪派，我都热情接待。饭桌上，正是当晚在得胜沙路被石头砸到头颅的“司令”开玩笑地对我说：“‘杨司令’啊，还记得我们游行示威抗议海南日报社那天晚上吗？我看你的石头是长眼的，怎么一砸就砸到我的头？我当场昏倒，当即被送到海军四二四医院抢救，否则，那天晚上，你们真的会变成肉酱啊，那也没有今天了。”我笑着连声道歉：“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不过幸亏石头长眼，否则咱们也真的没有今天了。”说罢大家哈哈大笑，真是“古今多少事都在谈笑中”。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关于制止武斗的布告。各省市、各地区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日益扩大的武斗。7月8日至10日，广东省、广州市两级革委会召开会议，采取行动，拔除广州市内的武斗据点。
7月17日上午，海南军区、海南区革委会在海口人民广场召开贯彻执行中央“7·3”布告的群众大会，强令各派组织必须立即撤除所占据的武斗据点，各类人员返回各单位就地开展文化革命，学生返回各自学校，复课闹革命。在此之前，我已安排海口兵搬出了得胜沙的胜利旅店，撤出了据点，并要求他们回到各自学校去。我特别交代各分部的领导，一定要做好同学们的思想工作，服从学校军代表和工宣队的领导。我带领海口兵参加了大会，会后，我们参加了大会组织的游行。
但是，海口仍然有个别的造反派组织公然置中央的《布告》和海南军区的强制命令而不顾，继续坚守据点，并且当游行队伍经过他们据点时，居然公开对抗、挑衅，向游行队伍扔石块等，蓄谋挑起新一轮的武斗。在这节骨眼上，海南军区果断决策：立即武力拔除据点。同时派出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采取强硬措施，很快就拔除了几个据点。
当天下午，全市就只剩下位于新华北路的解放戏院这个据点了。这是最后的也是最顽固的一个据点。解放戏院是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幢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三层楼房，坚固强硬。戏院背东面西，前面是一块近300平米的小广场，再往前，就是南北向的新华路。据点里面的人早已将一楼的大门紧紧地封闭起来，在二楼的前面阳台上垒起了沙包，修筑了工事，企图负隅顽抗，硬扛死守。在工事的垛口里，伸出了几根阴森森的枪管。
很多群众都涌到戏院对面新华路西边的骑楼下围观，想看看解放军是怎样拔除这最后一个据点的。我与同学潘清也挤在人群里，要看一看据点里的人究竟要顽抗到什么时候。
以前，我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这种镜头，只是在小说的描写中感觉到这种场面，而当时，我亲眼目睹了。我想起了著名作家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年轻的志愿军战士，听从祖国的号令，在朝鲜的天寒地冻的日子里爬冰卧雪，过着一把炒面一把雪的艰苦生活，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抗击着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的入侵，捍卫祖国的尊严和安宁，保卫朝鲜人民的国土和生命财产。他们不惜牺牲自己，但是毫无怨言；他们含笑告别战友，有的甚至永远埋葬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魏巍称颂这些年轻的战士是我们时代最可爱的人。
“动乱”中，在党政机关被造反派炮轰火烧得几乎瘫痪的时候，解放军介入了“三支两军”。面对造反派组织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冲击，他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坚持了最可贵的忍耐和退让，表现出最高尚的风格和品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基石。然而，在国内和平的环境下，在海口解放戏院的大门前，在这本来不应该流血牺牲的地方，他们流血了，他们牺牲了。他们没有倒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没有倒在美帝国主义的大炮下，却倒在造反派的枪口下，这怎不叫人心疼，怎不叫人心酸，怎不叫人义愤填膺？我站在战士流血的地方，久久不肯离去。我痛苦地低下头，静静地向他们默哀：他们就像魏巍所称颂的那些年轻的志愿军战士，是我们时代最可爱的人，是他们用血肉筑成了我们祖国新时代的长城！
第十章回乡务农基层起步
打扫战场，引导疏散，消除负担，这是“动乱”第八幕……
“7·17”拔除据点以后，我们就返回学校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工宣队进驻学校。在军训团和工宣队的领导下，我们复课了。所谓的复课，并不是上课，而是集中学习。
我们以班为单位，反复地、认真地学习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理论，做好准备，奔赴广阔天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说：一切可以到农村去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主席还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
其实上山下乡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60年代初，我们上初中的时候，侨中每年都有一大批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和少部分没有考上高中的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到农村或到边远的厂矿去就业。学校每到学期末，都会请一些到农村去以后有所成就的校友回来作报告，报告他们在农村广阔天地的经历、作为、思想的磨练、感情的洗礼。每次听完报告，对我都是一次强烈的震撼和深刻的教育。
广大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以一个普通农民的姿态默默地耕耘，以他们辛勤的汗水浇灌出丰富的农产品，无私地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模范英雄人物。在千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有的知青后来当上了民办教师，成为穷乡僻壤中一颗传播文化的种子；有的当上了赤脚医生，为缺医少药的农民排忧解难，解除病痛；有的成了农业技术人员，在农业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上做出了可喜的成绩；有的被推选为生产队的会计、保管，成了农民和农村的红管家；有的被选拔到农村的各级领导岗位，成为深受农民爱戴和欢迎的带头人；有的则在社队企业中积极奉献，大显身手，成为乡镇企业的开拓者。
伟大领袖毛主席生在农村，家里祖辈务农，他自己从小就参加农田劳动，13岁就几乎顶一个整劳力干活。17年的农村生活使得他了解了农民的疾苦，熟悉了农村社会，培育了对农民深厚的感情，始终站在劳苦大众一边，为广大农民谋利益。毛主席深知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首要意义是解决农民问题。他指出：所谓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要是把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100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中国革命说到底是解放农民。
是到农场去呢？还是回自己老家？陆宇众同学一时拿不定注意，找我商量。按理说，农场的条件要比农村好得多，是正式工人的名额，每月工资有保证，又可以和同学们在一起，同生产同劳动，过集体生活，大家有说有笑，也够快活的。到农村就不同了，我知道我老家那里，土地贫瘠，干旱缺水，耕作落后，生产力水平很低，一个劳动力一天不够1毛钱。而且，回到农村以后，就是一个人孤军作战，想见同学们一面，想和同学们说说心里话都难。我们有些同学本来就是农村来的，父母都在农村，照这种情况是应该回老家去的，可他们都不太愿意回去，很多人向军训团和工宣队申请到农场去。我和陆宇众按军训团和工宣队的安排是应该到农场去的，可我们又很想到农村去。
