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没有中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全面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湖南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摆在突出位置，全面实施“六大强农”行动，加快培育农业优势特色千亿产业，着力打造种业和农机“两个高地”，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征程上迈出新步伐。
一、湖南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明显进展
为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奋力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湖南2021年注重对标对表稳守脱贫底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以“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为重点，加快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乡村振兴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成效明显。
（一）对标对表稳守脱贫底线，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们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湖南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坚持把两者有效衔接工作摆在头等位置来抓，坚决守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底线，不断探索农业大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取得了较好成效。
1.保持战略定力，自觉扛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政治责任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任重道远。湖南保持战略定力，严格落实“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要求，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政治责任，坚定不移地巩固好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着力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1）严格对标对表。召开了省委农村工作会、全省有效衔接专题会，召开了省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会、全省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以及防范脱贫后风险、乡村振兴系统建设、重点帮扶和示范创建、防止返贫监测与帮扶等专题推进会。在全国率先选派3.37万名干部组成1.28万支工作队进村到岗，做到脱贫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村（社区）、乡村振兴任务重的村、党组织软弱涣散村等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全覆盖。全年分级分类培训乡村振兴干部近20万人次，实现对县市区和乡镇新任党政正职、新一届村“两委”班子、乡村振兴系统和驻村工作队全覆盖。
（3）加大投入力度。2021年，中央财政投入湖南财政用以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64.1亿元，省本级投入51.3亿元，市县投入24亿元，均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此外，湖南省及时安排1.12亿元资金应对疫情灾情影响，对疫情较重的张家界市和13个重点帮扶县每市县单独支持3000万元，还筹措1亿元资金用于张家界市、湘西州等地文旅产业纾困解难。全省共储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11.89万个，涉及投资648.1亿元；共摸排登记扶贫项目资产1332.25亿元，已确权1332.18亿元，占比99.99%，并出台有关文件，加强分类后续管护运营；财政衔补资金支出进度达到92.87%。落实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调整政策，2021年，湖南省土地出让收益计提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占比达到30%以上。出台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金融政策举措，全省涉农贷款余额1.64万亿元，同比增长13.9%。
（4）创新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工作落实机制，保障成果巩固稳步推进。一是建立摸底排查、部门筛查、风险防范、精准帮扶“四位一体”防返贫监测帮扶机制，在全国防返贫监测系统基础上，建立全省防返贫监测与帮扶管理平台，扎实开展两轮无遗漏、全覆盖的集中排查整改，把排查、比对、核实、认定等工作环节进一步规范化、常态化。二是健全省级领导联县、省内对口支援、部门驻村帮扶、干部联系帮扶、社会参与帮扶“五位一体”帮扶体系。三是建立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和示范创建相结合的梯次推进机制。四是在探索出“首厕过关制”的基础上，开展分类型改厕以及厕所粪污和生活污水同步治理试点，积累了“宜统则统、宜联则联、宜分则分”经验。2021年7月23日，全国农村厕所革命现场会在湖南衡阳召开。
2.保持底线思维，坚决筑牢
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屏障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节点，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兜”住最困难群众，“保”住最基本生活，确保脱贫人口真脱贫、不返贫。湖南坚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严格按照“四个不摘”总体要求，及时延续、优化、调整帮扶政策，确保政策连续稳定，对抽查、普查和考核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查缺补漏、动态清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坚决把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好、拓展好，不断筑牢乡村振兴基础。
