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辽宁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作者杨茂元，原标题《回忆先父杨宇霆将军》
读完此文，只能一声叹息——人世无常。
正文
归国后父亲由排长、营长，很快就升为军械厂厂长。在兵器科任少校副官时，宋虎斌是一名士兵（后来是我的当差）,他受过父亲的培训。据宋说，父亲经常在深夜搞紧急集合，站好队后，他总能由队伍中挑出二三名不穿袜子的士兵，当场处罚。有一次父亲由外边归来，士兵听出是他的声音，不问口令就开门放入，父亲为此把那个士兵处罚了。父亲治军、军纪严明，把部队训练得规范整齐，得到了张作霖的赏识。后来张把父亲调到二十七师当参谋长，从此就是他辅佐张作霖的开始。
由于父亲给张作霖出谋划策，东北的军事、政治局面逐渐强盛起来。据我所知，有3件主要大事：
一是建立东北海军,二是制定田赋制度，三是修造战备公路。
我不满周岁时，便随同父亲回到了奉天（今沈阳）。他任上将军公署总参议，兼兵工厂督办。父亲以纪律严明和才干出众著称，当时有“智囊”及“小诸葛”之称。关于严格，可举一例：兵工厂有一个工人犯了错误，这工人的母亲是吴俊升（黑龙江督军）的女佣人。吴帅特为此事来求情，父亲回答是：“你来晚了，这工人已经处理完了。”实际是以后处理的。连吴帅的面子都不给，由此可见秉公执法之一斑。
1925年8月我5岁，父亲接任江苏督办。随同父亲去南京的有我祖父及嫡母李氏。我与母亲就留在北京。父亲的一切公务从不背着副官高风岐(注：不确信是“风”还是“凤”)。高副官也总是站在他身旁。有一次有人来与父亲密谈（来人不知是谁），说南京要打，父亲说不能打，一、我们孤军深入，如果后援切断非败不可。二、我们不能给南方带来战争的灾难，这时要正式退出已来不及了。据说督军署内都布满了机枪，大概就是在当天，他同陈调元（大约是江苏会办）一起开会，在会议进行中，父亲说身体不适，到后边去洗洗澡再来。这时他已下了密令，叫汽车司机陈一恒把车子开到后门待命。父亲换上了便衣，由后门逃走，事先已在下关准备好轮渡，父亲一人上了船。副官与十几名亲随卫士赶到下关时，轮渡已开动。高风岐等人现抓了一个小舢板追到浦口，才同父亲一起上了火车，这时南京已追下来。车到徐州时，张宗昌（山东督军）已在车站等待，与父亲会合，这才平安返回北京。我的祖父和嫡母李氏是怎样回来的就不清楚了。据说兵们全部被缴械，每人发给一套棉裤、棉袄、两块银元放回。他在南京才两个月左右，就匆匆结束了这任江苏督办。
父亲的副官高风岐处事粗疏，他给父亲得罪了好多人，家里的差役们背地都称他为“二督办”。父亲乘火车出门时，路过大一点车站，满月台都是欢迎的文武官员，均由他来握手寒暄，父亲是不下车的，有时在车窗内向外还礼，月台上就他一人忙碌，当火车起动时，他还是若无其事的照样和迎送人等谈话。他专抓火车尾巴上车，一手抓车，一手向月台上敬礼。当火车驶出站后，他才进入车厢。
父亲身旁有一个好人，就是总管周香涛。此人系天津人，为人忠厚正直，并有才干。父亲每晚都是在书房渡过，这书房虽不是禁区，但没有人到这里来，只有一个内差陪同。我有时跑到这里，也是悄悄地玩，不敢打搅父亲。在这里我见过周香涛向父亲报告，周的口才非常伶俐，滔滔不绝一气呵成。父亲一边听他的报告，一边批阅公事。有一次，吴帅派人来向父亲借用嘉禾章(注：北洋政府时颁发的勋章)，偏巧管事都不在，帐房只有张启文一人，无耐他只好去见主人，这次我在父亲身边。张启文本有口吃病，见到督办又有些胆怯，因此半天说不出话来，好久才说：“督……办，吴……大帅、来……借……嘉禾章……（禾字说不上来)。”父亲怒了说：“混帐，去换一个明白人来！”这是我唯一见到的父亲发怒。