1968年10月15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踏上了回乡的征途，我回我文昌翁田的老家，陆宇众回文昌重兴的老家。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就要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开始我们新的人生征程。
文昌有200多公里的海岸线，翁田公社位于文昌的东北方向，靠海边矗立着一座由海礁岩石堆积而成的抱虎岭。北面是铺前公社，铺前镇的木兰角是海南岛的最北端，离祖国大陆最近。站在木兰角，可穷千里之望，雷州半岛轮廓清晰在目。东面是龙楼公社，龙楼镇的铜鼓岭位于海南岛的最东端，称琼东第一峰，有大大小小18座山峰跌宕起伏延绵20多公里。抱虎岭居于木兰角和铜鼓岭之间，从大海之中高高拔起，峭岩绝壁，群峰竞秀，地貌奇特，植被繁茂；登上主峰，晨迎红日喷薄欲出，暮送夕阳落霞满天；远眺南海碧波水天一色，群鸥翱翔渔舟点点；近看礁沉礁现潮涨潮退，惊涛拍岸声如洪钟。站上临海的石崖看海，那是一派海的世界：眼前的大海一望无际，海浪滔滔，海风正起；从东向西吹来的海风卷起海浪直迫海岸，一波又一波的浪头吐着无数泛白的浪花翻卷而至，前浪扑过后浪又起，簇拥着、喧嚣着，像是千万匹脱缰的野马在奔腾、在咆哮，这就是大海的力量！抱虎岭下洁白美丽的沙滩蜿蜒伸展漫无尽头，几千米长的海湾清澈如镜，分布着100多种完好的珊瑚礁群，游离漂浮的海草在珊瑚礁的平台上翩翩起舞，五彩缤纷的鱼虾蟹蚌游玩嬉戏于水草丛中。好一个天然美丽的海底世界！
我的家乡堆头坡村是离抱虎岭不远的一个靠海的小村庄，全村不到20户，不足百人，土地多属盐碱沙质土壤，干旱缺水，只能种些的耐旱作物。水田很少，粮食不够吃，常年以番薯、杂粮代之。队里经济很薄弱，几乎没有什么积累，一个劳动日才值6分钱。
我家祖祖辈辈在堆头坡这个小村庄里，起起落落。曾祖父杨日新，有文化，擅长经营砖瓦生意，学会武工武术，爱做公益事，好打抱不平，很受乡亲尊重。祖父杨昭为，有文化，但身体不好，早年病故。父亲杨兹贵不到10岁便失去双亲，从小给地主打长工，叔叔杨兹荣16岁参加琼崖纵队，1949年牺牲于战场。我父亲结婚时还是借村里人的一套新衣服去接新娘的。母亲韩月英生于印尼，少年归国，见识广，有智慧，勤劳节省，把我家又重新拉扯起来。她善于助人，在村里很有威望。我父亲一解放就当上第一任农会主席，他为人正直，处事公道，在邻村威望很高。因为双亲多年积德行善，所以，我回乡很受乡亲欢迎，同时双亲的为人对我的一生也带来深远影响。
回家的头天晚上，朗朗的月光像一层层柔和的轻纱慢悠悠地重落到大地上。村子里的空气格外的清新、凉爽，还夹带有一丝丝甜甜的味道。村子里已经传开了我回家当农民的消息，晚饭后，乡亲们都三三两两地过来串门，没一会儿，我家就挤得满满的，好像“南洋客”回来一样。我妈在村子里好客是出了名的，她忙上忙下地摆椅子、摆凳子，安排乡亲们坐下；又忙里忙外地给乡亲们端茶递水，高兴得合不拢嘴。村里的小孩爱凑热闹，蹦蹦跳跳地来了一大群，一个个像过年似的兴高采烈，我妈将我带回来的糖果，向小孩子们逐个发送。凳子、椅子都用完了，我妈只好拿出一张草席，让小孩子们在草席上席地而坐。看来今晚是个喜庆的夜晚，我把客厅中央吊着的那盏过年才点的大煤油灯也点上了。看着煤油灯光映照下的一张张笑脸，我心里暗暗地陶醉。年近80的人称“坡口婆”的老阿婆亲切地招呼我，我赶紧走到她身边。“坡口婆”是村子里的老寿星，经历过“满清”、“民国”和新中国，年轻时到南洋去谋生，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大世面，阅历丰富，德高望重，村子里老老少少都尊重她。
阿婆紧紧地拉住我的手，像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深情地说：阿清啊，时下外头这么乱，你回来就好。阿婆知道你爱读书，很想念大学，但现在上不了，那也没关系，几十年的光景我看得多了，很多做大事业的人原来也是农民，他们先从农民做起，后来才成了大事。现在政府号召学生仔上山下乡，这是好事，像你这样有文化，识字的后生哥回我们自己家乡来当农民，我真是打心眼里高兴。好好地跟着村里人一块干，咱村一定会大变样。
阿婆语重心长的一席话说得我心里暖乎乎的。我说：阿婆，您老的话侬都记住了，侬一定好好干。队长说：这就对了。我说：8年前，我考上侨中，离开了堆头坡村，到海口去读书。现在，我回来了，听从毛主席的号召回来当农民。我原本就是农民的儿子，现在轮到我自己来当农民了，我很高兴。其实要当一个好农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干农活是很讲技术的，可我什么都不懂啊。
乡亲们鼓励我说：万事开头难嘛，海南侨中那么难考你都考上了，犁地比考侨中容易多了。队长说：我们哥清不但考上侨中，在侨中还当了学生会主席，“文革”中又当过什么主任啊、司令啊，领导过好多好多人，还上过天安门见过毛主席，是个干大事的人。这农活嘛，只要他用点心机去学，哪有学不会的？
休息完后，我又接着练。由于总结了经验，弄清楚了犁地的动作要领和问题的关键，干起来就顺手多了。干顺手了，这干劲也上来了，而且每犁一个来回，自我感觉比上一个来回有所进步，不知不觉干到天快黑，队长催了几次我们才收工。
回来的路上队长跟我说：你身强力壮，干活肯卖力气，应该算个强劳力，给你记10分。我赶紧争辩：我现在还是拜师学习阶段，队里没让我交学费就很照顾我了，说什么也不能给记工分，工分是乡亲们的血汗钱啊！队长马上纠正我的话，说：我给你记工分就说明队里不把你当外人，已经把你当成了公社社员、真正的农民，当成我们队的一个成员，难道你不高兴吗？社员干活就要记工分，理所当然嘛。队长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知道我干的活根本就不能算一个强劳力，但这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我只好暗暗地下决心：一定要尽快地学会所有的农活，在往后的日子里争取多干些活，平时为集体多做些好事，决不辜负一个强劳力的待遇，决不辜负乡亲们的深情厚谊。
收工回家，妈妈已经把晚饭准备好了，家的感觉真好。可能是因为太累了，吃完饭后我调好了闹钟就倒在床上睡着了。第二天5点钟闹钟就响了，像催命似的叫个不停，真烦人。我强打着精神爬起身来关停了闹钟，很想倒头再睡一个回笼觉，可我还是站起来了。按我的原计划，每天早上读书一个钟头。我想：这才是“劳其筋骨”的开始，这就扛不过去了，往后还怎么干？况且乡亲们已把我当成了一个强劳力，队里还给我记了10分的工分，我还这副熊样？想到这，我精神也提起来了，读完一个钟头的书以后，赶忙吃过母亲已备好的早饭，然后去找队长。队长正扛着犁，牵着牛准备下地去。
我跟着队长再下地。我一连好几天都跟着队长学犁田，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学习干活两不误。每天，我们俩都坚持干够两个强劳力的工作份额才收工。一个礼拜过后，队长同意放我“单飞”了。我高兴极了，就像在学校读书时考取了好成绩一样高兴，我基本掌握了犁田的技术。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仍然跟着队长学习各种各样的农活。我学习插秧，学习水稻的田间管理，学习收割稻子，还学习各种农作物的栽培、管理、收获。经过近半年的学习和实践，我基本上掌握了多种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和特点，能较熟练地操作多种农活，拿得起，放得下。现在，我拿一个强劳力的工分不觉得心虚了。半年来的学习和劳动，让我感觉到很兴奋，很充实。
被誉为“全人类的骄傲”的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就非常喜欢干农活。他是个大庄园主，可他很会干农活，在偌大的一个庄园里，每一项农活他都拿得起，放得下。他曾经说，我要不会干活，怎么管理近百名农奴，并为他们指派活计？
他一生热爱劳动。有一次，他路过码头，被一位贵夫人当作搬运工叫过去扛箱子。他为贵夫人搬完箱子，得到5戈比的工钱。当码头上有人认出了他，围过来向他问好，那贵夫人见状无地自容，想要回那让她蒙羞的5戈比。托尔斯泰拒绝了，说：这是我劳动所得，我很看重这个钱，不在乎多少。
他一生热爱劳动，至死都信奉：体力劳动是高贵而有益的，轻视体力劳动，只能说明精神贫弱和思想空虚。强有力的劳动培养强有力的精神，伟大的精神导致伟大的劳动。劳动，只有劳动，才包含着真正的幸福。这也是我对劳动的理解。
水的问题解决以后，乡亲们又盼上电了。我又找队长商量：我们村是“老苏区”，听说县里财政有专项资金是帮助老区人民改善生活条件的，我们为什么不试一试？队长同意了我的想法，于是，我绞尽脑汁连夜赶写出一份情真意切、在情在理的申请书，还制作了初步的工程预算报告。接着，我就三天两头地往县里跑，找有关领导，详细地陈述堆头坡村的困难，尽情地表达老区人民盼望用上电灯的迫切期望。我们的努力终于感动了县委领导，县财政拨出2万元钱，县电力部门派人到我们村安装。很快，我们村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结束了几百年来点煤油灯的历史。乡亲们说：哥清回来后，我们村变样了。其实，村子在变，我也在变。我从一个不懂干农活的学生仔变成了一个公社社员，变成了一个样样农活拿得起放得下的地地道道的农民，成了堆头坡生产队村民认可的一个拿10分工分的强劳力。
