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中国人解放军六十万军队，国民党八十万军队在长江以北的中原大地上为中国未来命运展开淮海大战的同时，还有一条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双方也正短兵相接，逐鹿中原!
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通过不断地实践破解了货币的密码，创造性的发明领先世界的货币发行理论——将货币的发行与粮食、棉花、布匹等物资相结合。独特的货币发行体系支持了抗日根据地的工农业建设，支持了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开支，成功的打破了日本侵略者企图以伪币廉价收购物资、以战养战的企图。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孤悬于敌后，各根据地人员、物资来往少，为适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作战方式，党中央规定：各个根据地货币“互不流通”;财政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这个政策一方面提高了各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独立解决财政困难的积极性，有利于克服暂时的财政困难;一方面敌我拉锯频繁，敌占我某块根据地如夺取晋察冀边币不能拿到山东花;同时也增加了日寇伪造边币的难度，仅华中抗日根据地就有盐阜、江准、准南、准北、准海等银行发行的图样不一的货币。
国共内战初期中共是守势，党中央沿用了抗战时期的财政、货币政策。1947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反攻，大兵团跨区域作战方式的产生引发了新的问题，华东野战军到冀鲁豫解放区作战带来的“北海币”如何使用
解放区的财政工作，过去是在中央统一政策指导下，实行分区自理、各自为政、自给自足的办法。长期的分散经营，滋长了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1946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全面进攻，晋察冀、晋冀鲁豫两边区与山东的渤海区、西北的河河东地区已基本连成一片。抗战结束后解放区的一些干部以为和平已经到来，对战争形势估计不足。因此带来盲目的要求提高待遇，靠增发货币解决财政开支导致货币超发;财政管理不严，贪污浪费严重;对国统区工业产品进入解放区不加理睬，放任奢侈品如洋烟、美国白糖、纺织品进入解放区;国民党大量发行法币套取根据地粮食等物资，而解放区对法币在本区流动听之任之;因此造成物价暴涨，晋冀鲁豫区1946年4月开始价格大幅度上涨，其中粮价上涨1.5倍至2倍;一般物价也上涨了1至1.5倍，上涨势头不是阶梯式的，是跳跃式的直线式的暴涨，连续暴涨20多天，虽然解放区公营贸易公司及时放出一批物资平抑了物价暴涨，但物价暴涨对解放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危害。
董必武参加华北财经会议
1947年1月，晋察冀中央局向中央建议召开华北财经会议，对过去出现的问题加以总结，以更好的解决当前出现的财政困难，同时解决“华北货币不统一”等问题。
中央接受了晋察冀中央局的建议，委任董必武为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董必武赴会途经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面见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时谈到发行统一货币时，刘少奇发表意见，
【“统一货币要认真研究主客观条件，不要过早勉强统一。”⑴】
当年4月在邯郸召开华北财经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绥、陕甘宁五个解放区的财政经济部门的负责人，会议交流了各个解放区的工作经验，就反攻时期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如何统一、财政如何保证军费开支和货币如何统—以支持野战军作战的需要做了研究。会议出台了《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定》，决议涵盖了解放区财政、税收、金融等内容，货币方面规定了各解放区货币兑换比价。在冀南与冀中，太岳与吕梁接壤地区建立了双方货币混合市场，冀钞(晋冀鲁豫解放区冀南银行发行的货币)、边币(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的混合市场达十处，混合带东西长48公里，南北长5公里左右，在混合市场内双方货币群众均可使用兑换，并设有兑换所，按主要商品价格指数市场比价和供求情况确定比价，混合流通。解放区货币迈向统一走出的第一步。
毛泽东转战陕北
194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针对内战开始后的战争形式做出，“敌人的把握放在我们不能长期坚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⑵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我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成品字形渡过黄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拉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
为解决大军南下供给，华北财经办事处于1947年11月25日对后勤补给，从军火到粮食、军装做出了规定：
【“华北各解放区财政应以有余补不足，争取收支相对平衡，尽可能少依靠或不依靠发行来支持，同时必须支援南下三大兵团及西北，保证其必要的供给……晋冀鲁豫原预算的结余及降低供给标准后全部结余，应供给陈粟兵团明年上半年所需(如邯郸协议所定办法)及供给刘邓兵团炮及炮弹，炸药，代印邮票等，供给陈谢兵团单衣，鞋子，军工，通讯，医药等器材，连同帮助晋绥粮十万石，解华北财办粮十二万石。以上共约三百万石，争取从财政上解决，不依靠或少依靠发行。”⑶】
尽量减少货币的发行量，避免因为超发货币带来的通货膨胀。
针对前期暴露出的问题，华北财办做出精简机构，清理村财政，减少财政支出的决定，
【“华东。a.山东境内(包括渤海区)脱离生产人员应即精简到五十万人，并同时充实前线。b.用建立制度，清理财产，整理财政，反对贪污浪费等办法，明年做到全部收支平衡，并争取有余。”】
减少财政支出也是缩减货币发行数量。
尽量平衡各解放区发行货币数量，为发行统一货币做准备。
【“各解放区银行发行货币数目，由华北财办掌握，截到今年年底各区所发行总额及分配数与明年发行计划，应即报告华北财办，明年各月发行数目及用途须按月报告，如发行计划需要变更时，事前须报告并经批准，以便调整各种贷币比价及筹发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货币(各种具体问题明年金融会议讨论)。”⑷】
董必武向各区要了一笔钱，作为华北财办的基金，各区在其预算中抽出百分之一来给华北财办。晋察冀给华北财办粮食三万大石，山东解放区给盐一千万市斤，合粮食三万大石，冀鲁豫解放区给二千万市斤粮食，合六万大石多一点，西北也答应给华北财办一部分粮食。⑸华北财办为建立统一货币做准备。
明确财办的职权，统一各解放区财政支出，
【“各解放区在土改时及土改后新政权机构未建成完整形式以前，为使财经工作有统一与有力的领导，各解放区应加强财经办事处工作，财办直接领导财政、粮税、经济、生产、交通、金融、工商、供给、重工各部门，以统一事权，以保证战争供给与发展国民经济。”】
将华北各个解放区的财经权统一于华北财经委员会。
大兵团的运动战，作战区域不固定，华中的部队转移到山东，华东的部队转移到冀鲁豫。财政不统一就无法应付这样的运动战。1947年9月14日华野大军，越津浦路，经过运河至冀鲁豫七、三、二、五分区与北路汇合，部队加上民工，物资供不应求，加以六次大“拉锯”的战争形势，物资奇缺，通货膨胀，物价先自河北涨起来，部队过河后，河南随涨。此时国共双方在河南“拉锯”，人心不安，国民党飞机昼夜轰炸，集贸市场无人去，华野到冀鲁豫带来北海币，市场上出现两种货币的混合流通，又无人管理。冀鲁豫解放区将冀钞和北海币定为一点二比一，群众公认一比一(认为都是八路军的票子)。市场物资紧缺，华野到冀鲁豫地界作战又带来大量的北海币，推高了物价。1947年7月23日小麦一斗1600(冀钞)，9月2日就涨至3100元(冀钞)。也因此晋鲁豫边区下属的冀南银行在1947年3月16日发出公告，禁止“北海币”在本区使用。禁止北海币在冀鲁豫使用妨碍了解放区之间的物资交流。
华东财办的同志向华北财经主任董必武建议“发行统一货币”。董必武向中央转达，并向中央询问银行用什么名称好。在陕北指挥全国作战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任弼时商量后，于10月8日复电:
【“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有点过早，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⑹】
发行统一货币的意见暂时搁置。
“邯郸会议”后，各解放区在华北财办的指导下，无论是在财经工作还是货币工作方面，都做出了很大成绩。例如晋察冀解放区财政透支从46年上半年的78%(累积数)到47年年底，减为70%(占发行总额);从每月来说，由47年八月的81%到十二月，减为59%;从数字上说虽然很大，但性质上是和往年不同，只是财政上的暂时借款，三月以后还要从征收中偿还的。47年度发行计划财政赤字依靠发行的有1200-1600亿(九月原计划只有271亿，因为后来增加5万军队，依靠货币的部分也增加了)，但这里应该指出，其中有30万大石的农贷和收买浮财(折合边币也在1000亿以上)也计算在财政支出里了。这部分粮款的作用，是与消耗性的开支截然不同的，从其性质上说还是属于经济性的，财政上基本上摆脱了对发行的依赖。截止47年12月底，晋察冀解放区公营公司掌握物资数占发行总额的70%以上(其中有45%的民用必需品)，银行有占发行总额7%的金银，两者合计将近80%。⑺晋察冀边区总行业务部部长尚明同志剖析抗战胜利后到国民党全面进攻这一阶段解放区财经、货币所犯得错误时说：
【“从发行路线上说，1947年九月以后我们有基本的转变，也是从财政发行到经济发行的转变。”】
随着人民解放军战场上不断地胜利，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完全连成一片。解放区的扩大，新的问题产生了。华北各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各根据地原来各自发行的货币需要互相流通，但常常为了抢夺物资互相压价，引起纠纷。解放区的货币有物资做保证，国民党发行的法币无任何保证，到了48年，各解放区币值较法币坚挺的多，有山东八路拿着“北海币”(山东解放区发行的货币)，冀鲁豫八路拿着“冀钞”竞先去游击区(敌我双方都能到达地区)抢购物资，“一言不合”抄家伙的也有。由于山东解放区经济发达晋冀鲁豫和晋察冀八路到山东抢购物资，纠纷不断。冀鲁豫解放区的商人到山东解放区采购商品，由于货币不统一，“冀钞”和“北海币”比价不固定，商人要承担“汇率”上的损失，影响解放区内部物资交流。各解放区为了解决军费，支援战争不得不增发货币，又引起物价不断上涨。想要保持相互间稳定的兑换比例，必须使各解放区的物价能够同幅度地上升。解放区财经人员又提出“统一财政”，“统一货币”。
党中央转战陕北前第二位骑马的是任弼时、前一周恩来
与党中央一道转战陕北的任弼时同志代表党中央致电华北财经委，实事求是的指出：
