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11529)
摘要:19世纪，在恰克图贸易的商号中，美玉公记、美玉德记、兴玉中记、兴玉和记、大兴玉记等为山西常氏的商号。至太平天国时，福建茶没落，美玉公记和美玉德记经营显著衰落，而大兴玉记等贩卖湖南青茶，依旧生意兴隆。俄国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国商人运输茶叶到恰克图，利润增加四倍，山西商人在恰克图茶叶贸易极为出色。但是，在1860年各地方政府征收厘金，让商人无利可图，再加上俄商的竞争，遂使恰克图贸易没落。
关键词:恰克图;茶叶贸易;山西商人;常氏
近年来，有许多关于山西商人的论著问世，李志强提及常氏自常万达于乾隆年间从事对俄贸易，子孙相承，沿袭一百五十年。他们的姜北庄在张家口称为“碎销铺”或“哈喇庄”，由初期大德玉扩大到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四个联号，张家口叫四大玉。②四大玉商号的说法来自《山西外贸志》，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镇常家，自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是项贸易始，子孙相承一百五十年。由大德玉扩大到“大升玉”(道光六年设);道光二十五年(1842)增设“大泉玉”商号;同治五年(1866)设立“大美玉”;光绪五年(1879)又设“独慎玉”商号。③但常万达在乾隆年间就到恰克图经商，那些商号却出现在19世纪，值得进一步探究。恰克图档案并无大德玉，而是记载美玉公记、美玉德记、兴玉中记等，皆出现于乾隆年间，而贸易清册所载大泉玉记最早为道光十九年(1839);独慎玉记为道光二十八年(1848)的商号;大升玉记则是光绪八年(1882)才出现的商号。因此，本文拟讨论常家“玉”字商号在恰克图的发展。
本文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满文录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宫中朱批及军机处录副奏折》、行政院蒙藏委员会复印蒙古共和国国家档案馆藏的《库伦商民事务衙门》档案。④中俄贸易的晋商商号多达一百多家，本文仅以常氏家族经营的商号为主。其次讨论茶叶种类、数量等。最后探讨茶叶贸易困境，1860年中俄签订北京条约后，俄商于1863年在汉口设据点制造砖茶并由水路运输到恰克图，沿途仅在天津交子口半税，但1866年废止子口半税，俄商只需缴海关税每担2.5两;砖茶特别税每担0.6两。俄国运到恰克图的砖茶数量大增。中国商人因1860年的厘金制度，各地增加茶捐，贩卖茶叶反而急遽下降，当时的官员有许多调查报告，如马福臣、李常华等，都提到晋商茶叶贸易衰落原因。
根据俄国学者阿·科尔萨克的研究，中国输出的茶叶，1755年至1762年的年平均数量从11000普特(1普特=40俄磅=16.38公斤，华秤28斤)到13000普特。1768年至1785年之年均数量约29000普特。此时期换进的茶叶价值总计达全部交易总值的15%。到18世纪末茶叶的进货量开始呈现大幅度增长，在恰克图换进的茶叶数量如下:1798年数量46977普特、1799年数量52313普特、1800年数量69850普特。其价值在当时不超过120万卢布或全部交易的30%。19世纪初向俄国的茶叶进货量，每隔10年有如下的增长幅度:1801年至1810年数量75076普特、1811年至1820年数量96145普特、1821年至1830年数量143196普特、1831年至1840年数量190228普特、1841年至1850年数量270591普特，最后阶段的进货价值是第一阶段进货价值的260%。⑤
