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7日，一个闷热的多云天。北京胡同一家综合的小展馆里，聚集了16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那天人很多，咖啡厅坐不下，我们搬了板凳在一楼大厅围成一圈”。
他们的面前放着红茶和咖啡。整个下午，他们讨论着如何直面死亡、练习死亡、如何才能从容赴死。这是黄子逸在北京主办的最后一次死亡茶社，虽然谈的是死亡，但气氛却轻松愉快。
“如何很好地告别？”
“你赞成安乐死吗？”
……
这个名为DeathCafé（死亡咖啡馆）的活动起源于瑞士社会学家伯纳德·克瑞塔茲的概念，2011年，英国人乔恩·安德伍德把它变成现实。DeathCafé提供了一个交流和碰撞的平台，人们可以和陌生人一起，一边喝咖啡，吃蛋糕，一边聊聊在很多人看来忌讳的话题——死亡。
DeathCafé现已在世界各地举办了3000多次聚会，演变成一个社会加盟活动，在任何城市或社区，人们都可以按照乔恩·安德伍德在网站所提供的信息举办自己的DeathCafé。在某些地方，这一形式也被称作OpenDeathConversation（公开死亡对话）。
到了中国，DeathCafé被更名为“死亡茶社”。两年前，27岁的姑娘黄子逸将它带到了中国，至今已举办了16场。死亡茶社中的所有话题围绕着死亡，没有固定主题，参与者可随意讨论发言。“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到两个小时是‘共同体’，要一起来完成一次美好的交流”，这是子逸对茶社的期许，她希望死亡这一话题能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个真正可以在鸟语花香的地方，喝着茶，吃着点心聊的话题”。
未知死，焉知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公开讨论死亡，进行关于死亡的自我教育。通过死亡茶社中的对话和倾听，有人依然疑惑，有人对死亡脱敏，也有人达到同自我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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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逸第一次感知到死亡这件事情是2岁的时候。在外婆的葬礼上，她被父母抱在手里，看着外婆的棺材，身边一片啜泣。
其实，和死亡的关系早就存在于她的名字里。“在我出生两年前，母亲怀过一个男孩。死胎，可能是医院的疏忽”。后来父母这样向她解释她的名字：子，代表儿子，逸，是飘逸上天。她从小就就这样介绍自己，儿时，还会祝福天上的哥哥。直到10岁，她去柏林同母亲一起生活，才慢慢停止这样介绍自己。同一年，她真正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会死这件事，吓得在姨妈的怀里哭。她和父母聊死亡，但并没有得到答案。
慢慢地，她对死亡的思考取代了单纯的恐惧，“虽然说会怕，但我相信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体。对自己此刻处境的判断和对世界文明的认知，可以从有自我意识的感官吸收并消化，也可以透过任何一双五百年前或五百年后的眼睛发生”。
她对灵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阅读书籍、上网查资料，想要透过他人的眼睛去弄懂死亡和生命。可是困惑还是不期而至。
2014年年初，子逸好友的弟弟去世。面对朋友的伤痛，她感到无助。在这之前，她曾与一位中学时的朋友聊起了毒品，读了那些毒品功效的分析后，她开始质疑灵魂的存在。“之前一直相信有灵魂这个东西，它会是我毕生努力的精华。后来仔细想想，好像我们的个性，记忆等等，都是来自身体内‘随机’的化学物组配。”
子逸有些迷茫，“很想跟人聊聊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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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逸介绍死亡茶室
两年前，子逸从电视报道中获知伦敦有人办死亡茶社，在这之后她决定办起自己的茶社。
初次尝试，地点选在家楼下的咖啡厅，围着一张小木桌，天气和暖。“只有三个人参加，包括我”，其中一个是子逸在街头认识的挪威音乐家，还有一个是她当时的男友，一名电视制作人。
在柏林，死亡茶社开展了7次，参与者来自各行各业，人数逐渐增多。
很多故事，在来到死亡茶社之前，是无法想象的。那些奇怪甚至荒诞的东西，真实地存在于某个人生命的角落，如同潜藏的暗流一般，只有在这个短暂相聚的时刻，才汇入海洋。
提到这个故事，子逸有些沉重。“有时候，你会觉得好难过，怎么连这样的事情都有。”
但死亡茶社不是提供治疗的场所。之前曾有一位女生聊起自己的母亲过世，讲述很多细节，过度伤感，没人忍心打断她。这一类情况让子逸有些困扰，“我不是专业的咨询师、心理医师，虽然办了这么多活动，累积了一定的经验，但我更希望陷入巨大心理困境的朋友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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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逸将来到北京称为“东游记”。大学毕业后，她想出去走走，听了唐朝、黑豹和鲍家街43号，对北京充满遐想和期待。她喜欢北京和柏林一样的宽敞，“很多元，不拘小节”。在柏林成长了这么多年，她想看看中国变成什么样子，想看看自己到底是哪国人。
在北京，她被称为将死亡茶社带到中国的第一人。好奇的人很多，第一次北京的茶社就来了12个人，而活动的真正进行却没那么容易。“在北京做活动的时候，很多人的自我介绍开场白是‘我想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我就想，天啊，不是讲座，我是要给你们一些启发。”
这个活动纯属公益，而子逸享受着整个过程。“每次活动的宣传海报也是我自己设计的，乐在其中”。她要求自己去充实专业知识，让讨论在必要的时候能有深度，还会学习一些主持谈话的技术。虽然在北京的活动和柏林有些不同，但子逸将每一场都视作“独一无二”。
参与者的反馈成为她坚持的动力，他们评价死亡茶社“很有意义、很需要”。另一层动力在于能听到不同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伤痛，自己的勇敢。相互启发，相互解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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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后一次死亡茶社活动
2016年7月17日的那场夏日聚会，是子逸在北京的最后一次死亡茶社，也是她的送别会。
那天来的人很多，有父亲身患癌症的艺术家，有对活动感到好奇的20岁大学生，还有有过濒死经验的老师和服装设计师，以及历经亲人逝去从此惶于亲友死亡、希望借此解开心结的编辑。
那次活动，很多人都记得聊到了“从容”：好好地活着，意味着时时刻刻都能从容地走。死亡茶社在北京办到第16次，子逸觉得她自己也得“从容”了。
这段经历让她成长，学会坚持，也见证和记录了她在北京的生活，有过落魄和煎熬的时日，“但还是洗了把脸，来办了活动”。
这么多期活动后，再谈到“死亡茶社”四个字，子逸说她更看重“茶社”二字，而“死亡”其实是私人的那一部分。
回到柏林后，子逸继续组织着死亡茶社。她说：“人和人总是在无意和有意地感染着，互相影响着，这很奇妙。你做的每件事情，都会不由选择地留下痕迹。在别人心里留下的痕迹，让我们活在彼此的生命里。这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永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