（1）坚持“应纳尽纳、应帮尽帮”。将各类可能导致返贫的突发情况纳入监测和帮扶范围。紧抓突发性汛情、阶段性疫情等关键节点，全年通过8批次行业部门数据比对分析，产生疑似风险预警信息110.75万条，通过入户核实，发现存在返贫致贫风险并按程序纳入防止返贫监测对象6440户1.86万人。全省共排查发现受疫情影响农户1.48万户4.59万人，其中张家界市1.25万户3.4万人。及时向张家界市单独调度衔接3000万元资金支持稳岗就业，筹措1亿元资金用于张家界市、湘西州等地文旅产业度过困境。通过线上线下累计帮助销售扶贫产品156.46亿元，及时解决了1480户因灾住房安全问题。明确从出现返贫风险到纳入监测，时长控制在1个月以内，杜绝体外循环、应纳未纳；所有脱贫户都有干部结对联系，所有监测户都有干部结对帮扶，跟进强化“缺什么、补什么”的帮扶措施。截至2021年12月底，全省共有监测对象13.8万户32.7万人，均及时给予针对性帮扶，8.9万户22.3万人已消除返贫致贫风险。
（2）持续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坚持“三帮一”劝返复学机制，对全省79.76万义务教育阶段经济困难家庭学生实现资助全覆盖，失学辍学问题动态清零。合理确定困难群众资助参保政策和农村居民医疗保障水平，夯实分类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对脱贫人口参保情况实行半月一调度，确保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全员参保。继续实行脱贫人口县域内定点医疗机构“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服务，持续做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33种大病专项救治。将农村住房保障对象由4类扩大到6类，即易返贫致贫户、农村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农村低保边缘户、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且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贫困户。加强规范建房和质量监管，及时解决1480户因灾住房安全问题，年内完成农村危房改造2.8万户。全面开展农村饮水安全监测排查，加强集中供水工程养护，解决了1.66万人供水不稳定问题。截至2021年12月底，全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问题持续动态清零，综合保障了180.55万农村低保和特困供养人员。全年新增发放小额信贷36.35亿元，逾期率控制在1%以内。
（4）加强易地搬迁后扶和管理。易地搬迁脱贫，后续帮扶最关键的是能实现稳定就业。湖南把就业帮扶作为帮助易地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有就业、能致富的重要举措，不断完善后续扶持政策，分类落实帮扶措施。强化搬迁人口就业和产业帮扶，以大中型集中安置点为重点，开展就业协作帮扶专项活动，推广实施一批投资规模小、技术门槛低、前期工作简单、务工技能要求不高的“以工代赈”项目；对搬迁户参与度高的特色农林产业项目、搬迁群众自主创办的实体经济项目以及吸纳搬迁户就业的经营主体奖补1.95亿元。截至2021年11月底，全省易地搬迁有就业意愿的劳动力已就业29.29万人，就业率达到99.47%。加快推进补短板项目投入使用，进一步完善集中安置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累计建成环境卫生设施2390个、市政公用设施建设1029个、公共服务设施1456个，搬迁群众就学、就医、购物、出行等条件稳步提升。进一步健全社区组织管理服务架构，优化基层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制度，指导800人以上集中安置社区设立“一站式”服务窗口，为搬迁群众提供户籍、民政、医保、养老、住房等服务事项。全面完成易地搬迁安置住房不动产登记工作任务，实现不动产权证“应发尽发”。
（5）突出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举措。2021年，湖南制定农村低收入家庭认定和救助帮扶办法，规范认定程序，健全救助体系，扎实分类帮扶，确保应保尽保。将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残疾人“两项补贴”、新增“特困人员供养服务床位5000张”纳入省政府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全省共兜底保障180.55万农村低保和特困供养人口；农村平均低保标准达到5228元/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平均达到80.6元/月和74.8元/月。
3.保持政策稳定，协调部署
推进“有效衔接”落到实处按照有序调整、平稳过渡的原则，加强有效衔接制度设计，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进一步优化细化工作举措，实现政策不留空白、工作不留空档，政策、工作、机构队伍平稳过渡，推动“有效衔接”落到实处。
（2）加强工作衔接。根据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抓两头、促中间”的思路方法，全省认定13个重点帮扶县、2307个重点帮扶村和1个示范创建市、14个示范创建县、2371个示范创建村，在罗霄山片区打造湘赣边乡村振兴先行示范区，在武陵山片区打造环十八洞村大湘西巩固脱贫成果示范区，相继开通韶山至井冈山红色旅游专列、张吉怀高铁。在全国率先集中选派3.37万名干部组成1.28万支工作队进村到岗，做到脱贫村、易地搬迁安置村、乡村振兴任务重的村、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全覆盖。同时，安排省文资委、国资委、工商联及10个经济较发达市县区对口支援重点帮扶县。13个帮扶方累计向被帮扶地区投入直接援助、项目支持和社会帮扶资金3.9亿元，支持项目建设150多个，引进企业45个、实际投资额5.2亿元。
（3）加强机构队伍衔接。根据中央精神和省委安排，在全国率先完成省、市、县三级扶贫机构重组和挂牌运行，2021年4月30日挂牌成立省乡村振兴局，5月25日全省14个市州和122个县市区乡村振兴局全部挂牌到位。继续畅通乡村振兴部门重点工作、重要问题快速上报渠道，并将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与乡村振兴考核有机结合，建立了党委农办牵头、乡村振兴部门具体实施的机制。在机构重组和职能调整过程中，干部职工思想稳定，各项工作有序推进，顺利实现平稳转型。
（二）深耕“三块田”，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以抓优势区早稻为重点稳面积，以落实关键技术为重点提单产，着力打造种业创新和智慧农机“两个高地”，打造以精细农业为特色的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1.深耕稳产保供“责任田”