郭松龄反奉时，记得是严寒的冬天，地下有2尺厚的大雪，奉天很是紧急，郭军已打到白旗堡车站（距离沈阳只有几十里），父亲携我逃到大连，没过多久又返回了奉天。
郭松龄与张学良将军关系比较亲密，但当我父督苏、姜登选督皖时，却没有他的地盘，使他很生气，这也是郭松龄反奉原因之一。反奉时他打的旗号是“清君侧”，实际就是清我父亲。父亲为给郭松龄压力，曾用话激怒吴俊升，强硬地问吴：“按兵不动是何居心！”因而吴急令在赤峰的黑龙江省骑兵出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败郭军。
郭失败后，张作霖赏了父亲10万银元，父亲用这笔钱买了北京朝内九爷府。
记不清我几岁时，西藏活佛班禅来到我家，当时由奉天大东门起，马路上全铺满了黄沙一直到我家门。由我家大门一直到西院客厅，则全是黄缎铺地。我也见到了班禅，他还用手摸摸我的头顶，并赐我一块“哈达”，当时都说这是很荣幸的事。
父亲每年要给祖父办寿，记得场面不小，我家东院是所较大的四合房，在院内搭了棚，内有戏台，台前两米左右，摆了一套皮沙发，专为给张学良将军看戏坐的。当时东北的要人不但全到场，而且南方也有代表前来。父亲死前祖父最后一个生日，张学良到来时，下了汽车在门外停了一会，不进院子。后来高风岐接至门外，与高副官很是亲热，实际上张已经有了戒心。后来大家才明白，（此是高凤岐对我说的）当天张没有看戏,拜完寿之后，便去西院客厅内了。在祖父办寿一周以前就成立了杨宅寿事筹备处，兵工厂的处长们都来帮忙，有一次某处长为了帐目与我家管事曹起昌有些争论，被曹打了一个大嘴巴,硬给他打跑了。后来我母亲携曹起昌去处长家登门道歉，一个处长按军衔说不是少将即是上校，居然被一个奴才给打了，此事恐怕是罕见的。每当祖父生日时，至少要热闹3天。祖父这次祝寿，我家北客厅里，客人很多，都是东北的高级将领，同时有几桌麻将与牌九。当父亲由外边进来时，客人都呼拉一下全部站了起来，唯有张学良将军一人坐在坐位上，顿时把脸往下一沉，面色非常难看。此事是我成年后，邢士廉对我说的。
老帅死后，有人劝说父亲出国走走，父亲说语言不通很不方便。副官高凤岐(注：原文如此，与前文不一致让人不确信哪个正确)对我说，当时法国欢迎我父亲去，父亲都没有去。当时我母亲劝父亲不必干了，功高震主，怕是将来有危险!父亲说：“汉卿不会把我怎样！”
张作霖因不听日本人的，所以被炸，我父亲也是如此，就是“邻国之贤，敌国之仇”。因此父亲被杀不能全怪罪于张，实际中了国内外之奸计了。
张学良将军给我母亲信中有这样几句话：“……我实在出于无耐，才做出此事，如果老帅在世时，要这样做我也会为他跪下求情……”父亲是士官（日本士官学校）派的首领，当时虽说父亲没有兵权，但他手下的人很多。例如，东北海军司令沈鸿烈是父亲向张作霖推荐的。沈鸿烈是日本商船学校毕业的，湖北人，原是一个普通的职员，他被父亲赏识后，应邀由北京到东北，创建立东北海军。初时，叫他去吉黑江防舰队当参谋，那时在松花江上有几艘船，由他来训练，后来成立了一个庞大的渤海舰队。为了接近父亲，沈把家迁至我们的家乡法库县。在法库县买了田地及房屋。从此他就说是法库人了，并言，称世世代代为法库人，他百年之后，要葬在我父亲佳城之侧。后来舰队进驻青岛（舰队大约是11艘船），青岛市市长胡若愚（张学良的人）被他挤走，他就兼任青岛市长。再后来又做了山东省政府主席，日本侵华时他坚决抗日，又坚决反共。当时很得蒋介石的信任，因此任过南京政府农林部长。日本投降后，他又任浙江省主席。尽管这样，记忆中，我们家庭之间是彼此没有来往的。
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父亲坚决反对。原因是不愿服从蒋介石，这也是与张学良将军主要矛盾之一。由易帜起至父亲死，仅仅12天。我记得我们家是不挂青天白日旗的，父亲死后才悬挂，父亲死时年方45岁。
