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一天，我无意间碰见葛师傅――葛麻之后，忽然想到了，那两年原来在他那儿！那一段亦新亦旧，亦左亦右，躁动又空洞，热火又惶惑，暧昧不明，似是而非的岁月，大约只配属于葛麻一类人。果然，后来葛麻自己也说，要是没得老子，他们那两年么样过哟！
大约这个段子，刘师傅在不同场合给不同对象讲过多次，所以刘师傅刚一开口，葛师傅便讪讪苦笑地说，个把妈个把妈又来了又来了。葛师傅也不去打断他，一直讪讪苦笑着听刘师傅不紧不慢地将段子说完。说完后也跟大家一起笑。看他那个样子，似乎还喜欢听。笑完后，葛师傅说，怪物刘，你这会编故事你怎么不去当编辑呀？起码到厂革委会大批判组去混一身清爽衣服穿穿呀。
这个段子，大约的确是刘师傅编排葛师傅的，因为后来我们在别处也听见了类似版本，但和葛师傅无关。那些日子里，这一类小段子或长故事，只要一出来，便立刻传遍天下，比如今电视台的速度还快。什么《梅花党》、《一只绣花鞋》、《塔里女人》，一处有了，全国各地立刻也有了。
女工大多也没有绰号，只有那些很风流很强悍很有个性的，才会被起一个绰号。比如说磨盘（指臀部），半球（指胸部），夜叉，黄母，岔吧子（爱多嘴）……还有“大班车”“小班车”，这是指她们在男女之事上很随便，谁都可以上的意思。不过，师傅们叫这些女工的绰号时，大多并无恶意，甚至还有许多亲昵在里面。可以感觉到一种向往一种欲望。
工厂的女师傅们都很泼辣，很皮实。能应对来自男工的许多尖利的挑衅。
如果说，插队时，我们那儿的贫下中农们能把一切农活农具农作物引申到性上面去的话，那么进厂后，我们发现，工人阶级同样能把工业战线上的一切工种工具工艺过程和性相联系，比如螺栓螺帽，比如说镗孔钻眼子，比如说粗弹簧细弹簧，比如用钳台夹零件，比如用油枪往设备灌黄油……全都能即兴说出一些妙不可言的隐喻来。那种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很让人惊讶与佩服的。如果没有先前的贫下中农和后来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我们这些在严格的禁欲主义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到现在可能都还在黑暗中摸索。
当然，有时男师傅们的玩笑开过了头，或恰好当时女工们兴致很高，那有人就要吃亏了。比如按翻在地，脱下裤子，用红油漆在某个私秘部位狠狠地刷上几笔，待它干后，才放他起来，叫作“打火印”。那个地方很敏感，不好用汽油香蕉水洗，弄掉它很麻烦。不弄掉，回去对老婆又不好交代。所以，男师傅们别的都不太怕，就怕“打火印”。我们在乡下的时候，见过类似活动，但那些贫下中农“妇联们”最多也只是抹一点稀泥牛粪之类，没有工人阶级的巾帼英雄厉害。
八连清一色的男性。只有楼上办公室的一个统计员是女的。但她极少到车间来。因为来了就不知道会碰见什么，有时候是听起来很文明，其实是很黄色的笑话，有时候是一大堆狼一样的眼睛。八连的师傅许多都是半边户，就是老婆在农村。再就是光棍汉。有时还会撞见一些不雅的场面：浇铸完后，一身臭汗的师傅们会将身子剐得只剩一条小裤头。要说八连比其他连队有什么优越之处，那就是天天可以洗澡――冲天炉的冷却水，在炉子上一转，便是热腾腾的洗澡水了，那简易澡堂子的门从来不关。其实那统计员已三十好几了，长相也很一般，要在别的车间，想让别人多看她一眼还不太容易。
葛麻有一个毛病，在自己人中间，你怎么开玩笑都可以，若有其他人在场，特别是有漂亮女工在场，你要拿他的生理缺陷开玩笑，他就会恼怒，就会记恨。一次，一个外车间的女青工到班组来找他，一个师傅远远叫了一声葛麻，他立时就变脸了，冲到那人跟前，恶狠狠地说：老子麻，你过细看看，老子的底版比你正多了！恰恰那个师傅又生得不太好，被他这么一抢白，脸顿时红了起来，嘀咕说，撞到鬼了，平时叫得好生了的。
葛麻很愿意助人为乐，谁想要翻个炉面炉齿炉封门、锅架灯座铁熨斗什么的，只要找到他，他都一口应承。那天那个女青工就是来找他做这一类事的。他专门有几个这一类的小模子，藏在他的工具柜里，别人有求时，便很当一回事地拿出来，事先做好砂型，待公家的活计干完之后，用一勺剩余的铁水，将这些小私活做了。那时候，工人师傅的许多日用品，都在厂里做。小到挖耳勺钥匙串，大到婴儿车双层床。有时候还需要几个车间不同工种之间的配合。真正做到了以厂为家。不过这类化公为私，都有个限度，如果太过分，别人是要说话的。像后来，杨主任拖了整整一车木料走，就大大超过限度了。