湖南是农业大省，肩负“粮猪安天下”的重任。近年来，围绕提高种粮农民积极性，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促进粮食稳面积、稳产量、提品质、增效益，千方百计稳住农业生产“基本盘”。
2.深耕综合改革“试验田”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时强调要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湖南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从实施“三高四新”战略高度出发，深化湖南现代农业综合改革，着力聚焦产业发展这个关键点、改革创新这个发力点、乡村振兴这个落脚点，以改革赋能发展，以示范带动全局，补齐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农业短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目前，湖南省上市农业企业达22家，居中部省份首位。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总数已接近1000家。2021年来，全省农产品加工业增长势头良好。
3.深耕精细农业“高产田”
突出农业优势特色千亿产业和地域文化特色，抓好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科技园建设，实现农产品与市场精准对接。同时，在确保重要农产品安全供应的前提下坚持绿色兴农不动摇，不断夯实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提升农业科技支撑力度，提高农业资源精细管理与利用水平，加快提高农业全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为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建设现代化新湖南提供重要支撑。
（三）以美丽宜居为着力点，乡村建设行动稳步推进
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抓好分类处置，做好村庄分类，明确工作规范，完善工作流程，审慎、规范、有序地推进乡村建设各项行动。
1.强化先规划后建设
（四）抓党建兴文化立新风，乡村治理取得新成效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
湖南各地围绕解决乡村治理中的共性问题、难点堵点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坚持塑形铸魂结合，统筹实施基层党建引领、村民自治完善、乡村法治提升、乡村德治善化、乡村文化传承、集体经济增效“六大工程”，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强化群众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形成了具有湖南特色的乡村治理新模式。
（五）强化体制机制创新，乡村组织保障体系不断健全
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纵览全局、协调各方，提高新时代党全面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湖南把握省情农情，把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实现农民富裕富足美好生活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体制机制创新，强化组织保障体系，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落实“四个优先”要求，确保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举措落地见效。
3.强化纪律监督，从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决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想法，必须一如既往地加强纪律监督，保障各项部署和要求落到实处。2021年，湖南全面梳理贯彻“四个不摘”政策、返贫动态监测机制、易地搬迁后扶等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全省部署开展有效衔接问题“一县一清单”专项监督和作风整治行动。在全省纪委监委系统组织开展“纪委为您来解难”带件走基层活动，挂牌督办100件乡村振兴等领域问题线索。开展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问题专项监督检查，保障乡村振兴帮扶资金规范使用管理。深入清理扶贫项目“两拖欠”问题，保证群众的合法利益不受损害。持续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明责减负，推动“三个清单”落实落地。
4.强化关心关爱，持续激发干部干事创业激情为切实保障帮扶力度不减、成效不断，就要抓好乡村振兴工作服务建设，不断激发干部干事创业新动能。2021年，湖南认定153名脱贫攻坚殉职人员并进行一次性补偿，建立对其家属慰问长效机制。在4月份，隆重表彰了脱贫攻坚800个先进集体、1296名先进个人，各级主流媒体跟进报道、深度宣传，社会反响良好。2021年，51个脱贫县党政正职提拔25人，重用29人，全省共提拔、晋升、重用、交流市县扶贫办主任（乡村振兴局长）67人。同时，落实乡村振兴一线干部津贴补贴、健康体检、休假等政策，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为担当干事者撑腰鼓劲。
二、湖南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态势
分析党的十九大以来，湖南省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农业农村正处于由数量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脱贫攻坚成果将不断巩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基本形成，乡村建设行动全面推进，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持续上升，为开启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农业由粗放低效逐渐向高质高效新阶段
迈进全省深入实施品牌强农、特色强农、产业融合强农、科技强农、人才强农、开放强农的“六大强农”行动，加快培育农业优势特色千亿产业，着力打造种业和农机“两个高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1.农业生产总体呈现明显稳中有升态势根据统计公报，2021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7662.4亿元，增长10.4%。其中，农业产值3532.9亿元，林业产值455.8亿元，牧业产值2542.5亿元，渔业产值570.8亿元。全省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由2017年的9708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1.33万亿元，增长37.5%。按全产业链产值测算，目前湖南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已有2个产业跨越三千亿元、1个产业跨越二千亿元台阶；油菜、油茶2个产业合计达到一千亿元；茶叶、水果、水产3个产业预计2024年可分别达到一千亿元；中药材、南竹2个产业预计到2025年可分别达到或接近一千亿元。
