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VIP，畅享免费电子书等14项超值服
首页
好书
留言交流
下载APP
联系客服
2022.04.06
啻chì：在所有的书例中都不单用，总是连着“不”、“何”、“岂”、“奚”。在连用中才表现出“但’、“只”、“止”的意义。这一语言事实纵贯古今，概莫能外。“啻”不单用的特点，差不多和连绵词的有的词素相类，如“葡萄”的“萄”、“逶迤”的“迤”，都离不开与之构词的另一词。
僭jiàn：超越本分，古代指地位在下的冒用在上的名义或礼仪、器物。
1.赏不欲僭（不欲：不要）、僭号、僭越、僭妄、僭伪（封建王朝称割据对立的王朝）、僭盗。
⒉虚假，不真实：小人之言，僭而无征（征：证明）。
3、差失，罪过，乱。不僭不贼。《诗·大雅·抑》
烊yàng，是从方言里引用过来的。《康熙字典》：烊，本作炀。炀，“扬子方言”炙燥也，今江东呼火猛为炀。究其大意，无非是说火炙热。因此，“打烊”的意思是熄退店里的火，也就是这一天买卖做完了的意思。商店晚上关门停止营业，引申为歇业。
雎jū：“雎”作为一个少有的姓氏，常有人将它和“睢（suī）”混淆(人名：范雎，唐雎）。雎，形声，从隹(zhuī)，从且，且亦声。“且”意为“加力”、“给力”。“且”与“隹”联合起来表示“加力鸟”、“助力鸟”。
飨xiǎng：请人享用。“以飨读者”不是成语。以飨读者的意思就是让读者享受好作品。飨，从食，从乡，乡亦声。本义是：乡人相聚宴饮。用酒食招待客人，泛指请人受用，例如：飨会、飨宴、飨客；又如：飨牢(祭献神灵或祖先的牺牲)；飨坟(用酒食祭扫坟茔)；飨祚(赐福。特指给予帝位)是犒赏、赏赐之意；飨士(以酒饭款待兵士)；同“享”。飨国(国君在位期间。同享国)；飨福(享受福祉。即享福)；飨年(统治国家的年数)。
中国最难辨认的“十大姓氏”
说姓氏
“姓”的本义是“生”，本来是代表有共同血缘、血统、血族关系的族号。
“氏”可以说是“姓”的分支。“氏”冠在男人的名前，表露着一个男人的封地、爵位、官职以及追谥，代表了男人的荣耀、功业和尊严。譬如武王的四弟叔旦，由于其采邑为周，被称为周公。其实，周公为姬姓，周只是他的氏。
“姓”是从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氏”是从君主所封的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所以贵族有姓，有名，也有氏；平民有姓，有名，没有氏。顾炎武曾准确地说出了姓和氏的区别：“氏一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姓为氏之本，氏由姓所出。商周以前，姓用以区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说。氏用以区别贵贱，贵者为氏，而贫贱者有名无氏。氏同而姓不同，婚姻可通，同姓而不可通婚。所以，“姓”和“氏”切不可混为一谈。
一般来说，若不经特别训练，下面十个姓氏，若你能认出三个，你的水平就相当于中文系古汉语专业讲师了；若认识五个，你的水平就相当于古汉语专业的副教授了；若认识八个，你就相当于教授了。这时估计你会问，如果全认识怎么样？那我告诉你，如果全都认识，你就可以作博导了。来，看你可以认出几个来：
笪——dá
缑——gōu
佴——nài
逄——páng
亓——qí
厍——shè
殳——shū
眭——sui
庹——tuǒ
仉——zhǎng
如果以上你全部认出来了，那就买十送一，看看下面这个字你认不认识：禤——xuān。如果你还认识，恭喜你，你可以去大学作门卫了，到时候，你每天拿着这十一个字把住学校大门入口，看那些要进门的教授们能认出几个来，达不到八个标准的，一概不让他们入内。
驴年马月与猴年马月
先说“驴年马月”。中国古代是用十二个地支同十二种动物的生肖匹配来记录人的出生年代的。不过，十二生肖中并没有“驴”，因此，“驴年”成为不可知的年岁，所以这才有了泛指遥遥无期，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之语义。
再说“猴年马月”。值得一说的是“马月”。古人还用生肖来纪月。
正月：万木凋零，虎啸震野，称“虎月”；
二月：大地复苏，小草新绿，称“兔月”；
三月：春雷阵阵，神龙作雨，称“龙月”；
四月：天气转暖，蛰蛇出洞，称“蛇月”；
五月：草长莺飞，骏马奔驰，称“马月”；
六月：水草丰茂，群羊遍野，称“羊月”；
七月：山林树茂，群猴出没，称“猴月”；
八月：中秋月圆，杀鸡饮酒，称“鸡月”；
九月：秋收时节，养狗防盗，称“狗月”；
十月：秋意微凉，肥猪满圈，称“猪月”；
十一月：冬雪初降，室内多鼠，称“鼠月”；
十二月：寒风凛冽，老牛归棚，称“牛月”。
每12年才能轮到一个“猴年”，而猴年的12个月中只有农历五月才是马月。要等到这一年月，的确是望眼欲穿，颇费时日。尽管如此，却总归还能等到。这同“驴年马月”的语义显然有别。
“大器晚成”是何“器”
“学富五车”的由来
现在，成语“学富五车”是形容人的学问大、读书多。“五车”就是说有五车书。那么，先看看五车书到底是多少书？
“学富五车”出自《庄子·天下篇》，《庄子》成书在战国时期，得先说说战国时候的车。《墨子·鲁问》中，墨子说，自己造的车，质量极好，可以“任五十石之重”。这话是极力说自己的车子造得好，超出一般，从墨子的自豪感可以看出，日常的车是载不了五十石（石又写成担）的。
1957年和1960年在安徽省寿县分别出土了可以合为一组的带铭文的战国青铜器，叫《鄂君启节》。“启节”就是符节，是当时的关防通行证。《鄂君启节》记载了当时水运过关的规定，其中有“如担徒，屯二十担以当一车”，这话的意思是：如果用人挑担，二十担按一车计算。一担120斤，一车20担，就是2400斤；5车100担，就是12000斤，依杨宽教授的算法，也就合现在的重量6000公斤多一些。如果是现在，谁要是有6000公斤的书，那可算是不少了。可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那个时候书并不是用纸制的，而是竹子、木头做的简。这一来可就不一样了。《汉书·刑法志》中记，秦始皇“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意思是，秦始皇白天审理案件，夜晚看书，自己规定处理公文的数量是一石（担）。也就是说，秦始皇一个晚上的阅读量是一石。这么一来，五车书又不算太多了。一晚上看一石书，一车书二十天也就看完了，五车书也就够看一百个晚上的。对于有学问的人来说，这又根本不能算多。可是为什么“五车书”又能形容“学问大”呢？
原来，“五车书”并不是说拥有五车书，而是写了五车书。“学富五车”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篇》，原文是“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这些话是在批评惠施，翻译过来是，惠施这人会很多方术，虽然他写的著作够装五车了，但是他说的道理却有许多是舛误与杂乱的，他的言辞也有不当之处。“其书五车”的“书”是动词，就是写。“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是说惠施所写的著作，而不是他读过的书，因为不可能惠施所读的书全是“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原来“五车”书是写作的量，并不是藏书量。惠施到底是不是真的写了五车书，那也不一定，庄子在这里也是夸大了说：写得多，错的也多。
后来人只截取了“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往下就不管了，再加上后来纸的五车书也的确是很多，于是，误以为是惠施这人读了五车书。于是“学富五车”也就偏离了庄子的原意，从批评转向纯粹的赞扬，从“写”了五车书变为“读”了五车书。<