父亲迷信扶乩(jī，一种问吉凶的迷信活动。两个人扶着一个吊着棍儿的架子，人移动架子，棍儿便在沙盘上写出字句来作为神的启示。也作扶鸾”、“扶箕”)，经常由贵局长（不知何名、何局长）给扶乩，父亲死的前一日，乩语很不吉利，贵局长劝说父亲：“乩语很不祥，请您多注意。”父亲认为去帅府没有问题。有人说：乩语是八个字：“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死后传遍了民间，谐音为：“炸乱吴张，杨常而去。”究竟是否是那天的乩语，我不敢肯定。
父亲到了帅府，由张的亲信高纪毅（当时为警务处长）、谭海副官等4人将父亲与常荫槐枪杀于帅府的老虎客厅中。
这是1929年1月10日的晚上，我时年8岁。当夜我被大人叫醒，大表姐由后门把我带出去，在普通小户人家避居了一个星期才回到家，这时，我才知道父亲已经死去。
事后张学良将军发给我们家属一万元治丧费以示慰问，同时他还亲笔给我哥哥杨春元写了一封信寄往德国，当时我哥哥正在德国留学。信的内容大意是：“我听信谣言杀了你父，这与你无关，你要安心学业等……。”
首先我父无加害张学良之心，张学良也无杀我父之意，由王家祯先生（当时任外交主任秘书）所写《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即可看出。张学良将军并没有决心，才用一块银元来问卜。而且第一次银元人头在上，他还是不能相信，而后如是3次均是人头向上，这才决定杀之，事后很是后悔。(注：个人感觉这一段写的很违心，更多的恐怕是无奈。张所胡诌的一块银元能说明什么问题无非是做贼心虚、减少负罪感托辞而已。)
有一次张学良派吕荣环出席国民党九中全会，（吕当时为东铁理事，年轻，张很得意吕。九·一八事变后，吕当了伪满大臣。）常荫槐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昌带去。信中非常狂妄地说：“东北之事不必找张，他每日打毒针、跳舞，不务正事，有事就找杨督办，或是找我即可。”吕荣环将信打开看了，看完交与张学良。其实吕不交张学良，蒋介石也会交给张学良的，正好用它来离间。日本方面也是如此，利用矛盾挑拨离间,卖给张学良许多假情报。据我所知，日本人很恨我父亲。
第二，郭松龄反奉时(注：张作霖)和日本有个协定，事成后将长白山及沿海某地给日本操练海军使用。郭败后，张与我父亲都不承认了。日本人问张，张说：“此事是杨总参议办的，你们去问他吧：”日本人来问我父亲，父亲说：“此事是张大帅办的。去问张大帅吧！”他俩互相推托就把日本人给耍了。
第三，日本人搞阴谋来了一次“选举”，结果父亲的票数比张学良的多，这都是中毒之处。
更有甚者，日本人送给张学良将军一本《日本外史》，内容是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的故事，德川后来篡了丰臣之位。送者用红笔将此段勾出，暗示张学良，我父亲就是德川。张学良对此能无动于衷吗？
1947年抗战胜利后(注：原文如此，似有不妥)，夏天的一个上午，白崇禧来沈阳小河沿我们家看望和慰问，当时在场的有我母亲、哥哥和我。白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和需要，想不想参加工作。我们兄弟婉言谢绝了。他又表示要去给父亲扫墓，我们说家乡路远不敢劳驾，他也就作罢了。白走后我哥哥悄悄地跟我说：“现在时局这么紧张，老蒋他们日子不长了，我们哪能去给他们作事当垫背的。”同年的夏天，齐士英先生也来过我们家，会见时只有我和哥哥春元。齐先生告辞时，我在后边送他，行至院内，他用手指着我父亲书房对我说：“就在这间房内，我与你老太爷开过秘密会议。唉！二十年过去了。”我估计大概就是那次与日本政界要人床次竹二郎的那次会谈，并有于珍将军参加。床次竹二郎要推翻积极侵华的田中内阁，父亲为此搜集了很多材料，由齐士英先生带到日本。在推翻田中内阁的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使日本人感到父亲很使他们棘手。
