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网络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加油”二字与被誉为“武汉城市之父”的张之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之洞的父亲张锳当年在贵州安龙当知府时，经常在夜里派差役在全城巡逻。遇到有读书人挑灯夜读时，便将读书人的灯盏加满油，于是有了“加油”说法。虽然并没有明确的史料支撑，但“加油”源于张之洞父亲的说法在去年春节的盛行，表达了人们对于武汉的衷心祝福。
如今的武汉，早已恢复了她此前的活力。回首百年前的历史就会发现，这座城市的近代化，晚清重臣张之洞功不可没。很多人知道，张之洞在武汉创办了许多新式学堂、军用工厂以及官办民用工厂。其实，他还制定了一系列的产业政策，推动湖北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等诸多民营工业的发展，这一点往往被很多人忽视。
需要指出的是，开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的洋务运动，是晚清洋务派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危局的自救运动，它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诸多积极变化，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也宣告失败。但是，洋务运动并没有中断，相反，中国的多个中心城市开启了兴办民营工业救国救亡的“再运动”。武汉正是得益于这股热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成为中国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
1889年，张之洞从两广总督转任湖广总督，开启了长达18年的主政湖广的新历程。此时的张之洞，在经历了中法战争的洗礼、两广总督时对新式工业的尝试以及洋务运动的失败后，对于如何发展民族工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而在武汉，随着民营资本的兴起，又为他大展拳脚提供了条件。天时地利等诸多方面结合在一起，张之洞与武汉，在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所谓清流党，并无实际组织，他们是当时朝廷中因谈论时政而颇有名望的士大夫的松散联合。同治光绪时期，清廷为显示“中兴”气象，朝廷周围有一群敢于犯颜的直谏者。值得玩味的是，此时正值洋务运动的鼎盛期，慈禧太后既要借重奕、李鸿章等人施行“洋务”，又担心权势旁落，她就利用清流党人，以牵制炙手可热的洋务大臣。
在山西，张之洞采取了整顿吏治、清理财政以及戒烟禁毒等措施，但仍然无法革除弊端。他隐隐察觉到依靠以往的圣贤之书，无法带来期待的效果。恰好，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一直在山西推广西方科技知识，张之洞与李提摩太有了深入的接触后，逐渐对“西技”、“西艺”有了认识，这正是张之洞从清流派转向洋务派的契机。
正当他在山西意欲大展拳脚之时，中法战争一触即发。光绪十年（1884），清廷任命张之洞为两广总督，主持对法战务。到任后，张之洞采取了一系列开明措施，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在战争中，张之洞直接目睹外部世界的变化，直接加速了他转向洋务派的进程。
不过，仅仅几天后，张之洞便被调任湖广总督，向德订购的制造枪炮的机器则直接移运至湖北，不久便建成湖北枪炮厂。
在广州时，作为军工厂的配套工程，张之洞还于光绪十三年开设广东水陆师学堂，按照北洋水师堂和福州船政学堂的章程，聘请外国教习，传授各门课程。两年后，张之洞又增设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等科目，每科招生三十名，为当时的两广地区培养军事、洋务人才。
