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王绍光教授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王绍光教授本人审定。全文共约3万字，分上下两篇，本期推出上篇。
Editor'sNote：Inthepast70years,thebiggestachievementofChina'seconomyhasbeentherealizationofindustrializationwithincreasinglyhigherstandard,duringwhichprocessChina'sstate-ownedenterprises(SOEs)havebeenplayinganindispensablerole.WangShaoguang,professorofTsinghuaUniversityandseniorresearchfellowofInstituteforContemporaryChinaStudies,discussedtherelationshipbetweenChina'sSOEsandindustrializationoverthepast70years.Ratherthanatheoreticalanalysis,thisarticleismoreaboutdisplayingavarietyofdatatoshowhowmuchtheChineseeconomyandindustryhavechangedinthepast70years,andtowhatextenthavetheSOEscontributedtothesechanges
过去70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变化是实现了工业化，且工业化的水平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国有企业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本章讨论过去70年里国企与工业化的关系，主要不是理论分析，更多的是展示各种各样的数据，以显示在过去70年里，中国经济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中国工业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国有企业在其中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什么叫工业化？《现代汉语词典》对工业的定义是：“工业就是采取自然物质资源制造生产资料、生产资料或对各种原材料进行加工的生产事业”。[1]工业化则是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或以机器为特征的近现代工业逐步发展、并在国民经济中逐步占据主要地位的过程。此处在“工业”前面加了“现代”二字，因为工业还包括传统的手工业制造；如果工业停留在传统手工业制造阶段，恐怕还不能算“工业化”。
看一个社会到底是否发生工业化，可以借助4个简单的指标。
第二是量的增长，包括生产总量、人均产量增长。很显然，量的变化与经济增长速度有关。
最后是地区分布，即在一个国家的范围里面，工业化是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还是扩散到了其他的区域？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工业化，还是仅仅在某几个小的点上实现的工业化？这应该是衡量工业化不可忽略的一个指标。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对中国的工业化提出两大期待，体现在他说过的两段话里。一段话是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上讲的：“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2]也就是说，他的第一个期待是，中国要“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
第二段话是1949年3月份、毛主席刚刚到达北京时讲的。他指出当时“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第二个期待是，中国不仅要实现工业化，还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后面我们将用数据检验新中国的成就，看到毛泽东去世前后，他的两个期待是否实现了？
《共同纲领》第35条提出了工业化的使命：“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这里突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新中国的起点，不把起点讲清楚，就很难理解后来70年到底取得什么样的成就。第二部分讲在共和国的前30年，中国如何“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如何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毛泽东的两个期待。第三部分讲后40年中国如何由工业国变为工业大国。关于国有企业在整个70年历史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将贯穿于三个部分的始终。
关于新中国的起点，分四个方面加以考察，即经济、工业、资本、国企。后面两部分也从这四个方面展开讨论。不同的是，第一部分从“经济”讲起，最后讲到国企；而后面两部分将倒过来，从国企讲起，再讲资本、工业，最后讲到经济。
▌经济的起点
看新中国经济的起点，我们一看结构特点，二看量的特点。
从结构上看，那时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5亿多人口中间，只有大约200万人从事工业；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0%左右。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欧洲那些国家相比，哪怕是与比较落后的俄罗斯相比，1949年的中国也要落后得更多：俄罗斯1913年工业的比重已经占到了它经济总量的43%；基础工业方面，中国更加落后。
图1：传统产业与新式产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
图1展示了传统产业与新式产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除了农业，这里所谓传统产业也包括落后的手工业。由此可以看出，1920年时，新式产业仅在7.37%；到战前的1936年，也仅在13.37%，这已是战前的最高水平。到1949年，东北新式产业加进来以后，全国新式产业的比重提升至工农业总产值的17%，其余超过八成仍是传统产业，主要是农业。如果谈到由制造业、采矿业和公共事业构成现代部门，其份额更小；以1933年为例，它仅占GDP的净值大概3.4%，实在是经济中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板块。
