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
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于宁都小布
第一章寻乌的政治区划
全县分为七区，七区之中包括四厢十二堡。
七区是:
城区:分东西南北四厢，为全县政治中心。
仁丰区[7]:即篁乡堡。公平圩、菖蒲圩(即篁乡圩)为本区两个政治中心，各设一个局。
双桥区:即双桥堡。内分十三段，以留车为政治中心。
南八区:分南桥、八富两堡，以牛斗光为政治中心。
兼三区:分项山、腰古、滋溪三堡，以吉潭为政治中心。
澄江区:分寻乌、大墩、桂岭三堡，以澄江圩为政治中心。
三水区:分三标、水源两堡，以三标圩为政治中心。
明万历前寻乌还未设县，万历以后才设县。没有设县的时候，一部分属江西的安远县管辖，设置石溪堡，其地域是现在的澄江、三水、仁丰、县城等区;一部分属广东平远县管辖，其地域是现在的双桥、南八、兼三等区。
第二章寻乌的交通
(一)水路
寻乌水从桂岭山盘古隘一带山地发源，经澄江、吉潭、石排下、车头、留车，流入龙川，下惠州，故寻乌水乃是东江的上游。船可通到澄江。沿河以澄江、吉潭、留车三个圩场为最大，吉潭在三个圩中更首屈一指。
另由石排下可以通船到城区之河岭(城南十里)。
(二)陆路
以石排下为中心，分为四条大路:一条经过吉潭(三十里)、澄江(六十里)、盘古隘，通筠门岭(一百一十里)，为兴国、于都、会昌通广东的大路。一条经过县城(三十里)、三标(六十里)、太阳关，通安远城(一百四十里)，为信丰、安远通梅县的大路。一条经过珠村、牛斗光(二十里)到平远之八尺(四十五里)，为会昌、安远两方通梅县的大路，即会昌、安远两条路均到石排下集中，共同通梅县的大路。一条经过车头(二十里)、留车(三十五里)、荒塘肚(六十里)到兴宁之罗浮(九十五里)、罗冈(一百二十五里)，往兴宁、五华，为寻乌下惠州的大路。
另有几条小些的路:一条从澄江通安远挖补界之罗塘(三十里)，再由罗塘南往下坝，北往门岭。一条从吉潭经小田、船肚、书园往平远(六十里)。一条从县城经大炉下、滋溪、剑溪、礼輋、赖地往武平(一百八十里)。一条从县城经上坪通安远南乡之胡山(六十里)，再由胡山北往安远城(六十里)，西往太平(三十六里)、鹅公圩(六十里)。一条由县城到新圩(六十里)，再由新圩经公平圩(三里)、两广亭(四十五里)，往定南之鹅公圩(八十里)，再南经鹅公圩，西往定南城，西经鹤子圩往信丰。由新圩经菖蒲(二十里)、隘排口往龙川城(二百四十里)。由菖蒲、隘排口通兴宁城(一百八十里)。以上各路比较小一点。
从寻乌城出发，往门岭九十里，往武平一百八十里，往梅县二百四十里，往兴宁二百四十里，往安远一百一十里，往龙川三百一十里，往定南(经上坪、胡山、太平、鹅公圩)一百六十里。
(三)电报
过去电报局设在吉潭，民国十一年移到县城。电线由吉潭通寻乌城，通筠门岭，通平远。
(四)邮政
县城是三等邮局。一路走吉潭、澄江通门岭。一路走牛斗光通八尺，再由八尺通梅县;另由八尺分一路通平远。一路走三标通安远。澄江、吉潭、牛斗光三处有“代办所”，三标、石排下二处有“代收所”。旧历二、五、八走门岭，一、三、五、七、九走八尺，二、四、六、八、十走安远。赣州的信走安远，送于都、兴国的信走门岭。县城邮局通常可以汇款二百元以内，五百元以内须先期交涉，否则不能。前年三二五暴动[8]，抓了邮政局长，罚过五百元。此次新局长怕抓，先期跑了。三二五暴动还杀了一个电报局长。
(五)陆路交通器具
和广东一样，不论什么道路一概没有车子。陆路运输工具大多数是活人的肩胛，其次是骡马。县城通梅县大路上骡马很多，县城通门岭、县城通吉潭两条路也有，此外没有。运输的骡马是骡多马少，但普通一概叫做“马子”。用马子驮的货物以盐豆两门为大宗。
第三章寻乌的商业
本章目录(一)门岭到梅县的生意(二)安远到梅县的生意(三)梅县到门岭的生意(四)梅县到安远、信丰的生意(五)惠州来货(六)寻乌的出口货(七)寻乌的重要市场(八)寻乌城(1)寻乌城是什么(2)盐(3)杂货(4)油(5)豆(6)屠坊(7)酒(8)水货(9)药材(10)黄烟(11)裁缝(12)伞(13)木器(14)火店(15)豆腐(16)理发(17)打铁(18)爆竹(19)打首饰(20)打洋铁(21)修钟表(22)圩场生意(23)娼妓(24)同善社(25)人口成分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一)门岭到梅县的生意
从石城、瑞金来的，米和豆子为大宗，值几十万元。从兴国来的，茶油[9]为大宗，米也有(少)。于都、会昌没有什么货来。
澄江圩每圩从门岭来的油约有四船(门岭肩挑到澄江下船)，每船装油十二担，每担约值小洋三十元，每年以百圩计算，约值十五万元。
石城、瑞金的米到门岭，大部分经罗塘、下坝(武平属，在三省交界)、新铺(蕉岭属，离梅县三十里)往梅县，每天有约三百担过。米走寻乌通过往梅县的，很少。由寻乌通过的是油豆两大宗。豆子担数比油多一倍，每担有五斗的，有三斗的，不等。价值每斗小洋一元五毛。每圩(三天一圩)用船载的有五船，每船十四担，每担(以四斗计)值六元，每圩共值四百二十元，每年一百圩共值四万二千元。另还有肩挑，每圩有二十担，每年有二千八百担，共值一万六千八百元。两项共值五万八千八百元。
(二)安远到梅县的生意
鸡
这一条路上的生意，大宗是鸡，次是牛，又次是猪。鸡的大部分是唐江、南康、信丰来的，安远也有一点，甚至有从遂川来的。走王母渡、金鸡圩、新田、版石，不入安远城，由安远城北五里地方通过，入寻乌下梅县。由梅县的鸡行装往松口，向汕头输出。鸡每天走寻乌通过的，安远来的是大宗，也还有小部分走门岭来。每天少也有一百担，多的到百三十担。每担六十斤，以每天百担计，六千斤。鸡贩子由唐江一带一直挑到梅县城或新铺圩(由寻乌走大拓去新铺下船，直往松口，不经梅县)发卖，每斤价五毛(寻乌鸡价每斤四毛)。每天六千斤，共值三千元。每年三百六十天，共值一百零八万元。梅县鸡行卖与松口，每斤价七毛以上，可谓大赚其钱。
牛
每月逢一是“牛岗”。十一月最旺，每岗七八百头牛。正、二月次之，每岗一二百头。三、四、五、六、七月最淡，每岗少的三五头，多的也不过十余头。八月初一这天为牛市“开岗”的日子，从这日起生意逐渐旺盛，每岗从四五十头到六七十头。九、十两月每岗就有百把头了。
每年共有多少牛呢
正、二月每月平均一百头，共二百头;
三月六十头;
四、五、六、七月没有市;
八月三岗，二百五十头;
九月同八月;
十月三百头;
十一月三岗，二千一百头;
十二月只有二岗，一百六十头;
全年三千三百二十头。
牛价平均每头值四十元，全年共值一十三万二千八百元。
牛也是如鸡一样，从唐江、信丰来的为大宗，安远也有一点点，寻乌本县没有。和鸡不同的是，鸡于寻乌只是经过，牛则在寻乌出卖。牛市在县城东门外河墈上，卖主是唐江、信丰、安远人，买主是梅县、武平、蕉岭、平远人，经纪(牙人)是寻乌人。不是经松口向汕头输出，大概是牛贩子们买了去转卖给人家耕田，或转卖给城市宰杀。牙人钱每只牛买卖双方各出半毛。牛税有承商包办，每年缴政府一千七百四十元。牛税从前每年“标”(即投标)一次，出钱多的得标，近改为三年一标。税到牛身上，黄牛每头四毛，水牛每头五毛，名之曰“饷”。抽过了税，在那只牛身上拍上个“饷”字的石灰印，买主就起牛跑。饷以外，还有捐，是近来附加的，每牛一毛。承商向政府出的税，连同他自己的赚项，年在二千元以上。以平均每牛抽税四毛半计，每年在寻乌城出卖的牛，当在四千五百头以上。上面说每年三千三百二十头，乃是最少量的估计。
猪
信丰来的最多，安远次之。走两条路来，一条从安远城，经寻乌城，走牛斗光、八尺去梅县，这一路最多;一条由安远南乡，走公平、新圩、留车、平远之中坑圩，往梅县，这一路较少。两条路全年有五千只猪通过。平均每只一百斤，每斤价四毛半(每只四十五元)，五千只猪共值二十二万五千元。寻乌政府每只抽税二毛。
(三)梅县到门岭的生意
大宗是洋货(牙粉、牙刷、电筒、胶底鞋、肥皂、洋伞、马灯、洋铁均大宗。其中如牙粉、牙刷等，本属中国制的多，但普通也叫洋货)，海味(海带、海参、鱼肚、鱿鱼、淡菜、咸鱼等为大宗)，盐(十年前惠盐多，三四年前潮盐多，这是因为商人包办路线不同的缘故。现在又是惠盐多，则因八尺、中坑等处反动派对红色区域封锁，阻塞了潮盐的路的缘故。盐到门岭后，一直通往兴国)，洋油(亚细亚牌的多)，布匹(梅县去的少，兴宁去的多，均买了洋纱自己造的。兴宁织造很发达。兴宁一般生意也比梅县大)洋纱(外国货)这五类。糖与面粉亦有好些。
梅县与门岭不通车，货大部分是肩挑，盐通通用马子驮，只有用船载至澄江起岸。面粉之一部也用马子驮。
门岭去梅县，脚夫们一担货去，一担货回。
(四)梅县到安远、信丰的生意
货物种类与往门岭的同，但数量少于门岭，大概比例是门岭六成，安、信四成，因门岭货物销到瑞金、石城、于都、兴国等广大地方，安远、信丰地域较狭之故。
(五)惠州来货
只有盐一门是大宗。咸鱼、黄糖二样略有一点来寻乌卖。此外没有。
(六)寻乌的出口货
上面说的都是进口货或通过货，这里要说寻乌县对外出口货。
第一是米。梅县一带很缺乏米，价比寻乌贵一倍，寻乌每年要供给它很多。澄江、三标、吉潭(项山的)、城区四个区域的米，从牛斗光经八尺、大拓，向梅县输出;龙图、腴田、留车、芳田、篁乡上半区一带的米，走中坑向梅县输出;大同、篁乡下半区、大田、蓝田、斗晏及龙川来的一部分，走岑峰经石正向梅县输出。三条路输出数量大略相等，每天共计输出米一百担，全年三万六千担，平均每担价八元，共二十八万八千元。
第二是茶。出于城区西厢之上、下坪，南厢之图合、冈上、鹅子湖一带。三、四、五、七、八月为采茶期。每圩约输出二十担(每担七十斤)，每年百圩输出二千担，共一十四万斤，每斤价五毛，共值七万元。十分之八以上向兴宁输出，十分之二以下向梅县输出。采茶时兴宁客子到乡下，收买生叶自己制造。生叶中，“雨前茶”(谷雨以前的，又叫“头春茶”)，一块钱八斤，每五斤生叶可以制出一斤茶。这种雨前茶价颇贵，要一块钱一斤。“二春”(三四月的)和“秋子”(七八月的)，每块钱能买生茶叶十五斤，制造出来每斤卖五毛。做茶生意的靠着二春和秋子赚钱，头春茶是赚不到什么钱的。十二月还能产出些茶，名叫“雪子”，和雨前茶一样的贵，同属上等人家吃的。出不多，客子们于它也赚不到什么钱。城区之外，双桥区之雁洋坪也出茶，虽很少(每年只值百多元)，但很好，因为不是岭头种的，而是菜园子里种的。
第三是纸。出于篁乡，向兴宁(走罗浮、罗冈)、梅县(走中坑，也有走岑峰的)、龙川(走贝岭)三地输出。平均每圩六十担，全年一百圩，六千担，每担价八元，共四万八千元。
第四是木。产地是城区的西厢(上、下坪)、南厢(鹅子湖)，南八区的河角圩一带，篁乡区的香山、高头一带，三水区的肖木坑、寨塘坑，兼三区的罗福嶂。除罗福嶂的向潮汕输出外，其余均向东江输出。但罗福嶂木头输出潮汕价钱很贵，输出东江的则价钱很贱，每年约值万余元。二十年前出产较大。
木头出口是龙川客子出本钱，本地木商作辅助。都上山去看完了，把山价(那山里许多木头中，讲定可以“倒”的那些木头的价钱)交与山主，由客子自己雇工倒下来，本地商人则为之照顾，使木头不被别人偷去。四五月是倒树最多的季节，六月以后，倒的渐少，九月以后便不再倒了。木一倒下就剥皮。剥了皮之后至少有两个月摆在地上，使它干起来。两个月后如果市价好，出卖有利，就扎排子下河，往往有搭架搭到三四年的。本地商人对于树贩(外地客子)是处在一种工人的地位，他们称树贩叫“老板”，而树贩称他们叫“排头”，利益的分配是老板九成，排头一成。
第五是香菇。主要产地是三标和安远交界之大湖岽、小湖岽、寨塘坑、上下坝，城区和安远交界之上、下坪一带山地，其次是双桥区与平远交界之叶子輋。香菇每斤二元，每年约出一万元。安远出香菇比寻乌多，销往南雄，寻乌的销往兴宁。没有客子来收，是寻乌人贩了去卖。
第六是茶油。出在双桥的大同、斗晏、荒塘肚、蓝田、大田一带。年约一万五千斤，每百斤二十五元，共计三千七百五十元。从罗浮、岑峰两条路对兴宁、梅县两地输出。
总计寻乌六种出产(单说出口部分)价值如下:
(七)寻乌的重要市场
吉潭第一，盐、米、油、豆是大宗。牛斗光第二，盐、米略小于吉潭，油、豆与吉潭等。留车第三，布匹是最大宗，由兴宁进口;油、豆次之。县城第四，牛行要算第一门生意;第二是油、盐、米行;第三算是布匹(从前赣州有布子来，民国十七年起没有了，因为它是土纱织的，“一股大，一股细”，被兴宁、梅县的洋纱布抢了生意去。兴宁、梅县的布很好，“一掌平”)。鸡生意虽大，但它只通过不归“行”，故不算。澄江第五，油、豆、盐在这里过驳，是大宗;米次之;鸦片亦是大宗，从兴宁、于都来。石排下第六，油、盐、米、豆的总口岸，但多属通过，只盐、米有些买卖。鸡、猪、牛亦是通过。
此外，如岑峰(米)、公平(纸)、篁乡、三标等处，都属普通小圩场。
(八)寻乌城
(1)寻乌城是什么
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非常明显，争取贫民一件事，一般同志不感觉它的重要，高级指导机关感觉它的重要了，却始终不能给同志们以行动上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不能把具体工作方法指示出来。这不是由于不了解城市是什么东西才弄成这种现象吗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倘能因此引起同志们(尤其是做农村运动和红军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城市问题的兴味，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
寻乌的许多市场中，由于机会的便利，特为把寻乌城这个市场拿了来观察一番。