父亲是个烟酒不动，没有什么嗜好的军人，每天天未明时就到兵工厂去上班，天黑后才回来。每日在家中只吃一顿晚饭，伙食很是一般。我同父亲同桌吃饭，饭后父亲一定吃一、二个蜜桔，夏天是半个西爪，不吃其他零食。休息一会便自己去书房批看文件，有时一直到深夜。他有秘书却很少用，完全亲自批阅。记得我常用剪子给他剪来信的封口，大约每天都有十几封至几十封。有时来客人时，父亲就在家北客厅里陪同打牌，甚至是通宵。牌友当然都是东北的主要人物，我记得有吴俊生(注：原文如此，应为升或陞)、诸(注：原文如此，应为褚)玉璞等人。同时家中还有两位术士——张老先生（人称张神仙）、马老先生（不知名），此二位我们不知他们是何法术，但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憎恨他们。父亲死后，他们当时就离开了我家。事隔19年后，母亲和哥哥想起来还骂他们呢！
父亲从来未有过女秘书，即便是男秘书，也是处理公务，属于家务往来是由我母亲杨张秀山出面。
黑龙江督办吴俊升太太、奉天兵工厂总办米春霖太太、东北高级军官邢士廉太太、内蒙古达尔罕王的福晋、少帅夫人于凤至、吉林督军孙烈臣太太、热河督统汲金纯太太，都是我母亲的干姐妹，她们经常在一起联系、看戏或者是打牌等等。
父亲的朋友当然很多，较近的只有二人，翁之麟与张楞生。翁是兵工厂会办，乃翁同龢之孙。张楞生是东北电信监督，辞官后住大连。
父亲的日本朋友，据我所知有森川、于治田、手冢、明石等，名字我都不知道。森川是个医生，后来父亲给他一所楼房，此楼坐落在大东门外，他就在这开设了大东医院，自任院长。记得主治大夫是章琴诗，他是父亲的军医官。父亲死后尸体被接回家时，由森川院长给父亲洗的尸。于治田是日本做钢材生意的商人，我小的时候经常到他家去玩。手冢、明石都是奉天兵工厂技师。
父亲去世后安葬在家乡，辽宁省法库县东蛇山沟村。下葬时我陪同母亲回家乡时，张学良将军还派了一卡车士兵护送我们。带队的是一位姓白的连长。当时我是唯一的儿子，因长兄春元在德国求学未归，次兄燮元不知去向，凡是儿子应行的孝事，我都做了。我同母亲归来时，河上的冰开化了，这是1929年春天。
《辽宁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
奉军核心人物
免后重新启用
同年秋，张作霖成立“援湘军”，自任总司令，原陆军次长徐树铮任副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杨宇霆任职期间，在同学徐树铮的鼓吹拉拢下，企图发展个人势力，合谋利用奉军名义，冒领军部拨款370万元，招编新兵4个旅。此事被张作霖得知后，免去徐树铮副司令职，并以“勾结外援、内树党羽”之名，将杨宇霆撤职。杨被解职后，任北京总统府侍从武官、西北边防司令部参谋长等职。终因爱其才智，张作霖于1921年重新启用杨宇霆，任命他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的要职，兼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任职期间，东三省兵工厂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时人称奉天文有“王永江”，武有“杨宇霆”，成为张作霖的左膀右臂，奠定了张作霖的统治地位。