图2: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到解放后的1952年，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水平已经超过到战前最高水平。这时，新式产业的占比上升才达到26.6%。图2对这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进行了更细的分解。我们看到，第一产业还是占整个GDP的大头（51%），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加起来大约占四分之一，其次服务业与批发零售业加起来大约也占四分之一。总体而言，依然是典型的农业国。
与我们的邻国印度相比，在1949-1950年期间，印度的经济结构比中国稍微先进一点，工业就业人员、服务业就业人员占就业总量的比重都比中国高，农业就业人员比重比中国低。由于印度农业的气候等自然环境也比中国好，它的人均GDP高出中国三分之一。那时，虽然中印都是穷国，中国则更穷一些（表1）。
表1：1949-1950年中国与印度经济状况
中国不仅人均GDP比印度低，放到全世界各国里去比，中国也是非常低的。世界银行的数据往往只能追溯到1960年，而ConferenceBoard的数据从1950年开始。在ConferenceBoard的数据库里，1950年，有126个国家的数据。排除三个海湾石油国家的极端个例，图3按它们各自人均GDP的水平由高到低进行排列，中国位于倒数第7位，也就是属于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列。这就是我们经济的起点。
图3：世界各国人均GDP（1950年）
旧中国的工业，绝大部分是手工业，机器工业很少很少。手工业制造的不是农产品，是工业产品，但是几乎全靠手工制作出来。这种生产方式也许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产量低、质量差，品种少，不能与现代工业同日而语。1933年，手工业产值占工业的73%，现代机器工业只占27%。
即使在机器工业里面，绝大部分是半机械化生产，一半用机器一半用人，人均马力非常低，技术非常落后。今天谈专利，用的数字是几万个、几十万个、几百万个，而在1912年到1936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只有11件专利，可见技术有多么落后。
从工业部门结构来讲，绝大部分工业生产消费产品，即直接能吃、喝、穿、用的日常生活用品，占70%左右；生产资料的工业产值比重很小，只有30%左右。那时候，中国著名的厂家无非是些纱厂、面粉厂、火柴厂而已。
从地理分布来看，绝大部分现代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上海；内地只是几个大城市，如重庆、武汉点缀着一点点现代工业。进入中国腹地，很难找到现代工业的痕迹。
表2：1949年的私营工业
当时中国的工厂数量少、规模小。1949年刚解放时，中国总共有12.3万家私人工业企业，其中雇佣十人以上的只有1.48万家，这种稍大一点的私营工业企业占总量的12%左右（见表2）。也就是说，按当时的标准，雇佣十人以上就算上规模的企业了。放在今天，这种企业只是比个体户稍大一点。1949年，中国的私营工业企业一共才雇佣164.4万工人，其中92.5万在十人以上的工厂工作。所有这些企业加在一起，他们的资本净值只有25亿元左右，总产值只有不到70亿元；其中十人以上私营工业的资本净值为14亿元，产值为46.6亿元。
解放后，私人工商业发展势头挺好。到1953年，全国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增加到15万个，但它们规模还是不大：职工在500人以上的企业全国一共只有区区167个，占总数的0.1%。而在十月革命之前，俄国雇佣500人以上的企业已经占全部企业的54%以上了。俄国本身就是一个落后国家，中国都没法比，更不用说与其它国家比了。早在1907年，德国雇佣1000人以上的工厂已经达580家之多。
别说职工500人以上的工厂是凤毛麟角，职工在50人以上的企业也不多，只占企业总数的3.74%。职工在十人以上企业比刚解放时大幅增加，但不到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在这些十人以上的工厂中，仍有60%的企业使用手工工具。其它约70%的工业企业，员工都是十人以下的手工业作坊，绝大多数是没有现代动力设备，产品不能定型和按标准化大批量生产。不难想见，它们的生产方式有多么落后。
在1953年，中国使用机器的工业主要是轻工业而不是重工业，其中食品与纺织工业占职工人数与总产值一半以上，也就是生产用于吃穿的产品。那时的重工业主要是燃料工业，如煤矿，其产品固然可以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但主要是直接用作消费，解决城市人口的烧水、煮饭问题。
落后的工业结构直接反映到落后的工业产品结构中。表3列举了解放初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它们在解放前的最高产量，以及1952年的产量。从这张表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很多东西，这里只点出三方面。
第一，产品结构相当原始。前6种是人们日常消费离不开的轻工产品；第7-9种原煤、原油、发电量是重工业产品，但主要用于人们直接消费；其余是重工业产品，主要用作生产资料。今天年轻人不一定知道的是，当年，在大多数产品的前面，往往会加上一“洋”字。纱叫“洋纱”，布叫“洋布”，以示与“土纱”、“土布”不同；火柴叫“洋火”；香烟叫“洋烟”；糖叫“洋糖”；[3]煤油叫“洋油”，煤油灯叫“洋油灯”；石灰叫“洋灰”；就连最不起眼的铁钉也被叫作“洋钉”。几乎没有什么稍微现代一定的工业产品前面不带“洋”字，所有的东西都是“洋”。这个“洋”表达的意思是，要么是从外国进口的，要么是模仿洋货制造的。
表3：解放初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第二，产量非常小。如果拿前6种消费品解放前最好年份的生产量除以当时的人口总数（大约五亿），平均到每个人头，纱、布、盐、糖只有多大一点？任何上过小学的读者都可以计算出来。再看钢产量，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出现在1943年，为92.3万吨；1949年下降到15.8万吨，相当于1943年的17%；1952年钢产量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达到135万吨。但即便如此，135万吨平分到每个中国人，一个人只有2.4公斤。发电量也是如此，中国现在每一天的发电量就是解放前最高全年发电量的三倍！
