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安溪一个产茶村落的个案，对农业集体化时期的生产实践及其产业后果进行了再考察。集体化时期虽然在形式上取消了家族组织，但家族组织的逻辑在实际的生产组织即生产队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续，尤其是生产队长居于“公家”与“小家”之间的平衡角色延续了传统家族权威的行动伦理。在生产队长“家长式”的生产决策及以家户为基础的产销安排下，集体生产突破了产销技艺在核心家族内传承的方式，转而扩散到村庄内绝大多数家庭，最终有利于分田到户后的家庭产业和地方茶叶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集体化；生产队长；家户经验；安溪茶产业
一、引言
学界对于国家宏观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之研究存在一种较强的去地方化和去历史性倾向（朱晓阳，2018；应星，2016），而从形式到实质的社会学研究要求研究者采用更为经验的、条件性的研究方式来追索社会现象的作用机制和历史根源（肖瑛，2022）。具体到对集体制之影响的研究，需要改变以往将地方的文化传统、生计形态、地理环境等都视为“自然背景”的做法，而将其视为社会文化的内在要素，考察其如何调节集体化时期的制度效果（朱晓阳，2018）。
那么，地方家族传统在集体制框架内的存续形态如何影响地方产业的发展，这正是本文力图考察的问题。对于集体制的产业影响，无论是偏向负面还是正面的评价，现有研究所见大多是宏观的总体性判断，而少见对微观劳作过程和生产实践的考察。例如，以林毅夫为代表的许多经济学研究者均强调，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源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集体制度的克服（Lin，1992；ZhangandCarter，1997）；其他学者则指出，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科学要素投入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农业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高原，2018；桑坤，2020）。这些研究忽视了不同地方的文化传统、生计模式和产业特性的影响。实际上，产业发展形态深受地方制度传统的影响，这一点早已为社会学研究者所揭示，典型如费孝通开展的一系列对村庄个案及产业模式的研究。另一方面，不同产业（如谷物等粮食作物和水果、茶叶等特色作物）亦要求不同的生产安排，并遵循着极为不同的发展轨迹。在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农业增长更多由特色产业引领的背景之下（黄宗智，2016），考察集体制与地方传统的勾连如何作用于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选取的个案是福建省安溪县的茶产业。安溪县位于福建东南部的山地丘陵地区，在明末清初乌龙茶产业发展起来之后，成为全国重要的乌龙茶产区之一。但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当地的茶产业一直集中在少数几个乡镇的几个产茶村落，而经过集体化时期的发展，到了20世纪80—90年代，茶产业已拓展到安溪的绝大多数乡镇和村落，并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成当地的支柱产业。因此，在安溪茶产业的案例中，产业发展具有深刻的集体制渊源。这一现象值得追问，何种社会机制使得集体化时期的制度安排和生产实践对当地的茶产业发展产生如此巨大的促进作用？而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亦可回应集体制的具体作用机制如何受到产业特性和地方传统制度调节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集体制、地方性与家族组织
在集体化时期，生产队的种植主要面临以下两类来自国家的限制：一是粮食的统购统销，其中有非常明确的收购数量指标，需要克服一切困难来完成任务；二是政府会使用配购（供销社根据生产队的计划种植面积供应化肥和农药等生产资料）、换购（生产队用农副产品从国家换取生活生产资料）与奖售（政府为了奖励生产队而向其多售某类短缺物资）的方式来控制生产队的农业经营，这里有较多生产队可以腾挪调整的空间。在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弗里曼等，2002）和山西省长治市张庄（韩丁，2008）的案例中，作者呈现的干部具有极强的跟随国家计划的倾向，在种植选择上通常会选择牺牲村庄的利益来服从国家的安排，社员需完全遵从公社对种什么、什么时候种、种在哪儿以及如何种的一切安排。而在张乐天（2005）研究的浙江省北部联民村中，生产队的干部会顾及国家计划，但也有一套自己的安排。为了更好地满足村民的生存需要和增加农户的经济收入，生产队每年都要或多或少地调整种植结构，例如明里暗里地减少桑麻田而多种粮食、灵活调整小宗经济作物的种植以最大增加收入等。
