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期，新闻学系20级本科生《新闻摄影报道》必修课，因受疫情影响采取线上教学，老师教得费劲，学生学得费力，师生咸感泱泱不快！但结课之后，同学们自主完成的新闻摄影故事报道，却有不少不俗之作，令人心神为之一快。现择优刊发，以兹纪念那段费劲费力、磕磕绊绊的学习时光。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的本质后，依然热爱生活。”
题记
2022年春天以来，新冠奥密克戎病株在上海引发疫情。3月以后，上海的小区陆续进入封闭管控状态，直至6月1日才正式解封。
无处可去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来到窗边，形形色色的表情无声地诉说着人生的百态，有失落，有无奈，有期盼，也有孤单，构成了疫情期间独有的一道人文风景。
出于好奇，我用镜头记录下了疫情期间五个不同家庭在窗边的影像。解封之后，我拿着打印出来的照片，敲开了他们的家门......
老阿婆，探出头
昏暗的客厅里，龚阿婆用力地叩击着老人手机上的按键，拨通了儿子的号码。
早晨七点半，四月的春日阳光洒进阳台，照在龚阿婆斑驳的脸颊上，她已经在窗边候了将近45分钟。她的手里把玩着锻炼力量的握力球，每隔一分钟，就要把头探出窗户。
龚阿婆把头探出窗外，等待社区医护人员上门接送
今年74岁的龚阿婆患有肾衰竭的疾病，每周要在医院里进行三次透析治疗。“我的命啊就靠这台机器了。”老人带着自嘲的口气，笑着和我说，眼神里没有一丝对于死亡的恐惧。
但是周边的疫情局势并不容乐观，龚阿婆常去透析的那家医院因为出现了阳性病例而被迫中止医疗服务。根据居委的安排，她只能在每周二和每周五包车前往6公里以外的另一家医院进行统一的临时治疗。届时，会有专门的医护人员来接送老人。
中午回到家后，龚阿婆打开窗户，伏在阳台边上。为了不浪费，她将戴过的口罩晾在架子上，准备明天下楼做核酸时继续使用。
透析完回家后，龚阿婆会将用过的口罩晾在窗口，以便循环使用
每次治疗过后，她都会觉得全身乏力，呼吸有些困难。今年已经是患病的第三年，龚阿婆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支撑多久。她曾无数次幻想着参加孙子婚礼，甚至抱一抱自己的曾孙，但是凭现在这幅病弱的躯体，几乎是一种奢望。
两年前她送走了丈夫，于是偌大的屋里便只剩下她一个人独居。尽管子女每个周末都会开车过来探望她，但孤独依然难以从龚阿婆的内心中抹去。
楼下的小花园里已经排起了长长的核酸队伍，无聊的龚阿婆探出头，试图在人群里找找熟人。这个临时核酸点在疫情之前，原本是龚阿婆和其他老人嘎讪胡（上海话“聊天”的意思）的地方。疫情爆发后，小区里的大多数老人都被子女接回去同住，剩下的因为害怕感染的缘故也都不敢出门。
无聊的龚阿婆正在窗边看做核酸的队伍
6月末疫情结束后，我再次敲了敲阿婆家的门，但是出门应答的却是一张陌生面孔。隔壁的邻居告诉我，阿婆已经被儿子接回去同住了。
“阿婆，多保重了。”
伤不起的二胎家庭
疫情期间，最耐不住寂寞的人群当属小孩子。他们在沙发上蹦跳着，拉住父母的衣角，一遍又一遍询问着解封的日子。
一个“小皇帝”就足以使家长们头疼无比，而王女士家里却有一对。封控的这段时期，这个二胎家庭有着不少烦恼。
早晨八点，王女士清洗完早餐的碗筷后，匆忙打开了家里的打印机，准备制作公司的报单。丈夫张先生正在笔记本电脑前开一场线上会议，并不精通设备的他还在不停调试摄像头的角度。6岁的女儿悦悦捧着ipad，屏幕里播放着王女士昨天给她买的英语音标网课。而4岁的小儿子辰辰则站在电视旁，模仿着动画里卡通人物的动作。