【“五大战略区统一财政收支的条件尚未成熟。过早实行统一，其困难将比各区独立收支自编预算还要大得多。因此，目前还只能实行由华北财办统一政策领导，责成各战略区独自经营的方针，准备将来实行解放区财政经济完全集中统一。”】
针对货币问题指出：
【“新开辟区与老区尚未联接的地区，可扩大老区的货币流通范围;离老区较远的新创建的游击根据地，可建立银行，发行纸币。高级党委和财经主管人，要切实掌握发行数量，巩固票币信用，保障金融稳定;绝不能单靠发行来解决财政困难。”⑻】
早在第一次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注意到货币超发的危害，在《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中指出，
【“苏维埃政府对于纸币的发行应该极为谨慎。纸币的发行如超过市场所需要的定额之外，必然会使纸币跌价，会使物价腾贵，使工农生活恶化起来，以致影响工农的联合”。】
通货膨胀影响最大的是城市的工人，工人主要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生活必需品;农民由于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能解决吃饭问题，通货膨胀对农民的影响相对较小。解放区超发货币，易引起工农对立，妨碍工农联合起来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华北财经会议后，华北各解放区在自身严格预算、规范财经纪律、反对贪污浪费、扩大本币流通市场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各解放区团结互助、共同克服财政困难。但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的很快，西北、华北、东北战场捷报频传。华北财办的职能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式，必须有一个更高的部门领导全国解放区的财经、货币工作。
周恩来在西柏坡签署作战命令
48年4月23日，率领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到达河北省西柏坡村。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指挥作战的同时，还全权负责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和解放战争后勤供应工作。刚到西柏坡的周恩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货币问题。听到货币混乱的情况，和解放区财经工作人员建议发行统一货币的报告汇报后，说：
【“‘不能再搞联合政府’(指各解放区联合组成的华北财经办事处)了，要搞统一政府。”⑼】
规定每天晚上十时到次晨一时、二时处理财经工作。指定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薛暮桥和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每晚到他的办公室去，在他指导下工作。
周恩来听取薛暮桥的汇报后，指示中央财政经济部及时掌握各地物价情况，用控制货币流通量的办法，来保证各解放区的物价大体上按同样大的幅度上升，以保持货币比价的基本上稳定。要中央财政经济部每五天向他报告一次各解放区的物价变动情况。根据物价变动的情况来控制各解放区的货币发行数额。
对于战争时期靠发行货币解决财政问题，48年华北《金融贸易报告》指出：
【“我们必须掌握‘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基本方针。尽可能减少财政透支，使我们的发行要用于生产建设。但在这样大规模的人民解放战争中，财政收支是很难做到完全平衡的，战争继续下去，这种情况只能希望稍稍改善，决不能根本改变，而且还有更加困难的可能。所以我们只能要求减少财政透支，而不应当不顾战争的需要完全避免财政透支。”⑽】
首要任务是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完成国家的统一。
取消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董必武任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准备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准备统一发行货币。之所以用“准备”一词，最根本原因是，
【“货币的统一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它与财政的统—密切关联。如果财政不统一而首先统一货币，那么某一地区其财政困难时候，如果增发货币则可能把一部分负担转嫁到其它地区人民的身上，引起邻区间的许多纠纷。如果取消其货币的发行权，在战时又不容易应付紧急需要。”⑾】
看到这段话有人会想到欧元，欧元区最大的问题就是财政不统一而追求货币的统一，由于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不均，勉强的统一货币为欧元分裂埋下了钉子。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字竟“预言”了欧元危机的根源，满满的穿越感。
严格规定各区发行货币数量。中央财经部成立后，从1948年下半年起，根据财经统一方案的要求，在分区自理的基础上，核定各区的负担率和财政预算，经中央批准后，由各区按照核准的预算自收自支。同时对各区的货币发行规定了发行数额。北海币为2000亿元，其冀南币为2500亿元，西北人民币为5000亿元，⒀不得超过，以此保证各区财政供给和各区货币比值及物价的相对稳定。
逐步统一解放区财政、货币。1948年5月，晋察冀边区与冀鲁豫两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两区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和冀南银行，合并设立华北银行。合并后的华北解放区货币即按十与一之比价(边币10：1冀钞，接近于统一流通前的自然比价)自由流通，逐渐整理，晋察冀边区银行停止发行边币。1948年1月，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边区合并为西北解放区，陕甘宁边区银行和晋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西北农民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不再发行货币。1948年，在华北财办和中央财经部的统一领导下，由两边区政府和华北财经委员会对困难的地区进行了调剂。为了更好地支援西北区克服财政困难，华北区还将太岳区所属最富的19个县划归西北区领导，每年可为西北区增加公粮收入1.5亿斤，有力地支援了西北区克服财政困难。
西北、山东与华北解放区，因为财政尚未统一，货币统一流通尚有困难。在华北金融会议之后，1948年5月13日决定山东与冀鲁豫解放区，在两区在接壤地带以北起马厂，南至黄河北岸沿津浦线，建立混合流通地带，并且在全线上进行汇兑与兑换工作，为货币混合流通地区。两区货币在带内自由地流通，两方都不准拒绝对方货币行使。
两区共出汇兑兑换基金二十五亿，均以冀钞计算，双方各出一半，损益双方平均分担，其中最常用汇兑兑换基金十五亿元，余十亿元为准备基金，用作周转不灵时以及至期不易清偿时支持兑换汇兑之用。华北银行确定为河间、安国、辛集、石家庄、邯郸、刑台、临清、南宫、衡水，北海银行确定为惠民、柴胡店汇兑点。
汇兑付款额，华北与北海指定各行处付款额均以三千万元至五千万元为最高额(冀钞计算)，同时至三千万元时即行清算偿还(石家庄付款最高额为一亿元，但到七千万元时即行清算)，德州、沧州二处，向华北指定行处汇款总额两地共计不得超过规定。
关于汇兑手续费的问题，规定：汇兑手续费最多不超过千分之五，在千分之五范围内视汇兑具体情况收取。同时也规定了两区的债务清偿办法，规定冀钞和北海币以1:1兑换。⒁此兑换额是根据双方物价计算，山东方面由于经济发达币值较冀钞高，山东方面吃了一些亏。建立解放区货币混合流通市场以逐步达到解放区货币统一的目的，为了加强各解放区联系，确定冀钞与西北银行农民币比值为1：20。
为迎接后面更大的战斗，1948年7月2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电：
【“中央决定华北、华东两区货币固定比值通用，为便于今后发展及目前晋中作战、华北、晋绥、西北三区货币也应采取同样办法。这些地区货币通用的开始日期定为八月十五日。”⒂】
1948年7月19日，国民党政府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强制施行币制改革。四天后周恩来判断：国民党政府以“币制改革”为名强制发行金元券一事，这将导致一次更大的通货膨胀。同时指出：
【“这次蒋发行金圆券，是对人民的‘最大的欺骗，也是最大的掠夺’，要在宣传中给以‘最大揭露’。我们应把解放区的法币抛出去，换成银币和物资。”⒃】
对国民党发行金圆券的目的及未来之命运做出了成功的预断，宛如未卜先知。共产党人不是算命先生，周恩来做出成功的判断是建立在掌握详尽资料，运用唯物辩证法之上的。
“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千仞之山者。”党中央根据战争的形势发展制定逐步统一财政、货币的政策，是符合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党中央基于对经济形势全面的判断，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为接下来国共货币大决战指引了方向。
“未战而庙算胜者胜”，在党中央领导下，解放区货币也全面向国民党法币开始了反攻。
中国共产党人的货币实行的是物资本位，抗战结束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大量支援国民党，解放区在物资上处于劣势，如何能掌握更多的物资呢
毛泽东说：
【“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
二战之后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债权人，美国外交决策者认为：
【“假手于蒋介石们不仅能开辟巨大的中国市场，还可以开辟其它亚洲国家的市场，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商人梦寐以求的市场终于要成为现实了，10亿亚洲主顾会大有助于避免另一个经济危机。”】
从1945年到1949年，美国援蒋总额达60亿美元之多。(17)艾奇逊承认：在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以后，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物资帮助占国民党政府的“货币支出的50%以上”，“美国供给了中国军队(指国民党军队)的军需品。”背靠着美国的国民党政权所能控制的资源远超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解放区的货币能打败拥有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和金圆券
想在货币战场上打败背后有世界头号强国支持的国民党，必须废除旧有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和加强生产才能拥有更多的物质基础。
土改