从在广东的这些举措可以看出，张之洞已经完全褪去了清流党人“援引经旨，侃侃谔谔”的印迹，而正式走上“求强”“求富”的“洋务”之途。同时也能看到，他在武汉制定的一系列产业发展政策，在广州早有雏形。
关于织布局还有一段小故事。李鸿章早在光绪八年（1882）便在上海创建了织布局，而且奏请“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也就是取得纺织专利权。张之洞在广州时，也打算发展民族机器纺织业。为了避免纠纷，张之洞特意致电李鸿章，说明广东创办织布局只是供给广东市场，不会侵犯上海的利益，李鸿章也同意了张之洞的想法。当时，张之洞将布样及国产棉花样本寄给驻英公使刘瑞芬，请他在英试织，并订购机器。光绪十六年（1890），这批织机从英国运抵广东，此时张之洞已经在湖北，他与继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商议后，将这批织机转运至湖北，建成了湖北织布官局。
张之洞建设民用产业的意图十分明确，就是以求富为目的，填补军用工厂的巨额耗费。在此之前，洋务运动期间的张之洞，并没有对民用产业表现出十分积极的姿态，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对洋务派官员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此前三十年以军用为中心的洋务运动成果付之东流。
这种突破也使得张之洞在湖北省内着手奖励开设工厂、振兴地方农业和手工业等，再经庚子年义和团事件和清末新政，他在湖北省内建设了一套较为具有完整体系的产业政策。
张之洞在1901年五六月间，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了洋洋三万字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系统地勾绘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新政蓝图。第一折主要是文化和人才培养，包括“设立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四项。第二折主要涉及内政整顿，包括官吏选任方法改革；解散各省驻防八旗，鼓励旗人学习士农工商兵各业等。第三折涉及军事、经济的改革。经济方面主要包括振兴农业、手工业，开发矿山、劝设工厂，并制定了“矿律”“路律”“商律”等政策，提出了“行银元，取印花税，扩邮政”的构想。
张之洞上这三折的直接原因就是甲午战败和庚子战败之后，中国被迫支付巨额的外债和赔款所需。为了支付这些费用，当时湖北省的盐课、货厘、江汉关税以及宜昌关税等被用于支付“俄法借款”，田赋、盐厘、烟酒糖税等用于赔付“庚子赔款”。沉重的赔付金额导致此前地方督抚失去了关税和厘金的收入，无力推进洋务运动，地方财政极为窘迫。张之洞感慨：“若百事俱废，专凑赔款，将兴学练兵，农工商务，一切养民治民卫民之自强要政，概行搁置不办，则民心日涣，士气日离，国势日微，外侮日甚，内乱将作，大局亦必难支。”
面对严峻的现实，如何重新构建支撑中国社会的生产基础，就必须进行产业政策的调整。张之洞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今日中国救贫之计，惟有振兴农工商实业，劝导民间仿用机器制造，以外塞漏卮（zhī，古代盛酒的器皿——注），内开民智，尚是一线生机。”正是对“一线生机”的坚持，张之洞面对巨大的外部压力，在湖北推行了中国经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再运动”内生性产业发展。
到武汉上任后，湖北的经济一片凋敝，“连年水灾，岁收歉薄，谷价踊贵，洋货充斥，商贾萧条，民生艰苦异常”，张之洞提出了这样的对策：“训农、通商、惠工各政急速讲求，以冀稍资补救”。
不过，鉴于中国农民“向多朴拙，其于地学化学、制造利用素未通晓，士大夫又多不措意于此”，在他看来，只有官方加以提倡引导，才能起到效果。因而，张之洞沿袭在广州的策略，1898年，设立农务学堂，从美国招聘技术人员，“招集绅商士人有志讲求农学者入堂学习，研求种植、畜牧之学”；同年，还创办工艺学堂，从日本招聘教习，并召集乡绅、士人加以推广普及。
