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唐以后出现的好茶风尚，对中晚唐变革盛唐诗歌进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内敛产生了深刻影响，正如嗜酒风尚之与奔腾的盛唐诗格的形成一样。茶的特性“清新”与中唐诗歌的“变新”，在趋新尚异的社会背景与时代精神中、在文人与僧道的共同努力下走向融合，使得中晚唐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以“清省”为主特征的审美趣味。因此，当我们以好茶风尚为视角研究中晚唐诗歌的时候，不仅可以看到它与盛唐不同的风貌——清、寒、瘦、硬、苦，而且可以看到尚理主意的宋诗的直接源头。
关键词好茶风尚内敛清省尚理
《文心雕龙·时序》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唐诗自然也随着“世情”的变化而变化，而关乎唐朝“兴废”的“安史之乱”，不仅大大影响了李唐王朝的祚运，也使唐人的审美观念发生了变化：初盛唐的生命昂扬之美渐趋于中唐以后知性反省的凝炼沉潜之美，其艺术特质表现出奔腾与内敛的差异——奔腾是指性情率意而行为激越狂烈，内敛则指冷静观照与凝炼内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茶渗入唐人生活与诗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酒之与盛唐诗风的形成一样。当然，茶与诗的关系不仅仅是“受动”的，而往往是“能动”的，即茶有助于由奔腾到内敛诗风的转化，而内敛、清新的诗歌有助于茶的禀性的开掘——中唐以后，随着文人饮茶风尚的形成，文人饮茶模式逐渐从禅寺文化的依附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特的形式、品格与内涵，文人的禅悦风尚与僧人的诗悦崇尚在品茗习俗中找到了交接点，茶的特质进一步渗透到诗中，促使诗体、诗材、诗味、诗境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与盛唐不同的风貌——清、寒、瘦、硬、苦的特性，对宋诗产生了直接影响。
一、中唐好茶风尚的形成
二、茶之清新与诗之变新
三、茶之清灵与诗之苦思
茶自进入人类的饮食生活起就被视为神灵之物，上述茶的别号都突出了茶“清灵”的特性——这种特性易于诱发诗思灵感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灵感往往是处心积虑、偶然得之的，这就是苦思。下面分其自然属性及由此而产生的诗思灵感两方面论述。
茶的清灵首先表现在其自然属性上，如《东溪试茶录》云：“庶知茶于草木为灵最矣。”除上述美称外，或被誉为“玉英”，是因为“琼浆驻容发，甘露莹心灵”（李华《云母泉诗》）；或“玉花”，因为它能“救此病劣躬”（孟郊《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或“灵芽”，因为它能“涤虑发真照，还源荡昏邪”（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闲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或“草中英”，因为它“香且灵”，且“能令睡思清”（郑遨《茶诗》）。如此等等。茶之所以具有这种“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齐己《咏茶十二韵》）的神灵的特性，就在于它的“灵味”、它的“洁性”，它能“涤尘烦”：“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韦应物《喜园中茶生》）；在于它能“调气”、“伐邪”、“祛老疾”：“茗饮暂调气，梧丸喜伐邪。幸蒙祛老疾，深愿驻韶华”（包佶《抱疾谢李吏部赠诃黎勒叶》）；在于它能“除睡眠”：“摘芳为药除睡眠”（李咸用《谢僧寄茶》）；在于“采茶饮之生羽翼”、“祛我疾”（皎然《饮茶歌送郑容》）……。总之，这种清灵的特性不仅有利于身心健康，有助于参禅，更易于诗歌创作灵感的产生。
什么是“茶兴”？茶能“荡昏寐”（《茶经》），反过来说就是“破睡见茶功”（白居易《赠东邻王十三》）。这一“茶功”能使诗思清晰，如秦韬玉《采茶歌》：“洗我睡中诗思清，鬼神应愁歌欲成。”即说明茶之清思具有冷静的特点。茶的兴奋与酒不一样，酒的兴奋由于血液循环加剧，心搏加快，体温上升所致，表现为意气情感的摇荡勃发；而茶则主要是大脑的兴奋，大脑越兴奋，情绪越平静。酒是一种热性的兴奋；茶是冷性的兴奋。酒后作诗，“百川皆乱流”，诗思如惊风急雨，飘忽无端；茶后作诗，能沉思静虑，安排精密。如李中《宿青溪米处士幽居》：“静虑同搜句，清神旋煮茶。”即是写茶后清神静思去“搜句”的冷静创作状态。由于创作思维的冷静沉潜，故而作诗不是天马行空式的虚浮，而是细致入微，将创作注意力集中到细微处，对句、字悉心琢炼——这种茶兴已是苦思了。