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提到，1825年经恰克图进口的茶叶480万卢布，占中国商品额550万卢布的87.8%。①在1840年代经恰克图进口的茶叶中，有三分之二是白毫茶，这种茶叶主要在中央俄罗斯地区和西伯利亚各大城市销售。另外三分之一通常销往中亚和西伯利亚农业区(特别是布里雅特人、吉尔吉斯人聚居区)的茶砖。1850年代，恰克图的茶叶贸易量下降，一是受英国人从海路茶叶贸易竞争所致，二是经新疆和其他非法定开放点的贸易扩大了茶砖的进口量。②自1836年起白毫茶、砖茶的进货量增加了，白毫茶的进货量几乎增加了65%，而砖茶则增加了15%。茶占恰克图进货量的最大部分，1847至1851年间恰克图贸易的全部进货量总计为31058844银卢布，而其中茶的进货量则达29534738银卢布，即占全部进货量的95%。③
嘉庆二十一年(1816)的恰克图商人贸易清册记载，每部票一张贩货12000斤，以“件”计，茶或布三百件，每件二箱计。④茶六百箱，一箱以85磅(一俄磅等于0.4095公斤)计算，1844年理藩院给109张照票，85磅×600×109=约贩卖2276411公斤的茶叶，中国度量衡为3794018斤(一斤为600公克)。大约符合俄国《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统计的数字。咸丰十年(1860)，部票携带的茶叶以“箱”计，细茶每三百箱为一票，每箱抽厘金二钱计，每票银六十两;砖茶一百五十箱为一票，每箱抽厘金四钱计，每票银六十两。⑤
《山西外贸志》载，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以榆次车辋镇常万达为始，于乾隆时从事贸易。根据《常氏家乘》记载，常万达(1718－1796)为榆次县望族，史必大撰《九世万达公七十寿序》载:“幼长张城，苦劳经营，坐享太平。”他在乾隆五十年参加“千叟宴”，让亲属沾荣。周曰潢(1742－)撰《九世万达公八十寿序》载:“中年懋迁，有无阅历，而谙练益精，一切运筹握算克壮其猷，家业日隆。隆起盖不待陶朱猗顿之谋自致富，有日新之盛。”周曰潢在乾隆五十年(1785)担任湖北汉黄道员，可能是常万达为湖北经营茶叶巨商，两者结识之故。⑥常家的事业肇基于常万达，因孙例贡生常秉儒(1798－1869)捐纳，追封诰赠武功将军。⑦
常怀玗(1748－1827)在音登额撰《十世怀玗公八十寿序》载:“幼而课读颖异非常，长而经商辛苦备至。……握算持筹，以广智略。其深藏若虚也，有良贾风;其亿则屡中也，有端木风;持义如崇山，杖信如介石。利则渊深，财则阜积，虽古之陶朱不让焉。”⑧音登额担任过独石口协副将、直隶宣化镇总兵。独石口为税关之一，必然了解商人活动。英和(1771－1840)撰《十世怀玗公八十寿序》载:“既长练达干略宏迈，经所指画越人意表，而创述之饶裕、规模之光大，不数稔间，遂成素封。”⑨英和担任过理藩院左侍郎、尚书、崇文门税关监督，理藩院为管理官商的单位，了解中俄商人谈价格的技巧，常怀玗几年内成为素封商家。
常怀珻(1733－1811)精计然术户饶裕，子常秉公(1751－1775)。孙常麒麟(1775－1840)北出直隶、宣化府、张家口营商业，缵成先业，无稍失坠。曾孙常维城(1792－1861)以先人旧业在张家口，爰寄直隶籍入万全县学。捐凤鸣书院膏火银二百两。道光二十二年(1842)外夷不靖，以三百金助饷，议叙八品。子孙号素封者不乏矣。①常维城之子常光祖(1835－1890)的墓表提到，咸丰初肆业棘手，光祖随叔叔维丰(1811－1880)往事，因应沈机坚忍，肆众治服。诸子之秀者使读书，朴者使分理家事、商事。②常维丰亦曾捐修书院，其次子念祖(1843－)在光绪初年山东遭大祲，与诸父兄筹划出万金助赈救饥。③在18世纪上半叶，恰克图茶叶贸易兴盛，常家经营贸易利润高，可以捐助社会公益。