表4：1949年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与印度相比
新中国工业的起点之低，仅与现在比，也许说服力不足，毕竟已经过去了70年。而与印度作同期比较，可能更容易凸显中国工业当时有多么落后。从表4，可以看得清楚，中国的很多产品都不如印度。印度的人口当时是3.5亿人，中国当时是5.4亿人。印度的产量在钢、生铁、糖、水泥、硫酸、原油这些方面都是中国的1倍、2倍、3倍、4倍、5倍一直到8倍之多；纱、布、发电量也比中国高。中国产量超过印度的产品只有原盐、烧碱、卷烟、纯碱，然而平均到每个人，即使在这几方面，印度与中国也差不了太多。看了这张表，也许我们才能更好地体会，为什么直到1954年6月毛泽东还有这样的忧虑：“我们现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凳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把它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4]
第三，解放三年后，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全面、大幅度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
除了落后以外，中国当时的工业主要集中在占中国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区，主要是两大块，一个是上海，一个是东北，沿海地区还包括天津、青岛、广州、南京、无锡这些城市；除了武汉和重庆以外，内地几乎很少有现代工业；到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几乎完全没有现代工业的痕迹。[5]
由此可见，无论用什么指标衡量，当时中国的工业都远远落后与世界其它地方。
要发展工业、发展现代经济就需要有资本投入。第一章已经讲到，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起步靠殖民主义、奴隶贸易攫取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新中国的资本积累不可能这么做。不仅不能这么做，我们还面临西方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它们千方百计卡我们的脖子，企图置新中国于死地而后快。新中国的资本积累只能靠中国人民自己。
分析新中国成立之前资本积累的状况，我们可以借助于许涤新、吴承明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中使用的“资本体系”作为分析框架。这个体系将资本分成A）工业资本、B）交通运输资本、C）产业资本、D）商业资本、E）金融业资本。工业资本涵盖近代化工厂制造业、水电等公用事业，全部矿冶业(包括土法采矿和冶炼）。交通运输资本涵盖包括铁路、公路、轮船、民航、邮政、电信。产业资本是A与B的总和。商业资本涵盖市场商品一次交易所需资本。金融业资本包括所有新式和旧式银钱业，但不包括投资公司。[6]
表5：资本总额，1947/48年（法币亿元，1936年币值）
我们看到，工业资本规模很小，外资、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加在一起也才37.1亿。即使加上交通运输业资本28.4亿，所以整个产业资本加在一起是65.5亿左右。而商业资本、金融业资本加在一起是77亿左右。换句话说，当时产业资本的体量不如商业与金融业资本的体量。
所有这四类资本的总和是142亿多一点点，平均到每个中国人头上只有26块钱。其实，这142亿并不都是国内资本。外国资本是指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投资。减去11亿元的外国资本，国内资本只剩131亿元，平均每人只有24元。
国内资本的大头是官僚资本，约76.7亿元，主要包括国民党官营企业的资本，抗战胜利后它没收日、德、意三国以及日伪汉奸的资本。官僚资本集中在两个领域：交通运输业与金融业，在前者占比91.6%，在后者占比88.9%，都是绝对主导地位。即使在工业领域占比没有这么高，但所占份额（43.1%）依然比外国资本（16.8%）和民族资本（40.1%）都高。
表6:解放前35年，产业资本的总量的变动
在中华民国存在的30多年里，产业资本中的民族部分有所增加，1947-1948年是1911-1914年的5.6倍，增幅虽然看似不小，但因为起点很低（2.9亿元），到解放前一两年也只有16.2亿元。同期，外资先升后降，1947-1948年的不及1911-1914年72%。
在这30多年里，官僚资本份额增量最大。辛亥革命前后，官僚资本不多，只有4.8亿元，占产业资本的约四分之一；到解放前夕，它已增至42亿元，是前者的8.8倍。这里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抗战胜利，因为解放前在中国的外国资本主要是日本资本，日本资本主要集中在东北。抗战胜利后，日本资产的一部分被苏联红军拿走了，后来又还回来一些；但日资的绝大不多国民党政府接收，变成了国有资本。这就是为什么到1947-1948年，官僚资本已经占到整个中国产业资本的约三分之二。
综上所述，到解放前夕，中国的产业资本里，帝国主义在华的工业占11.2%，本国资本的占88.8%；在本国产业资本所占88.8%中，官僚资本占64.1%，民营的占24.7%。这主要是因为抗战结束以后占外国资本87%的日本资产被没收了，然后变成了国有资本，使得国民党政府手下的国有资本份额大幅度的增加。这其实是一件好事。1949年2月份，在西柏坡会见苏联来的代表米高扬时，毛主席候说过这样一段话：“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和国民党促使资本集中到国家手中，例如，东北的工业占53%，其中47%在国家手中，6%在私人资本手中”。这样，“中国工业的主要部分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了。[7]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没收敌产、实行国有化实际上为新中国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为什么新中国会推进国有化？实际上，共产党接受政权时，国有化的份额已经比较大了，尤其是在工业领域。
刚解放时，为什么中国会大力发展国有企业？首先是因为国有化是那时的时代趋势。这种时代趋势可以从四个方面看。