1946年5月4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要求各解放区领导农民通过各种方式普遍地、大量地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改变为以没收等三种方式取得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由削弱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政策转变为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政策，将广大的农民从封建土地私有制枷锁解放出来。
晋冀鲁豫解放区全区到1946年10年间已有二千万农民获得土地，每人所有土地可达三至六亩的标准。以太行为例，全区四十四个县，从46年6月到47年4月，农民取得了三百七十六万二千六百二十六亩土地。贫农以下，每人约得地二亩，中农每人约得地三分至五分。(18)山东解放区1946年底或1947年上半年土改基本完成。滨海区到10月底，据6280个村庄统计，除318个村庄尚未清算外，土改广度已达94%，广大农民共计获得土地419604亩(5个县统计)，山荒场9721亩(4个县统计)。土改贫农的经济地位普遍上升了，地主、旧式富农的经济地位则下降了，中农成为农村人口的大多数，一般由过去占人口的20-30%上升为70-80%。
翻身农民拿到土地证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有的农民分到了土地后，每天都要到地里看几遍。有的农民跑到刚分到的地里，跪下来抓起一把土放在心窝上，抬头望着天空半晌说不出话来，两行热泪顺着眼角往下流。招远县一位老农手捧着新发的土地证老泪纵横，他说：
【“地契呀地契，我想你一辈子了，你在地主手里打一斗，到我手里得打两斗，要不我死给你看。”】
【“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的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解决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就激发了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的勇气，解放区的农民踊跃参军、支前。
从1945年9月到1949年10月，山东解放区掀起4次大的参军热潮，有95万青壮年(包括冀鲁豫解放区山东部分参军人数30万)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期间，仅淮海战役山东就出动225万民工支前，向前方运送粮食、弹药，向后方转运伤员。陈毅说：
【“淮海战役是小推车推出来的。”】
出现一个问题，这么多青壮年参与支前必然导致劳动力减少，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藤县解放、解放军救济灾民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1946年山东、淮北均遭受水灾，山东水灾面积近200万亩。1947年秋，苏北阴雨连绵，河堤决口，胶东、鲁南亦有水灾。天灾之后还有“蒋灾”，山东河南都是如此，以山东解放区为例。48年华东局对农业的总结说：
【“47年山东成为‘蒋匪’军重点进攻的主要战场，人民所受匪军残杀掳掠和毁灭性的破坏极为惨重。山东全境除黄河以北的渤海地区和胶东的荣成、文登二县外，没有一县没有到过敌人，人力物力的损失比较日寇侵占时期还要厉害。”】
滨海区南部的临沭、郑城、东海、竹庭等县遭受“蒋灾”最重，其他县份亦经“蒋匪”摧残，外来难民很多。郯城桃林区荒地10010亩，有的花生、地瓜仍在地里没有收割，全县共有灾民35000人(外来难民在内)，荒地三万余亩，耕牛大部被“蒋匪”抢走。竹庭县估计荒地有三万亩，东海荒地有两万余亩，该县青口王家庄一百户，已有七、八十户要饭的。据专署估计全区有荒地21万亩，灾情仍继续上升，估计麦收前灾民达30万人。
胶东以西海、南海、滨北分区灾情为重，灾民约有数十万人，四七年秋种麦仅及往年二分之一。南润分区遭受水灾的有十四个半区，遭受“蒋灾”的有三十个区，全区被“蒋匪”杀害的群众约6700人，灾民约有55万人。滨北分区的胶高县水灾严重，全县六、七个区大部遭受水灾，被“蒋匪”杀害的群众近两千人。
渤海胶济沿线以北黄河以南地区，全遭“蒋匪”蹂躏，该区三分区的寿光、广饶、博兴等县遭受水灾，秋粮很少收成，种麦很少，春荒严重，要饭的很多。”(19)山东及华中灾民约有三百万之多。不仅山东如此，冀鲁豫解放区人民也拿日寇与国民党军队对比。国民党军队是一支屡创“奇迹”的队伍，投降日军的比战斗中杀死的日军还多;在全世界反法西斯全面反攻之际能一溃千里;对待本国人民比侵略者还要凶狠，这一切堪为世界军事史的“奇迹”。
【“那时，凡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地方，发生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土地斗争;凡在土地斗争已经深入的地方，则发生‘左’倾观点，给许多中农甚至贫农胡乱戴上地主富农等项帽子，损害群众利益。以上两类错误均须纠正……”。(20)】
并发了数个文件纠“左”。“地主阶级当作一个阶级要消灭，当作个人要保护。”——毛泽东。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了一次重要的会议(通常称之为“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其报告的第四部分全面地、深刻地阐明了党的士地改革政策，特别强调了团结中农的重要性。共产党人革命是为了消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在党中央指示下，华东局针对前期土改错误规定：“谁杀人谁偿命。”乱打乱杀之风被遏止。48年饶漱石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山东工作，
【“自大鲁南会议后，全省停止乱打乱杀现象。特别自毛主席十二月二十五日文告发出后，解放区内外舆论为之一变，地主、富农及部分中农与知识分子逃亡现象已经停止，青岛、济南及其他国民党区群众纷纷返回。许多从国民党区返回地富说：‘只要不打人杀人而平分土地，解放区还是比国民党区好’。”(21)】
面对严重的天灾、“蒋祸”。1848年山东省政府做出：今春一般暂停土改，而以生产救灾为中心任务，
【“不饿死一个人，不荒掉一亩地”。】
自47年冬山东省政府发出布告，要求人民保存余粮余资，准备渡荒生产，并公布八项禁令，从省府、军区起到区村一律减缩开支，实行三大方案，清理物资，降低生活水准(每人每天发市秤十三两粮食)，减轻人民负但，禁止酿酒等。
共产党人的救灾最主要的是唤起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反对单纯的救济。以生产为主结合救灾，以群众自救、社会互济为主，辅以公家协助，强调恢复和发展生产来克服灾荒。政府发放的生产救济粮与资金叫做生产粮与生产资金。
山东党政军普遍动员起来，降低生活标准，将大批人力、畜力无代价帮助人民生产、运粮，对灾区停收一切税收、田赋。平原地区着重以工代赈挖河修堤，1948年共计挖河筑堤80余公里，挖填土方515万立方米，动用民工300余万人，发放工赈粮147万余斤，保护耕地262万余亩，增产粮食1.3亿斤。(22)1949年春至夏末未下透雨，秋粮无法播种。政府组织群众抗旱抢种，男女老少齐动员，抢种、补种、扒沟、挖坎、打井及增修水库，推广鸳鸯罐取水浇苗，很快形成群众性的生产热潮。鲁中南新泰县6个区打井752眼，长清、宁阳两县浇苗近2.9万亩;渤海区挖修水井近6.6万眼，胶东北海区点种玉米占总播种数的80%。
山区则以组织群众开展运输业生产自救，仅鲁中市工商局一、二、三月份统计收购群众副业成品及开支运输工资110亿元，可买粮食1800万斤。大灾之后就是大疫，当时流行回归热、天花等病，到处死人，仅鲁南3地委就有l.2万病人。华东局派出医疗队救出8700人，预防接种5.4万余人。对还乡团成员的家属，人民政府也一视同仁地施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这对瓦解敌人营垒也起了很好的作用。一些还乡团员说：
【“现在还要反对八路军真没有天良了。”】
1948年山东省政府共发放以工代赈粮4970535斤，水利工赈粮3311995斤。晋冀鲁豫、晋察冀解放区与山东解放区一样遭受了严重的天灾和“蒋祸”限于篇幅不详述。
由于党政军民干部全力抢救灾民、帮助生产，群众与干部关系大大改善。如五莲县群众(山东解放区)说：
【“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努力生产救灾，象这样灾情在十年前国民党统治时，我们一个区就饿死了七千多人。”】
盘踞在济南、青岛的国民党说：
【“共军百万易抵挡，就怕整党和救灾。”】
各解放区党政军民一致努力战胜了天灾人祸。
天大、地大，吃饱肚子的事最大。1948年1月7日中共华东局出台《华东财委会关于讨论施行“大鲁南财经会议对银行工作的决议”的通知》，决定：
【“所有农贷基金，在不刺激粮价的条件下逐渐变为黄豆、豆饼、小麦等粮食。今后贷放种子及肥料均以实物往来，农具耕牛等则可现款往来。农贷以借粮还粮，借钞还钞为原则。”】
1948年2月北海银行规定：
【“农贷归还，一般是借粮还粮，借钱还钱，借钱的利率月利百分之一点五，借粮的不出利息，只还本金。”(23)】
月利1.5%到底高不高农民最有发言权。
冀鲁豫解放区与山东解放区一样有实物和货币贷款两种，濮阳六区坡头集官玉信说，：
【“银行贷款真得保本，去年贷款二万元，买麦子一石三斗三升，现在加上利钱，买麦子三斗四升六，银行就赔九斗八升四，这样是吃五斤，还一斤，要是这样，银行有两个也赔光了。”】
滑县九区辛庄集李玉田说：
【“贷粮比贷款强，贷款五万元，六分利，到明年麦收十个月，计应出利三万元，现在五万元合七斗麦，月息一分，十个月应出七升利，粮食究竟能长多少呢(意思是涨不多)再不然买牲口，一年最少能积十车粪，能多打粮食一石五斗，牛顶牛，也能保本，不要说一分利，就是三分利，也没啥。”】
濮阳六区油辛庄任同生说：
【“俺村都会打油，现在贷款定油，秋后还油，都不吃亏。”(24)】
抗战时期到访延安的美国人在考察边区银行后，对边区金融工作者说：
【“你们办银行不是为了赚钱。”】
边区的银行最主要的职能是促进工农业发展而不是盈利，真正的“藏富于民”。为了繁荣工商业发展解放区政府对私人之间的借贷不限制，农贷削弱了高利贷盘剥。冀鲁豫解放区在信用社低息贷款的影响下，群众间的借贷利息也降了。每集(5天)每万元1500-2000元利息，跌为500-1000元，而且也很少出现。
山东解放区改变以往农业贷款中“左”的做法，“干部、军工烈属、荣军，在农贷中视同一般农民，无特殊权利。”将贷款集中在最贫困的农民手中，北海银行特意指出，对于特别贫困的农民贷款可以不用归还，但要绝对保密以免人民产生依赖的心理。山东北海银行1948年银行贷放1134043万余元(内农贷及副业贷款9077283432元)，贷粮1355514斤。
除了给农民低息贷款，还积极推广良种，山东解放区农业技术部门培育的良种金皇后玉米平均亩产五百斤(土地、水利、肥料都是最好的条件下)，而同等条件下当地玉米亩产才二三百斤。渤海、莒县农场共推广斯字棉种27000斤，约种3000亩，估计群众比种当地棉种多收棉花70000斤。(25)
政府农业技术部门还主动为农民提供农药(非常原始的信石之类)消除病虫害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1948年渤海区匡五、平兆、商河、齐河、禹城等5县统计，共有223028户养猪8410头，平均2.6户养一头猪。又据该区15个县31个村3507户的调查，养猪数量已超过战前。据全省49个村的典型调査，除饼肥(豆饼、花生饼)、肥田粉外，其他有机肥料施用量1949年已接近战前水平。(26)
冀鲁豫解放区1947年下半年冀南银行对太行区14个县太岳区两个县的统计，信用社526个，资金1748万元，较上半年太行区增加66%，太岳区增加23%。又据邢台、黎城、沁源、沙河四县80个信用社统计共放出贷款10725万元，帮助群众买牲口620头，农具19232件，肥料249斤、纺车989辆、布机546架、羊989只、打井32眼、运输获利7025万元，工业获利480万元。