（1）粮食“基本盘”持续稳固。“十三五”期间，湖南粮食面积稳定在7000万亩、产量稳定在300亿公斤左右，以最强执行力稳固粮食“基本盘”、坚决扛起粮食生产大省的责任担当。一是面积和产量基本稳定。2021年，湖南省粮食种植面积4758.4千公顷，比上年增加3.6千公顷，增长0.1%，比2016年下降3.77%。总产量3074.40万吨，比2016年增加2.38%。亩产861.47斤，比2016年上涨6.39%。从稻谷来看，“十三五”期间全省稻谷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居全国第1位和第2位。2021年，稻谷产量2683.10万吨，稻谷播种面积3971.10千公顷，比2016年分别下降1.53%、7.17%（见表1）。二是种植结构不断优化。2020年，湖南省专用型早稻450万亩，高档优质稻1302万亩，较2016年分别增加230万亩、602万亩。充分利用旱土、高岸田、天水田、渗漏田等资源发展旱杂粮生产，积极引导各地发展高蛋白大豆、鲜食甜糯玉米等8种特色旱杂粮作物，2020年旱杂粮面积达到1141.4万亩。
（3）畜牧水产持续推进。一是生猪生产恢复势头良好。2021年，全省生猪出栏6121.8万头，比2016年上升0.09%。年末生猪存栏4202.0万头，能繁母猪存栏368.1万头，分别比2016年上升5.89%、下降7.05%。二是牛羊家禽养殖加快发展。湖南省积极推动牛羊等节粮型草食牧业和生态畜禽养殖业发展，提高牛羊禽肉在肉类中的比重，牛羊家禽保持较快增长。三是水产经济健康发展。“十三五”期间，湖南省水产业结合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实际，实现了水产养殖业的转型升级、绿色发展。2020年，全省水产品产量达258.92万吨，与2015年基本持平，其中，淡水捕捞产量为2.45万吨，比2015年下降86.9%，淡水养殖产量为256.46万吨，比2015年增长5.7%。
2.农村改革推进发展变革呈现明显加快态势
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施“百企千社万户”现代农业发展工程，大力发展精细农业，推动农业品类综合发展，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持续增强。
3.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呈现明显加速态势全省持续推进农村三次产业加速融合发展，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1）园区与优势产业布局持续优化。湖南优化产业发展环境，以园区为平台，以龙头企业为重点，着力打造粮食、畜禽、蔬菜、油茶、油菜、茶叶、水果、水产、中药材、竹木等十大优势特色千亿产业。规划布局优势特色产业核心产区产业集群12个，新增“湘九味”中药材、“五彩湘茶”2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在4个县市启动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创建数量排名中部第1位。全省发展形成了洞庭湖稻田综合种养区、长株潭都市农业区、湘南粤港澳蔬菜供应区和湘东、湘西山地特色农业区等五大功能区，特色化、优质化、多元化产业发展新格局正在形成。
（2）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持续向好。农产品加工业肩挑农业、工业，维系城市、农村，惠及农民增收、企业增效和财政增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湖南围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部署，着力打造农业优势特色千亿产业，推动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通过抓产业集聚、镇域发展、三产融合，以农产品加工为全产业链核心，着力推动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增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20家，全省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达到1.99万亿元，同比增长7%，产值居全国第7位、中部第3位。
4.农业农村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十三五”期间，湖南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新发展，为如期打赢全省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支撑。全省农、林、牧、渔业5年累计投资6173.46亿元，占全省全部投资的4.5%，年均增长16.2%，农业农村投资增速是全省投资增速最快的基础产业。其中，农业累计投资2936.61亿元，年均增长11.2%；畜牧业投资1313.17亿元，年均增长33.5%；渔业投资298.43亿元，年均增长21.2%。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全省农、林、牧、渔服务业5年累计投资1158.09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投资的比重为18.8%；年均增长19.8%，增速比一产业投资快4.3个百分点。农副食品加工业投资年均增长17.3%，呈较快增长态势。食品工业快速发展，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深加工能力，带动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且有效调动了“三农”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增强了农村经济发展后劲。
（二）乡村由传统封闭逐渐向开放多元新阶段迈进