果然，葛麻在乡下待了四五年，又回厂了。三年饥荒结束，又要发展经济了。厂里想起了葛麻，通知他回来。因为当初本不应该他去的。葛麻回到厂里，厂里照顾他，给了他一级工待遇。当年和他一起进厂的，已经拿到三级，还有的四级、五级了。一级工32块钱。后来，他为老婆谋得了一份在废料场清废料的差事，一天八毛。后来涨到一块。干一天有一天。其中的生铁件清出来之后，要送到葛麻的车间，投进冲天炉化铁水。这样，葛麻和他老婆除了生活关系，又多了一层工作关系，日子过得也算幸福。他毕竟把一个乡下女人变成了一个城里女人，这是他作为一个男人非常自豪的一点。原来养父母留给他的那间棚屋，在他下乡后被房管所收走，已分配给别人居住。厂里在厂外很远的一处老房产中，拨了一间给他，十五个平方，虽然破旧一点，但也不比原来的那间棚屋差。再说那时他还没有孩子，没有多少家当。于是，人们每天便可以看到，葛麻骑了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后面载着他的老婆，春风得意地上班下班。
我们那一批知青进厂的时候，已是七十年代中期。我们厂的文化大革命早已结束，当官的继续当官，做工的依然做工，恢复了秩序。工人们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从他们的语言中可以看出，他们说到文化大革命时，总是说“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显然，他们已经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件往事来说了。这一点，他们的看法和官方不太一样。所以，１９７６年以后，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怪物刘便不解地问，怎么才结束呢？不说，我们都忘了这件事。
厂里成立新生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的时候，葛麻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果然是一个男孩，８斤９两，白白胖胖，英俊无比，让平时很少沾酒的葛麻喝醉了。满厂见人就拉扯着说，走，去看老子的儿子……去看，举世无双，老子的儿子……葛麻将儿子取名葛伟－－与革委谐音，算是献给新生革命政权的一份厚礼。小名九斤。他不知道九斤这个词儿在那个年代是犯忌讳的。后来批斗他的时候，说他当年在新生革命政权诞生的时候，给儿子起名，大名革委，小名九斤，用心何其险恶。他为这个罪名苦苦思索不得其解，一次偷偷问我，我说，九斤是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一个老太太，她总嫌这世道一代不如一代。葛麻听后，指天发誓说，鲁迅我知道，但他的那个九斤我天地良心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葛麻是一个渺小的人，一个卑微的人，一个对人民没有多大作用的人，有时还是个低级趣味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菜，就是让人下饭喝酒的小菜。
工作辛苦，生活单调，又大多是半边户单身汉，八连人都爱喝点酒。喝不起好酒，常年喝那种四角钱五角钱一斤的粮食酒。三年饥荒，那种四角钱五角钱一斤的酒也没有了，就到医务室搞酒精，兑一些水，当酒喝。医生说，要喝坏人的。翻砂工们说，我们的五脏六腑砂子磨，烟子熏，铁水烤，哪还怕这一点点酒精呢？还可以消毒吧？果然，喝下去，啥事没有。只是口感不好，烧喉咙。翻砂工喝酒，有自己的行酒令，让我们知道了葛麻说他是个菜是什么意思。那行酒令是这样唱的：一堆沙呃，沙一堆呃，两瓢水（铁水）呃，水两瓢呃，不睡觉呃，三班倒呃，四季豆呃，武（五）昌鱼呃――你是我的菜呃，吃你的肉（六）呃――唱到此处，会恶狠狠地生出一副胜券在握的气势，如果那一把恰好嬴了，便停下喝酒――与别处不同，在八连，是嬴了的喝酒。于是喝酒人端起缸子，又恶狠狠地说一句，吃你的肉呃，便喝一口。