第一，国有化是近代中国各政党和政治文化精英的共识。孙中山便主张“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不能和外国比，单行节制资本是不足的。因为外国富，中国贫，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所以中国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发达国家资本”。[8]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两位重要的负责人翁文灏和钱昌照也认为，发展经济必须遵循三个原则。1）现代化主要是工业化，中国建设必须以工业化为中心；2）工业化必须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3）重工业建设必须以国营事业为中心。[9]不仅国民党的官方人士这么看，知识界也这么看。就连最亲西方的留美学生也不例外。1948年春，北美中国学生基督协会曾对中国留美学生做过一次盖洛普式调查，它发现，“目前在美的大学生对于久远的基本经济政策是主张社会主义”，51.5%的留学生主张中国工业化过程中重工业和公用事业应该国营,更有6%的人主张轻工业也应该国营,而主张完全民营者不足5%。[10]这方面的材料非常之多，可以说是举不枚举。
第三，苏联模式的影响。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新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却没有经验。当时唯一可以借鉴的社会主义模式是苏联模式。既然苏联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国有制的基础上，中国当时必定会受到影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后来采取的公有制形式与苏联不完全相同。在中国，集体所有制的比重更大；另外，中国大量的国有企业是地方国企，并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
第四，解放区公营经济的传统。中国与苏联另一个不同点是：苏联是革命后才开始建设新的经济、政治体制，而中国共产党在执掌全国政权以前，早已拥有大片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共产党早已建立了一些公营经济实体，并积累了运作这类公营实体的经验。
关于第一部分，定性的史料很多，但定量的统计似乎并不多见，很难估算这一部分的资本总量。[15]
从今天的视角看，国民党政府留下的国有企业规模并不大，但放回当年，没收官僚资本意义重大。全国解放前夕，官僚资本约占全国产业资本的2/3左右，其中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另外还有十几个垄断性的贸易公司。没收官僚资本，国有经济便集中了国民经济中绝大部分近代化的大工业，控制了社会生产力最先进、最强大的部分，树立了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仅此一举，刚解放，国营工业的固定资产已占全国工业固定资产的80.7％；[17]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6.2%，占全国大工业产值的41.3%；[18]在工业的重要领域，国有经济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交通运输行业更是几乎100%掌握在国有企业手里；银行业也不例外（见表7）。
表7：国有经济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的占比，1949年
第五部分是建国后新建的国有企业。在整个公私合营过程中，仅就工业而言，私股股额总共只有24.2亿元。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期间（1953-1957年），国家预算内投资即达到531.2亿元，加上预算外的投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达到588.5亿元，是公私合营中私人股份的24.5倍。[20]
国营和公私合营工业企业不仅在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上优于私营工业，而且在资金供给、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等方面也优于私营工业。表5.8给出了各类工业企业的工人劳动生产率。它显示，在1949-1954年间，国有企业在生产效益上也优于私营企业。1950年以后，私营企业一直垫底，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的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效率则一直遥遥领先于私营企业（表8）。这也是当时大家为什么支持国有化的重要理由：国有化更有效率，为什么不搞国有化？
表8：全国工业企业工人劳动生产率（元/人/年）
表9：所有制结构的变化1952-1957
经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大规模投资国有企业，到1957年，中国的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1952年，国有经济只占国民经济19.1%；到1957年，它已占1/3。同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份额从6.9%降到0；个体经济从71.8%降到2.8%。在此期间，发展最快的是合作社经济，即我们后来叫做集体经济这部分，它的比重从1.5%跃升至56.4%（表9）。这表明，在所有制结构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很不一样：我们有大量社会主义性质的、或公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而苏联则是以国有制为主体。
这一节，我们从经济、工业、资本、国企四个方面讨论了新中国的起点。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这个起点都是非常之低的。从这样低的起点起步，往前走每一步应该都不容易。的的确确，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缺乏工业基础、缺乏人才、缺乏资本、缺乏经验。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穷国，不知如何实现经济上的飞跃。其实，新中国刚起步时，比它们还要难。路选对了，就能进入新天地！
（待续）
[1]《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470页。
[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页。
[3]笔者小时候在武汉长大。那时武汉有种早点，叫作“洋糖发糕”，不过就是一般的甜味发糕，因为用了糖，就被叫作“洋糖发糕”。
[4]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5]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61页.