为了促进湖北省生产的商品流通，他在汉口设立劝工商公所，“令各帮大商公举董事数名，禀派入局，协同经理，随时会议。”1898年，改劝工商公所为商务所，1900年改为商务局。可见，张之洞在甲午战败之后积极着手在湖北省推进振兴农业、手工业、鼓励开办民营工厂、促进商业发展的措施。
1898年，张之洞为振兴湖北茶产业，设立了两湖茶叶改良公司，鼓励茶商改良茶种栽培、增加茶叶产量以及引入机械化对茶叶精加工，并在武昌设立了茶叶教员养成所、茶务讲习所，培养专业人员。在提升茶叶产量和品质的同时，张之洞还专门考察了红茶的制造方法，“讲求制办红茶，以利提高质量”，开设具有近代茶叶商贸性质的茶庄，在这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下，汉口成为中国红茶的出口中心。
汉口当时是湖北、湖南、河南出产棉花的集散地，张之洞赴任不久，就将从广东运来的设备建起了湖北织布局。
为提升织布局的原料，改变“多销本地土花”，张之洞十分关心改良鄂棉品种，根据英国工程师摩里斯的考察与建议，他引进美国棉种，并要求江夏、兴国、大冶、黄陂、孝感等产棉州县尝试种植。因为购入美国棉种时期太迟，加之棉农种植经验不足等，第一次美棉种植的成效不佳。1893年和1894年，张之洞继续引进美棉试种，这一次又因甲午战争爆发而中断。不过，张之洞引进美棉试种的实验，为此后中国各地引入美棉提供了经验与教训，1904年清政府农工商部大规模购入美棉种，分发全国各省，美棉栽培得以大规模推广。到20世纪20年代，在鄂中、鄂西、鄂北的三大棉产区，美棉的产量超过中国本土棉种，湖北成为当时中国仅次于江苏的第二大产棉省份。
工艺学堂在成立之初，张之洞引入了山东的麦藁（gǎo）加工技术加以推广；他看到台湾和广东大量出口樟脑，也在湖北广泛种植樟树并试制樟脑。这种小规模的振兴实业为清末新政时期大规模技术推广进行了前期的经验准备。进入新政时期，张之洞开始真正为实现“野无旷土，凡土皆有出产，境无游民，凡民皆有技能”的目标，在湖北境内各地开设传习所，进行农业、手工业技术的改良与普及。比如，他在武昌设立“手工善技场”，以改良湖北工人的工艺。
张之洞还以织布业为中心，依靠开明乡绅、地方官员振兴手工业，创建了包括制纸、印刷、木工、漆工、竹工、绒绣等在内的各种工厂，“以兴实业而弭隐患”。
张之洞的产业政策不独体现于具体某些工厂的建设，更重要的是，还在于对产业工人的培养，这对湖北的发展影响至为深远。根据统计，十九世纪末，武汉的纺织工业仅次于上海，1892年，纱锭总数占全国总数的40.9%，1893年高达77.1%，一度超过上海。
甲午战争前，张之洞在开设官营民用工厂之际，因官方资本不足而引入了部分民营资本，但这种股比之下，民营资本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只是被官府视为可以随意使用的补充性财源。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将需要返还的外债和赔款全部交由各省分担，张之洞经营下的制麻局、织布局、纺纱局等官营民用工厂缺少了官府的资金支持，很快就陷入难以为继的局面，由此不得不开启了民营化的道路。
在这一时期，张之洞在湖北省内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工厂建设，奏请设立汉口商务局，并拟订了振兴工商的八条具体措施。他主张“邀集各省各帮大商”设立商会，将商人组织起来，或劝“商学”，让他们研究商品的制造方法、“商律”，官府对商人指导进行工厂建设；为对抗洋货，还提出应对“新制土货”减免关税、厘金，给予专利保护等。
在签订《马关条约》期间，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针对条约中“允许日本资本家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各种工厂”的条款，张之洞曾认真听取过怡和洋行买办唐荣俊的意见。1896年，张之洞为鼓励开设工厂，奏于南通、苏州和镇江设立商务局，制造土货抵御日本人的商业侵略，张之洞敏锐意识到中国民族资本成长的重要性，这种认识深刻影响到他在汉口设立商务局推动工厂民营化的各项政策。