唯快不破
世间武功皆可破，唯快不破。解放区遭受严重的天灾、“蒋祸”，翻身的农民又掀起参军、支前的热潮。这样一来必然要面对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说中国，
【“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步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
抗战时期山东解放区就已开始组建合作社，期间也发生了很多错误，经过整改，截止1946年6月底的统计全省已经有8394个合作社，社员270万人，资金2亿元。(27)自从国民党重点进攻开始，各地区合作社受很大影响，特别是鲁中山区，前年冬季共有合作社1683处，至去年10月仅剩下400处，莱芜县原有100多处，垮台的80处，泰安40多处已全部垮台，蒙山县70多处已全部垮台，博山县20处垮台的12处，沂东县107处垮台的104处，临胞县垮台47处，临沂县120处全部垮台，东海县49处全部垮台。47年底鲁南有1274处合作社都全部垮台、停业。(28)其他战场附近的合作社都受到很大损失。
土改中“左”的错误也影响到合作社的发展。1947年7至10月这4个月的土改复查中，有些地区的合作社亦成为斗争对象。胶东区有些合作社干部被打死或致残;有些合作社因撤换社干，新社干选不出而停业、垮台。滨海从复查反特入手，到处逼供承认特务，大店社11人，除4人外都成了特务。邢家水磨8个合作社，除社长当时外出，其他7人都被打死。(29)单纯的按照出身选拔合作社干部，原有的地主、富农出身的合作社干部被替换下去，新上台的合作社干部都是贫雇农出身，业务不精通，贪污、吃拿卡要极为普遍。以致社员参加合作社思想混乱，情绪低落，合作社停业、垮台、分掉较多。不仅山东解放区，冀中一位非常优秀的合作社干部，被说成“地主阶级发财思想”害怕受到打击逃亡。后开始纠正“左”的错误时回到冀中。周恩来在48年针对党内路线错误说：
1947年冬，山东省府在《关于春耕工作的指示》中，强调生产、战争与土改结合，应组织变工互助以解决春耕中缺乏劳力、缺乏耕牛的困难。提出：“前方打仗支前立功，后方生产立功”，动员一切整半劳力参加春耕生产。政府发放耕牛贷款，奖励养牛，保护畜主利益，人工换牛工时，一般是照顾牛主利益，同时采用各种办法鼓励养牛，因此养牛的渐增。某些地区农民自发的组织饲养耕牛合作社，政府给予贷款税收和技术方面支持。据渤海、鲁中南各十个县，胶东的酉海、南海、滨北等分区的不完整统计，增加耕畜145628头(估计全省增加耕畜在30万头以上)。老区农民耕牛数恢复到战前的50%，新区恢复到30%。
山东解放区纠正土改中“左”的错误的同时，也开始整社，对合作社秉承民办公助为宗旨;对不合格的合作社干部进行撤换;学校中招收学员培养合作社干部，合作社又重新走上正轨。新的合作社按照自愿与等价交换的各种劳动互助先后建立起来。为了克服劳力、耕畜和农具缺乏的困难，青壮年绝大部分或全部参战或服战勤，一些地方则实行全村大拨工。共产党人在民间换工习惯的基础上，动员和组织群众实行劳力换工和耕牛农具互助，对烈军属的土地则组织劳力实行包耕和代耕。莒南小坊前合作社，47年在全庄除15个男劳力外，其余男劳力都出工支援战争的情况下，没有荒掉一亩地。
华北农村有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耻辱”的旧习俗。政府宣传“妇女参加劳动光荣”，并制定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同工同酬的条规。其做法通常是全村编为一个大队，几个分队，以下又分设几个小组，青壮年、老人、妇女、儿童，根据生产需要分编或合编。由村生产委员会每天统一计划全村营生，统一分配劳动力去做，打破户界不分你我依次突击。这种大拨工，除了少数计工算账外，大部分往往并不计工算账(事实上也很难算清)，但一般也能得到群众的理解：
【“人家上前线是任务，咱们在家也有去帮助人家生产的任务。”】
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合作社还积极组织农民在农闲的时候搞运输、榨油副业，组织妇女搞纺织。莒南朱家洼子合作社，该社44年成立，由群众自动入股及政府贷款集资22020元。在合作社干部带领下经过全体社员的共同努力，先后成立了榨油组、纺织组等等。
从成立开始先后经历了日寇大扫荡、不亚于日寇的国军扫荡，其中以47年国军“扫荡”损失最为惨重。国军第一次“扫荡”合作社损失20余万，10月底“蒋匪”军又“扫荡”。房屋、家具、书、织布机、中药、木器、黄烟、棉花、钱、粮食等大部分资财化为灰烬，损失总值860万元。该社干部是从苦水中泡大的，以剩下的物资继续营业。经农会讨论，组织贩卖白菜、生米、粮食等小生意。年底结帐，每100元股金仍能分红280元。社员纷纷说“合作社给‘蒋贼’烧光了，没想到还分到这么多钱!”群众更加踊跃入股，股金扩大至300万元，社员350名。有重点的赊草给贫户结蓑衣，收成品1100余身。
他们不仅带领本村的农民勤劳致富，在天灾、“蒋祸”之下，还积极帮助其他村庄灾民生产自救。帮助小梁、陈后庄19户难民结蓑衣、纺线，组织4个男劳力拉锯、运盐，帮他们运送22车肥料，种了5亩地。春荒最严重的4月里，社里贷款47.5万元，组织31户贫民运盐，做小生意，又供给菜种9.5斤、铲25个、锅22口，杈60把、扫帚103把。铁匠炉制造镰刀240余把，头、锄、勺子、铡刀等若干。(30)帮助该庄完成了救灾任务，完成了春耕夏种。社内6个职员自己组织劳动互助，也解决了44亩地的耕种困难。
莒南小坊前合作社不仅组织农民劳动致富，为了改善医疗条件又成立了医药合作社。医药合作社资金100多万元。有一中医医生，本庄人，善针灸，自44年入社4年以来，又学会用西医治几种常见的传染病，如疟疾、痢疾、黑热病等，因此威信很高。48年春崔家一带有40多小孩害痧症，听信巫婆的话，死了30多人。医生听到这个消息，一面宣传一面前去治疗，结果都治好了。
合作社以低价供给农民农具、种子。据胶东牟平9个合作社统计，供应菜种337斤，地顺种670斤，马铃薯种2000斤，豆种300斤，将阳24处合作社贷款1020万元，解决农具421件，种子370斤，荣城24处合作社贷款1728万元，解决种子10045斤，福山27处合作社贷款600万元，解决种子23671斤。滨海日照县碑廓区合作社，出产锅15000口，鏊子2400个，犁子1500个，铲头10000把;莒南板泉出产铁掀1160把，镰刀800把，菜刀143把;沂水县部分区、村合作社供应铲头3665把，撅头280把，菜种1974斤;安邱三个村社供给菜种1310斤，铲头546把，牲口107头。(31)
到1949年胶东区北海、滨北两地组织起来的农户占总户数的32%至97%，一般已经达到50%-70%。全省互助组达478135个，参加农户207万，占总户数的21.3%。(32)
在山东党政军民共同努力下，49年山东省政府对农业生产总结到：(1948年)秋季收成超过了前年(1946年)水平，一般地区前年只有五、六成年景，而去除部分灾区外，一般均在七成至八成，个别地区达九成、八成年景。胶东除部分灾区只有五至六成年景，一般地区去秋收成较前年增产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将近一九四六年的生产水平。渤海一般均在七、八成年景。鲁中南约六成至七成，少数县份达年景较前年增产二成至三成不等。1948年，山东解放区各地小麦种植面积都大大过了1947年，基本上达到了华东局提出的山区种麦面积占耕地的1/3，平原地区占1/2的要求。1948年山东粮食产量较47年增产1亿余斤。1949年收麦粮33亿余斤，平均每亩83.5斤;收秋粮80亿斤(经济作物除外)，平均亩产88.2斤;全年共收粮食约1206492万余斤。(33)马克思说：
【“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
“没有枪杆子是没有货币市场的，仅有军事政治的优势还不等于货币占优势，要货币占优势必须有物资的支持，与统一的货币政策指导。”共产党人对货币的认识与“真理在大炮射程范围之内”，有异曲同工之妙。货币的本质是流通，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开疆辟土打开流通市场;有了市场还必须有足够的物资支持;有了物资必须有正确的货币政策指导，三条缺一不可。
对于离大后方近的长江下游一带，国民党政权拼命压低日伪发行的伪“中储券”币值。伪“中储券”发行额为46618亿余元，实际流通还远远超过此数。除伪中储行清理债权收入外，其各行处库存黄金、白银和全部资产的收入，以及两区物价水平，则伪“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率，估计约为80：1，而国民党政府压低至200：1。国民党政府仅从兑入41401亿元的伪“中储券”中就赚取黄金30万两。(34)一时之间党国大员“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到南京、上海等地利用法币与伪币的币值差大肆收购资产，大发横财。
大量印刷法币是为了套取根据地物资。抗战胜利后，国共进行了和平谈判，解放区干部对和平过于乐观而产生了“和平思想”，没能继续坚决执行抗战时期的财政经济、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上产生“向法币看齐”“高物价政策”等错误观念。解放区内大量农产品被套取。国民党特务也到处散播“八路军印刷一万五千元一张大票，同伪钞一样。八路军快败了”“八路军被赶到苏联去了，票子不能用了”等谣言。造成人心不安，老百姓对本币(解放区货币)采取怀疑态度(存货不存钱，或以货易货)。国民党军事行动也与其货币政策相配合。
向解放区进攻的国军对待解放区人民比日寇还凶残，抗战胜利不久晋冀鲁豫解放区禹县以北之盱花台区被国军包围，国民党军队当场枪杀我区长以下政府工作人员22人。该县文殊店区被国民党军占领后，有40余名妇女被强奸，50余头牲畜被抢走。自1946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开始，国民党党政军民机关组成的征派机关——军民合作站，向各村征派灯料、柴、菜，猪、鸡蛋、油等军用日用品，按官价给钱(低于市场价二分之一)，也因此带来巨额的法币。以晋冀鲁豫解放区为例，郓城、巨野两县，在不满三个月中，至少发出法币十五万万元以上。(36)
国军在市场上半抢半买。强迫各县镇原有商号重新登记后，一律强迫营业。买东西随便少给钱，几十斤的大猪就给一两万法币(济宁解放区一石小米3000冀钞，1946年1冀钞：4或5法币)，见东西就买。据八分区的材料，1946年自内黄和韩村向清丰一带两路进攻的敌人，在十七天内每个国军士兵即奖了法币十二万元，如按二万人计，即有二十四万万元，所以不论城市和乡村，只要是“蒋军”住过或路过的地方，就留下大量法币。还利用随军商人用法币在占领区大量收买盗取重要物资，如粮(米、麦为主)、棉、土布、木料、牛等。将美国香烟、白糖等高价卖出，以此支持法币币值。
国军利用军事手段抢占解放区集贸市场，占领物资集散地，杀害我解放区工商局干部。寿张县工商局干部宋为收同志，国民党军队进犯冀鲁豫解放区时，在黄河南小路口一带坚持斗争，被还乡团捕去杀害。抢占集市后利用地方的恶霸、流氓恢复封建的包集制，掌握市场交易，强迫使用法币，破坏原来经济秩序。
对冀钞严厉取缔，宣布使用冀钞千元以下没收，千元以上者枪毙。晋冀鲁豫五分区青梱集两个商人用冀钞被枪毙，曹县两家商号因为使用冀钞被封。为了法币流通不论是国军，还是党政人员或还乡团，到处检查，禁止冀钞流通。
利用摊派讹诈，迫使群众物资上市和紧缩筹码，这是国民党政府支持法币的又一种办法。据五分区的报告，自1946年9月至年底。敌占区每亩地巳派款万元以上(柴草实物除外)，派差出车每次至少花一、二十万元，才能被放回来。凡是国军住过的地方，每家都被罚过，最少十万元以上，多者二百余万元。在年底时五分区敌占区已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群众陷于饥寒状态(严重的地区则达百分之五十上)。穿着夏衣过冬，在草堆上睡觉。还有数不清的苛捐杂税。如包集收税，招待费(每次十万元以上)，借款、慰劳捐(大商号五万、小商号一万)。照相费(巨野每人要照相办理身份证一千元)。(37)法币在解放区的全部发行过程，就是残酷的掠夺过程，是蒋介石对解放区全面进攻一部分。解放战争初期解放区财政、金融政策也犯了很大的错误。