[6]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35-736页。
[7]沈志华、崔海智，“毛泽东与苏共领导人第一次正面接触：关于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俄国解密档案”，《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8卷，第388页。
[8]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1924年8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91页。
[9]吴兆洪，“我所知道的资源委员会”，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商经济组编，《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06页。
[10]莫如俭，“中国留美学生政治意见测验统计”，《观察》第4卷第20期（1948年7月17日）。
[11]Tae-GyunPark,“DifferentRoads,CommonDestination:EconomicDiscoursesinSouthKoreaduringthe1950s,”ModernAsianStudies,Vol.39,No.3(Jul.,2005),pp.661-682.
[12]MartynSloman,SocialisingPublicOwnership(London:PalgraveMacmillan,1978)
[15]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72-84页
[16]吴太昌、武力等，《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61页；李定主编：《中国资本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40页；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17页。
[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33页。
[18]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106页
[19]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109-110页。
[20]吴太昌、武力等，《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总论第四节“新中国国家资本的发展与运行的经验教训”。
图4：国有工业企业数与职工人数，1952-1984[10]
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也不是很多。1952年刚刚超过500万，“大跃进”时期猛增至2300多万人。一下这么多人进城吃商品粮，那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无力支撑。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三年调整期后，大量工业企业关停并转，国有工业企业职工精简掉一半，剩下1100多万人，1964年后才逐步回升；到八十年代初，已超过3500万人。
虽然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人数在增长，但与此同时城镇就业人口也在快速增长：1952年只有不到2500万人；到1984年，已超过1.2亿人。如此一来，除大跃进时期外，国有工业企业职工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从未超过三分之一。
国有工业企业的数目不多、职工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不高，也许会让人产生错觉：在工业与国民经济整体中，国企作用不大。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看看图5就很明白了。
图5：国企对工业增长的贡献，1949-1984
它清楚显示，除大跃进期间与文革初年外，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与国有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双双持续快速增长。即便以1952年（而不是1949年）作为参照点，前者增长了近29倍，后者增长了36倍多。刚解放时，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国企的占比只有26.3%；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占比已升至50%以上。大跃进将国企的占比拉高到90%左右；其后，这个水平一直维持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社队企业（即后来人们所说的乡镇企业）的五小工业（小钢铁、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兴起后，国企的占比才逐渐下滑；但到八十年代初，仍在70%以上。可见，尽管国企的单位数、职工数不多，其对工业的贡献非常大，对推动中国工业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最近几十年，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有些人不断散布一种说法：凡是国有企业，效率必定低下。它误导了很多不明就里的人。表8已经告诉我们，在1949-1954年间，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于私营企业。表10则告诉我们，在1949-1984年间，国企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如果以1952年为100%的话，1984年则为336%，提高了3倍多。
表10：国有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
随着国企的工业总产值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它们产生的利润与上缴的税金也水涨船高，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1952年，两者相加不过30亿元；到1984年，已突破千亿大关，增长近34倍（图6）。在这个时段，政府对国企实行“统收统支”，即国企利润全部上缴，亏损国家弥补，扩大再生产费用由财政部门审核拨付。因此，国企实现的利润与税金都是对国家财政的贡献。
图6：国有工业生产企业实现利润和税金（亿元），1952-1984
图7：国有固定资本投资快速增长，1952-1984
图7另一个吸引目光的地方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1952年到1980年，固定资产投资部分的统计范围仅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因此，现有统计数据显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百分之百由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直到1981年以后，统计数据中才出现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及其它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在1952-1980年间，集体经济肯定也有一些固定资产投资，但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不会很大，估计在5-10%之间。[11]毫无疑问，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占绝大部分。