十二世常恽(1825－1903)自序云，自十七岁至五十七岁，服贾四十年而家计日绌，此理财无功也。咸丰三年捻匪扰境，举家避乱山村。④根据程光等人研究，北常十大股集银十万两，于榆次东买了百亩土地，建一所寨堡占地面积28亩，内建院落十所，称为崇原小寨，堡寨墙高六公尺。其余70余亩称为义和村地。“捻匪”时，族人避于此寨。⑤
十三世常立仁(1844－1897)经理商政，往来奉天、张家口、营口、归化各地，未遑教子。娶妻范氏为太谷范村范琛之女，自甘淡泊恒不敢谓为巨族之女。光绪三十一年(1905)创女学。⑥在商号执事人的名册中有常旭为万盛隆记(1839)执事人，在库伦保甲清册载二甲长公和全执事为常大纲。
乾隆五十七年(1792)恰克图编里甲户册记载美玉公记、合裕安记、美玉德记编为二甲。⑦可见美玉公记、美玉德记创于乾隆年间，嘉庆四年(1799)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审理恰克图章京九十四案件，此案为九十四收取商号大量的馈礼，即包括美玉公记和美玉德记，其他“玉”字商号还有德盛玉记、兴玉中记、丰玉成记等。根据九十四的属下领催图里善的供词说:
图里善我闻知，恰克图地方系俄罗斯边界，与别处无可比拟。凡商人等若带货来恰克图，均有部发商票。等语。图里善我抵达恰克图两月以来，陆续送到四十三批货物。其中仅有两三张商票。故图里善我向该章京打探，章京对我议论说，过此为私，仅咱俩知晓。伊等均有给我效力之处。以前若到一份商货，给我三十两银。现在增加二十两，共给五十两。请你酌情了结。⑧
八月左右货物方陆续到达，当即伊等馈送衣食银两等物。司员再四阻止退回未收。旋因伊等屡加禀请告称，此事原历任者均有，故查其商铺所有账簿，经详查因历任司员确均如此所为，亦照旧接收馈礼。再，本年七、八月分间，抵达之兴盛辅记、合盛兴记、合盛永记三铺商人，每人送给司员礼物五十两银票各一张，司员亦再三辞退不收。伊等称，小人此次未能带来绸子等物，也无食物，惟请赏脸收下，司员无奈收留。
美玉德记商贾田通宙供说，自乾隆四十六年至四十九年，每年送过绸缎、皮张、食物。五十七年至六十年送过十五两银子、食物不等。嘉庆元年至四年，每年均送三十两银子、食物等物不等。这些商号中有兴盛辅记伙计田通和与美玉德记田通宙应为兄弟，分属两个商号。另外在乾隆四十年《恰克图东街花名册》上有田通周，或许也是田氏兄弟之一。①从常万达和他家伙计的资料归纳出，常家在乾隆四十年以前就在恰克图经商，商号有兴盛辅记、美玉德记、美玉德记、合裕安记、万盛隆记等。
库伦办事大臣调阅各商号的账簿，各商号送恰克图章京的东西琳琅满目，按照八项货物来区分，有食品、衣料、茶叶、烟酒、日常用品等，如表1所示:
表1商号馈赠恰克图章京的礼物
表1中的“回”是指俄罗斯，回糖、回子绒、回面都来自俄罗斯。商人馈送的礼物中有中国产品与俄国产品。道光年间，演变为“挑货”，即商人由俄罗斯买货回恰克图，该章京每百件挑买一件，名为挑货。
自乾隆五十七年商人馈送钱文如表2所示:
表2恰克图商号馈送钱文数目单位:铜钱(文)
表2中的“兴玉”字号亦属常家商号之一，这是在同治年间的一件命案所找到的线索。同治三年泰兴玉王锡宽铺伙贾万通持刀砍伤毙命之正副管账人张鸿仪、李玉魁身死一案。事因贾万通错收洋糖短收一塔，是夜二更李玉魁、张鸿仪在柜房言论此事，说学生意的贾万通做事慌憆，说他的不是之际，贾万通不认错，故张鸿仪说:“你不用受屈等明天见当家的再说。”李玉魁说:“看你是不愿住了”，后即各税。贾万通因此气闷一宵，次早杀了张鸿仪、李玉魁，并其自抢身死。①这案件透露商号之间的关系，张鸿仪是张鸿文的胞弟，咸丰十年到泰兴玉做生意，由兴玉中记的商民邢曰琇作保。②同铺伙计冯继汝，人称冯伙计，系独慎玉保举到泰兴玉生理。③另一伙计任起恺，人称任掌柜，系世德全记保举到泰兴玉学习生理。④泰兴玉记雇用两佣工张达、李宗淇都是山西汾阳人，因佣工所以不用人作保。⑤因此，泰兴玉记、独慎玉记、兴玉中记、世德全记彼此间有关联。
