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相又刷屏了，这一次，是在北上广地铁站丢了10000本书。
主流媒体对“丢书大作战”的报道均为负面
不过张伟心理倒是比大多数人都明白，“文艺”和“告诉别人我很文（zhuang）艺（bi）”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需求，他要满足的显然是后者。如果营销人也跟着谈“情怀”、谈“公益”起哄，那显然是高估了新世相，也是对精明的张伟的“亵渎”。
你能说张伟是成功的，新世相是成功的，但如果你说这个活动是成功的，那你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营销人，因为“丢书大作战”对于营销人来说，可以说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不得不说，新世相的嗅觉的确灵敏，执行力也令人倾佩，但也许是抄袭心切，新世相并没有对“丢书”活动的社会背景和人群特征进行应有的洞察。
在英国，“丢书”活动传递了热爱阅读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是有深厚背景的。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字显示，英国平均每人每年读书64本，而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图书阅读量为7.84本，英国人人均阅读量是中国人的八倍多，英国人均书籍出版量也是世界第一。
而在中国，热衷阅读的人占少数，这股潮水很难通过一场商业活动就能改变，更尴尬的是，新世相的“丢书”活动不仅没有唤起目标人群的行动，还引起了真正的爱书人士的反感。
爱书人士对“丢书大作战”的鄙夷
再者，中国的地铁也绝不是一个合适阅读的空间。挤过北上广早高峰地铁的人都知道，在地铁上拿出一本32开的书并且是文艺类的书并且要读进去，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此，网友也是吐槽一片。
如果我告诉你，现在市场上有一家营销公司，它让甲方出钱出资源，但是最后所有人夸赞的、记住的却是营销公司的名字，你觉得合理吗？
不合理，但新世相就是这么做的。
从“逃离北上广”到“丢书大作战”，包括不怎么成功的“凌晨四点的北京”、“中秋节为什么不想回家”，新世相的所有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点：合作伙伴根本没什么存在感。
7月的“逃离北上广”的活动，还有几个人能记起联合发起方是航班管家？“丢书大作战”也面临同样的陷阱，多少人能记得合作方是京港地铁？更不用提被整个活动边缘化的海南航空、滴滴打车和一串冗长的出版社名单了。
有多少人会留意海报角落那一行合作方的小字？
而对于企业而言，衡量一场事件营销活动是否成功的标准并不是所谓的“刷屏”，而是获得足够的品牌曝光度，并提升品牌好感度，进而产生推荐或购买的行为。
而反观新世相的活动，屏是刷了，曝光度也够了，只是风头都让新世相占去了，出钱出力的合作方最后只捞得一场假High，收益却寥寥无几。张伟似乎早已意识到了这个弊端，所以在各种场合极力否认新世相是一家营销公司，大概是害怕面对一家合格的营销公司应该担负的责任吧。
从这个角度而言，任何一家理智的企业都应该克制想凑热闹跟风的心理，做出投入产出比更高的选择。
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的人格分为三部分：本我、自我、超我，每一个部分遵循不同的原则。“本我”就是人的本能、欲望，它遵循快乐原则，比如吃、喝、性。而“自我”是理性和逻辑，遵循现实原则，比如你饿了想吃饭，但必须用钱去买，“本我”会支配人的这种行为。而“超我”是理想、良知，遵循道德原则，比如你饿了但会把食物让给更需要的人。
在策划一场活动之前，你需要理清思路，通过活动到底想击中用户的哪一层人格？满足不同的人格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对付“本我”比较容易，你无需说理和逻辑，而是要通过感官的刺激去诱惑，适用于食品、烟酒、游戏等产品；面对理智的“自我”，则需要算一笔精密的帐，说明付出与收获是成正比的，这个规则适用于培训、理财、健身等产品。
至于“超我”，就可以用新世相的“丢书大作战“为例，可惜是反面教材。“阅读”这个行为不同于吃喝等本能行为，也不会带来直接的现实回报，所以它与“本我”和“超我”都无关，但它能给用户带来一种心理或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新世相失败的点就在于，它并没有找准人群，也无法真正满足目标人群的精神需求，让那些被丢在地铁上的书最后得到被保洁收走的命运。
弗洛伊德认为，一个群体是冲动且不安的，如果想对一个群体产生影响，最重要的不是依靠逻辑的论证，而是要煽动、重复，通过煽动情绪来实现目标。
心理学家认为，“自恋”是人感觉自己值得被珍惜和保护的感觉。通过用户的自恋心理，不仅可以让人们免费地做传播，还能让用户从中获取愉悦感，提升对品牌的好感度。
在“丢书大作战”的烟雾弹之下，品牌主和营销人在盲目效仿前都应理性思考，这样的活动除去自嗨和非议，还能剩下多少真正有价值和值得借鉴的元素？毕竟，任何一个精明的品牌主和负责任的营销机构，都不愿意看到更多这样表面热闹，实际却本末倒置的事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