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原浆散文”命名的散文征文，已在《星火》杂志持续了一年多。关于这次征文的初衷与命意，《星火》主编、作家范晓波先生曾有过清晰的表述：“作品题材不限，但要求使用作家的直接人生经验或社会观察，不依赖搜索引擎和文史资料，像乡村酿酒一样使用真本实料，高投入低产出，尤其期待经历了十年磨一剑的沉淀和发酵后，把个人经验和时代烙印融为一体的厚重之作。”“粮食通过酒曲发酵，完全不勾不兑形成的原始酒液叫原浆酒，以此类推，我们用一手经验创作的散文不就是原浆散文吗？”（《痛饮生活的原浆》）由此可见，所谓“原浆散文”作为一种新的象喻性的创作提法，其精神内核是强调散文家的经验当家，精神在场，同时去粗取精，厚积薄发，努力酿造足以传递生命质感，能够折映生活本真的艺术篇章。
令人欣喜的是，《星火》对原浆散文的倡导，赢得了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一年来，刊物收到的应征作品多达数千件，折映出作家踊跃参与“原浆式”散文创作的巨大热情。而刊物相继推出的数十篇原浆散文作品，更是以一种切近生活原生状态和原汁原味的文心与笔触，激活了作家经验世界的无限玄机，从而把一个时代的多种面影、多样情境刻进了历史光盘。这当中一些有益的探索与成功的追求，值得我们细致梳理和认真总结。
散文作为文学中的“自叙事”（相对于小说的“他叙事”）文体，无疑格外看重自身表达的真实性。然而，何为散文的真实性，散文界的看法迄今并不一致。有人把散文的真实性解释为必须写真人真事：也有人认为散文的真实性，其实与文学的艺术真实并无二致。在这方面，原浆散文的作家，虽不曾有过专门的观念宣示，但还是透过自己的审美侧重和言说方式，呈现出别样的理解和认知——散文的真实性更多是指叙事者高度个性化的精神在场和直面生存，即创作主体敞开心扉，捧出灵魂，以特有的无所讳饰的豁朗与坦诚，酿造物我同在、形神合一的艺术情境，进而使读者产生生活确实如此，生命“就是这样”的肯定性感受与认同性评价。
从陈果的《父亲，父亲！》走出来的父亲，命运跌宕，性情复杂：他是乡村大地上最早富起来的“陈万元”“陈十万”，但后来却被无序商海和不良商人榨光了劳动所得，成了失败的创业者。他“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着”，成全弟弟妹妹的学业；解决乡里乡亲的困难；即使遭遇车祸，一旦获知肇事者家中还有两个没长大的孩子，便毅然承担起全部医疗费用。然而，他对自己的儿子却格外严厉，格外“抠门”，有时甚至不近情理。父亲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的感受是：“指望他温和以待时他是那样高冷，担心他沉陷软弱时他是那样坚硬，以为他内心冷峻时，自内而外，他让你读懂了什么是真正的宽厚与温情。”而当我们将这样一位立体多面的父亲，放到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加以观察，即可发现，他在很大程度上浓缩了整整一代人的奋斗史和心灵史，是许许多多普通劳动者和谋求改变者的代表。
彦妮的《北风扬》再现了作家进城后以卖报谋生的一段经历，其画面中固然不乏屡屡碰壁，一再受挫的艰窘，但亦有“我”与妻儿的相濡以沫、朋友与“我”的抱团取暖，更有来自赵老师、吴老师和原君们的同情、关心与支持，所有这些汇成一种温暖向上的力量，传递出当今社会底层生存的活力、动力与希望。温新阶的《村小备忘录》勾画出一位令人难忘的陈老师：在岗时，他锱铢必较，以小气闻名，连校长借一根针都要记账。退休后，他一洗故态，竟然长期资助了三名初中生；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不忘把该交的资助费预先交给学校。陈老师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他的同事们说：“是因为收入的变化”，同样是老师，现在的工资是过去的一百多倍，所以“他老想做点正事和善事”。而收入的变化说到底也就是时代的变化，这里，陈老师为人的变化，实际上成了社会前行的注脚。还有杜怀超的《琥珀色的旧事》，欧阳国的《父亲进城》，朱朝敏的《塔灯》，张映勤的《网兜儿和菜篮子》等，都把个人的命运和感受镶嵌到了宏大的时代进程之中，溶解到了摇曳的历史细节之内，从而有效地强化了作品内容的纵深感和丰富性。