“鸳鸯”最早是兄弟
很多人只知道“鸳鸯”是用来形容恩爱夫妻的，而不知道“鸳鸯”最早却是用来形容兄弟的。晋朝的崔豹在《古今注》中说：“鸳鸯，水鸟，凫类也。雌雄未尝相离，人得其一，则一思而死，故曰匹鸟。”“鸳好内思”，说的是鸳鸯不能落单，否则就会相思而死。在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中，收录了苏武写给李陵的诗，诗中吟：“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商。昔者长相近，邈若胡与秦。唯念当离别，恩情日以新。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我有一罇酒，欲以赠远人。愿子留斟酌，叙此平生亲。”苏武在诗中形容自己从前和李陵好像是连枝树，好像是鸳鸯鸟一样的好兄弟，而如今却如同天上的参星与商星，一颗在西，一颗在东，此出彼落，永无相见之日了。
曹植的《释思赋》是赠给弟弟的，赋中写道：“乐鸳鸯之同池，羡比翼之共林。”在这里，也是用鸳鸯鸟和比翼鸟来比喻兄弟之情。到了唐朝，诗人们才开始用鸳鸯来比喻恩爱夫妻。卢照邻在《长安古意》一诗中最早使用了这个比喻：“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比目鸳鸯真可羡，双去双来君不见。”自此以后，诗人们就开始争相吟咏鸳鸯这一爱情意象了。
“千金”原本指男儿
在近代，家中的娇女皆称为“千金”，而“千金小姐”则特指未婚女子。不过，在古代，“千金”最早却是指男孩儿的。
第一次把“千金”用来比喻人，出自《南史.谢弘微传》。南朝梁的著名文学家谢月出，字敬冲，是谢庄的儿子。谢月出小时候非常聪明，谢庄很喜欢他。有一次，谢庄带着他上山游玩，并让他写一篇命题作文，谢月出拿过笔来，一气呵成。谢庄的朋友对谢庄说：“你这个儿子真是神童，将来一定有出息。”谢庄心花怒放地抚着儿子的后背说：“真吾家千金。”从此，“千金”这个词就以比喻男孩儿，流传了下来。不过，此时“千金”还是与女孩儿无关的。大约到了宋朝时，民间开始转换“千金”一词的原始含意了。到了元朝，在张国宾所作的元杂剧《薛仁贵荣归故里》中，才把“千金”和女孩儿正式联系了起来。由于戏剧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和影响，“千金”终于离开了男孩儿，而成为女孩儿的专用词了。
“傻瓜”原指实干派
现代人把生活中那些愚笨的人称为“傻瓜”，这个称谓带有明显的贬义。而在中国古代，“傻瓜”却是一个明正言顺的褒义词，夸赞的是那些不尚空谈、务实肯干的老实人，且与水果中的瓜类没有任何关系。
据考证，在中国古代，秦岭地区有一个地方名叫“瓜洲”，那里住的部族名叫“瓜子族”。瓜子族统姓姜，这些姜姓人民风淳朴，为人正直、诚实，最恨那些华而不实、弄虚作假的人或行为。外地人但凡有重活、累活都愿意找瓜子族来帮忙，因为他们在做工过程中，不会偷懒使滑，不仅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而且还不挑吃不挑喝，索要的报酬也很低。外族人见瓜子族人不声不响地闷头干活，便误以为他们这些人愚笨呆傻，于是背后称瓜子族人为“瓜子”，意指“瓜子族的子民”。清人黎士宏在《仁恕堂笔记》中载：“甘州人谓不慧曰瓜子”。民国时期胡朴安先生在《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因了这缘故，后世便称瓜子族人为“傻瓜”，并一直沿用至今。所不同的是，“傻瓜”一词的词义发生了逆转：过去指“傻得可爱”，现在指“笨得可笑”。现今，甘肃、四川等地区还习惯上把不聪明的人、愚蠢的人称为“瓜子”、“瓜娃子”。“傻瓜”一词也是中国汉字在发展传承过程中，不断演化、创新的一个例证。
你认识几个
囙拼音：yīn古同“因”。
囜拼音：nín◎贤。
囝拼音：jiǎnnān◎方言，儿子。◎同“囡”。
囟拼音：xìn◎〔～门〕婴儿头顶骨未合缝的地方。亦称“囟脑门儿”、“顶门儿”。
囡拼音：nān◎方言，小孩儿：小～。阿～。～～（对小孩儿的亲热称呼）。
団拼音：tuán◎同“团”（日本汉字）。
囤拼音：dùntún◎用竹篾、荆条等编织成的或用席箔等围成的存放粮食等农产品的器物
囥拼音：kàng◎藏。
囦拼音：yuān◎古同“渊”。
囧jiǒng◎囧囧：明亮貌。江淹《孙廷尉绰杂述》诗：“囧囧秋月明”。
囨拼音：piān◎唾弃和斥责声，相当于“呸”。
囩拼音：yùnyún◎回旋。◎古代土地面积单位，十二顷。-囫-囮拼音：éyóu◎用来诱捕同类鸟的鸟，称“囮子”。◎媒介。◎化，化生。
囲拼音：wéi◎古同“围”。
図拼音：tú◎同“图”（日本汉字）。
囵-囶囶拼音：guó◎古同“国”。
囷拼音：qūn◎古代一种圆形谷仓◎样子像囷仓的事物◎积聚；聚拢。
囸拼音：rì◎古同“日”。
囹-囻拼音：guó◎古同“国”。
囼拼音：tāi◎古同“胎”。
囿拼音：yòu◎养动物的园子◎局限，被限制◎借指事物萃聚之处
圀拼音：guó◎古同“国”。
圁拼音：yín◎〔～水〕古水名，上游即今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木伦河，下游即今中国陕西省的窟野河。
圂拼音：hùnhǔn◎同“溷”。
溷拼音：húnhùnhǔn
圃-圄-圅拼音：hán◎同“函”。
圉拼音：yǔ◎养马的地方◎边陲◎同“圄”。◎古代乐器名。圊拼音：qīng◎厕所
圌拼音：chuánchuí◎一种类似囤的盛粮器具。◎〔～山〕山名，在中国江苏省镇江市东。
圎拼音：yuán◎古同“圆”。
圏拼音：quān◎同“圈”（日本汉字）。
圐拼音：kū◎〔～圙〕蒙古语“库伦”的旧译，指围起来的草场，多用于村镇名。
圑拼音：fùpǔ◎古同“圃”。
圔拼音：èyà◎〔窳（yǔㄩˇ）～〕（音乐声）低回。
圕拼音：tuān◎“图书馆”三字的缩写。
圗拼音：tú◎古同“图”。
圙拼音：lüè◎〔圐～〕见“圐”。
圚拼音：huì◎门闠◎圈套
圛拼音：yì◎（云气）连接不断。
圜拼音：huányuán◎围绕◎同“圆”。◎指天体
圝拼音：luán◎古同“圞”。
圞luán◎〔团～〕
ａ．形容圆，如“明月～～”；
ｂ．团聚；团圆，如“可唤儿辈来，作～～之会。”
“落霞”其实是飞蛾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滕王阁序》佳句迭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即是其中之一，历来公认为绝句。对于句中的“落霞”一词，很多地方的解释为“晚霞”。其实，“落霞”指的是一种飞蛾。宋人吴曾在其《能改斋漫录·辨霞鹜》一文中写道：“落霞非云霞，盖南昌秋向有一种飞蛾，若今所在麦蛾是也。”原来，当时的南昌地区，八九月间，田野里活动着一种飞蛾，数量极多，在江上飞舞时，纷纷坠落水中，引得江鱼群游争食。当地人管这种飞蛾叫做“霞蛾”，简称为“霞”。
“勾当”原来是官职
如今“勾当”是个纯粹的贬义词，但在古代，它曾经是官职。
丁忧
丁忧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道德礼仪制度，指拥有官吏身份之人。古代，父母死后，子女按礼须持丧三年，其间不得行婚嫁之事，不预吉庆之典，任官者并须离职，称“丁忧”。源于汉代，西汉时规定在朝廷供职人员丁忧(离职)三年，至东汉时，丁忧制度已盛行。在汉末丁忧去官很通行，非但是父母三年之丧要丁忧，就是兄弟姊妹期功服之丧也要丁忧。唐时此风渐息。宋代，由太常礼院掌其事，凡官员有父母丧，须报请解官，承重孙如父已先亡，也须解官。此后历代均有规定，且品官丁忧，若匿而不报，一经查出，将受到惩处。