说到寻乌城这个市场，真是不胜今昔之感。从前时候寻乌城的生意，比现在寻乌城的要大一倍。光绪二十七八年为最旺盛，那时候不但北半县的澄江、吉潭要到寻乌城来办货，就是南半县的篁乡、留车甚至平远县的八尺也到寻乌城来办货。这是因为前清时候赣州的货物经过寻乌销往东江，东江也还要买赣州的货，留车等地更不消说，因此中站地位的寻乌城的生意，当然便发达了。自从梅县的洋货生意和兴宁的布匹生意发展了，便把赣州的土制货色的生意夺了去，不但东江以至八尺都不到寻乌城办货了，南半县的留车等地也不到寻乌城办货了。再则光绪二十七八年前还是所谓“功名顶戴”时代，还没有行新政，县城生意的大宗是赣州来的绸缎。那时以后时局变化，绸缎的需要减少，直到民国元年废除“功名顶戴”，绸缎几乎全废，县城生意就大大衰败下来。寻乌城是这样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怎么不值得我们注意呢还有，寻乌城至今还是一个不定期的店铺交易和定期的圩场交易并行着的地方，它约有二千七百人口，一道坚城的内外，表现它那寂寞的情调，除非到一、四、七的圩期，才临时地热闹几小时，这不又是一件很好的资料吗
下面是从各种货物去剖解这个城的生活情况和组织内容。
(2)盐
本城的一切货物，大都是销向城区的东西南北四厢和三水区的三标、水源两堡这个区域里的，别的地方很少到本城买东西。惟独盐是例外。盐的大部是销往安远、信丰，小部才销在城区、三标。又因为它是日用品，所以它是城里生意的第一大宗。城内有五家盐店，每家每年多的做得两万元生意，少的也做得六七千元生意，五家共合一年可做十万元生意。
盐分潮盐、惠盐。潮盐好，但贵，每元(小洋)买十斤到十一斤。潮盐色青黑，清洁能防腐。惠盐色白，但质差味淡，因之价也较贱，每元能买十六七斤。要是贪便宜的人才吃惠盐。寻乌的盐，历来是潮盐多，惠盐少。
开潮盐行的，本地籍二家(汇通、新发昌)，平远籍一家(韩祥盛)，万安籍一家(周裕昌)，泰和与本地合开一家(万丰兴)。汇通有本三千元，算最大。周裕昌先前有本二千元，去年因做纸生意被匪劫失本九百多元，现只存千元左右了。以上两家都开了二十多年了。第三家要算韩祥盛，本约七百元，开了十几年。第四家万丰兴，两百块钱进店，开了四年，现有本四五百元了。第五是新发昌，开了十多年，拉拉扯扯不上一百元本。
汇通店主钟周瑞是个地主(开盐行的只有他是地主)。店子开在东门城内，家住在南门城外。有二百二十石谷田，每年收获两季，每季出谷二百二十担，一季完全交租，一季农民得着。他家里有个老婆，三个奶子(儿子)，三个新妇(媳妇)，一个等郎嫂(买来的，五岁了，因为她现在并没有郎，还要等着她老板娘把郎生下来，故叫等郎嫂，别处叫做童养媳)，连他自己，共九个人吃饭。没有雇店员。他自己指挥他的奶子、新妇做事。这是城里第一个“资本家”。
韩祥盛，平远八尺人，自己两公婆，一个奶子，三个人吃饭。没有请店工。每年能赚些钱。
新发昌，主人叫邝明奎，车头人，是个前清的文秀才。他开了十多年店，几十块钱做生意，两公婆又一儿子吃饭。因他办事公平，做了两次商会长，前清一届做两年，去年到现在又是他，六十几岁的白头老人家。
(3)杂货
大的上十家，连同小的共十六七家杂货店。志成(兴宁人)、纶泰兴(吉安人)、义泰兴(吉安人一、本地人一合股)、义成、潘月利、王润祥、潘登记、祥兴、永源金(以上六家均兴宁人)、均益(挑担子出身，本地人)、骆晋丰(本地人，杂货商人中只有他是个地主，收租三百担)、范顺昌(福建人)、黄裕丰(福建人)这十三家，就是大一点的杂货店。其中黄裕丰以黄烟、纸张为主要生意。其他都是以布匹为主要生意。次于布匹就是洋货生意。这个小小市场竟什么洋货也有卖，略举之有一百三十一种:
牙粉牙刷胶底鞋
皮鞋套鞋运动鞋
拖鞋铅笔钢笔(自来水笔)
粉笔天然墨毛笔
墨盘(砚池)墨湖(墨盒)笔套
笔架浆糊练习本
印色原纸油墨
教科书(没有单独的书店，附在杂货店卖)
字画小手巾肥皂
香碱花露水花露精
毛面巾洋袜子洋瓷面盆
洋瓷碗洋瓷水角(把碗)生发油
生发膏手袜子(手套)胭脂
围巾大小梳子水粉
雪花膏电筒电土(电油[10])
洋火香烟(有金字、中国、三炮台、哈德门、扇美各种，以金字、中国两种销得较多)
麻姑烟烟嘴洋遮(洋伞)
草帽礼帽洋瓷茶杯
文明帽洋毡棉毯
球被(毛毯子)绒线帽(小儿用)夜帽
木棉枕皮枕中山扣
白骨扣乌骨扣海螺扣
阴阳扣宽紧带吊带
丝裤带洋裤带爽身粉
汗衫扇子(乌纸扇、白纸扇)
钟表叫人钟
信纸信封日记册
镜子眼镜洋刀子
儿童玩具(小洋枪、火车、不倒翁、人公子、小皮球、哨子，此外还有很多)
德国响刀安全刀挥剪
毛剪(以上四种均剃头用)皮夹子(皮箱子)
藤夹子(藤箱子)洋靛(蓝的)染布用颜料(洋红、乌粉、灰粉、品洋)
铜锁铜番锁铁锁
铁番锁铜帐钩骨帐钩
洋油马灯不灯(即草灯)
宝盖灯洋瓷桌灯莲花宝盖灯
三练洋灯四方带灯六角带灯
圆火带扁火带(以上两种均点灯用)
骨筷漆筷算盘
水烟筒杆子烟筒洋钉
铜煲(烧茶用)轻铁锅子轻铁盘子
轻铁调羹明瓦各种瓷器
骨牌麻雀牌枣子
泡圆各种罐头(牛肉、杂菜、鸭肉、冬笋、批把、沙梨、荔枝、龙眼、菠萝、牛奶)
对联洋蜡烛白洋蜡
葡萄干洋线铅线
铁线墨水
以上一百三十一种，商人都叫作“洋货”，在杂货店里出卖。其中打横画的二十三种是销数较多的，没有打横画的各种销数都少。一百三十一种中有一百十八种是从梅县及兴宁来的，梅县来的占最大多数，只有洋袜子、围巾等织造品大部分是从兴宁来的。明瓦、对联二种完全从赣州来。皮枕、信纸、信封、铜煲、洋油、扇子、水烟筒、毛笔八种，梅县、赣州两处都有来。皮枕、信纸、信封、瓷器、扇子、水烟筒，赣州货不但占多数，而且比较好。信纸、信封，赣州的是本国纸制的，梅县的是用洋纸制的。洋油、纸烟则广东来多，赣州来少。纸烟是梅县、兴宁、赣州三处来。毛笔亦赣州来多，梅县的只有很少一点。
为杂货店里的次要生意的洋货已如上面所述，下面再说杂货店里的主要生意——布匹。
布匹有土布(青、白、花、灰、红、绿、柳条各种)，竹布(蓝、白、灰、乌、红、光、青、印花各种)，竹纱(白、灰、乌、蓝、柳条、靛各种)，绸缎(各种华丝葛、各种纺绸、薯莨绸、香云纱)，呢绒(厚呢、粗呢、镜面呢)，夏布(白、蓝、乌、机白、波心各种)。土布是中国人用洋纱制造，从兴宁来。竹布、竹纱都叫洋布，从香港走梅县来。绸缎中华丝葛、纺绸从杭州走赣州、梅县两路来，寻乌女人买来织头帕，这种头帕每个女人都有。全城布匹生意每年约值十万元，销地是城区和三标。
杂货店里除布匹、洋货二个大宗外，还附带出卖黄烟、糕饼和香纸蜡烛，也有搭卖零油零盐的。
城内杂货生意，前清时候每年总计十五万元上下，现今十二万元上下。十二万元的分配是:布匹八万余元(土布七万元，洋布一万元，呢绒二千元，夏布千余元)，洋货二万元(每家多的千一二百元，少的二三百元)，此外黄烟一万元上下，糕饼四百元上下(只有两家附带卖糕饼)，香纸爆竹五百元上下(附带卖香纸的二家，卖爆竹的十三家)。
还待举出几家杂货店，好更具体地了解他们的情况。
最大的杂货店，店主陈志成，兴宁人，在县城、吉潭、澄江各开一间店。县城这一间本钱三千元，自己只有千把元，余是借来的。三千元每年利息要九百元，除了工钱、伙食等项开销，每年以赚得利息为止。陈本人又嫖又赌。
第二家要算纶泰兴，三个份子合成，本钱二千元。除了开销，每年赚得三四百元。
第三家算义泰兴，三个份子，吊多钱本(即千多元本)，每年赚得一二百元。
第四家，罗义成，一人开，千多元本，每年能赚四五百元。很节俭，吃饭就是点子青菜，穿的是土布衣。带两个徒弟，家眷在兴宁没有来。他是兴宁人，早年来寻乌挑糖箩子，在县城及四厢敲糖子卖，一个明钱[11]敲一块小糖(现在敲一块糖子起码要一块铜片[12]了)，或者拿糖子换各种荒货(头发、烂铜、烂铁、猪牛骨头、烂棉被)。他就是这样子起家的。他到寻乌有了三十多年，发了财，开杂货店也有十大几年了(十五年以上叫十大几年)。
这里还要说到杂货店的店员制度，看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4)油
油是本城第三门生意，从门岭、安远两方面来，销在城区及篁乡，三标也有点把子(点把子即一点子)。只一家油行，刘福兴，一百大洋领了一张“帖”，就算本钱。代客买卖，经过一担油收行佣两毛子。十一二月是顶大门生意，每个大圩(逢一为大圩)有一百担，两个月六百担;小圩(逢四、七)三几十担，两个月四百担。一月到十月很淡，每圩不过三几担，通共不过三百担。全年约一千三百担，抽行佣约二百六十元。因为他领了帖，由他卖独家，什么人都只能从他那里买油。帖从南昌省政府领来，要县政府用公事去，付足领帖钱，才有帖子发下来。一百块领帖费之外，还要五块钱手续费。一张帖八年有效，过了八年成为废纸，又要领过新帖。要领帖的不止油行，还有盐行、豆行和牛行。
(5)豆
也只一个行，没有店，城隍庙公地上买卖。何子贞是个公安局长，近来做警察队长，寻乌的反动首领。他在民国十六年领了张帖子开豆行。生意也是十一二月顶大门，两个月有八百担。全年约共一千担，一担(一担五斗，一斗十升)豆子抽行佣两升，每担豆价七元五毛(每升一毛半)，约计抽去百分之四，每年可抽行佣三百元。何子贞是本城人，住在东门外，小时很苦，平远中学毕业，河南矿务学校读了两年，回来当小学教师，当了八九年，古柏、潘丽都是他的学生。民国十六年清党前后，古、潘等领导的“合作社派”，和何子贞领导的“新寻派”发生冲突。民国十六年四月打一仗。民国十七年，三二五暴动把何子贞赶跑。四月，何子贞恢复势力，大出头，大罚革命派的款子，后来又做公安局长、警察队长，渐渐发了些财，在近郊买了田地。他在民国十四年以前，即没有与合作社派冲突以前，是代表商业资本势力的，起始组织“留粤学友会”，开办平民义学，时在民国十年。民国十四年六月，合作社派在县城开大会，革命派势力长起来，何便与封建豪绅妥协，并且取得了对封建派的领导地位，成为寻乌最恶劣的反动首领。这次红军到寻乌，他才率领警察队(靖卫团[14])逃往项山。
(6)屠坊
只有三个案，摆在街边，没有屠店。三个案是刘奀二、陈老二、刘世渭。刘奀二从前有百把元本，现在了了(了了即没有了)。陈老二、刘世渭也完全没有本钱，因为买猪不必要现钱，猪杀了后收了钱再付猪价，有信用便行。平均每天杀两个猪，每猪一百斤，每年杀猪七万二千斤。拿现时说，买猪进来每斤二毛半，卖肉出去每斤二毛八，每斤赚三分，全年可赚二千一百六十元，是个不恶的生意。但要出很多的屠宰税，从前三家每月出税百元，每年一千二百元。近因生意较淡，只出一千元，每家也要出三百多元。因为三家包缴屠宰税，所以三家人以外什么人也不能杀猪卖，除非自己吃便罢。红军入城后，由三案增加到七八案，销路大增。税又不要，赚了一个就是一个，屠户人人欢喜。肉价，红军未来前每斤三毛二，现在每斤二毛八。
(7)酒
酒税是非出不可的。看生意大小，大酒店每月约四毛，小酒店每月二毛，一毛五的也有。
(8)水货
水货店里的东西多得很呀，“山珍海错”就是它们的标语。水货商人的荣枯得失，亦是颇饶兴味的。下面先举出各样的品类，次观察他们的得失。
咸鱼第一大门。桂花鱼、青鳞子、海乌头、海鲈、剥皮鱼、石头鱼、金瓜子、黄鱼、金线鱼、圆鲫子、大眼鲢、拿尾子(身大尾小)、鞋底鱼(即“并背罗食使”，只有一侧有眼睛，要两鱼并走才能觅食，故普通指人互相倚靠做事谓之“并背罗食使”，就是拿了这种鱼做比喻的)、角鱼子(头上有两个角)，都是咸鱼类，一概从潮汕来。
海带第二大门。有青带、海带两种。青带亦名赣带，最好，赣州来。海带少于青带，货较次，价钱较贱，梅县来。年销千多斤，两毛子一斤。
糖也是水货店里出卖，第三大门。分为白糖、黄糖、冰糖、橘饼各种。白糖中有雪粉，看是好看，不甜，梅县来;有粗白，很甜，惠州来;有糜白，中庄货，惠州来。三种都是洋糖，一毛七八一斤。黄糖中有芋头糖，一团一团的，梅县来;有片糖，一片一片的，最好，惠州来;有散沙糖，掺有沙子，最差，惠州来。过去是黄糖便宜白糖贵，现在是黄糖贵白糖便宜。黄糖过去不过一毛六子一斤，现在涨到二毛四五了。过去白糖二毛六七子一斤，现在跌到一毛七八了。黄糖都是土糖，白糖都是洋糖。本城白糖每年销千多斤，黄糖销六七千斤(只冬季有来)。因为黄糖更甜，所以比白糖销得多。冰糖从梅县来，年仅销几十斤，两毛多子一斤，属洋糖。橘饼，梅县来，年销二三十斤，三毛子一斤。
以上各种糖中，以片糖销数为最大门，因为做米果要用它，过年时候不论城、乡、贫、富，家家都要做米果。
豆粉第四大门。筠门岭来的多，他县来的也有。番薯做的，还是粉，没有成条子，做肉丸等用。年销几千斤，一毛五六子一斤。
猪皮第五大门。普通席面用碗猪皮做假鱼肚。梅县来。年销千把斤，一毛子三两，每斤五毛半。
闽笋从梅县、安远两条路来，“闽笋”是个名而已。第六大门。不但酒席用它，普通亦作粗菜吃，特别是割禾莳田时候。寻乌自己本有些笋子，三四月间农民挑了卖到梅县去，七八月后寻乌人要用，又零零碎碎从梅县买了来。年销五六百斤，二毛三四一斤。
鱿鱼办酒席就要用，普通也要。第七大门。梅县来。年用三五百斤，每斤七八毛。
豆豉年销三千斤内外，一毛四子一斤。寻乌人也会做，做了熬酱油，没出卖的。差不多家家要吃，放点油到里面蒸一碗吃得几餐，人家省吃省用，往往这样做。
面灰即面粉，梅县来，洋面粉多。做包子，做饺子，做面条，做糕饼，都要用它。尤其是糕饼用面最多:蛋饼、提糖饼、有饼(“有”，当地读胖，意曰里面是空的)、五仁饼、猪油饼都是面做的。两毛子一斤，年用百包上下。
洋蜡一块一块的白东西。二毛五六一斤，每年销四五百斤。
玉粉又名西粉，番薯做成的，和豆粉不同就是它已造成了条子。梅县方面来。普通人都吃它。一毛子半斤左右，年销六七百斤。
以上十一门是比较用得多的，以下各门都用得少。
盖市鱿鱼里的一种，即是最好的鱿鱼，请上客才用它。梅县来。用得不多，每年三两百块钱生意。普通的鱿鱼叫“洋鱿鱼”。
菜莆就是芜菁，和萝卜相像，腌了的。走信丰来。每年销得三两百斤，端午过了才有卖，八月一过就没有来了。两毛子一斤，比西粉贵一点。
鱼翅四毛子一两，用得很少，每年只要一二十斤。
海参每年用三两百斤，比鱼翅生意大得多，每斤二元八九毛。