葛麻对我们这群新工人很厚道，有时甚至过分殷勤。进厂后，我们每个人都分得了一个师傅，教授我们一些生产技能。这种师徒关系，带有很多旧时味道，比如师傅将徒弟带回家吃饭，比如徒弟年节中提了糕点烟酒去拜望师傅，比如师傅可以向徒弟讨烟抽，比如徒弟可以让师傅帮忙撒谎请假。反正就是一家人的父子关系那样。称呼别人的师傅是要带上姓的，张师傅王师傅李师傅刘师傅，称呼自己的师傅则无须带姓，宛如孙悟空叫唐僧那样。有技术的师傅往往也只私下教给自己的徒弟。葛麻没有自己的徒弟，但他对所有的新工人都很好，很关心。要浇铸了，发现谁没有戴手套系护脚，没有穿那种大头翻毛靴，便会上去说，伙计，干我们这行怕不得麻烦，穿起来穿起来。要是别人忘了带来或丢失了，他会从自己的柜子里去拿一副给你。谁浇铸的姿势不对，他会放下自己的活，跑到你跟前，手把手教你。这类举动，有时让那些新工人自己的师傅多少生出一些醋意。葛麻还喜欢和我们聊乡下的事。可以看得出来，葛麻对那一段田园时光还是很怀念的。他说他现在每年都要回乡一两次，老亲爷老亲娘在那里。虽然不是嫡亲的，但毕竟还是他们带大的。
葛麻不适应和陌生女性交往，特别是年轻漂亮的，有时，一块进厂的女生来找我们，葛麻马上就会避开。我想，当初他愿意干翻砂工这一行，大约也有这个原因。
说了这么多细细碎碎的往事，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葛麻的１９７６――１９７８，那么葛麻的一生应该是极其平凡极其暗淡的，这一类人成千上万，蝼蚁一般，出生、成长、工作、衰老、死去。然后再没有谁说起他来。但葛麻突然间就成了一个风云人物。我估计，东升厂的厂史，要如实书写的话，那么葛麻是应该入史的。
１９７６年是龙年。民间说，龙年多灾。果然，那一年从年头到年尾都没有安生过。先是周总理逝世，接着是朱老总，再就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当中还夹杂了一个天安门事件一个唐山大地震。刚把伟大领袖的追悼会开完，英明领袖上台，又传来京城抓了四人帮――其中还有一个是伟大领袖的遗孀。这些事放在往年，一件都足够重大了，你看，硬是龙年狠吧，能把这些事堆到一起办了。怪物刘是这样说的。
几天后周总理去世。大家都很悲痛。葛麻也很悲痛。跟大家一起扎花圈，设灵堂，带黑纱，听广播。看新闻片的时候，葛麻还哭了。遇上这么惨痛的大事，葛麻也不好马上去追问要让他等多久。接着又是春节。春节期间，好容易一年一次的喜庆，葛麻觉得也不太好去闹自己的待遇。节后上班，钱也用完了，葛麻等着发补助，结果补助名单上没有他。一问，说是某某某春节家中失火，某某某孩子出了车祸，某某某老婆生重病开刀抢救。问题都比他严重，困难都比他大。葛麻这才知道，要他等着的就是这样的结果。据说以上情况属实，再说，他葛麻自己也说了，不要补助。葛麻一下像被霜打了。班组的师傅们也都很同情他。怪物刘说，跟你说了，搞不赢他们的。有的说，抱个小面，底下找他们认个错。搞不好，你老婆的临时工都做不成。葛麻咬牙切齿地说，老子再不求他们了。老子挑沙卖血也不求他们了。
葛麻有生以来第一次为自己利益而斗争，就这么失败了。
下面顺便说说那个二号小院，因为不久之后葛麻就要住进去了。
我们的厂区是个不规则的长方形，西北角有一块向外突出的地方，那儿有一个厂中院，驻扎着厂部各首脑机关，人称一号院。在一号院与北墙交界处，还有另一个院中院，门就开在高大的厂墙下，一排槐树丛中，不细看，不易发现。老师傅们说，那个小院原来在厂外，解放初那家人家的男人被镇压了，家属赶了出去，厂里便把院墙打开做了办公的地方。办什么公，谁在那儿办公，大多数人不甚了了。平时谁也不到那儿去。有人说，从五十年代起，那个地方就是个关人的地方。从原来那个老厂三反五反打老虎，肃反审干打右派，直到新厂反右倾，拔白旗，四清，文化大革命，一打三反清查“5·16”，以及平常岁月中的政治案经济案生活作风案，都在那儿处理。在里面工作过的人自称“契卡楼”，那是从苏联学来的一个洋名。工人们则直称“厂号子”。反正那儿是我们厂集公安，检察，司法，监管于一体的一个强力专政机构。好人不进去，出来没好人，大家都躲它远远的。葛麻在厂里前前后后待了十多年，一九七七年进去的时候，也是大姑娘上轿第一次。但直到出来，也没有将其中的布局、型制、构造完全搞清楚。
