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述论
中央文献研究室韩洪洪
近现代历史上中医存废之争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中医药学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受到挑战，虽然仍在国家的卫生保健系统中占有主导地位，但却失去历史上一统天下的优越感。在医学界开始出现一种崇新排旧的倾向，著名中医何廉臣曾评价说：“现在政府及各社会渐有扬西抑中之概，故东西接踵而至，留学欧美日本医科之学生源源回国，将来新旧激战，必然之势，政府已有整顿太医院改用西医之说，中医汲汲可危已可概见。”
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大力推行西方医学。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11月颁布“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医学科目48种，药学科目31种，均无中医药学内容，完全将中医药学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由此引发了中医药界争取教育合法化的抗争，各地舆论反应强烈。1913年，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中医药学仍被排斥在国家正规教育之外。
1928年11月，国民党政府卫生部成立。在1929年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及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要求在全国禁止中医中药开业，禁止中医办医院、办学校，取缔中医书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废止中医案”。此案一出，迅速在全国引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废止请愿运动。虽然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国民党政府反中医药的基本政策却没有改变。
1933年6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国民党中央委员石瑛等人提出制订《中医条例》（草案），但是行政院长汪精卫却反对该提案，认为“中医言阴阳五行，不懂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渺茫”，主张“凡属中医应一律不许开业，全国中药店也应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致使该提案被压制两年之久。直到1935年，经过冯玉祥等人的再次呼吁，《中医条例》才于1936年1月颁布。但是，《中医条例》中仍然存在许多歧视、排斥中医药的内容，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医药的发展问题。
抗战胜利后，在抗战中曾发挥巨大作用的中医药学受压迫的状况仍无改观。各省的救济物资不发给中医药业；一批中医学校被勒令停办；卫生行政会议决议严禁中医使用西药；设立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在不公正的审查制度下，绝大部分中医无法继续营业；规定中医大夫一律称“医士”不得再称“医师”，种种限制中医药发展的手段，不一而足。
可见，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医药事业一直处于备受政府歧视和排斥的地位，中西医之间的隔阂、重西抑中的矛盾不断激化。之所以会对中医药学是否属于科学，该不该保护、继承和发展的问题进行社会大争论，是因为中国在近现代社会发展中一直积贫积弱，一批具有西学背景、崇尚科学的医生、知识分子和执政者认为中医药学缺乏科学依据，属于封建医药，为了彻底地否定旧传统、旧文化，就应该否定、批判中医药学，并通过在学校体制、国家医疗体制等领域驱除中医药学的影响和作用来达到让中医药学逐渐消亡并为西医所取代的目的。但历史却证明，这些做法超越了时代和传统，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和国情，从而陷入了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的泥淖。其直接后果就是压制了中医药学的健康、良性发展，延滞了国家卫生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健全，影响了人民大众健康水平的提高。
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政策路径
与国民党政府歧视、排斥中医药的状况恰恰相反，早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就高度评价中医药事业的现实价值，重视发展、开拓中医药事业。对于如何对待中医药学的问题，毛泽东就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必须团结中医，发挥中医的作用。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不仅积极用中医药为军民疗伤，而且还开办中医师培训班，组建保健药社，制定“国医优待条例”，成立中西医药研究总会，倡导加强中西医团结合作。从客观角度讲，这是因为在革命年代，中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军队极度缺乏西医西药，而中草药却漫山遍野，随手可取；从主观角度讲，这是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能够根据中国的国情、民情做出实事求是的科学判断，能够正确对待中医药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正确认识中医药的科学价值。这就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重视发展中医药事业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客观、科学审视中医药学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卫生工作面临疾病丛生、缺医少药的严峻局面。据1949年统计，全国中西医药卫生技术人员只有50.5万人，其中高级技术人员（即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的医药人员）仅有38875人，而且绝大部分在大城市工作。全国有医院2600所，病床8万张。根据当时乡村的一般调查，全国约有80％的病人未得到正规的医疗服务，其原因是几十万人的中医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西医之间的隔膜依然存在，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还有进一步加深加大的趋势。