在张之洞的主导下，汉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其中最为著名的民营工厂便是燮昌火柴厂。提及这个工厂，就要讲张之洞和浙商叶澄衷、宋炜臣之间的故事。
叶澄衷（1840-1899），原名叶成忠，少年起就很有做生意天赋，他驾着一叶舢板往来黄浦江面，学会一口洋泾浜英语，为外国水手、货轮供应所需物品，赚到第一桶金，后成为宁波商帮的先驱和领袖。同治元年（1862），他在虹口开设老顺记商号，经销五金零件。因为经营有方，几年之间，他在长江下游各商埠遍设分号。叶澄衷后来又相继开办上海燮昌火柴厂、纶华缫丝厂。宋炜臣是叶的同乡晚辈，得到叶澄衷的赏识与提携，到上海发展成为燮昌火柴厂经理。1896年，叶澄衷派宋炜臣带25万两银以及叶澄衷给张之洞的亲笔信，到汉口创业。
宋炜臣到汉口之后，得到张之洞的赏识，张之洞为他提供多方便利。宋炜臣先做了军服生意，而后创办燮昌火柴厂。张之洞批准燮昌火柴厂获得二十年专利权，在完税厘方面也给予优惠，“每箱收钱四百文，通行本省，不用再征”。这个税率几乎只占火柴出厂价的三百分之一，并免除了全部流通环节的税收，而清末土货税率大都在5%以上。因此，燮昌火柴厂在湖北省内行销无阻，发展极为顺利。这也使得20世纪初几乎独占中国市场的日本产火柴，悄然退出了湖北市场。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就设立了枪炮厂、汉阳制铁所、织布局等企业，对这些企业的关系，他提到“以湖北所设铁厂、枪炮厂、织布局自相挹注，此三厂联为一气、通盘筹划，随时斟酌，互相协助，必能三事并举，各睹成功。”可见，张之洞作为洋务运动的官员，他强调官营民用工厂与官营军需工厂是一体的，而且在发展资金方面相互扶持。
因此，他在纺纱局成立之际，也明确指出：“俟纱厂办成，则布局之气势愈厚，每年盈余大可佐助铁局经费。”但是从实际的经营过程来看，四局的经营情况都不算好，最好的织布局在19世纪末开工率也差强人意。到1900年，这些官营工厂都出现了因为流动资金不足，而不得不暂时停工的困难局面。
1902年，张之洞对湖北产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调整，决定将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的四个官营民用工厂实施民营化。俄商顺丰洋行买办、广东籍华侨巨商韦紫封与其子韦应南，邀集同为买办的邓纪常等人，组织应昌公司出面承租四局，官商双方于同年6月签订租约，规定：四局租期20年，应昌公司在租期内每年向官府交纳租金10万银两；四局经营有无盈亏，“概与官家无涉”。表面上看，官府似乎已经完全放弃了四局，但在章程中规定不能将四局作为债务抵押，也严禁引入外国资本。同时，湖北向清政府提请对织布局、纺纱局的产品免征厘金、子口税，对缫丝局、制麻局免除厘金、关税等优惠政策。
应昌公司接过四局的经营之后，很快就出现了“逐渐发达”“生意甚盛”的局面，四局仅在1908年就获利近15万银两，在韦应南的经营之下，“将来四局之发展，确实有望”。张之洞根据承租约定，于1906年曾两度向朝廷要求免除四局的关税、厘金等。
此外，张之洞还在大冶建了湖北水泥厂，在武昌建了造纸厂、针钉厂、制皮厂、毡呢厂、面粉厂等工厂，从1905年开始陆续进行对外招商，推行民营化。张之洞对这些工厂都给予了15年专利权的优惠，并保证公司民营化前五年所获盈余不足官利五厘的，由官方拨款补助。
张之洞的这些措施促使武汉成为长江沿岸的大城市之一。另外，张之洞通过向民营工厂给予专利权、税收优惠以及政府融资等保护性政策，探索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民办官助”模式，在中国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发展初期，在面对严重不平等条约和外国商品、外国资本涌入中国的背景下，对还未完全解体的中国自然经济的发展，起到保护和促进作用。
一百多年来，后人对张之洞的评价，褒贬皆有，但他督鄂18年的政绩影响深远却是不争的事实，后世对于张之洞与武汉的关系有着这样评价：张之洞成就了武汉，武汉也成就了张之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