关于葛麻秘密传达的最新指示，不久果然得到证实。那天召开全厂大会，动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会议气氛很紧张，是厂革委杨主任亲自主持的。他足足讲了一个下午。葛麻说的那段话，杨主任也说到了，但大家听着听着，发现杨主任说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只是说邓小平那些人，和他杨主任是没有关系的。杨主任又说，这种右倾翻案风啊，在我们厂也有苗头。今天我不点名，这个人很有特点，名声很大，不点名他自己也知道。这个人不光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从前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案，他都想翻。可以说是翻老帐了。我在这里严正告诉他，我们对他所作的一切，都是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依据的。下面我给大家念一条最高指示－－最高指示：“发动群众，厉行精减，把多余的劳动力尽可能抽出来，下放到农村去。”
杨主任说到不点名的时候，便有人开始笑了，坐在前面的就回过头来看葛麻。说到最高指示的时候，大家收起笑脸，心就绷紧了。知内情的，明白这是针对葛麻，不知内情的，便惶惶然以为厂里又要搞精减了。葛麻这才知道了那杨某人的厉害。难怪这些日子怪物刘一直泼他的冷水，他一副曾经沧海的样子对葛麻说，算了，你搞不赢他们，理也在他们手里，权也在他们手里，怎么说都是他们对。师傅们的这类感觉，怪物刘的这类说法，大约是有道理的，相当于日后一些学者们说的话语权的问题。
大约头天夜里工作得太晚，葛麻是踏着上班铃冲进车间的，他一进车间，便有人大呼，葛司令到－－“葛司令到－－”也是源于电影中一句很有名的台词，立刻又有人大呼－－立正！这次葛麻没有随大家一起讪笑，绷着脸径直走到工具柜前换衣服。于是大家也不再笑闹。毕竟这是一件很严重甚至很悲壮的事。大家不知道会有什么在等待着葛麻。倒是厂里的态度－－包括从来就刚愎自用的杨主任的态度，出奇地暧昧，就连前些天还调戏过葛麻的许科长，也没有说派人来把那些大标语处理了。
葛麻换好衣服，坐在沙箱上等第一炉铁水出来。师傅们也都围坐在附近。瞎瞎递他一支烟说，你这一耙子挖得蛮恶呐！怪物刘紧接着给葛麻点上火，说，麻子，我劝你一句，收手――听我的。其他人远远近近看着葛麻。大伙都面色凝重，气氛也很凝重。只听得冲天炉的鼓风机呼呼呼呼地格外响。葛麻有点外强中干地说，老子怕么事，有毛主席给老子撑腰，他们还敢说毛主席错了不成？怪物刘说，你呀麻犟麻犟，这么多年，你还没有醒，毛主席错不错不是我们的事，他们要说你错了，你就错了。你说精减的事，他们不是拿出毛主席的话来了么？有权的就有理。葛麻说，他们能把我么样，把我啃它？老子就这一百多斤。
厂里就这么让葛麻的大标语横在墙上，躺在路上，好些天过去没什么动静。这让葛麻有些惶然，也让厂里人有些疑惑。不久，厂里便开始正正经经地按中央部署搞运动了。念报纸，传达文件，追查“总理遗言”政治谣言，声讨天安门暴徒，出了很多墙报，挂了很多标语，渐渐地把葛麻那些文字遮盖了起来，没有遮盖住的，那字迹也渐渐淡泊了。对于葛麻的唯一应对，是在那次庆祝平息天安门事件的全厂大会上，由厂革委一个副主任顺便说到的，他说，现在厂里有个别职工，对厂领导提出了一点意见，这个事情是有，但不像他说的那样，到一定时候，我们会给全体革命群众作出解释，请大家相信我们。如果其他人还有什么别的意见，我们也很欢迎。很低调。弄得大家心里疙疙瘩瘩。葛麻也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是觉得事情大约不像怪物刘说的那么严峻。心里也就踏实了许多。老婆依然在废料场作临时工，补助也断断续续在发，日子还是非常清苦。葛麻一旦把自己的事上升到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的高度，就很被动了，既不好扯自己的级别，又不好扯老婆的工作，便是福利补助，不发给他就不发给他。一个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的人，怎么好言一己私利呢？
