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赚六七十万元，揭秘职业打假人如何打假新华社客户端|2022-06-1114:23“职业打假”这一诞生近三十年的行当，至今仍争议不止。对“知假买假”的行为是否应当支持，其对于净化市场的贡献到底有几何，在对职业打假人的支持与规范、甚至限制之间，如何权衡利弊，平衡各方利益？在司法和执法层面，这些问题都有待更明确的度量。
一个普通的职业打假人，是如何打假的？随着越来越多不支持惩罚性赔偿的判例出现，以及市场监管对“不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投诉不予受理”规定的出台，职业打假人靠什么生存？他们又如何看待自己的舆论形象？净化市场是否还需要职业打假人？澎湃新闻记者深入备受争议的职业打假人群体，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力图呈现“职业打假人”及其当下的复杂生态。
打假高手：“手一摸就知道什么材质”
一大早，黄平国刚起床，胡万昌已经为他买好早餐，在他家楼下等他了。这两个男人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买买买”。只不过，他们瞄准的是市场上可能出现的假货。多年的“职业打假”经历，哪里可能有假货、哪些可能是假货，黄平国“门儿清”。
48岁的黄平国精神抖擞地出现了，就着后移的发际线，他理了个时尚的飞机头，身上喷着爱马仕大地香水——这是他的打假“战利品”。曾经，他在全国几大保税店、各大城市的化妆品店，豪购了个遍，爆款产品如sk-II的神仙水、TF的口红、海蓝之谜的眼霜等全买齐了。这里面有一些是彻头彻尾的假货，但价格和官方专柜一样贵，也有些是没有进口手续的走私货，“货是真的，不影响使用”。
“你看这根吸管，真货一定是笔直的，还有这个喷嘴，真货它和瓶口是齐平的，假货就做不到，摸起来是凸起的。是假三分丑。”黄平国顺手拿起一瓶香水，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
黄平国正在“闻香识货”。澎湃新闻记者谭君图
“不是吹牛，很多工商执法的都不如我们识（假）货。”黄平国说，“真假茅台，我只看包装，就基本判断得出；衣服料子，我手一摸就知道什么材质。”随后，他拿出一瓶茅台，“假茅台最开始很容易辨别，比如瓶口的红丝带，真茅台是人工绑的，上面的数字在特定位置，造假者根本注意不到这细节。后来造假发展成‘摘帽’，包装是真的，酒是假的。现在更多是瓶身穿孔滴灌，但我拿根银针就可以试出来。”
2008年，黄平国向监管部门举报酸奶中随意添加芦荟违法，后来原卫生部等6部委发布对芦荟凝胶食品的标识规定。2013年，他曝光南山奶粉维生素K1超标逾900倍，这些均被媒体报道。
但他更多的日常，是跟着四时节令去打假。如三月菊花上市，上等品和次等价格相差一倍，是不是有“以次充好”；八月当归成熟，买一批回来送检，是不是有农药残余超标；九月大枣下树，看看市面上那些枣子水分含量是不是超标（过多水分易产生黄曲霉素）。
黄平国在鉴别茅台酒。
黄平国经历了职业打假的“黄金六年”，那时期，他一方面配合行政机关打假，比如在云南，和当地执法机关一起查制假窝点，“一卡车一卡车拉走假酒”。另一方面，买假索赔也赚了不少，“最多的一年，有六七十万元”。
2018年，黄平国宣布退出“江湖”，沉寂了几年，加上一些变故，他的财务状况变得不好，毕竟，打假也是要花成本的，“要花钱买东西，要赚钱，就要买贵的东西。”
“实质性打假”：投入大量成本“买假”，也会检出一堆真的
对于一些职业打假人来说，打假这个事，既是维权，也是生意。正如黄平国所言，打假需要投入，也面临成本与收益的双重考验。
胡万昌在长沙市中心某小区内设有一处存放假货的“仓库”。这是一个10平方左右的杂物间，里面堆满了各种酒、食品、衣服等花费数十万元的货物。黄平国笑他，“一天不买东西就不舒服”。
胡万昌的“假货仓库”一角。澎湃新闻记者谭君图