据恰克图章京的说法:“大商富贾一家分为数家，伪为零星小商，冀免厘金票规，只须贿通胥役，便可任便运货。”⑦又:“恰克图商民入行立栈，及更换字号等事，向不呈报司员衙门，均由该甲首等经理。”⑧山西商人将大商号分为几家，避免树大招风，比广州行商聪明多了。根据张晓宁的研究，广州行商自嘉庆五年至道光十二年(1800－1832)间，捐输数量为5403000两。⑨山西商人除了馈赠库伦或恰克图章京的礼物银两之外，似乎没有大规模的捐输。
甲首的职责重要，由大商号承担，英和称常怀玗“既长练达干略宏迈，经所指画越人意表。”或许指他与俄国议价的情形。道光年间，八位甲首中有一半属于常家所属的商号:美玉公记、大兴玉记、美玉德记、兴玉中记。
表3道光七年十二月初四日恰克图八甲首花名册
18世纪中国输出的8项商品:紬缎、布、绒线、细青茶叶、砖茶叶等粗茶、烟、砂糖干菓、瓷器。小商铺可以聚集资金来贩卖各种商品，而19世纪以茶叶贸易为主，所需资本多，故小铺逐渐消失，大商铺兴起。这是18世纪与19世纪商号的区别。表四嘉庆四年(1799)进恰克图贸易商号名册，这年登记商号营业数额如四合全记约在6000－7000两，属于中型商铺。
表4嘉庆四年(1799)进恰克图贸易商号名册
同治七年(1868)，山海关税务司马福臣到恰克图考察买卖城商号，他说自道光二十四年(1844)至咸丰二年(1852)为贸易最盛之时，当时办茶大字号约有四十家，均系张家口上埠者，这些商号都已获得重利。①恰克图贸易清册1847年正好有这四十一家商号名称:干泰和记、万顺昌记、万盛成记、兴玉和记、恒兴成记、三义成记、兴玉中记、裕成源记、顺义诚记、广隆光记、美玉德记、恒顺成记、聚隆昌记、长发成记、德生世纪、美玉公记、永兴玉记、广和兴记、世德全记、广发成记、万盛隆记、大兴玉记、永和广记、大泉玉记、三余公记、裕顺昌记、合盛全记、兴玉厚记。②这些常家的商号除美玉公记、美玉德记、大兴玉记、兴玉中记、兴玉和记之外，增加了永兴玉记、大泉玉记、兴玉厚记等。
道光三十年(1850)日升昌张家口分号的书信中有“统来永顺祥寄兴玉中、永丰叚等会银信，俱已转往，前信后定会过九月初一日汉交下炉足银三千两”、“又统来万盛成二千两会票一张，汉寄口平砝二付”、“又定会过河口交德生世合宝足银三千两”、“交永兴玉足宝银三百两”、“又现收过河口交合盛永合宝足银二千两与伊立去会票一张”、“交兴盛玉西批足银二千两。”③这些都说明兴玉中记、兴盛玉记等商号在汉口办茶汇兑银两。咸丰十年(1860)的书信提到“明春沙、湘之茶票，合对期每千两得银七十两之谱，后手尚许有涨，大约明年口地与咱处办红茶之家不能少，而南路之银，各家均无存项，明春咱处收查客之票，亦有大涨，如贴费合式，平铺拟明收会汉交银数万两。”咸丰十一年(1861)的书信提到在汉口备交茶票之银，总在五、六十万之谱，惟元丰玖、蔚泰厚二号，连现存并出放者，每家总在十万两有零。其余众号，五、七万两及二、三万两者不等。①
咸丰十年三月，理藩院以年班王公廪饩不敷，奏令恰克图章京于所得票银内，每年提银二万两解京。咸丰十年(1860)改为部票细茶每三百箱为一票，砖茶一百五十箱为一票，因此，咸丰十一年库伦办事大臣色克通额说恰克图商号领照票不等，有一年领至四、五百张，有领二、三百张。②马福臣讨论咸丰三年(1853)因太平天国的军队滋扰茶山，俄国商人恐怕茶叶缺少，出重价购买，商号仍有利润可图。有俄国在华传教士说茶商由于武装暴动破坏商业城镇汉口并洗劫华商存放期票的当地商号，已亏损二百万两(合431万卢布)，茶商为恰克图订购的十万箱茶，迄今运到张家口的只有一半。③咸丰四年(1854)至七年(1857)，英法俄战争，使俄国西口走私茶叶路径阻绝，俄国仍不惜重价购茶。恰克图买卖获利既多，张家口下埠等处的商人也到恰克图开设行栈，此时新添大商号约二十家，新旧字号争相贸易，甚至有借资本来做买卖的。④我们从恰克图商号档案中找到咸丰五年增加的“玉”字商号为美玉兴、德诚玉等两家。⑤
同治元年(1862)商号又增加七家，与旧商号共七十一家，领票达五百余张，为有史以来商号最多的一年。①恰克图商人缅怀过去的光景说:“从前贸易之盛，由于俄商不能自行运茶，该国之于商等处换给茶觔。彼时领票茶商百有余号。每年半茶约在十七、八万箱上下。且南北道路平靖，商等即以所换俄人之货，沿途贩运销售，既获重利，再赴两湖贩茶来恰，是以日见兴隆。”②