欢腾了几天，日子又回到平常。厂里的头头脑脑，也没见有什么变故。依然坐办公室，依然作报告，依然在他们那个常人很少进去的厂会议室开会。工人们也依然上着班。尽管报纸上广播里报告会上给了人们许多的鼓舞，多少年建成多少个大庆，多少年建成多少个大寨，但用怪物刘的话来说，兑现算数，５８年还说要超英赶美呢，还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呢。不过最大的变化，就是有奖金了，文革批刘少奇，工人最下不了手的，就是他的奖金挂帅物质刺激。谁不喜欢那个东西呢，师傅们都说，你不要钱，粮店里要钱，么办？于是，所有的加班葛麻都积极申请参加，有时轮不上他，他便和那些不愿加班或住得远，交通不便的小青工打商量，由他顶替。这样，葛麻几乎一天要上两个班。师傅们劝他，葛麻，钱赚不完的。葛麻笑笑说，屋里几张嘴，等着吃。从这方面来说，葛麻是一个乐观的人，一个豁达的人，一个随遇而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自己精减的事没个交待，老婆五七连也没个下文，写了满墙满地的字，那排笔还是自己掏钱买的，也没个什么着落。就这样，他一边加班，一边还哼戏。每次那个统计员来发加班费的时候，那脸上的满足与幸福简直让人感动。
葛麻的厄运是突然降临的。他没有料到，大家也没有料到。
如果说，前面有的指控，在一些人看来，还有点似是而非的话，此言一出，大家知道，葛麻彻底完了。
此人说的，也是事实。那天全厂看伟大领袖追悼会的新闻片。英明领袖主持，默哀的时候，见他眼珠子在四下瞟动，大约在暗中观察什么，似乎并未完全沉浸于巨大的悲恸之中。中国老百姓大多恋旧主，对新主常有不恭，加之葛麻那一段岁月对伟大领袖爱之弥深，因此，对英明领袖的这种表现很有些不满，便脱口而出地说，别人都低头，他瞟来瞟去，目无定珠的。当时的人们，对一个刚刚上台的领袖，那种神圣感尚未培养出来，听了也就听了，谁也没把它当一回事。现在，当此人在台上将此言用另一种方式复述一遍时，才发现此言是如此地恶毒如此地可怕。
此人让我想起电影中常见的一种情节，故事高潮之中，生死攸关时刻，一地下工作者掏出枪来，摔掉头上的国民党大沿帽，扯下两边的领章，顶着敌人的胸口，字字千钧地说，我代表党，代表人民，执行对你的死刑！
此人发言之后，便径直去专案组上班了。从此再没有回过八连。不久正式提干。八十年代初期调走，从此不知去向。有人说，如今好像在哪个大机关当处长了。
那天葛麻在台上的表情很怪，不断痛苦地挤着脸，挤着眼睛，像孩子哭的样子，既无声音又无眼泪，看着很怕人。前几排有人说见他裤子湿了，脚下还淌了一滩水。反正那天葛麻肯定吓坏了。那种恐惧不光来自政治威严，还来自一种巨大的羞耻。全场一片肃穆，许多年来，开会没有这么静过。喊口号的时候，又全场一片激昂，甚至还有点失控般的疯狂，有人为台上是葛麻而不是自己庆幸，也有人为不知自己是否也会上台而惊骇，还有人从来就是这样，能表态的时候便纵情地表态。反正后来厂里的简报上说，全厂上下一片群情激愤，誓与四人帮极其在我厂的代理人斗争到底。
三五天过去，葛麻以为说完了就完了，问什么时候可以回家？许科长笑笑，说，想回家了？带了枕头来没有？“带了枕头来没有？”是《葛麻》中的一句台词，是葛麻讥笑那个马员外的穷女婿的，穷女婿问，带枕头来做么事？葛麻说，把头垫得高高的，好痴心妄想呀！这句话在厂里已成为作美梦的隐语，葛麻当然是听得懂的，便怔怔地望着许科长。许科长亲言细语地说，把得从前，你这个案子是可以枪毙的。如今，政策宽松了，不过，坐牢是逃不脱了。四人帮那狠的人，说抓还不就抓了？葛麻听罢，脸立时就平了，半天没有动静，突然就真正嚎啕大哭起来，边哭边絮叨，我那几个伢么办啦……并开始把头往墙上撞。
几天后，据说葛麻情绪极不稳定，有了轻生念头。专案组让车间派人２４小时全天候看守。怕那些老师傅与葛麻交往多年，划不清界限，不利于葛麻清理自己的罪行，便从我们这群青工中挑了六个身强力壮的，两人一班，一天三班，寸步不离。葛麻不睡觉，你也不睡觉，葛麻睡觉，你也不能睡觉。报偿是每天有六毛钱的生活补贴，一周一结。算下来，相当于长了两级工资。于是，我就有了一段与葛麻朝夕相处的日子。