丁忧期间，丁忧的人不准为官，如无特殊原因，国家也不可以强招丁忧的人为官，因特殊原因国家强招丁忧的人为官，叫做“夺情”。或有的守制未满，而应朝廷之召出来应职者，称起复。武将丁忧不解除官职，而是给假100天，大祥、小祥、卒哭等忌日另给假日。法律规定，丁忧人不能租赁私人房屋居住。
古代的“丁”和“忧”，其解释不同于现代的“丁”和“忧”。据《尔雅·释诂》：“丁，当也。”是遭逢、遇到的意思。据《尚书·说命上》：“忧，居丧也。”所以，古代的“丁忧”就是遭逢居丧的意思。“遭逢居丧”时，儿女们会忧伤，会居丧，会遵循一定的民俗和规定“守制”，这显然比单纯“人丁忧伤”包含的内容要广泛得多。“丁忧”体现了古人对文字运用的炉火纯青。
古礼三月而葬，然后初哭，行虞礼、卒哭“虞礼”是安瑰祭，三次虞祭之后，行“卒哭”礼，献食举哀于灵座以后，不再哭悼。卒哭十一次为“阳礼”，将神祖迎入祠堂，礼毕将：主移回原处。丧后十三个月至十五个月举行“小祥”、“大祥”礼。七个月举行“谭”礼，意为安然平安，心情激动可安一些。死者安葬以后，孝子要居丧、一服的孝子要居丧三年。父母去世一周年(十二个月)后，在第十三月举行小祥之祭；去世两周年(二十四个月)后，在第二十五月举行大祥之祭；然后间隔一个月，在第二十七月举行禫祭，也就是除服之祭，守制结束。通常说“守制三年”。
居丧也叫“丁忧”、“丁艰”，又叫“守孝”，是对父母孝心的最好体现，也是对儿女是否孝顺的考验。按照古礼，丁忧三年期间不能外出做官应酬，也不能住在家里，而要在父母坟前搭个小棚子，“晓苫枕砖”，即睡草席，枕砖头块，要粗茶淡饭不喝酒，不与妻妾同房，不叫丝弦音乐，不洗澡、不剃头、不更衣。丁忧的社会基础是“孝”，为什么孝，因为小孩初生，三年不离母仔，时刻都要父母护料，因此父母亡故后，儿子也应还报三年．但居丧时候也有些权变的，《礼记·曲礼》明确规定说：“居皮之礼，头衬创则冰，身有病则治，有疾则饮酒食肉，疚止复初”，就是说一是有病，二是年老的。此外碰到国与家发生冲突，要家礼服从国事，孝子可出来为国效力。
“尊”、“奠”、“酹”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的酒文化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酒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在汉字中仍然看得到酒文化，对生活影响的痕迹。
提起酒，我们往往会想起一坛坛的老酒。古人多用酒坛来装盛美酒。这是“酉”字，象形字。从甲骨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就是一个酒坛子的形象。同时，它还是“酒”的本字。如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田律》中说到:“百姓居田舍毋敢酤酉(酒)。”当然，甲骨文中还有“酉”加三撇的写法，那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由于酒坛子是用来装酒的，就像池塘是用来蓄水的一样，在古文中，“酉”还被借用为“蓄水的池塘”之义。如“酉枯”即为“池塘干涸了。”“酉”字后来被借为地支名，其本义后来用的少了。但是还可以从一系列的以“酉”为偏旁的字看出它的字义来。如:醉，醒，酿，尊，奠，酹等等。在与酒有关的字中，当属“尊”和“奠”这两个字的文化内涵最丰富了。
尊，会意字。从甲骨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字形是一双手，捧着一个酒坛子(酉)的样子。古人认为酒由粮食酿造，其质最纯，故而往往用来祭天，表示尊敬。它的本意是:酒器和古代用作祭祀的礼器。又由字形，引申出了“敬酒”这个意思。而被敬酒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人，由此继续引申出了尊敬，尊贵，尊重等义。同时，“尊”还通“樽”。
奠，会意字。在甲骨文中是一个酒坛子被放置在平台或桌子上。由此我们常常看到它是在祭祀死者时才用。《说文解字》中解释“奠”字:“奠，置祭也。”置，放置。因为它是放出在桌子上的酒，所以又引申出“放置，设置，定”的意思。如我们生活中常说的奠定、奠基等词语。奠还通郑。从此以上区分这两个字，我们可以这样记:尊由手拿着。寸，为手臂的一部分，所以有“寸”为“尊”。“奠”是放在桌子上的酒，"大"是桌子的变形，左右都有笔画显得稳重，是“奠定”的“奠”。
还有一个“酹”字，是两只手在侧面儿拿着酒坛子，在洒酒祭奠。如苏轼的词句“一樽还酹江月”。一个酹字，我们根据字形，就能联想到当时的一个动态的场景了。
绿帽子
按阴阳五行学说，南为火、北为水、东为木、西为金、中央为土；火色红、水色玄（黑）、木色青、金色白、土色黄。黄色象征着中央，所以历朝历代以黄色为上。绿色则为地位低下的人所服用，我国古代没有帽子，平民百姓只能裹头巾，汉朝下等人只能戴绿色的头巾；元朝以后，服绿色的范围进一步缩小，元朝《元典章》明确规定：“娼妓穿皂衫、戴角巾儿；娼妓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明朝沿袭元朝，《国初事迹》说：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三年下令“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并规定南京娼妓家的男子必须头戴绿巾。由于娼妓家的男人都戴绿帽子，自明朝开始，人们便把妻子“红杏出墙”的男人称之为“戴绿头巾”“绿帽子”。
“兵”与“勇”
史载，“兵”是清代国家的常备武装力量，包括八旗军和绿营军。八旗军分为满八旗、蒙八旗和汉八旗，这些都是大清的正规军，直接隶属皇帝，八旗兵为世兵制，在16岁以上的八旗男性子弟中挑选。“余丁”和不满16岁的“幼丁”，可以挑补为养育兵，即预备兵。绿营军则是为弥补满军的不足而建立的汉人组成的汉兵，是清入关后改编和新招的汉人部队。这种军队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建制单位，故称绿营兵，也叫绿旗兵，简称营兵。
八旗军同绿营兵虽然使命相同，都是保家卫国，但主次不同，朝廷倚重不同。按朝廷的定制，八旗兵大部分卫戍京师，为国家精锐部队，掌管京师安全；绿营兵则遍布全国各地，数量要比八旗兵多几倍乃至几十倍。通常影视剧上浩浩荡荡的清代大军都是绿营兵。满清入关以后，绿营兵日渐取代八旗兵的主要地位。清朝建立不久的康熙年间，力图以和为贵，于是军备废弛，萎靡不振。八旗兵丁一劳永逸，长期处于养尊处优的地位，以至于三藩起事临阵磨枪亦难振军威，故镇压三藩之功实属绿营兵。雍正登基后，立志彰显满军尚武精神，乃三令五申“八旗为满洲根本”，大动干戈，整军治军，终于使得士气大振，维护了当时的国家统治。
“勇”与“兵”相比，就是后娘养的了。雍正、乾隆朝后遇有战事，若八旗兵和绿营兵不足用，则就地取材，临时招募乡勇组成军队，战事完了后立即解散，不是国家正式的军队。直到清末太平天国时，曾国藩才改非正式的乡勇为练勇(即湘军)，定兵制，发饷粮，称为勇营。从此，“勇”基本代替了“兵”，成为国家的主要军事力量。勇营的特点是拿国家饷的私募武装，所谓“兵为将有”，士兵和军官只忠于自己的长官，不直接效忠皇帝。
乱弹古官名
