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家族企业委员会牵头，做了一份《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报告》。据其数据统计显示，未来10年，中国将有3200万家族企业迎代际传承，其中64%的领导者面临“接班难题”。
如今，10年期已至。历经改革开放40余年，这批企业领导者已步入退休的年纪。他们是中国最早一批投身制造业的人，也是让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人。过去几年，是“厂二代”回家“接班”的高峰期，这个词也一度成了网络上热议的关键词。
在回家工作前，曹浩田和这几年很多辞职、回国继承家业的“大小姐”“大少爷”一样，“都在寻找另外的可能”。
一方面，他们深知自己的起点可能是一般普通人的终点。但另一方面，他们从小见证父母的起早贪黑，工厂的枯燥无聊，内心深处并不想重走父母的老路。
义乌的“厂二代”都有自己的圈子，他们有人趁父母还年轻，选择在外创业，有人只想做个安稳的写字楼白领，有人干脆在家闲躺着，“只要不回厂里都行”。
但绕来绕去，大多人还是要“接班”的，不论是乐意还是不乐意。他们就像连着线的风筝，看似在天空翱翔，但总有一天会被那根线拽回来。而回家后，他们则面临更大的焦虑，“如何才能在父辈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成果？”
家里是跳板
在这般与自己较劲之前，曹浩田和很多义乌的厂二代一样，“不想回家‘接班’，不想被人说‘靠父母’，想干自己喜欢的事情”。
他辞职来到父母所在的城市义乌，离家几十公里，却不愿意回家，而是到直播公司当主播助理。干了几个月，他说服公司最厉害的主播跟着他创业，几个人在小小的出租屋里直播带货，“没干出名堂”。主播觉得赚不到钱，便离开了。
对于赚钱，曹浩田其实早有心得。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也是留守儿童。小时候，父母在义乌打拼，他回到河南老家上学，成长路上的每一个分叉口，都没有人给他任何建议。在懵懂期，父母的事业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
小学六年级时，他被叫过一次家长，原因是他在学校做生意。班上有同学不想写作业，曹浩田一个个回收他们的作业，找到尖子生帮忙写，“比如一张试卷收费5元，我挣3元，尖子生挣2元”。
学校的寄宿生需要给手机充电，或者从外面带吃的进来，曹浩田就雇了几个走读生帮忙做这些，他作为中间商赚取一部分差价。
学生时代的曹浩田不缺钱，父母给足了生活费，他在学校挣的毛毛角角，还不如生活费多。但他享受赚钱的快乐，“纯粹好玩”。
但长大后，曹浩田不可能再向家里要生活费，当赚钱变成了生计手段时，就不那么好玩了。
回家上班前，他一共创业过两次，都失败了。第二次是和朋友拿着手机在义乌四处探厂，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短视频，希望有人能找他们采购。他们谈成过大大小小的单子，但始终赚不到钱，“大客户不会看上我们，小客户又没利润”。
最迷茫的时候，曹浩田只剩下十几元钱，下一顿饭吃什么都不知道，但他仍然觉得自己能行。拍短视频这条路是可取的，他的思路清晰，只需要一个跳板。
接班，又没完全接班
在义乌，真正自愿回家接班的“厂二代”并不多。
“如果有得选，我想在一线城市做企业策划，一个月能拿个几万元，有正常的周末，假期能四处旅游。”邹雪说，她回家接班完全是“迫不得已”。
留学回国后，邹雪在上海的一家外企做了两年企划，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子和节奏。虽然比想象中忙碌不少，但每天穿着想穿的衣服，化个精致的妆容，端着咖啡行走在高端写字楼里的感觉，是义乌那间偏僻的工厂和她看不懂的机器无法给予的。
直到前年春节回家，她看见父母的白头发比以前多了不少，一向喜欢打扮的母亲也不化妆了。那一刻，似乎有什么击中了邹雪的心，上海的咖啡变得没那么好喝，写字楼再光鲜也与她无关。
2022年的春天，她辞掉上海的工作，走进了另一种人生。开车经过义乌商贸城附近繁华的街道，驶过一大片城中村和厂房，道路两旁的树林和小作坊轮番倒退，就到了父母辛苦打拼了20多年攒下的厂区。“以后的生活就在这里了。”邹雪想。
回来之后，邹雪的工资是5000元一个月，她迅速融入了当地的“厂二代”圈子，发现很多人的情况和她差不多，“不是4000元，就是5000元，大家都在有钱没钱的状况中反复横跳，连请朋友吃饭都抠抠搜搜的”。