不知不觉，我回乡当农民已几个月了。这几个月，我过得很愉快，比动乱时在海口市心情轻松多了。那时候形势复杂，我还管着海口兵，生怕我的兵会出什么事，整天都提着心，日子过得可艰难。农村的形势简单多了，乡亲们无微不至地关怀我，教我干农活，支持我工作；我乐意为乡亲们办好事、办实事；大家相处在非常融洽、非常和谐的氛围中。我协助队长为村里改造水井，安装电灯，眼看村子一天天在变样，我很有一种成就感，这几个月过得很踏实。其实，当农民很好的，只要你每天都努力了，能够学到一些东西，能够干一些实事，能够有一些进步，这生活就很有意义。
三天后，我带领堆头大队民兵排背上背包，带上工具，开始步行。我们走到潭牛镇时，接近黄昏，可前面还有几十公里的路程，总得在途中过一夜吧，怎么办？此时有人告诉我，附近有一所文西中学，我便决定，带着队伍到文西中学找教室，并将桌椅当睡床，度过一夜，第二天一早又踏上征途，直奔南阳公社竹包水利工地，按安排，我们在距离工地不远的一个村子里住宿。
领到任务后，我与排里几个有修水利经验的社员分析了我们排土方段的具体情况，拟定了施工计划，对人员作了具体分工。为了尽快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开工前我做了动员，提出口号：争取提前完成任务回家过年。我们一定要革命加拼命，既保质又保量，争取拿到“竹包水利先进排”的红旗。
工程一开工，我们排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油门加到最大，马力开到最强。个个鼓足干劲，人人力争上游。我在排里，体力只能算是中等的，但我明白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的道理，光靠嘴皮子是当不好领导的，要靠真刀真枪的实干。因此，在劳动中，我挑的两个大簸箕每次都是把土装得满满的，那条沉重的扁担无情地压在我的肩膀上，虽然很难受，但我靠毅力在支撑着，挑着担子拼命地跑。排长都这么拼命，其他人当然也不甘落后，我们排的进度从第一天开始就处于领先的位置，而且一直都保持着领先。
除了抓进度，我对工程质量也从来没有放松过。每天收工后，我都和那几位有经验的社员仔细地检查当天工作的质量，然后等指挥部的技术人员来进行质量把关、验收。对于技术员提出的问题，我会立即组织人员加班，该改正的改正，该返工的返工，决不让工程留下隐患。由于每天都严把质量关，大家在施工过程中也很注意保证质量，我们排的工程质量也在不断进步，被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少，以至到工程后期，指挥部的技术员不用每天都过来，只是隔三岔五地来一下就行了，还口头上送给我们排“质量信得过单位”的称号。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苦干、实干，我们终于赶在春节的前一个星期完成了任务。我们排所做的工程数量足，质量好，赢得了“先进排”的红旗。我们扛着“先进排”的红旗，高高兴兴地行军回家过年。春节期间，还有一个新的收获，我们那伙水利兄弟的家长碰到我纷纷向我表示感谢：这次在竹包水库，多亏哥清啊，不然我们的孩子在工地挨批挨斗，说不定还要挨打，这个年可怎么过啊！
那年春节，堆头大队各个村庄都在传说一个传奇的故事：在竹包水利工地发现一个“大怪胎”。故事是这样发生的：因为一上工地就以排为单位，将各自的花名册逐级上报。结果，我这个全部由共青团员组成的民兵排，一开始就引人注目，加上由当年曾在海口市当过红卫兵司令的杨来清当排长，就更显特别。事实上，在热火朝天的水利战斗中，我们堆头民兵排被公认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因为经多次评比，那面“流动红旗”一直在本民兵排的工地上“流而不动”。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因为春节临近，而翁田民兵团的建设速度赶不上去。为了加快建设速度，团领导给我分配了一项任务，让我赶回翁田，将翁田中学的学生带到工地，参加水利建设。而当我奉命执行援兵任务后，回到南阳镇时，一路上碰到的熟人都说：“哥清啊，麻烦了，明天翁田团要召开批斗大会，批斗你们排了。”这让我感觉到一头雾水。
我回到住处时，正赶上兄弟们收工回来，大伙一下围着我不停地诉苦，有的掉了眼泪，有的义愤填膺，愤愤不平。
第二天早上，堆头排的民兵们跟往常一样，准时挑起工具赶路上工地。不料刚走几步，团长、政委和“秘书”一起到来了。满脸凶气的政委指着赶路上工地的堆头排民兵问：“你们去哪里？”民兵回答：“你看不见吗？我们上工地！”政委说：“上什么工地？全部回来，办学习班。”回到住房时，政委又说：“分开办班，上屋一组，下屋一组，不解决问题，决不罢休！”天啊，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何时才能罢休？结果，那天的学习班是在谩骂和顶撞的气氛中度过的。
谁知，这一赌气招来大祸。隔天，翁田民兵团向县水利指挥部、向县革委会报告：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在水利工地上发生一起严重的“罢工事件”，堆头排罢共产党的工，全排民兵集体罢工，半天不上工地干活。面对所谓的阶级斗争，面对“罢工事件”，县革委会领导严肃批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即使竹包水利工地几万民工全部停下工来，也要将“罢工事件”头子揪出来，批倒、批臭！
以上情况我心中是有数的，我决心要将这出戏演反。当晚，我让弟兄们专门到小卖部买回几斤便宜的甘蔗酒回来，用送饭用的几条小咸鱼加上一些花生米来送酒。我说：“大伙放心喝酒、吃饭，明天的批斗会有我挡着，你们别怕！”喝完酒，吃完饭，我让大伙都拿出《毛主席语录》，打开第156页，看着第一条，一齐读：“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接着，我领着大伙高唱革命歌曲。没经多久，我的一位在团部政工组工作的表弟来了，他说：“表哥啊，有麻烦了，领导让我在明天的批斗会上批判你们排，这可怎么办？”“那好办，你批得越狠越好！”“都这个时候你还开什么玩笑？”“真的，我不是开玩笑。告诉你，我不会怪你，因为不是你的错。而且我心中有数，我相信真理定会战胜邪恶。明天你就一边演戏一边看戏好了，会有好戏看的！”看着我镇定自如的样子，表弟和我们排的弟兄们就放心了。
1969年的1月30日，北风呼啸，寒风刺骨。一场莫名其妙的批斗大会在竹包水利工地开始了。在坐得满满的会场中间，留下一块空位，专门“迎接”批斗对象——“罢工事件”罢工人堆头排民兵。在我们排的弟兄们被指定位置就位时，我也跟弟兄们一道坐上挨批挨斗的位置。此时，一位领导上来好心地拉住我说：“你不要坐那个位置，因为那天你不在工地，没有参与罢工。”我说：“谢谢您的好意，但是我是离不开我的弟兄的，尤其在这关键时刻！”
批斗大会按计划轮流发言批判后，我举手请求发言。主持大会的部队副团长看着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还没等他答复，我就拉着堆头排代排长陈文忠，也像其他发言人一样，义愤填膺地说：“你竟敢罢共产党的工，罪该万死！你必须在这里向全体民工老实交代！”陈文忠实事求是地将“罢工事件”全盘托出。这一“盘”犹如一枚重型炸弹，将会场一炸而爆，全场骤然起哄。有的说：“这是怎么回事？”有的说：“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有的说：“这简直是领导在胡闹！”场面一时控制不下，邓副团长只好从台上下来再三劝我：“小杨啊，算了吧，这会不能再开下去了，以后再说吧！”我说：“不行，大会应该继续，应该批斗那个真正的罢工头子，他既欺骗领导，又欺骗群众，还制造混乱，不批不行！”后来由于领导的再三劝说下，为顾全大局，我说：“你们必须答应我的条件：一必须在全工地恢复我们的名誉；二翁田团政委必须到住地向我们排赔礼道歉！”邓副团长答应了我的要求，匆匆忙忙地宣布散会。
会后，翁田团政委一行3人亲临本排工地向我们赔礼道歉，这出戏传奇而精彩地谢幕了。
今天，回想起来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显然是一出“怪戏”，而我看怪就怪在那个“团政委”，说不准那是一个“怪胎”。那样的“怪胎”居然能钻进我们的干部队伍，并且当上“团政委”，这就更怪了……
