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称赞柯林武德借助“问答逻辑”对理解的历史性的重视，但更多时候却对柯林武德给予了批评，而批评的主要目标，对准的就是柯林武德的“问答逻辑”与其“重演论”的紧张关系，这一点安克斯密特也曾指出。柯林武德在其《自传》中，针对牛津的实在论者的“命题逻辑”，提出了“问答逻辑”。即一个命题，只有当其在某种问题情景下才有意义，脱离此一问题情景，命题的意义就不确定，从而无从判别命题的真假。
这样，他就把命题的“意义”归结到了问题情景与命题的关系上。即依凭提问本身的方向性，揭示了问题的历史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回答即命题向我们显现的意义的历史性。伽达默尔首肯柯林武德对理解的历史性的把握。但另一方面，特别是他的“重演论”，却又跟这一场有矛盾。柯林武德的“重演论”称可重演的，是当事人有意识的意图，即所谓思想。伽达默尔称作“作者或文本的原意”。柯林武德想借思想重演，来达到理解当事人原意的目的。
历史理解，到底是对历史的理解，还是历史地理解，柯林武德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柯林武德在两者之间徘徊。一方面，他并不承认“自在的过去”，而认为历史重演的过去是“现在的过去”；可另一方面，他又把历史学的题材确定为当事人的主观反思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确可以赞同柯林武德，诸如几何学定理这样的思想，的确可以重演。对此重演的强调，柯林武德是想表明，主观的思想如何具有客观性，思想如何可能被重新激活。几何学定理确实可以满足柯林武德的重演理想。
但是，他却又在极力区别感性知性的内容、思想的直接性以及思想的外在普遍联系的不可重演，似乎又在否定几何学定理所处的问题情景。他在“抽象的同一”的层面上来谈论历史学家重演的是当事人同一的思想，似乎同样是在否定命题的问题情景。或许柯林武德会辩解到：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我们既承认像几何学思想在重演过程中的同一性，又承认几何学产生时几何学家的心理状态或时代环境的不可重演性，正是为了解决“同一与差异”这对矛盾。
如果柯林武德非得作答，他似乎可以这样说，思想这个东西是在变化中可以保持其同一性的东西：思想的意义的确会发生变化（思想的内在变化，比如从欧式几何到非欧几何的变化），但就重演意义上（认识论上）而言，主要是外在的问题情景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并不影响思想本身在重演过程中的不变性。这绝不是简单的问题，可以轻而易举地回答。如果这样作答，在本体论上，就还是把思想的意义作为一种“现成之物”来理解了。即使我们暂且承认思想在重演过程中保持不变，即思想作为一个实体而存在，而这恰恰是柯林武德所要反对的。
在本体论上，变化是绝对的，凡“存在”皆有一个“作为······”结构，即某物作为什么而存在。对几何学命题来说，对创造它的几何学家以及对我们这些学习者而言，几何学当然是作为不同的东西而存在的，所以我们说它们是不同的。胡塞尔在讨论几何学起源时，其思路与柯林武德在讨论重演时颇有几分相似。胡塞尔也试图论证“几何学的观念”在主观个人意识中产生之后，如何成为普遍有效的真理的。胡塞尔同样是传统本体论的思路。
在“现成性”层面，思想无疑可以重演。在此意义上，柯林武德绞尽脑汁构思的思想重演计划，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他的目的。他的立场属于施莱尔马赫那种“重构型”诠释学，这也就决定了他的结论只能是：思想才可以重演，可重演的思想才配称作历史，历史即思想。柯林武德把历史等同于可重演的思想，其基本出发点跟克罗齐把历史理解为精神是一致的，他们都把历史理解为“存在者”而非“存在”。柯林武德的“重建型”立场建立在符合论或融贯论的基础上。历史理解就意味着与历史流传物的一致。
认识并不需要认识者与被认识物之间有一种“同质性”。而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克罗齐和柯林武德的诠释学都是建立在主客体“同质性”的基础上，“同质性”立场也表明他们认识论上的“重建”任务。伽达默尔不赞同这种立场。他认为，认识者与被认识者的相适应，是在于它们共同具有历史性的存在方式。这种让人费解的话，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解释：处于历史境域中的历史学家对处于效果历史影响下的流传物的理解，共同的历史境域，使得两个同样是历史性的存在者，在这共同境遇下获得意义规定，即这共同的意义规定，同时成就了历史性认识者与被认识物的意义规定。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伽达默尔强调认识者和被认识物皆非现成之物，就是说它们的意义规定，不完全是由它们原有的意义规定所限制的，它们的意义规定在历史过程中还会扩展，产生新的意义，即它们会达到新的“存在”。认识论关系都需要在新的意义规定中展开，认识论上的主客体，不再是现成的主客体，也非康德意义上的先验主客体。所以，在伽达默尔那里，主客体关系也因此变成历史性的。主体和客体均在理解过程中，达到更普遍的意义规定，此即黑格尔所谓的“综合”。
诠释学任务由“重建”到“综合”的转变，也可解答柯林武德遗留下来的难题，即由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以及“重演论”带出的限制历史学题材的难题。正是因为柯林武德的重建立场，根本导致了他最终以限制历史学题材的方式，来回答“历史知识何以可能”这个问题。柯林武德的“重演论”遭到后学的激烈批评。但根本原因不在其“重演论”作为解释模型还不够完善，而是其“重演论”的“重建型”立场存在问题。在重建的立场上，不管如何完善重演论，都会导致相似的问题。
如何做到重演当事人的思想，是柯林武德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伽达默尔的综合立场，决定了他不必去处理重演论那样的问题。考虑能否重演而把历史学的题材限制在当事人的反思上，对伽达默尔就不成立。对伽达默尔来说，历史学的题材完全不必只限定为思想方面，其他任何题材都是可以的。比如，历史当事人的心理状态虽不可重演，但对伽达默尔来说，他认为历史理解并不是要达到当事人的本意，历史理解是在当事人的思想所展开的意义空间与认识者的诠释学境域之间进行综合。
不少历史学家认为，作为经验科学的历史学，是揭示历史真理的真正合法的学科。历史小说或历史剧在史实上的错误，很容易遭到历史学家的批评。当前的历史学家就指责司马迁《史记》当中很多内容纯属虚构。司马迁不可能参与当事人的活动，再加上当事人也不可能留下记载，他生动的叙述就只能归为想象。这样的指摘不无道理。历史学家相信证据，若司马迁所述没有坚实的证据支持，当可将其叙述归为虚构。今人对司马迁的指摘，是基于现代科学史学的观念，即历史叙述要忠于事实。
问题是，即便我们能揭示全部事实，也未必真能更好地揭示历史。拿一张照片和一幅画对比，我们很难说谁更真实。单纯按照自然科学的观点评判，当然可以判断说照片更为真实，它是对事物的完全映现而非主观想像，可实际生活的感受告诉我们，实情未必如此。单纯依靠事实的累积去把握历史，未必就有如司马迁运用文学笔调对鸿门宴的把握更为真实。经验层次上的事实的准确性，至多只是“真理”之一种含义。单以事实来衡量历史真理还只是经验主义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