鱼肚用三两百斤，价和海参差不多。普通席面用了海参必定要用鱼肚，便不用假鱼肚的猪皮了。
墨鱼只用四五十斤，每斤价七八毛，同鱿鱼差不多。
珧柱销二十斤上下，十二三毛一斤。
贡鱼干仅销十斤八斤，每斤价二毛。过去可销七八十斤。
大虾销七八十斤，每斤六毛。大虾并不是很大的虾，它的名字又叫“虾米”，不比“潮虾”有四两一个的。
虾壳极小的虾子压扁起来好像虾皮一样，叫做虾壳。销得百多斤。过年过节家家要镶豆腐——把豆腐挖一个口，把猪肉、鱼子、香菇连同虾壳，或更加入些蒜子和韭菜，剁成碎酱塞了进去，叫做镶豆腐。虾壳价每斤一毛多。
蜇皮三毛子一斤，销不大，每年二三十斤。
淡菜大的叫做“蚝鼓”，又叫“西利”。淡菜年销四五十斤，三毛多子一斤。西利本城没有卖。
天青一种海鱼，大的有扇子大一个。本城少卖。
以上盖市到天青各种都是海菜，从潮汕来。
金针菜即黄花，两毛子一斤，年销四五十斤。
云耳销四五十斤，十毛子一斤，光绪年间每斤不过五毛子，涨了一个对倍。梅县来。
香菇销百把斤。冬菇较好，两块零钱一斤。春菇较坏，一块二三毛一斤。本地出产。
冬菜白菜制成罐头，过去走天津来，近来梅县也可以造了。销得百多罐，每罐四毛。
腐竹豆腐皮卷成条子，两毛多钱一斤，销四五十斤。兴宁来。
豆腐霉即腐乳，梅县来。豆腐浆、芋子、面粉三样东西做成，与普通人家用豆腐干做的不同。
胡椒白胡椒，销十把斤，十二毛子一斤，光绪年间不过四毛钱一斤，贵了两倍。乌胡椒，销二三十斤，五六毛子一斤，光绪年间不过两毛多子一斤。都是外国来的。
榄豉把生橄榄煮熟，去核发霉，即成榄豉，寻乌叫榄角，梅县叫榄豉。每年只销得十多斤，每斤价二毛多。
酱油本地做的也有，门岭来的也有。小黄豆子蒸熟，晒得半干，摊开使它上霉，再拿了去煮。煮出来的水加进香料和盐，就成酱油;煮后的豆子就成豆鼓，但这种豆豉是不好的。好豆豉是煮好没有滤去酱油的豆子。豆豉和酱油均以三、六、九月生意较大。豆豉每月销得二三百斤，年销三千多斤，每斤价一毛四。酱油每年销三几百斤，每斤价一毛半。
柿花年销百把块钱，小的三个铜板一个，大的一毛子两个。
红枣黑枣两样年销百零斤，黑枣四毛子一斤，红枣两毛子一斤。
龙眼一年只销十把二十斤。有壳的三毛多子一斤。无壳的叫“元肉”，十毛一斤，药店里才有。
荔枝很少有卖。价和龙眼略同。
杨桃干销得几十斤，四毛子一斤。
从柿花到杨桃干各种均从梅县来。
瓜仁就是瓜子，信丰、门岭都有来，三毛零子一斤，销得二三百斤。
以上三十九种都是水货店的生意。此外，水货店还附带卖洋油和茶油。
水货店中的盛衰兴替，不可不一述其概要:
顺昌老店、顺昌兴记、卢权利、汤尧阶、荣春祥、骆接赐、张均益七家，是水货生意中大一点的。此外，还有卖水货的小摊子若干家。其中，顺昌老店和张均益是杂货店兼做水货。
顺昌兴记是顺昌老店的分支，水货生意中算最好的，有千把块本钱，每年向梅县缴得动两三百元。店主范祖先，本城人，家中二十多人吃饭，生意赚项仅敷缴用。
卢权利，算第二家水货店，梅县人，资本千多两千元。除水货外，还做桐油、茶叶、香菇、茶油各样，运往兴、梅做“行岗生意”，他做的水货生意不如兴记，这一宗却是兴记所没有的。他也能在梅县缴得些些动，因为他是梅县人，生意颇红，缴千把八百都是没有问题的。他自己两公婆，请了两个先生(年薪各六十元)，除缴用外，每年至少赚两三百元，财气好的年头，千把八百也要赚。
汤尧阶，蕉岭人，资本二千元，没有请先生，缴用以外，无钱赚。早几年开油盐行很赚钱，前年起蚀本，改做水货。
荣春祥，本地人，资本七八百元。家里有几十担谷田，七八人吃饭。不请先生。用度呢，生意赚了钱来开支，城外家中的谷子就储蓄起来，算水货店第一家好的。苏维埃成立，把他的田没收了一部分，不待说心里是呕气的。他小时很穷，帮土豪管账赚了些钱，买点田起家。
骆接赐，本城人，二三百元本，四个人吃饭，没有请先生，蒸烧酒，卖水货，除开销外，能赚一头二百块钱(即一二百元)，算是一家好的。他从前好嫖，讨了个老婆不嫖了(用去五百多块钱讨来的)，老实勤快，酒糟又可供猪，所以年好一年，家里有十多担谷田。
张均益，做水货又做杂货，一头二百元本，其余是借来的。没有请先生，指挥他的儿子做生意，每年颇有些赚头。他是本地人，五六年前是个挑夫，帮寻乌城的商人挑了米子或者香菇去梅县，从梅县挑了布子及咸鱼回到寻乌。他自己挑东西，同时又当夫头。这种夫头的职务是能够赚钱的。寻乌商人拿了钱给他去办货，寻乌城的老板和梅县的老板两头都给酒钱与他，因此他就慢慢地发起财来。
摆摊子的水货生意，每家不过几十元本，多的不过一百元，他们的货是从本城大水货店和过往小贩那里买来。这种摆摊子的，往往能因勤苦精干发起财来。本城由摆摊子起家开店的有许多家，潘登记、何祥盛、罗义盛、刘恒泰、范老四都是。他们有家，但没有开张门面的店，一、四、七挑着担子赶本城的圩，三、六、九又挑着担子赶吉潭的圩，这样子挣得几个钱来。
(9)药材
本城就是百和堂、杨庆仁、新德生、田仁和、王普泰、黄裕兴、福春堂等七个药店。
百和堂是第一家，主人池某，潮州人。他本来是篁乡人，姓刘。小时因家穷，父母把他卖给潮州池姓药商。后来他到寻乌开药材店，本钱千元内外，就当起老板来。广东商人有句俗话:“不怕扯，只怕绝。”那些没有儿子的人，一定要买个儿子传代，就是为了“怕绝”呢。也有为了劳动力需要的理由而买儿子的。普通买了来，聪明能干的把他做儿;蠢笨的呢，就把他做“奴古”[15]。百和堂主人自己是买来的，他因生子不育，又买来一个儿子，随后他自己也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娃子，连他的老婆共七个人吃饭。又带三个徒弟。有些钱赚。药材生意是很有利的，用秤称了进来，用戥子戥了出去。分粗药嫩料两类，粗药(水药)是治病的，一般人都要吃;嫩料是补品，只土豪才买得起。嫩料有价钱讲，粗药听药商话价。七家药店中，只百和堂、杨庆仁、王普泰三家有嫩料。
杨庆仁，樟树人，过去有本五六百元，去年被他儿子赌掉几百块，现只二三百元了。
王普泰，也是樟树人，百元左右本钱，和寻乌劣绅何子贞及天主堂陈神父(梅县人)勾结。陈神父借给他四百元，此外还向土娼来凤子借了两百元，除药店外再开了一间洋货店。来凤子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她跟了赖世璜[16]部下一个连长，去年回到寻乌，带来了三百块造孽钱。王普泰想方法巴结来凤子借了这笔钱。钱借到了，王普泰送了许多礼物给来凤子，花露水呀，汗巾呀，等等。
新德生，主人姓杜，也是樟树人，四五百元本。田仁和、黄裕兴、福春堂都是樟树老表，都是一百元本。
每年药材生意，百和堂值三千元，庆仁堂八百元，新德生、田仁和各六百元，王普泰四百元，黄裕兴、福春堂各三百元，共六千元。
王普泰是参加反动组织的，反动派会议他必到场，虽然他表面上没有做什么官。杂货店的陈志成，水货店的宝华祥，火店的同来安，都是以商人干与政治。苏维埃势力进城，四家都被没收。
(10)黄烟
城里有两家制造黄烟的店子。一家叫黄裕丰，上杭人，在寻乌开店开了两代，先前有本三千元，兼卖纸张杂货，赚了万多块钱，拿回上杭买了田，现在本城店里还有本钱千多元。另一家叫做涌泉号，也是自己制黄烟，安远人，三五百元本，前年才开张。
黄裕丰请了两个工人，一个刨烟，一个打包。涌泉号请了一个工人。工人年薪六十元。吃老板的饭，这一点与杂货药材店的“先生”差不多。不同的是工人平日无肉吃、无酒喝，只初一、十五才打牙祭，先生则平日有吃，因此没有特别的打牙祭。吃饭也有些不同，先生经常地同老板共桌吃，工人则人少时和老板共桌，假如多了几个工人呢，老板便同先生做一桌，工人另外做一桌。这些都表示先生的身份比工人高。工人普通不唤工人，唤做“师父”。
杂货店、水货店的黄烟，多是从这种制黄烟的店子里买去的。
(11)裁缝
城里手工缝衣店至今还剩三家。
全县重要圩场吉潭、澄江、石排下、车头、牛斗光、留车、篁乡(采用机器比任何一处早)、公平、荒塘肚、岑峰等十处，都有缝纫机，因此全县人口中已有百分之三十废除手工、采用机器做衣了，特别寻乌的南半县机器化的速度更发快。
(12)伞
李祥仁是个南康老表，四十多岁，伞工出身，民国初年当了老板。四五十元本，每年出伞二千左右，请了两个工，一个削骨子，一个褙纸，他自己上油。
洋伞有羽绸伞、洋布伞两种。羽绸伞通是日本货，中国不能做。洋布伞的洋布和铁骨也是外国来的，中国人把它绷起来，加上一个伞把子。羽绸伞每把价一块大几(谓一块五毛以上)，洋布伞每把一块二三。纸伞、洋布伞、羽绸伞的销行比例是:纸伞、洋布伞各百分之三十，羽绸伞百分之四十。
伞业现在没有人学徒弟了。拿寻乌城来说，不但现在，近十年来就没有人喜欢学做伞了。它的原因不外:一、伞业的前途是没有希望的;二、伞店的学徒比杂货店的学徒要辛苦，学做伞十三四岁才去学得，要煮一店人的饭，又要买菜，又要扫地，又要捡拾作坊里一切拉拉杂杂的东西。
(13)木器
从前只有一家，胡东林，赣州人，四五百元做生意，开了二十多年，制造各种木器出售，如台、凳、椅、桌、床铺、脚盆、衣架、水桶、柜子、面盆、尿桶、托盘、招牌、匾额(酬神、祝寿、颂德等用)、对联、书箱、衣箱、壁橱，学校用的黑板及其他用具，送礼用的扛盒和撑格，等等。
木器店算这一家大，他的木器不但销在城区，而且销往各区各县。但他店里的那些木器主要不是供给工农贫民，而是供给地主阶级、中等商人和富农的，因为他的那些东西工农贫民要不了，除非为了嫁女才向他买些小衣箱、小柜子之类。他家很苦，在赣州。二十年前他从赣州来寻乌帮人家做木工，积了点子钱开个小木店，慢慢发展，盛时请过四五个工，赚了千把块钱，付了一半去赣州，剩下四五百元做生意。一九二八年起始没有好多生意了，只留了一个工人，他自己做，儿子帮一点，仅仅敷口。衰败下来的原因，完全在于土地革命。北半县没有革命，也受了革命的影响。地主阶级和其他有钱人也不做寿了，也不做热闹喜事了，酬神和歌颂功德也停止了，学校也大半关门了，他的生意哪能不衰败下来呢
他的木器的样式，凡供给封建地主的一概是旧式，但也有一部分是采取进步样范的，那就是学校和教堂的用具。他和福音堂的包牧师有来往。南门外福音堂和教会医院的建筑，木材部分和木器，是由他承包做的。
他的亲戚薛某，去年邀了十个人打了一个“月月标”的会，每人五块钱，共五十元起本，开个小小木货店在城隍庙侧边，不请工，两父子做，一年蚀了本，奄奄无生气了。
工农贫民要用的木器乃是圩场上供给的。每逢一、四、七圩期，便板子呀，提桶呀，水桶呀，脚盆呀，饭甑呀，饭盆呀，饭勺呀，水勺呀，锅盖呀，倾盆呀(覆菜碗、覆锅头的盆子)，砧头呀，菜板呀(切菜用，圆的叫砧头，方的叫菜板)，洗碗盆呀，禾篮呀(盛了割下来的禾挑往禾坪里去打的)，谷斗呀(打禾用)，砻盘呀(推子)，楼梯呀，等等东西，都由那些住在山肚里“做圆木的”匠人们挑了来卖。并不是每次圩期都有那一切东西，是依了时节和需要而向圩场上供给的。砻盘一种要定做。风车要上杭师父才能造。全县有十来个上杭师父，每年由上杭来一二次。水车一门，本县农民百家中只有一具，因本县陂圳多，很少遇到干旱，用不着水车这种东西。
南门外还有两家棺材店，每家都只有四十元本，造的都是贫民用的“火料子”(又叫“火板子”)。地主、资本家乃至稍微有几个钱的佃农和工人，普通都是自己请木匠做棺材。只有极穷人家，或是“抖紧”时候(急用时候)，才会买这种火料子。失了东西或被人损坏了东西的人，常常是这样破口大骂:“爱割爱绝的!爱绝人毛的!火板子夹的!火料子装的!”(“爱割”的“割”，消灭的意思。)这就是形容火料子这种棺材是不名誉的人才用它的。有钱人家自己请木匠做棺材，这种木匠除本地人外，一部分是上杭人，就是那些造风车的师父们，他们兼着造棺材。
(14)火店
有刘万利、合昌隆、刘鸿兴、温得利、潘发利、潘金利、汤日恒、同来安、曾记涛、九嫂子、大只四嫂子、古流芳、刘奀二(兼卖白酒)、古裕昌等十多家。火店里的客人以挑担子的为最多，占去百分之八十。卖牛的，背包袱子的(背着包袱子向着别地找生活去)，四乡到城里来打官司的，往赣州读书的，变把戏的，卖膏药的，算八字的，和尚化缘的，行医的，看风水的，唱叫化歌的(即唱莲花落的)，共占百分之二十。那百分之八十的挑担子客人中，大多数是鸡鸭客子，少数是挑烟皮客子(烟皮即烟叶)。
开火店不要多的资本，只须几条旧被窝，几床粗席子，买点米买点柴火，就可开张。店屋租钱要在几个月后才交付。
开火店赚钱，靠赚那些撑伞子的和穿长衫子的。他们来了，把点好东西给他们吃，把点好床铺给他们睡，要走了给他们重重地敲一下子。挑担子的及其他穷人来了，火钱(即歇钱)饭钱都要轻些。吃饭照碗数算，比长衫客子照餐数算，便宜得多，每碗半毛(会吃的一碗又一个零碗就够，不会吃的半碗也够)。吃酒的一壶水酒等于一碗饭价。火钱每夜三个铜壳子(即铜板)，因为要点一盏灯火，还要烧水洗身，故要火钱。冷天盖被窝，另拿被窝钱，每人两个铜壳子。火店卖酒饭的利润，每十毛本赚四毛。真的讲起来，开火店的赚钱，还是靠畜猪子，因为火店的糠、饭汤和零饭，是经常有的。
火店的对头是警察和衙门口的差人，因为警察、差人要盘查，常常借了盘查为难客子，弄客子的东西，如像借了查烟土，一转眼把客子的银钱偷去了。若当戒严时候，还要因对答不妥当受那无妄的飞灾。以此客子怕上城里的火店，天还没黑，就在黄垇、河岭、长举、新寨等离城三里到十里的地方歇下来，火店的生意大受影响。
火店中，同来安店是反动的。店主陈登祺，出身却是贫农，家在留车，穷得没饭吃，因为他会两手打，便在留车一带乡下教打。民国七八年他到县城当法警，民国十四年就开了同来安店，兼做油行。他因与官厅勾结，又跟留车劣绅陈吐凤要好，三二五暴动时保护县长谢寅出险，为谢所赏识，政权恢复，被提拔为靖卫队长。他率领队兵到双桥一带掳人勒款，焚烧革命群众房屋。谢县长走了，他回到火店里。这回苏维埃没收了他的房屋。
(15)豆腐
以不满三千人的寻乌城，却有豆腐店三十多家。寻乌城里吃饭十餐有九餐要吃豆腐。吃豆腐原因，一是价廉，二是方便。寻乌的农村中也是很喜欢吃豆腐的，不如寻乌城这样厉害，却也占了食品的一半。