子曰：“必也正名乎！”这里说的“名”，是名分、位号。《左传.成公二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杜预注：“器、车服；名，爵号。”由此可见等级制度在传统学说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2000多年前就有关于礼仪名位的学术专著“三礼”，历史上各代也都用法典方式规范化，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直到市场经济的今天，有些商人甚至和尚、道士都有官吏品级，就是一个明证。既然如此，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对待传统和正名，就是十分必要的。由于种种原因，古代官名不仅在影视作品中屡屡出现错误读音，甚至一些著名学者也常常出错。在此我不揣浅陋谈谈这个问题，抛砖引玉，也希望大家指正。当然，对历史专业出身的朋友而言，这些都不是问题，也希望这些朋友批评和补充。
首先说说“士大夫”。这个词出自《考工记.总序》，意思和读音一般人都不会弄错，可是《百家讲坛》里某著名学者却读成士dài夫。宋朝医官官阶有“大夫”一级，但“士大夫”却和现代人对医生的称呼无关。与此类似的有“二千石”，这是汉代官员的俸禄等级之一种，又分为三等：中二千石（州牧）、二千石（太守）、比二千石（刺史），原义是指相当若干石谷物的年俸，实际发放通常要打折扣并且折合一定数量的钱帛。有些人想到既然是谷物，“石”应该按照现在容量单位的读音为dàn，其实此处的“石”就读shí。
秦人重武，以善射者掌事，故置“仆射”（púyè）官。汉承秦制，唐宋以左右仆射为为宰相职，宋后废。汉将军名号有骠骑、车骑、骁骑等，此处“骑”一律读为jì，而“骠”读为piào不是评书中秦琼所卖的黄骠（biāo）马之骠。秦官“将作少府”，西汉改称“将（jiàng）作大匠”，职掌宫室、宗庙、陵寝等土木营建。秦官“将行”，西汉改称“大长（cháng）秋”，为皇后的近侍（曹操理论上的祖父曹腾就担任过此职），南北朝后废。秦汉时为三公辅佐的“长（zhǎng）史”，历代一直沿设，总管王府事务。
有些官名的读音存在不同说法。东汉光武帝刘秀未发迹时在长安求学，见“执金吾”出巡的宏大排场，慨然感叹道：“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执金吾”是汉代负责京畿地区治安的官员，晋以后废，大约相当于清朝的“九门提督”（正式说法是“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一说金吾为两端涂金的铜棒，一说“吾”读音为“御”，“谓执金以防御非常”。
“虞候（hòu）”为古官名，掌管山泽之官。《左传》：“薮之薪蒸，虞候守之。”《疏》曰：“水希曰薮，则薮是少水之泽。立官使之候望，故以虞候为名也。”宇文泰相西魏始置虞侯都督，隋、唐、五代、宋各朝沿设，都虞候为高级武官，也有低级武职如将虞候、院虞候和作为官僚侍从跟班的虞候，如《水浒》中陷害林冲的陆虞候。常见的错误是认作“虞侯”，读音自然也不对了。
“舍（shè）人”始见《周礼.地官》，从战国起历代都设此官职，如太子舍人、中书舍人等，职掌从侍从、属官到起草诏令等各代不同。明清内阁中书科设中书舍人，职责仅为缮写文书。宋元以后民间俗称显贵子弟为舍人，相当于“公子”。朱元璋收养了许多义子，军中习称为某舍，听起来很像今日香港人对警察的称呼“某sir”，如沐英即所谓“周舍”。
“洗（xiān）马”，官名，亦作“先马”，即“马前引导之人”（《日知录》）。秦汉时洗马为太子属官，晋代改掌图籍，南朝后改称司经局洗马，至清末废。历史上许多名人曾担任过此职，如勾践做过吴王夫差的先马，还有唐代名臣魏征和清末名臣张之洞等。
给（jǐ）事中，也称“给事、给谏”，秦始置。秦汉时为加官名，魏晋后为正员。隋唐后为门下省要职，掌驳正政令违失。明按六部分设六科，每科设都给事中一员、给事中若干，为掌封驳违失的谏官。清雍正时以六科隶都察院，自唐以来国家中央监察机关“台”、“谏”并列至此合一。给事中与各“道”御史并称“科道”言官，类似今日纪检干部。
太监（jiàn）。唐代设内侍省，长官为监及少监，后来即为宦官的通称。“监”也为官署名，如国子监、钦天监等。“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中的杨意即为汉武帝推荐司马相如的“狗监”杨得意。明清时代称在国子监读书或取得读书资格的人为“监生”。上述这些“监”的读音都是jiàn，而不是监狱、监视、监督之监。
常被误读的诗句之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船，不是船只，而是“衣襟”的意思。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了当时八位著名的诗人，其中一段专门写李白的醉态。据说，唐玄宗想召见诗仙，李白仍然保持一副很牛气的高人派头。所谓“不上船”，并非不登龙舟，而是敞开衣襟，连扣子都不系。《康熙字典》里明确记载：“衣领曰船”，“或言衣襟为船”。
常被误读的诗句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床，不是卧榻的意思，而作“井栏”解。《辞海》里明确注释，床是“井上围栏”。李白此诗作于唐开元十五年，古人把“有井水处”称为故乡。诗人置身在秋夜明月下的井边上，举头遥望，顿生思乡之情。
常被误读的诗句之朱门酒肉臭
杜甫诗“朱门酒肉臭”的“臭”一般人都理解为“腐烂发臭”，其实这个“臭”就是“香”，xiu臭，在古代是发出香味的意思，这两句的含义是：达官贵族的家中酒和肉发出诱人的香气，而路边还有冻死的骨头。
常被误读的诗句之贫贱夫妻百事哀
误读：生活贫贱的夫妻，事事不称心。元稹悼亡诗《遣悲怀》有三首，都为名篇。其一：“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贫困生活固然有诸多不顺心，然而，从诗中所说到的在日常生活中引起哀思的几件事，可以看出诗人重在叙衷肠而不是说道理。夫妻死别人所不免，但回想当年贫贱相守，而今伊人已逝，真可谓一事一悲凄，百事皆哀感了。
“我”字原来不是“我”
“我”在古代是一种兵器，不是现在第一人称代词“我”的意思。现在的“我”与“伐”、“战”、“戟”、“戣”这些打打杀杀的字长得很像，说明“我”在古代与它们是近亲，与现在“我”的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
《说文解字》上说：“我，古杀字。”“我”这种武器盛行于商至战国时期，秦以后逐渐消失。根据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西周时期的青铜“我”和现藏于陕西扶风博物馆西周时期的青铜“我”来看，“我”的形状有点像《西游记》里猪八戒扛的铁筢子，只不过“我”是三根齿罢了。“我”是一种短兵器，装上长柄后才能用于战场上砍杀，那尖尖的三角刺砍将下来时，一般的皮甲胄都是难以保全的。
在古代“我”是兵器的时候，人们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是“朕”、“寡人”、“不才”、“不佞”、“小人”、“贱民”以及“余”、“吾”等等，当然使用最多的还是“余”“吾”二字。那时候“朕”、“寡人”都不是皇帝的专用词，《尔雅·释诂》中解释说：“朕，身也。”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规定“朕”只能是天子自称。至于“寡人”，更是大众用词，《诗经·邶风》中就有“先君之恩，以勖寡人”等等，“寡人”到了唐代才成了皇帝的专称。
“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用，最早见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当时的“我”作为代词用，指的是“我们”。“我”是怎样由兵器转为人称代词的呢？原来“我”是会意字，它从戈，戈是古代具有代表性的武器，很容易激起大家的斗志，所谓枕戈待旦，大丈夫当“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因此武士们常取戈自持，凡持戈之人，皆归属我方，“我”便引申出表示自我的意思，从那时沿用至今，再也没有变动过“我”的意思。