在共和国历史的头30年，中国还是一个穷国。这么一个穷国却拿出那么多的钱进行投资，实在是不容易。当年有句形象的话来形容这种节衣缩食、压低现有消费去投资未来的做法，叫做“勒紧裤带搞建设”。要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有多拼？可以看看图9。当年说到投资，统计年鉴会用到一个术语“国家财力”，现在统计年鉴已经不再使用了。“国家财力”指政府掌握、可以支配的资金。具体而言，国家财力是国家财政总收入与预算外总收入的总和。图9显示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家财力比重。在1953-1984年的30年间，这个比重的最高值是63%（1959年），最低值是23.1%（1962年），平均43.4%。也就是说，中国每年拿到的财政总收入中有43%投入到了新增固定资产里面。可见，当年中国人民、中国政府有多拼。
图9：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家财力比重(％)，1953-1984
图10：国家财政分经济类型收入，1950-1984
中国有成语，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种良性循环持续运作了30年，日积月累的成效是惊人的：国有工业企业年底固定资产原值从1952年的148.8亿元增至1984年的5170亿元（图11），国有工业的底子越来越厚。
图11：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与占比，1952-1984
不用学过什么高深的经济学，大家都知道，投资与消费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一年之内生产出来的东西就那么多，用于投资的多了，消费就得紧一点；用于消费的多了，用于投资的就得少一点。几十年累积下来，效果可以很惊人。对家庭而言，省吃俭用、勤俭持家会比大手大脚、挥霍浪费强。对国家而言，也是如此。在一篇发表于1982年的论文中，美国经济学家威尔弗雷德·马伦鲍姆对比了中国与印度。到那个时候，中国和印度已经出现巨大的差异，为什么呢？他认为原因很简单：印度的年度投资率通常比中国低10%或更多。每年多投资的钱相当于GDP的10%，累积几十年是多大一笔钱？多年积累的投资差距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印度。换句话说，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暂时牺牲了当前消费，最终却极大地促进总体福利的快速增长。[12]形象地说，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中国采取的是强行军方式。强行军肯定对即刻的体能、意志力是巨大的挑战，但正是这种方式使中国得以后来居上。
表11：工业总产值内部构成的变化，1952-1984
其次，工业内部构成更趋现代。工业总产值是以货币表现的年度工业产品总量。考察一国工业的发展水平，不仅要看总量，也要看其内部构成。解放初中国的工业部门不仅小，而且偏轻，即以生产简单的消费品为主。1952年，仅纺织与食品两个行业的产值就占了全部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几年后的1957年，这种局面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两者产值的比重下降了10%。到1984年，两者的占比又下降了10%以上。另一方面，电力、冶金、石油、化工、机械工业的比重大幅提升；到1984年，这几个现代工业行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已超过50%（见表11）。
通常人们把工业内部各个行业合并为“轻工业”与“重工业”两大门类，前者指提供生活消费品和制作手工工具的工业，后者指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工业。如果从这个视角看，刚解放时，中国工业总产值的约四分之三由轻工业构成。此后，工业总产值的构成发生快速变化，重工业的比重在1951年超过30%，1955年超过40%，1958年超过50%，1960年达到巅峰66.7%。大跃进失利后，重工业的比重降了下来。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该比重一直在50-55%上下摆动。
重工业是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考虑，优先发展重工业至少还有四个重要的理由。1）中国当时面临十分严峻的外部形势，必须发展国防工业。而国防工业就是重工业，不能吃，不能喝，甚至不能用，但是为了预防万一，中国必须生产枪炮、坦克、原子弹。2）推动铁路、公路、内河航运、远洋海运、航空的发展，必须靠重工业。没有现代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无法互联互通、协调发展。3）发展轻工业不能靠手工，而要靠机器；轻工业本身使用的机械必须由重工业生产。3）发展农业不能靠传统的人力、畜力，要有化肥、农药、电力、农业机械、水利设施，所有这些都得靠重工业。农村改革以后，农业生产上去了，有人说这是包产到户带来的成果。然而，假如化肥、农药、电力、农业机械、水利设施仍停留在解放前的水平，恐怕再搞100次包产到户也成功不了。
上面提到电力，作为重工业的一部分，整个现代工业都有赖于它。1949年，中国的发电量少得可怜，只有区区43亿千瓦时。五十年代，中国发电量年均增长速度超过26%，到1959年已增加十倍。1984年，中国的发电量达3770亿千瓦时，零头也比1949年高，是1949年水平的87.7倍，已居世界第六。
其实，岂止是电力，到1984年，中国的很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经进入世界排名的前列（表12），其中棉布产量已排世界第一。1949年，中国生产18.9亿米棉布，人均棉布只有7尺。而到了1984年，中国生产137亿米棉布，外加73.5万吨化学纤维，人均分得布匹约20米，是1949年的7倍。1983年12月1日，中国政府以商业部名义发布通告：“从本日起全国临时免收布票、棉絮票，对棉布、棉絮敞开供应。1984年不发布票”。从此，我国纺织品结束了限制供应的时代，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穿衣”问题。[13]
表12：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位次的变化
第三，工业生产的地区分布更加平衡。不论是看整体工业总产值，还是分开看轻工业、重工业，我们发现，沿海省份的比重下降，内地省份的比重上升（表13），说明工业生产能力已经扩散到全国范围，而不再是集中在少数几个点上。
表13:工业生产的地区分布，1949-1984
图12：人均国民收入，1949-1985
图13：国家财政分项目收入，1950-2010
不过，“利改税”、“拨改贷”等加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很快导致一种未曾意料到的后果：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分布偏向东部沿海地区。其实，原因也不难理解。以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国家计划进行，可以运用“国家投资”这个杠杆调节各地区的平衡。现在，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设备较为先进、管理水平较高、职工素质较好、零部件配套比较容易、产品销售市场较近、进出口比较方便。相比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利改税”可以让东部企业有更多的留利，“拨改贷”可以让东部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结果，投资便慢慢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这在图14中看得很清楚：八十年代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只有大约一半分布在东部；而到了九十年代初，这个比重已经上升到约三分之二。投资集中到东部，中西部投资匮乏的后果是，地区差距逐步拉大。[16]
图1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地区分布