生产队自主性和灵活性的差异受到生产队组织与地方性传统之关联程度的影响，尤其深受地方家族制度和伦理存续形态的影响。在五公村的三个生产队中，第二生产队主要是当地李氏宗族势力的旧堡垒，因此在生产队的划分与合并中，一些在生产队改革前最富、势力最大的李姓家族被从中分割出来，并入其他生产队。另外，在生产安排上，为了公平起见，生产队放弃在邻居、亲戚等关系内合作的原则，转而采用非人格化的安排，每个生产小组均由“老少强弱”劳动力组成。而在浙北联民村，虽然这一地区的宗族势力在20世纪40年代已式微，但公社并没有打破族居的形态。即便是在革命变动最剧烈的时期，政治向农民社会生活的渗透也只停留在较宽泛的公共生活领域内，而在私人生活领域与部分公共领域，传统的家族伦理仍是农民行动的依据。
在本文案例所在的闽南地区，家族毫无疑问更是理解地方特殊性的关键。中国东南地区向来被视为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弗里德曼，2000；葛学溥，2011；郑振满，2009），宗族作为由共同祖先界定的父系群体，其成员通常只包括同姓成员，并且具有相当明确的地理边界。但在真实的实践中，宗族制度极具弹性和伸缩性，可以随时根据实用功利的需求，扩展家族和乡族范围的外延（陈支平，2010）。从家庭出发，到房支、宗族，乃至超越家族组织形式的会馆、行会等社会组织，都与家族关系共享着一种逻辑（傅衣凌，1989：45）。因此，只有在泛家族主义认同而不是狭义亲属制度的意义上，宗族或家族社会的提法才能成立（郑振满，2009：245）。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继续追问，在集体化时期的村队制度下，家族观念的认同与实践以何种形式呈现？
家族组织和观念认同延续的可能性首先建立于新的组织在地域和社会关系层面与传统组织的叠合之上。在村队制度下，家族关系及其意识形态更多落脚于自然村范围内的家族共同体。但另一方面，民国以降的地方政权建设实际上已经逐渐改变了闽南地区在明清时期家族长即村庄政治领袖的情况，20世纪50年代之后，国家的正式权力机构更是在基层全面取代了传统制度。集体制下村落领袖的产生并不遵循传统家族谱系的逻辑，甚至村落中的小姓家族亦有可能诞生领袖人选，并长期主导地方政治。在此情况下，家族主义传统的延续实际上就落在主导村庄事务的人物的行动逻辑和伦理取向上，这一点在以往对闽南地区村落政治的研究中已多有论及（王铭铭，1997；黄树民，2002）。但在生产领域的安排和决策上，作为拥有一定自主权的生产队长如何影响地方产业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本文将研究的焦点放在生产队长家长式的行动逻辑与生产制度的互动与结合上，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改革开放后家户生产经营的复兴及地方产业的发展。
三、研究单位与田野地点
本文的实地调查地点是安溪县中部偏西的蓝田乡黄柏村。今天的黄柏村下辖外黄柏、来清、白借、象卷、山后、大乾、土楼埕、招坑、八腰、净树后等10个角落。在1962—1982年间，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这10个角落分别属于10个生产队，各自负责角落内的集体生产，其中山后角落尤为重视茶叶发展，这也是本文主要的田野调查点。虽然这个角落一直有产茶的传统，但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本区的茶叶产量很有限，只有两三户人家管理茶园和一户人家经营茶叶生意。到了20世纪70年代，山后角落成为乡镇内产茶最多的地方，直到今天仍然是本乡从事茶叶生产较多的角落之一。3
四、农商改造与技艺嬗变
家族作为直接建基于家庭之上的社会组织，在传统上一直塑造着闽南村庄的生产和生活形态（郑振满，2009；陈支平，2010），在生产经营方面主要体现为技艺传承和市场通路均限于核心家族范围之内。20世纪50年代之后，茶商家族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完全转化为纯粹的农民，经历了“去技艺化”的过程。但这一轮技艺提取意外地在集体化的过程中，使更多的农民有机会成为掌握茶叶制作技艺的生产者。
（一）宗亲控制与产制销一体化
