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苏轼曾经作诗云：“从来佳茗似佳人。”他把一杯好的茶叶比作一个美人，把茶拟人化，从茶的身上看到了人的品质。这是真正喜茶之人的洞察力和乐趣所在。细细回味，还确实有几分道理。绿茶如小家碧玉般清爽怡人；红茶如成熟少妇般风韵犹存；普洱如粗犷壮汉般沉稳而深遂。
品茶亦如品人生，但若了无情趣，也必然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好与坏都如同白水。若能潜心于里，烟、酒、茶所能带给人的乐趣，也不会输琴、棋、书、画所带来的风雅。
对于钟情之事，会穷尽一生的活跃去追逐和探索；对于厌恶之事，像断绝七情六欲一般的丧失能量，就如万物的相生相克。我不好茶，也不喜酒，更不沾烟。所以，我从来不曾体会品茶所酝酿的意境，也不能感受微醺所带来的惬意，更不能理解氤氲的烟雾中所产生的遐想。但我清楚的知道，我不可或缺的是什么，那就是心灵的宁静。
“茶亦醉人何必酒，书能香我无须花”。如果喝茶，阅读能让我体会宁静致远的安稳，又何不去尝试从无知到相谅的接受呢？所有的排斥和不接受，要么是心理的抗拒，要么是生理的抗拒，然而，最可怕的永远不是身体的千疮百孔，而是心理的满目疮痍。更可笑的是，这世上任何一件极其微小的事情，用心到极致，都会有成就大义的可能。
天长日久，在云南两年，不思茶，总见茶，也难免生情。
难得有机会去了趟西双版纳，那里则是普洱茶最重要的原产地，也是茶马古道的所经之处。因茶所衍生的故事，最动人的必然是成就大义的滇缅战争。因此，也让我对茶有了几分好奇。或许在云南见得最多就是老班章，而今天我却很想讲讲另一个不为人所熟知的云生祥。
由云南腾冲人氏李云生（1902.02--1967.12）于1930年创办，是民国时期佛海著名茶庄之一。物换星移，沧海桑田，至今仍在业内人士和海外华侨中津津乐道，在普洱茶历史上熠熠生辉，久负盛名。
1928年，李云生经商来到佛海（今勐海县），被当时佛海普洱茶产销盛况所吸引，放弃原经营的杂货行当，于1930年在佛海县城大同街大缅寺旁（今象山路勐海县地方道路管理站所在地），创办了云生祥茶庄。建厂房数间，置茶灶两盘，从易武聘吕氏制茶师，在当地雇佣数十名工人，自养驮马20余匹，生产普洱紧压茶，产品砖、饼、沱花色俱全，年均生产普洱茶2500余担，在当时茶庄林立的佛海县城，生产规模仅次于洪记、恒盛公、新民三家茶庄。产品经打洛出境，行销缅甸、印度、泰国、新加坡以及我国西藏等国家和地区，在消费区域享有崇高的声誉，时至今日仍有新加坡等外籍华人慕名而来寻觅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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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0年（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到第四个年头，由于敌伪势力的反动宣传，边城佛海谣言四起，人心不安，普洱茶产量急剧下降。民国31年（1942年），日军入侵的战火燃烧到打洛边境，佛海时遭敌机轰炸，云生祥茶庄被迫停业。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曾试图重振旧业，因茶园荒芜多年，原料不足，加之茶马道上的匪患之忧，终归未能如愿。
民国35年（1946年），面对佛海不稳定的局势，李云生深感云生祥茶庄复工无望，在痛苦之中作出抉择，率家人经泰国、取道缅甸景栋等地，几经周折后到达仰光，仍以经营普洱茶为业，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尝尽了日军侵华战争带来的苦难和离乡背井的辛酸。
1950年云南全境解放，人民政府广泛动员茶庄恢复经营。1953年，李云生响应政府号召，毅然从缅甸仰光举家回国，回到他魂牵梦绕的佛海县城。在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李云生深明大义，将“云生祥茶庄”资产并入佛海茶厂（今勐海茶厂）。积极参与人民政协和工商联的工作，创办了佛海酱菜厂（今勐阿糖厂职工宿舍区）、老倌商店（后来并入百货公司）、染布行（后来歇业），用实际行动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1964年，因扫“四旧”运动受到冲击，孤身一人回到原籍腾冲县腾越镇松园村，1967年病故。1983年，勐海县侨务办公室为李云生落实了华侨政策，充分肯定了他作为民族进步商人，对勐海普洱茶和工商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
李云生之长女李琼，于1975年进入勐海茶厂工作，先后从事普洱茶发酵、拼配、审评等技术工种。2007年受聘于七彩云南勐海茶厂普洱茶发酵总技师，为该厂普洱茶生产和品牌塑造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如今，李琼女士年近古稀，为弘扬父业，传承父志，以恢复“云生祥”老字号茶庄为她最大的心愿，业经注册许可，尘封已久的“云生祥茶庄”，将在保持传统风味的基础上，注入创新的工艺技术，以“祥瑞”、“祥和”、“祥金”三个品牌推出普洱生茶、熟茶和红茶系列产品。
“云生祥”老字号品牌，历经沧桑之后，又以古朴典雅的神韵再现往昔的风采，大展锦绣的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