以晋冀鲁豫解放区为例。抗战胜利解放区人口面积扩大，但财政收入并未作正比例增加，而军政开支则因人员增多和一部分干部要求提高待遇而加大很多。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依靠透支解决困难;发行用途除透支外，其余未能很好投入生产，致使本币购买力日趋降低。
在贸易政策上，国共和谈，根据地财经干部产生不切实际的“和平思想”。因之对外统治采取放任，对内市场取消管理，并一度取消管理机构，致使解放区物资无计划的外流，由于国民党区物资困难，物价高昂，国统区一般工业原料限制外出，入超空前增多(主要是奢侈品、消耗品等大量输入)，以致解放区对国统区形成大量的贸易入超。各解放区公营公司、商店、机关、部队、生产部门的巨大资金，几乎全部经营商业，因而到处争先恐后吸收各种物资，光买不卖，抱着屯积居奇、制造高价、投机盈利思想，造成市场上求过于供。
货币政策上，以为和平将要到来，本币将要收回，若收回时本币法币定为一比一的比值，群众实在吃了大亏。为了避免群众损失，而印刷大额钞并在短期发行，对本币的独立性产生动摇。美帝国主义为了推销货物寻找市场及支持法币，美货必然会大量流入解放区，因此估计法币趋势上涨，本币市场可能缩小。“蒋区”物价高，商人多带法币换成本币再吸收物资，致使冀钞币值下跌，法币币值升高。1946年8月冀钞、法币之比为1:3或1:4。九月则为1:0.25(晋冀鲁豫三五分区)。(38)
边区干部对于冀钞信心不足，自己使用法币，甚至部队在解放区也使用法币。右倾怯敌情绪，对于游击区工作不敢坚持斗争，放任交给国军，产生了很坏的政治影响，老百姓说：“看八路也不是占地盘、坐天下的派头，连票子也花不开。”法币在解放区大量流通。
国民党还在平津等地大量伪造解放区货币，破坏我解放区金融。以晋冀鲁豫解放区为例，国共和谈期间国民党方面在安阳一地发行的假票达25万万之多;1947年2月下旬，冀南银行在邯郸进行了10天的统计，几乎每一宗的收入款项中都能发现假票，而且数量很大，平均占所收款总额的1.5%。到1947年底时，冀南银行总行收缴的假票种类多达93种，其中冀钞63种、鲁钞(晋冀鲁豫解放区山东部分发行的货币)30种。
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冀鲁豫边区行署、军区和第7纵队联合发出紧急通知，决定采取5项措施平抑物价：一是财政部门要努力开源节流;二是冻结党政军民机关存款，停止瑞华银行发放贷款;三是公私企业停止到市场收购物资;四是机关、部队、合作社、公营商店及部队供给部门停止在市场上收购物资;五是严格市场管理。这些措施实施后，到8月下旬，有效地制止了物价的继续暴涨。行署又发出通知，解除冻结存款，恢复了商业正常经营。这只是暂时的解决物价暴涨的手法，想要赢得货币战的胜利必须改正以往错误的财政、货币政策。
1946年9月13日国军全面进攻解放区，晋冀鲁豫党、政、军机关主动撤离菏泽。边区工商局第一步撤到了郅城县北部农村，后北渡黄河，先后住在寿张、阳谷、朝城一带的农村，继续领导指挥全边区的经济斗争。9月16日发出《关于目前对敌经济斗争的补充指示》，明确指出：加强黄河南地区的斗争。组成黄河南北两套班子，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做到“县不离县、区不离区”。武装保卫冀钞市场。
美国学者肯尼迪在其著作《大国的崛起》中说，“大国的崛起靠的是高关税、高劳动生产率和高储蓄率。”高劳动生产率即高效的创造财富;高储蓄率即多积累，少消费;高关税即意味着高贸易壁垒，保护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全面开始“统货”——解放区内部统一货币，排除法币。“统货”第一条即是对解放区能生产的商品、非生活必需品征收高额关税，如布匹、香烟、白糖等;对解放区必需的药品、军工原料、武器等免税进口。解放区出产的粮食严控出口，必须出口的征收50%的“关税”。1947年1月3日晋冀鲁豫党委根据已经损失4000万斤粮食的严重情况，作出了护粮决定，规定恢复抗战时期发动群众户藏粮或小组藏粮办法和随征随用办法，“深挖洞，广埋粮，不给鬼子留下一颗粮。”把护粮斗争作为游击区主要任务之一。决定：凡征起之公粮，一定要坚持秘密分户或小组存放，由群众自己秘密埋藏(能做到与民粮混合存放更好)。(41)这一斗争的开展，大大减少了公粮和民粮的损失。
为了不让国统区奢侈品、假币入境，加强缉私工作。解放战争初期我解放区与国军占领区犬牙交错，以齐禹县工商局为例其所辖地区从铁匠庄、豆腐窝，北边从油坊、华店，西至袁营、菩镇等地，长达200余里。尤其东边和北边的一、二、四区是缉私的重点。在这么长的封锁线上，单凭工商人员力量是不够的。由工商干部牵头，各区组织缉私力量，在边沿区划分了封锁线，并设立检查站，成立缉私队。在民兵中选择优秀分子组成一只半脱产的武工队进行缉私，保护我根据地物资不被敌人抢掠和套购，打一场反资敌的人民战争。四区区委书记倪建华同志，经常带领干部和民兵主动出击，进行缉私活动。
根据群众缉私提奖30%的规定，所得奖金除按事务所标准交伙食费外，50%按人分配，40%以旺补淡，10%评奖分配。滑县工商局丁栾事务所所在地的丁栾集民兵，刚开始发动不起来。后来看到小上官村缉私组连续查获十多起走私漏税案件，本村和个人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工商局还从所得提奖中为上官村民兵购置了新服装。区武委会看到通过缉私活动活跃了民兵工作，也很高兴。又给小上官村缉私队补发了四支枪和一部份子弹、手榴弹。丁栾集民兵看着别的村的民兵拿着新枪、穿着新衣服还能获得经济利益，缉私的积极性也增强了。缉私队不仅缉私还担负战斗任务。
一次缉私中，大夫营的民兵缉私队被国军包围。李继厚同志在战斗中临危不惧、英勇战斗，在突围时，不幸中弹，右臂被打断后以致终生残废。1948年6月间，敌军王三祝3000余人奔袭我长垣县城，为了使县直机关安全转移，晋冀鲁豫沙区工商局缉私队在县城阻击敌人，经激烈战斗后撤到城北十余里的落陈屯又被敌人包围。指导员阎英带部队继续保护县直机关转移，队长李改生带领一个分队坚守住一座大院，与敌浴血奋战数小时，最后除少数人冲出重围外，李改生等同志全部壮烈牺牲。
【“八月里菸叶黄，指望菸叶换食粮;蒋美烟多汹涌，本地菸叶要遭殃;叫老乡不用愁，这边菸叶销路畅;本公司要收买，扶持生产是主张;称公道现钱交，一般价格要高昂;老乡们你想卖，有句话儿听端详;不要晒好好薰，薰得菸叶发金黄;卷成烟味道好，抵制敌烟有力量;本公司住聊城，太平大街运河旁;啥时送啥时收，早晚不误多相当。”】
收菸叶的地点、烤烟方法等与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结合在一起，极其优秀的公关策划。
对于国民党伪造的解放区货币，各解放区在抗日战争时期都有成熟的反假币经验。除了加强缉私，印刷时在钞票上设立暗记。设立反假币训练班，提高政府工作人员鉴别假币的能力;在集贸市场由工商、银行工作人员教给群众如何鉴别假币。对于误收到假币的群众先教育后没收;对于故意携带假币搅乱我金融工作的按数额处以徒刑直至枪毙。同时加强对群众的教育工作，使群众认识到法币的危害。
地道不仅能藏粮食，也使党在游击区的工作能够坚持下来。农村中的集市贸易成交量大，为了本币占有优势必须掌握集市;掌握集市必须把交易所控制在党领导下，交易所通过本币成交是物质支持本币的有力武器，交易所是党深入群众的下层经济机构，它是一切商品交换的咽喉。
晋冀鲁豫解放区五分区是深入敌后的一个游击区，国军反复扫荡，许多主要市场都成了法币本位。解放区财经人员在集贸市场摆两张桌子，简易的交易所便建成了。在集贸市场上用法币在市场上兑冀钞，规定：农产品棉、粮交易必须通过冀钞交易;法币不合法，禁止流通，征款税收一律用冀钞，并在各个集市上设帐桌(即交易所)，自1946年正月15日开始，一切交易经交易所，非冀钞不准成交。群众存的冀钞便大量上市，砖庙集第四个集时估计市场有20万冀钞。
占领集市后必须对集市加以改造，其中以交易员为重点，交易员又称牙纪或斗官。民主政府成立以前归行会管理。旧牙纪人员多由一些游手好闲的人担任，其间不少是地痞流氓。这些人把持集贸市场交易，除了收取行佣(交易费)外，还进行投机倒把，欺行霸市，敲诈勒索，买空卖空。解放区占领集市后先撤换了一批人，在集市上正式成立交易所，负责管理集市交易。交易员由交易所主任呈县工商局选任。交易费规定：粮食、棉花、土布按交易额抽5%。牲口按交易额抽1%。各项手续费，除土布由买方交纳外，其余均由卖方交纳。交易费70%归各行人员分配(包括司帐员、管理员、交易员)。集市内交易，均由买卖双方自由成交，交易员不得强买强卖。(42)降低交易成本，等于活跃市场也等于扩大本币流通范围。游击区集贸市场还需注意国军的扫荡，国军、还乡团抓我工商局干部时，便转入地道继续与敌人战斗。
大力开展贴近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把宣传法币危害与诉苦活动结合起来，启发教育群众。首先计算“蒋匪”军进占以来一、二年匪钞物价涨了若干倍，现在咱们这里有多少匪钞，群众吃了多少哑叭亏;如不禁止，群众又将吃多少亏。再进而结合群众运动的发展，在诉苦当中，诉说匪钞跌价自己吃了多少亏，划分阶级时，把匪钞划到“蒋匪”、奸霸、地主方面去，把冀钞划到贫雇阵营中来。现实教育了人民，国军在解放区的烧杀抢掠，使老百姓认识到“蒋该死活不长”，都拿“蒋军”和日本鬼子比。群众说：
【“老蒋是大恶霸，他的兵杀咱，他的票骗咱，匪钞是恶霸逃跑的路费，村里的小蒋介石欺负咱，穷人要和老蒋小蒋的一切分家。八路军政府为咱穷人，八路军的票子也为咱穷人做生产跑生意。”】
晋冀鲁豫党组织随即抓紧机会向群众宣传“这地方是解放区的，我们决不搬走，敌占不长，谁要用法币仇货，谁就犯法”。在实际排法过程中，各区采用各种不同的办法机动灵活的排法。
晋冀鲁豫解放区八分区统货与群众利益结合起来的方法。所属六个县，在1947年一月间曾有五个县城(濮、观、清、南、内)被国军一度侵占，这几县都是老区，除少数奸商和唯利是图的商贩外，大部群众都珍重冀钞，仇恨法币、只是被胁于敌人的暴力淫威，不敢不用他的票子。这些地方很快就被我军收复后即布告禁止使用“蒋币”，在旧历正月十五进行统货时，规定了五天的兑换期，并限自旧历正月十五日至二十日按规定价格(本币一元比“蒋币”十元，当时黑市为一比五)自行向银行兑换。同时宣布准予自由组织输出法币，换回有用物资。群众由于牌价太低，虽明知“蒋钞”不合法，也不去兑换，在五天中六个县份每县兑入数至多不超过三百万元。
儒家最推崇中庸，因为中庸最难。纠正了过去对法币的姑息态度，却又产生了过“左”的偏向，把对法币的敌性观念，迁怒到手持“蒋钞”的群众身上。如大桑树的统货，上午宣布禁止流通，下午即进行没收，共没收了二百多万元，群众一哄而散。濮阳进行统货也规定五天的兑换期，当时黑市为一比五，而牌价第一天就定为一比十，第二天又复涨至一比十二点五，结果虽兑了一千四百二十九万五千元，但却大部是中小商人与基本群众的。采用翻箱倒柜包围搜查道口等办法，八分区在楚旺集上使用跟踪追击的方法。初一宣布禁止使用，群众便拿到暗室成交，即跟着没收，群众吓跑到野外交钱，又追至野外没收，群众便拿回乡村，又追入乡村没收了两宗，便不见了“蒋钞”。宣布统货胜利，其实群众把法币藏起来，甚至埋在地下。这时便有投机商人到乡下收买，形成“蒋钞”黑市，结果商人沾了光，群众感激商人，却对政府不满，产生了极坏的政治影响。
黑市被发觉后，八分区党委研究认为既有黑市，必有法币，结论是法币肯定没有肃清，于是带领各县区党群干部，深入每一个村子开群众大会，宣传号召如有遗留的法币，可由各村自己集合起来，绝不没收或强制兑换，由银行负责开具携带证，带赴“蒋区”换回有用物资。
清丰县五区仙庄集附近各村，以村为单位，把该村各户所有的“蒋钞”，如数交给该村的负责干部，由该干部分户登记数目，集中起来总共是七百三十万元，交给该集的福聚恒草帽辫庄，到河南禹州运回中药出售，售得冀钞算成帐，按“蒋币”二元折本币一元，仍由各村各户照原交“蒋币”数折价领回，群情欢腾。(43)福聚恒辫庄除川资运费开销外，因为该号也有“蒋钞”，这买卖算是捎带的不另抽手续费与酬谢。