正是由于党中央对中医药学的关心和重视，党和政府很快就制定了一系列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才使中医药事业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较之解放前发生了根本变化。
（二）及时纠正限制中医发展的错误主张，引导中医药事业走上健康发展轨道
新中国成立伊始，卫生部的个别领导并没有对毛泽东“团结中医，提高中医，搞好中医工作”的指示进行认真领会和执行，认为中医“落后”、“不科学”，片面地提出“中医是封建医，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应该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的错误主张。这一错误观点在当时流传甚广，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成为有些卫生行政部门的干部实行排挤和逐步消灭中医的理论依据。
这些片面甚至错误对待中医药发展的思想和做法，引起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警惕和批评。1953年，毛泽东在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我们对中医须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必须批判地接受这份遗产。必须把一切积极因素保存和发扬”。1954年6月底7月初，毛泽东对中医药工作发表讲话，指出，“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1954年7月，刘少奇专门召集卫生部司局长及各大区医学工作者代表座谈中医工作。他严厉批评了医疗界歧视和排斥中医的错误做法，指出“看不起中医，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歧视、排斥中医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这种状况，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医药学遗产的研究和发扬”。他还在不同场合要求给予中医以应有的地位。例如，他要求卫生部“要主动团结中医，欢迎他们，给他们以应有的地位”，“对中医和西医要一视同仁”，“不能鄙视、歧视中医，要尊重中医，国家要给中医以帮助”。
（三）提倡中西医结合，为中西医的团结合作指明方向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谈过“中西医结合”的问题。1944年5月24日，他在延安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就讲到：“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讲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重视“中西医结合”、“团结中西医”这一问题。1950年8月7日，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卫生工作方针，毛泽东亲自为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为中西医结合、彼此间团结合作指明了方向。1951年6月，刘少奇也表示：“政府目前的政策是团结中医西医，共同为人民服务，同时设法提高中医……使他们能更多的解决人民疾病问题。”
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更加详细、全面地阐述了“中西医结合”思想。他指出，“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新医药学。”“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
1959年11月，刘少奇再次谈到中西医结合问题。他说：“中医是我们的传统医学，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而且造就过许多医术高明的杰出人物。西医没有传入我国以前，我们中国人还不是全靠中医药治病。将来，我们的中医中药也会在西方推广开来，到那时他们就可以叫西中医结合了，就像我们现在叫中西医结合一样。”不难看出，刘少奇不仅肯定了中医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且还预言中医药学必将会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为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正是在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指导下，我国的中西医结合工作起步迅速，创新了一批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有力推动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向前发展。
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具体措施
（一）成立机构，建章立制，加强对中医药事业的管理和规范
为了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领导，促进发展，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医管理机构的建设。1952年，在卫生部医政局内设立了管理中医的行政机构中医科；1954年，卫生部设立了中医司。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局），相应地设立了中医处，地、市卫生局设立了中医科，有些县卫生局还设立了中医股。
（二）整合力量，壮大队伍，造就中医药人才培养、诊疗科研新气象
新中国成立前，中医药人才的培养主要靠家传、师授、私人办学、自学成才等途径。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还一直采取消灭中医的举措，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工作岌岌可危。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通过多种渠道来巩固、发展中医药人才队伍。
1．有步骤、有计划地整合中医药人才队伍。为适应国家大规模建设的需要，国家逐步组织、吸收28万余名中医分别参加了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医疗机构的工作，1952年登记在册的中医有30.6万人。根据卫生部中医司的报告，到1957年3月，全国有20万中医参加了联合中医医院、联合诊所，农业合作社的保健站等单位的疫病防治工作，并有29000余位中医参加了各公立医疗机构工作，中医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得到了大规模的提高。同时，国家还积极壮大、发展中医学术团体，各地纷纷成立以中医为主的“卫生工作者协会”，大部分省、市、区的中医学会陆续开展活动。1955年，中华医学会吸收了第一批中医会员。