春节过后，我当上了生产队的政治队长，同时向大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政治队长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社员开展政治活动：每天组织社员做“三件事”（站在毛主席像前敬礼，向毛主席像三鞠躬，念《毛主席语录》）。其实这些事情，从我回乡当农民那天就开始做了。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我在村头的大树上搁块木板，做一个能站两个人的小平台，配上铁皮广播筒就成了“树上广播站”。我培养了村里的两个小学生当广播员。他们俩很听话，积极性很高，每天早晚各一次上树广播，念《毛主席语录》，唱革命歌曲，广播队里的有关通知，讲队里的新鲜事，表扬队里的好人好事。广播站办起来以后影响很广，周围邻近几个村的人都过来参观，称赞说：一个“树上广播站”就把你们村子叫得热热闹闹，叫得红红火火，叫响亮了，叫出名了。
在当年那个火红的年代，物质很贫乏，生活很艰苦。物质生活的极端匮乏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人类在面对贫困的生活，面对自身的寂寞，常常需要苦中作乐，以稀释现实的苦闷。因此，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却是十分迫切。
1969年7月1日，我的入党申请获得批准，大队党支部在大队办公室为我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在鲜红的党旗下，我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决心一辈子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想，我是党的人了，应该为党多做些事情。
入党以后，党支部有意往我肩上压担子。一天，书记找我谈话，主题是如何摆脱大队目前这种贫穷的状况。
我提出了三点看法：1.农业是一种自然经济，特别重视天人关系，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堆头大队地处文昌东北方海岸边，有大片的荒坡沙滩，最适合栽种耐旱耐盐碱的木麻黄树。办企业一定要因地制宜，符合客观规律，根据大队的实际情况，在海岸边以木麻黄进行植树造林，既可以保持水土，又改善气候环境，木麻黄成材后可以卖钱，这是一举多得的事情。2.自然经济要依靠集体的力量，集体力量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抵御自然灾害。因此，要组成一个精干的有战斗力的团结的集体。3.这个集体经济一定要独立核算，财务公开，分配合理，奖罚分明，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才能把企业办好。
大队党支部经过认真的讨论研究，同意了我的看法，并且决定派我组建大队农场。我在全大队抽调了28个青年人创建了堆头大队“五·七”青年农场，我任场长。
农场创建后，恰逢连续雨天，真是老天助我。我立即带领大家趁着雨天植树，我们冒雨苦干，加班加点。我事先把为什么要加班的原因给大家分析清楚：雨天植树，种一株，活一株，比大旱天植树要划算得多。成活率高了，既节约树苗，又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大家明白了道理以后，不但毫无怨言，而且干得很起劲。苦干了几个月，我们种下了300多亩木麻黄树林。因为是冒雨种植，成活率高，长势良好，加上我们精心管理，这一片树林成了农场的家底，为以后农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学校里办“学校”，在农村中办“农场”，在文化之乡办“广播站”、“宣传队”，看起来似乎是简单的重复，其实不然：那所学校是一所新型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学校”，它引导农村青年在学工、学农、学军、学文化、学政治的道路上锻炼成长；那个“农场”是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集体，它因地制宜地整合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为农村经济发展做了有益的尝试；那个“广播站”和“宣传队”是乡村文化的吹鼓手，为普及文化和传播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这些新鲜事被广东省、海南区的新闻媒体多次报道，极力推广。乡亲们推举我光荣地出席了广东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和广东省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想：广阔天地确实大有作为，当农民真痛快！
第十一章政治学徒练达本领
顺其自然，踏上新征途，步入新行列，这是我的新一幕……
1970年10月，在我当了两年农民，与村民打得正火热时，经群众推荐，被县委选拔为“政治学徒”，抽调去参加文昌县斗批改工作队，还当上工作队党支部书记。
政治学徒是当时县委、县革委会选拔和培养干部的一种途径和做法。政治学徒先通过生产队、生产大队推荐，然后县委组织部门摸底、考察，拟定名单，最后由县委常委讨论决定。能当上政治学徒的都是政治可靠，思想进步，作风正派，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作出一定成绩的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农民。当了政治学徒就成了县委的后备干部，每月发28元的工资，脱离了生产队、生产大队，由县委安排使用，算是准干部。
可是当初却叫我左右为难：要去嘛，真舍不得离开那块故土，舍不得离开那伙同呼吸、共命运的兄弟姐妹；不去嘛，是不服从组织安排。那时，连最舍不得让我离开的乡亲都劝我：哥清啊，为了你的前途，还是到县里去吧，我们你就不用管了。明知他们内心舍不得我离开，却为了我的前途反劝我要离开，这样更使我难受。我向大队书记说：还是让我留在这里一块干吧，记得我在海南侨中读书时，我的上届学生会主席张冠彩，学习董加耕，放弃上大学，回乡务农，同样前程似锦。大队书记说服不了我。公社领导知道情况后，公社书记潘正昌亲自到我家做动员工作。潘书记知道我最听母亲的话，他先把我母亲说服，然后跟我母亲一道做我的思想工作。在领导和母亲“双管齐下”的劝说之下，我只好同意了。记得离开翁田那天，上百位乡亲到翁田车站送行，客车发动机一响，一片掉泪的情景，一时难分难舍的心情，至今我尚记忆犹新。车厢里的乘客还说：当干部当到这个份真不容易啊！此情此景在激励着我：千千万万不能辜负乡亲们的期望，再苦再难也要立志成才。
参加县斗批改工作队，犹如进入一所大学校。工作队里有两种人：一种是我们这些从每个公社选送一位的“政治学徒”，一种是从县“五·七”干校抽调回来的国家干部。显然那些国家干部是“师傅”，我们是“学徒”。可是，在那个年代，我们这种师徒关系还带有一种不正常的色彩。因为当时的“派性”很严重，那些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干部多属于“站错队”的，犯过错误的人，是我们的“对立派”，而我们这些学徒却是“站对了队”的响当当的接班人苗子。这种特殊的师徒关系，无时不在考验着我。但我心里很清楚，作为“政治学徒”，我的位置是学生，我的首要任务是学习，那批干部有着多年在农村工作的经验，是我的老师，我应该虚心地、诚恳地、老老实实地向他们学习。在那段日子里，工作实践是我们的“课堂”、“学校”，那批干部就是我的老师。工作的过程逐渐地磨合着我们，使我们之间的关系逐渐地走向正常，使我们从中学到工作的本领，懂得工作的方法。
我当上县团委书记以后，学会了培养典型、树立标兵的工作方法。俗话说：有样学样，无样学世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觉得，要想把全县共青团员的事情办好，就一定要培养典型、树立榜样，让大家有“样子”好学。我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并培养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团员符秀英，并将她树立为全县青年学习的榜样。她还在广东省团代会上作了经验发言，与会代表反应很好，县领导很高兴。
因为工作有起色，我被县委当做接班人重点培养，不久就被安排到文教公社当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正科不变）。记得当年县委书记黄文叫我到他家里谈话时说过：“你是县团委书记，现在让你到文教公社当党委副书记，是为了锻炼你，好让你回来文昌县委当副书记。”我到文教公社任职不到一年就被抽调到文昌锦山公社搞路线教育运动，黄文书记是该公社的路线教育工作队队长，我被安排到该公社面积最大的南山大队当工作组组长。
