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研究的新动向新议题

《多元视角下的日记研究》张剑主编凤凰出版社出版

重返文献学的日记研究

书中不少论文注意文献考订与对读。例如，同是从日本僧人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入手，《日僧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所见的北宋运河》分析北宋运河管理和日常生活，并将其与其他宋人行旅日记进行比较，细致描绘北宋运河的路线、生活空间及运河景观等。而《王安石复相赴汴日程与〈泊船瓜洲〉系年补》则巧妙利用《参天台五台山记》所载北宋运河行程，从枯燥的道路里程记载中，提炼有价值史料，从而佐证王安石可能“倍道赴阙”，其行程之速应当借助于宰相的权力，进而为《泊船瓜洲》一诗的系年提供新证。

日记校勘是尚待拓展的领域。记录个人事务较精确的日记，在记载人名、地名等信息时则稍显随意，故颇有谬误。《日僧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所见的北宋运河》即指出日记所载汴河沿岸信息之误，将“蕲泽镇”误为“寄宅镇”等。仅据日记诸版本校勘，往往不易察觉此类谬误，此时，须借助史志等材料综合校勘。

《多元视角下的日记研究》所收多篇论文，都注意运用文献学方法解决具体问题。这表明，对日记这样的“新材料”而言，传统文献学中的目录、版本、校勘等“手艺”仍是研究的重要手段。在新方法热的时下，回归文献学的“笨功夫”，不仅有助于夯实日记研究的基础，还能切实开拓新的议题。

多元研究的文史之翼

日记涵括诗、词、文等，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学、思想等方方面面，堪称“生活百科全书”，故日记研究须采取跨学科方法，以多元视角介入。然在此过程中，文学和史学仍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翼。《多元视角下的日记研究》所涉的文学书写、文人心态、自我形象塑造等议题，由此而颇具延展性。

从文学书写角度剖析，有助于发现日记内在的书写规律与文学史意义。梁一粟《张舜民〈郴行录〉之文学研究》注意到《郴行录》中的“寄生诗歌”，由此捕捉日记中诗文二体描绘同一风景的现象，发现两者之间的感发效应。该文还认为，日记之所以存在交错的诗文叙写，是由于诗歌与日记正文承担不同的表达功能。《多元融合与文体过渡——张礼〈游城南记〉文本特性略论》指出，《游城南记》是宋代行记与游记相交、地学兴味增长、日记视域扩大的典型表现，从而为该日记在文学史上找到妥善的位置。

史学的观照可深度描摹日记写照的历史背景。《郑孝胥与丁未政潮》利用《郑孝胥日记》梳理清末丁未政潮中郑孝胥的出处与心态，将历史事件与个人生命的重要时刻相结合，管中窥豹，见出丁未年是郑孝胥政治生涯与人生态度的“关键年份”。由此可见，从文史两翼研究日记略有差异，文学研究者往往注意日记的书写问题，史学研究者则重视日记时代背景。若两者结合，则日记研究的多元视角更具坚实基础。

此外，日记研究的文史两翼，均强调一种“过程”的推演。无论是心态史研究还是思想史或阅读史的梳理，都将研究对象视作动态的，故每每试图厘清其发展脉络，这有助于从长时段绘制研究对象的发展历程，清晰见出其兴盛寂灭的全景。当然，需注意的是，若“过程”性的描绘无法得出差异性的结论，则研究可能陷入“新瓶装旧酒”的窘境。

一种可能：从“有什么”到“是什么”

《多元视角下的日记研究》为探讨日记研究方法提供诸多启示，为研究“日记有什么”这类问题提供了十八般武器，开后学以方法之门。且由于其开拓性，在回答“日记是什么”这一大问时，也开了许多话头，值得继续推进。

然笔者尚有疑问：日记作者在相对私密的写作空间中，孜孜矻矻塑造自我究竟是为了什么？洪亮吉与王韬等人写日记并非旨在刊刻，何以如此细致营造？笔者以为，所谓日记的“自我塑造”问题是今人强加给古人的虚幻意识。对日记作者而言，他只是写自己的日常与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至于将何者剪裁进日记，不过是彼时彼刻其内心所想的忠实记载，即日记作者无意于“塑造”自我。此处触及日记写作动因及文体特质的探讨，即日记为何而写，所写为何？是对外的宣泄，还是内省的记录？

以往的日记研究多呈现为“有什么”的模式，即研究者致力于攫取日记中的某类材料，作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分析，日记由此沦为工具性史料。这类研究掩盖了史料存在形式的广泛性问题，即日记所提供的史料往往并非唯一。那么，推动某项研究是否必须借助于日记？换言之，“有什么”类型的研究仅揭示日记中蕴藏某些史料，至于这些史料是否是论述某类问题的关键材料，许多研究考虑不足。如果日记中的某类史料仅是众多研究该问题的史料之一种，而并非唯一和价值较高者，那么，此类“日记有什么”的研究是否必要？

笔者认为，日记研究应在“有什么”的研究外，复返到“是什么”的基础性问题。推动“日记是什么”的研究，需回归文献学的耐心，需兼具文史研究的长处，也需准确把握日记的传统和体例，如对日记书写原则、日记与日记作者的关系等问题有清晰认识。对于“有什么”的问题，当前的日记研究成果已蔚为大观；对于“是什么”的问题，《多元视角下的日记研究》掀开了一个小豁口。（读者尧育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