在二战前，安溪茶主要销往南洋地区，消费主体是闽粤两地的南洋华侨，因此又称侨销茶。彼时，当地茶叶产销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农商一体化，即茶商家族既在乡里拥有茶园，进行茶园的管理和茶叶的初制，又从事茶叶经营，通过父子、兄弟、叔侄的关系网络将山区茶叶销往南洋地区（颜燕华，2022）。亲属关系与茶叶的制销技艺高度重合，茶商家族通过茶叶制作的专业分工和精制技艺把控质量，并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将技艺保存在核心亲属群体中。
由此可见，在集体化之前，茶叶产区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乡镇的村落之中，茶叶的销售渠道由这些地区的少数茶商家族所掌控，茶叶的核心制作技艺主要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为主要亲属群体所垄断。在大多数边缘的乡镇或村落，茶叶的产销也或多或少与核心区域的茶商家族产生关联，经由具有差序格局特征的亲属关系，茶叶产制技艺缓慢地由中心区域向边缘扩散。
（二）国家吸纳与技艺分割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其后的集体化运动，极大地改变了当地茶叶发展和扩散依托于家族和亲属关系的格局。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便给出“组织起来，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的指示。1951年，中央政务院强调，“组织起来是农业生产上的第二个革命”，开始推动农业合作互助以达到提高生产的目的。71953年，中共中央进一步指出，孤立的、分散的、落后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日益突显。8为了服务工业生产，农业、手工业、商业需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对安溪地区的茶叶经营者来说，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结果是，以茶商家族为核心的农商一体的产销结构逐渐瓦解，绝大多数的茶叶经营者从原本农商一体的身份完全转变为集体制下的农民。
当时福建的私营商包括批发商、零售商、出口商、半农半商四个类型，而半农半商专指安溪地区的茶商。半农半商性质的安溪茶商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位置颇为微妙，他们既非城市的私人资本主义商业，也不是农村专门从事贸易的小商小贩，因此除了极少部分商人外，对其进行公私合营加以利用的价值不大，但他们又不是纯粹的农民，会对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最后改造的方针是使绝大部分的农商户完全转业为农业户，以利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展开。9
在将农商户改造为农民的过程中，国家也将乌龙茶的制作技艺进行了提取和再分配，并形塑了拥有技艺的工人和没有技艺的农民之间的分野。在社会主义改造初期，中央就确立了茶区经济发展的方向是分两条腿走路：一是发展互助与生产合作，由合作社组织茶农进行茶叶集体初制；二是在国营公司的领导下，组织茶叶私营单位完成收购和精制，从而满足外销和保证边销。10随着农业合作在农村的普遍开展以及地方国营茶厂的建立，11茶叶初制和精制技艺一分为二，一方面，国营茶厂完全取代传统商人，成为组织精制和运销的单位；另一方面，初制环节被分配到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大队和生产队。由此，精制技艺被转移到国营工厂，而技艺的拥有者大多下降成为农民。之所以说“下降”，是因为在茶厂工作的人获得了高于农民的工人身份，在集体化期间，安溪所有茶叶均交由官桥茶厂进行精制再加工，国营茶厂的工人因掌握茶叶品评和精制技艺，成为给生产队茶叶定价的茶师。而生产队的师傅虽然掌握着对茶叶质量最为关键的初制技艺，但没有对茶叶的定价权，也无法享受高于其他农民的待遇。
毫无疑问，在针对农商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绝大多数茶叶经营者被完全转化为农民，遭遇了“去技艺化”的过程。然而，这一轮的技艺提取意外地在集体化过程中使得更多的农民有机会“再技艺化”，成为掌握茶叶制作技艺的生产者。不过，在集体化时期，制作技艺的习得和传承方式与侨销茶时期的家族传续大相径庭，但集体制背后仍有家族组织的逻辑在起作用。
五、集体实践与家户赋能
在集体制下，原本农商一体的结构经历了继替的过程。新的组织方式至少在以下方面延续了原本的结构：一是家族组织在生产队即村落的范围内得到了延续；二是具体的生产和劳动分配仍以家户为单位，保留了家庭的位置。与此同时，集体生产又为传统生产注入了新的内容：一是集体生产改变了生产技艺在核心家族范围内传承的方式，技艺作为生产队的公共财产，通过以家户为基础的生产安排，成为农户的具身性经验；二是生产队的生产安排具有去专业化的特征，分工的模糊性和权宜性使得生产队员掌握了制茶各个环节的技艺。这些都为分产到户后家庭经济及地方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此，产销技艺在被国家从民间抽取出来之后，又意外地带来了为家户赋能的结果。