俸和禄
古代皇朝政府按规定给予各级官吏的报酬。主要形式有土地、实物、钱币等。中国古代俸禄制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商周时期因官职同爵位相一致，并且世代相袭，俸禄实际上是封地内的经济收入(不包括上缴给政府的部分)。即俸禄表现为土地形式，封地的大小是各级官吏的俸禄标准。春秋末期至唐初主要以实物作为官吏的俸禄。平时，因为大家习惯于将“俸”和“禄”连用，所以，很多人会误以为“俸”和“禄”是一回事，没什么区别。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在古代，“俸”和“禄”差别相当大。
但具体到每个朝代，官员的俸禄发放形式又各有不同。据考证，战国至秦朝，官吏的俸禄以禄为主，粟米充当了各级官员的“工资”。至两汉，官员俸禄开始正规化，官吏职位的高低和俸禄的级别以“石”表示，俸禄以斛为计量单位(每斛约折合130斤)，按月发给粟米。共有16等，万石官月俸350斛，百石官只有16斛。县令为千石至六百石官，每月90—70斛。这一时期，官员的俸禄由俸钱和禄米构成，二者各占一半的比例。魏晋时实行九品中正制，俸禄的形式也一改从前钱谷各半的形式为帛、粟、钱各占三分之一。所谓的“帛”就是丝织品的总称。隋代官俸又恢复了两汉时期以粟米计算俸禄的方式。唐朝的俸禄形式则变得灵活，俸禄里除了传统的俸银、禄米外，还加上了田。除正常的俸禄外，官员还可领取薪炭、绸缎、纸笔及雇用人员的俸料银。从唐朝中期开始直至明清，官员的俸禄构成以货币形式为主。唐开元年间，开始尝试将各种粮钱合为一起，以月俸为名，随月发放，月俸已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工资制了。此后，“俸”钱渐渐占了主导地位，“禄”米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直至今日。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来历
现在正在播放的宫廷电视连续剧，我们常常看到太监在宣读圣旨的时候，总拿“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头。其实这句话到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时才有，而且也不是这样断句的。正确的断句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其中一座规模最大的朝会大殿，取名为“奉天殿”。这是朱元璋和大臣们议事的地方。为了向人们昭示他登上皇位是奉天的旨意，也就是进一步阐明自己做皇帝的“合法性”，他把手拿的玉圭也刻上了“奉天法祖”字样，而且还写了《御制纪梦》一文，说自己梦游天宫，见到了“道法三清”，紫衣道士授以真人服饰和法剑，为“奉天承运”找到了事实根据和理论基础。朱元璋便自称“奉天承运皇帝”，他颁发的诏书前面都要加上“奉天承运皇帝”六个大字。
“三令五申”的由来
“三令五申”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约束既布，乃设斧钺，即三令五申之。”宋代曾公亮撰《武经总要》，对“三令五申”有明确记载。
所谓“三令”，一令观敌之谋，视道路之便，知生死之地；二令听金鼓，视旌旗，以齐其耳目；三令举斧钺，以宣其刑赏。
所谓“五申”：一申赏罚，以一其心；二申视分合，以一其途；三申画战阵旌旗；四申夜战听火鼓；五申听令不恭，视之以斧钺。
“三令”与“五申”的本源及其具体内容原意是在教育将士应该在战阵中或军事行为中明确作战守则。随着时代的变化，“三令五申”的含义也有所改变。诸如我们现在通常的“三令五申”并不是执行它的具体内容，而是再三地向下级命令告诫之义。
“寺”是古官名
寺的名称与古代官名有关。明清时以礼、户、吏、兵、刑、工六部尚书及都察院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司使为九卿，所居称“寺”。秦时，凡宦官任外廷职务的，官合通称为寺。如大理寺、大常寺、鸿胪寺等。后来，官府都引申为“官寺”。东汉明帝时，天竺国僧摄摩腾、竺法兰，用白马驮经东来，止于洛阳鸿胪寺。以后，在雍关以西专筑藏经之舍，命名“白马寺”。由此，“寺”便成为僧人藏经、讲佛的场所。北魏太武帝始光元年（公元424年），以“伽蓝”为僧寺名，隋炀帝大业中改称道场，唐朝又复改称寺，一直至今。我国的寺与庙有本质的区别，寺是外来宗教的宣讲所，供奉的是佛，这些佛是超然世外的。人们在寺中的祈求，寻求的是精神上的安慰。而庙奉供的多是历史上的名人，如关帝庙、忠武庙、孔庙；有些则是百姓世俗的宗教场所，如主生死祈福的东岳庙等。
背景”与“离乡”无干
有部电视剧台词说：“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背井离乡的，心里特不好受，所以连点新鲜劲都没有……”字幕把“背井离乡”误成了“背景离乡”。
井，本义是水井。引申指类似水井的，如“矿井”“油井”等。也指像井架形的，如“藻井”“天井”等。在商周时期，“井”指一种土地制度，即通常所说的“井田制”。地方一里（九百亩）为一井，划为九区，形如“井”字，故名“井田”。中间的一区为公田，外围的八区为私田。八家各分一区私田耕作，公田共同耕作。《孟子·滕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
“井田”是生存之所，是人们繁衍生息的聚居之地。所以“井”后来又引申指人口聚居之地、乡里、家乡。背，背离；井，家乡。“背井离乡”是个成语，指不得已远离家乡，流落到别的地方去生活。如《水浒传》第三十六回：“宋江临别时，嘱付兄弟道：我此去不要你们忧心，只有父亲年纪高大，我又累被官司缠扰，背井离乡而去。兄弟，你早晚只在家侍奉……”此成语也可写作“背乡离井”“离乡背井”“离乡别井”“抛乡离井”等等，但绝不能写作“背景离乡”！
汉语中有“背景”一词，众所周知，它指的是舞台上或电影、电视剧里的布景，也指画面上衬托主体形象的景物，还指对人物、事件起重要作用的历史情况或现实环境。但“背景”不能与“离乡”搭配成词。
“埋单”一词的来历
原来，在当地酒楼、食肆用于盛载食品的碗碟在其内部都是分门别类有严格区分的。比如说，按伍角、一元、二元、伍元区分，服务员一看见某种碗碟便立即知道这是盛何种价格的食品和茶水。
“埋单”与“买单”虽然发音相近，但是词意却大相径庭、相去甚远。在广州话里的“埋”字有许多含义，其中之一，有“聚合”的意思，如“埋口”（伤口愈合）、“埋份”（参与一份）、“埋堆”（志趣相投者常相聚在一起）等等。至于“买”字，就是“拿钱买东西”的意思。若用“买单”来表述一个人就餐完毕后的结帐行为，那岂不是“拿钱去买一张完餐后的单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全国不同地区的人员和物资交流日益频繁，南风北渐，东货西运，广州话地区以外的人们因为不了解广州话的字义和广州地区的民风民俗及方言文化，把“埋单”误作“买单”，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当了解了“埋单”的词源出处，以及“执单”、“开单”的整个操作过程之后，就不会再乱用“买单”这个生造词了。
由此可见，原本只是一句普普通通的广东地区粤语方言，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中，因为广东经济的迅猛发展而迅速传遍全国，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的发达程度对一个地区文化风俗的至关重要地推动和推广作用实在令人不可小觑！