有很多时候，经验和体验是感性的、丰富的、鲜活的，但又是浅表的、凌乱的、杂芜的，这决定了散文家要想较有深度和力度地表现经验世界，除了应当尽可能保持其直观性、生动性和现场感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善于启动思索的目光，深入打量并破译自己的经验积累和感性储备，就中发现蛰伏的精神因子，为葱翠的形象之林融入深刻的理性内涵。一些原浆散文作家无疑深谙此道，其笔下作品明显呈现出写“形”亦写“心”，审美复“审智”的取向。
斤小米的《让尘土复归于尘土》，讲述了父亲借钱给别人却让“我”来讨债的一段经历，不过作家没有将这段经历处理成简单的经济诈骗或债务纠纷，而是准确地抓住了父亲身上潜在的二重心理：因为是从贫穷中走过来的，所以“在可以静坐喘口气时”，他愿意当一回债主，找一份助人的快感，也愿意把信任留给仍在同贫穷搏斗的人们；然而，曾经的拮据又使他特别在意手中的钱财，一旦发现它陷入危险的境地，有可能不翼而飞，就会感到格外的懊恼、惊慌和无措，以致将难题捧给女儿。为此，作家除向父亲施以援手外，还由衷希望：“且让张牙舞爪的尘土落在地上，复归于尘土，而善良宁静的本心复归于淡定安然。”毋庸讳言，对于仍在追求或希望财富最大化的那一群人来说，作家所言并非切实可行的救赎之道，倒是她所展现的生活实景向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正在经历着多种变迁与沉浮的芸芸众生，亟待一种崭新的精神启蒙与妥善的心理关怀。
指尖的《在我和我们之间》通过对“我”的生命历程的回眸，揭示了一个问题或一种现象：人们普遍“怕孤独，怕寂寞，怕排挤，怕成为令人厌恶的人”，因此便极力同别人一样，极力靠近大多数，极力成为“我们”中的一员。这样的处世选择是正确的吗？作家在咀嚼半生经验的基础上，用含蓄的形象做了小心翼翼的否定性回答。尽管早在一百多年前，鲁迅就抨击过“借众以陵寡”的现象，并倡言“任个性而排众数”（《文化偏至论》），但现代人究竟该怎样看待并处理现实生活以及民族语境中的群己关系，始终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在这方面，指尖提供的经验和思考既有意思，又有意义，值得我们持续探究，不断叩问。此外，王雪茜的《特洛伊木马》、梁炳青的《教师手记》、林文钦的《入静》、丘脊梁的《悬空》等，或包含着自觉的问题意识，或联系着繁复的哲学话题，均有较大的理性空间，进而使作家的经验世界愈发曲径通幽，耐人寻味。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的经验积累是以表象储存为基本载体的，而表象储存在人的头脑中尽管是具象的、直观的，却并非总是记忆的底片和往事的复原，其中所谓“想象性表象”便常常搅拌着移位、变形、通感、幻觉等等，因此，散文家书写经验世界也不一定仅限于写实的、再现的路径，而是完全可以引入写意的、表现的，乃至抽象的、超验的构想，以营造丰赡、奇崛、摇曳多姿的艺术空间。在这方面，鲁迅的《野草》堪称经典和样板，这部作品原本浓缩了作家在绍兴、北京等地繁复多样的经历和阅历，但这一切在走向读者时却分明呈现了“诗与哲学”的非写实形态，其中的象征、隐喻、拟人、梦幻以及意识流手法等等，不但更新了文体与修辞之美，而且使作家的经验和体验因为曲折含蓄而愈见丰沛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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