真正导致国企砸掉铁饭碗的恰恰是国企造就的一项历史性转折。千百年来，中国经济一直是短缺经济，很多大多数商品，包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无法满足全国人民的需求。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初，新情况出现了。1990年底，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何新敏锐地觉察到，中国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不再是“需求大于供给”，而是生产过剩。[17]当时，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他这种说法是“胡说八道”，因为按照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说法，社会主义经济必定是短缺经济。这些经济学家坚信，中国当时依然是短缺经济，不存在过剩问题。
但是，理论拗不过现实。到九十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领域出现过剩，买方市场取代了卖方市场。1999年，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工业发展报告》带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告别短缺经济的中国工业》，它正式宣告：“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工业品和供给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严重短缺转向了相对过剩，工业的增长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18]
需要指出的是，短缺经济是国有企业在工业领域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实现的。九十年代中期，国有工业企业的单位数达到峰值，国有职工的数量达到峰值，国有企业实现利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超过1600亿元），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与集体企业仍占比70%以上，当时还没有太多的私营企业和外国企业。据此，我们可以说，告别短缺经济是国企造就的一项历史性转折。
《老子》云“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的确如此，一旦告别短缺经济，随之而来的便是竞争加剧、盈利困难。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下半年开始，外贸出口增速大幅回落，2002年才恢复持续增势。一方面是国内市场过剩，一方面是国外市场东西很难卖出去，或者增长率很低，双重压力叠加，国有企业（包括集体所有制企业）利润下滑（从1993年的1667.3亿元下跌到1998年的213.7亿元），亏损面扩大（从1992年的22.7%扩大到1999年的53.5%），破产案增长，[19]其表现是国有工业企业单位数、国有职工人数出现断崖式的垮塌。图15将此呈现得一清二楚。铁饭碗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端掉的。
图15：国有工业企业单位数、国有职工人数
图16：国有企业的利润额与盈利面，1980-2018
国有工业企业的数量于2011年降至谷底后，不再继续此前16年不断下滑的趋势，且增加了约2000家；2005年后，国有职工人数的下滑也有所缓解（图15）。虽然按这两个指标，国有企业确已失去了往日的霸主地位；但换个角度看，国企是更强了、壮大了：随着每年创造的利润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拥有的资产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1999年的8.05万亿猛升至2018年的42.5万亿，翻了五倍，年均增长率高达9.8%（图17）。
图17：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计，1999-2017
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越多进入了《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1990年，中国唯一进入这个排行榜的企业就是一家国企。在过去30年间，上榜的中国企业数目猛增（图18）。到2018年，已有120家中国企业排入世界500强，远超日本，仅次于美国的126家。如果过去30年的趋势持续，中国超过美国应该就是发生在几年之内。在120家上榜的中国企业中，83家是国有企业，占约70%。
图18：《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各国企业，1990-2018
图19：国有固定资本投资，1980-2017
也许，更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在1952-1984年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年份有8个；而在1985-2017年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年份只有2个（1989年与2011年）。前一个时期，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6.1%，后一个时期，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8.1%，高于前一时期2个百分点。
由于在国企改制的同时，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速度不减，累计形成的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也快速成长：1985年不到6千亿元，1989年破1万亿元，2007年破10万亿元，2016年已接近30万亿元，在这些年里，增长了49.3倍（图20）。固定资产原值反映的是企业在固定资产方面的投资和企业的生产规模、装备水平等。很明显，国有工业整体的生产规模与装备水平如今已经越过了好几级台阶，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地上。
如果看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独立核算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的比重，它在过去30多年里下降了近一半。八十年代初，在全国独立核算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中，国有工业一枝独大；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民营、外资工业已经长大了很多，国有工业的份额相应缩小；到2014年以后，该份额稳定在45%的水平上。在这个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国有企业仍然占据着中国工业经济的主导地位。
图20：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与占比,1980-2016
表14：国有资本主导的行业，2016年
图21：中国与美国的发电量，1949-2018
发电量进展神速，中国的整体中国工业也是如此。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竞争指数（Thecompetitiveindustrialperformanceindex简称CIP指数），1990年，中国在世界各国中排32位。此后，中国的排名平均每年至少前进一位；2015年超过韩国，排全球第四位；2016年（即2019年公布的最新数据），超过美国，排位第三；在排名领先的十个经济体中，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年，中国的得分是0.3764，比排第二位的日本（得分0.3998）相差0.02，已是很小的差距。在工业竞争指数方面，中国超过日本，应该是指日可待。与排名第一位的德国（得分0.5234）相比，中国还有较大差距，赶超德国应该是中国工业下十年的目标。[23]