手握有兵权
被杀于老虎厅
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主政东北，大饬整顿改革，取消军师番号，以旅编制。张学良鉴于杨宇霆在其父主政时期一直是东北的重臣，拟任他为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杨宇霆坚辞不就，并和黑龙江省长常荫槐相互勾结，尤其是在东北重大问题上，企图以元老身分左右政局，与张学良背道而驰。1929年1月10日晚，杨、常逼迫张学良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要张学良在任命常荫槐为督办的便笺上签字。这一举动，促使张学良痛下决心，将杨、常处决于“老虎厅”。杨宇霆时年44岁。
杨宇霆死后，张学良在得知其家产被亲信李景明、王子明私吞的情况后，将二人逮捕扣压，令于珍、陈兴亚、臧士毅等人组成清理委员会，立案清查。最后，将清查的60万银元加之房产执照等物一并归还杨家。
杨宇霆，原籍宋道口镇代岭村，原名玉亭，字麟阁（又作邻葛）。祖父杨正荣于清同治年间携眷逃荒关外，在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落户。父杨永昌，母亲张氏，以开大车店为生。
一是建立东北海军，使军队自成体系，增强了部队实力。
二是制定田赋制度，从军阀、地主手中挖出大量未开垦的荒地让农民耕种，发展生产，增强了东北的经济实力。
三是修筑战备公路，当时东北的南满铁路权归日本，修了战备公路，交通运输不受日本挟制，一旦战争起来，可以用公路与日军周旋。
1925年10月，郭松龄倒戈反奉，其中就有整倒与他积怨较深的杨宇霆留学生派的因素。12月24日，郭兵败滦州遇害，了却了杨宇霆的一块心病。
每次注射时，马天池都在张学良的卧室里注射，但也经常到张学良的办公室去，如果张学良在，就问需要不需要注射，如果张学良不在，就和赵吉春等人搭讪，“边看桌上的材料、文件”。赵吉春说：“我们内差以他是医官地位，身份比我们高，不在意这种事。”有一次，马天池正在翻看，张学良突然回来了，发现了这一情况。第二天，就把马天池辞退了。最后，赵吉春老人总结说：“从这些蛛丝马迹上，完全可以看出，杨宇霆无时不施用各种手段监视、暗算着张学良将军。”
关于此事，也有不同说法。学者汤纪涛在《张学良将军两临上海的经过》一文中说，马天池不是张学良辞退的，而是“逃之夭夭”了。张学良这才产生怀疑，拿去化验，这才发现是吗啡！
这么说来，杨宇霆似乎对张学良染上毒瘾，难逃干系。本来，若真能帮助张学良戒烟，纵使杨宇霆摆出一副父辈的架子，也无可厚非。但事前，杨宇霆和马天池并没有告知真相，就显出“阴谋”的意味了。如果赵吉春所说属实，马天池在借“扎针”为名，刺探情报，就是该杀了。
杨宇霆是个烟酒不沾，没有嗜好的正统军人，一生自负好胜。年轻时，为练骑术，半夜偷着骑马被战马咬伤。领兵后，对违例士兵不论亲疏，严加处罚。辅佐张作霖时，则以皇帝与宰相自勉，视主不二。他有秘书，却经常亲自批阅文件到深夜。但他心胸狭窄，对自己不睦的人从不宽容。他非常迷信，家中常年养着术士，遇事扶乩问卜。老虎厅事件前，他还曾扶乩，得乩语：“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术士认为乩语不祥，要他多加小心。事有凑巧，不几天他便死于非命。后来民间这样传称：“炸烂吴（俊升）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