“有些标签上写着100%羊毛，实际一根羊毛都没有。”走进仓库，胡万昌从塑料袋里随手抽出一件吊牌价为2000多元的女装。接着，他又从旁边厚厚的一沓检测报告中，抽出几份翻阅。其中有一份标称100%羊毛，检测结果为16.6%羊毛。
“我是实质性打假”，胡万昌强调，他打的并非产品标签瑕疵或者是低价食品过期问题，除了花钱买东西，他还得花钱做检测。以服装为例，做一次检测需花500元，而做某些食品检测，一次要上千元。
几年前，胡万昌在长沙高端商场买过阿玛尼、LV等知名品牌进行检测，结果还真查出问题，“根本不用去法院，工商一调解，商家就主动赔偿了。”
但后来，服装箱包等非食品领域的“知假买假”不太被支持了。2017年5月，最高法在答复人大代表时称“考虑在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再加上，这几年，市场监管部门基于“牟利性”的认定，而基本不受理职业打假人投诉。因此，黄平国对胡万昌那批衣服的索赔不太看好。
不过，胡万昌说，前段长沙消费者罗女士在国金中心LV专柜买到假包获法院判三倍赔偿的新闻，对他的打假索赔起到了一点作用，“有个高档商场的商家主动联系我赔偿了。”
“其实，我们是‘疑假买假’，而不是‘知假买假’。我们买的东西都拿去做检验，经检验合格的报告，也是一堆一堆的，因为我们不是神仙。”胡万昌说。
他的“仓库”里，除了衣服、食品，最多的是酒，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等等。有一次胡万昌买了一批茅台，价值数万元，结果都是真的，被黄平国打趣了很久。
实质性打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常驻宁波的打假人朱某介绍，他之前瞄准某款大品牌的面膜打假，花了一万多元做了全套糖皮质激素检测，结果没检出问题，“这个钱只能自己出了。”所以，“如果打假没钱赚，就打不下去。那些倡导公益打假、不为赚钱的专家，让他们打上半年，就可以倾家荡产了。”朱某说。
职业打假人并不回避“公司化”、“规模化”运营。行业金字塔顶端的王海，名下经营着北京和深圳的两家职业打假公司，团队二三十人，以律师为主，通过为企业和消费者索赔获得千万元级的营收。去年，他将辛巴直播带货的假燕窝“打掉”。
王海告诉澎湃新闻，为了打美团的垄断，他们还在美团投资开了六家外卖店，“现在还能搜到2个”。为了打食品中的违法添加，他们买了上千万元的检测设备，建了实验室。
“我们投资的外卖项目还遇到过‘假打’，中关村店五六个寸头小伙，吃白食的投诉吃出26厘米长的头发。”王海说。
风向变了：“牟利者”标签如同套上的一副枷锁
在职业打假人而言，打假风险可分为三种：买不到假货的风险，索赔不成的风险，遭遇打击报复或者被刑事追究的风险。
对于实质性打假而言，被报复的风险不可小觑。举报了600起食药违法案件的陈胜金表示，其实家人一直反对他打假，“怕我被别人报复。”
从业多年的职业打假人冯志波说，“有些商家赔钱后说几句威胁的狠话，这个都可以理解，也极少有商家因为赔钱后而来上门行凶的。”
在黄平国看来，随着经验积累，第一种风险可减少，第三种风险相对可控，现在最大的是第二种风险，且越来越大。社会舆论对于职业打假的风向也在变。
多名职业打假人将社会反打假的原因归于“打假队伍”的变化。
“真正的打击假货，对社会有帮助，没有什么好说的。关键是一些打假‘人’的问题，挣过分的钱。”一位资深打假人表示。
同时，随着这个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职业索赔”这个区别于“职业打假”的称呼，由此出现，并在一些场合代替了“职业打假”。
陈胜金很困扰于“职业索赔”这个叫法。在申请举报奖励时，他被一些行政机关以“牟利不正当利益，该利益不具有合法性”为由拒绝给予奖励。今年6月，他把部分打假获得的举报奖金捐赠给了红十字会，体现他不是只为索赔，而有回馈社会之心。
陈胜金（右）将他的5000元举报奖金捐给了雅安6·1级地震灾区。受访者供图