工业竞争指数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数，它还可以细分为其它一些分项指数，它们从不同角度评判各国工业的发展水平（见表15）。“国家总量份额”衡量制造业在各国经济中的分量。在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达0.32高于韩国、德国、日本，更高于其它国家；“制造业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比重”达0.96，仅低于韩国0.01，高于其它经济体。
“全球份额指标”衡量各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我们看到，中国遥遥领先其它9个先进经济体；无论是“对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影响”，还是“对全球制造业产品贸易的影响”都是如此；充分凸显了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上两类指标衡量的是各国制造业的量级，它们明白无误地显示，今天的中国已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性工业大国。
表15：工业竞争指数及其分项指数，2016年
不过，第3类指标“中高技术活动份额”却揭示出中国工业的短板。这类指标衡量的不是各国工业的“量”而是“质”。从表14看，用“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衡量，中国低于其它所有9个经济体；用“中高技术制造业产品出口占全部制造业产品出口的份额”衡量，虽然中国得分略高于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但远低于其它5个工业强国：美国、瑞士、德国、韩国、日本。同样，如果用“人均MVA指数”衡量，中国与其它9个经济体的差距也相当大。能够名列全球“工业竞争指数”前十名，说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强国俱乐部；但与强中之强相比，我们还不是最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迈向工业强国是我们的光荣使命。
图22：各国GDP占全球总量的比重，1950-2019
图22告诉我们，刚解放时，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但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只占世界总量的4.2%；而美国当时是无可置疑的霸主，一家独占26.4%。虽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它老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当时依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欧、美、澳其它各国加总的占比高达35.8%。70年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的变化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中国的全球占比已增加到18%，是日本占比的四倍，超过美国的16.8%，距欧、美、澳其它各国的总和18.4%只有一步之遥。
中国经济整体增大了，受惠的是全体中国人。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中国从来都属于“低收入国家”，且1949年时，中国是“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1999年，中国终于从“低收入国家”毕业，进入“中低收入国家”之列。2010年，中国进入更高的“中高收入国家”序列。[24]图23用世界银行的数据，描绘了自1960年以来，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如何一步步超越低收入国家平均值（1991年）、中低收入国家平均值（1995年）、中高收入国家平均值（2016年）。目前，中国目前正在向高收入国家的目标迈进。值得注意的是，高收入门槛并不是持续向上提的。事实上，世界银行2019年设定的高收入门槛比8年前还低。按照过去十余年的趋势，未来5年左右，中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应该是大概率事件。如果这真的如期而至，世界经济的版图会大不一样：世界上，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会超过生活在低收入国家的人口。
图23：中国：迈向高收入经济体
[1]把这个时期的截至点放在1984年的理由很简单：虽然一般把改革开放的起始点放在1978年，但是直到1984年底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改革开放的重点才由农村转向城市。
[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0-1081页。
[3]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0-241页。
[4]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
[5]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73页。
[6]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6页。
[7]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1页。
[8]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页。
[9]毛泽东，“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1959年6月29日、7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11]依据1980年的数据估计。这一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为745.9亿元，集体经济为46亿元。
[12]WilfredMalenbaum,“ModernEconomicGrowthinIndiaandChina:TheComparisonRevisited,1950-1980,”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Vol.31,No.1(Oct.,1982),p.66.
[14]WorldBank,China:SocialistEconomicDevelopment,Vol.1.,TheEconomy,Statisticalsystem,andBasicData(Washington,DC:WorldBank,1983),p.12.
[15]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77页。
[16]胡鞍钢、王绍光、康晓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王绍光、胡鞍钢，《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17]何新，“论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1990年12月11日），《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4页。
[18]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告别短缺经济的中国工业》（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第1页。
[21]贾涛，“全球制造业的几个特点与中国的应对”，《经济导刊》2018年7月号。
[22]卓贤、黄金，“制造业岗位都去哪了：中国就业结构的变与辨”，《财经》2019年第9期。
文字整理｜耿瑞霞
英文编辑｜王其珍王弘书
摄影｜于娟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旨在为老师和同学们提供一个交换思想、交流经验的平台，重点围绕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思想等方面的内容，着力打造国情研究领域的中国学派，向外界传递中国话语、中国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