因1860年中俄签订北京条约，俄商照约前往湖北等地采办茶叶，买卖城商情冷寂，大商号约有二十一、二家俱已关闭。马福臣在同治七年(1868)到买卖城时商号仅存大号十三家。原先茶叶在张家口征税，清朝打算在买卖城设税务司，所以派马福臣去考察。马福臣的报告说，除上述原因，俄国西口指新疆贸易以前只有私茶，目前亦可往出茶之地自行购办。另一章京李常华到库伦调查，说领票茶商赴产处所贩运茶觔仅有七家，皆系勉强支持，近年办茶，每岁不过四、五万箱。同治六年本银只有三十万余两，皆系零运商贩所积。领票商人只有大兴玉一家走过一次，因川资过俱，并无大利。是以各该领票商人有前车之鉴，将茶分售与小本商人零星贩卖。小本商人在张家口零运来恰，因不足三百箱，并未在口领票，是以到恰克图无票可验，亦不呈交票规。但由官署发给执照，听其赴玛雨尔处换照贩运出境。③
路履仁《外蒙古见闻记略》提到恰克图三条街，恰克图的城墙是用木桩建造的，所以不叫城而叫栅。栅内中心有三层阁楼一座，和内陆的钟楼形式相同。东西向有一条街，约有半里长，名横街。较大的商号有福源德、天和兴两家。南北向有三条街，皆不到一里长。中间一条街名中巷子，较大的商号有大升玉、恒隆光、锦泰亨、久成庆等四家。东街名东巷子，较大的商号有独慎玉、永玉恒、天庆隆、祥发永等四家。西街名西巷子，较大的商号有公合盛、璧光发、天合兴、永光发、大泉玉等五家。恰克图没有北京外馆所经营的商业，都是晋帮商号，经营的出口货以红茶、砖茶、白绸等为大宗，进口货以白块糖、白塔式糖、面粉、香牛皮、鹿茸、灰鼠皮为大宗。各商号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乌、巴尔古金、比西克、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等俄国较大城市以及库伦、张家口、天津、上海、汉口等地都设有分庄，往来采购运销由恰克图出进口的货物。④大升玉、独慎玉、大泉玉为常氏商号，大泉玉在1835年至1871年领部票共153张，仅次于大兴玉记154张。
根据现存的恰克图商民贸易清册记载，自1816年至1871年间有30年的资料，大兴玉等商号与俄国贸易的数量，如图一所示。1829年以前美玉公记、大兴玉记等的买卖数量约在二十万两以下，1835年至1845年则在三十万至四十万两之间，其中以1843年最高达五十八余万。此系受第一次鸦片战争影响，运往欧洲茶叶之海上运输的数量减少，由陆路运输的数量增多。1848年至1854年历经太平天国之役，福建产茶区受到波及，恰克图贸易急遽衰退。1855以后逐渐恢复至四十万两，然此时的茶叶输出系以湖南安化茶叶为主。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亦战争影响由陆路运往欧洲茶叶数量增加，恰克图茶叶输出的数量达四、五十万两，至1866年达高峰有七十八万两。此后面临俄商的竞争，无法恢复到以前的光景。
1848以前的茶叶属于福建的君眉茶，晋商在福建买茶叶不课茶引税，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请明订章程，嗣后商贩赴崇安县收买武彝茶完竣，即由崇安县请领执照，以便稽查。咸丰二年(1852)闽浙总督王懿德《商茶给照征税由》之奏折，提到福建产茶的县份还有建宁府属之建安、建阳、瓯宁、浦城等四县，邵武府属之邵武县，延平府属之沙县，产茶日盛，本地民人及他处茶商贩运销售，不免从中偷漏。议请各该县就地征收起运茶税，每百觔按照闽海关粗茶税则，征收银一钱，给予执照，听其贩运他处。咸丰三年为始，商人到地买贩茶叶，均令就县先输起运茶税，由县验税给照。领照起运后，经由各关口，无论本省、外省，凡系从前旧有应行征税之关，应令照例输税。①王懿德的奏折说明，福建产茶的县分课茶税，按照闽海关则例每百斤粗茶征收银一钱，给予执照，运输茶叶所经税关另依各关税则例课税。譬如崇文门税关课征武夷红茶，每箱重65斤，课税0.234两。②