一位早年从事打假随后转行为律师的前打假人介绍，不仅仅是“撸口子”这些薅羊毛的，“职业打假人”群体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三倍、十倍引诱，让很多进入这一行业，导致这一群体里出现很多唯利是图、没有底线的人。一些打假人尚有原则，试图行侠仗义，进行苦行僧式打假，有些人则是地痞流氓混混式缠着商家要钱，更有甚者，用敲诈手段把商家往死里整。与前者两比，后两者不在少数。”一位现已转行为律师的前职业打假人说。
重庆知名打假人、曾被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会授予“做中国良心打假人”事例奖的叶光介绍，他曾想过建立打假人制度，“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都是经过培训的高素质人员；律师不合格的，也可以吊销资质，而打假人却缺乏管理机制。如果有良心的打假人能被组织起来，既为国家节约运行成本，又能为消费者维权多好。”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在当下，“牟利者”的标签，像一副枷锁套在了所有职业打假人身上。“一些判决怎么能连真正向假茅台酒索赔都不支持了，那不是让造假分子更猖狂？”胡万昌表示难以理解。“一些职业打假人的自身素质有问题，咱们不回避、不否认，但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山东职业打假人纪万昌说。
为了锁定证据链，职业打假人购物时常常携带手机拍摄购物全程。然而在一些判决的认定中，购物携带手机录证据，明显就是为了取证索赔牟利。而如果没有全程证据，商家又很可能否认假货由其售出。
“没有视频说你证据不足不予立案，有视频证据你就是职业打假人，是牟利，不支持。”胡万昌说，职业打假人陷入两难。
“进行证据保全维权，就说你不是消费者，不保全的就说你证据不足。”王海进一步说。
夹缝中生存：靠证据突围，售假者却在朋友圈“炫富”
风向的变化，不少职业打假人发现，传统的投诉、举报、起诉的打假“三板斧”，所起的作用在逐渐减小。
今年315期间，胡万昌在长沙一烟酒店买的19瓶茅台，其中17瓶为假。他全程录像，并通过茅台公司鉴定为假酒，但商家仍不承认其售假。商家的这种“死扛”让他的维权陷入困局——他得证明他将酒买回之后、送市监部门之前，他没有调包。
职业打假人正在购物。受访者供图
与商家的索赔谈判，也是一种心理暗战。
女老板语带哭腔，“我刚跟我老公吵架，我们本来感情就不好。我的烟刚被烟草查了，也要罚几万，我这店都经营不下去了……”胡万昌打断了她，发出了一个“灵魂”之问：“你明明知道是假酒，为什么还要卖呢？”老板娘顿时收住了抽泣，平静地说，“说实话，你们是不是也是有意来买的？明人不说暗话。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去年也卖过一瓶，也赔了一点钱……”
胡万昌说，假酒十倍甚至更高的暴利，让商家铤而走险，这也是人性。他发现一些售假者在谈赔偿时“装可怜”，但事后在朋友圈“炫富”，“开豪车，高消费，如果不卖假，他们能赚这么多？”胡万昌说，但有好几次，看到商家确有苦衷，他就放弃了索赔。比如一个卖过期食品的，聊天中，老板透露他小孩死了，“赔偿我就没要了”。
朱某告诉澎湃新闻，打假索赔时，除了法律标准外，他也会考虑人情世故。他曾经和宁波一市监所长聊天，“他说，‘攻大戒小，不要成为把别人压倒的那根稻草，对于故意实施违法行为的，应该严厉打击，确实不是故意的，应该给别人机会’，这话我认同”。
前一段，朱某打一个河豚鱼干，后来得知是两个孩子刚创业，进货渠道没问题，确实是不懂，他仅要求他们赔偿了一百元，“毕竟他们违法了，同时给他们提个醒。”
在胡万昌和黄平国看来，打假有段位，层次有高低。对于圈内有些打假人“每次只买不超过60元的东西”，专挑标签瑕疵问题进行十倍索赔，两人也看不来。“打那些小店铺没意思，人家本来就是小本经营，有些店主还是老人家，只是讨个生计，有的确实是不懂（食品安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