清丰县三区王毛集附近各村是全村开群众会，各户自动报出所存“蒋币”数额，自愿的结合小组，各组再选举老诚可靠有办法的人到清化贩回农民必需的竹货，计有王毛集三个组，王毛孙四个组，大王家五个组，柿园七个组，共集中了“蒋钞”五百多万元。据王毛孙村王秀夫组之调查，该组共十二家，集合法币二十七万元，选举孙贵胜、孙培强、赴清化推运竹货，推回粪条八十三个、鞭杆一百五十根、竹筛子二十二个、笆子一百个、筷子十二把，竹箅子五捆(因带的“蒋钞”少)，来回化时十人天，到家共卖冀钞十三万五千四百五十元，除在家赶集卖货开销本币四千元外(来回路费是在二十七万元“蒋钞”内开支的)，净得冀钞十三万余元，约“蒋币”二元折合本币一元，较当时黑市价一比五多得二倍半，若以我银行兑换价一比十则多得五倍。(44)
这样在乡村里把所有遗留的“蒋钞”一点一滴的都集中起来，组织输出，既换回了有用物资，又结合着群众利益，而最终把“蒋钞”全部彻底的肃清了。八分区总结：
【“分期分阶段统一货币的办法，是姑息法币，片面和表面的为群众设想，不可能迅速而彻底的肃清‘蒋币’。突击性的禁用、清剿、围歼、强制兑换及没收等硬打强压办法，至多也只能使‘蒋币’流入农村，埋到地下，也不能彻底肃清。最有效的作法是结合群众利益，为群众想办法，替残存‘蒋币’谋出路，具体帮助组织输出，才是正确的群众路线，才能把‘蒋币’迅速而彻底的肃清。”】
在“排法”中，共产党人利用阶级分析法这个法宝，分析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对待不同人群持有的不同态度。中小商人及基本群众，在政治上依靠党，所以在经济上他们是冀钞的社会基础，这些人所存的“蒋钞”，大都是在敌人武力统治下，被迫使用，或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从事经济活动落于手中者，故他们手中所持有之“蒋钞”是受敌人经济蹂躏后的标志。对这些人采取多加教育，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之成为反“蒋币”斗争中之有生力量。而反动地主与投机商人。他们在政治上依靠国民党，在经济上也依靠“蒋钞”发财，贩卖仇货，盗取群众物资之狗腿子等都是于他们有利的，这些人是法币的社会基础，国军走后他们是变天思想的传播者，是支持“蒋钞”黑市，散布“蒋钞”影响的力量。做法上对前后两种人要有严格的区别，处理时对前者要宽，对后者要严。发动群众控制这些地主投机商人。
冀鲁豫道口镇的方法是“连打带吓唬”。先沿街贴布告、条示、标语、召开商人大会，老百姓手中的法币毕竟是少数，大多数集中在商人手中。说明解放区的统货办法、兑换期限、牌价及违法之罚则，并准自由携带外出，使得家喻户晓。期满后，组织工商、民兵、妇女组织、儿童团上街检查。第三天召开二次商人大会，严厉重申肃清法币之决心，并揭发了某些奸商秘密以“蒋钞”成交的鬼办法，法币开始外流，到统货期限结束后，派人在城门、河口站上岗、到各商号里翻箱倒柜，实行了一次清剿。午后召开第三次商人大会，当众处罚了违法商人，并叫他在大众面前悔过，于是一般商人自知理亏，面面相视急于寻找出路，这时工商局又及时宣布了对违法使用法币的商人特别宽大，准于开证携带外出一天。商人们在这一场宽猛相济、先礼后兵、一打一拉的战斗中，弄得头昏眼花，只能躲避不能还手，解放区闪开一条大路，这时候商人顾不得三七二十一，一天登记1.3亿多元，拿起证件带出法币抱头鼠窜，道口镇完全成为冀钞市场。
坚持了正确的财政、货币政策，在1947年上半年解放军陇海线出击军事胜利的影响下，以及党的政策教育下，群众由以前的“法币正统观念”转为“蒋非法”“‘蒋钞’必败”，其信用立即降低,迅速外流，首先是河北的广大地区在一个多月中完全驱逐了“蒋钞”，恢复了冀钞本位。四分区的游击区滑县一带，清明节妇女上坟，手持“蒋钞”，以作冥票。在河南(黄河以南)虽因统货未久，敌人即二次进攻，“蒋钞”复来，但群众对目前战争特点已经有了经验，对“蒋钞”必败前途有了新的认识，因此在敌人进攻情形下，有些中小商人却拒用“蒋钞”，人民在市场上以货易货也不使用法币，将冀钞藏入地下。许多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市场，也由将“蒋钞”本位变为混合市场。四月份后“蒋钞”即开始狂跌，大量回缩，许多市场由于没有本币，而变为空白市场，以物易物现象普遍发生，粮食成了主要交易媒介，“蒋钞”变成了“随要溜”(到手即用出，不敢停留);晋冀鲁豫七分区一个商人，敌人强迫给他“蒋钞”后，马上报告银行。本币信用迅速提高，群众要求增发票子。
1947年下半年虽然出现了六次大拉锯，却出现了“蒋军”来“蒋钞”不来的奇迹，迫使蒋军不得不放弃用法币征购当地物资的作法，改为明抢。“哔啦啦(“蒋钞”),脱不了瞎,别看烂(冀钞)有人换。”国军买东西付给商人法币，商人说：“老总，这东西俺不要钱了，送给你。”宁肯不收钱也不要法币。四分区一个群众用十四两法币(十元的)，在集上换1斤棉花(法币大票5000元1斤)，群众就互相宣传说“法币越来越不行了，再往后用法币买棉花也得1斤换1斤。”群众怕吃亏有法币就自动的很快往外推。
冀钞币值对法币币值提高极快，在恢复区一般都由1946年敌占时的1：1.5到1：3，很快压到1：8-1：10，在游击性较大的敌后市场，也都压到1：5(三分区)或1：7(五分区)在四分区更由于法币很快压低，大量外流，引起了敌占区物价暴涨2/3，我区则物价下跌，市场很快得到稳定。(45)在金乡、马庙一带游击区，甚至法币无人使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最主要的是国民党军所到地区发行的法币只是以军费发行，无物资支持，经济组织只是为了赚钱，不同于解放区的银行、工商局是为人民服务的。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巨野、嘉祥一带，群众对“蒋币”与本币都不信任，而是以银元为计算单位。
中国是一个银本位的国家，人民对金银尤其是银元的货币属性极为认同，一个地区流通两种货币影响本币的流通。尤其是一些投机商人炒作金银，从而带动物价的暴涨、暴跌，这都危害了解放区的金融安全。如何解决禁止银元流通的问题法币在货币战战中节节败退，1948年8月国民党宣布货币改革发行金圆券，解放区如何对待金圆券呢
请看终结篇《货币大决战之凯歌》。
“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解放战争进入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全面向国民党反攻，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在军事上一败涂地，在货币战场上法币也一蹶不振。
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物价上涨已达到16.5倍，到1948年8月中旬已经上涨了58倍。“早上法币到手，中午大半飞走，晚上十不顶一，来日化为乌有”。冀南币、北海币与“蒋币”的比价，1947年12月还是1：30，到1948年12月底已经变为1：30000(法币)(46)，解放区货币与法币作战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为了挽回颓势，国民党政府另起炉灶，于1948年8月19日宣布废止法币，发行金圆券。金圆券发行办法的主要内容为：(一)金圆券每元法定合纯金0.22217公分，由中央银行发行，面额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发行总额以20亿为限。(二)发行采取十足准备制，以40%的黄金、白银及外汇作准备，其令以有价证券及政府指定的国有事业资产抵充之。(三)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折合东北流通券30万元。(四)私人不得持有黄金和外汇，限期收兑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个人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必须进行登记。(五)冻结物价、冻结工资于1948年8月19日的水平。
“蒋介石大坏蛋，印发‘关金’(国民党政权发行的另一种纸币)打内战，百元千元不顶用，千万亿兆也枉然。”人民群众中流传的顺口溜体现了人民对伪钞的态度。1948年淄博小米每斤售价410元金圆券，而工人的日工资平均只有300元，只能买7两，工人将刚刚到手的工资马上买食品储存起来。无论法币、关金还是金圆券，人民对国民党发行的货币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国统区城市普遍流通金银和美元、港元等外汇。华南一带有港元流通(有人估计有数亿港元)，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的标志之一。
共产党人进城的第一件事是宣布禁止伪钞(国民党政权发行的所有纸币)流通，使人民的财富免受伪钞贬值的损失。随着我军解放锦州、烟台、临沂，国统区青岛市场极度混乱，商号关门保存实物，有钱买不到东西。南村10月16日集市上，早晨北海币1000元兑金圆券1元，而早饭后即降至北海币500兑1元了。(48)北海银行规定：在新收复城市，宣布“蒋币”停兑与禁用，银行与工商局帮助商民迅速将“蒋币”排除出去，换回需要的物资。如因伪钞数量多一时排不出去，必要时准许伪钞换回禁入的茶叶、颜料、红白糖、洋布、洋纱、火柴等物资。解放区之前为了保护内部工业严禁进口，为了避免受到伪钞贬值的危害准许进口，“蒋匪军”就用一张张纸白白换取解放区物资。为严防商人投机，商人携带伪钞出境必须在工商部门登记数量、去向。
1948年9月26日，济南军管会确定“先低后高，步步紧逼”的办法。先规定2400北海币兑金元券1元的比价，后来提到2000北海币兑1元金圆券。10月1日开始兑换，只兑换票面限关金2.5万以上的，小额的关金、法币不兑，金圆券只兑1元以上，辅币不兑(第二天即改为辅币亦兑)，每人限兑北海币10万元，并规定10月10日起停止伪币流通，后因北海币运输问题又延长了十天。兑换点设在原交通银行旧址等九处。
为配合北海币占领市场，工商局于10月3日开始包封出口，在兑换期间包封出口不多，因我解放区商人在战时对青、津、徐联系不多;另一方面依赖兑换获取法币、金圆券等匪区货币，对我党限期、限额、限票面表示不满。为了加速排除匪币，北海银行于10月5日主动压低北海币与法币、金圆券牌价，银行发表谈话号召商人包封出口。银行制定的牌照价比实际价格低，潍县、南村比价在8日、9日尚为北海币对法币1100元比1元，而济南市兑换则为2000比1元。商人有利可图，故出价1500元至1600元收买匪币，这对济南排出伪钞有利，银行不加干涉。10月7日银行已经积攒了很大数目的伪钞，市面伪钞亦渐减少。11日停用伪币，市场伪钞仍有少数流通，但北海币已基本上占领市场。14日银行得悉南村、胶县比价已到一千六百比一，遂又将兑换压低，商人为了逐利，大量兑换伪钞，至此济南市场上伪币全部肃清，北海币占领市场。
自10月1日至20日共兑入折合法币108507.5亿;兑出北海币564069.25万元;共包封出口折法币3271765亿元;合计排出法币140625.15亿元。济南市共没收伪币49167367亿元，其中金融部没收17931267亿元。(49)巨额伪币除了商人带走去敌占区购货，交通局特别支援银行八辆卡车加上银行自有的五辆卡车昼夜不停的向敌占区天津、青岛、徐州运送伪钞，换回我解放区的物资。“蒋匪区”一时之间涌入大量伪钞，以青岛为例，自10月5日到14日黄金即由240元涨至1000元(金圆券)(50)，青岛陷于经济混乱、涨价风起并波及上海，我方排法加重了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国统区金融已经濒临崩溃，此役我方完胜。
淮海战役，某连刚从前线接回一批俘虏，在押解途中，一个国军将领在路旁休息时，把许多金银财宝偷偷地埋到土里，唯恐被民兵搜了去。由于一时心慌意乱，一转身竟不知埋到哪里去了，急得嚎啕大哭：“我对不起太太啊;这是她一生的心血……”往昔颐指气使的威风杳无踪迹。冰天雪地里，支前民兵同志们帮着他四处寻找。一个民兵用手从土中挖出来了，如数交还给了他。他一时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一口一个“长官真好，解放军救了我的命，你又救了我一家……”类似的事例，发生过很多起。管中窥豹，国民党政权把黄金当做命根子，人民政府把人心当做命根子。