两升半豆子做一桌豆腐，豆子两升半的价钱是五毛，豆腐一桌的价钱是六毛半，赚一毛半。所谓“一桌豆腐”，就是大豆腐干四十六块，零卖每毛子七块，三个铜壳一块。若是小豆腐干，则每桌九十二块，每毛十四块，三个铜壳两块。豆腐有水豆腐、煎豆腐、豆腐干、薄干子四种。水豆腐销最多，次煎豆腐，次豆腐干;薄干子最少，因为只有人家做好事才用它。开豆腐店赚钱，主要还是拿豆腐渣畜猪子。因为每天普通只能销一桌豆腐，特别情况才能销两桌，每天只能赚毛半子到三毛子。畜猪子每年可畜两道“猪妈带子”，每道可出三四十元。若畜肉猪，每店每年可畜四个，约四百斤，出得一百元。但畜肉猪供米要多，还不如畜猪子划得来。
豆腐生意都是“居家生意”，就是一边磨豆腐，一边又耕田。
磨豆腐不是容易事。常言一句:“快学难精。”又云:“蒸酒磨豆腐，唔敢称师父。”
(16)理发
理发价，剃光头、挥光头都一毛，挥各种新装一毛半，修面只半毛。
开理发店要四五十元本，师父普通请两个，少的一个，至多三个。工价以半年计至少三四十元，普通五六十元，最多八十元。生意好的理发店，每天每人可以做一块钱生意，普通是一个老板两个工人，平均每天能进三元，每年能进千元内外。开销工钱百多元，其余都归老板，再开销伙食(以四个人计每人七十五元)、店租(三十元左右)和器具的消耗(百元以内)，可赚四百元内外(老板自己的工钱在内)。这一笔钱的消耗呢就是老板的嫖和赌。
剃头和裁缝，不论工人、老板，很少有把赚项储蓄起来发财的，原因是这两种人多半聪明伶俐、好嫖好赌、好吃好着。为什么这两种人是这样的呢大概由于他们社会地位的卑下。前清时候，社会上看剃头工是属于“下九流”的。别的地方，缝工的社会地位也很卑下。缝工虽有老婆，但他们仍是好嫖。剃头工则十个有八个没老婆。这种没老婆的人并不觉得苦楚，他们倒在嫖的上面表现十分快活。
“下九流”是对“上九流”而言。下九流是:一削(削脚趾)，二拍(拍背)，三吹(吹鼓手)，四打(打烟铳)，五采茶(男女合唱采茶戏)，六唱戏，七差人，八剃头，九娼妓。上九流是: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问卜四堪舆[17]，五流丹青[18]六流匠，七僧八道九琴棋。
(17)打铁
三家打铁店，叶师父、杨师父、李师父。杨师父安远人，叶、李均于都人，每家资本五十元内外。打的是篾刀，柴刀，斧头，锄头，铁鉔(即耙头)，耘田耙，耙(大耙，牛拖的)，鲢鲤刨，梭镖(寻乌土话“尥子”，梅县叫“挑笔子”，东江叫“尖串”)，刀麻(菜刀)，锅铲(炒菜用)，铲子(刨锅头用)，火钳，火铲，钩环(挑水用)，铁勺(舀米舀油用)，木匠用各种铁器(各种刨铁、各种凿子、斜铲、铁锤、凳头钳、角罗钻、割刀)，铁尺(做衫压布用)，绵刀子(裁缝用)，马刀，关刀，双刀(卡子刀)，小拐子(小把)，铁钉，门鎝(上门用)，铁箍。除马刀、关刀、双刀外，余均家常用具，销向城厢附近。打铁器和打铁方法，一概旧式。
铁价现在比三十年前(光绪二十五六年)贵两倍，那时生铁每担(四十斤左右)最贵不过十一毛，现在却是三十二毛了，即需八分钱买一斤生铁。三斤生铁打成一斤熟铁，价五毛。
本城三个打铁店，两个于都人，一个安远人。乡下打行炉的通通是于都人。于都铁工很多，三千七八百座炉子出门，高炉每座四个人打，矮炉三个人打，共有铁工一万三千左右。他们打铁在江西，而且打到福建、广东，打到南洋去的也有。
(18)爆竹
一间爆竹店，钟老板，会昌人，几十块钱本，开了六七年。自己及请的一个师父共两个人做，每年做得四五百元生意。老习惯大年初一那天大放其爆竹，寻乌的小小商店每家也要放两块钱。今年初一反动政府宣布戒严，不准放爆竹，不但年初一，平日也不准放，爆竹生意因此大减。南半县农民暴动区域彻底破除迷信，也不要爆竹了。因此不但本城钟老板的爆竹生意减少了，从前梅县和门岭两方输入寻乌的爆竹，近来也停止了。
(19)打首饰
寻乌的妇女们也和别的封建经济没有彻底破坏的地方一样，不论工农商贾，不论贫富，一律戴起头上和手上的装饰品，除大地主妇女有金首饰外，一概是银子的。每个女人都有插头发银簪子和银耳环子，这两样无论怎么穷的女子都是要的。手钏和戒指也是稍微有碗饭吃的女人就有。银也是个名，实际是洋铁皮上面涂一点银，有些是铜上面涂一点银。打这种首饰的店子本城有七家之多，每家只要几十元做本。他们的首饰，一部分是人家来定做的，一部分是用个小匣子装着背往四乡去卖的。七家首饰店中，有四家是一个老板、一个工人、一个徒弟三个人做事，一家是四个人做，一家是两个人做，另一家只一个人做。学徒制度与理发业差不多，不过工作更苦些，穿的衣服也更烂一些。
(20)打洋铁
一家，刘俊记，兴宁人。前年来本城开店，以前无所谓洋铁。三几十块钱本，一个老婆、一个徒弟和他自己三个人。材料是洋油瓶，做的是小洋铁灯呀(不[19]灯)，盛洋油的壶子呀，盛茶油的壶子呀，舀油的勺子呀，烧茶吃的壶呀，洋油透子呀(滤子)，酒透子呀，盛茶叶的瓶子呀，各种小盒子呀等等日用必需品。所以，这样一个洋铁店乃社会需要的。生意也很赚钱，三个毛子一只洋油瓶，从本城、吉潭、三标、澄江、牛斗光等处杂货店里收了来，做成洋铁器以六个毛子卖出去。此次红军进城，刘俊记不知何故跟着反动派跑了。
(21)修钟表
也是一家，叶公昌，梅县人，除工具外，十把块本钱，专门修理钟表。全县除本城一家外，牛斗光还有一家。两家都是前年(一九二八)开的。寻乌全县有十二万人，百分之二的有了钟表，共有钟或表二千四百个，所以需要一两家修理钟表的店子。
(22)圩场生意
寻乌城还是个店铺生意和圩场生意并行着的城子。以寻乌情形说，圩场生意代表半自然经济，店铺生意代表商品经济。店铺生意与圩场生意的比例是:店铺占百分之七十，圩场占百分之三十，可见商品经济势力超过自然经济很远了。
圩场生意的要项如下:
第一是米。米生意全在一、四、七圩期做，店铺不做这门生意。米不但是本城许多人要的(本城人口中农民部分自己有米)，而且运到广东去。梅县人或大柘人挑来一担盐，兑一担米回去，叫做“盐上米下”，因此米生意比寻乌城一切生意大。寻乌城的大宗生意是第一米，第二盐(年十万元以上)，第三布匹、洋货(十万元)，第四豆(二万余元)。米价，光绪二十六年每担(一百七十二斤)四元，民国元年五元，民国十六年旱灾有过十六元，本年红军未到八元五毛，既到七元。
第二是柴火。木炭、水炭子、片柴、把子柴、蕗基，从四乡挑来“赴圩”。木炭(响炭)价，光绪二十六年每百斤五毛，民国元年到十七年每百斤八毛到十二毛，去年因雨多每百斤涨到二十二毛，现每百斤十六毛。片柴价，光绪二十六年每担(七十斤)一毛七八，民国元年二毛二三，民国十年到十六年四毛，民国十六年到现在五毛到六毛。
第三猪肉。前头店铺生意中已讲了的三个案子，其实应该讲在圩场生意里面，因为是圩场上的生意。
第四猪子。细猪子(两个月的)和猪条子(三四个月的)都没有行，都在圩场上买卖，每圩约三十个，每月九圩共二百七十个上下。现细猪子每斤三毛，猪条子二毛，大肉猪二毛五。为什么猪条最便宜呢因为猪条子是四五十斤一个，不是很没有钱用的人不肯拿了出卖的，但迫得拿了出卖时，人家就卡他的价钱了，他也只得忍痛丢手。
第五鸡鸭。本地四乡来圩上零卖的，为数不多，平常每圩鸡鸭两门十把二十只，也有时一只都没人要的，这证明了寻乌城之苦。过年过节每圩可销百多只。价钱，鸡每斤四毛半，鸭三毛。
第六竹木器。木器在圩场出卖的部分已在前面店铺生意中木器项下附带讲过了。现在讲竹器，谷箩、谷笪(笪读达，即晒簟)、畚箕(挑灰粪下田的)、鸡鸭笼、猪笼、篮子、橐子(盛米果等零碎东西的)、磨栏(即栏盘)、糠筛、簸箕、睡床(睡椅)、撮箕、竹椅、灶捞(捞箕)、筷子、扫把、洗锅把、掇耳子(即鸢箕，比畚箕小)、角箩(小孩子装米果吃的小箩子)、篓(即鱼篮，摘茶子[20]也可用)、河子(即“得鱼忘签”[21]之签，别处曰篆)、茶篮、签麻(斗篷)、菜篮、晒篮等等竹器，通通在圩场上卖。
第七小菜。芥菜、芹菜、苋菜、蕌头、脉子、芥蓝菜、蒜子、苦瓜、冬瓜、南瓜(丝瓜)、节瓜、甜瓜、黄瓜、西瓜、番莆(南瓜)、茄子(广东人叫吊菜)、凤菜(又叫空心菜，别地叫蕹菜)、芋子、莆子、萝卜、韭菜、葱子、茼蒿菜、白菜、菜头(芥菜头)、当机(即刀豆)、辣椒、雪豆、彭皮豆(扁豆)、豆角、八月角(八月豆)、老虎豆、树豆子、青豆芽、黄豆芽、马齿、黄芽白，以上各种小菜都由附近乡村供给本城居民。
第八鱼。有鲩、鲢、鳙、虾子、鲤、鲫、黄鳝、泥鳅、虾蟆、虾公、元鱼(脚鱼)、河鱼子、“抢”等等。普通市上卖的只有鲩、鲢、鲤、鲫、黄鳝、泥鳅、虾蟆数种，其余各种不经见。鲩每斤二毛半，黄鳝每毛十两，泥鳅每毛一斤，虾蟆每毛七两。“抢”是少有的大鱼，寻乌城去年曾卖过一个四十斤的，别的地方有七八十斤的，由惠州一带循河上来，个把人淹死在水里，正好做了它的食品。
第九糖。粉、糍粑、那子(粉皮)、板子(软板子、铁练板、铁勺板、豆子板、油果、糖板子、鱼子板、苎叶板、番薯板、印子板各种)。圩期到了，他们就来了，特别是“会景”的时候(迎故事或打醮的时候)来的更多。一两块钱本钱。
第十水果。李子最多，荸荠次之。此外，批杷、柚子、杨梅、柿子、桃子、桔子、柑子各有一些。水果不是很小的生意。
(23)娼妓
二千七百人的小城市里，“老货”、“嫩货”有三四十家，什么昌娇呀，月娥呀，钟四妹呀，谢三妹呀，黄昭坤呀，戊秀呀，润凤呀，大观兰呀，小观兰呀，昭娥呀，来昭呀，玉淑呀，五凤呀，亦娥呀，都是这个苦群众里的著名人物。除大观兰、亦娥两个外，都是人们所谓“嫩货”，润凤、戊秀、月娥、五凤、昭坤五个更加著名。
科举未废、文武两考盛行的时候，也有现时这样多的娼妓。科举既废，逐渐减少，光绪三十年左右只有十几名了。往后又渐加多，到现在又恢复科举时代的盛况。南半县革命向北发展，同时红军开抵澄江，娼妓们许多跑下乡去了。她们中间传说，“红军见草不留，扫把都要过斩”，所以她们吓得跑了。
本城娼妓三标人多。寻乌人有句俗话，“三标的货，项山的糯”，就是说的三标女子美丽的意思。
十年之前商业兴盛的时代，商人嫖娼的多，豪绅次之，豪绅子弟(所谓少爷)很少插足。十年以来换了一个地位:豪绅嫖娼的最多，少爷次之，商人嫖的最少了。商人为什么嫖的少了因为他们的生意不行时了。豪绅为什么嫖的多他们包了官司打，就以妓家为歇店，长年长月住在妓家，过年过节才回家一转。他们的嫖钱哪里来的打官司，乡下人拿出一百元，他给乡下人使用二十元，八十元揣在自己的荷包里，这样子得到供给娼妓的费用。少爷们为什么从前没有到城里嫖的，近来有很多嫖的了“毕业公司”等类的学校兴起来了，少爷们脱离那温暖的家庭走到城里来读书，觉得好生寂寞，娼妓家中少爷们的足迹就多起来了。
(24)同善社[22]
每天早中晚三次静坐，叫作“做工夫”。做工夫的，两天内不能和女人睡觉，睡了就不灵验。同善社有秘密，做到五层工夫，天恩先生才有秘密讲，郭友梅还只两层工夫，未曾听得什么秘密。四川有个九层工夫的天恩先生到过赣州府，那里同善社每人出两块钱接天恩先生的风。方本仁[26]也到了。同善社每年做两次“龙华会”，社员都到，见人出两毛钱，向祖师磕头，奏鼓乐，吃斋菜。
进了同善社，得些朋友，可以做官。
寻乌县长曾有三个进了同善社，他们和社员们一样到同善社磕头。
(25)人口成分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寻乌这个城，把它的人口成分剖解起来，才知它还完全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城市。全城近二千七百人的各业比例如下:
职业人口数百分比
农民一，六二○六○
手工业者二九七一一
游民二七○一○
娼妓一六二六
商人一三五五
政府机关一○○四
地主七八三
宗教徒二二一弱
共计二，六八四一○○
商人而能向政界话事的:第一个算何子贞，豆行老板，用个假名出张帖子拿给别人去开。他自己一面教书，一面当公安局长，又当警察队长，又当国民党委员。他父亲承包牛岗税，剥削牛商。他初回寻乌表现的是资产阶级意识，颇有新派之称，后来便与地主妥协了。现逃。第二个是黄光甫，水货店宝华祥的老板，商会的文牍，能到衙门话事。现逃，店没收。第三是火店老板陈登棋，初当法警，升靖卫队长，跑衙门。现逃。第四是杂货店主陈志成，虽没做官，却事事与反动派同谋，有会必与。现逃，店没收。
十二家收租的地主，列举如下:
何德新从前收租五六百石，现收百石，七八个人，仅够开销。乡人和衙门有交涉时要请他话事。他儿子何挺拔，平远中学毕业，新寻派中坚分子。
何成治收三百多石，人少，有三百石出卖，是城内第一个大地主。何成治死，寡妇当家，买个儿子不能话事。
刘佛荣收二百多石，人少，有谷出卖，寻乌城第二个大地主。“水浸牛皮——很吝”，不与外事。
刘段轩只收几石谷。中山派，与何子贞打官司打穷了。他的儿子还在赣州班房里。他的儿子是赣州第四中学毕业，新的城东小学校长。
范老八百多石，有多余。他哥哥开顺昌老店，他在家收租，不走衙门。此次派款三百元。农民没收了他。
范家声百多石，有多，十五六岁，中山学生，被何子贞罚款。此次又被苏维埃派款一千元。
张三玉百多石，有多，寡妇管家，不出面。
邝四嫂几十石，有多，一个儿子，一个孙子，不反动。
吴老四已死，留个寡妇，一个儿子，一个孙子，百多石租，有多，不话事。吴老四光绪年间坐县署征收柜，全县钱粮由他过手。死了四年。
范明才先前开杂货店，歇了十多年了，收八十石，稍有多。民国初年当保卫团总，是劣绅，好嫖，好赌，现跑了。
何祥盛摆摊子出身，做水货生意发财，三二五暴动被罚款，生意关门。他儿子何家常，买来的，梅县东山中学毕业，三二五暴动领袖之一，共产党员，过番去了(往南洋叫“过番”)，现到福建。
何学才何子贞之父，县衙刑房科写口供，后做堪舆，承包牛岗税，买了几十石谷田，是个大劣绅。
以上十二家是纯粹地主(两家中地主，十家小地主)。其中何德新、范明才、何学才三人是积极反动分子，刘段轩、范家声两人是同情革命的，何祥盛的儿子何家常是共产党员，其余六家是所谓“只顾发财不管闲事”的。
下面五家是商人而兼地主:
钟汇通寻城第一家盐行，二百二十石租，有百石余剩，跑衙门，话事情。