葛麻被关押的屋子，在“二号院”中朝北的一个套间，东南西三个方向的房间都可以观察到这个套间的动静。里间放了三张床，两张我们看守睡，另一张葛麻睡。还有一张条桌，葛麻写材料用的。除此以外，别无它物。一个灯泡，高高的，直接装在天花板上。一天２４小时不灭。一扇小窗，也高高的，开在离天花板很近的墙上，换上了指头粗的钢筋条。自从那个老反革命自杀之后，窗户就往上移了，移到不容易上吊的高度。这就是葛麻活动的地方。他如果要大小便，先要报告，然后由两个看守陪他去小院一角的茅厕。一边一个，看着他完成全部过程。不可因为厌恶某种气息某种动作有任何懈怠。许科长说，许多事情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外间是看守的办公室，有两张办公桌，两个文件柜，还有几把椅子，我们每天都要详细记录葛麻的全部情况，几点几分干什么，说什么，写什么，有什么表情。下班的时候，向接班人交接，不可有空缺，如同航海日志一样。
葛麻刚见到我们时，神情很漠然。大约把我们也当作那个发言的青工一类。有时又很卑谦，直说自己是一个戴罪之人。我们说什么他都点头哈腰言必称是。弄得我们很尴尬。后来我们偷偷对他说，我们啥都不是，唯一的任务是不让你寻短见，你只要不死，就是帮了我们最大的忙。说了这话，葛麻依然有好几天保持警惕，后来才慢慢松懈下来。一些天不见葛麻，像换了一个人，四十不到，已显得很苍老，头发竟花白了，胡茬子也花白了，一头乱乱蓬蓬。脸色是灰的，那上面的斑斑驳驳，如年久的黑锈。眼神无光，望着你，如同望着一个虚无。连动作都显出老态，晃晃悠悠，鞋底在地上磨蹭，手里拿着的东西，笔呀纸呀茶缸呀，不知怎么就掉落了。葛麻白天写东西，夜里在床上反侧，一下一下发出又响又长的叹气声，那声音像一种什么野兽。那叹气声已不是某种心情，而是一种固定了的生理活动，像胃病嗳气一样，很有节律，几分钟一次，弄得我们也想这么来一下才舒服。深夜里，我们要迷迷糊糊打个盹时，一声这样的嗳气会让我们在恐怖中警醒过来。
据说二号院从来不用刑讯，这在许多同类机构中是很优秀的。对这一点，许科长也很自豪，说，我们不打人，打人那算么本事！
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写作，持续了好几个月，对于葛麻来说，无异于一次漫长的苦役。后来，我读到许多名人文化人大人物的文字，对当初写材料写检讨写自我批判稿的日子，无不刻骨铭心。我想，这大约是几十年来，中国发明的最残酷的一种刑罚。
巡回批斗团这种方式被上级领导和其他单位知悉后，受到充分的肯定与赞扬，一些兄弟单位－－特别是那些没有大礼堂的单位，还来我厂取过经，坐在现场，听完全过程，类似于上公开课一样。
葛麻似乎从来不对孩子发狠，最多无奈地笑笑说，小狗日的，你们害老子。
几天过后，葛麻戒心稍减，偷偷问我们，看到我的几个伢没有？我们说，看到了，天天看到。于是我们将怪物刘的安排给他说了。葛麻听后，眨巴眨巴眼，要哭的样子，悔痛地说，为赌一口气，把几个伢们害了。又说，你们跟师傅们说，只要我能出来，我一个个上门向他们磕头拜谢。
那天夜里，葛麻的情绪竟比平日好许多，给我们说了好些他伢们的往事。于是，我们便在工作日志上写了：葛今夜情绪有所稳定。
不管怎么说，葛麻巡回批斗团到八连来的那一天，气氛还是有一点悲凉。毕竟葛麻是咱八连的人，毕竟葛麻和八连的师傅们烟里火里滚了一二十年，毕竟葛麻还算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勤劳的人，一个与人无害的人，一个给大家带来许多欢乐的人。再说他的那些事，在八连哪个不知哪个不晓？无非是想讨回一点公道。要说作恶，那些如今神气五六扬的人，那些把他像猴一样牵来牵去耍把戏的人，是远在葛麻之上的。只是不知怎么，道理总被他们说去了。
事后怪物刘对人说，你只管喊打倒。那么多人都被喊打倒过，不又爬起来了？怪物刘说这话的时候，正是被打倒了三次又三次爬起来的邓公复出之际
新朝新政，多年来，一心革命没涨工资的工人阶级们，要加钱了。这无疑成为十几年来最为激动人心的事。怪物刘说，这还不上街游行？八连人说，这比么事都合我们工人阶级的心意。这次加工资是见人一级，皆大欢喜，不像从前，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六十，总有人喝药上吊下跪满地打滚。但像怪物刘这样，文革初期犯了错误的，缓加。像葛麻这样的，想都不想。