（一）为集体增效益：生产队长的双重行动逻辑
由于生产队与历史上形成的血缘及地缘群体相互重叠，因此集体的生产决策实际上具有社会关系的基础。不过，如果仅用生产队范围与家族组织关系的重叠，并不能解释为何在集体化之前未能快速在村落发展的茶叶生计能够在集体化时期快速扩散。这里面更为关键的作用机制是生产队长的决策逻辑和行动伦理：一方面，在村队制度下，生产队长可以通过农业生产的组织和安排更多地照顾本角落的利益；另一方面，生产队作为国家与家户的中间层，生产队长扮演着居间的角色。因此，在实际的生产安排中，干部的逻辑12与家长的逻辑其实是相互交织的，也正是在这两种逻辑的交相作用下，茶叶生产得以在集体化时期快速发展。本节将以黄柏村第六生产队（即山后角落）的茶叶生产作为案例对这一观察进行说明。
1.茶园开发上的软硬兼施
山后角落茶园的发展得益于20世纪60—70年代生产队长的决策，但该决定的实现并非毫无阻力。由于农忙时期需要组织粮食生产与收获，开山种茶便安排在每年的6—7月份和12月份。通常，在每年的农闲时期，当地各个角落的村民会出门做工（如做木工、做竹编、修理物什等）以补贴家用，这意味着生产队长在农闲时组织开发茶园的决定，需要改变当地村民原有的家计习惯。当时出门做小工一天能挣1—2元，而且做工是包吃住的，无需自己额外负担费用，这样出门一个多月差不多能挣百来块钱（访谈资料，220616YJM）。而一个男性壮劳力参与开荒最多挣10个工分，一个工分通常只有几分钱，一天下来只有几毛钱的收入。虽然在决定利用农闲开茶园之前并非家家户户都出门做工，但既然决定集体开茶园，限制队员在农闲时出门做工就成为了必要。
生产队长采取“制度约束”辅以“思想教育”的方式，以保证出工率和生产效率。用队长的话说，当时的制度是“硬邦邦的”，要求农民一个月至少要出工25天，同时，强行外出做工的家户要交一笔副业款，副业款的金额由队员一起商定，最高的时候一年的副业款是280元。这样一来，“他出去不一定合算，况且他的家庭还是得靠队里生产的粮食生存”；另一方面，“硬邦邦”的制度需要靠“软教育”，即对队员进行思想教育，“那时候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大家爱集体，三天两头开会，群众大会起码一个月两次”，因为思想教育做得很到位，所以“农民就会自觉，知道种田开山叫任务，是农民的责任”（访谈资料，220617YRR）。仍然要发展副业的队员只能白天出工、晚上做点小物件，在休息日或者圩日（赶集的日子）去做买卖（访谈资料，220617YFR）。通过软硬兼施的策略，茶园顺利在集体化时期得到发展。
2.品种选择上的因地制宜
与此同时，在集体化时期，面对粮食和茶叶增产的压力，当地普遍存在肥料不足的情况。笔者所访问的村庄由于产茶量大，上级政府每年都会分配茶叶专用肥料，多的时候一个角落可以达到20多担。不过，根据当时一些生产队干部的回忆，这些肥料从来没有放到茶园里，也不是用来种植水稻，而是全部放在地瓜田。稻谷是国家定量统购的，而地瓜则是农民维生的粮食，一般每年每个人能够分十几担地瓜，当地人“都是靠吃地瓜”（访谈资料，210724YBX）。因此，将茶叶肥用以地瓜田的增产最符合角落村民的利益。
从生产队长对茶叶品种的选择以及茶叶肥的使用方式中可以看出，他们倾向于通过农作物的选择搭配来照顾地方需求。在集体化时期，虽然国家对于铁观音的需求最为迫切，国营茶厂亦要求生产队种植更多的铁观音，但生产队还是根据地方传统的种植习惯（选择种植本地原生种）、村民的劳作特质（更擅长处理色种）以及收益盘算（色种产量高）来安排生产。茶园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生产队的集体收益，也改善了队员的生活。由于发展了茶叶生产，生产队的效益很好，最好的时候每10个工分值0.96元，最差的时候也有0.64元，远远高于其他生产队的工分值，是最差的生产队的2倍之多（访谈资料，210729YJM、220617YRR）。同时，出于对农民生存的照顾，原本应该用以增加茶叶产量的稀缺肥料，全部用来生产维生的地瓜。在村民看来，生产队长就像是“一家之长”，他“需要通盘考虑”（访谈资料，210729YJM），“会不会安排”最为关键（访谈资料，210422YXF）。而所谓的“会安排”既指照顾到村民的利益和需求，就如一家之长能够照顾家庭成员的需要，还要使该生产队在与其他生产队的竞争中胜出，提高角落在村庄中的地位。
（二）为家户谋发展：集体实践及其意外后果
生产队长一方面借由正式权力推进集体事业，另一方面作为家长式的人物，力图通过具体的生产选择增进角落利益，这种双重角色有效地推动了茶园开发，也形塑了地方的茶叶种植生态。而集体化时期对此后产业发展影响更为深远之处则是在茶叶生产制作过程中劳动力的使用方式，它直接影响了产销技艺的分配和习得。
1.平衡家户生计与技艺扩散