1974年11月21日，我被调任湖山公社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离开南山那天，村里人含着惜别的眼泪，送行两三里路，我的房东一家人更是难受得当天晚上吃不下饭，真是难得的鱼水之情啊！
第十二章走马湖山大展宏图
广阔天地，不断探索，尽力施展，这是我的又一幕……
1974年11月，县委领导找我谈话：县委打算派我到新成立的湖山公社担任党委书记兼任革委会主任，党政一肩挑。让我考虑三天后答复。
本来，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分配，不需要考虑什么，但我还是认真地考虑了三天。
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听大人们讲了很多很多关于文昌的美丽故事。
文昌，位于海南岛东北部，东、南、北三面临海，海岸线长达200公里。文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温和，景色宜人；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四季常青，物华天宝。文昌，民俗淳朴，乡风爽直，文运昌隆，地灵人杰，教育日盛，英才辈出。
文昌女子，相貌柔美，却内藏傲气；贤劳淑德，却百折不屈。文昌出了三位“第一夫人”。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是公认的“国母”，当然的第一夫人。宋庆龄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美龄是蒋总统的夫人，自然也是第一夫人。宋美龄生在19世纪，走过20世纪，逝于21世纪，以106岁的人生历程阅尽近代历史的是是非非，见证了世纪的递嬗与朝代的千古兴亡，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谢飞，湖山公社茶园村人，就是我将要任职的湖山公社人，14岁入团，15岁入党，是30名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红军之一员，是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6位海南人中唯一的女性。谢飞曾经是刘少奇的夫人，刘少奇曾担任过国家主席。从这个意义上讲，谢飞属第一夫人。一个县出了三位第一夫人，这不能不算奇迹。文昌女子，善良纯朴，妇德礼仪，孝敬公婆，相夫教子。文昌女人，目光长远，胸怀宽广。她们觉得男人的天地应在外面而不在家里，她们鼓励男人到江湖上去闯荡；当男人们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创业、求取功名，她们义无返顾地挑起掌家责任的重担，操持着一个个家庭，守望着一片片家园。文昌女子，让男人们肃然起敬。文昌是“国母之乡”。
文昌男人是热血儿郎，踌躇满志，四海为家，建功立业，报效国家。
张云逸，一个响亮的名字，文昌土苑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开国大将之一。
陈策，文昌会文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曾任国民政府（广州）海军总司令，广州市长，追赠海军上将。
林文英，文昌清澜人，鼎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是华侨的一面旗帜。后来不幸落入敌人魔掌，临刑前大义凛然，高声朗诵：溘然长逝去悠悠，竟把头颅换自由；我不负人人负我，愿将铁血洗神州。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纷纭复杂的历史风云中，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文昌的热血青年纷纷跻身军旅，赴汤蹈火，驰骋疆场，建功立业。因战功卓越而晋升将军者就有196人之多。他们中有些人为了反对封建暴政，争取民主共和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有些人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挺身而出，抗击日寇，血洒疆场，马革裹尸。他们伟大的爱国精神和崇高品德彪炳天地、名垂青史。他们沐浴过硝烟战火，他们经历过枪林弹雨，他们曾挺立在白骨堆积的尸山顶之上，他们曾沐浴在鲜血流淌的血海之中。他们的人品和业绩至今仍被家乡的人们所津津乐道，念念不忘。文昌是“将军之乡”。
文昌虽说只有2000多平方千米的疆域和50多万人口，但在人们的眼里，文昌却很大很大，无边无际。有种说法：世界上有三个“文昌”。文昌县有人口50多万，这是第一个文昌。在国内，籍贯是文昌而户口不在文昌的干部、军人、教师、医生、商人、演员等各界人士远不止50多万，这是第二个“文昌”。第三个“文昌”指的是：在海外在世界各地的文昌人以及他们的后裔。据说文昌海外华侨以及港、澳、台同胞的人数大约有130万之多，分布于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文昌的华侨无论侨居何地，都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与祖国人民同命运共荣辱。文昌是“华侨之乡”。
文昌是著名的“文化之乡”、“教育之乡”。到清朝末年，文昌已办起78间社学，8所书院。几乎每个村都有小学，每个乡镇都有中学，满足了众多学子求学的愿望。历史上出过16名进士、103名举人。民国初年，会文华侨捐资在乡村修建了冠南书报社，有各类报纸、刊物免费开放供村民阅览，还有各类书籍供村民借阅。这是海南最早的乡村图书馆。
文昌还是闻名遐迩的“排球之乡”。1958年，一群光着脚丫的阳光少年，在中原大地逐鹿群雄，将北方很多身高体壮的穿鞋的强队挑落马下，一举夺得全国少年排球冠军，并从此而一发不可收手，经常摘取省级、国家级少年排球的桂冠。
我为文昌而感到骄傲，我为我是一个文昌人而自豪。现在，我即将在自己的家乡出任一个公社的父母官，可以实施自己的抱负，可以为家乡人民造福，怎不让人心潮澎湃，激动万分？既然组织上这么信任我，我有什么理由推脱呢？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么，就让我也来当一回好士兵吧！
我细细想了一番：我当了两年农民，很多农活我都拿得起，放得下，干活应该不成问题。我对农村的情况已相当熟悉，与农民的感情也十分融洽。我这一路是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级台阶走过来的。第一级台阶：生产队政治队长。在这个台阶上，我在村里办了“树上广播站”，我带队参加水利大会战，夺得了“先进红旗”。第二级台阶：生产大队团支部书记、民兵营长。在这个台阶，我创办了文艺宣传队、“五·七”青年学校、“五·七”青年农场，踏踏实实做了几件实事。第三级台阶：“政治学徒”。在这一阶段，我参加过三个大队的斗批改工作队、四次全县的水利大会战，出任县团委书记。我经历了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生产、组织会战，调解家庭纠纷、解决生产矛盾等生产和社会实践，学会了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第四级台阶：在文教公社副书记的岗位上，我基本上知道一个公社究竟是怎么回事，公社书记面前有多少事情要干。因此，我心里逐渐有了底气，有了信心。
从统计资料来看，当年湖山公社的人均年收入只有46元，新成立的湖山公社从诞生之日起，就被列入文昌县最穷的行列。穷字当头怎么办？毛主席的一句话是最好的回答：“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毛主席的教导不时在鼓舞着我，在给我勇气，给我力量。我想，湖山公社虽穷，但是，这里最大的优势是：人穷志不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把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公社党委一班人也就在这个思想上统一了起来，决心要在这张白纸上画下最新最美的图画。
那年春节，文昌县委宣布：为了大干快上，春节期间全县不放假，进驻各公社的路线教育工作队全体队员同样一律不放假。这就给我出难题了，尤其是进驻我们公社的上百名路线教育工作队员怎么办？大年初一让他们呆在房东家里，我觉得真不是味道。可是要将他们全部集中到公社，一是湖山公社当时没有一家旅店、招待所，二是公社刚成立，穷得呱呱叫，实在没法解决他们的伙食问题。怎么办？想来想去，我想节日不就是大伙想图个热闹吗？只要人多集中在一起就热闹。于是，我们决定在当年春节期间组织一场“开荒种瓜”战役，拿下湖山几千亩荒坡地。刚好那几天天气很好，我们决定全社几千名社员和上百名工作队员一律投入“开荒种瓜”战役，一起走上荒坡，集中开垦荒地。