杨宇霆戎马一生，死后张学良派兵护柩葬于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
第二次还乡
建设家乡的宏伟计划
兴建法库电灯厂
法库地方储蓄会
贷款利率不是法定，比东三省官银号利率稍高，比一般银钱号利率略低。投放对象由经纪人从中介绍。经纪人有两个组织，共十余人，各有负责人。他们都是过去的老商人，个个精通业务，了解市面供需情况，传达金融信息。他们所得的报酬，是按投放贷款的多少，所得为利息总额的一定比例，每月终结算，一次付给。
一次某官员求见张学良不得，只好找到杨。杨大怒道：“汉卿子承父业，如此下去，抽死得了。”（时张学良已有毒瘾）遂带那位官员到帅府问卫兵：“少帅何在？”卫兵答：“尚未起床。”杨怒气冲冲地来到张卧室外，使劲踹门并大声嚷道：“我是杨麟阁，快起来，有公事。”
张急披衣而出，杨指着骂道：“老帅在世可不这样，混帐东西，你若这样，东北的事能干好吗？”张学良忍无可忍，破例回敬了一句：“我干不了你干！”
翌日，张学良领衔发表了震惊中外的通电，全文如下：
至此，张学良完成了巩固东北政权的大事，也初步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二次北伐，以张学良易帜并巩固了东北政权为最后的胜利标志，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历史宣告结束。蒋介石凭着他的权谋，总算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大业”。
杨宇霆虽然算是个聪明人，可是皇姑屯事变后，在东北扮演着一个危险的角色。既然不满意张学良，又轻视张学良，可是却又在张学良下边任事。杨最不该的是常在人前人后呼张学良为阿斗。对张学良来说，他掌握东北军政大权，内有杨宇霆以悍将长辈自居，外又要应付日本军阀的各种压迫，所谓“主少国疑”，如果不“立威”，是无法站得起来的。所以，在当时情势下，杨宇霆有取死之道，张学良也有必杀之心。
惯常的说法是，杨宇霆、常荫槐两人朋比为奸，勾结日本人反对东北易帜，故被张学良果断处决。不过，张学良第二天领衔向中央政府发出的通电中，并没提到他俩有何卖国罪行，只是含混其词地指责“彼辈奸险性成，日甚一日，近更暗结党徒，图危国家”，等等，都是些没影儿的事。倒是电文前段的“杨常朋比，操纵把持，致使一切政务受其牵制，各事无从进行”，让人念出端倪——原来少帅就是嫌彼二人妨碍自己执政而已。为避嫌，张学良还召见了记者，陈述了“依法”杀杨、常的经过。而南京政府刚得到东北，也不敢追究地方司令长官擅杀省长级官员的责任（国民政府有严禁军人干预政治的规定）。不过，奉天百姓似乎看出门道，民间很快便流行着“大帅身亡，杨常而去”的说法。
张作霖的秘书长袁金铠挽杨宇霆
顿使精神增剧痛;
欲伸哀挽措辞难。
——张作霖的秘书长袁金铠挽杨宇霆
东三省官银号总办于冲汉挽杨宇霆
我识将军未遇时。
——东三省官银号总办于冲汉挽杨宇霆
东北军宪兵少将司令陈兴亚挽杨宇霆
天地正气谁留意；
人事无常莫再来。
——东北军宪兵少将司令陈兴亚挽杨宇霆
张学良挽杨宇霆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张学良挽杨宇霆
题咏纪念、杨宇霆联
由于杨宇霆死于非命，原因非三言五语可说清楚。法库县当时名士陈丹林对杨宇霆之死曾作一首《五律·无题》诗：“壮士挽天河，中流起恶波。长城檀道济，返日鲁阳戈。有泪挥知已，无词上挽歌。欢迎曾几月，舆榇此回过。”颔联以檀道济、鲁阳相比，足见其对杨宇霆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