一家四口，人手一个电子产品，这是隔离生活的常态。
“以前两个孩子都是他们姥姥姥爷帮忙带，我们下班后才给送回家。这次隔离在家，本来以为可以弥补一下没能陪伴在孩子身边的缺憾，但发现自己和他们并没有什么交流的机会。”
在平板电脑上看了两个小时的网课后，悦悦揉了揉眼睛，独自一人踮起脚到窗边看风景。由于重心不稳，她一个不小心就从小板凳上摔了下来，但为了防止妈妈担心，悦悦还是尽力抑制住了想哭的冲动。
王女士陪着女儿悦悦在窗边和对面楼的小朋友打招呼
正在核对账单的王女士还是被阳台上的吵闹声吸引了过来，她摸了摸女儿的后脑勺，将她抱在怀里。
“妈妈，什么时候可以下楼玩？”悦悦朝着对面楼的小女孩挥了挥手，然后像只受伤的小猫，趴在窗户的边沿上。
王女士并不知道如何回答，今早的新闻里日增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了一万，解封依然遥遥无期。悦悦仿佛理解了妈妈的沉默，从她的怀里跳下来，继续拿起了ipad开始看下一章的课程。
今年九月悦悦就要正式升入当地的一所小学，但周围的街坊邻居都说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并不令人满意，只有每个班级的前三名才能进重点初中。为了让女儿赢在起跑线上，王女士托关系买到了一年级全套的精品网课视频和学习资料，准备趁这段时期先让悦悦预习一下小学的内容。
悦悦和弟弟辰辰趴在窗口上发呆
每天将近五个小时的网课让悦悦感到十分疲乏。午休的时候，她都会带着弟弟一起趴在窗台上，等待其他楼的小伙伴出现，而这一盼便是半个小时以上。
看着孩子们渴望自由的眼神，王女士也想说些宽慰的话，但夫妻二人的世界也是一地鸡毛。
严峻的经济形势令夫妻二人的公司遭到了不小的打击，员工群里关于裁员的传闻层出不穷。作为二胎家庭的父母，一旦有人被公司开除，那么家里的经济负担就会落在另一个人的肩上。
“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还有150万的贷款没有还。两个孩子的支出每个月也至少在五千块以上。但委屈谁也不能委屈孩子，只能咬牙挺过这段日子。”王女士无奈地摊了摊手，一个人在窗边陷入了沉思。
解封后再次见到这一家已经是盛夏，悦悦和辰辰正在小花园里和五六个同龄的孩子打水枪，而王女士和张先生也都成功保住了各自的工作。
“真是一个残酷的春天。”夫妻俩看着儿女玩耍的背影感慨道。“但一切总算都是过去了。”
上海爷叔在破产边缘
今年的春季是上海餐饮业的“寒冬”，亏损几乎成了每个餐厅的常态。住在隔壁609的老刘恰好是一家花甲粉店的老板。用他的话来说，封控的这三个月让他从一个很有“派头”的上海爷叔变成了一个糟老头子。
原本四五月是餐饮行业的旺季，特别是五一黄金周。以往老刘这家花甲粉店在五一假期的营业额能够抵得上平时的半个月，但如今这个数字却是一个零。
老刘敢怒不敢言，通话结束后，他狠狠地将手机摔在了床上，借着正午的阳光，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三年前，老刘被原来的工厂辞退，成了一名下岗工人。不甘心的他，从亲戚那里东拼西凑了20多万开了这家花甲粉店。凭借高超的厨艺和邻里相传的口碑，老刘的店熬过了20年的第一波疫情，甚至在去年，他还把开店的成本赚了回来。
“那个时候都熬了下来，没想到却倒在了今天。”刚睡醒的老刘看着一条条账户扣款的短信，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他家的店面并不大，只有五十多平米，但在寸土寸金的上海，一个月的房租加上水电煤等其他日常开销也要将近五六千元。虽然现在门店已经停业了，但是冰柜依然还在运转。“距离最后一次进货已经过了整整一个月，估计所有存放的食材和蔬菜早就已经腐烂变质了。”