湖南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过程紧紧围绕新发展理念，逐步由传统封闭逐渐向开放多元转变，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文化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让乡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4.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障逐步向乡村覆盖城乡就业方面，2021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75.3万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4.4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2020年全省从业人员总量达到3280万人，较2016年下降了640.41万人，乡村就业人员总量为1409.00万人，较2011年下降35.57%，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由2011年的40.50∶23.30∶36.20调整为2020年的25.50∶26.90∶47.60。
（三）农民由全面小康逐渐向富裕富足新阶段迈进
2.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得到增强。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8294.00元，较2016年的21420.00元增长32.09%；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6951.00元，比2016年的10629.90元增长59.47%，高出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幅度27.37个百分点。
从2016~2021年的整体消费水平来看，湖南城乡消费差距明显缩小，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得到明显优化。尤其是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2016年的31.71%降至2020年的30.96%，降低了0.75个百分点。湖南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幅度比同期全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幅度高出0.2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得到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改善幅度相对更大。
三、全面推进湖南乡村振兴亟待破解的现实问题
（一）粮猪型农产品结构不优效益不高，稳产保供压力大
湖南作为传统农业大省，历史上形成了产业结构与品质结构单一的粮猪型农产品结构，湖南的粮食产量和生猪的出栏量占全省农产品总值的比例大，曾经为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保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也留下了农产品结构不优农业效益不高的问题。
2.粮猪型农产品结构效益低，农民没有种养积极性。湖南的粮食和生猪的生产数量上去了，但因为不适应当前消费结构的变化需求，缺乏中、高端结构的优质品牌产品，因而整体效益低。例如湖南种植双季稻，仍然是为了追求粮食的产量，但有些地方不适应种植双季稻，导致早稻的品质低，管理成本高，尽管产量有所增加，农民的收益却反而减少。尽管各级政府鼓励和督促农民种植双季稻，但是农民的积极性并不高。农民养猪也是这样，湖南出栏大部分是普通白肉猪，每条除去人工成本仅仅能赚一两百元，养猪的利润空间很小。一些农民办的小型养猪场，由于是普通品种，猪肉价格一旦下跌农民就要亏本。
3.湖南粮猪型结构致使区域农业产业趋同化。农产品区域性、结构性、阶段性的过剩与特色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导致大宗农产品过剩与特色优质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矛盾。农产品市场竞争还是简单的价格竞争，农民增产不增收、丰产不丰收的现象时有发生。当前，湖南不仅粮猪型农产品结构全省区域趋同，其他茶叶、黄桃等林下经济产品也趋同化明显。因此，如何按照市场消费需求结构变迁的要求调优湖南大宗农产品结构，提高农产品效益，调动农民的种粮和养殖积极性，是湖南乡村振兴产业兴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湖南担当国家粮食安全责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供给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二）丘陵山区居住分散化和空心化，人居环境改善困难多
湖南大部分地理空间属于丘陵山区，水田少山林多，农民传统上对水田特别爱惜，许多丘陵山区的农民为了不占水田而把房子分散建在山脚和山腰上，这种传统对于农田保护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也造成了农民分散居住存在的一些问题。
1.丘陵山区分散居住村庄环境改善成本高。分散居住尽管可以节约农田，但一户一宅的分散居住导致公共设施建设成本高，生活设施建设花费大。如分散居住每户农民都要自己修路到家、建设晒谷坪和休闲场地，既要花费很多钱又要占用很多地。在人居环境整治中，由于乡村分散居住，一些环境卫生设施建设不集中，比如垃圾池的建设使用效率不高，请保洁员统一收集分散的垃圾及其清理和运送成本都高，因而分散居住的丘陵地区对人居环境的改善存在短板。
2.丘陵山区人居环境改造缺乏劳动力。丘陵山区不少村落由于人员大量迁移，导致房屋空置，田地荒芜，“空心化”趋势明显，村落丧失活力。尤其是年轻劳动力外出，很多家庭都缺乏劳动力，很多公益事业出现了无人干也不想干的问题。乡村农户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打工后，留守农民要做家务、管理孩子读书和干农活，无暇顾及不影响生存大局的人居环境，因而对于公共的人居环境改造，大多不感兴趣，加之缺乏强有力的组织管理，乡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在某些不发达地区严重滞后。
3.分散居住农民人居环境改善动力小。一些地方的农民对于人居环境改造不重视，随意乱丢垃圾行为成已成习惯，特别是对于垃圾分类、垃圾集中处理缺乏足够的认识，分散居住的农民大多各做各的事，不居住在一起，农户的家庭环境卫生也缺乏对比。一些农民认为人居环境即使搞好了，但年轻一代不在家住也是浪费。因此，除了村上抓环境卫生评比，否则，农民的环境改善自觉性比较差。
4.人居环境基础设施整体滞后改善难度大。目前，乡村污水日益增多，特别是一些比较发达的村庄，某些农产品加工厂和小型企业的污水排放没有严格处理，存在乱排放的问题。另外大部分乡村污水处理设施跟不上，如不少县域污水垃圾收集处理设施存在较大缺口，其污水收集处理率不足50%；仅有少数县城采用焚烧法处理垃圾，多数乡村主要采用填埋法进行处理，存在二次污染的风险；80%县域没有医疗废物焚烧处理设施；不少县城公共厕所脏乱差、存在卫生隐患，给人民生活和健康带来严重威胁。
（三）乡村传统文化多样性与乡愁迷失，乡风文明建设困惑多