同治元年(1862)，刑部官员奏称，商人在恰克图交易，向理藩院领取茶票。该章京衙门每票一张，收规费银五十两，并每月由商人供给月费砖茶三十箱。此外复有挑货借茶等名目，约计三年所得，不下七、八万两。每年交理藩院二万两，作为蒙古王公廪饩之用。③这涉及色克通额(1798－)的向恰克图茶商收取茶规银，他自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到恰克图任至二十五年六月卸事，咸丰五年(1855)以正蓝旗蒙古副都统任为库伦办事大臣。④
咸丰十年(1860)色克通额等奏称，德勒克多尔济前在库伦办事大臣任内，暗用五品官达里苏陇、托体二人，把持公事。⑤托体反递呈控告色克通额收受恰克图八甲首金银等物。朝廷派锡霖前往库伦，会同多尔济那林凯，查明色克通额有无收受银两之事。⑥咸丰十年九月十七日奉上谕，锡霖等奏遵旨按款查讯分别定拟一折。据锡霖会同蒙古库伦办事大臣多尔济那木凯审明定拟具奏，此案库伦印房蒙古笔帖式托体呈控色克通额各款均无实据，且所控俱系不干己事，实属任意妄为，仅予革职不足蔽辜托体着革去五品顶翎蒙古笔帖式，再枷号一个月，以示惩儆。⑦
咸丰十年正月间，色克通额蒙恩赏给头品顶戴，梁世杰与大黄商人穆汉文前往贺喜，致送珊瑚顶子、袍褂料等礼物，并送进砖茶票一百箱。色各通额收受，留穆汉文在署内吃饭，并发下五十箱茶价二百五十两。又嘱咐梁世杰在补送砖茶一百箱，色克通额后来退还一百五十箱茶，但梁世杰等回寓所拆看却是空包，次日往衙门询问。色克通额说茶已收下，但恐怕穆汉文在外头张扬，故假作发还。⑧色克通额收受恰克图八甲首贺礼，其砖茶一百箱虽经给价偿还，究有不合。色克通额着交部议处。经该部分别议以降调革职，皇帝加恩改为革职留任。⑨
托体呈控色克通额收受恰克图商人礼物等时，商人梁世杰等亦控诉恰克图章京瑞征历年收受票礼挑货砖茶。计银十六万余两之多。瑞征被革职，解交刑部严行审讯。①根据瑞征的口供说，色克通额在道光二十二、二十三年间在恰克图任章京，专管商民交易事务。每年派茶商八家值年充当甲首，承办一切公事。商人每月供给章京署内月费砖茶三十箱，商人贩茶每官票一张贩茶三百件，销票时每件二箱，计茶六百箱，送给章京票礼银五十两、门丁银十三两、领催银十三两。又商人由俄罗斯买货回恰克图，该章京每百件挑买一件，名为挑货。又该章京随时向商人借用砖茶，名为借茶，向由票礼规费项下作价扣还。又商人每年致送库伦大臣节寿礼，亦由甲首承办。均系甲首向各商人攒凑致送。但是，恰克图部院章京阿克丹布呈称于道光三十年间，科房失火，将道光元年至三十年稿案均已烧毁无存，恰克图所领茶票各数目无凭可查。色克通额任内自道光二十二年八月起至二十五年六月止，所收部票号簿并无下落，所以色克通额仍留任。②
咸丰七年十月间，色克通额在库伦办事大臣任内，瑞征补授恰克图章京，路过库伦曾送给色克通额袍褂料、土宜礼物。又遣家人送过水菜、猪肉等物。瑞征自咸丰七年十月至咸丰八年端午节止，挑过货物七千余两，按一成半折算归还。咸丰八年，端午节起，瑞征与各商议定将挑货一项每年改为干折砖茶一千五百箱，自八年至卸事日止共得过砖茶三千五百箱，约银二万四千五百两。又借用砖茶一千二百箱，约价银八千四百两，均为作价归还。又月费并节寿礼，按年共得银八千一百两。又销过茶票八百余张，得过银四万余两。又代送库伦大臣七、八、九等年节寿礼约银五千七百余两，以上共约九八行平银八万七千余两。③
咸丰十年三月，理藩院以年班王公廪饩不敷，奏令恰克图章京于所得票银内，每年提银二万两解京。瑞征因每年所得票礼不敷二万之数，访知从前票礼每茶三百箱为一票，嗣改三百件每件二箱计，茶六百箱为一票。意欲改归旧制，每茶三百箱为一票，出票礼银五十两，不准并票，并将挑货借茶一概裁汰。商人梁世杰向色克通额禀知，并供出瑞征需索陋规各情事，色克通额奏参将瑞征革职解京。按照咸丰九年(1859)恰克图商人公议规条载有“恰署攒凑砖茶不应，衙门恼怒行头辞退”之事，是瑞征之多方需索所致。
