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一个身世凄凉、受尽欺辱、只有三根头发的漫画儿童形象，于1935年诞生于漫画家张乐平笔下。在大家的印象中，三毛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经常在大街上捡烟头。
捡烟头也可以赚钱吗？在今天看来难以想象。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像三毛一样捡烟头度日的人并不在少数。根据1937年的统计，仅在上海一地就有千人以上的捡烟头大军。他们终日在大街闹市、茶坊酒肆中以“一只破布口袋（或纸盒），一副竹筷”猎取别人丢弃的烟头，但自己并不制造卷烟，而是将“一段段三五分长的烟尾，积得多时可卖给专收的摊户……每天平均可得三四百文钱”。
1934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后，曾有报刊称香烟头绝迹实为政府新运促进团取缔吸烟的成效。对此有人讽刺道：“在未实行新生活之前，市上也何曾有堆积于途的烟头？即有，也早已被捉蟋蟀（俗称烟头为蟋蟀）的老枪、叫花子拾去换钱了，还会让它堆积在路上吗？”
“磕头实业家”
那些用俯首拾得的“香烟屁股”制成的卷烟，形象地被称为“弯腰牌”或“磕头牌”香烟，其制造者也被戏称为“磕头实业家”，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里尤为常见。
1932年，经南京卫生事务所秘查，在南京夫子庙一带，以及朝天宫，三牌楼，狗儿巷，下关江边码头等处，均有手工卷户用小木机制造卷烟，由小贩向行人兜售。同年，济南市手工卷烟业的调查表明，手工卷烟业者共计一千零六十余家，其中三百余家尚未领到许可证。1935年上海卷烟业的近况调查表明，上海“近以经济恐慌之深化，大众购买力锐减，手卷烟之销路转佳。于是稍具资力者，亦纷起经营手卷烟业，进而成为一种正式之小工业。租界当局，亦视为烟店之一种，每季令缴烟店捐四元，而发给营业执照。该业获得此项保障，一时开设者，达五百家之谱。大都分布于租界内劳动者聚居之区，如东区之杨树浦，北区之北河南路北福建路，西区之曹家渡，南区之唐家湾一带”。
在山东、河南、安徽等烤烟产区，手工卷户更是免去了捡烟头的麻烦，直接就地取材。河南许昌一带烤烟产区的失业贫民或失业军人多“利用劣级烟叶于彼外商之弃置弗顾者，或采拾或购买，几经剔捡，然后加以利用，卷制成烟，籍维生计”。根据华商卷烟厂业同业公会会长邬挺生1932年对京皖豫鄂一带手工卷烟业的调查，“开封城厢，业手制卷烟者达二百余家。其向税局注册者仅七十余家，未经注册者一百五六十家”；京皖豫鄂一带“总计手制卷烟每月销额，约达到三千箱之谱”。根据1934年《中国经济年鉴》的统计，“许昌及许昌附近十九县制造烟卷的家庭工业级手工作坊已达六百处以上”，“皖北凤阳、涡阳一带的产烟区，亦有同样的情形，卷烟卷成为农民主要副业，烟卷作坊已有数十家存在”。截至1935年底，“手工木机卷烟之业经核准登记者，仅限于山东、河南、安徽三省及徐州等处共计三千九百余户”。
低投入、高回报
为什么这么多人在1930年代都涌向了手工卷烟业？1933年有时论分析认为：“年来国事多故，地方不靖，驯致农村经济，日呈衰落，失业既日多一日，谋生亦愈趋愈难。苟有微利可霑，孰不赴之若渴。况土烟之原料，既便于取给，所需资本，又微乎其微，甚或区区数金，亦可勉强经营，而其销路，方日形活跃，更无虑有停滞之虞。”
诚如上文所言，手工卷烟业的资金门槛低，而且投资回报率高。1932年时，在安徽蚌埠仅需三五元本钱便可以生产手工卷烟，铜圆一枚可购两三枝，每箱可收入三十七八元，除去成本（烟料廿一二元，纸圈九元等），仍能获利润五六元。每日制造四千至五千枝卷烟，便可日得工资五六角。在上海等大城市经营较具规模的手工卷烟业所需成本更多，但经营项目也更多，收入亦愈丰。1935年在上海租界开设手卷烟行，“计其资本不过百元至二百元，租屋一间，设置桌椅秤具及容器，聚从业员三人至五人，即可开业”。除出售已制成的手工卷烟以外，手卷烟行还出售卷烟器，烟丝及卷烟纸等。每盒十枝手工卷烟，售铜圆四枚至六枚；卷烟器每具售半角至二角；烟丝每斤售角半至七角不等；卷烟纸（已切成之长方形纸片）每令（五百张）售洋六分至二角。每一行家，每日营业额在十元至十五元之间。
大多数手工卷户使用原始的木质手推卷烟机，每小时大约能制造卷烟50至100支。还有一些规模较大的卷烟作坊甚至采取了简单的机械化生产，使用以电力驱动的铁质及杂有木质的各种手摇卷烟机。“手摇铁机与机制厂商所用之机器，效率相等，出烟极其迅速。考其制烟之速率，铁质手摇者，日可达七八万枝上下，约合一箱半左右，木质手推者，日可达三五千枝上下。”