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全省有一个民族自治区和十多个民族自治县，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同时，湖南农耕文化历史悠久，不同地域的农耕文化差异较大，再加上湖南区域文化特色很多，因而乡村各地的传统文化多样性明显，多种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造成了各地的民俗习惯的特殊性，这些都是宝贵的文化资源。但是，当前乡村乡风文明建设中，对传统文化的把握不足，乡愁迷失严重，存在诸多的问题。
1.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明碰撞导致乡愁迷失。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维系传统乡村共同体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因为乡村日益卷入到城市化、市场化和非农化进程而受到极大的冲击，人们经济活动和生活足迹的“脱域化”明显。当前乡村人口流动大，城乡信息交流便捷，乡村文化与城市现代文明交流频繁，乡村传统文化受到城市现代文明的影响，有些乡村村民出于对现代文明的崇拜，把一些好的乡村传统文化完全丢掉，在新时代的变迁和发展中，造成了乡村传统文化多样性与乡愁的逐渐迷失。
2.乡风文明建设急于求成导致形式化。乡风文明是乡村几千年文化的沉淀，乡风文明建设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调研发现，各地在乡村振兴大力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过程中，有些地方干部工作不细，急于求得效果，不顾传统文化的差异和乡愁的价值，强力推进格式化和标准化的乡风文明建设。如有些地方的乡风文明建设，主要是在移风易俗就是改掉地方的传统习俗。大多地方的乡风文明建设是规范红包礼金，规范农民办酒席，不准农民放鞭炮。对于农民办酒席细致到规定办酒席的桌数，规定酒席上菜的品种和个数，一些不顾地方风土人情没有因地制宜逐渐引导的乡村文明建设，搞简单化和标准化的“一刀切”。乡村酒席是农民交往和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农民办酒席只要不过度就行，如果人为的搞标准搞成千篇一律，会导致农民对乡风文明建设的不理解甚至抵制。
（四）乡村治理农民自主性参与不足，干群关系融洽互信难
乡村治理的核心是村民自治，村民自治的重点是农民自主参与乡村治理，调动村民乡村振兴的积极性，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当前乡村治理尽管形成了一些有效的模式，有些地方也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从整体来看，治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甚至还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干群关系的融洽互信上日以淡化和疏远。
2.农民外出打工并不关心乡村治理。外出打工的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成本高，村里的自治事务也很少通知外出务工的村民，村民对乡村的具体政策不了解，加上有些地方农业资源少，收益不大，因而外出的村民对乡村事务并不关心，他们也对村里的利益也并不在乎，因而参与村里事务的积极性不高，这种打工农民“不在村”的状态，进一步淡化了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关联度。
3.乡镇干部下村进户少，逐渐脱离农民群众。当前乡镇干部下乡很少，深入农户更少，乡镇干部做群众思想教育工作越来越流于形式，一些地方的乡镇干部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比较严重，对于上级的政策法规宣传不到位，工作难以得到农民群众的理解，导致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与农民产生矛盾。如农民建房超面积处罚一事，一些地方乡镇干部没有公开处罚标准，没有做好农民的思想工作，认定罚款数额简单粗暴，特别是有的农民靠走关系逃避了处罚，导致农民对政府的意见较大，影响了农民群众对乡村干部的信任。
4.乡村干部考核缺少农民参与和监督。当前的干部考核是上级考核下级，农民不参与考核，没有监督乡村干部的权利，这也导致农民对乡村治理事务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比如，在考核内容方面，除了脱贫攻坚有农民签字参与的考核，其他考核指标与常规工作存在脱节的问题。在考核形式上，没有深入现场考核，存在以图片、简报、信息等文稿资料数量来评价“干”的成果的情况，导致干部干工作搞形式主义留痕迹。在考核结果上没有公示，农民不知道谁好谁差，结果是上级内部掌握。干群关系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关键，处理好干群关系才能做好群众工作才能激发农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治理的目的不是管住农民，而是动员农民参与乡村振兴，调动农民的乡村振兴积极性。
1.疫情下服务建筑等行业不景气，农民外出就业岗位减少。疫情常态化首当其冲的是服务行业不景气，农民外出打工主要是灵活就业和非正式就业，而服务行业与建筑行业的不景气，导致农民打工的就业岗位减少；与此同时，岗位竞争加大导致工资标准下降。据统计，工资性收入是湖南农民增收的大头，这方面受到影响，农民工资性收入相对疫情前有所下降，成为引发农民增收难的重要问题。
2.疫情常态化农民外出流动提高了就业成本。疫情管控导致农民外出遭遇更多的各种疫情控制，农民外出务工受到了诸多的阻碍，繁琐的检查报备程序和一些对外来人口的管控措施，阻碍了农民的自由流动，拉高了农民外出务工的成本，致使农民外出务工的意愿下降，影响了农民打工增收渠道的拓展。
（六）资源开发不够与土地要素流动不足，农村改革深化难农村改革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动力。但是，当前农村改革推进中，由于土地资源开发不够、土地要素的流动性不足，导致农村改革难以深化下去。
1.土地资源短缺、社会资本难以进入乡村。在乡村振兴中，土地资源是乡村发展的重要资源，也是吸引外来资本的重要依托，关系到人才和资金等核心要素的下乡与集聚。一些地方因为土地改革推进艰难，土地资源难以用活，造成土地资源短缺严重，导致许多项目不能落地，乡村产业无法进一步发展。由于乡村土地要素流动不顺畅，也造成了社会资本没有依附而不能进到乡村来，导致乡村发展要素短缺。
2.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推进缓慢。农民宅基地“三权分置”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如果宅基地的使用权改革活了，宅基地就会从沉睡的资源变成农民和集体的有效资产，但当前宅基地改革中，整体推进的力度不足，改革创新不够。许多地方存在思想比较保守的问题，在大胆尝试、大胆创新方面还有待提高。面对上级政策时，一些地方的改革常常是研究哪些不能做，而不是从现有政策中研究哪些能做。比如：在土地使用权交易、土地入市分红、土地出租、合作入股、土地增减挂钩以及如何盘活利用撂荒地、闲置地、进城落户的村民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乡贤乡居”、村集体内部以“村规民约”依法利用宅基地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并付诸实践。