刑部官员审理瑞征一案，以“该革员所收票规，业经理藩院奏提充公，未便以之科罪。挑货一项历任旧章均系作价发还，该革员任内始犹发价，后竟改为干折砖茶。又另自借用砖茶未偿，并收受节寿礼物等项计赃累万，按求索借贷所部内财物罪，应满流。”其次，八甲商人代瑞征备库伦大臣节寿礼物，系由瑞征出名遣丁致送，计赃五千余两，按“非公事科敛人财入己者计赃以不枉法论，馈送人者罪亦如之。不枉法赃一百二十两以上绞律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系职官亦应请旨发往新疆效力赎罪”按照新定章程，改发黑龙江效力赎罪。色克通额的家人高明、瑞征家人李溃等司分节寿礼物记赃以满数，应照“家人于所部内取受财物减本官罪二等律，于本官不枉法赃计赃满数杖流律上减二等，拟杖九十徒二年半。”④
清朝厘金之设，对茶商影响极巨，不仅是张家口一处，从茶产区到恰克图每箱缴交的厘金和税捐共4.025两。张家口的税关监督成孚禀称，茶商在咸丰年间张家口的茶商共有一百余家，到了俄国通商后，只剩六、七家，因商人运茶出口沿途厘卡多，自湖广安化县半红茶至恰克图各处厘捐杂税，沿途经过湖南安化─岳州─汉口─岛口─益阳─北河口─冈山─安陆府─南阳县─赊旗镇─山西凤台─祁县—太谷—太原─代州─直隶崇文门─张家口─恰克图。
表5晋商运输茶叶的税捐
表5中所列东口即张家口户关征税0.06两，崇文门税关按照《崇文门税则》记载，大砖茶重170斤，每箱课税0.24两;中砖茶重130斤，每箱课税0.165两;小砖茶重65斤，每箱课税0.075两;武夷红茶重65斤，每箱课税0.234两;千两茶重62.5斤，每箱课税0.156两。①
同治四年(1865)张家口的税关监督麟书禀称，俄商贩卖茶叶只有在天津关纳税一次，仅缴交百分之二的子口半税，沿途并无厘金。从户部税收的资料可看到俄商在光绪十二年(1886)一整年缴交天津关正税银468.745两，至张家口则免过税银。②华商贩茶沿途厘卡层层剥削，无利可图，且亏折资本，数年间商号关闭者十居八九。③
张家口的税关监督成孚也提到，早年华商出口货价贵贱，其权自操及中俄通商后货物价值竟操俄人之手。马福臣计算俄商和华商所需的运费和税项，如表6所示。他提到要提升华商愿意前往恰克图贸易的办法，一者是茶叶改搭轮船;一者免除税捐。④
表6俄商与华商贩茶的税捐与运费之比较
表6所示青茶一箱路费、税捐达9.86两，砖茶一箱路费、税捐达8.456两。《山西外贸志》引理藩院档案说，咸丰十年一票贩茶为三百件，茶值合银六千两，却要缴纳正税一千二百两，票规银五十两，厘金六十两，以致使得恰埠商业大困，贾商亏累异常。⑤实际上，咸丰十年改一张票贩茶三百箱，每箱缴税和规费4.56两，约1368两。至于茶值1850年以后青茶每箱平均价格在二十至三十两间，路费和各种税捐占了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砖茶每箱才十几两，运费和税捐则占一半以上，商人根本无利可图。
俄国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国商人运输茶叶到恰克图，利润增加四倍。我们从档案中看到乾隆至嘉庆年间，恰克图章京向商人索要绸缎、布匹、食品、钱文等。道光至咸丰年间又发生色克通额和瑞征案件，商人提供砖茶作为恰克图办公用途，致赠章京等年节寿礼，累积二十余年达十余万两。过去我在盐政的研究上看到两淮盐商除了正课之外，私费不赀，“遇一事即有一事之陋规，经一处即有一处之科派”。⑥恰克图的情形亦然，可见清代紧缩地方财政，致使各种陋规、科派无所不在。