手工卷烟以假乱真
按照各地手工卷烟的征税办法，“手工卷烟包装应分二十枝、五十枝二种，用软纸包装，包面须印明与烟枝上所加同样之标识或戳记，不得用硬纸包壳或其他式样之包壳”，以区别于机制卷烟。但手工卷户往往仿冒市场上流行的机制卷烟的商标，1932年在安徽蚌埠以仿冒“欢迎牌”为多，1935年在湖南、湖北两省，以仿冒英美烟公司的“哈德门”、“黄金”、“三八牌”为多。而且手工卷烟主要仿冒中低档机制卷烟品牌，“不见其有大炮台、茄力克与美丽、白金龙，而只为欢迎、仙岛、红枪、双刀等普通烟类。”这是因为“中等以下之机制卷烟，原供经济地位中等以下之吸户，以及贩夫走卒，乡僻农愚。初未尝鉴别真伪，但以形式相同，价值低廉为喜”。
手工卷烟以假乱真令机制卷烟的生产者大为恼火。但据手工卷烟的制造者自陈，“若辈本多不愿仿冒各牌，亦不知仿冒有何法律关系。惟视何牌行销最广，即认为便于推销，从而仿冒之”，只是用流行的品牌来招揽顾客而已。而每当顾客购烟时，他们都会询问顾客是想买正品还是仿冒品，然后由消费者自己选购，并不会以次充好，欺骗顾客。还有一些手工卷户由于不懂商标法，不知需要自己新创商标，曾以市上流行的牌名和图样向商标局注册，自然被商标局驳回。1930年代以后，政府税务机关加强了对手工卷烟的控制，禁止手工卷烟使用牌名。但为生计所迫，不少卷户仍继续仿冒机制卷烟的品牌。另有一些制造稍精的手工卷户以真烟二三枝，及假烟七八枝，夹杂装入机制卷烟的空烟盒中，冒充机制卷烟混销于火车上及栈房等处，蓄意从事冒牌和欺诈。
便宜才是硬道理
手工卷烟虽然质量低劣，但价格低廉。手工卷烟生产者采用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而且不用投资或维护昂贵的卷烟机械设备，并通过仿冒机制卷烟的商标和包装坐享他人之利，从而大大节省了生产和销售成本。加上他们不必缴纳愈发沉重的卷烟统税，因此其价格远远低于最便宜的机制卷烟。根据1932年铁道部统计的《纸卷烟各牌名称价格表》，最贵的机制卷烟是英美烟公司生产的“弗罗解”，五万枝每箱的价格为2500元；一般低档烟的价格是140元左右，最便宜的卷烟是如一烟公司生产的“凡如”牌，五万枝每箱的价格为40元。而手工卷烟“其每千枝售价，不出七八角，间有一二种，每千枝售银一元。”再加上从业者颇多，营业竞争非常激烈，因此每箱（五万枝）的售价，还不及三十七八元。
在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中国民众的购买力普遍下降，卷烟消费的需求也愈发趋向低端化。1935年就有时评指出：“农村破产，社会经济衰落，购买力日益减少，以前吸上等香烟者，纷纷改吸中等烟，吸中等烟者，纷纷改吸下等烟。”市场对廉价卷烟的需求不断增加，无奈机制卷烟厂商在国民政府卷烟统税的束缚下无力满足这种需求，从而形成了一个市场真空，为手工卷烟业的广泛兴起提供了机遇。
1933年，上海华商卷烟公会声称：“手卷土烟之蔓延尤是使机制卷烟受重大打击，例如冀鲁皖湘鄂江浙八省，现时土烟营业日臻发达，滋蔓难图，无待讳饰，以每省月销一千五百箱计，其总额已超过一万箱。”据估计，1934年手工卷烟已取得了整个中国卷烟市场25%的市场份额。1935年，华商卷烟厂业同业公会会长邬挺生在给财政部的呈文中称：“近年手制卷烟充斥市面，最近每月约有二万五千箱。”而且在山东、河南、安徽等省“所有摊贩均以手制卷烟为其大宗销售品，公然陈列，不论乡镇城市，无处无之”。
不打破穷人的饭碗
1936年1月22日，财政部长孔祥熙颁布了《手工土制卷烟取缔规则》，规定分四期撤销手工卷户，凡经登记的手工卷户必须参加1936年1月、5月和9月，以及1937年1月的抽签，每次被抽中的卷户必须在抽签后的四个月内停止运营，直至1937年4月手工卷烟业被完全取缔。未经抽中撤销登记的卷户，可暂准继续卷制，均应先向本部税务署购领官有卷纸，并领取特许行销证。每5万支最高售价不得超过60元，只准就地行销，不发给运照，不能运往外地行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对手工卷烟的取缔被搁置下来。1938年的调查数据表明，手工卷烟仍占中国卷烟消费量总量的约10%。
正是因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手工卷烟业的兴起，捡烟头才成了三毛这样的流浪儿童赖以谋生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