避讳
避讳字，是指中国古代回避君主和尊长的名字而改写的字。避讳字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是用同义字或义近字代替。秦始皇名正，秦代避讳“正”，因此，用“端”代替“正”。比如，把“正月”改为“端月”。汉高祖名邦，汉代人便以“国”代替“邦”。古代叫邦家，汉代就叫国家，一直沿用到今天。东汉光武帝名秀，避讳“秀”字，于是把秀才改为茂才。
第二是用同音字或音近字代替。司马迁的父亲名谈，司马迁作《史记》，在《赵世家》中就把张孟谈改成张孟同。清圣祖名玄烨，清代人便以“元”代替“玄”，以“煜”代替“烨”。
第三是字缺笔画。唐太宗名李世民，唐代人就把“世”缺笔写作“F”。
第四是拆字。一个汉字是由几个部件组成的，为了不犯君主的讳，便只取字的某一部分以避开原字。五代晋君主是石敬瑭，姓敬的人便改姓文。
第五是删字。有的人是双名，如果其中一字犯了讳，便把它删去变为单名。如南朝齐开国叫萧道成，一个叫萧道渊的人便把名字里的“道”去掉，改为萧渊。
第六是用形似字代替。五代后周君主名郭威，一个叫郭彦威的人就用“成”代替“威”，改名为郭彦成。
第七是改读。孔子名丘，过去读书人把“丘”读成mou，实际上是用“某”的读音。
第八是增加偏旁，构成新字。比如，为了避孔子的讳，凡是“丘”作地名或姓氏，一律改为“邱”，读qi，以与孔子名讳区别。
词和辞
词、辞这两个字有时是相通的，如“词典”也可作“辞典”，但也有区别。
词，通俗些，如欢迎词、告别词、创刊词、发刊词、唱词、歌词等；辞，文一些，如辞章、辞令、辞藻等。词，在语言学中指有一定意义的、最小的、能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如名词、动词、形容词、实词、虚词、词素、词根等。在成语中，原来用“词”就不能改用“辞”，反过来也是如此。如“义正词严”、“万死不辞”、“辞不达意”等等。
词，唐、宋兴起的一种文学形式，又称长短句。如词话、词牌、词谱、词曲等。
辞，先秦、汉兴起的一种文学形式，如集屈原等人所作赋的书为《楚辞》。后泛指赋体文学形式，如《归去来兮辞》。
毛病
“毛病”一词本不是指人，而是指马。古人看马好不好，要看毛如何。马身上的毛旋儿有好有坏，位置生得不好就是“毛病”。后来，“毛病”由专指马扩大到其他事物，凡是有缺点或有妨害的地方，都可称为毛病了。
古时候，马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人们对马的要求特别严格。相马首先就是看马的毛色如何，有没有不足的地方。明代的徐咸在《相马经》中说：“马旋毛者，善旋王，恶旋十四，所谓毛病，最为害者也。”意思是说，卷曲的马毛有好有坏，位置生得不好，就是毛病。如果主人骑的话，就会有害处。
金兰
金兰的意思是情投意合，进而结为异生兄弟或姐妹，称结金兰。
“兰谱”就是结金兰后，要交换谱贴，叫金兰谱或兰谱。
结义：俗称“换贴”、“磕头弟兄”或“拜把子”，其习俗由来已久。两人或数人之间要好讲义气，结为异姓兄弟（忌四人或六人），商定好以后，按人数各用一沓红纸写出每人姓名、生日、时辰、籍贯及父母、祖及曾祖三代姓名的《金兰谱》，然后在天地牌位前，依年龄大小，依次焚香叩拜，齐读誓词。拜后共进酒饭，彼此父母都称呼为“干老”、“干妈”，日后反目绝交先烧“金兰谱”称为“断义”，也叫“拔香头子”。
“金兰谱”是结拜兄弟时互换的帖子，“金兰契”是结拜兄弟的盟约关系或深厚情谊，“金兰薄”是登记结拜兄弟姓名、年龄、籍贯的薄册。
秋的别称
秋季有三个月，分别称为孟秋七月、仲秋八月，季秋九月，合称三秋。其中七月又称为初秋、早秋、新秋、上秋；八月称为正秋、中秋、桂秋；九月称为晚秋、凉秋、暮秋。唐朝王勃《滕王阁序》就有“时维九月，序属三秋”之句。
按照五行之说，秋在五行中属金，故称“金秋”或“金天”。《汉书·五行志》：“金，西方，万物既成，杀气之始也。”唐陈子昂亦有诗咏叹：“金天方肃杀，白露始专征。”
秋天是收获、储藏五谷的季节，稻谷多是金色的，故秋天又称金素、素秋、白藏、收成。唐代杜甫的《秋兴》：“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宋朝欧阳修的《清商怨》：“关河愁思望处满，渐素秋向晚。”
古时以五音（宫商角徵羽）配合四时，商为秋。晋代陆机《行思赋》：“商秋肃其发节，玄云霈而垂阴。”所以秋天又有素商、白商、高商等雅称。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清气爽，故以爽节相应。谢朓有诗云：“渊情协爽节，咏言兴德音。”李适亦有诗曰：“爽节在重九，物华新雨馀。”所以爽节也就是重阳节。
秋者愁也，愁者，万物愁而入也，所以秋天还有“愁苦”味道的劲秋、寒秋、商秋、霜秋之别称。晋朝陆机的《文赋》曰：“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东汉宋子侯的《董娇饶》曰：“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
五脊六兽
中国的古建筑物是由一条正脊和四条垂脊组成，统称五脊。在五脊之上安放六种人造的兽件，合称“五脊六兽。”六兽按类别分为跑兽、垂兽、“仙人”及鸱吻，合称“脊兽”。其中正脊上安放吻兽或望兽，垂脊上安放垂兽，戗脊上安放戗兽，另在屋脊边缘处安放仙人走兽。
脊兽由瓦制成，高级建筑多用琉璃瓦，其功能最初是为了保护木栓和铁钉，防止漏水和生锈，对脊的连接部起固定和支撑作用。后来脊兽发展出了装饰功能，并有严格的等级意义，不同等级的建筑所安放的脊兽数量和形式都有严格限制。据中国古书记载：正脊两端的兽叫“龙吻”，垂脊上的五条兽分别是：狻猊、斗牛、獬豸、凤、狎鱼。这五条兽合称为“螭吻”。对螭吻，古书解释说：“形似兽，性好望，今屋上兽头也”。中国古代先民称五脊上的六兽为神兽，并顶礼膜拜，说这六兽可以“护脊消灾”，是镇脊神兽。正脊上的龙吻也叫“吞兽”，其作用可以严密封固两坡瓦垅交汇处，提防雨水渗漏。
古汉语中的信和书有什么区别？
学习古代汉语，只有正确辨析古今词义的异同，才能有助于理解语言的发展变化。拿“信”和“书”来说，“信”，古汉语中主要是指信使，即送信的人。如《世说新语·雅量》中“外启信至，而无儿书”，就是说外边的人报告使者到了，却没有看到儿子的信。“东信至，传淮上大捷”中的信也是信使的意思。“书”在古汉语中才是书信的意思。唐朝杜甫《春望》中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家书就是家信。《世说新语》中“谢万寿春败后，还书与王右将军云：惨负宿顾”，还书就是回信的意思。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过“信”在古代有时也作书信讲，如《梁书·到溉传》有：“研磨墨以腾文，笔飞毫以书信。”“书信”就是写信。
随着时代的发展，“书”、“信”的含义逐渐发生了变化。“书”在现代汉语中指的就是书本，而“信”的含义比较丰富一些，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可以作“信息、书信、相信、信用”等意义用。可见，“书”和“信”的现代意义与古代意义是有很大区别的。
何谓“败北”
我们在读书看报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败北”这个词，“败北”在古代常常被人们作为打败仗的代称，也引申为做事不成功，竞争或竞选失败。那么，“败北”一词究竟何义？是战败后往北逃跑吗？为什么不能称为“败东”、“败西”或“败南”呢？打败仗为什么叫“败北”，而不叫败东或败西？
古代称战败为“败北”，是因为“北”是“背”的古文。打败仗被称为“败北”而不叫“败东”、“败西”或“败南”，源于中国古代汉语中“北”的古义。