恰克图的商号在1850年以前大致有三、四十家，这其中重要商号，譬如美玉公记、美玉德记。兴玉中记、兴玉和记、大兴玉记等应属于山西常氏的商号。至太平天国时，福建茶没落，美玉公记和美玉德记经营显著衰落，而大兴玉记等贩卖湖南青茶，依旧生意兴隆。俄国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国商人运输茶叶到恰克图，利润增加四倍，山西商人在恰克图茶叶贸易活动是成功的。但是，在1860年各地方政府征收厘金、税捐等，让商人无利可图，再加上俄商的竞争，遂使恰克图贸易没落。
民国时期《湖南安化茶叶调查》记载咸丰八年(1858)，粤商估帆取道湘潭，抵安化境，倡制红茶转输欧美，称为广庄。及太平国战争结束，西北商亦接踵而至。红茶销俄国者占70%，英美仅占30%。后由香港销英美的红茶约增为40%，其余60%，仍由恰克图销于俄国。⑦金陵大学的调查提到光绪初年，羊楼洞红茶贸易极盛，在羊楼洞经营茶庄者，有七、八十家都是山西帮，资本雄厚，常有数十万至百万两者。①但恰克图的甲首们却说他们卖的安化白毫茶，在1829年已出现在贸易清册中。道光三十年(1850)日升昌的书信中有兴玉中记、永兴玉记、交兴盛玉记商号名称，可见当时商号在汉口办理茶票汇兑。咸丰十一年日升昌的书信提到在汉口备交茶票之银，总在五、六十万之谱，惟元丰玖、蔚泰厚二号，连现存并出放者，每家总在十万两有零。其余众号，五、七万两及二、三万两者不等。过去讨论山西票号起源都说是厘金、盐务、捐纳等制度而起，恰克图档案则说明山西商人与俄国人茶叶买卖之巨资，应透过茶票汇兑程序。
TheTeaTradeofChang'sFamilyofShanxiinKiakhta
LAIHui－min(InstituteofModernHistory，AcademiaSinica，Taipei，11529，China)
Abstract:In19thCentury，thosefirmsinKiakhtatradesuchasMieyugongji，Meiyudeji，Xinyuzhongji，Xinyuheji，Daxinyujietc．，wereallrunbytheChang'sfamilyinShanxiprovince．InTaipingRebellion，FukienTeawasdeclinedandthebusinessofMieyugongjiandMeiyudejiweredroppeddramatically，butthosebusinessesofDaxinyujiremainedprosperouslybysellingHunangreentea．FromthestudyofRussianscholars，itwasrecognizedthatChinesemerchantscouldgainfourfoldprofitsbytransportingteatoKiakhta，thusprovingtheoutstandingteabusinessfromShanxiprovinceinKiakhtatrade．However，localgovernmentshadenforcedtransittaxationwhichmadetheteatradeunprofitableforbusinessmenin1860．CombinedwiththecompetitionfromRussianmerchants，thetradeinKiakhtahadeventuallydeclined．
Keywords:Kiakhta;teatrade;Shanximerchants;Chang'sfamily
收稿日期:2011－07－13
基金项目:本文为“清代恰克图贸易”(NSC100－2410－H－001－044)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赖惠敏，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清史。
(承蒙台北蒙藏委员会提供档案查询，又承蒙计划助理王士铭协助搜集资料，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