5月1日中午，老刘站在窗前发呆，脑袋里浮现一个念头：把店关了，及时止损。
他将这个缓兵之计告诉了老婆阿丽，然后开始在房间里翻箱倒柜寻找当时签约的合同。
但合约的内容却泼了夫妻俩一桶冷水，一旦在合同期内闭店，除了4万的押金拿不回来，还要向房东支付额外2万块的违约费。
阿丽的手指在计算器上疯狂地敲击着，看着不断上涨的赔付金额，老刘瘫倒在床上，彻底放弃了关门的想法。
老刘正趴在窗外思考饭店的未来，妻子在隔壁房间计算违约要赔付的金额
6月1日凌晨零时，上海宣布解封。老刘骑上小电驴，成了第一批出小区的居民。
他打开店门前沉重的锁链，一股烟尘伴随着食物变质的臭味扑面而来。餐桌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灰，灯牌上的“花甲”二字也掉在了收银台前的地板上。
老刘没有抱怨，只是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吸尘器和抹布，开始里里外外地清扫整个店面。他要赶在今天午餐之前迅速恢复营业。
6月29日，大部分上海的餐馆被允许进店堂食。我带着相机来到了老刘的店里，花甲粉的香味隔着一条街都能够闻到，那是上海好久不见的烟火气。
他看着疫情期间被我拍下来的一张张苦瓜脸，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生活总要继续的。”老刘坐在我的对面，像往日一样跷起了二郎腿。
我想，那个派头不小的上海爷叔又回来了。
中年夫妻的婚姻困境
6月8日，微博上的一则热搜引发了我的注意：“疫情后的上海，离婚预约爆满。”
但我身边的一对中年夫妇却是个例外，三个月的隔离生活让他们重新认识了彼此，也对婚姻有了新的理解。
家住407室的佳姐是小区团购群里的一名团长，在封闭管控期间，她靠着自己的人脉组织了将近30多次团购活动。在小区居民眼中，佳姐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
但提到佳姐的丈夫阿豪时，周围的人都没什么印象，只知道他是个瘦弱的男子，只有晚上倒垃圾的时候才能偶尔碰上一面，平时并不怎么露脸。
5月2日晚上七点，佳姐刚把一批来自青浦的娃娃菜分发给了40多户人家，连一口热饭也没来得及吃。回到家时，丈夫正躺在沙发上刷抖音，餐桌上给她留了一份已经冷掉的水饺。
佳姐的丈夫阿豪正在收拾白天晾晒的干果
“桌上有晚饭，你将就着吃吧。晚上我还有个会，记得声音稍微小一点。”说完，阿豪便跑到了阳台上，开始收拾白天晾晒的干果。
自从生了儿子之后，两个人的角色似乎就从一对夫妻变成了一对父母，爱情被他们排在了亲情的后面。
“和他坐在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就感觉没有什么话好说。”为了减少这种尴尬的对话，每次丈夫在客厅里刷手机的时候，佳姐就会跑到阳台上喂食流浪的野猫，或者联系供应商来组织下一次团购。
无聊的时候，佳姐会去阳台上喂养流浪的黑猫
这样“相敬如宾”的夫妻生活持续将近一个月。
进入五月后，高频率的团购令佳姐有些招架不来。终于在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佳姐病倒了，体温计上的数字一度飙升到了38.7度。一开始她还担心是染上了新冠，但几次核酸报告均显示阴性。
这个时候去医院治疗显然是有风险的，于是佳姐掏出了家里的小药箱，服下两片头孢之后，便瘫倒在了床上，两个小时后，她还需要和供应商核对货物。
佳姐重新躺了回去，她明白，每次遇到麻烦，总有丈夫在背后帮忙兜底。