生产队长除了组织茶园开发和决定种植品种以增加集体收益外，还需要通过细致的劳动安排来平衡各家各户的需求。虽然集体化取消了以家户为主体的生产形式，但是生产队在安排生产时仍然以家户为单位，并通过相对平均地安排劳作内容的方式来平衡家户生计。理论上，像茶叶制作这种对技术水平要求很高的工序，应当安排熟悉茶叶制作的人专门负责，但在实际的生产制作中则是采取每户抽调人员轮流制作的方式完成，比如今天有100斤茶青，需要3个人，就抽3个人，明天又有100斤茶青，则换另外3个人，如此安排是为了平衡各个家户的劳动量和工分收入。生产队最为核心的生产劳作是水稻种植和茶叶生产，其中最需要技术的环节分别是种田中的插秧和做茶中的做青。由于这两个环节对生产技术要求高、劳动量大，因此相应的工分也高于其他的劳动。通常情况下，一个男性劳力一天的劳动工分满值是10分，而插秧和做青则是12分。通过每户抽调和轮流负责的方式，可以在最大程度平衡各户的需求（访谈资料，210724YBX）。在分田到户之前，第六生产队一共有20户148人，常年在生产队从事制茶工作的有10多个人，基本上每个家户的核心劳动力都参与了茶叶的制作。
我最初在集体的时候负责挑茶叶，那时候年轻，十七八岁，有力气。挑回来就得去晒青，然后小队里那些比较老的人告诉我怎么晒青，晒到什么程度。我记得是ZQ告诉我，他说晒青要晒到茶叶软下来，我们手捏那个茶青，茶青不会脆脆的要折断，而是软软的。现在我们的茶青不能晒太软，但当时的茶青要晒很软……我最初做茶的工夫都是ZQ教我的。那时候小队里做茶工夫比较好的有ZQ、CZ、LC，他们从小家里有茶，在家里学的。（访谈资料，220315YJM）
一般的农户有机会向这些身怀技艺的人学习制茶，首先得益于闽南地区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亦农亦商家户的特殊定性。由于这些茶商同时也具有农民的身份，政府认为他们对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开展有不利的影响，因此，在1956年将其完全转业成农民。虽然这些人完全被转化为农户，但茶叶生产得到了保留，所以“生产队时期，原来做茶的人就被拜为师傅”（访谈资料，220617YRR）。17另外，当地农民的阶级划分主要依据土地及雇工情况而非财富，因此很大一部分农商户虽然在经济上有所富余，但在1956年的对私商改造中，被划为地主兼商业成分以及富农成分的茶商户只占安溪所有茶商户的24%。18山后角落的茶商及制茶农户并未被划分为地主及富农成分，因此，在生产队内，队员之间并不存在交往上的顾虑。
2.去专业化与全能茶师
20世纪80—90年代之后，地方茶农借由统购统销时期打开的跨省及行政区的内销市场，源源不断地将山区的茶叶卖到全国各地，茶叶也逐步成为安溪地区的支柱产业。由于茶叶经济的快速发展，安溪县迅速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福建最大的贫困县一跃成为全国经济百强县之一（毕竞悦等，2021）。与此同时，在安溪茶发展的高峰期，全县涉茶人口比重达80%，农民收入超过60%来自茶叶（王铭铭、孙静，2016）。农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和地方茶叶经济的飞速发展正是建立在集体化时期的生产安排之上。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一个自然村的茶叶生产个案，考察了集体化时期的生产实践如何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地产业的发展，集体制的作用机制又如何受到产业特性和地方传统制度调节等问题。由于茶叶生产高度技艺化，并且在历史上一直与家户生产及家族传承高度绑定，因此通过对集体化时期关于茶叶生产实践的考察，可以看到集体制对传统粮食作物生产之外的特色产业之影响，同时能够突显家族组织及其行动伦理在集体化时期的继替形态。
参考文献
1、艾约博.2016.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1920-2000）[M].韩巍，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毕竞悦，等.2021.中国“差生”逆袭：一个山区县的发展求索[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3、陈支平.2010.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弗里德曼，莫里斯.2000.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M].刘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5、弗里曼，等.2002.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M].陶鹤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高默波.2013.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M].章少全、喻锋平，等，译.中国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7、高原.2018.工业化与中国农业的发展：1949-1985[J].中国乡村研究（1）：196-217.