春节过后，我们召开“开荒种瓜”战役总结大会，全社大、小队干部，工作队员，党团员参加。记得在那次总结会上，因为良家庄大队良南生产队按兵不动，当时我让该队队长杨来宽站起来，要他当众讲原因、做检讨、表态度。会后第二天我专程骑单车赶到良南生产队，发现队长杨来宽带着几十名社员在荒坡上开荒。当着全体社员的面，我大力表扬队长杨来宽，老百姓们看着队长哈哈大笑。那年该队开荒种西瓜8亩地，获大丰收，收瓜时队长还专程给我送来两个大西瓜，他说：“杨书记啊，你的批评让良南变富了，村里人高兴，叫我一定要给你送西瓜。你的表扬使我在队里的威信提高了，我也高兴，十分感谢你！”
会后，全体公社干部留下，就东山滚水坝的工程设计、工地施工、工地宣传、劳力组织、任务分解、后勤准备等工作，由林尤通副书记一一作出工作分工，提出责任要求。眼看着领到任务的同志，个个都满怀信心，我的勇气更足了。
开工那天，5点半钟我就起床，不到6点钟我和林尤通副书记、潘玉冠副主任和陈秋武等同志就赶到工地。此时，湖清大队党支书韩升畴、湖山大队党支书韩方淮、监山大队党支书吴发、溪尾大队党支书韩仲光、湖代大队党支书云维良、乐安大队大队长吕诗强、大队干部林尤刚等人已分别带着他们的水利大军集中在工地上了，同时其他大队的党支书、大队长也都带着他们的水利大军陆陆续续赶到工地。一会儿，整个工地便人山人海，大家挑着土你追我赶，干得热火朝天，这开头的第一幕告诉我：群众就是力量，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
从6点钟开始，工地广播站就播放着振奋人心的革命歌曲，接着，公社妇女干事林一春从工地广播站发出标准的文昌话：“英雄的水利战士，你们辛苦了！公社党委欢迎你们，东山滚水坝欢迎你们！湖山的大干快上靠着你们，湖山必上，人民必胜！”工地正中两侧横竖着两条大标语：“二个六点半，中午不休息，晚上加一班”、“革命加拼命，苦干加巧干，坚决打胜攻坚战”。醒目的大标语、振奋人心的广播声，一排排你追我赶的挑土队伍，在烈日之下，勾画出一幅“湖山学大寨”的动人图画。它告诉我们：大寨人在艰苦奋斗，湖山人在改天换地。
那天，我跟湖山人在工地上正干得热火朝天，突然有人向我报告：书记，麻烦了，天气预报明天要下雨，3天后有大暴雨！眼看大坝很快就要合拢，滚水坝正在紧张地收尾，万一洪水一冲，我们就前功尽弃。那可是劳民伤财啊，怎么办？我立即在工地上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那次会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湖山卫生院院长、琼崖纵队老战士韩昌丰的一番话：“为了防洪保坝，我拼老命也要拼出去，抗美援朝时我家里能捐的东西都捐出来了，今天，只要防洪需要，我可以回家把所有的门板全部拆出来，送到工地搞防洪！”韩老一番话多么鼓舞人心！各大队党支书纷纷表示：“我们保证，从现在起人停工地不停，苦干三天三夜，冒风冒雨拼着老命也要攻下大坝合龙关，坚决保住大坝！”天啊，湖山人原来就是这样天不怕地不怕！正是靠着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我们苦战三昼夜，工地上一秒钟都没停过。大伙在一起冒着大风大雨，争分夺秒，拼命抢险，用冲天的干劲战胜了暴风雨，夺取大坝合龙攻坚战的全胜。
一所“学校”培育一代新人。湖山的年轻人都说：湖山公社是一所干部学校。我在湖山工作三年，亲眼目睹着湖山一代青年在实践和学习中茁壮成长。记得当年在我身边的一批湖山青年人，有的20岁左右就当上大队党支书、大队长，有的甚至不满18岁就入党，一入党就当上大队领导。后来，他们有些在文昌市委、文昌市政府当领导，有些在海口市、海南省机关当领导，有的在大、中专学校当领导，有的在媒体界当记者、编辑，有的在企业界当老总、老板，有的在泰国、美国、澳大利亚“闯世界”。令我欣慰的是，30年以来，这批“湖山青年人”像当年在湖山一样，一直在与我不断地交流情感，交流思想，交流工作，我们还常常聚在一起叙旧，一起回忆着那次西瓜种植，那场东山滚水坝会战，那段热火朝天的岁月。这一代湖山青年人，正是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岁月里，在那个改天换地的实践中，施展才华，锻炼成长。他们说：湖山公社就像一所干部学校，我们当年都在这所学校里勤奋学习，都是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优等生。
吴发，回乡知青，文化程度高中。在学校是学生干部，学习成绩优秀，回乡两年工作很有起色，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但当时只是团员，虽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尚未参加党组织，年龄也不到20岁。
吕诗强，回乡知青，文化程度高中，读中学时学习成绩很优秀，连年当学生干部，回乡后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但也只是团员，虽然他一回乡就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可当时尚未入党，并且年龄还不到18岁。
林尤岗是退伍兵，共产党员，很能干，没问题。
在“戏台”上教“唱戏”。将年轻“演员”推上“戏台”以后，我的第一招是教他们学“唱戏”。有些“演员”在“唱戏”时，没中心、无条理、缺表情，“台下”观众听得糊里糊涂，没兴趣，甚至打瞌睡，听完后效果不好，回去后无从操作。针对这种情况，我便将我在当“政治学徒”时学到的“唱戏”技巧教给他们，要求他们在布置工作时，只要讲明三点就够了：一是做什么？二是为什么要做？三是怎么做？最后顶多提醒执行过程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就得了。其实我在每次布置工作时都是这样的，他们都看在眼里。这样一来，由于我的言传身教，久而久之，在湖山公社，各大、小队的基层干部逐渐地都学会唱这一出戏，“观众”都爱听，效果也很好。
在比较中树学风。每一次汇报会议以后，我都将他们各自的工作汇报和工作情况一一对比，既比出先进，也比出差距。经过反复的一比再比，实际上是无形的一逼再逼，将他们逼上“比学赶帮”的梁山，逼上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逼着他们学习，学习，再学习。这样，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会议，在一次又一次的言传身教中，将他们一步又一步地逼上路，逼上“梁山”，逼出理论结合实际的好学风，逼出湖山一批大有作为的基层干部，也带出湖山一批大有作为的好青年。
小题大做抓作风。湖清大队原先是一个后进单位，经党支部改选后，朝气蓬勃的、不满20岁的韩升畴当上大队党支书。记得有一次，召开全社三级干部现场会时，小韩迟到3分钟，我当着全社三级干部的面，狠狠地批他一顿。我批了整整3分钟，整得他脸红一阵又一阵，一时简直无地自容。我是故意小题大做，将“3分钟”的小事，当作纪律作风的大事，对全社干部进行一次活生生的纪律作风教育。从那以后，我们召开干部会议很少有人迟到，这一招效果很好。
湖山民众夸赞说，湖山公社这一届基层干部真棒：
乐安大队的大队长吕诗强、大队干部林尤岗，在90年代同时进入文昌市同一届领导班子。大队长吕诗强被推荐上文昌师范读书，毕业后分配到罗峰中学当团委书记。他边工作边读书，后来考上华南师大，毕业后再工作再读书，进步很快。他先后在铺前、文城公社当党委书记，在文昌县东郊开发区当主任。大队干部林尤岗一直坚持读书学习，当国家干部后，他考上海南省委党校读书，毕业后先后当文教公社党委书记、文昌县清澜开发区主任。很凑巧的是，90年代在文昌市同一届领导班子选举中，吕诗强、林尤岗同时被选中，吕诗强当选文昌市委常委，林尤岗当选文昌市副市长。同在一个大队的同一届二位大队干部，若干年后同时进入同一个市的同一届领导班子，这是少有的。
监山大队党支书吴发当上海南大学农学院党总支书记、海南省农业技术学校校长、海南省供销社主任。吴发当上大队党支书以后，边实践，边学习，考上海南省农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坚持学而不止，后来他又考上海南大学农学院，毕业后再留校任教，不久他当上海大农学院党总支书记，后来被调任海南省农校校长、海南省供销社主任。
花园大队党支书韩学元当上副检察长、反贫局局长。韩学元不满18岁就入党，并当上大队党支书，后来他考上文昌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文昌检察院工作，他坚持边工作，边读书，再考上中国政法干部管理学院，现任海口市秀英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他主持的反贪局近日荣获全国“优秀反贪污贿赂局”称号，他本人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全国检察机关“优秀反贪污贿赂局局长”。这个“双科”优秀，实在不容易，真为湖山人争气。