那么怎样苦思？他们或是“茶瓯对说诗”（李嘉祐《赠王八衢》），或是“新诗酌茗论”（严维《奉和独孤中丞游云门寺》），或是“吟诗老不倦”（朱庆馀《夏日题武功姚主簿》），或是“研露题诗洁”（姚合《寄元绪上人》），或是“布水宵煎觅句茶”（杜荀鹤《题衡阳隐士山居》），或是“野客乞诗归”（姚合《寄张徯》）等等，总之是刻意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将诗情、茶兴凑泊在一起：“还是诗心苦，堪消蜡面香。碾声通一室，烹色带残阳。”（齐己《谢氵+邕湖茶》）一个“诗心苦”算是道破了天机，而这种苦思的直接结果是诗歌的清寒瘦硬。
四、茶之俭德清形与诗之清寒瘦硬
前文已言，安史之乱重创了唐人的心灵，盛唐培育起来的那种豪放的气质、浪潮般的热情、鸿鹄之志、大海般的胸襟都已不再，而转入低落、沉思、内向，那种以开朗豪迈的情怀纵酒狂歌的时代已经逝去，而代之以啜茶品茗、体味人生的时代（他们也饮酒，但伴随的不是放歌，而是悲吟）。而茶之清渗入诗境，主要表现为清寂与清幽——都是清寒瘦硬的表现。
静是茶道修习的必由之径，因为茶道是修身养性、追寻自我之道。如何从小小的茶壶中去体悟宇宙的奥秘？如何从澹澹的茶汤中去品味人生？答案只有一个——静。道家之“坐忘”、禅佛之“直心”都是“静”的表现；而因为有了茶的加入，即当茶事配合佛道的修行时，茶的清香便静静地浸润释子道士的心田，他们的心灵会在虚静中显得空明，他们的精神便在虚静中升华净化，形成一种宁静的氛围和空灵虚静的心境，这种心境就是“清寂”的境界：茶禅一味、茶道一味；当用诗刻画这种清境时，便是茶诗一境、一味了。
因此，得此清寂的首先是僧道之人，清贺贻孙《诗筏》：“唐释子以诗传者数十家……尝见刘梦得云：‘释子诗因定得境，故清’。”“定”，即禅定。定境之清即是清寂、空寂。对空寂清美的崇尚，是中晚唐文人心胸浅狭、崇雅尚格的体现，所谓“诗无僧字格还俗”（郑谷《自贻》）。如贯休《题灵溪畅公墅》之描写：“境清僧格冷，新斩古林开……岚飞黏似雾，茶好碧于苔。但使心清净，从渠岁月催。”其“茶好碧于苔”作为“境清”的一个组成部分，使其禅心“清净”。齐己的两联：“茶影中残月，松声里落泉”（《寄江西幕中孙鲂员外》）、“煮茶尝摘兴何极，直至残阳未欲回”（《与节供奉大德游京口寺留题》），极现清寂之境。而俗世之人也有自己清寂的感受：“静得尘埃外，茶芳小华山。此亭真寂寞，世路少人闲。”（朱景玄《茶亭》）不外“静”、“寂寞”、“闲”之类。
为了更好地阐释这一清寂，我们再以晚唐“茶诗”做进一步说明。因为由秋入冬的晚唐诗以其萧条、凄凉、绝望之美再现了清寂之境。如皮、陆的松陵唱和，司空图的韵外、味外的审美追求，易同茶道趋于一途。如皮日休《临顿为吴中偏胜之地陆鲁望居之不出……奉题屋壁》，其疏篱、绿槿、乱檐、黄茅、静窗、闲壁等都是为了渲染此屋之幽僻，“压酒移谿石，煎茶拾野巢”一联才引出人的活动，最后慨叹：“支遁今无骨，谁为世外交。”看来皮陆也并不是一味闲适。如果说友人之居还没有清寂到“灭”的程度，那么上人旧居的清寂则更加浓了一重：“龛上已生新石耳，壁间空带旧茶烟。”一“新”一“旧”用得相当有力，以致于“疑禅”了（皮日休《过云居院玄福上人旧居》）。司空图则是由“中宵茶鼎沸时惊，正是寒窗竹雪明”而有所悟，甘愿寂寞一生：“甘得寂寥能到老，一生心地亦应平。”（《偶诗五首》其五）诗人笔下的这种清境的产生都是与茶的禀性的刺激分不开的，所以诗境与茶性是相融通的。
五、好茶风尚的影响
中唐形成的好茶风尚对晚唐及宋代的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士子、僧侣举行茶会时免不了清谈赋诗，这正是他们争奇斗胜的好时机、好场合。中唐以后大盛的文字宴，即分韵赋诗或联句等肯定离不开茶与酒，署名元稹的《一字至七字诗·茶》可能就是茶会上的创作，即七人联句。而联句诗在大历以后的勃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初检《全唐诗》和《全唐诗补编》共得联句诗140首左右）。特别是鲍防任浙东行军司马时的浙东联唱和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时的浙西联唱。究其原因，除天时、地利、人和之外，与茶会亦有一定的关系：联唱的内容、形式与茶会的内容形式是极为相似的，共同表现了自然、放适的生活情趣。如颜真卿等人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
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情言。——陆士修
醒酒宜华席，留僧想独园。——张荐
不须攀月桂，何假树庭萱。——李萼
御史秋风劲，尚书北斗尊。——崔万
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原。——颜真卿
不似春醪醉，何辞绿菽繁。——皎然
素瓷传静夜，芳气清闲轩。——陆士修
如果说盛唐诗崇尚情感的自然流露，中晚唐诗则崇尚理趣的着意刻画。而茶是“至灵之物”，趣是性灵的闪光，是靠灵性去妙悟的，诸如理趣、意趣、物趣、野趣等，都是诗人对审美客体的一种灵性独具的解会与妙悟，从而生发出新鲜而具有启示性的趣味。
（原载《文史哲》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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