骆晋丰分成四家，共六七千元。老二最富，有二百五六十石租，老实，不话事。老大死了，十多石租，糊口不够。老三有三四十石，糊口而已。老四(前商会会长，同善社主任教员)也只几十石，仅糊口。
荣春祥几十石租，全部储蓄着，做生意吃饭，不话事。
温荣记八十石，全存着，做生意吃饭。第三个儿子温锡纯与新寻派勾结。
林笔利水货生意，百多石，稍有多，不管闲事。
以上五家均商人而兼地主。其中钟汇通与温荣记是反动派，余都是所谓“不话事”的。五家中钟汇通、骆晋丰两家是中地主，余三家是小地主。
第四章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
本章目录(一)农村人口成分(二)旧有田地分配(三)公共地主A.祖宗地主B.神道地主C.政治地主(四)个人地主A.大地主B.中地主C.大中地主对于生产的态度D.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E.小地主(五)富农(六)贫农(七)山林制度(八)剥削状况A.地租剥削1.见面分割制2.量租制3.“禾头根下毛饭吃”4.批田5.批头、田信、田东饭6.谷纳、钱纳7.铁租、非铁租8.“要衫裤着去捞”9.劳役10.土地买卖B.高利剥削1.钱利2.谷利3.油利4.卖奶子5.打会C.税捐剥削1.钱粮2.烟酒印花税3.屠宰税4.护商捐5.牛捐6.赌博捐7.财政局总收入8.派款借款(九)寻乌的文化(一)农村人口成分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百分之零点零四五中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下二百石以上的)百分之零点四小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下的)百分之三破落户百分之一新发户百分之二富农(有余钱剩米放债的)百分之四中农(够食不欠债的)百分之一十八点二五五贫农(不够食欠债的)百分之七十手工工人(各种工匠，船夫，专门脚夫)百分之三游民(无业的)百分之一雇农(长工及专门做零工的)百分之零点三(二)旧有田地分配公田百分之四十地主百分之三十农民百分之三十(三)公共地主A.祖宗地主
总计祖宗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六十。
B.神道地主
总计神道方面(神、坛、社、庙、寺、观)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八，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二十。
C.政治地主
又分二类，一是考棚、宾兴、孔庙、学租一类属于教育性质的，一是桥会、路会、粮会一类属于社会公益性质的。
县城的考棚田收得六百五十石租，经手的豪绅“吃油饼”吃去一百八十石，交出四百七十石与考棚。考棚田的来历是前清时候修建考棚，大地主捐了许多谷子，建筑余款，置买田地，作为考棚年修经费。起个“尚义祠”，把那捐款大地主的姓名写在木主上，捐多的主高，捐少的主矮。
宾兴田的来历也是地主捐起的，田散在全县各堡，多数仍由原主管理，年交收获之五成与县城宾兴祠。宾兴祠在各堡设有分局掌管田产。田产的用途是作为乡试、会试的路费及中了举人、进士的奖赏(主要还是作为乡试路费和乡试奖赏)，奖赏的别名叫做“花红”。县宾兴祠年可收千五六百石谷租。乡试(省考)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举行。每届寻乌试考的一百多人，每人路费二十四元，中了举的有花红百多元。宾兴祠内有百几十块木主，写的都是出捐的豪绅们的名字。科举废后，凡在赣州第二师范毕业的，每人发参观费三十元，使他们好往江浙一带参观。此外，往外国留学的也曾津贴过一回，一个留学日本的给了三百六十元。县城办简易师范及高等小学，即是用的宾兴祠的经费。
建筑学宫也是地主捐钱，因此也如尚义祠、宾兴祠一样，起了一个“好义祠”，纪念那般捐主。后头祀孔经费又捐了千多元，是款子不是田地。
学租是各姓地主捐集，为奖励本姓考功名的子弟的，姓姓都有。如篁乡古姓有学租一百石，车头邝姓有二百多石，至少的也有几十石。此外城区有“薪水会”，各区也有。各区普遍地有“文会”，性质同是奖励取功名，但系一种地方形式，由几姓或一区集合起来的。还有篁乡古姓某地主(古柏的祖父)捐出一百石租起个“尊育堂”，却是奖励全县读书人的，算是一个特别形式。
总计教育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十。
至于公益性质的桥会、路会、粮会的土地，数亦不少。不但大桥、长桥有会，村落小桥也往往有会。有会就有田，都是地主、商人捐起的，目的是修理桥梁。起始钱少，逐年放债堆积起来成了大数，置买田地。每年十二月算数、敬桥神，名之曰“做桥会”，捐主都来吃一餐，吃了之后还分猪肉，所以桥会实在是个剥削机关。桥会大的有八千元，田产每年收租五百石，那就是留车的浮桥。小的有二三石租的，乃是很小的小桥。
路会不多，会田也少，全县不过十大几个(十五个以上叫十大几个)路会，每个路会不过收七八石谷。为什么桥会发达路会零落呢因为路烂了修补易，不修补也不至于完全不能走人，桥则不然。
粮会也少，全县不过几个，如篁乡的严姓，大田的梅姓，车头的邝姓，吉潭圳下的刘姓，各有一个，各有些田地。多的如车头邝姓粮会有五百石租的田，原是“军田”，现充粮会。粮会的作用是代替一族人完粮，抵制政府向族内各家迫粮。各方敲榨，各人不利，故斗钱成立粮会，或由各小公出钱斗成。有了粮会，法警只找粮会一处，免得各家受害。没有粮会呢法警来了，脚钱多过粮钱，逾限不完要算利息，利又非常之重，因此起个粮会。粮会起始钱也不多，也是逐年放利积起来的。
总计公益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十。
(四)个人地主
A.大地主
以上说了公共地主部分的土地，再说个人地主部分的土地。个人地主土地在全部土地中占百分之三十，比公共地主土地要少。个人地主土地中又以小地主(收租不满二百石的)土地占大多数，中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上但不满五百石的)土地次之，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土地最少。
为的这个理由，我们还要把中地主列出来，只是小地主为数太多不便列举。地主阶级中为什么要分出中地主，因为中地主的政治作用不但和小地主大有分别，和大地主亦显然有分别。
B.中地主
首先举城区。丘伟伍(西厢图合)，收四百石，日本帝国大学皮革科毕业，在赣州贫民工厂做工程师半年，民国十一年回寻乌做教育局长，进国民党，新寻派领袖之一，为新寻派计划，是个厉害的东西，红军到寻乌，同谢嘉猷一路跑了。黄甲奎(北厢长举)，收三百多石，平远中学毕业，寻乌国民党指导委员，新寻派分子(新寻学校教员)，积极反动。骆松盛(北厢长举)，收三百石，城内开骆晋丰杂货店，不积极反动。有个侄子是国民党员，高小毕业，说共产党的坏话。何挺拔(北门城外)，收三百多石，平远中学毕业，国民党干事，新寻派主要人物，努力于反革命。刘佛荣(小东门外)，收三百石，不反动，做医生。
三水区:雷昌响(三标长排)，三百石，是个“山老鼠”，无用。胡恩荣(三标圩)，三百石，是个斋公，不问世事，专门要两个铜钱，在家里困觉。胡镜如(三标圩)，二百石，赣州第四中学毕业，二十多岁，三标有名的土霸，参加县政权。凌鲁石(三标径石)，三百多石，老秀才，做过多年财政局长，又做什么课长，又做考棚首士，一连干了十多年，赚了钱，在三标起了新房子，五十多岁。袁德和(水源袁屋，最反动地方)，二百石左右，中学毕业，国民党员，反革命。此外，三水区还有中地主多人，记不清楚。
澄江区:蓝子乾，四百石，省立中学毕业，在澄江圩开蓝协泰杂货布匹店，反革命。谢嘉猷，三百石，高小毕业，四十多岁，做过十四军谢杰部下团长，寻乌团防总队长，改组派，把红军五十团第一营消灭的就是他，江西陆军学校毕业。凌希贤，三百石，中学毕业，新寻派，国民党员，澄江新圩开个店。
以上全县七区，共有中地主一百一十三个。
C.大中地主对于生产的态度
收租二百石以上的中等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他们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坐视为目的。固然每个大中地主家里都多少耕了一点田，但他们的目的不在生产方法的改良和生产力的增进，不是靠此发财，而是为了人畜粪草堆积起来了弃之可惜，再则使雇工不致闲起，便择了自己土地中的最肥沃者耕上十多二十石谷，耕四五十石谷的可以说没有。这种地主家中普通都是请一个工人，只有“万户”以上的大地主而又人丁单薄的方才请两个工人。为使工人不致“闲嬲”(“嬲”，当地读廖，“东走西走”或“玩下子”的意思)，除开做杂事外，便要他耕点田。
D.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
E.小地主
(五)富农
另有一种比较富裕的农民，在普通说法叫他们作自耕农或中农的，实际仍是一种富农。前边所谓“半地主性的富农”，则不叫作富农而叫他们作小地主。贫农群众便是作这样看法的。这种所谓比较富裕的自耕农或中农，许多人不主张在斗争中打击他们，理由是他们没有半地主性，他们的全部出产都是亲自劳动不是剥削他人来的。其实在贫农眼中，他们仍是一种特殊阶级。他们除不租田给人耕种外，一样是高利盘剥者，因为他们有钱余剩，他们有多余的土地。他们在自己农产物上面加工，如使谷子变成米子，自己挑了出卖。他们还做些小的囤买囤卖生意。他们供着猪子、猪条子或大肉猪。以上这些都是与半地主性的富农一致，而与自足的中农不相同的。因此，土地斗争一发展到群众的行动，便有大批的贫农唤着“平田”和“彻底废债”的口号，就是对付这种富农的。共产党如要阻止贫农的行动，那末贫农就非恨共产党不可了。因此可知，不但打倒半地主性的富农是没有疑义的，而且平富裕自耕农的田，废富裕自耕农的债，分富裕自耕农的谷，也是没有疑义的。必须这样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这是农村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只有富农路线的机会主义者，才会站在这个策略的反对方面。
(六)贫农
——贫农中的四个阶层——
(七)山林制度
(八)剥削状况
A.地租剥削1.见面分割制
见面分割与量租，两种同是寻乌县的收租制度。见面分割是禾熟时地主与农民同往禾田，农民把谷子打下和地主对分，双方各半，地主部分要农民送到他家里。有些地方分割之先，由地主先取一担，这一担不在对分数内，这种多半是肥田。地主的理由是:此田我买来时多费了田价，你佃户耕了省了粪草，若不先取一担，你占便宜太多。但这种办法是很少的，百家之中不过一家。另有一种，是农民先取出些谷子，叫做“撮谷种”，数量是在全数租谷中撮出一撮箕。理由是:秧子打在别人田内，不在你这个地主的田内，打了秧子的那块田，早子[33]没有收，别家地主要受损失，为了补偿佃户亦即补偿别家地主的损失，所以要先撮出一撮箕。当地主自己或派人到场监视分割时，要吃有猪肉有鱼(有些还有鸭子)的午餐。午餐过了，禾分割好了，农民挑了租谷伴同地主或其雇工送去地主家中时，还要加上两个鸡蛋，放在谷子上面一同挑了去，每天都是如此。农民和地主感情好的，送上七八个蛋的也有。
2.量租制
量租制是“早六番四”。平远是对分。为什么要“早六番四”呢因为早子价较贵，收获量也更多，交租六成才不便宜了佃农;番子[34]价较贱，收获也较少，故交四成。表面上看，早六番四两档扯平，还是五成，实则不然。地主常得五成六，农民只得四成四。因为早子收获量虽多，每十担中地主现已得去六担，农民只剩了四担了。番子则收获量每十担中往往要比早子少二担，只有八担，交去四担租，自己只得四担，合起早子的四担共得八担。地主却共得十担。成为四点四成与五点六成之比。
大暑(旧历六月)割禾，立秋(旧历七月)量租，地主通知农民把租送来。不见送来时，地主自己打个洋遮子，亲自跑到农民家里去催。再不送来，就派工去取。取又取不着，就调了他的田。有些恶地主呢，就告农民的状，捉了农民去坐班房，不过这种恶地主不多就是。原来见面分割占全县百分之四十，量租占百分之六十。近来见面分割的加多，量租的减少，各占百分之五十左右。为什么见面分割的加多起来呢因为佃户穷的日多，常常一割下禾就没有谷子，地主怕农民收后不量，所以见面分割加多起来。同时农民为怕调田与吃官司，也宁愿见面分割。
3.“禾头根下毛饭吃”
“禾头根下毛(没有)饭吃”，说的是刚打下禾交过租就没有饭吃了，这种情形寻乌简直占百分之四十。为什么禾头根下毛饭吃呢譬如耕了二十担谷田的，量去了十一担多租，剩下八担多。去年过年和今年青黄不接毛饭吃时借过地主谷子两三担，加上加五利，又要还去三担多至四担多。打禾了，要买好东西招扶地主。禾打过了，买上一点油盐，舂上一点米子，立秋刚到，一切都完。这就叫做“禾头根下毛饭吃”，又叫做“一年耕到又阿嗬”。南半县土地斗争中，农民、小孩子普遍地唱了一只歌，那歌唱道:
月光光，
光灼灼。
埃跌苦，
你快乐。
食也毛好食，
着也毛好着。
年年项起做，
总住烂屋壳。
暗婧女子毛钱讨，
害埃穷人样得老。
暗好学堂埃毛份，
有眼当个瞎眼棍。
天呀天，
越思越想越可怜。
事业毛钱做，
年年总耕田。
六月割也就，
田东做贼头。
袋子一大捆，
擎把过街溜。
吗个都唔问，
问谷曾晒就
穷人一话毛，
放出下马头。
句句讲恶话，
俨然税户头。
唔奈何，
量了一箩又一箩，
量了田租量利谷，
一年耕到又阿嗬!