“北”在古代汉语中的本义为“背”或“相背”。《说文解字》：“北，背也，二人相背。”由此，“北”引申为人体的部位与胸相对的背部。古人说：败北，意思是打不过转背而逃。古时两军交战，若一方败退则以“背”对胜利的一方。所以“北”就有了失败的义项。《孙子·军事》：“佯北勿从。”这里的“北”，即是“败”或“败逃”，意为“敌人假装败逃，不要盲目追赶”。《史记·项羽本纪》中也有“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西汉初期的政论家贾谊在《过秦论》中提及的“追亡逐北，伏尸百万”，其意也为“追杀败逃的敌军”。
故而，“败北”与向北方逃跑没有任何关联，也不能称为“败东”、“败西”或“败南”。而在现代汉语中，“败北”还被用来泛指在各种竞争、竞赛（如体育比赛、竞标、竞选等）中失败。两军打仗，输了的一方是“败北”；运动场上作赛，负方也是“败北”，是否失败者都向北方逃走呢？当然不是了。看中国历史上的大战役，逃跑的方向都是向南的多。负方为“败北”，胜方是否就“胜南”了呢。也不见得。从来未闻有“胜南”的说法。在古代，南为至尊，北则象征失败、臣服，所以，也可以从这方面理解。
启示与启事
启事：
1.陈述事情。多用于下对上。
2.陈述事情的奏章;函件。
启示：启发使领悟
早在20多年前，吕叔湘先生写过一篇《错字小议》，其中谈到“启事”“启示”容易误用。20多年过去了，这一差错非但没有绝迹，相反还有蔓延之势。某品牌刊物，刊出了“征稿启示”；某知名企业，刊出了“招聘启示”。网上搜索一下，该用“启事”而误用“启示”的，竟多达数百万条。“启事”“启示”混淆，成为“2006年十大语文差错”之一，实在是“当之无愧”的。
“启事”和“启示”至少有三点区别：
一、表现形态不同。“启事”是一种公告性的应用文体，是为了说明某事而在公众中传播信息，一般采用登报或张贴的方式，其形态是显性的；而“启示”则是启发提示，作用于人的内心世界，启迪思想或激活思维，其形态是隐性的。
二、语素意义不同。“事”“示”有别，不必细说；同一个“启”字，说的也不是一回事。“启事”用的是“启”的陈述义，即开口说话，它和“启禀”“启奏”的“启”同出一辙；而“启示”用的是“启”的开导义，即“启蒙运动”的“启”。前者是向人诉说，是单向的；后者既可启示他人，也可自己受到启发，是双向的。
三、语法功能不同。“启事”是名词，不能带宾语；“启示”既是名词，又是动词，它是可以带宾语的。
君子与小人
君子人格，其实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谦逊、好学、宽容、友爱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即使修养还不够，也已经是君子。中国人最仰慕和向往的理想人格，便是君子；中国人最不齿和憎恶的人格，便是小人。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何为君子？
君子之姿态，如《论语》中所说：“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远远望见很庄重，接近之后很温和，听他说话很庄严。
君子之行事，如《孟子》所说：“权重者不媚之，势盛者不附之；倾城者不奉之，貌恶者不讳之；强者不畏之，弱者不欺之；从善者友之，好恶者弃之；长则尊之，幼则庇之。”他们正派、宽容、博爱、光明，德性一身而修养深厚。而小人恰恰反之。
概括起来，君子人格，就在“三耻”“三不”“三患”“三畏”上。这四点，既是君子人格的标准，君子之德的养成路径，也是君子与小人的四种区别。
君子说话有“三耻”，小人反之孔子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意思是陪着君子说话容易犯三种过失：没轮到他说话却先说，叫做急躁；该说话了却不说，叫做隐瞒；不看人脸色便贸然开口，叫做没长眼。陪君子说话，当以君子的标准，所以这三种情况恰恰是小人，反之才是君子。这其中包含人的说话之道。没轮到他说话的时候却自顾自说起来，说明这人急于表现自己，生怕被冷落或看不起，其实恰恰是肤浅和浮躁的表现。此外，这样的行为也很失礼，是没教养的体现。轮到你说了却不说是另一个极端，不仅同样有所失礼，而且必定有所隐瞒，所以虚伪。有些人则是因为羞涩，这同样不可取，君子坦荡光明，只要正当有何不敢说的？所以要学着从这种怯懦中走出来。最严重的是不看人脸色就贸然开口，有些话也许关系别人的隐私、戳着别人的痛处、犯着别人的忌讳，自己却不管不顾说下去，这就远远不是肤浅浮躁和无礼没教养的问题了，而是直接关系人的品格。因为他完全是只顾自己痛快，不顾他人感受，是在伤害别人。当然，有的人只是性格直爽，伤害到别人是无心，但无心的伤害，就不是伤害了吗？这样的直爽，非君子所为。
君子行事有“三不”，小人反之君子不妄动，动必有道。真正的君子，对自己要求是很严格的，这是一种自律，也是一种自爱。不妄动就是不随便，心中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这就是操守，这操守也正是君子心中的有道。而对于小人，行事随便算什么，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无操守无底线算什么，他们从来不知道这些是什么。君子不苟求，求必有义。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行事，首先考虑的是道义。合乎道义，当取则取；不合乎道义，看都不会看一眼。这其中也包含一种豁达——是自己的就去拿，不是自己的则一定不强求，所以君子心中才是坦荡光明磊落的。而对小人，这些君子所珍视的东西都不算什么，只要能换钱，什么都是可以卖的。君子不虚行，行必有正。一个君子，一言一行都不会随便，凡事都会设身处地的再三考虑：这件事是否正当？会损害别人的利益吗？会伤害到别人吗？想清楚了，他才会去做。君子的心中有“正道”这杆秤；君子的作为沿着“正道”这根绳；这就是正直。而小人才不会考虑这些，他们只会考虑会不会损害我的利益，我会得到多大的利益。
君子修身有“三患”，小人反之《礼记》中说：“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意思是君子有三个担忧：自己没有听说过的知识或道理，担心不能听到；已经听到了，担心不能学到；已经学到了，担心不能做到。能否听到、学到、做到，这才是君子所担忧的事情。在别人眼中，君子都是修养深厚的；而在君子心中，自己永远还差得太远。君子只关心自己还有多少没有听到、学到和做到的，只看到自己还有多少不足和欠缺，所以听到别人的赞美才会惭愧和谦虚，那都是发自真心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那么有修养。而小人是怎样的呢？明明不知道，还要装知道。明明肚子里没多少货，还以为自己多厉害多了不起。就算听到了以前不知道的新道理，他们也会想怎么跟我的想法不一样呢？所以肯定是扯淡，于是一个劲儿地排斥。对于“做到”，他们更是已经完全沉醉在“我比别人知道得多、思考得深刻”里了，哪有心思去想这事儿。
君子立德有“三畏”，小人反之《论语》中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对于天地准则、德高望重之人和圣人之言，都是充满了敬畏的。这种敬畏背后，是一种谦卑的心态、虚心的态度和心向往之的追求。天地意志，是君子努力参究、学习和遵循的最高准则；德高望重者，是高洁品格和深厚德性的人间典范，因而是君子努力效仿和学习的对象；圣人则是最崇高的德高望重者，圣人之言是对天地准则的最好领悟，又怎能不让君子敬畏？正是因为这种敬畏，君子才会尽可能地放低自己、放空自己，于是才会尽可能多的获得、尽可能快地成长。小人又是怎样的呢？孔子也说了：“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小人不知道上天的意志因而不畏惧，轻慢德高望重者，蔑视圣人的言论。这样的人并不少见，明明自己见识浅薄愚蠢，却喜欢天天指责先贤的不是，以彰显自己的高明。一个真心求学的君子，哪怕书中再多荒谬，也只会关心自己收获了什么，而不是热衷于挑错。无知者无畏，无德者也同样无畏。