湖心大队党支书云逢志当上老总。不满20岁当湖心大队党支书的云逢志，年纪轻，干劲大，勇气足，他带领湖心人改天换地，成绩突出，深受群众欢迎。后来他到香港“闯世界”，现任海南壹号公馆总经理。他经营有方，公馆生意兴隆。
茶园大队党支书谢盛雄、良家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韩少珍后来都当上公社党委领导。茶园大队妇女主任韩娟当上海南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韩娟高中毕业回乡后一直坚持读书学习，并能与群众打成一片，被推荐上海南医专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海南省人民医院当医生，她一边工作，一边虚心向老专家学习，医术提高很快，医德也很好，是一名深受欢迎的主任医师。福坡大队妇女主任韩祝琴，高中毕业后，17岁当大队妇女主任，她后来考上广东银校，毕业后在三亚市工商银行工作，不久当上财务科长。该行行长陆圣存说：“韩祝琴当财务科长是最出色的，她的业务工作全行出名！”溪尾大队会计韩冠甫，后来到泰国拼搏。他在泰国办的新中南旅行社，很有名气，很受欢迎。在泰国的老乡们都说：“韩老板大有作为，大有希望！”
溪尾大队党支书韩仲光、湖代大队党支书云维良，20岁左右被推上大队党支书的岗位。从1975年至今，他俩39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为民谋利，干干净净地为民办事，深受群众欢迎，其连选连任，届数之多，任期之长，实为罕见。
特殊魅力吸引着好学的人群。在湖山三年的日子里，也许因为我年轻，也许因为我性格活跃，平易近人，也许像人们所云的“特殊魅力”所致，我的身边常常聚集着一批年轻人。在我的宿舍，在我的办公室，在我的身边，一伙年轻人常在一起，或者讨论工作，或者谈心聊天，或者交流思想。他们常说，杨书记工作时严肃认真，平时平易近人，从我的身上闻不出“官腔味”，看不见“官架子”，所以大家相处和睦。借这个机会，我一边在不断地向他们学习，学他们的长处；一边在不断地从他们那里倾听湖山群众的各种呼声，获取湖山乡村的各种信息。借这个机会，我一边在不断地发现湖山人才，一边在不断地引导着他们，引导他们读书、学习、工作、创业，引导他们立志做人，引导他们跟上时代步伐。
常在我身边的不满18岁就入党并参加县路教工作队的韩成定，路教工作结束后就当上公社办公室主任，后调到海南省政府机关负责一个处的工作，现在重庆一家房地产公司当老总，工作很出色。从湖山到重庆，几十年来，他与我一直亲如兄弟，他家与我家也亲如一家。
公社“农建营”的青年陈家会，虽然家庭出身不好，但长相可爱，常常笑容可掬，并且干活也积极，平时较活跃。公社“农建营”的水利工作结束后，有一次他上门找我说，想外出做生意，并听说我跟通什市驻军132师炮团参谋长陈英是至交，想让我帮忙写个信，通过陈英帮他在通什做买卖水牛的生意。我的特点是能帮则帮，我帮了他的忙，陈英也帮了他的忙，我们帮他跨上生意路的第一步。现在他是海南省很有名气、很有实力的大老板，是海南省商会（工商联）副会长、省政协委员。不久前的一天，我们在一起喝椰子水时，他对省政府老秘书长陆军说：“我们湖山人是不会忘记杨书记的，他既讲原则，又讲人情，在湖山培养出一批很有作为的好青年，至今人们都叫他‘杨伯乐’。”
看着湖山年轻的一代在茁壮成长，有人说湖山风水好，我更觉得湖山人志气大，上进心强，肯读书，有理想，有抱负！
三年湖山生活令我终生难忘。我永远忘不了与我并肩战斗的林尤通、潘于冠、韩焕丰、张德伟、梁安瑞、林先灼、陈秋武、林一春等同事，永远忘不了与我患难与共的好邻居庆准四公、爱莲四婆，永远忘不了在我病休时与我形影不离的陈焕东、符于明、韩国强，永远忘不了我的好房东良叶阿婆、梅堆哥乐等湖山乡亲父老，在这里请让我借此机会再向湖山人民问一声好！
第十三章国母教诲铭记心中
人们都说文昌是国母之乡，一个县出三个国母：宋庆龄、宋美龄和谢飞。
谢大姐是文昌县湖山公社茶园村人，在那个穷乡僻壤里，她度过自己的童年。1924年，谢大姐考取了由北平、南京革命者在海南开办的进步学校——海南公学，读五年级，第一次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心里埋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种子。1926年，13岁的谢大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在学校里，谢大姐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决心为革命献出个人的一切。
后来，谢大姐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央红军30名长征女战士之一。解放后，她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后来当上中国政法干部学院副院长、中国公安大学副校长、国家公安部巡视员等职务，是新中国成立后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法学家和政法公安教育专家。
“文革”期间，因为她曾是刘少奇同志的夫人而拒不检举揭发刘少奇，身陷囹圄，被关了整整5年，饱受牢狱之灾。她痛苦过，但无怨无悔，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
“我的家乡还是个穷地方，你的担子可重啊！”
1976年夏天，被解放出来的谢大姐怀着浓厚的故乡之情，高兴地回到自己的家乡。当时我正好在谢大姐的家乡文昌县湖山公社当党委书记，虽然没有接到县里的接待通知，但我想，一位长征老干部回来，无论如何都要热情接待，我同时布置公社公安员认真做好保卫工作。谢大姐那次回来，在我们公社住了三天，那是多么难得啊！那三天，我自始至终陪伴在谢大姐身旁；那三天，令我终身难忘！
头一天，谢大姐回到自己的家乡茶园村，全村男女老少都像一家人一样围着谢大姐，谢大姐慈母般地一一向乡亲父老问寒问暖。当谢大姐问到乡亲们一个劳动日值多少钱时，乡亲们说一个劳动日才值一毛多钱。
谢大姐当即转过脸向着我说：“杨书记啊，我这个家乡还是个穷地方，你的担子可重啊！我们出生入死干革命，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可解放都那么多年了，乡亲们生活还比较困难，我的心不安啊！”
这是多么语重深长的一句话，她鞭策着我，激励着我。我深知自己身上的重担，我只有带领乡亲们改变湖山的贫穷面貌，才对得起湖山的老百姓，才对得起我们的革命先辈。
我对谢大姐说：“您的教诲我明白，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请您放心，我一定会跟乡亲们一道用大干快上的精神改变家乡的穷面貌！”
谢大姐脸上露出笑容，亲切地对我说：“年轻人大有作为，我相信你，一定能改变湖山的贫穷面貌！”
第二天，正是湖山的“市日”（农村老百姓赶集的日子）。一大早，老百姓三五成群地挑着担子，到湖山镇赶集。我陪谢大姐一起，看湖山热热闹闹的市容，看熙熙攘攘的人流，感受农村那热火朝天的生活场面。谢大姐看着百货商店里的布匹行，正想买一些棉布送给乡亲，可是，她却没有布票。谢大姐为难地对我说：“杨书记啊，我真想买一些棉布送给乡亲，可又没有那么多布票，真麻烦！”此时此景让我难为情，我赶紧叫公社干部们想办法帮这个忙。不一会功夫，大家你一尺我一寸的，凑一些布票，既是帮谢大姐的忙，也是帮湖山乡亲的忙。谁知，谢大姐买完棉布以后，还特别买2件小孩衣服，特地送给我那两个小孩。阔别家乡几十年的谢大姐，如今重返故里，乡土人情味还那么浓，实在令人感激！从谢大姐的乡土人情味中，我似乎闻到当年老红军与老百姓的鱼水深情，我仿佛看到党群关系的老传统，我正在感受着谢大姐的言传身教。
第三天，我陪着谢大姐视察家乡的山山水水。那天陪着谢大姐的，还有少年时期在家乡一起闹革命的二位女同志，一位叫林若媛，一位叫陈珠。她们三人，一边走着，一边回想少年时期在家乡参加革命的情景。记得，看到一棵大树时，她们三位对当年在树上放哨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回忆不止。谢大姐一边看着家乡的风景，一边想着家乡的老百姓，她总是对公社党委寄予很大的期望。她说：“杨书记啊，我这个穷家乡怎样才能改变面貌呢？”
我回答说：“湖山确实是地瘦人穷，但是只要因地制宜，发挥优势，面貌是可以改变的！”
她高兴地说：“因地制宜，发挥优势，这就对了，这就是唯物辩证法！”
我接着说：“湖山坡地多，我们发动乡亲大种西瓜，光这一项，人均年收入就增收了一倍，从46元到98元。”
这时候，谢大姐笑了：“我也听乡亲们说近两年湖山西瓜出名了，收入增加了，这说明你们抓准了。”
接着，谢大姐说：“搞农业，水利是命脉，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家乡的水利情况很不好，现在怎么样啦？”