又阿嗬，
会伤心，
穷兄穷弟爱同心，
穷姊穷妹爱团结，
团结起来当红军，
当到红军杀敌人!
注[35]:“埃”，我。“毛”，没有。“项起做”，继续做。“暗婧女子”，再漂亮女子。“样得老”，怎样得老。“暗好学堂”，再好学堂。“割也就”，刚割完。“做贼头”，很恶之意，如贼头一样恶。“袋子一大捆”，用去收租的。“过街溜”，洋伞。“吗个都唔问”，什么都不问。“放出下马头”，打官腔。“税户头”，大地主。“阿嗬”，没有了之意。“爱同心”，要同心。
4.批田
寻乌地主把田批与农民通通要写“赁字”，没有不写的。五年一小批，七年一大批，是全县普通的赁期。这是东佃间的“规矩”，也就是不成文的法律。只有那种恶地主才敢借故破坏这种法律，三四年或七八年调换佃户。赁字上面写明的是:(一)田眼，写明田的所在及界址。(二)租额，写明见面分割制还是量租制。(三)租的质量，写明要“过风精燥”，不得少欠升斗，如违转批别人。(四)田信，写明每年或每两年交一只鸡公。这种赁字，哪怕少到三担谷田都要写一张。因为若不写赁字，一则怕农民不照额交租，打起官司来无凭据，二则怕年深日久农民吞没地主的田地。赁字只农民写交地主，地主不写交农民。
下面是赁字的一个例:
“立赁耕字人邝世明，今来赁到凌贱贵兄手内禾田一处，土名铁寮坝，禾田一大丘，计租六桶。当日三面言定，每年合纳租谷六桶，限至秋冬二次，早六番四，送至家中，过风精燥，交量明白，不得缺少。如有缺少，任田主另批别佃，不敢生端异说。恐口无凭，立赁字为照。
每年信鸡一只。
见人罗长盛
代笔谢雨霖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立赁耕字人邝世明”
5.批头、田信、田东饭
批头分“批头钱”、“批头鸡公”二者。批头钱，每石租普通单批(五年一批叫单批)一毛，双批(十年一批叫双批)二毛，也有三毛的如篁乡等处，均批田时交清。批头鸡公不论批田多少总是一只，也是批田时交。单批转到双批，即五年转到十年，批头钱、批头鸡公一样照交。南半县双批多，如篁乡、双桥两区完全没有单批，就是一份田耕几十年的现在也还有，只很少。地主将田批出去后不久卖了与别人时，退还批头钱一部分与农民。北半县单批多，地主卖田时不退批头钱。
田信鸡每年一只，赁字上写明是“鸡公”，因为鸡公(阉鸡)比鸡婆较大，但农民还是送鸡婆的多。赁字上虽说了每年一只，但农民往往两年才送一只。送的时候在冬收后或过年时节。不见送来时，地主常常自己去催。“田信鸡公送了来啊!”“唔曾畜到。先生!等我后圩买到来。”或者说:“毛啊，先生!今年子总要免下子。”
双桥区有田东饭，每年请地主吃一次。别区很少。
6.谷纳、钱纳
送租，全县说来百分之八十送谷子，百分之二十折钱。公堂、神会、庙宇、桥会的租，约有一半是交钱的，因为公堂、神会等佃农亦多半有份，因此佃农常常要照当时市价折钱送去，而把谷子留下备自己食用。这种人多半是兼做小生意的或有猪鸡出卖的，才能得到钱。那些豪绅把持的公堂、神会，为了有利他们的侵蚀(候谷价高时钱卖得多)，便强迫农民交谷上仓，农民亦无可奈何。同一理由，地主田租总是交谷而不准农民交钱，只有离田庄很远的地主才有准许折钱的。
7.铁租、非铁租
非铁租占全县百分之八十，水旱天灾，面议减少，但每石租只减少一斗到二斗。遇大灾害收成大减时，请了地主来看过了，有谷(“有”，当地音胖，有谷，无米之谷)也要分一点去。铁租是在赁字上载明“半荒无减”，在全县占百分之二十。但实际上农民实行得少，仍然是请了地主看过，精有照分(精谷就是好谷)。
8.“要衫裤着去捞”
许多的农民把租交过，把债还清，就没有饭吃了。地主们收了那些租不肯出卖。过年了，农民急于得点谷子，地主把谷放出一部分，但不是卖而是借。因为借谷的利息是半年加五(早前的利率是“钱加三谷加四”，近来谷息加四的少了，大多数都是加五)，比卖的味道更多。地主卖谷是要到四五月间青黄不接时候，那时价钱抬得更高，但他还要三歪四摆。
农民走到地主家里向地主道:“先生，食了朝”
地主:“唔，系哟!”
农民然后慢慢地话到籴谷:“您的谷，埃来籴两斗子。”
地主:“毛……啊!自己都唔够食。”
农民:“好哩哪!您都毛谷，河坝里水都毛流!搭帮下子，让斗子给埃，等稳就要做到来食啊![36]”
地主:“好，你十分话紧了，埃的口食谷都让点子把你，你肯不肯出这多价钱呢”
农民:“先生，莫这样贵，算减点子给埃!”
价钱如了地主的意了，然后把谷子粜与农民。
有个传遍全县的故事:篁乡地主刘福郎，是个著名刻薄的人，青黄不接时候，他把有谷掺进精谷里发粜。有一天，有个农民到他家里籴谷子，他叫他的媳妇和女儿道:“要衫裤子着就要去捞!”农民们把他这句话传了出去，就成了全县闻名的大笑话。为什么这句话会成笑话呢因为寻乌习惯，女子偷人叫“捞”，把有谷掺进精谷去也叫做“捞”。他当着农民不好明说把有谷掺进精谷，一个不留心，对他的媳妇和女儿说出那句好笑的话来，就成了流传至今的典故。
9.劳役
劳役制度全县都没有了。地主有紧急事如婚丧等类，也常常求佃户替他做事。地主带耕一点田地，农忙时候，也常常求佃户替他做工。但通通是出工钱的。
10.土地买卖
据知事公署粮柜上当雇员的刘亮凡说，民国十四年全县把田出卖的有六百家(买田的不足六百家，因为有一家买几契田的)，以全县三万家计(十二万人，每四人为一家)，每五十家中有一家破产。至于典当，更多于卖绝，每百家有五家把田典出(典进的每百家有二家，因一家有典进几契田的)。即是寻乌近年每年有百分之二的人家破产，有百分之五的人家半破产。
田价:坑田每石租十七元到二十元，塅田每石租三十元到四十元。普通坑田二十元，塅田三十元。典当坑田每石租典价普通十五元，塅田普通二十元到二十五元。
典当分为“过手”、“不过手”。过手，是田主收了典主的典价之后，把田交了给典主，典主收了田或自己耕或佃给别人耕，都由他作主，田主不能过问。过手之后，典主也没有租送给田主了，田主除了保留收回权之外，简直和卖绝一样，因为主权的大半已在典主手里了。不过手，由典主将典价交与田主，而田仍由田主耕种，每年量租给典主，租率是照普通田租一样，每一石谷田交一石谷租(两档共)。譬如塅田典价每石租二十元，田主得了二十元，交出一石租，每石谷价普通四元，利率是年二分。为什么典田利率低于社会借钱利率呢(普通借钱年利三分起码)因为一般富农(新发户子们)的心理，高利放债不如低利典田靠得住，“把钱放到泥里头”是很稳当的。富农们为什么不买田而去典田呢因为农民和地主的破产是逐渐的不是突然的，“先典后买”，成了普遍现象。但“田就姓大，一典就卖”，也是普遍现象，故买田与典田仅仅相差一间。过手不过手二者，过手的占百分之九十，不过手的占百分之十。不过手的多半是包租(铁租)，但也有法律上过手，而由原主向典主书立赁字成为东佃关系仍耕着这份田地的。这是于债主(典主)债户(田主)关系之外，再加一层东佃关系。
不过手典当的田，有些是偷典的。就是那些“嫖赌食着”的少爷们，当他们赌输了或者没有嫖钱了，欠了暗帐，不得开交的时候，便瞒了他的父亲把田秘密典给那些强房大姓的富农或地主之手，等到他的父亲死了，然后把田过手。为什么要典给强房大姓呢因为只有强房大姓才不怕事，秘密发觉了，他就公开起来，也不怕他的父亲不依。
典田不过手，也是典主对田主的一种重利盘剥的机会。因为田主每年交租交不清时，典主就对那未清部分行起息来，年年加多，最后非把这份田完全卖给典主不可。这种欠租利息是三分以上的高利贷，而不是二分的典价利息。
B.高利剥削
1.钱利
加三利，多半是富农向富农借的，借债的用途是做米贩、做猪贩或者往市上开家小商店。为什么富农向富农借得到加三利，贫农只借得到加五、加一利呢有两个原因:一是“趸”。普通总是二百元、三百元一借，还了来，作得用，不像贫农之三元五元一借，零碎得很，还了来，也不能作个什么用。二是靠得住。富农有田契作抵押，他的经营又是生利的、有希望的，不像贫农之财产很少，借钱多半是为消费或转还别人债务，很不可靠。
中等地主的钱多半是借给那些小地主中之破落户及正在走向破产路上的农民，他的目的也是在于吞并土地。
大地主及公堂的钱很少借给人家的，因为大地主的目的在享乐而不在增殖资本，做八十酒呀，起大房子呀，留了钱做这些用，送子弟读书也要用钱(这不是他的重要目的)。一小部分商业化的大地主，拿了钱去做生意。因此，也就无钱借与别人。那些有多钱余剩的，没有工商业可以大注地投资，零零碎碎借给小地主及农民，既借不得几多，又不甚可靠，他就宁可挖窖埋藏，不贪这点利息。加以军阀捐派频繁，看见多钱出借之家，就这也要捐，那也要派，闹得不得下地。陈炯明部下林虎、刘志陆[37]，在篁乡向大中地主、公堂、神会派了万多元，派过两三次，因此更发使他们把钱藏起来。
2.谷利
谷利比钱利重得多，乃富农及殷实中小地主剥削贫农的一种最毒辣的方法。十二月、三月两个期间借的最多。贫农为了过年，故十二月要借谷;为了莳田，故三月要借谷。不论十二月借，三月借，均六月早子收割时候要还他，利息均是加五，即借一石还一石半(三箩)。这种六个月乃至三个月算去百分之五十的利息的制度，乃是高利贷中很厉害的。
贫农六月收下早子，还去租谷和借谷，吃到八月就没有谷子了，又要跟地主富农借谷。八月借谷一石，十月打番子时候还他，加二利，要还一石二斗。若贫农十月还不起，只得同债主说:“埃今年毛有还了，明年早子收了再还。”债主就说:“也可以的，本利加算起来才行。借给你的那一石本，算加五利是五斗，那利息二斗利上起利也要加五，就是一斗，你明年六月总共还我一石八斗。”(本一石，加利二斗，又加利五斗，又加利一斗，共一石八斗。)那末从今年六月到明年六月一个对年，共是加八利。假若他明年六月又还不起，那末从一石八斗再行加五起算。假如那个农民到了那年番子时又还不起，转到次年六月，再转到次年八月，如此转下去，一年转两回，转到十年就成了一个十分惊人的数目。
3.油利
油利是所有借贷关系中的最恶劣者。所谓“对加油”，寻乌南半县有茶子山的地方都有的，北半县没有茶子山，所以没有对加油。什么叫做对加油呢借一斤，还两斤，借两斤，还四斤，借四斤，还八斤，这样叫做对加油。什么期限呢九月打油时候为标准，九月以前一年之内不论什么时候借的，一概对加利。
油山[38]是地主或富农的，租给贫农耕种，地主富农收油租，二十斤油收十斤，六十斤油收三十斤，计收百分之五十。地主富农收了这些油租，大概百分之九十是挑赴市场发卖，百分之十是用对加利借给贫农。但他借时，往往说这油是他儿子或他媳妇的私家油。有些呢，也确是他儿子、媳妇的私家油，富农家里的媳妇们和他还没有当家的儿子们常常有私油。它的来历是，当摘茶子的时候将过了，茶子树下的零茶子遗落没有拾的，他们就拾起，打出油来作为他们的私财，他们就有资格放高利贷。
“先生，借点钱给埃!”
“毛!”
“借点谷给埃!”
“毛有吃了，总要借点子!”
“油就有，埃奶子的。”
贫农目的不是借油，因为油利太贵了，但因为地主富农钱谷都不肯借，迫着只得借油，借了油去变卖成钱，再籴谷子吃饭。
也有借油吃的。贫农们打禾子，没有油吃，提个壶子跑到地主富农家里借一壶油，六月借油九月还，一壶还了两壶去。贫农家里没有秤，有些贫农的老婆、媳妇也不识秤，借一壶还两壶，她们是容易记得的。
4.卖奶子
上面第二节里所说十年拖欠的话是假设的，事实上债主很少准许农民一笔账拖到十年之久。他总是压迫农民很快还清，还清一次，再借二次，因为他怕农民欠久了靠不住。通常情形是准许农民还本欠息，息上加息，推算下去，也只三年五年打止，不准太欠久了。债主怎样强迫农民还债呢打禾了，债主挑了箩子走到农民的稻田里去，对农民说:“你的谷子还了我来!”农民无法，望着债主挑了谷去。既交了租，又还了债，“禾头根下毛饭吃”，就是指的这种情形。许多的农民在这种情况之下扯着袖子揩眼泪呢!
