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城市、社区，归属感则是最重要的元素。
那种愉悦的、温暖的感觉，
可能来自一个熟悉的街角，
也可能是一爿温馨的店铺。
今天的话题，
我们就来聊聊曾经遍布上海的“烟纸店”。
它们是如此的微不足道，
但始终散发着独特的气息。
春夏秋冬，在弯折的弄堂口，斑驳的砖墙下，
总有一束温暖的灯光，等候着归家的人。
2017年，翁家支弄上的一家烟纸店
图片摄影|席闻雷@席子
曾经最普及的零售方式
对现今上海的年轻人来讲，何为“烟纸店”？可能没有概念。《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李荣主编2012年江苏教育出版社）的上海方言分册有如此释义：“小杂货铺，以卖烟、火柴、手纸等日用小商品为特色。”
据《上海副食品商业志》记载，上海城厢在清代已遍布杂货铺，最早只经营土烟和京广杂货，后为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开始售卖日常生活用品和小食品等。19世纪末，西方的机制卷烟（俗称洋烟）开始输入上海。此后中外烟草商相继在上海开设烟厂，市民吸用卷烟者日众，烟杂业随之兴起。
顾名思义，烟纸店售卖香烟是主业。事实上，它在上海卷烟销售中也确实发挥过重要作用。近代以来，持续增长的人口推动着上海工商业不断发展。而机制卷烟也改变了国人消费烟草的方式。民国时期，卷烟的市场巨大，市面上的种类繁多。据当时的统计，1932年就多达2000余种。门槛低、利润高的卷烟销售在上海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先由大批发商从烟草公司进货，再卖给较小的批发商，这样逐级向下，烟纸店成为整个销售网络的最末端，负责直接将卷烟零售给消费者。有了烟纸店之后，居民买烟就方便多了。
早年间这样的小店还是可兑换纸币、零钱的地方，所以老上海还有个行业名为“烟兑业”，1930年还成立了全市同业公会。20世纪30年代，许多烟纸店业主按照市面通行的方法，发行在纸上加盖店主图章的1分、2分、5分代价券。由于店主、顾客大多互相熟知，所以当时上海代价券最讲信用的要数烟纸店的了，这种小店也具备了最原始的金融信用功能。
《申报》1922年2月21日刊发烟兑业公会筹备会消息
民国时期，烟纸店依照店主的资本规模，又大致分为“大同行”“小同行”和“夫妻老婆店”三类。“大同行”的资金一般在万元以上，而且通常有大公司背景。经营范围较为集中，主要就是卖香烟和兑换，但进出货量较大。“小同行”的资金一般在数千元不等，经营范围包括但不局限于“烟兑”。“夫妻老婆店”的资金规模就更小，一般都是几百元，可谓真正的“小本买卖”。市民百姓日常接触最多的就是“小同行”和“夫妻老婆店”。
“夫妻老婆店”其实也点出了这种业态的经营主体。一家一户夫妻搭档，上至老人下至小孩，有空均会充当售货员。其经营场所均与住房合为一体，有的与客堂或灶披间（石库门设于后门的厨房）连接，破墙设柜台，路人一望即知，并能望见业主家庭的陈设和家庭的生活情况。而大多是设于总弄或支弄弄口的过街楼下，一半开店，一半为弄堂通道，店面上设阁楼，为店主一家的栖身处。
有趣的是，上海的这种烟纸店，基本上都无正式店号，人们也习惯用它们的位置来称呼。“弄堂口一爿烟纸店”“后弄堂一爿烟纸店”；还有人喜欢用烟纸店老板或者老板的“标志”来称呼，“阿贰头烟纸店”“小福林烟纸店”“麻皮店”“聋彭店”（“聋彭”：上海话）……
据当时统计数据，至抗日战争前夕全市有烟纸店3400余家，1947年为4000余家。上海解放前夕，卷烟零售店（摊）多达2万多家（其中：烟同业公会会员店8600多家，非会员店1000家左右，摊贩11000多家）。
20世纪40年代，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1003弄口的烟纸店
半尺柜台后的人情世故
烟纸店一般都有玻璃橱柜，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经营的商品可不少，且都是日常用品。香烟、火柴、肥皂、草纸，被称为烟纸店的“四大金刚”。越是贴近生活的物品越是不可或缺，越是烟纸店营业额的支柱。如：老酒、香烟、自来火（火柴）、针线、灯泡、十滴水、人丹、雪花膏、松紧带、橡皮筋、各种纽扣、大小揿纽、刀片、剪刀、长短钳子、灯油、蜡烛、纱绳、麻绳、皮鞋带、袜子、木梳、头绳、生发油……用上海闲话念一遍，让人想起了姚慕双、周柏春的著名滑稽《新老法结婚》里面的那段顺口溜：“牙刷牙膏香肥皂，卫生草纸电灯泡，阿司匹林橡皮膏……”
20世纪90年代，秦关路上的一家烟纸店
图片摄影|陆杰
晚间，店门虽已关，排门板已上，但街坊邻居如有急需，比如香烟没了，老酒喝光了，火柴缺了，或突然停电需蜡烛照明等，只需“笃笃笃”敲敲小木门，便有人来应答。烟纸店除备有日常用品外，店主一般随身带小本子，弄内某家急需某物，而店内又无备货，店主便会用小本子记上，隔天去进货时会顺便捎来。而且，因为是“熟人经济”，所以店家时常会“赊账”，这也是邻里信任、社区和谐的一种表现。
20世纪90年代，烟纸店售卖的各类卷烟
烟纸店也是弄堂里小朋友最欢喜的地方。铅笔、橡皮、作业簿册、墨水等学习用品一应俱全。最具诱惑力的，通常是小小的柜台上摆放着的几只大大的玻璃瓶，里面放着小孩子心目中喜欢的各种零食糖果，有盐津枣、桃片、橄榄、粽子糖。到了夏天还会放上几只高高的热水瓶，装着不同口味的棒冰。到了春节，烟纸店更是成为孩子们的“天堂”，各种烟花爆竹，刀，枪，剑，戟，斧等古代“十八般兵器”玩具，小屋容不下，就在弄堂口搭个临时摊，有时还会拉个灯泡来搞个“夜市”。