加工资的事，葛麻是很晚才知道的，那时人们的钱已经拿到了手上。那天几个专案组的兴高采烈得意忘形之际，一下脱口说出了此事。葛麻听说后死活要见许科长，他们只好将许科长叫来。许科长来了，葛麻问，这次涨工资有没有他。许科长看着葛麻，笑了起来，说，又忘了带枕头吧？你眼下的这几个钱保不保得住，还得打个问号。等你的案子一结，到劳改队加去。说完便扬长而去。
许科长刚一离去，葛麻便大哭起来。那是一种真正的痛苦。葛麻一声一声地嚎着，老子背时啊――老子背了一辈子时啊――
葛麻整整哭了一个下午，将嗓子都哭得沙哑了。我们怎么劝也无济于事。葛麻说，让我好好哭一哭，哭出来舒服。打那之后几天，葛麻不吃不喝，又像开始那阵子一样大声嗳气了。我们慌了，跑去给许科长报告。许科长说，这些人是这样的，你打他反革命，他不怕。你不涨他工资，就抽了他的筋，挖了他的祖坟。然后说，看紧点，这个时候最容易出事。
回去之后，我们只有好言相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再说，也要为几个伢着想。有个爹总比没爹强。等三个儿子长大了，还愁那几个钱？为了不让葛麻生出意外，那几天我们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好容易让葛麻从恍恍惚惚中渐渐苏醒过来。
腊月二十八，全厂放假。刚刚加了工资的人们，准备快快活活过一个幸福的春节。这一年的年货也分得特别厚重。猪肉、牛肉、鸡蛋、皮蛋、鱼，每人都几十斤。师傅们一个个满面春色往家拿。见了面，又把《葛麻》中的台词搬出来说了：七包饼子八包茶，你提不动我来帮你拿。葛麻当然还是没有。怪物刘便和车间的师傅们打商量，各自多多少少捐献一点，也算让葛麻家有了一点年货。
我们立刻就对葛麻说了。葛麻千恩万谢之后，便神不守舍地等待那一次洗澡的到来。
四周的师傅们一边洗，一边静静地，有意无意听他们说话。泡了一会儿，葛麻对老大说，你自己洗，多打肥皂多用力搓。说罢将小的拉出水面，放到池沿上，上上下下，角角落落，细细地打肥皂，细细地搓。他那双粗糙的大手，在小的黑乎乎的身子上，渐渐搓出一些嫩白来。葛麻搓着搓着，就呜呜咽咽哭起来，手却不曾停下。众人不做声，几个伢们也不做声，各自洗各自的，那呜呜咽咽的哭声和回声，让这个平日永远一片嘈杂的澡堂变得很怪异。我们也不好说什么，任他哭。哭了一阵子，葛麻不哭了，用湿手抹一把脸，回复了平静，继续给伢们洗。洗了小的，又洗老二，再把老大补洗了一遍，几个伢，一洗干净，身上白汪汪，脸上红扑扑，原来乱鸡窝似的头发也伏贴了，黑亮亮的，往下滴着水珠，竟很好看。葛麻拧干毛巾，一个个给他们擦，擦干后，带到更衣室给他们换上干净衣服，然后就要告别了。按程序，伢们先走，伢们出发前，葛麻从口袋里掏出三张五毛钱，一人发了一张，说，过年了，买点鞭放。然后看着孩子们捏着钱兴高采烈地离去了。
打那以后，葛麻不再交待问题，也不再写字。只一天天坐着，或躺着。不太讲话。有时，葛麻见我们成天读书，便问，读么事？我说，高中的书。葛麻说，读书好，我那时要读了书，就不会精减我了。
春节过后，专案组的人来得更少了。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专案组不来，人又不放，必定凶多吉少。该坦白的坦白了，该揭发的揭发了，该批斗批斗了，下一步便是结案。厂里人都说，多年来，许科长办案稳准狠，谁劳教，谁劳改，谁几年，和后来判的结果大都八九不离十。所以那天许科长说葛麻要到劳改队去加工资的话，那意思已经很清楚了。就凭葛麻恶毒攻击英明领袖的那一句话，就足够。
一次厂里干部开会，有人提出，车间劳力很紧，如果清查告一段落，是不是把葛麻放到车间去监督劳动？这样还可以将六名看守也解放出来。许科长一笑，说，你们只看到那么几个劳动力，小算盘。你们要懂得，只要二号院有人在里面，全厂劳动力的积极性，就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二号院要是没有人了，一些人就会懒散起来，好像天下太平了一样。这叫么事？这就叫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毛主席他老人家这个“灵”字，用得几好！许科长是一个有大智慧大谋略大眼光的人，他在我们厂的那一份从不掩饰的自得自信，就来自于此。我想，他的前半生是过得非常满足非常充实的。那满足那充实不是因了他的地位他的财富－－这一点，和后来的许多权贵者不一样－－而是来自于他对时局与现实永远的把握，对治下臣民的举重若轻的控制与调教。