“立过继帖人某某，今因家贫无奈，告借无门，人口嗷嗷，无力养育，情愿商请房族戚友将所生第几男过继于某宗兄为男，当得身价洋若干元。自过继之后，任凭养父教读婚配，倘有打骂等情，生父不得干涉。两方甘愿，并无勒迫，不敢生端异说。恐口无凭，立此过继帖一纸为据。
媒人某押
某押
房族某押
戚友某押
父某押
母某押
兄某押
弟某押
某某代笔
某年某月某日立”
普通总是卖儿子，卖妻卖女的不经见。
听见人家卖了儿子了，债主就急急地到他家里去讨账。“卖了奶子还不还埃(我)吗!”债主很恶声地叫着。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这时候是他这笔债的生死关头，卖了奶子犹不还他，钱一用掉，永久没有还债的机会了，所以他就顾不得一切了。
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
5.打会
打会的目的是互相扶助，不是剥削。如为了娶媳妇，做生意，死了人要埋葬，还账等等，就邀集亲戚朋友打个会。但月子会、隔年会、四季会，因为标利很重，结果变成剥削农民。
打会的人(会头)不是全无资产的人，多半是中农阶级及小商人中间打会的多。富农不消打会，极贫的贫农想邀个会也邀不到，只有半自耕农，佃农中之有牛力、农具者，自耕农，市镇上较活动没有破产危险的小商人，他们邀会才有人来。
会有长年会、半年会、月子会、四季会、隔年会五种。
长年会是六个人，六年完满。除头会外，每人出洋十元，共五十元，交与头会。头会“没本盖利”，三年加三(每年盖利十五元，共四十五元)，两年加二半(每年盖利十二元五毛，共二十五元)，一年加二(十元)，共计六年头会要盖利八十元，本则“没收”去了。二会以后没本盖利制度与头会同，惟利息逐年减轻。如二会是二年加三(每年十五元，共三十元)，二年加二半(每年十二元五毛，共二十五元)，一年加二(十元)，共盖利息六十五元。三会以后盖利更少。“头会卖脸皮，二会捡便宜”，说的是头会虽得经济利益，但须低头求人才打成会，二会既不求人又得利益。
半年会采取标息制度，每半年标一次，人数八个起码，九个、十个、十一个以至二十多个都有。半年会不是没本盖利，而是每半年一了。(月子会、四季会、隔年会缺。)
C.税捐剥削
1.钱粮(1)地丁全县一千四百二十四两，每两还正税大洋三元，附税二角四分。它原本不是钱而是米，每石谷田完地丁米八勺(每十勺为一合，十合为一升)，每升地丁米折成忙银六分四厘二，再照每两忙银折成大洋三元二角四分，约计每石谷田完大洋二分。相传从前安远典史杨霄远跑到北京皇帝老子那里，头上顶个盘子，盘子里面覆着许多酒杯子，表示安远、寻乌两县山多田少，手里拿着一篇奏文，上面写着“万顷山冈一线田”等等话头，请求减轻田赋，弄得那个皇帝大发脾气，说你那么个小官敢到我的面前上奏，我可不依，喝声推出斩首。然后拿了奏文一看，看到“万顷山冈一线田”的地方，却说“话还说得有理”，就批准他的奏文。因此安、寻两县田赋较之他处为轻。至今两县地主富农当每年完粮时候，还要拿些香烛到杨霄远庙里祭他一番。两个县城都有杨公庙。
(2)官租篁乡全区，三标区一部分，城区也有一点，名曰“官田”。政府收官租不收地丁，共计九百四十多两，较之地丁贵得八九倍，大概每石谷田要完小洋二毛。为什么有这种官田呢明朝篁乡出了个“霸王”，名叫叶楷，盘据篁乡多年，与明朝皇帝作对，皇帝用计把他剿平，把所有篁乡全区叶楷管辖地方的田地充公，名曰官田，禁止买卖，只能用佃户与佃户之间转移田地的名义，叫做“顶退”。三标官田的来历与篁乡相同，那里曾为叶楷部属占据过。城区的一点小的官田，则因那里的人曾经犯了皇帝老子的法，因此没收了他的田来。
(3)合计地丁、官租二项，合计银二千三百六十余两，每两折三元二角四分大洋，也不过七千六百四十余元。由于沙冲水破，逃亡孤绝，贫苦拖欠几种原因，每年有两成收不到手，实际只能收六千一百十二元左右。
(4)苦甚上述田赋数量，每年不过六千一百余元，而县署用款如行政经费、司法经费、监所经费、人犯囚粮、慈善经费各项，每年须用一万余元，以之抵充，不足远甚。故到寻乌做官的人，莫不觉得苦甚，便一意勾结豪绅，借种种事故压榨贫民。至于烟、酒、屠宰等税，直接归省政府，不与县署相干，县署能指挥的只有田赋一项。
(5)陋规县署钱粮经征柜上有几种陋规:第一是银水，每块钱至少吃去半毛至多一毛。譬如市价每小洋十二毛折大洋一元，粮柜上却要收十二毛半，全年六千一百余元，每年可吃银水三百多元，这是粮柜上的第一个大剥削。经征主任没有薪水，专靠银水及其他陋规养他。第二是过割礼，又名割粮礼，民间买卖田地要交割粮礼，粮柜上每户要收过割礼二毛，全年约有六百户割粮，可得一百二十元。第三是填写礼，田地买卖不但要交割粮礼，而且要税契，就是要拿土契到粮柜上斢张官契(财政厅发下来的)，将土契文字填写到官契之上，每张收填写礼二毛，全年所得总数与过割礼同。第四是券票礼，即粮票钱，每张小洋三分，全年约二千张，共六十元。以上四种陋规，除银水外，都是公共的。每个知事新到任，粮柜主任要孝敬二十元至三十元与他，名曰“点规”，即是希望新任知事再点他做粮柜主任的意思。此外，还有过节礼(端午)、过年礼，不但要送知事，而且要送财政科长，知事送物，科长送钱(十元到二十元)。这些耗费都是出之于陋规。
(6)管钱粮的寻乌县有三个管钱粮的，刘士辉、刘梅芳、黄少堂。民国以来就是他们管钱粮，他们挟着几本粮册做宝贝，勾结历任县知事把这个职务当做世袭。由三人中互推一人为主任，其余两人为户书。红军到城，三个都挟着粮册跑掉了。
2.烟酒印花税
寻乌的烟酒印花税，每月小洋各六十元，共百二十元，一个商人承包，在北门内设个税局。除县城外，每月往澄江、吉潭、三标、石排下、留车、车头、牛斗光、珠村圩、荒塘肚、公平圩、篁乡圩、中和圩、岑峰圩、茅坪圩、龙岗圩、上坪圩等十六个圩场收税一次。每个小酒摊子卖酒，每个小杂货店卖黄烟，都要抽税。老实的，多敲他一点，调皮的，照章程收。每月一百二十元包税，实收可得二百元，赚八十元。税局要用局丁二名、火夫一名。包商多半是赣州人。
3.屠宰税
也是包，每月八十元税额，实收百五十余元，赚七十余元。也设一个局，局丁一名，火夫一名。局丁不但招扶局长，还要帮他出外收税。百五十余元，城中即占四十八元八毛(三个肉案)。包商也是赣州人。只能收到圩场有定案的屠户，章程虽然说的乡下人家杀一个猪也要完税，实际收不到。
4.护商捐
是一种地方捐，普通叫做“百货捐”。国民党经费、靖卫团经费都从此出，公安局没钱用也要拨一份给它。县百货捐总局归地方财政局管辖，县城北门外、吉潭圩、盘古隘，各设分局。油、盐、米、豆、鸡、鸭、牛、猪、羊、狗、水货、杂货、布匹，凡属路途过往货物，无论什么都要抽税，每件半毛起码，五毛为止。米果、水果、柴火、竹木器等附近乡下挑到圩场零碎发卖而非远途过往的东西，不收税。反过来说，一切远途过往的东西都要收税。南半县留车、牛斗光等处群众斗争发展，便无法设局收税。三个分局每月数额二千元以上，吉潭过去有一个月收过二千多元，北门外过去有一个月收过八百多元，盘古隘过去无局，谢嘉猷最近才设立。名字叫做“护商捐”，实则商民恨得要死。
5.牛捐
县城一处，每年一千七百多元，无局，由三四个股东承包，一人出面办理。四年来都是新寻派何子贞的老子何学才出面包办。一千七百多元捐额，实际则收二千三四百元，也是一笔地方捐，归财政局管理支配。
6.赌博捐
名字叫做“公益捐”，包括赌摊与花会，亦属地方经费，由财政局派征收员(何子韶做过两年)管理征收。县城一处每月收一千一百元，盛时每月收过一千八百余元。全县各圩同样要抽。前年每月全县收过三千多元，那时有刘士毅[39]派了一排人来县经办，名曰“防务捐”，每月提去二千元。赣南各县都是如此。后赣南旅省同乡会向省政府告了刘士毅，他不得不撤销，但地方豪绅继续征收如故。这是地方豪绅与刘士毅斗争的一幕小史，许多县都有这种斗争。
7.财政局总收入
财政局的收入是牛捐(年一千七百多元)、护商捐(年二万四千元)、考棚租(二千元左右)、宾兴租(以谷折钱计三千元左右)、孔庙租(三百元左右)等，共计年收三万元左右。其用途是，国民党县党部、靖卫队、财政局、建设局、教育局、清乡局、公安局、新寻学校(何子贞、何挺拔办的)、普化学校(在澄江，谢嘉献、蓝玉卿办的)的开销，总而言之是豪绅及其走狗嫖赌、食着、鸦片烟的用费所从出。
8.派款借款
省政府的赣省公债派过三千元，二五库券派过二千元，中央公债派过一千元左右，金融善后借款派过四千元，军阀过往，如林虎、刘志陆、李易标、黄任寰[40]、许崇智、赖世璜过了多回，前后派过四万多元。以上这些派借款项，由县署分摊到各区、各村、各圩，凡有一石谷田以上的，小商一百元资本以上的，均要派到。凡操到政权的豪绅地主大商，从县到乡各级机关的办事人，均不出钱，对他们的亲戚朋友也为之设法酌减。于是款子都派在那些老实的弱小的地主、富农、商人身上。还要加派手续费、夫马费、茶水费，如上头要派一千元，财政局就要派一千二百元，接下去区乡两级又各要加派，借此渔利。上面借了款去如公债等，间有还下来的，军队借款亦间有还来的，县城及各区保卫团豪绅们一把吞了下去，从不发还与借户。汪子渊当保卫团总时，吞没军队还来借款一千余元，惹起篁乡一带借户和他打官司，始终没有打得出一个铜板。
(九)寻乌的文化
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全县女子识字的不过三百人。男子文化程度并不很低，南半县文化因交通与广东的影响比北半县更加发达。依全县人口说，约计如下:
不识字百分之六十
识字百分之四十
识字二百百分之二十
能记账百分之十五
能看三国百分之五
能写信百分之三点五
初小学生百分之五(五千人)
高小学生百分之八(八千人)
中学生五百人
大学生三十人
出洋学生六人
秀才四百人
举人一人
(上列的百分数是每一项对于人口总数的比例。)
高小学生多于初小，是因为进高小的多由读蒙馆后直接进去的。全县初小每区不出十个，七区共七十个，每个以五十人计共三千五百人。此外半新不旧的初小，有其名无其实或者连招牌也没有挂的有八十个，学生约一千五百人。两项共五千人上下。
高小每区至少一个。双桥区经常有两个，有一时期(三二五暴动前)有过四个。南八区有二个，有一时期(三二五暴动前)有过三个。城区有二个(城内之城东学校及田背之曹仓学校)。篁乡有一时期(三二五暴动前)有三个。县城有三个(除城东)。全县经常有高小十三个，最盛时期(三二五暴动前中国大革命前后文化运动高潮时期)有十八个。普通每校有一百学生。前清光绪末年办起到最近，最老的有二十多年历史，共有学生一万左右，一万人中已经死掉了二千左右。高小学生大部分是小地主子弟，大地主与富农子弟各占小部分。
本县有四个中学，但都短命。项山大地主“屎缸伯公”办的知耻中学(项山小杭)办了一年，双桥地主们联合办的尚志中学(在坵坊)办了半年，澄江公立的普化中学(在澄江圩)办了两年，革命派办的中山中学(在县城)办了两个月，总共出了一百多个没有毕业的学生。中学生的大多数是在梅县、平远、赣州三处中学读书的(每处各一百名左右)。全部都是地主子弟，其中亦是小地主占大多数。
大学生中大多数出于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只占着五个。刘维炉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了一学期，刘维锷在北大读了二年，邝才诚在北京师大读了一年多，三个都是共产党员。二刘三二五暴动时被杀，邝任红军五十团参谋长，在澄江被谢嘉猷捉着割死。邝世芳在北京朝阳大学读四年，病死，思想是革命的。凌得路在北京文化大学读一年，到俄国留学，以不能供给饭费，在芬兰使馆教大使家塾，思想是革命的。五人都是由祠堂供给学费才进大学的。大地主出身的二十五个大学生(及专门学校学生)全部反动，主要如何子贞(河南矿务学校读了两年，寻乌靖卫队长)、赖世源(北京师大预科二年，在篁乡参加反革命)、刘鸿翔(北京文化大学读两年，在南八区领导反革命)，三人均在寻乌，其余多在外头，属于蒋介石派。共大学生三十人，十分之八是读法科。
出洋学生六人中，潘作琴(英国医科毕业，在汕头行医)、丘凌云(到英国走过一回，其实不算留学，天津锅炉公司工程师)、丘伟伍(日本帝大毕业，新寻派中坚，随何子贞跑了)、古子平(从日本买了一张文凭回来，大嫖大赌，篁乡人，做过教育会长，此次在篁乡炮楼中被红军攻走)四人均大中地主出身。曾有澜(最先出外留学的，光绪年间去日本，法科毕业，在奉天、北京、湖北做法官，中山中学派曾捧他为假首领，三二五暴动失败房子被烧，现加入改组派)、邝摩汉(日本留学，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北京文化大学教务主任，与寻乌大地主谢杰在南京办汽车公司)二人出身不属大中地主。曾是小地主，官费留学日本。邝是贫农，高小毕业，进南昌宪兵学校，有个什么人赏识他，供给他钱去日本。
南半县土地斗争胜利，每个乡苏维埃至少办了一个列宁小学校，普通是每乡两个，特别地方(龙图、牛斗光)办了四个，每校学生四五十人。学校及学生数比旧时国民学校增多一倍。小孩子们说:“若不是土地革命我们没有书读。”高小因无经费也没有教员(革命知识分子忙于参加斗争去了)，还没有办起来。
第五章寻乌的土地斗争
本章目录(一)分配土地的方法(二)山林分配问题(三)池塘分配问题(四)房屋分配问题(五)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六)城郊游民要求分田(七)每人得田数量及不足生活之补添(八)留公田问题(九)分配快慢(十)一个“平”字(十一)抵抗平田的人(十二)原耕总合分配(十三)暴动在莳田之后怎样处理土地(十四)非农民是否分田(十五)废债问题(十六)土地税(十七)土地斗争中的妇女(一)分配土地的方法
有几种分配土地的方法。主要的是照人口平分。全县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地方没有分配土地。就已经分配了的说，照男女老少平分法去分配的占百分之八十。当土地斗争初起时没有成法可援，寻乌县革命委员会(县政府)提出了四个办法，要区乡苏维埃召集群众代表开会讨论，任凭选择一种。那四个办法是:一、照人口平分;二、照劳动力状况分配，劳动力多的多分，劳动力少的少分，即四岁以上、五十五岁以下为一劳动单位分全田，四岁以下、五十五岁以上分半田;三、照生活财源多寡分配，如做手艺的少分，无他职业的多分;四、照土地肥瘦分配，肥的少分，瘦的多分。施行结果，多数地方采取第一个办法。后头斗争发展，寻乌党就采取第一种办法作为主要办法，推行各区，得到了多数贫农群众的拥护。现在照这个办法来分配的土地，占全分配区域百分之八十。这百分之八十的地方，通通按照人口数目，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劳动能力有无大小，以人口除田地的总数去分配。
有些地方是四岁以下的不分;四岁以上直到老年，不会劳动的分五成或七成，其余分十成。行这种办法的有留车、枫山、上磜、大同四个乡，约有一万人口的地方。
有些地方是照人口平分之后，不会劳动的因为无力耕种退回田之一部分(退的数目多少不等，由本人自定)于苏维埃，由苏维埃补给有劳动力的人耕种。结果成为有劳动力的多分，无劳动力的少分，与县政府提出的第二种办法差不多。不同的是由农民自动地在分田之后退回一部分田地，而不是一开始就按劳动力标准分配。这样做的有龙图一个乡。还有黄沙乡也是退田，不过不是农民自动退田，而是政府于平分之后见着一些人得了田无力耕种，就命令他们退回一部分。要农民退田，他们也没有什么怨言;不过若硬要退肥田，而不准他们退瘦田，他们就不喜欢。龙图、黄沙两乡共有二千五百人。
此外，还有大田乡的自由耕种，愿耕多少就耕多少。这是因为大田乡经过白色大屠杀，杀死壮丁近百、老小数十，有几家全家被杀，又有二三十人当赤卫队，或往外县做革命工作去了，全乡原有八百人，现只六百人，有许多田无人耕种，同时全乡的牛一条不剩地都被反动派牵去了，所以只得任人取耕，全不限制，牛则从别乡土豪家牵来使用。
(二)山林分配问题
全县对于山林，除牛斗光一个乡外，均没有分配，仍由原耕作人经营，名义上全归苏维埃公有，耕种人向苏维埃纳地税。为什么牛斗光的山林分了呢因为那乡人多田少，农民要求分山迫切。此外，许多地方的农民仍然迫切要求分山，如附城南门外、北门外一带的农民，因为山权在各大姓公堂手里，小姓农民没山种，他们就迫切要求分山。
(三)池塘分配问题
所有权归苏维埃，使用权归农民，由池塘的邻近人家轮流管理，每年更换一家。全县都是这个办法。
(四)房屋分配问题
没有分，但准许屋少的或被反动派烧了屋的，搬进屋多的人家去住。双桥、南八两区被敌人烧屋很多，那些烧了屋的人都搬进附近地主富农家里去住，搬进中农贫农家里去住的也有。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屋主不欢喜新来的人在他家里生儿子。寻乌习惯，若别人在自己家里生了儿子，就认为他那一家的“精灵”会被那新来的人夺去，他家就要衰败了。从前双桥区的芳田乡有个进士叫曾行崧，他是在他的外祖家出生的，后来他中了进士，做了官，人们就说是夺了他外祖家的风水。这件事全县闻名。三二五暴动失败，留车暴动总指挥钟锡璆的老婆避难避到她的外祖家，她外祖恐怕她会生育，就赶快要她走。后头跑到龙川县的一个村子，在那里山上搭了个寮子才把儿子生下来。现在一般被工农占住的人家，虽然不敢公开反对别人在他家里生儿子，但心里是不满的。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由现在这种“临时借住”改变到“据为己有”，就是把地主的房屋也完全照地主的田地一样加以分配。这亦是动摇封建基础争取贫农的一个策略。
(五)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六)城郊游民要求分田
城内农民分田最少，每人一石八斗，为全县分田最少的地区。原因是过去耕田的少，过去不耕田而现在要求分田的游民和娼妓很多，因此把田分得少了。娼妓有爱人的跟爱人跑了。没有爱人的无论如何要求分田，她们说:“没有生意了，不分田会饿死。”人们说她们不会耕，她们说:“我来学呀!”实在她们业已在耕田了。游民同娼妓大多数都是分了田的。那些分了田的游民都是比较有耕种能力的，如有儿子，有少数本钱的;娼妓则是有丈夫或儿子的，她们每家有三五口人，迫切要求分田，若不分给，她们就闹。在这种情形下，政府也就分了田给她们。但也有一部分不分的，就是纯粹的流氓或娼妓而完全没有耕种能力的。以城郊说，游民分了田的占百分之六十，毫无耕种能力不分田的占百分之四十。
(七)每人得田数量及不足生活之补添
(八)留公田问题
没有留公田。开会分田的时候，农民忙的是把田一概分完，没有提议政府要留出公田的。原因是人口稠密，土地稀少，农民分田仅够食用，有些食用还不够，哪里会赞成政府留出公田呢
(九)分配快慢
(十)一个“平”字