国民党政权用猛烈的通货膨胀来对人民进行疯狂掠夺，人民为避免通货膨胀的损失而储存金银，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是在已经解放的城市驱逐了伪钞，如果金银行使货币流通的职能将影响本币的流通，尤其是金银的投机买卖，必然会引起金银价格的剧烈波动，黄金价格上涨后带动物价上涨。青岛解放后的1949年6月26日、27日两日内黄金涨了25.4%，投机商联合金银贩子在7月1日军管会禁止交易后，暗中操纵使金价又涨了35.4%，7月8日、9日两天内又涨17.6%，20日、21日两天内再猛涨48.5%。青岛国营公司及政府自6月10日前后至7月底止共出售粮食12582865斤，面粉45157袋，食油47388斤，棉布64840匹，棉纱1736.5件，此外供给电厂工厂煤炭15691吨。但因为投机商的兴风作浪，黄金带动物价暴涨，6月26日至27日，7月1日至5日，8日至9日，21日至22日，28日至29日出现了多次跳跃式上涨。(51)排除伪钞后我方货币战的对象换作了金银。
由于巨额的通货膨胀，纸币放在手里就等着贬值，国民党大小官僚多不存现钞而购金饰、金元宝储存。1947年因胶济铁路不通车，青岛煤炭奇缺，价格昂贵，国民党166师师长黄淑妻子童葆怡便以五辆军用卡车去潍坊一带装运煤炭到青岛高价出售。据一位司机说，当时每吨煤炭获纯利黄金一两，共赚得黄金二百余两。1947年春，166师驻防潍县时，497团团长李彬甫(后升任170师师长)让少校军需主任薛汉三把他从解放区劫掠来的十辆马车、三十条旧车胎卖出，得黄金三十余两。
储存黄金除价格上涨后仍可保本外，并不能再生利益。因此金店即建议：将金饰金元宝存入店内，每月以黄金为准计算生意，普通二三分最高达六七分之巨，以当时价格购妥，现货存于金店令(储户)需要时可以黄金实物本利取还。自此国民党士兵被克扣之军饷粮秣，国民党政权公营企业、机关普通职工被贪污的薪资，都成为国军将领掠夺的民脂民膏被储存于金店，金店则原货未动，获得现款作为流动资金灵活运用，虽每月付出高利，盈亏却由金店交际员运用之本领而定。金店经理用尽种种办法博得国民党官僚欢心，以便达到销售货品、代其买卖、拉拢储存、求其介绍之目的。
对此，人民政府颁布《金银管理暂行办法》，严格禁止金、银私相买卖，计价行使，违者依法处理;金银买卖，统一由国家银行管理，个人储藏、持有金银是被允许的，如欲出售金银，银行以适当牌价收兑;对金银饰品业则限定业务范围，只准代客加工首饰，登记存货，禁止其买卖生金、银。列宁说：
【“与资本家比较起来，你是占着优势，因为国家政权在你的手中，只是你不善于运用它们。”】
除了动用政权力量打击金银贩子、投机商，人民政府还用经济手段平抑物价。1948年10月底济南解放后，各地商人带黄金去济南抢购物资，黄金的需求增加，游资大部趋向黄金投机，致金价从80多万暴涨至115万元，涨价潮带领周边地区同时暴涨。济南经济发达，商人手中掌握的黄金数量多，北海银行总行“借力打力”，11月2日拨给潍坊黄金1吨，在淮坊仅抛售黄金300余两，山东全区金价即平稳在85万左右。(53)人民政府从农村调集大量物资加强城市市场供应，规定必须用北海币购买粮食、棉花、土布，结果商人用黄金买物资还不如用北海币便宜，黄金退出了货币市场。
【“这样可好了，今后能有饭吃了。”他们纷纷表示：“这样以后再不搞黑市了。”“再有黑市我们负责。”“以前我们没有一个不搞黑市的，说老实话都是给货栈搞的。”货栈反映：“这样谁还搞黑市呢小经纪人都到交易所来成交，只有到所里才能找到他们。”有的说：“小经纪人是便衣队，有黑市也得避着他们，他们人多，到处都是。”】
明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一切迎刃而解。对于银元禁止流通的办法与黄金类似，采用行政与市场手段相结合的办法，同时为了支援解放战争，规定：在牌价方面则不论中心区和边沿区，均应与当地市价相等，中心区为了争取收进，并可酌量略予以提高。
1948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建立了根据地不久即决定发行本币。1948年6月，中原解放区财经办事处成立，中原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兼任主任。邓子恢在第一次土地革命时期就曾任苏区财政部部长，在华东局又参与纠正土改中“左”倾错误。他到了中原局一直纠正中原解放区土改中的“左”倾错误，集中精力搞好中州农民银行钞票发行工作。新解放区人民对解放区货币不认，党中央已经预见到我军新解放地区货币行使、发行困难，提前让各解放区大力收银元，邓子恢同志将中原局积攒的银元与中州农民币联系起来，规定：中州农民币(以下简称中州钞)200元合银洋1元，无条件兑换。中州钞为中原局所属各区统一的本位币，一切财政税收，公私交易，供给制度，均以中州钞为本位。
第一步，禁止银元出口免得银元为国民党政权所利用。第二步，对于中州币完全占领市场的地区严格禁止使用银元。1948年9月间因大军云集、敌情变化、币值贬价(由200：1跌至400：1)时，邓子恢命令抛售粮食稳定物价，由银行派便衣持银元以高于黑市之比价收回中州币，中州币币值逐步提高，恢复到200比1银元比值;(54)对于中州币不能到达地区采取明“禁暗不禁”策略，以银元的力量驱逐伪钞，以达到排伪目的。同时组建贸易公司，以贸易的力量配合货币战。
共产党人发动土地改革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以给农民办理低息贷款、整理村财政等种种措施减轻农民负担，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区粮食产量逐年升高，而国民党统治区农业一片凋敝，哀鸿遍野。
1945年9月3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豁免收复区“本年度田赋一年”，对后方各省“准俟明年度亦予豁免”。国民党政权不过是做个姿态而已，《新闻报》1946年6月25日报道国统区江苏昆山县，
【“今年市价每担逾五万元，粮食价(指征购价格)名义上提高到每石一万三千元，但实际上仍照每石五千元发给，故被征之农民所收还之代价，不过十分之一，无异全部捐输。”】
国统区农民不仅要面对国民政府征收的高额赋税，还要受到高利贷的盘剥，白毛女在旧中国不是个例。在旧社会，贫苦的农民互借资金很少，如果遇到婚丧、疾病、天灾等意外事故，要向地主，富农以及他们开设的钱庄、当铺借高利贷。结果是穷的更穷，富的更富，农村两级分化严重。有些农民吃糠咽菜，卖儿卖女，还本付息。晋冀鲁豫解放区一个农民1936年向地主韩小三借小麦2斗，麦收后还给3斗;春天租种地3亩，秋后收粮一石五斗，交租粮9斗，利租高达50%-60%。据太谷、榆社、和顺、辽县等几个村的材料统计，1937年，给地主打长工的有188户，逃荒外出的有266户，流浪讨饭的有29户，饿死在家的有11户。和顺县的地主为了收租息，竟然采取活埋人、用石头砸死人或从山顶上把欠租息的农民推下崖等残忍手段。
再加上国民党政府为了讨美帝国主义欢心，放弃了关税壁垒，美国农产品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美棉、美国产面粉，国产橘子不如美国进口的便宜，在美国农产品冲击下农民纷纷破产。农民还要受到通货膨胀的剥削，无锡县邵苍村农民邵阿焕，
【“曾在1948年卖过一头牛，上午卖出所得的现钞，到了下午只够买一只牛脚，其余的三只牛脚就白白地被通货膨胀剥夺去了。”】
农民还要负担无休止的兵役，广东1947年每名壮丁的价格已涨到3000万元法币，到1948年初更是突破一亿元。农民要么被抓壮丁，要么逃亡，当时的农村已经很少见到男人，尤其是青壮年男子。一位绥远省的参议员将此种情景形容为“土地荒芜，路断行人，家有饿妇，野无壮丁”。其结果就是国统区大量土地荒芜。
1946年8月天津《益世报》报道，河南、湖南、广东三省的抛荒耕地已达5800万亩，分别占各该省耕地总数的30%-40%。其他省份耕地荒芜的现象也很严重，如在赣西南50里到100里之间，渺无人烟的土地触目皆是。在安徽广德县，原有农田18万亩，经历年抽调壮丁之后，留在农村的青壮年不到5000人，致使13万亩土地因缺乏劳动力而荒废了。(55)
随之而来的就是粮食产量下降，据1948年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的统计，1946年稻谷产量为973885(千市石)相当于抗战前的96.94%;1947年为966886(千市石)相当于抗战前的96.28%。(56)我解放区有粮，但是工农业剪刀差十分悬殊。
以新解放的中原解放区为例，桐柏区广大农民十分需要食盐、火柴等日用必需品，为了换取这些物品,他们往往要自背粮食跑二三十里路去赶集，在换取这些物品时差价很大，农民要用5-6斤粮食，才能换回一斤食盐，当地农民为了节省食盐，在农闲时不吃盐，只有到了春耕夏收时节才去换盐吃，因为吃到了盐，人才有力气。一斤大米还换不来一盒火柴，用5斤大米才能换回一尺布，工农产品之间的差价要比河北解放区高出7-8倍，农民既费力又吃亏，损失又大。为了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解放区成立商业公司将农民的粮食高价卖出，将农民必需品低价买入，也解决军需困难。因为缺乏商业管理经验，就需要选择商业信誉好、经商经验丰富的人作为商业公司“职业经理人”，孙立人的亲戚就成为共产党领导的贸易公司经理人，也为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
中原解放区皖西二分区供给处长、专署财政科长兼税务局长郝天保同志，在当地地下党员孙立松同志建议下，用其堂兄孙立新任商行总经理。孙先生在芜湖做百货生意多年，有时也兼做粮食土产生意，熟悉业务，为人正直，讲信誉，办事谨慎，还和孙立人沾点亲戚关系，可以此做掩护。郝天保同志对孙立新说：
【“商行的资金由我们负责，盈亏不要你承担任何责任，一切费用开支只要你点头认可，财务上保证支付，额外的招待费用由你酌定，实报实销。”】
我党方振忠同志兼管财务和税收，杨育才同志兼实物保管，麦昌其同志协助。以孙先生的名字作为商行店牌，“立新百货棉布土产商行”成立。
商行成立后孙先生运用他过去的关系以解放区的粮食、土特产高价换回来急需的食盐、药品、布匹。孙先生提前知道国民党作废法币发行金圆券的消息，对郝天保同志说：
【“朋友从上海、南京、芜湖的来信，都讲国民党要发行一种新币叫‘金圆券’，肯定会引起各种商品大涨价，法币将成为一堆废纸，人心惶恐不安，人们都在抢购物资和金银，学生举行的反饥饿游行规模更大。”】
郝天保判断：
【“我们手中掌握有粮食，可以稳坐钓鱼台，不怕水涨船高，应抓紧机会再搞一批东西过来，时机决不能错过。”】
孙立新不仅同意他的意见，还建议：
【“将我们手中现款全部买成栗子、银鱼、黑白瓜子、鸭胗肝、茶叶等土产。多出点价，但质量要好，稻谷要风干扬尽，保证质量上乘，看起来数量减少了，实际价格上去了，获利更多。”】
7月初，8只装有15万斤稻谷和土产的船开往国统区，以最小的代价换回各种布2500多匹和一批百货。在孙先生帮助下商业公司不仅满足了解放区对生活必需品的需要，还赚取了不菲的利润。汤恩伯长官抗战时期为了钱可以和日本侵略者联手做贩毒的“生意”，和解放军做生意卖点军火换黄金也不是不可能的。
1948年解放军全面反攻，急需军需物资，苏中解放区江海总公司根据战争的需要，决定向江南敌占区开展采购活动。要打通江南敌占区的路线，必须挺进江边，决定成立如皋、靖江办事处，派王进同志任主任。先是通过猪商(从解放区贩卖猪)，要他们代买一些民用又属军需的物资，如瓷碗、瓷盆、电池等，继而了解他们在京沪一线的活动能力、社会关系，分别要他们代办一些业务。利润根据品种分类，有的加30%，有的加100%不等。江南的巨商大贾与国民党军政机关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利用猪商去江南拉关系，鼓动一些人来解放区做生意。待之以礼，并以厚利相诱，从而了解他们进出关卡的办法和内线关系，高价购买电台、子弹、黄色炸药以及军工器材。江阴有一名叫方根川的商人，开有纱厂，他通过他的小老婆，搭上了江阴要塞司令部的一个人，一次就卖给解放区几箱黄色炸药。解放后，方根川还来找过王进同志，要王进证明他是“赤色商人”。解放战争时期办事处采购军需物资，以黄金付款约四千余两之多。(57)用黄金换军火不仅仅是苏中解放区商业工作者在做，全国解放区商业工作者都在干，华北解放区商业工作者还创造性地发明了“人民走私”。