饭桌上，“厂二代”们聊得最多的，不是父辈的生意如何了，而是自己做了什么创新项目。他们都缺乏一种“价值感”，都在有意无意地和父辈划清界限，“父母的是父母的，我的是我的”。在真正证明自己之前，大家都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探索期。
工厂生产的是树脂配件产品，客户主要是欧美、东南亚等地的经销商。邹雪招了一个电商运营，两个人从零搭建店铺，接待询盘和订单。
但更让她焦虑的，不是远方的客人，而是厂里的改革。工厂里有100多个员工，其中大部分是早期跟着父母打江山的“元老”。邹雪面对他们时，常常有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刚开始，邹雪到车间让仓库的老主管清点一下库存，卖不出去的老款集中堆在那边，没有人过问，也从来没人处理过。老主管微微点了头，过了两天邹雪过去时，那些东西还堆在仓库里。她有点生气，让老主管尽快处理这件事情，结果他仍然埋头干自己的活，“我说什么他都不听，埋着头干他自己的，我在旁边噼里啪啦地讲，像个透明人”。
邹雪跟他僵持了许久，对方不讲话，她也看着他不动，最后他抬起头说了一句：“我当年跟你爸跑客户的时候，你还在吃奶。”
老员工们不理解邹雪的排班表，不会参与她通知的全员会，产品线有调整的时候，他们也只是不耐烦地说一句：“让你爸来跟我说。”
“都是被我爸惯的。”有一次邹雪气急了，向父亲要求换掉一部分人，“效率太低了，思想太陈旧了，凭什么看不起我！”但父亲拒绝了她的提议，开掉那些跟了他多年的老员工，他心里过不去。
后来，邹雪慢慢招自己的人，拉拢厂里相对年轻的管理人员，那种时不时受气的感觉才慢慢减轻。
“不后悔接班”
“2024年，打算死磕自媒体。”年初，邹雪在社交平台这样写道。这样的想法一半是源于焦虑，“前几年义乌的‘厂二代’聚在一起时，聊的都是电商，这两年都在讲短视频”。而她身边也有好几个人靠短视频接到了稳定的订单。
邹雪建了一个“义乌厂二代”的群，建群的目的是互利共赢，让彼此看看能否有合作的机会。但群里大部分人在介绍完自家产品后，都开始吐槽最近做亏了哪些订单，遇到了哪些坑。
像曹浩田这样，在短视频上获得成功的义乌“厂二代”并不多。
他回家后，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短视频上。他和父亲正面划清界限，不会参与公司的管理，而是“干自己的，赚自己的”。
20多年前，曹浩田的父母从河南老家来到义乌，从篁园市场的小摊到义乌商贸城的铺子，从工厂到展厅，一步步建立。他们销售涵盖厨房用品、文具、餐具、个人护理、饰品等在内的2万多种日用百货，去年销售额达4亿元。
拍短视频的前半个月，曹浩田都感觉自己是在做无用功，“基本没人看”。直到第十五天，他发了一条短视频，教大家如何在义乌找到靠谱的货源，一下子有了几十万播放，后续积累到二百多万播放。
他一个人拿着手机自拍，寥寥数语组成的三十多秒视频里，他的刘海半遮住额头，没有太多表情，圆圆的脸蛋显得人很诚恳。这条视频也带火了“一块哥”，有一次，公司的招商经理带客户来展厅，他正好在拍短视频，客户惊讶地喊一声：“你不是‘一块哥’吗？”
后来，曹浩田每天都要更新短视频，过年也只断更了两三天。之后的视频里，他自信感十足，梳起了背头，穿上了衬衫，用高昂的声音和露齿的笑容介绍着他们展厅的小百货。
“80抽的婴儿手口湿巾，拿货一块多，你来卖三块。”
“网红竹节杯，拿货一块多，价格你来定。”
700多平方米的展厅里，如果没有客户，就只能听到曹浩田浑厚又高亢的嗓音。走红后，表哥成了他的摄影师，他们还将视频发到了TikTok（抖音短视频国际版）上，也获得了不少订单。有一个在国外生活的广东人找上他，两人聊得起劲，这位客户连店面都没有，却坐着飞机跑来义乌看货，然后飞到国外租店面，一口气下了十几万元的订单。
在短视频里，“一块哥”自信、健谈、靠谱。关掉镜头后，在客户面前的曹浩田八面玲珑，能言善道，这一面的他为自己在有限的选择里，创造了新机会。而另一面的他，是相对内向的，“其实我很不爱社交和讲话，一个人的时候就在家打游戏”。
严格意义上，他并不认为自己算真正的“厂二代”，因为他还没决定彻底接班。他和义乌无数“厂二代”一样，想趁年轻，“寻找自己的天空”。迷茫是注定的，但也只能带着迷茫走下去。
邹雪的短视频账号始终没做起来，她认为是产品的原因，正准备往人设上打造。工厂前几年亏损的元气，还未完全恢复，有时候她感觉自己回来接了个烂摊子。每天，她都会忙得脚不沾地，然后带着焦虑入睡。这种感觉，她不想让未毕业的弟弟承受，“如果他将来不想回来，我也会替他争取的”。
但想了一阵，她又说：“不后悔回来接班，我的条件已经比普通人好太多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