各乡分田会议中，讨论的问题是，乡为单位还是村为单位呢人口标准分配还是劳动力标准分配呢鱼塘、园、坝怎样分配(山林、房屋二者，寻乌没有提出讨论)呢不准虚报，虚报的怎样处罚呢至于没收标准问题简直不消讨论，因为红旗子一打起，那就是没收土地的宣告，用不着再有什么文字形式的宣告了。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一大片土地怎样分配。很明显的，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是最直捷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少数不愿意的(地主与富农)在群众威胁之下，简直不敢放半句屁。所以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
(十一)抵抗平田的人
双桥区枫山乡有个姓刘的小地主，霸耕自己的肥田不肯拿出去，拿出的只是些坏田。当群众强迫他拿出的时候，他愤然说:“遭人命也不拿!”乡政府不能解决。县政府派人到枫山，才把他压下去，肥田拿了出来。南八区牛斗光也有富农小地主不肯拿出好田。乡政府怕他们，不敢作主，县政府的人去召集群众大会，才强迫富农小地主照办。双桥区大田乡小地主梅元坤是被反动派烧了房子的，自以为有功于革命。当群众要分他的田的时候，他恶声说:“分田呀!头脑壳生硬下子来!”群众告知县政府，县政府要区政府去捉他。区政府负责人梅立三是个共产党员，因与梅元坤同族，把这件事弥缝下去。梅元坤否认说过那句话，田仍分出来，就此了事。还有双桥区荒塘肚乡政府负责人林某及徐溪乡政府负责人林某(他也是共产党员)，分田时独得好田。群众说“办事人得好田，我们补来的是坏田”，大为不满，斗争情绪因此低落。县政府把两人的好田撤回补给群众，群众才高兴了。以上几个例子，除梅元坤一家是反对没收他的田地外，其余都不是没收问题，而是肥瘦分配问题。所以没收富农与否，群众认为是不成问题的。群众中成为问题的，就是一个肥瘦分配的斗争，这是土地斗争的中心，也即是富农与贫农的斗争。
(十二)原耕总合分配
“以乡为单位”，说的是人口单位，不是土地单位。土地是不能以区域限制的。甲乡的人在乙乡耕了田，乙乡的人也在甲乡耕了田，一乡的人在他的邻近各乡都有土地耕种关系。区与区的交界，县与县的交界，省与省的交界，农民都是互相交错地耕种土地。所以一乡的人拿了他们原在本乡及邻乡耕种着的土地，总合起来，平均分配，被认为是毫无疑义的。寻乌的土地分配也是这样。
(十三)暴动在莳田之后怎样处理土地
有三种处理法。第一种是寻乌北半县现在行的(南半县分田在莳田之先，无此问题)，上档(又叫“早子”)归原耕，下档(又叫“番子”)归新户。这种办法，富农不吃亏，但一切耕田少的贫农及不耕田的地主与流氓都不满意。特别是地主与流氓觉得没有办法。不能收租了，地主无法得谷。赌博废止，又没有钱借了，流氓失了吃饭的财源。第二种是新户帮钱给原耕，上档亦归新户得谷。这种办法又分帮多与帮少。帮钱多，原耕自然满意;帮钱少，原耕当然不满意。但贫农及流氓群众就纷纷议论，甚至有的说:“几多子家门都了了，你这几根子狗骨气力都唔掼”意思是说几多大财东都破产了，你这一点点多余东西也舍不得吗寻乌法律上没有承认这种办法，农民却有自由行之者。像城区有那食不够的贫农帮一点钱给富农，要求富农让了上档的分出部分给他收割，颇有些人家是这样做。第三种是不论上下档谁分了谁就去收获，广东平远县有行之者。
(十四)非农民是否分田
(十五)废债问题
分为债与账两项。债是废除二分利以上的高利贷。该欠商人的叫作账，民国十七年元旦以前的不还，以后的要还。因为寻乌所有的债，没有在二分以下的，所以二分以上的不还，实际上即是整个的不还。亲戚朋友之间讲人情借来不要利息的债务，群众仍归还，但这是非常之少的。欠商人的账多属富农阶级，中农稍有一点。贫农雇农是没有商人赊账的。
(十六)土地税
去年收了抗租所得税，每抗租一石，收税二斗，在双桥、南八两区实行了。今年二月县革委扩大会规定不分等第普遍收土地税百分之十，税率与抗租所得税相等。这是一种不分等第(不是累进的)的税法。五月县苏维埃大会采用赣西苏维埃颁布的累进税法。
(十七)土地斗争中的妇女
妇女在土地斗争中是表现非常之喜欢的，因为可以解决她们没有人身自由的束缚。未结婚的青年群众中，差不多不论哪个阶级都拥护婚姻自由的口号。贫农阶级已结婚的成年男子，一般说来是反对离婚自由的，但他们反对的态度不是那种反革命性的顽强态度，他们只觉得老婆跑了不得下地。他们的叹声是:“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他们跑到乡政府请求设个法子，他们也不敢打他们的老婆了，即使是十分呕气的事。富农小地主阶级的成年男子们就完全不同，那种“捂了渠”，“一驳壳打死你”，都是他们反革命性的横蛮无理的表示。至于成年农民男子们为什么要反对离婚自由(结婚自由没有问题)呢非常明显，他们是为了劳动力。
那末，农民男子是反对女子解放到底的吗不是的，特别是贫农雇农阶级他们很快就会给予女子以完全的解放，在他们整个阶级解放完成了之后。他们之所以惧怕跑掉老婆，乃是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充分看见推翻封建剥削以后的成果的时候所发生出来的一种思想。只要土地斗争一深入，他们对于婚姻问题的态度就要大大改变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刊印。
注释
[1]宁冈调查，是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做的。永新调查，是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春做的。
[2]蒋，指蒋介石。桂，指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一九二九年初，蒋介石派遣其驻江西的第一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派遣其驻湖南的第四集团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
[3]陂头会议，又称二七会议，指一九三○年二月上旬，毛泽东在江西省吉安县陂头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和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会议确定赣西南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和扩大工农武装。在土地问题上，否定了按劳动力分配土地的主张，肯定了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办法。
[4]汀州会议，又称南阳会议，指一九三○年六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会址先在福建长汀县的南阳(现属上杭县)，后移至汀州城。会议讨论了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在土地分配问题上，除肯定原来规定的“抽多补少”原则外，又增加了“抽肥补瘦”的原则。
[5]县苏，即县苏维埃政府的简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权通称苏维埃政府。本卷中的“省苏”、“区苏”、“乡苏”、“市苏”，分别为省、区、乡、市镇苏维埃政府的简称。
[6]陈炯明，见本卷第17页注[2]。
[7]仁丰区，在一九三○年五月寻乌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曾改称篁乡区。
[8]三二五暴动，指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共寻乌县委领导农民和青年学生举行的全县性革命暴动。
[9]茶油，也称木油，指用油茶树果仁榨的油，可供食用。
[10]当地称电池为电油。
[11]明钱，即铜钱。
[12]铜片和本文中的“铜板”、“铜壳子”，都指铜元。
[13]“吃油饼”，这里指明吃暗拿占便宜的行为。
[14]靖卫团，又称靖卫队，是一种反动的地方武装。
[15]“奴古”，客家话，指男奴仆。
[16]赖世璜(一八八九—一九二七)，江西石城人。曾任粤军第七军第一师师长、赣军第四师师长、国民党军第十四军军长等职。
[17]堪舆，和本文中的“地理先生”、“看地的”，均指看住宅基地和坟地的迷信职业者，通常称为“风水先生”、“阴阳先生”。
[18]丹青，通常借指绘画。这里指画工。
[19]不(读dùn)，方言，指形状短粗、矮胖。
[20]茶子，和本文中的“木梓”，都指油茶树的果实。
[21]出自《庄子·外物》。原文是“得鱼而忘荃。”荃亦作签，捕鱼用的竹器。
[22]同善社，从先天道分化出来的一种会道门组织，清朝末年发源于四川省永川县，后在反动政府扶持下逐渐蔓延到许多省。
[23]林虎，见本卷第17页注[2]。
[24]许崇智(一八八七——一九六五)，广东番禺人。曾任粤军第二军军长、粤军总司令等职。
[25]唐生智，见本卷第48页注[4]。
[26]方本仁(一八八○一九五三)，湖北黄冈(今黄州市)人。曾任北洋军阀赣南镇守使、赣粤边防督办和江西军务督办等职。
[27]邓如琢，安徽阜阳人。曾任北洋军阀陆军第九混成旅旅长、第一师师长等职。
[28]改组派，是国民党的一个派别。一九二八年底，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因不满蒋介石独揽权力，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被称为改组派。
[29]“老税户”，指祖辈父辈已经是地主的人家。
[30]“山老鼠”，指住在山区，很少外出，不问世事的地主。
[31]这里指分家后曾超群所有的田亩数。分家前曾家兄弟二人共有谷田二百多石。
[32]蒸尝费用，即祭祀费用。
[33]早子，指一年两季稻的早稻。
[34]番子，指一年两季稻的晚稻。
[35]这个注是毛泽东加的。
[36]“等稳就要做到来食啊”，意思是等米下锅。
[37]刘志陆(一八九○——)，广东人。曾任广东潮梅镇守使、粤军第二军军长等职。
[38]油山，指种植油茶树的山地。
[39]刘士毅(一八八六—一九八二)，江西南昌人。曾任国民党军江西独立第七师师长、第五师第十五旅旅长。
[40]李易标，曾任北洋军阀广惠护军使、粤军第四军军长等职。黄任寰，曾任粤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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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2日，红四军在寻乌红50团配合下攻克寻乌县城。5月6日，成立了寻乌县苏维埃政府。随后，毛泽东率红四军前委机关从会昌到达寻乌。这时，闽粤赣边界敌军力量薄弱，战事较少。毛泽东利用这一相对安定的环境，在寻乌作了一次全面深入的社会调查，写出《寻乌调查》、《调查工作》(后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
纵观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历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贯穿其中，而《反对本本主义》则是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开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独立自主原则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开端。此后，毛泽东所写的《实践论》《矛盾论》及《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献著作中，都提到过“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这些著作是对《反对本本主义》的进一步阐释和丰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寻乌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摇篮，《反对本本主义》则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基础。
●毛泽东作“寻乌调查”
毛泽东的这次调查活动首先从了解寻乌县城的情况入手。到寻乌县城的第二天，他就带着一名警卫员，由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领路，先绕县城四周城墙环视一圈，接着便穿行于城内大街小巷之间，与入城赶集的农民和摆摊设点的商贩交谈，还进入一些店铺向老板详细询问生意情况。经古柏介绍，毛泽东结识了原寻乌县商会会长郭友梅等人，了解到许多城市商业情况。
为详细了解寻乌的社会经济情况，毛泽东决定召开调查会。他与古柏一起商定了邀请前来参加调查会的各方面人员名单。为便于召开调查会，毛泽东住进了县城南门外的马蹄岗“天主教堂”。调查会在楼上大厅里举行。经常到会的是郭友梅、范大明、赵镜清、刘亮凡4人，其他还有6人间或到会。古柏既是调查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又兼做毛泽东的“翻译”。
毛泽东对这次调查活动作了充分的准备，事先列出了周密的调查提纲。调查会上，毛泽东像一名小学生，将参加调查会的干部、农民、商人等当成“可敬爱的先生”，恭恭敬敬地向他们请教。调查会开了十几天，白天开，晚上也开。毛泽东还带着工作人员到城郊的田间地头，一边帮助农民耕田插秧，一边做调查工作。最后，开了一个总结调查会，进行核实补充。这次调查，对寻乌县的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分析。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
1931年1月上旬第一次反“围剿”一结束，毛泽东就在古柏的协助下，在宁都小布的龚家祠，将寻乌调查的笔记整理成了著名的《寻乌调查》，报告共5章39节，8万余字。毛泽东作“寻乌调查”，为党在土地革命初期制定正确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政策，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的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
●“寻乌调查”历史背景
毛泽东之所以要在寻乌作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历史背景：
一是纠正党内思想上的“左”倾情绪和行动上的机会主义、盲目主义的需要。当时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到处呈现一片“打土豪分田地”“红旗飘敌军逃”的火红场面。党内和红军中某些同志为眼前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所陶醉，思想上“左”倾情绪重新抬头，盲目乐观，过高地估计了红军的力量，认为全国的革命高潮就要到来;行动上则表现为机会主义和盲目主义，不作实际调查，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危害。特别是党内仍没有解决当时急切的富农问题，对中国的工商业状况也还没有全盘了解，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认识还模糊不清。
二是寻乌特殊的区位。寻乌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是赣南与广东东江地区商品流通的中转站，对了解城市工商业状况能提供第一手资料，在这里开展调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起到“一窥全貌”的效果。另外，经过红军三次来寻乌，已经有了很好的群众基础，这可以为调查提供很大的便利。
●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
1930年5月，毛泽东根据自己调查的切身体会，写下了《调查工作》。
《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的产生，对于清醒分析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关系、剥削状况、农民生活的苦难程度，冷静分析中国革命当时的形势和处境，乃至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成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蕴含着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思想路线，对现在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他说：“一切结论的产生都是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开头。”不论做什么工作，了解和处理什么问题，都必须保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必须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才能获得真正的结果。他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列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失而复得的“孩子”
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是搞好任何一项工作的前提和保证。《反对本本主义》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不因时空的变化而变化，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