1944年10月国民党政府“改善官兵待遇”以后，国军士兵收入折合战前不及1元。连同实物，收入最低的只合战前五十分之一，士兵与将官的收入相差300倍，这还不包括国民党军官中饱私囊贪污的军饷。华北解放区商业工作者用大饼、馒头换国军士兵手中的子弹、枪，用黄金换国军军官的机枪、炮弹。
敌占区的群众粮食非常困难，解放区商业工作者通过各种关系发动敌占区的群众用伪币买回需要的物资，规定买来西药(磺胺粉)等军用品，奖给一部分粮食或大饼。1947年下半年位于白洋淀的华北解放区永茂二分店，开展“点滴采购”。所谓点滴采购是指弄到一袋肥田粉(做炸药)、一斤水银(做雷管)、几打锯条、几十块砂轮、几磅药品等，形成一种大人、小孩、男人、妇女群众性的对敌走私活动。
1948年秋，解放石家庄、济南时，缴获了大批伪关金、金圆券(约十万斤)，根据华北财经办事处的指示，迅速将这批伪币推到天津、北平地区，购回军需民用物资。除发动解放区的群众(包括商人)，携带大批伪币去天津、北平等大城市购回物资。用高价收购西药、电料、模造纸、颜料等军需品，后来，只要能用伪币买到的物资来者不拒。在解放区群众带动下，敌占区的群众(包括大小商人、教职员工、三轮车夫、伪警察等)数千人，成了解放区采购大军。敌占区的群众既赚了钱，又得到粮食，高喊共产党万岁!不仅很快地把大批伪币推到敌占区，买回大批军需民用物资，还搞乱了天津等大城市的市场，团结了群众(包括敌占区的群众)，支援了解放战争。
在共产党人眼里金银不过是比较贵重的金属，可以用来换取更多的物资，货币最基本的保证是物资，拥有物资的前提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加以革命性的改变。国共双方货币战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张闻天在1934年中央苏区讲课时说：
【“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是用一切办法来阻止的。”“各方面(国民党政权)积累起来的资本(工业积累起来的民族资本也在内)，不用来提高农业技术，不投到工业中去，反而投到土地和高利贷方面，用封建的形式来加重剥削农民。”(58)】
国民党货币战失败的根源在于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农村大地主阶级的代表。古希腊神话海神波塞冬与大地母神的儿子安泰只要双脚不离开大地就能吸取无尽的力量，共产党人无论军事还是货币战取得胜利的根源，都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所唱：“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注释】
(1)(3)(4)(5)(12)《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中央档案馆编，海天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63页、259页、260页、269页、269页
(2)《毛泽东传》第2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828页
(6)《中共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中国人民银行编著，第96页
(7)《前进中的金融事业(纪念中国人民银行建行四十周年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73-74页
(8)《任弼时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章学新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643页
(9)(15)《周恩来传》，上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802页、724页
(10)(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出版，284页、285-286页
(13)《中国财政通史革命根据地卷》，项怀诚主编，冯田夫、李炜光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出版，第181页
(14)《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下)，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财政部科学研究所合编，文物出饭社，1986年版，第59页
(16)《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80页
(17)《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杨生茂主编，副主编王讳、张宏毅、任东来、张红路、徐国琦、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473页。
(18)《中国土地改革史》张永泉、赵泉钧著，武汉大学1985年出版，第230页。
(19)《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3辑》山东财政科学研究所、山东省档案馆合编，1985年出版，第325-326页。
(20)《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主编，副主编冯蕙、姚旭、赵福亭、吴正裕，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56页。
(21)(25)《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0辑》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174-175页，第333页。
(22)(32)《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稿》第372页、第367页。
(23)《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卷2》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研究所合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413页。
(24)《冀鲁豫边区金融史料选编(下)》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研究所合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220页。
(26)(33)《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稿》朱玉湘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373页，第370-371页。
(27)(28)(29)(30)(31)《山东省供销合作社史料汇编(1924-1949)》山东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史志办公室编，1990年出版，第282页、第317页、318页、349-350页、323页。
(34)《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编辑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291页
(35)《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卷2》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研究所合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12页、13页
(36)(37)(38)(39)《冀鲁豫金融史料选编(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研究所合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574页、第575页、548页、第581页
(40)(45)《冀南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编1989年12月出版第375页、383页
(41)(42)《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丛书-财经工作资料选编(下)》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财经组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880页、第225页
(43)(44)《冀鲁豫金融史料选编(下)》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研究所合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85页、86页
(46)(51)(52)《北海币史料卷4》《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卷4》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研究所合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94页、第126页、第135页
(47)《资本主义货币危机》尹士楚、贝世京著，1974年11月出版人民出版社，第8页
(48)(49)(50)(53)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卷3》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研究所合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211页、246-247页、245页、第181页
(54)《中原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王礼琦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247页
(55)(56)《中国农民负担史卷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541、542页
(57)《革命根据地商业回忆录》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258页
(58)《张闻天年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著，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15页其余未见标注的见《革命根据地商业回忆录》《皖西革命回忆录第三部解放战时期》等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