3.一些干部改革观念落后，缺乏担当精神。某些乡村干部自身素质和能力跟不上改革，破解难题本领不强，不敢担当和作为，在改革中不愿突破陈规和放弃既得利益，怕承担责任和风险，满足于维持现状不出问题。导致了乡村改革进展不大，不敢勇于面对，迎难而上，需要用改革的精神尽心竭力加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四、全面推进湖南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开局之年，湖南进一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继续在区域特色分工、村庄风貌提升、县域城乡融合改革等方面发力。
（一）“做优一桌湖南饭”，乡村产业应着力区域特色分工
2022年湖南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胸有大局，稳稳端牢中国粮；心有所系，做优一桌湖南饭”。这就需要基于湖南特有的人地关系、地理禀赋、资源环境，通过技术效应与分工效应实现人工智能赋能，通过结构效应与空间效应实现地域资源赋能，通过生态效应与低碳效应实现绿色生态赋能，以舌尖上的美味“湖南饭”为导向，以精细农业为引领，推进区域特色赋能，使农产品品种结构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向适应优质化、多样化、分层化的消费需求转变，适应个性化消费时代的市场差异性需求。要进一步明确全省各农业区域板块的区域分工，全面优化湖南农产品品种的区域结构，形成区域特色化、差异化的农业生产分工布局，避免区域农业同质化恶性竞争，助推农业高质高效发展。
（二）突出留住“乡愁”，乡村风貌应彰显湖湘乡村风情
乡村发展的差异性与多元性，不仅体现在自然环境方面，更体现在地域人文元素方面。建立在不同地缘、血缘、亲缘基础上的民居、族谱、祠堂、祖坟、古树、牌坊、石碑、石桥、村道等不同文化元素，形成了各自独有而无法逆转的历史记忆，具有不同的过去、不同的现在以及不同的未来。因此，在乡村风貌改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村庄的风土人情，突出地域人文元素，把保护乡村自然风貌和挖掘人文资源，作为人居环境与村容村貌提升工作的重要内容，建立村容村貌管理和人居环境治理的目标管控约束机制，留住绿水青山，留住乡愁。
1.制定村容村貌的顶层设计和正负面清单改善村容村貌离不开科学的引导，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不同，每个村庄在改善村容村貌过程中的实现路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应因地制宜制定村容村貌的顶层设计和正负面清单。一是依据区域发展功能定位对村容村貌进行顶层设计。任何村庄都离不开区域发展的功能定位。从区域发展看，村庄类型各不相同，有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等等。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导向，结合区域内山脉、河流、生态等自然形貌，立足村庄自然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特色，对村庄发展的整体风貌进行顶层设计，制定符合区域发展要求、契合生态、生产、生活实际的村庄规划。二是列出村容村貌建设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由县级资规部门根据地理条件、历史文化传统，列出所在地倡导性村容村貌建设清单，使村容村貌提升工作符合村庄与村民的实际需求。同时，明确乡村建设的负面清单，列出禁止实施的乡村建设项目，将村庄村容村貌建设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依法依规列入到各村的村规民约。
2.推进村容村貌提升与文化传承互相融合文化是村容村貌提升的根基，老百姓生活是文化的载体，村容村貌提升要立足根基、用好载体，推动乡村处处显文化、见历史，让老百姓在生活当中能够触摸到湖湘文化历史，感悟到湖湘文化魅力，增强湖湘文化自信。一是引导村民对其所生活村庄的历史和文化产生认同感、自豪感。村民才是乡村风貌保护和建设的重要主体，只有村民认同所在村庄文化并践行，才能实现村容村貌提升与文化传承相融合。加大村庄历史文化梳理，提炼村庄独有的精神文化。加大村庄文化宣传，在村庄树立文化传承的典型人物，用身边人先进的故事来感染村民，引导村民对其所生活村庄的历史和文化产生认同感、自豪感，形成自觉的保护意识和行动。二是加强村庄历史文化保护。划定村庄历史文化保护紫线，明确乡村建设要后退紫线一定距离。乡村建设过程中禁止大拆大建、大面积硬化。加强村庄古树、古桥、古井、老屋等的保护与修缮，把村庄古迹打造成彰显村庄个性的标志，彰显村容村貌的个性特色。
3.加强村庄规划提档和建设管控改善村庄村容村貌首先要科学编制村庄规划，然后依据村庄规划具体实施。一是吸引农民参与推进村庄规划提档。注重村庄规划编制团队选择与监督，明确要求村庄规划要贴近实际，要按照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懂内情、顾长远的要求；开展村庄规划实地调查，不能脱离实际情况制订无法落地的空中楼阁；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尊重农民意愿，吸引农民和乡贤们参与村庄规划编制，编制出来的规划要让农民看得懂。二是加强农村建房风貌管控。由县住建部门委托规划设计单位，由规划设计单位根据各地的地理条件、历史文化等因素，提炼地域特色元素，根据农民经济条件差异为农民建房设计一些建筑图集，引导农民新建住房时采用住建部门提供的建筑方案，积极探索解决“农村有新房没新村，有新村没新貌”的难题，逐步建成一批地域特色鲜明、乡土气息浓厚、有湖湘韵味的高品质农房。
（三）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乡村治理应敬畏农民法定权利
乡村治理水平直接影响乡村振兴成色。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保障和支持农民在乡村社会当家作主，确保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服从农民需要、交由农民决定，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直接体现到湖南农村基层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全面解放农村生产力中“人”这个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和最活跃的因素，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前提性条件。因此，必须以农民群众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的根本尺度，对农民的法定权利始终保持敬畏之心，给广大农民以充分的话语权、自主权，才能把握好“是否符合农民意愿，是否有着坚实的民意基础，是否维护了农民利益”等原则问题，真正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保证湖南乡村振兴不偏离正确方向。