3．大规模创办和发展中医药诊疗和科研机构。新中国成立后，在经历过短暂波折之后，国家开始鼓励并创办大量中医药诊疗和科研机构。自1955年卫生部取消禁止中医用白纸处方和1956年宣布废除《中医诊所管理条例》及《中医诊所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对中医机构规定的不合理限制后，全国农村乡镇，城市街道迅速组织起数万个联合诊所，有的进而发展为中医医院或中医门诊部。到1960年，中医医院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寥寥数所发展到330所，中医病床增至14199张。1955年12月，卫生部中国中医研究院宣布成立。1956年，一些省、市、区也相继成立了中医研究所。到1958年，全国共建有中医研究院、所17所。
（三）打破界限，开展中西医互学运动，走出一条中国医学文化新道路
在“中西医结合”、“团结中西医”指导方针的引导下，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在医疗界兴起了中西医互学运动。
关于中西医互相学习的重要性，刘少奇曾一语中的地指出：“只有这样，才能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广大人民的健康服务；也只有这样，才能利于祖国医学、现代医学在发展过程中互相渗透，相互结合，取长补短，不断创新，发展具有我国特点的新医学，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1959年4月，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应当团结中西医，组织他们共同为人民卫生事业服务，共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和发展医药科学”。
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发出关于医药界团结互助学习的决定。主要内容包括：中医西医均应加强政治与业务学习；中央卫生部应设立中医、中药的研究机构，用科学方法来整理、研究中国医疗方法及中国药物；各地卫生机构应动员经过进修与训练的中医参加预防工作，各地县以下的卫生机构并得吸收经过进修与训练的中医参加诊疗工作，使中西医在实际工作中互相学习，以收取长补短之效；对于私人开办中医学校（或带徒弟），可不加限制，但这些学校课程中应加基础的医药科学课目；全国各地得根据需要和可能成立医药界联合会或医药界座谈会，作为中西医的共同组织；在省级以上的卫生行政机构中，根据需要可设立处理中医事务的机构，担任关于中医的登记、团结、进修、训练等事宜。
毛泽东对“西医学习中医”的重视，在当时鼓舞了一大批西医投身到学习中医的浪潮之中。1955年12月，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同时，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学，从全国调来76名有经验的西医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从1955年底到1956年初，卫生部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地举办了6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从全国范围内抽调部分医学院校毕业生及有一定临床经验的西医参加，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两年半，参加学习的共有300多人。1958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该班总结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肯定了这一做法，说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并预言“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据统计，1960年，全国范围内西医在职学习中医的约有3.6万多人，一些高中级医药院校出现了一批认真学习中医的积极分子，并已有一些一流的西医专家开始钻进中医药学的伟大宝库，着手进行了一些理论探索，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关于中医学习西医，李德全在1950年2月卫生部召开的中医座谈会上号召广大中医要抛弃成见，接受新的东西，学习科学知识，利用科学方法；并与西医合作，努力充实自己，改造自己，忠实地为人民服务。刘少奇在1951年6月也曾指出：中医有一些办法原来就是不好的，特别是由阴阳和金、木、水、火、土所说明的一些理论，绝大部分是无根据的，而西医的理论则大部分是科学的，因此他主张要“使中医逐步学习一些近代医学知识，……用西医来改造和提高中医”。他还认为“没有西医的帮助，中医就不能改造与提高，祖国的这部分遗产也就不能发扬光大，行之长久”。1959年11月，刘少奇还说到“传统的中医药学要与近现代科学相结合，才能得到发展”。
在当时，中医学习西医的主要途径就是举办各类中医进修学校或中医训练班。例如，1950年7月，吉林省长春市立中医进修学校正式创办，至1951年12月，共招收了两期、167名中医进修，除开设针灸学、中药学和方剂学三门中医学课程外，进修学校主要开设了解剖学、生理学、卫生学、病理学、诊断学等大量的西医课程。到1951年底，各地人民政府卫生机关共建立中医进修学校17处，不同名称的中医进修班101处，1953年发展为中医进修学校27处，中医进修班131处。可以说，开展中医向西医学习的活动对提高广大中医的政治思想认识、促进中西医之间的团结、促使广大中医行医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变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整理中医典籍，采集民间药方，发掘中医宝藏
（五）产需结合，教研结合，加强中药的科学研发与中药学教育
中药是中医师治疗疾病的主要药物，中药学亦是祖国医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十分重视中药的生产经营、科学研发与传统中药学知识的发掘整理。1950～1954年，药材的收购和批发，私营商业起主要作用，国营商业只有土产公司和供销合作社参与，国家对中药的产销经营缺乏统一领导与管理，中药材生产恢复比较慢，供不应求的状况逐渐突出，已不适应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改变这种现状，1954年，中财委批转了中央商业部党组和全国供销社党组《关于中药材经营问题的报告》，决定成立中国药材公司，加强中药经营，统一中药的领导与管理，有重点地设立中药制药厂，试办中药的加工、提炼和改进剂型的工作。为了便于协调工作，国家还成立了中药管理委员会，由卫生部负主要责任。1955年3月，商业部成立了中国药材公司，从此结束了中药材分散经营和私营商业起主要作用的局面。