当然，这些变化，在小屋中的葛麻是不大清楚的，即便清楚，他也不会明白这一切对他是祸是福。许多人都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日子就这么很暧昧地向前挨着。只是八连的师傅们，继续在怪物刘的暗中组织下，尽力地照顾着葛麻的妻儿，使他们不至于衣食无着。
葛麻的1976－－1978，是突然终结的，但没有一点高潮。
1978年最后一天，许科长把我们全体看守叫到厂会议室开会，表扬了我们忠于职守，认真负责，胜利完成了厂革委交给的任务。元旦过后，回车间报到上班。厂里将根据我们在此期间的表现，给予嘉奖。我们问，那葛麻呢？许科长说，进入下一步处理阶段。我想，葛麻终于要走了，心里多少有些堵。会开完，回到二号院取东西，与葛麻道别，都无言语。葛麻最后叹了一口气，说，烦劳你们这些时。说完将头垂了下去。
元旦一过，我们上班，本想给师傅们说说葛麻，没想葛麻就坐在他们中间。我问葛麻，怎么回事，葛麻也一脸木然，说，我也不知道么回事。
后来才知道，中央刚刚开了一个会，说再不搞阶级斗争了。那些天我们一心擂功，居然把那重要一个会错过了。那个会，就是日后被屡屡提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后来私下问过葛麻，那你的反革命帽子呢？我是见过那个盖了厂革委大印的红头文件的。文件名称是《关于把葛赴海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处理决定》。葛麻说，那哪个晓得，还捏在他们手上吧？狗日的，把老子一级工资搞掉了……
后来，我们几个都参加了高考，再后来，我们便去读书。从此离开东升厂。葛麻和其他许多师傅们也渐渐远去。记得离厂前，我们几个上学的人提了烟和酒，专门去看望了葛麻一次。我们诚挚地说，葛师傅，没有您，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在一个十字街口，葛麻说，前面有个“屁眼痒”。“屁眼痒――紧擦”，是一些武汉司机对警察的称呼。这个称呼是旧社会就有的，当年葛麻讲他儿时经历时，曾听他说过。没想到，半个世纪之后，又被翻拣出来用了。葛麻说着，利索地拐进一条小巷。葛麻说他的车是黑车，没有证，只能晚上出来撮。我问他老婆孩子。葛麻说，老婆这些年反倒清白了一些，在家门口摆了个烟摊，每个月也可以搞几个钱。两老的钱，都贴了伢们。伢们都没有读到书，找不到个正经工作。缺钱了，就回来跟老的要。前世欠了他们的。又问起八连那些师傅们。葛麻也一一细说了一通。有混得好的，不多。也有很惨的。葛麻说这些，还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同情之意。问起怪物刘，葛麻说，死了，头几个月刚死，跟我同年，六十才出头。我问怎么就死了？葛麻说，肺上的毛病，我看我们八连的人，以后都要走这条路。葛麻说，冬季觉得胸口疼，打开一看，半肺袋子沙，都结成了块块。春季就死了。那是个好人。然后又说谁谁死了，谁谁死了，报出一串名字。
从火车站到我家整整开了四十多分钟，葛麻就一路不停地说了四十多分钟。快到家的时候，我问他，那桩反革命的事后来怎么样了？葛麻说，老子一直没有管它，未必他们现在还敢说老子是反革命？我们做工的，出力，拿钱，吃饭，到哪里都只有这一个命。葛麻后来又说，我后来想明白了，那几年，他们把弄我出来搞，把大家都闹糊涂了，他们自己就躲了过去。葛麻说，下次再搞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是以前那个样子了。我问会是个什么样子，葛麻说，我们那些踩麻木的都说，那还不把他们往死里搞？就像当年打土豪，分田地。那时候，还有哪个去保他们？姓许的都不得会去保他们了。
到了家，我让他上去坐坐。葛麻抬头望了望，说，太晚了，认了个门，隔日再来拜望。但一直没有来。关于我这些年，他一句都没有问，也没有留个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