3.赋予农民充分的话语权和自主权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农民才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农民必须拥有话语权和自主权。一是畅通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维护好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着力探索推行领导干部特别是市县领导干部定期下基层接访制度，积极化解信访积案；组织开展“一村一法律顾问”等形式多样的法律服务；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二是赋予农民更多的自主权。对于农民是否愿意流转土地、是否愿意集中居住、产业发展方向怎么定等，要广泛征求农民的意愿和建议，让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参与者、获益者，乡村振兴不是把农民赶上楼、赶进城，不是政府牵着农民的鼻子发展什么产业。三是赋予农民乡村文化选择和建设的权利。强化农民在乡村文化建设和传承中的主体地位，不能政府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民接收所谓的“先进文化”，要尊重农民的传统文化观，不断挖掘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农耕文化资源，让地域特色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特色资源。构建保障农民乡村文化建设主体地位的长效机制，给予农民更多的乡村文化建设参与权、话语权和表达权，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四）聚焦城乡融合发展，农村改革应把县域作为主战场
3.推进农业发展与工商业发展对接产业融合是城乡融合的重要组成，推进农业发展与工商业发展对接，健全三次产业跨界发展机制，构建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利益链接机制，对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是健全三次产业跨界发展机制。坚持以农业为本底，构建“农业+商贸”“农业+文创”“农业+旅游”“农业+康养”等多种融合新模式，有机植入乡村民宿、特色餐饮、运动休闲、健康养老、会展演出等新经济新业态，推动形成“核心IP+特色村镇+餐饮民宿+文创产品产学研”融合的农商文旅体产业链。二是通过股权纽带形成产业融合向心力。鼓励农业生产种养户通过入股的方式加入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商贸板块的餐饮或零售企业。通过层层的利益关系强化，把第一产业和二三产业进行利益捆绑，不仅让广大种养户获得一份额外的受益，还促使种养户树立主人翁精神，自动自发地对农产品品质负责，在产业融合中形成向心力。
（五）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三农主线应突出农民增收
当前，尽管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总体上在不断提升，但整体的收入水平仍然偏低。尤其是脱贫地区发展基础薄弱，受经济下行压力、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大。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面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如果农民收入得不到增加，农民生活得不到改善，不仅实现共同富裕将成为一句空话，而且乡村振兴也难以顺利推进。因此，必须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牛鼻子”来抓，成为统揽“三农”工作的主线。
1.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筑牢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基础乡村兴，则农民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前提，要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一是着力增加脱贫群众收入。加大脱贫群众就业帮扶，加大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多渠道为脱贫群众创造务工机会，巩固脱贫群众务工收入。二是健全社会保障兜底帮扶机制。建立脱贫群众兜底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高机制，确保符合社会保障兜底条件的脱贫群众的保障水平能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实现稳步提高，增加脱贫群众的转移性收入。三是把加快脱贫县发展作为巩固脱贫成果的关键举措。只有脱贫县自身发展起来，造血能力不断增强，才能实现脱贫成果的长效巩固。加大脱贫县特色产业发展支持力度，建立长株潭等经济较好地区与脱贫县长效帮扶机制，引导大城市居民加大对脱贫县特色农产品的采购力度，鼓励发达地区居民选择赴脱贫县开展休闲度假、旅游观光、主题研学，激活脱贫县内生发展动力。
4.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着力增加农民转移收入完善农业保护支持制度有利于保护和调动农民积极性，保障农民合理利润，让湖南广大农民依靠农业生产经营也能实现收入稳步提升。一是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稳定和增加农民种粮补贴，完善农业技术推广补贴政策，加大耕地地力补贴力度，保障农民种植粮食的合理利润，引导农民爱种粮和愿种粮；加大设施农业补贴力度，对符合国家设施农业要求的项目进一步拓宽补贴范围，对国家重要农产品生产的设施农业项目加大补贴力度。二是加大农业农村金融支持力度。坚持农业农村优先投入的原则，要求地方政府在每年的一般债券支出中安排一定规模用于提升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乡村振兴专项债政策，简化乡村振兴债申报和使用程序，提高乡村振兴专项债使用效率；加大政策性银行对乡村振兴领域的贷款支持力度，尤其是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供低利率中长期贷款；制定出台扶持小农户发展的普惠金融政策，降低小农户农业生产过程信用贷款成本。三是加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将小农户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纳入农业保险补贴范围，降低小农户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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