综上：君子的三耻、三不、三患、三畏，其实是君子说话、行事、修身、立德的标准和追求，也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可以依靠之提升自己的修养，也可以借此识人。君子人格，其实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谦逊、好学、宽容、友爱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即使修养还不够，也已经是君子。生活，要学会远小人；活着，就要做君子。
衣”与“裳”
如今我们所说的衣裳就是泛指我们所穿的各类衣服，然而在古代我们又是怎么说衣服的呢？跟如今的说法会是一样的吗？
中国历经这么久的历史，所传承的文化也是深远的。在我国古时衣服上曰衣，下曰裳。上衣就省略的称为“衣”，是用来遮蔽身体的。《说文·衣部》：“衣，依也。”段玉裁注：“依者，倚也。衣者，人所倚以蔽体者也。”“裳”，亦作“常”，是专用于遮蔽身体下半部分的服装，男女尊卑均可穿着。而衣也有其狭义的意思指的就是上衣，跟“裳”相对。如《诗经》：绿兮衣兮，绿衣黄裳”而《齐风》里“东方未明，颠倒衣裳。”因此，裳指的也就是下衣。
在我国古代上衣是分长短的，这和现在一样，当时的短上衣被叫做“襦”。杜甫《别李义》：“忆昔初见时，小糯绣芳荪。”《说文》：“襦，短衣也。”其中的“襦”就是这个意思。长上衣指的就是“深衣”。《经典释文》引郑玄《礼记深衣》：“深衣者，连衣、裳而纯（镶边的）之以采也。”可见深衣也就是连衣与裳为一，下面垂到踝部。相似于现在的长裙、旗袍之类。然而裳在古代指的就是下衣。
古代的下衣有裳、绔、裈（kūn）。裳又写作常。《说文》：“常，下帬（qún，裙）也。裳，常或从'衣’。”这说明裳就是裙。
在古代，男女服装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别，男子也着裙。其中绔说的也就是今天的裤子。但它跟现在人们穿的裤子也是不一样的。《释名》中这样说：“两股（大腿）各跨别也。”这说明古代绔没有前后裆，只有两个裤筒。由于古代的纺织工具比较简陋，布的幅面也非常狭窄，因此一件下裳通常是要用七幅布帛拼合而成，前三后四，所以样子就像是一幅腰围，另在腰部施褶，褶的多少一般是视具体情况而定的，在其两侧还各开一道缝隙。
从两汉之后，裳就逐渐被裙所取代，也只有在贵族祭祀或是朝会的时侯穿着的礼服中保留遗制。在《后汉书？舆服志下》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行大射礼于辟雍，公卿诸侯大夫行礼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裳与裙大体上是相同的，唯裳被制成两片，彼此分离，一片蔽前，一片挡后，上用布带系结于腰，裙则多被做成一片，穿时由前围向臀后。
其实，“衣”字在古代除了统指身上穿的衣服之外，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中狭义的衣专指上衣，广义的衣则包括一切蔽体的东西，也就是被分为头衣、上衣、下衣和足衣。在这其中的头衣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帽子。只是“帽”字产生得较晚，所以最初的意思是“小蛮儿夷头衣也”，这并不是一切头衣的统称。在先秦，各种头衣其实都有自己的专名。然而，头衣还被称为元服。因为元的原本意思是头，比如在《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中记载：“免胄入狄师，死焉。狄人归其元，面如生。”所以说，元服跟头衣的字面意思是一样的。
在古代贵族和平民的头衣是有严格区别的。贵族戴冠、冕等，平民则戴帻。其中冠是一般贵族男子所戴的普通帽子。《礼记？曲礼上》说到道：“男子二十，冠而字。”说的就是男子长到二十岁时行加冠之礼，同时起别名，也就意味着从此长大成人了，社会与家庭都要按成人来要求他。在古代不戴冠的只有四种人：小孩、平民、罪犯、异族人。
我国古代的人是不剪头发的，孩子的头发长了，就紧贴着发根扎在起垂于脑后，叫“总发”。平民是不戴冠的，在其发髻上复以巾，直盖到前额，这就是帻。当然，古代的衣裳还包括了“足衣＂，也就是人们脚上穿的鞋子，而在古代就被叫成屨、履、屐等名。我们知道了古代的“衣＂和“裳＂跟现在衣裳的区别，随着时代的发展，衣裳的叫法也在不断的简便化。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演变中又看到了国人的智慧，自远古至今，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一直变动着，而这都是我们所拥有的深厚文化。
弄璋弄瓦
“弄璋、弄瓦”典出《诗经·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
“璋”是好的玉石，顶端作斜锐角形，是古代贵族在举行朝聘、祭祀、丧葬时所用的礼器。给儿子“璋”玩，一方面是希望他有玉一般的品德，一方面又希望他成为贵族，可以“光宗耀祖”。后来就把生下男孩子称为“弄璋之喜”；“瓦”是纺车上的零件。给女儿“瓦”玩，是希望她将来能胜任女红之意。所以，“弄璋”指的是生了儿子，“弄瓦”指的是生了女儿。古代的笑话典籍中有这么一则趣话：绍兴岑郡侯的夫人正怀着身孕。
一天，郡侯出行，有一人来不及闪避，挡了道，被绑到府内。岑郡侯问他道：“你是干什么的？”那人答：“算命的。”郡侯说：“我的夫人有了身孕，请你看看，弄璋乎，弄瓦乎？”（是生男孩还是生女孩）那人不明白“弄璋弄瓦”指的是什么，便随口说道：“璋也要弄，瓦也要弄。”郡侯听了，认为他是信口胡说，狠狠骂了算命的一顿。可是没多久，郡侯夫人果然生下一男一女双胞胎，算卦的因此名声大振，被誉为“神算”。
唐朝有位“弄獐宰相”名叫李林甫。《旧唐书》记载了李林甫把“弄璋之喜”写成“弄獐之喜”的笑话：“太常少乡姜度妻诞子，李林甫手书庆之曰：'闻有弄獐之庆’，客视之掩口。”这则故事说的是有一次，李林甫的小舅子太常寺少卿姜度喜得贵子，李林甫即兴手书庆贺曰：“闻有弄獐之庆”。恰值这天来宾贺客满堂，大家一看不禁掩口哑然而笑，但因为是当朝宰相的“墨宝”，在场的来宾是不敢公开大笑的。不学无术的李林甫本想要在大庭广众之前卖弄一下斯文，却不料将“弄璋”误写成了“弄獐”。而这“獐“却原本是一种山林野兽，按照他的贺词，意谓“祝贺你们家生了一个小獐子（野兽）。”因此，来宾焉有不笑之理！而这原本也是当时封建社会上私塾的小小蒙童都懂的知识，根本不算什么生僻之典，而贵为泱泱大唐帝国宰相的李林甫却居然给弄错了，真是贻笑大方。对于这个有趣的史实，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在其所作的《贺陈述古弟章生子》诗中写道：“甚欲去为汤饼客，唯愁错写弄麞书。”
在宋代，还流传着一则文人学士关于“弄瓦”的“打油诗”。刘骥是苏轼之父苏洵的友人。苏洵26岁时，其妻生第二胎女儿，邀请刘骥赴宴。刘骥醉后吟了一首“弄瓦”（生女之谓）诗：“去岁相邀因弄瓦，今年弄瓦又相邀。弄去弄来还弄瓦，令正莫非一瓦窑？”（令正是对他人妻子之敬称）。男孩“弄璋”、女孩“弄瓦”实为重男轻女的说法，这种说法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