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莎拉·米洛夫在新作《香烟：一部政治史》中探索了烟草背后的政治纠缠，对政府与美国资本主义最恶性一面的共谋提出了鞭辟入里、极具摧毁性的控诉。
文|ScottW.Stern
7月11日，NPR和WBUR（NPR设在波士顿的新闻网站——译注）的《这里与现在》（HereandNow）广播节目向千百万听众播送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两名资深历史学家在节目中提出：若不是美国政府对烟草产业的大力扶持，美国人根本就不会有这么大的烟瘾。这对许多人而言无疑有当头一棒之感，因为烟草大亨在人们眼里向来是和大政府过不去的，后者管制花样繁多，有信息披露的要求，且一般不乐见其公民生病和死去。唯独有一个问题：这两名男性历史学家并没有给出故事的信源——女历史学家莎拉·米洛夫（SarahMilov）的新作《香烟：一部政治史》（TheCigarette:APoliticalHistory）。
需求的增加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烟叶的价格下跌了。种植和培育用于生产香烟的烤烟草的农民们感到“无助而愤怒”。他们的劳动让大量有权有势的白人男性一夜暴富，但农民（这还不论采摘工和卷烟工，其劳动环境奇差无比，且机器也让他们丢了工作）却感到自己被剥削以及被诸多烟草巨头们饱受谩骂的“寡头垄断”贬低了价值。
农民举起民粹主义先驱者的大旗，尝试成立合作社，以在大公司面前争取烟草的定价权。但大公司及其同盟者透过恐吓、诉讼甚至于公然的破坏活动，令合作社毁于一旦。最终带来福音的是小罗斯福总统的经济学家，他们很快就对烟草经济的问题下了诊断：生产过剩。“太多的烟草堵住了商业的喉咙。”作为新政的环节之一，联邦行政官员企图控制经济，消除不必要的竞争。为消灭烟草经济中的生产过剩，联邦政府创立了一个项目，向不种植烟草的农民提供补贴，让他们把肥沃的农田腾出来，这样经济中的烟草价格就会维持在高位了。不愿合作的农民则将被课以重税。新政“把农民变成了州行政官员”。
在公司积极的游说下，马歇尔计划提供给欧洲的资金流向了烟草，数额达10亿美元，“这个数相当于全部食品援助的三分之一。”理论上讲，它旨在重振欧洲的制造业经济；实际上看，它保证欧洲的烟草公司可以用美国的烟叶来制造自家产品——也让欧洲消费者迷上了美式的烤烟。接着，烟草公司又向国外市场扩张，频频于各大国际展销会上招徕顾客。据一项调查，在1949年，较之于老一辈长期偏爱的老式希腊或土耳其风味，喜欢烤烟口味的西德人占到了85%至90%。如此一来，美国香烟在20世纪中叶可以说已经占领了全世界。
与此同时，班扎夫成为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学教授，在教职工办公室里成立了“吸烟与健康行动”（ActiononSmokingandHealth，下文一律简称ASH）组织。他开始组织学生对有关部门提起诉讼，成功地要求飞机上设立非吸烟区。他的格言是，“告倒那些混账。”
随着1970年代的来临，去规制的哲学成为了主流。担心企业绑架政府部门的自由派与质疑大政府将会扼杀大公司的保守派一道，说服政府弱化了要求划出非吸烟区的有关规定。随着政府部门的权力在1970年代不断下滑，时代呼唤着另一种变革策略。而它也确实问世了：非烟民权利运动（nonsmokers'rightsmovement）。
非烟民权利运动早在癌症与吸入二手烟的关联得以确证之前的十年就诞生了。“非烟民权利运动诉求背后的推动力是公民，而不是科学，”米洛夫写道，“它基于非烟民对有德性的公民身份的推崇，另一动力则来自对烟民的厌恶。”非烟民对烟民的一项专属权益极为反感，那就是点烟的时候可以不考虑周围人的感受。米洛夫虽然对GASP多有责难，批评其虽然运用了“解放”的修辞，实则藏身于“郊区自由主义的安全界限之内”，但她也不无洞察力地记录下了该组织的成员以及其他积极分子如何一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另一方面又让香烟公司在此过程里有机可乘。
鉴于他们的官司只是成败参半，中产阶级的积极分子开始直接向企业发难，主张限制吸烟终究对他们是有利的——患病时日减少、残障开销降低、不必频繁进行房屋维护（吸烟对家具和织物都有损害）以及较少的诉讼费用（因为烟民出意外的几率是非烟民的两倍，且非烟民可能会控告称烟雾属于一种慢性健康危害）。一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许多保险公司认可了这一观点（结果就是，保险公司开始实行选择性的售卖政策，非烟民保费更低）。“环境里的烟雾于无声处汲取着公司的资源，”米洛夫发现，“这也许象征着烟民自己所需承担的隐性成本。”企业明白了这一道理，1980年代里禁烟政策也愈发普及。
种植烟草的农民也受到了伤害。在1980年代，共和党对联邦烟草项目以及大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的怀疑态度日益强化；民主党则以狐疑的眼光打量着烟草巨头们，尤其是其国会里的最大代言人杰西·赫尔姆斯（JesseHelms）参议员。甚至于烟草巨头本身也对联邦的项目抱有抵触，因为它们可以在海外的农民那里买到便宜得多的烟草（到了20世纪末，90%的烤烟和白肋烟都是在美国之外种植的）。在多年的反复削弱后，联邦烟草项目于2004年正式终止。自那以后，农民以年为单位与公司签订合同，并据此来确定种植量，如此一来公司就能轻而易举地决定自己青睐的价格以及希望与之合作的个体种植者，而后者没有任何集体谈判的权利。
今天，只有15%的美国人吸烟，与20世纪中叶的50%相比大为减少，据估计，反吸烟的积极分子在50年中大约拯救了800万美国人的生命。如今烟民的收入和教育程度普遍低于非烟民；他们患癌的几率更高；且他们时常被告知这都是自己的错。“从种植到吸食环节，烟草生产和消费的责任都被私人化以及个体化了。”烟草公司甚至根本不怎么在乎美国烟民数量的减少。吸烟走向了海外，如今香烟公司的大部分利润都来自国际市场。今天，80%左右的烟民都属于低收入或者中等收入国家。香烟国际化所带来的代价是难以估量的。医学史家阿兰·勃兰特（AllanBrandt）曾指出，到世纪之交时“死亡人数预计将达到10亿人”。
《香烟》一书虽然十分优秀，但远不是第一本记录烟草大亨危害的著作。例如，阿兰·勃兰特的《香烟世纪》（TheCigaretteCentury）也很出色，揭露了香烟公司显而易见的说一套做一套；理查德·克鲁格（RichardKluger）的大作《从尘土到尘土》（AshestoAshes）则以小说家的眼光透视了烟草战争。这些学者都没有写出一部真正的有关烟草的平民史——亦即考察烟草业对农民、烟民和非烟民造成的人道损失。说回来，米洛夫就政府与烟草大亨在确定这一人道损失时的共谋关系以及烟草大亨的兴起、发展、驯化立法者及规制者——以及繁荣兴旺——给出了相当精彩的解释。还有那十亿个原本可以挽救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