8、葛学溥.2011.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M].周大鸣，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9、郭于华.2013.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M].中国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0、傅衣凌.1989.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11、韩丁.2008.深翻：中国的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M].《深翻》翻译校订组，译.北京：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12、黄树民.2002.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M].素兰、纳日碧力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3、黄宗智.2016.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980-2010）---一个历史和比较的视野[J].开放时代（2）：11-35.
14、李洁.2011.对乡土时空观念的改造：集体化时期农业“现代化”改造的再思考[J].开放时代（7）：97-113.
15、林馥泉.1943.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M].福州：福建省农林处农业经济研究室.
16、林毅夫.1994.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人民出版社.
17、罗必良.2019.劳动监督、隐性退出与公社制度效率---来自湖北省余川人民公社的经验证据（1957-1975）[J].学术研究（10）：85-97.
18、孟庆延.2012.“生存伦理”与集体逻辑---农业集体化时期“倒欠户”现象的社会学考察[J].社会学研究（6）：172-191.
19、桑坤.2020.技“宿”乡土间：农业技术与农民关系嬗变---基于华北一个村庄的经验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5-37.
20、王铭铭.1997.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1、王铭铭、孙静.2016.物与人：安溪铁观音人文状况调查与研讨实录[M].厦门大学出版社.
22、肖瑛.2022.从形式到实质：社会学研究的“更进一步”[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1）：4-17.
24、应星.2016.“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J].社会36（4）：1-39.
25、张江华.2007.工分制下的劳动激励与集体行动的效率[J].社会学研究（5）：1-20.
26、张乐天.2005.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
27、郑振满.2009.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8、朱晓阳.2018.从乡绅到中农[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5（1）：55-74.
29、庄孔韶.2016.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变化变迁（1920-1990）[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0、Lin，JustinYifu.1992.“RuralReformsandAgriculturalGrowthinChina.”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82（1）：34-51.