我回答说：“水利还没有过关，如果能在湖山水库上游，建个滚水坝，拦住一些水，就可以灌溉湖山几千亩农田。”
听说这个情况后，谢大姐好像看到什么宝贝似的，一下打断我的话头，激动地说：“杨书记，如果能增加灌溉几千亩农田，这可是件大好事啊！赶紧带领乡亲们干啊，你这一任书记能为老百姓办好这件大事，湖山乡亲会感谢你一辈子！”
谢大姐真是时时处处都挂着乡亲，想着老百姓，只要提到对老百姓有利的事，她都会抓住不放。正是在谢大姐的谆谆教诲之下，不久我们全社出动，苦战14昼夜，建起了东山滚水坝，为湖山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
记得谢大姐回北京以后，还亲手写一封信特别感谢我，感谢我对她的盛情接待，感谢我为乡亲们办好事，并鼓励我要一如既往地为民办实事，为民做好事。
“决不能让‘黄赌毒’卷土重来”
海南建省办大特区以后，1989年夏天，谢大姐怀着十分高兴的心情，又一次踏上祖国宝岛的大地。这个宝岛，是谢大姐难忘的地方，她曾在宝岛上生长、读书、闹革命。
当年我已调离湖山，调离糖厂，调到广东海南检察分院工作。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到谢大姐住处拜访她老人家。一看见我，她十分高兴，立马站起来，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此时此刻，国母的热情像一股暖流，使我浑身感到温暖，感到亲切。看着眼前这位慈祥的国母，我高兴，我感激，内心有说不出的喜悦……
经一番寒暄以后，我向谢大姐汇报离别十几年以来的工作情况，汇报海南建省办大特区以后，家乡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同时谈到改革开放以后，门窗户打开了，也飞进来一些苍蝇、蚊子的事情……
记得，当我谈到改革开放，家乡蒸蒸日上的情景时，谢大姐十分高兴，她满脸堆笑。看着她满面笑容的样子，顿时，我似乎感觉到她年轻了几十岁，十分可亲可爱。谢大姐是那样的平易近人，我也就没有什么顾忌，所以我就有啥说啥。
当我说到海南建省以后，内地也来了一批“黄色娘子军”时，谢大姐莫名其妙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我知道海南有红色娘子军，那些都是巾帼英雄，个个都是好样的，那是我们海南妇女的骄傲。你说的‘黄色娘子军’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说：“‘黄色娘子军’是人们对那些出卖色相的女子的蔑称，这在海南已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尤其在海口宾馆，情况太严重了，人们都说，那里是一个‘大鸡场’。”
“有那么严重吗？什么时候带我去看一看，明天行吗？”
第二天早上，我陪谢大姐一块，到海口宾馆西餐厅喝茶，只见西餐厅里一片热闹，坐得满满的，我们也找个位置坐下。此时，有人在茶座上坐着，也有人在不停地走动着。我指着那些转来转去的姑娘，对谢大姐说：“那些都是妓女。”
“不可能吧，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的，有这么嚣张吗？”
“是够嚣张的，只要招呼一下，马上就会过来。”
此时刚好二位姑娘迎面而来，我随意用手招呼一下，一位姑娘便很快地坐在我们旁边。
我问：“你是哪里人？”
“贵州的！”
“来海南做什么生意？”
“你叫我过来，还不知道做什么生意？”
“什么价格？”
“打一炮500元，过一夜1000元，一起到三亚，过一夜1200元。”
“那你住几号房？”
“我不住海口宾馆，因为房满了，我住建国旅店401房。”
“那你先回去吧！”
听着那一段段的对话，看着那一幕幕的表演，谢大姐的表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十分愤怒。
她说：“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原来还都是真的。改革开放，哪能这样改这样放呢？这不是改革开放，这是卷土重来。祖国一解放，毛主席、共产党就带着全国人民将‘黄赌毒’扫除干净了，怎么今天又浮起来了？决不能让‘黄赌毒’卷土重来，那是祸国殃民的！小杨啊，建议你写一份报告，如实地向上级反映，好让各级党委都认真抓一下，不能让其放任自流。”
此事传开以后，不久，海南各级公安机关都在加大打击力度，清扫“黄赌毒”。逐渐地，海口的“黄色污染”一天一天地被消除，海口的天空变得明朗了。
目睹着国母爱憎分明的性格，她为家乡的改革开放而感到欢喜，为卷土重来的“苍蝇、蚊子”感到担心、愤怒。国母的爱憎分明，对我是一次深刻的教诲。
“创办‘外来工之家’是一件大好事！”
谢大姐远在北京，却对自己的乡亲，对海南岛念念不忘。不仅如此，她对在海南的外地人，尤其对那些外来民工，那些弱势群体，更是寄予极大的同情。在谢大姐的身上，我闻到浓浓的人情味。
我调到海口市新华区（现龙华区）政法委工作不久，那是1998年夏天，谢大姐又一次回到海南，我再次登门拜访。记得，在我汇报新华区创办“外来工之家”一事时，谢大姐一边笑眯眯地听着，一边不停地发问：“海口的外来工多吗？”
“不少，占本地人三分之一。”
“你那个区有多少？”
“有十几万！”
“那些外来工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比较困难。”
“哪些方面较困难？”
“主要是居住问题、就业问题，还有维权问题。”
“他们离乡背井，来到海南谋生，也为我们家乡建设作出贡献，我们本地人应该帮他们的忙，帮他们排忧解难啊！”
“是的，我们正在创办的‘外来工之家’，正是帮外来工排忧解难的，帮他们解决居住、就业和维权方面的困难。”
“我是第一次听到‘外来工之家’这个名称。创办‘外来工之家’是一件大好事，是创新之举，太好了！你们办在哪个地方，能带我去看一看吗？”
“谢大姐能抽空亲临‘外来工之家’观察指导，我们太高兴了！”
“那现在就去吧，雷厉风行嘛。听到这样的好事，我更高兴！”
此刻，我看一下手表，才十点一刻。陪着谢大姐，从省公安厅驻地到市博爱路76号大院的“外来工之家”博爱花卉广场，才花10多分钟。在“外来工之家”门口，谢大姐抬起头，一边看着“外来工之家”的招牌，一边念着“外来工之家”五个大字，高兴地对我说：“‘外来工之家’这个创意好啊！”谢大姐还十分风趣地说：“小杨啊，咱们文昌老家的华侨，当年初到东南亚一带，不都是外来工吗？他们是多么的需要当地老百姓的帮忙！你这件事做对了，那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啊！”接着，谢大姐深入到“外来工之家”各家各户，一一看望来自祖国各地的外来工。看着外来工办起的一排排的花店，看着外来工们一张张的笑脸，听着外来工们一声声的感谢声，谢大姐很开心，很高兴，脸上露出一丝丝笑容。
“到什么酒店，‘外来工之家’这里不是有个饭店吗？就在这里吃饭好了！”
天啊，怎么能让国母在“外来工之家”的鸡饭店吃饭？这怎么也说不去啊？我再三劝谢大姐：“这里的饭可能您吃不惯，还是到酒店去吧！”
“怎么不惯，外来工能吃，我为什么不能吃？外来工能习惯，我为什么不习惯？”虽然谢大姐是笑着对我说的，我知道她不是在责怪我，但是，我也知道，谢大姐的决心是下定了，我想改也改不了，只好顺着她。结果那顿午饭，我是陪着谢大姐在“外来工之家”饭店吃的。
饭桌上，谢大姐跟我们一边吃饭，一边对话。那时，她的心情特别好，她讲的道理很透彻，给我的启发、教育很大。谢大姐真的是站得高，看得远，她说：“‘外来工’这三个字不是很简单的，那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是一个弱势群体。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个群体会随着不断壮大。对这样一个特殊的、处于弱势的、不断壮大的群体，我们不能等闲视之，不能不关心他们，更不能随意排斥他们。这个群体与世间任何事物一样，都具有二重性，搞得好，它会成为建设的动力；搞得不好，它会给社会带来麻烦，甚至会影响稳定。这是一件大事，是一件不可忽略的大事。我希望你们，要以人为本，要站在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高度，继续将这件大事做好，要坚持做到底，要为全国做出表率！”
谢大姐的谆谆教诲，进一步打开了我的眼界，提高了我的觉悟，让我进一步懂得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我暗暗地下决心：一定要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
如今住在北京的谢大姐年事已高，已90多岁，远在家乡的我衷心祝愿谢大姐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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