“弄堂口烟纸店打个酱油”，是很多七零后、八零后的难忘记忆
烟纸店对于孩子来说，有着无尽的宝藏。2011年摄于新闸路
烟纸店的功能还远不止这些。除了购买生活用品，它还是获取各种信息的“情报交换站”，也是邻居邻舍“嘎讪胡”的最佳场所。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上海人记忆中，这样的烟纸店，柜台后面永远坐着一位其貌不扬的老人，神色漠然，但似乎又饱含阅历。周围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一切，都被他或她尽收眼底。
于是乎，由于店主与弄堂居民彼此熟识，店面通常又位于进出要道，所以烟纸店还衍化出一个“守卫”功能。弄内出现贼头贼脑的陌生人或陌生人携显眼之物进出，都会引起店主的注意，使得不速之客，望而却步。
主妇们早上买菜回家路过，有事没事都会与小店老板唠叨唠叨。男人们上班出门，顺便买包香烟，也会与店家闲话几句。弄堂里的阿姨爷叔也自然而然地将烟纸店作为消磨时光的所在。弄堂里的小秘密通常都在这里发酵，家长里短，转换成最简单的默契与乐趣。每天晚饭后，家里人齐聚一堂，聊聊从烟纸店得来的消息，闲谈之间，时光就这样静静流淌着。
2012年，山西北路上的一家烟纸店
2016年，西安路上的一家烟纸店
2016年，榆林路上的一家烟纸店
谢幕与转型
20世纪50年代实行“公私合营”制度时，烟纸店因为数量太多、规模太小，多数没有被涉及到。当时划分阶级“成分”，有一个称呼叫“小业主”，以有别于买卖大的资本家，烟纸店的店主就属于这一类。“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一批返城的知青和待业人员为谋生计，重新经营起烟纸店。改革开放之后，上海的商业重现活力，居民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上海烟纸店又迎来短暂的繁荣期。但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上海开始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许多弄堂被拆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烟纸店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与土壤，随之大批关闭。此后，一些住宅小区和商品房楼盘底层，也利用沿街便利开设店面，供应居家日用小商品，颇有烟纸店遗风，但已无当年的韵味。现今的上海市区，已很难见到它的身影。
2019年，公平路上的一家烟纸店
20世纪90年代初，一种与“烟纸店”有着类似市场定位，但功能更全面、更专业的实体商业形态开始出现在上海街头，那就是便利店。
1993年，随着超市、自选商场大量涌现，上海便利店开始兴起。但由于市场环境不成熟，业态主要是在改造粮店、油酱店包括烟纸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缺乏经验，经营管理水平有很大提升空间。1993年3月，以中国香港企业为投资人、以内地民营企业登记的百式便利店在杨浦区长阳路开设第一家门店，这是上海最早开设的、实行24小时营业、较为规范的便利店。1993年7月，黄浦区粮食局将所属5户粮店、油酱店组织起来，成立华润便民服务公司，成为上海粮食系统最早设立的便利店。
1996年2月，由华联集团与日本罗森株式会社合资的上海华联罗森便利公司（简称“华联罗森”）成立，这是上海乃至全国便利业态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也是与国际接轨的第一家标准便利店公司。7月，在安福路、乌鲁木齐路口和古北高档居住区开出两家华联罗森便利店样板店，是真正意义上的24小时便利店。1996年底，全市华联罗森店铺数达到40家。到年底，全市共有各种方便店、便民店、便利店1300家。
1997年11月28日，联华超市成立上海联华便利商业公司（简称“联华便利”），对便利店业态实施专业化管理。同日，首批7家门店同时开业。同年，华联罗森便利店保持较快发展速度，至年底开出第74家店铺。
2002年1月1日，由市政府规划、市商委推进、市烟糖集团具体运作的上海首批百家“易购”超市便利店亮相，通过大企业整合传统的“夫妻老婆店”“烟杂店”，产权不变，自愿连锁，统一标识和形象，统一营销和培训，利用烟糖集团所属“易购”公司强大物流配送能力统一配送，成为上海首创，在全国也属首次。
2004年7月，中国台湾地区企业福客多便利店有限公司与日本FamilyMart总公司在上海成立福满家便利有限公司，以上海为切入点，开始拓展便利店业务，这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全家”。于此同时，上海本地的“可的”“好德”“光明便利”“快客”等品牌也在不断发展。
2010年末，上海共有便利店网点4628家，比1994年增长5.7倍。而这个数字在2022年底已超过6000家。
岁月悠长，许多事物在完成了历史使命之后，总要谢幕。烟纸店作为市民生活曾经的必备符号，就像一处温暖的港湾，承载着几代上海人的情怀和故事。它也是石库门里弄街区不可或缺的标志之一，已成为上海城市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