31、Shue，Vivienne.1980.PeasantChinainTransition，TheDynamicsofDevelopmentTowardsSocialism，1949-1956.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32、Siu，HelenF.1989.AgentsandVictimsinSouthChina：AccomplicesinRuralRevolution.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
32、Zhang，BinandColinA.Carter.1997.“Reforms，theWeather，andProductivityGrowthinChina’sGrainSector.”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79（4）：1266-1277.
注释
2.中国大多数地区的行政村都是由若干个自然村组成的，正式的分类以某村称呼之，而民间称呼或有不同，闽南地区则习惯用某角落（亦称“角头”）指称自然村，其直观反映了历史延续过程中由于家族裂变而形成的聚落形态，故后文均按本地习惯称自然村为角落。
3.这一案例在安溪并非特例，许多传统的产茶村庄均存在经由集体化时期的生产安排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成为主要产茶区的发展历程，例如龙涓乡内灶村的半岭角落、长卿乡珍田村等。
4.括号内容表示对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华人口述史资料的引用。NAS为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tionalArchivesofSingapore）缩写，其后为档案编号加受访人名字，下同。
5.参见：《1955年对私改造工作总结报告及1956年安排意见》（安茶资字第2号），1956年1月，福建省茶业公司安溪茶厂资料。
6.括号内容表示对访谈资料的引用，格式为访谈年月日加受访者名字缩写，下同。
7.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一年农林生产的决定》（节录），1951年2月2日，载于《农业集体化重要文献汇编：1958—1981》（上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81年。
8.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年12月16日，载于《农业集体化重要文献汇编：1958—1981》（上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81年。
9.参见：《1955年对私改造工作总结报告及1956年安排意见》（安茶资字第2号），1956年1月，福建省茶业公司安溪茶厂资料。
10.参见：《关于一九五二年茶叶生产、收购工作的联合指示》，1952年3月16日，载于《茶叶业务文件汇编》，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畜产茶茧局编，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畜产茶茧局出版，1980年。
12.虽然生产队长在制度上并非国家干部，但在田野调查中，曾经的生产队长在自我认知上是干部身份，生产队员也将其视为不同于普通社员的干部。这种干部身份通常意味着服从国家指令和安排，因此本文将生产队长的一些逻辑称为干部逻辑。
13.在集体化时期，茶叶价格与品种类别和相应的等级严格对应。最好的茶为铁观音，其次为色种（本山、梅占、毛蟹等），最后为乌龙，每个品类又分成从特级到四级5个等级。以色种梅占为例，一斤特级茶的价格为2.58元，一级到四级分别为：2.36元、2.14元、1.92元、1.70元，而特级铁观音一斤为3.5元。与此同时，当时一斤猪肉的价格为0.7—0.75元。
14.参见：《积极行动起来，为提高出口货物的品质、规格、包装而共同奋斗！》（生字442号），1960年8月4日，国营安溪茶厂档案；《关于春茶生产和采购工作的总结报告》（生字35号），1960年6月18日，福建省晋江专员公署商业局。
15.安溪乌龙茶按品种分成三大类，分别为铁观音、色种和乌龙。
16.参见：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全国茶叶生产会议的报告的通知》（农七习字33号），1958年7月2日，载于《茶叶业务文件汇编》，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畜产茶茧局编印，1980年，第22页。
17.这与艾约博（2016）在四川夹江县所看到的农商户分类有所不同。在夹江造纸区，原本工农一体的家户被分成两种阶级——工人和农民——工农业分离被不同组织分管，这使得工农分了家，村庄里和家庭内出现了有技能的人和无技能的人的分野。
18.参见：《1955年对私改造工作总结报告及1956年安排意见》（安茶资字第2号），1956年1月，国营安溪茶厂档案资料。
19.这里使用“大家长”而不是“族长”的基本考虑是，虽然在家族谱系的意义上，族长（一房中辈分最高的成年男性）就是一房/族的大家长，但在中国东南地区宗族的实践中，真正有权威的大家长通常是一房中最有能力且最能为本族谋福利之人，其与谱系意义上的族长并不一定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