这天之后，佳姐辞去了团长的职务，安心在家养病。每个早晨，407的阳台上常常能够看到两人一起晾衣种菜的身影。
阿豪和佳姐一起在窗边晾衣种菜
“我想三个月的封控也不全是坏事，它给了我们这对平时不怎么见得着的夫妻一个重新认识彼此的机会。”佳姐推了推阿豪的眼镜，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告别上海的老年游子
6月3日，家住603的李阿伯拖着行李箱，一户户敲着邻居家的门，然后递上一罐茶叶。这天，56岁的他就要正式离开上海这座生活了五年的城市。
五年前，为了给刚结婚的儿子攒买房子的首付，李老伯只身一人从老家宁波来到了上海，和认识多年的好友开了一家茶馆。
今年3月，李阿伯升级当了爷爷。喜笑颜开的他正准备去抢回宁波的车票，但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他的返乡之旅戛然而止。
然而伴随着这份喜悦的却是焦虑……
他本以为这场疫情能够在五一之前彻底完结，自己也能够赶紧回老家抱孙子。但4月里的每一天，感染人数都只增不减。
早上七点，晨间新闻里播放着滞留在虹桥火车站的旅客，他们扛着五颜六色的麻袋和行李箱，累了就蹲在地上，靠着墙休息，口罩戴得几乎要没过了眼睛。李阿伯叹了口气，走到阳台上，拿出老家带来的担子，开始拍打刚洗完的被褥。
李阿伯一个人在窗台晾晒被褥，这样的独居生活他已经过了五年
“老李，什么时候回去抱孙子？”隔壁小段碰巧也在晾衣服，看到李阿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用杆子敲了敲衣架，准备和他聊聊天。
“出不去咯。”李阿伯用蹩脚的上海话回答道。他望着各家各户的阳台，只有他是一个人独居。“年纪大了，想回家了。”
但是，回家并非一件易事。
冲完澡的李阿伯，正在阳台准备找根烟抽，这是他一天中最自由的时刻。
看着手机里一条条窒息的语音和文字，李阿伯感到无比烦躁。他在浴室里冲了一个澡，然后打着赤膊来到阳台的窗边开始吹风。“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感到生活还是有点自由的。”他的嘴里呼出一股浓烟，烟草带来的麻痹感使李阿伯产生了一个念头。
放弃上海的生意，然后搬回老家，老老实实地打份工。
5月10号晚上，李阿伯在和家人视频通话时，把这个决定告诉了他们。孙子的眼睛扑闪扑闪的，仿佛是在欢迎爷爷的归来。
于是第二天，李阿伯就开始筹划起了茶馆的交接工作和搬家的流程。他将房子里多余的茶叶和小家电都打包了起来，准备等到解封后，分发给认识的邻居们，来感谢他们着五年来的照顾。
“我想这波疫情过后肯定会有很多人离开上海。但我从来没有后悔来过这座城市，等我孙子长大了，一定要带他来这里转转。”
6月3日，是李阿伯最后一次在阳台在眺望的日子，也是他启程回家的日子。我拿着打印出来的两张肖像照片递给了他，得到的回礼是一罐茶叶。
“常回来看看。”我和李阿伯握了握手，目送着他走出生活了五年的小区。
后记
疫情期间的窗边是个神奇的地方，规则的几何条框之中，映出了一张张与众不同的脸。
我本以为这一副副面孔后的故事应该是灰色的、伤感的、无奈的。但当我真实接触到这些窗户背后鲜活的生命时，他们给我的感觉反而是与生活和解的坦然。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的本质后，依然热爱生活。”这是我最喜欢的文学家罗曼·罗兰的一句名言，而它也在疫情时期的窗边得到了印证。
图文|沈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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